一

    日头黄了嫩了，在旧历三月的乡下，正为冬末春梢，黄嫩如河边的一芽儿新生豆菜，拖着淋淋湿润。在这又黄又嫩的日光里，马家峪村的岭梁沟壑，起伏成九月间雨水孕养的山洪，一波一浪，推到远极的地方。置日头还没出来，东山东天才薄着一抹光色，海连长同乡里管民政的吴干部，把我的骨灰装进一个帆布提包，就早早走出了刘街村，踩上了通往马家峪的岭路。日头仿佛是被他们找出来的，问了个去刘街赶集的乡人，说往马家峪去从哪儿走，那赶集的人回身一指，日头就从他指戳的地方升了起来，先是一片金红灿灿的血渍，涂抹着岭岭梁梁，后在海连长与吴干部不经意的时候，成了一圆和往常无二的日头，暖暖地晒着梁上的寒意。空气里有黄土的腥鲜和麦苗甜腻腻的味道。我在骨灰盒里又闷又胀。对面的山梁上，有往田里送粪的村人，粪臭味在这早上的清新里，顺风而下，像一条汩汩潺潺的河流。吴干部前面走着，海连长紧随其后，我在海连长的提包里颠颠荡荡，骨粉像秋风里腾起的灰尘，雾来云去在木盒里。有一辆牛车，背对着日光走来，如同从日头里出来一样。迎着牛车去看那日头，仿佛日头里有影影绰绰的一个牛棚牛圈。牛蹄声，嘚嘚当当，由远至近，很像十五年前那个冬天的最后几片枯叶，飘落在马家峪的岭梁上。我就是乘着那辆牛车，离开了马家峪，到了刘街我的舅家。那辆牛车迎着我们走来，渐渐近了，我看见那上边坐的依旧是马姓的老人马四爷，他袖着双手，鞭子插在身边。吴干部问他马家峪还远吗，他用手指了一下，说不远，一会儿工夫的路，然后就从我们身边缓缓走过，由远及近，像马家峪的影子，遂又由近及远地消失，朝着刘街的方向。眼下，那牛车的铁轮，换成了马车的胶轮。没有了铁轮的叮当，牛蹄声显得沉默而又孤寂。

    终于，马家峪被海连长们找了出来。一脉山腰，几十户人家，散成一个小村。新起的瓦房，零零散散地竖立，显着这个年月在乡间的气候。一群狗，在村田里追逐着。从田里回来的村人，去时挑了草粪，回时挑了几块石头，倒在门口的石堆上。并不见石堆长大，可那石堆却是这样一担担挑了出来，到了盖房时候，已经不差多少够了地基。海连长穿了百姓衣裳，提着我走入村子时，已是早饭时候，村人们从各自家中出来，到我家门口的槐树下，热热闹闹地吃喝。那槐树下摆了一个一个有平面的石头，村人们就蹲在那石头上，手里夹了白馍。我在村里时，吃馍是过年才有的事情，现在想必日子是好了。在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靠着老槐树的那块大沙石上，坐了我的邻居贵德伯；东石上，是村西的仁德叔，西边是七婶子。七婶子已经老了，头发染了灰白。正在我家门边的是二拐子。二拐子立在石头上，大声地说洛阳他的大伯家，说那还算他奶奶的婆家呀，他自己的孩娃成亲了，分家啦，每个星期日回去看看吃顿饭，我大伯还让他孩娃一家三口交饭钱。我那大娘才他妈不是人，退休了，在家领孙子，领一个月竟让自己儿媳交她五十块的带孩娃钱；这天下还有奶奶带孙子收钱的理！二拐子的嗓子很大，说话时恨不得烧了他大伯一家人，话完了，饭场上静默着，村人都满腹惊奇。七婶的脸上，硬了一层木呆，过了半晌，她信信疑疑，像问别人，又像问自己说：

    “不会吧？”

    二拐子从石头上下来。

    “我骗你们是孙子。”

    一个男人朝二拐子近处站了站。

    “你每次去洛阳卖肉墩儿，不都在他们家吃饭嘛。”

    二拐子把头昂起来。

    “我二拐子不做马家峪人做不出来的事。”

    再问，二拐子便算盘细账，说第一次去，给伯家留了一个大肉墩，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二次捎了十斤花生米，又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三次去捎了半袋板栗核桃，还是吃了一碗干米饭。到末了，马家峪人就齐口同声，说外面的人不是人，世界也不是好世界。说如今的世道，都让那城市的教养染坏了，先前去刘街赶集，饿了到谁家都能讨出一碗饭，眼下再去，讨一碗水喝，也要收你二分钱。这样说着，有一番议论，海连长和吴干部就到了我家门前，立在了那饭场中间，问这是马家峪吗？答说是的。又问谁是生产队长，答说没有生产队长，说地都责任过十年了，生产队早就解散了。海连长于是就睁大了双眼，求救似的看着吴干部，吴干部朝前走了一步，说我是乡里来的，想找找你们村的村干部。答说我们马家峪就没有村干部，连一根干部的毛毛也没有。

    吴干部脸上硬了惊色。

    “那村里出个事情谁负责。”

    二拐子拐到吴干部正对面。

    “马家峪不是刘街，大白天敢哄抢我的苹果。”

    吴干部望着二拐子。

    “村里总该有个村民组长吧。”

    二拐子说：“要啥村民组长啊。”

    吴干部说：“好歹总会有个主事的人。”

    二拐子说：“我们有事都跟四爷打商量。”

    吴干部说：“四爷是谁？”

    二拐子说：“是四爷，在村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

    吴干部说：“四爷家住哪儿？”

    二拐子说，四爷到刘街给村里拉化肥了，你们有事跟贵德伯说。然后，回身叫了一声贵德伯。贵德伯从老槐树下的石头上走下来，上上下下看了吴干部，又看了海连长，说你们不是来搞计划生育的吗？吴干部说不是，转身指着海连长，说他是从部队来的，我是乡里的民政干部，来商量一件安葬的事。吴干部说出安葬时，脸上很吃紧，像人在城内，城门已经被人攻开了。然贵德伯却说，不是计划生育，天塌的事也等吃过了饭说。接着，他把头扭到一边，问谁家有新馍？七婶说我家是今早新蒸的，让娃他爹拉煤做干粮。拿出来几个，贵德说着，把目光落到一个孩娃身上，说你回家搬两张凳子来，那孩娃就端着饭碗小跑回去了。接下，他在饭场上走了半圈，说仁德，还就数你家汤好，仁德叔就起身回家了。工夫也就一丁点，回去的都又来到饭场上，在那饭场的中央，摆正了一张高条板凳，两个矮小凳，高凳上有了两碗白面汤，四个白蒸馍和一碟生葱菜。贵德伯说吃吧，乡下没有好吃食，天大的事也得吃完了饭再商量。话味道是硬得不容商量的。吴干部和海连长相互瞅一眼，便都明白了马家峪的风情，也就坐下吃起来。

    饭场里有了外面人，立马就荡起热闹了，但凡马家峪的少老，几乎全都走出了门户，且到这饭场时，手里都要端来一碗饭，或拿来一个馍，再或端来一盆菜，摆到海连长面前，说尝一口我家的吧，你们来一次村里不易。这么着，那条凳上便摆满了碗盘，有烙馍、油馍、玉蜀黍汤、大米汤、面汤，稠的稀的，条凳上摆不下就搁在地上。端来了那么一碗，似也有了入饭场相陪的资格，马家峪人便都云集在我家门口，围着海连长和吴干部，看他们吃饭，也问些长短。谁家的鸡咕咕叫着走进饭场里，被女人们赶走了。一条黄狗从村人的腿下钻出来，卧在海连长身边，贵德伯咳了一声，过来了那狗的主人，朝狗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骂说滚出去，分不出个场合！那狗就夹着尾巴出去了。

    太阳已升至岭坡，热光一竿一竿，暖着这冬末的三月。在海连长的提包里，我觉得那浅绿的帆布，有薄薄的一层火温。想马家峪的村人，十年二十年，竟没有啥儿更改。

    二

    天气是越发好了起来，清早那卷在沟里的纤薄的白雾，悄然无声地散尽。一个小小刘街，仅因为几年前有条公路穿村而过，竟渐成了乡下的一处集市。我入伍前，它还叫刘家涧，一年不到，那公路通了，它就改称了刘家街，后来也就利索为刘街了。然它还是倚着耙耧山，濒着十三里河。说山，也不成其为山，没树林，也少明石；说河，却终年不闻哗哗的水响，只有九月的盛雨的季节，那似涧似沟的河里才轰隆着一股水声，卷走了人家的猪牛，偶或还有整个的麦秸垛摇摆着漂下。贵德伯说收不收他入坟得由四爷说了算。二拐子说我去刘街唤四爷早些回来吧？

    你去，贵德伯说，回来捎一斤香酱油，人家外面人吃菜是少不得酱油的。

    海连长把我提进刘街时，我还未觉出刘街的繁华。跟着二拐子重又回到了刘街上，我才终于清亮刘街失落了往日的荒凉，时日让它再生为城市的腕脉了。赶集人四面八方地拥过来，二拐子在那人群里，鼠着身子走，却把我挤到了街边。我在那窄狭、弯曲、高低不平的街边，沿着人家的墙根，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几年前：那当儿，公路还如被刀切碎的猪肠子，一断一段，一段一断，从洛阳试着伸过来。开山的炮声终日轰鸣，似乎要把乡下的山脉炸为一马平川。也是从乡下调来的村人们，一日一日地拉土、运石、开挖、改河、修桥、筛沙，听任着城里人的指派。可就在一个黄昏，日光静静地流淌像一条平淡的河，我从那河中过来，舅把我拉到了村头上，望着一段已经笔直平整的公路说：

    “佚祥，你今年十七吧？”

    “满十八。”

    “你舅我十八都在家里挑梁拿事了。”

    “……”

    “你看啥？”

    “看修路。”

    “想些啥？”

    “不想啥。”

    “舅我想让你去当兵。”

    “……”

    “当兵你啥也不消学，只学那烧饭掌勺子。”

    “……”

    “三年后你回来，公路穿过刘家涧，刘家涧就不是刘家涧了。会了掌勺炒煎，在公路上开个饭铺，那日子也就不是往日的日子了。”

    让舅言中了，仅仅三年，那往常的草房便都成了青堂瓦屋，穿村的公路，逢五遇十，就成了一条集市。刘街人的田地已经有了荒芜，家家都在街上开门铺，摆生意，卖饭、卖布、卖油条、卖双羊肠汤。加工孩娃的衣裳，全是从洛阳买来的残布碎片，做工也决然顾不上精细；卖羊肠汤的，五天前的羊肉臭了，回锅一煮，一样地又卖给和他们早先一样的乡下人；还精明地把山里人来卖的鸡蛋，一毛五一个收起来，装进草筐里，从那新修的公路运往洛阳去，两毛钱一个卖出去，返回时，把洛阳人的旧鞋旧衣收起来，五毛一件，一块一双，塞满了鸡蛋篓，到刘街就三块五块地卖给山里人。那些卖了鸡蛋的山里人，两块钱买一双小鞋子，要说刘街人好些的好话，他才会伤筋动骨地卖给你，然后说一句，甩卖啦，谁让咱都是乡下人！我从刘街的屋檐下往前走，二拐子在人群里大着胆子挤。临午的日头，懒懒如烧透的球，吊在刘街的正空上。街上的门牌字号，都一律簇新出耀眼的光柱来。“贺记饭庄”、“雅静酒馆”、“芳芳发屋”、“星光照相铺”、“尽有糖烟酒”、“史家铁匠铺”、“好再来烧鸡店”，字号都是都市小巷胡同的，眼下在刘街的街面极光彩，衬得刘街很有城里的味道和光色，在这集日里，使你觉得它今儿是街，兴许明儿忽然成了城，也许再过三朝五日，它也就成了市。都是指不定而又难料的。

    舅家巧儿就邻了那公路边，置大街的正中央。头年一间柴棚开了面条铺，专营炸酱面，来年就盖了二层楼，一楼炒菜设酒席，二楼架床做旅馆，楼头上竖一铁牌子，上书五个字：刘家大酒楼。街东街西都可瞧得见，路过的汽车，入村便往那酒楼下面开。二拐子从酒楼下面过去，到酒楼对面打了一瓶香酱油，晃晃荡荡地提在手中。

    我到那酒楼下面立下了。酒楼里的热闹，仿佛十三里河里发了洪，浑色的吵嚷喧嚣滚出来，拦了我的路。我设法儿从那吵嚷里面过去，我死了特别渴望一种静。

    静能使我想起我那老旧的记忆，儿时的陈事会慢慢生出新芽儿，帮我找到生我的乡土在哪儿。我迟疑着从酒楼下面横过街对面，赶集的乡人踩着我的头肩走过去，我从地上撑起身时，正对着舅家酒楼的一扇窗，看见那楼下摆了几桌结婚宴，大肉块儿白得仿佛堆了一盘雪。我想起了就在那扇窗户下，坐了海连长、吴干部，还有我的舅。我的骨灰就摆在那张桌子上。

    海连长说，真对不起你们。

    舅说佚祥这孩娃真可怜。

    吴干部说，你就把它收下吧。

    舅看着我的骨灰盒，说真不能评为烈士吗？

    海连长说连里再三要求了。

    吴干部说部队上有难处，能评就评了。

    舅说我收它不能在家放个骨灰盒呀。

    吴干部说随便埋在哪儿。

    舅说总会有一些安葬费吧。

    海连长说不是烈士……都有规定的。

    乡间有习俗，要埋就得让它入坟里，花钱我不怕，可他不是刘街的人，那刘姓的人咋肯让它入坟呢？舅痴痴望着海连长的脸。

    吴干部说不入坟就埋在河滩坡地都行的。

    海连长伸手拉过骨灰盒，摸着那阴凉木盒子，我感到海连长的手又湿又热。他说我们拍了三封电报你们不去人，我千里迢迢送来了，总不能让我再把骨灰带回去。

    舅眼角流了泪，说好歹他算我外甥，让我随随便便埋了，我如何忍了心？

    吴干部说那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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