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其实，写小说和讲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讲故事也就是写了小说。

    二

    我无法依着惯例来写这部小说，大校旅长汪洋的真实经历束缚了我对小说的想象。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真实是小说的天敌。还有一种情况，想象必须向真实缴械。放弃想象和放弃真实都可能使经典产生，可二者都不放弃的时候，则往往使作家尴尬，露出马脚。道理似乎谁都清楚，写作中的诸种原因，又使你不得不二者兼顾。

    眼下，我所遭遇的，就是既要熊掌，又须得鱼的事情。汪洋没有提供给我一部小说的全部资料，按我最初的看法，他也许连构筑故事房屋的一半砖瓦也没有提供。我不否认一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一部史诗的说法，可你也得承认，还有的人，一生不过是一篇小小说、一段顺口溜或者一句歇后语而已。汪洋不是后者。汪洋的父亲是今天稀有的在世的老红军，哥哥汪海曾经是一位步兵团的副团长，而他们父子三人，又都是或说曾经是地道的农民。这种境况，足以让汪洋或者汪海，再或他们的父亲汪荣贵成为一部可传后世的军事文学作品。可惜我对他们的采访少了。事实上，我也没有能力像了解我自己和我的家族一样了解他们。我的感情始终和他们父子三人的某些经历隔海相望。我现在所进行的是一次吃力不讨好的写作，其结果大约已未卜先知：这部小说，既不是大校的真实历史或传记，又不是一部纯粹虚构的人们共识的好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好的军旅小说。好的军旅小说，自有其他的标准。我想，我写的是一篇破绽四溢的所谓的文章罢了，是一则有关汪洋大校和他的家庭、家族的蹩脚故事罢了。这则故事，既是汪洋的，又是作者的；既不是作者的，又不是汪洋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亦真亦假的历史和传记同属一个范畴。

    让故事从九月二日开始，因为我写作的今天，正是九月二日——也许从九月一日或三日开始，故事会是另外一番模样，人物会是另外一种命运。这就是写作的魅力。许多作家，都喜欢把故事的时间放置在他所处的真实写作的时间（季节）里，连那些历史记录员和传记作家也有此病。仿佛这样更容易把内心的漂浮物打捞上岸似的。

    这一点我不愿费神免俗，还是循规蹈矩好些。

    三

    九月二日的北京异常凉爽，秋风习习，可九月一日还很有几分燥热。夏秋之交，好像就是九月二日这一天。这一天天高云淡，极目可到遥远之外，能看见耙耧山脉在转低了的气温里，显得温柔舒展。褐黄色的土地上，有淡薄一层半青半白的气息，在玉米的夹道里缓叮缓当地流来流去。汪洋从小镇上的火车站出来，他一身笔挺的呢料军服，哐哐当当把周围的目光吸了过去，肩上的两杠四星，闪烁出的光泽使小镇的车站广场，嘭的一声明亮了几成。坐着火车再向前四十分钟，也就到了县城。在那个县城里，有他当了六年县长的哥哥汪海，有他已经十四岁的儿子汪平平（事实上汪平平并不是他的儿子）。他已经五年没有去过那个小城，十二年没有回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耙耧山脉。他应该继续前行四十分钟，坐着该县最豪华的轿车荣归故里，毕竟他从一个地道的青年农民参军入伍，二十二年后，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最年轻的上校旅长，二十五年后，提前晋升为大校旅长。如果一周后，他指挥的最新型号的导弹在中国西部发射成功，其他环节再不节外生枝，他就有可能被破格提为基地司令部的参谋长。那时候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最年轻的少将，然而在战略导弹部队，他将是将军中最年轻的一员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他没有去县城找哥哥要车，甚至回来连给哥哥一个电话通知都没有。这多少和有些高官爱好贫衣一样，也多少有些享受皇帝微服私访的味道。这样说，对大校的心情有些以偏概全。确实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基地司令员让他回家滞留一至三天，必须在新型导弹发射的前一天，乘飞机赶到西部的发射基地。他不想在县城的酒桌上耽误他的金银时间。

    命运中更为光亮炽白的阳光，已经照射在了大校饱满的前庭。这最为关键的时刻，无论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军人，还是作为即将晋升为少将的大校旅长，他的岗位都应该在那漫无人烟的戈壁滩，在发射架旁供他发号施令的指挥室。可这时候，八十七岁的老红军，迈着蹒跚迟缓的脚步，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他又偏偏奉命从戈壁滩到北京参加为军委首长汇报战略导弹部队最新系统的电脑全自动发射演练，返回途中必经豫西山区。于是，一同前往北京的基地司令员说了一句，回家看看老父亲吧，发射前赶到发射现场就行。

    他说，算了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司令员说，不要让人家说，军队干部官至师以上，都彻底官迷心窍，都是不孝子孙。

    从小镇上一排排黄白相间的目光中挣脱出来，大校租了一辆三轮机动车，开始朝耙耧山脉的深处行驶。田野上的玉米因为干旱而瘦弱早熟，金黄色的温馨，在机动车四周铺排下厚厚一层。望着穿行在田地里的乡村官道，呼吸着烫鼻的玉米的棕色味道，大校的内心没有久别归故里的潮涨潮落般的激动。他的脸上漠然而略带麻木，还有秋叶一样薄薄一层却十分清晰的忧愁。他对耙耧山脉的情感早年就像母亲亲手给入籍城市的儿子穿上的千层底儿布鞋，弃之不忍，穿之违心。而提干以后，则像久违乡村的老干部品尝家乡的小米或者红枣。他档案中的每一页，凡有籍贯或入伍所在地的栏目，他都认认真真写下：耙耧山汪家沟，本人成分：学生，户别性质：农民。他为他的出身，能在今天档案中写出“农民”二字感到有藏而不露的惬意。他从来不像哥哥年轻的时候，不停地抱怨老红军把他们变成了农民，不像哥哥那样有些戏谑又隐藏不住内心的得意，在军营对上级、下级不停地说，老头子顽固不化，一边到处去给青年学生讲革命故事，一边还要在老家赖人家二亩地春种秋收。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大校就开始怀疑父亲所谓红军的历史。他坚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尽管父亲确实是一位红军。大校为父亲是农民而自卑，为他自己是农民而自卑，可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奋斗对命运的改写，他不再为他是彻头彻尾的农民感到有丝毫的不快。相反，他在和上级首长谈话时，当触及官职地位，他说，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正宗的农民，做官做到今天，该满足了，比比我那些同学、战友，我还有什么可说呢？他说，我不图做官，我只望做一个称职的军人。他从连职开始说这样的话，直到成为一旅之长，开始听别的农村籍军官说这样的话。他每一次这样说的时候，都能看到上级首长目光中晶亮柔和的满意，都为自己曾经是农民而暗感自豪。和当今城市人坐在咖啡屋向情人诉说孤单和痛苦一样，大校从痛苦中得到了享受和自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和耙耧山脉，都已成为他作为军人和一级级向上晋升的动力和资本。然而今天，他不再这样说了，因为今天的营、连职干部，像他一样给他说同样的话时，他的心门豁然洞开，看到了那话后的虚假和反意，从而导致了他对当初自己那样说时的真诚大打折扣。同时，他也不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成为巴顿的军官就不是好军官那样的大话空话。他觉得这两种话语，都同样矫情和虚假，后者还有狂躁、轻浮和无知。他把一切都深藏在内心之中。他和哥哥汪海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的心是在脸上，另一个人的脸是在心中。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作为农民给他带来的耻辱，和为了摆脱这种耻辱他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二十五年前，汪洋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导弹发射旅的大校旅长。还有望在不久后成为一员少将。那时候，在某一天的下午，他穿着肥大的新兵军服，踏着那一场年前的冬雪，往镇上的乡公所急急走去，把送行的民兵连长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在他现在返回耙耧山的官道上，他们一前一后像不是同路的行人。

    民兵连长唤，洋，你慌啥？

    他停身回头，把手放在嘴上哈着十七岁的青年热气，你快些，走慢了到镇上怕没有菜和馍了。

    民兵连长赶上来，没事。我每年都送走一批兵，我知道啥时候赶到正好开饭哩。

    问，真的是白菜粉丝熬肉？

    答，你哥当兵走时你不是送了嘛。

    问，白馍随便吃？

    答，那当然。你们是去保家卫国哩，还能不让随便吃顿白面馍。

    说，我哥走时是义务兵随便吃，送的人一人只让吃一个。

    说，今年肯定还是你们随便，别人定量。

    他说，到时候我多拿几个，你捎回去给我爹和我娘。

    民兵连长把他领出的双份四个白面蒸馍捎回村里给了自己的媳妇和孩子。汪洋在到部队后的第一封家信上问了此事。父亲的回信上说，他妻哥什么也没捎回来。又说你当兵了，千方百计要提干，提干了什么白馍肉菜天天都有了，不要像父亲这样为了白馍干了半截革命，却又成了吃不饱肚子的农民。汪洋没有辜负老红军的话，在新兵连训练期间他就显示了一个士兵不凡的毅力和素质。共同课目中跳木马，他三番五次跳不过，纵身起跳不是突然停步就是骑在马头上，教官排长最后急了在他屁股上踹一脚，说你他妈的真是个农民，我看你一辈子都别想成为一个军人。

    这件事是大校汪洋的真实经历，后来转化为汪洋成长为一个军人的原动力。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的教官排长是发射旅的老旅长，汪洋升任旅长后他以副师职进了干休所，我去采访他时他同样说了这件事。说在某一个深夜的木马前，他亲眼看见汪洋跳不过木马，就噼噼啪啪朝自己的脸上打耳光，在酷冷月白的耳光响声中，汪洋又一跳就飞过木马了。

    四

    嘉奖令

    新兵二连九班战士汪洋，在新兵训练期间，刻苦努力，各项成绩突出。尤其在旅组织的共同课目比赛中，获跳木马单项比赛全旅第三名，特嘉奖一次，以资鼓励。

    新兵一营营长：范同志

    政委：赵庆红

    一九七四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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