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很少说起我的家事和那段新兵生活，很少说起过我下连队后当战士的一些经历。那些经历已经成为另外一些军人的笑谈，他们有根有据地指责我们的做法是小农意识，是我们的意识阻碍了这支部队前进的步伐。现在我当旅长了，我得承认他们说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们只看结果，不问原因。比如说我汪洋——一九七四年是什么时候？全国都还风起云涌，五洲震荡呢。我父亲很幸运，他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成了背叛革命的叛徒的，有段时间，他天天和村里的地富反坏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有时还到镇上和县城挨斗。人家让他趴在地上把沾在一面红旗上的痰舔净，他就趴在那面旗上把不知谁吐的痰舔了。那年队里分夏粮时，别人回家吃饭让我父亲在麦场上看麦，一头猪去麦场上偷吃小麦被我父亲轰走了，可村里人分粮时在麦堆里发现一泡猪屎，又恰巧该给队长家里分，一个社员用木锨一铲，队长看见那鸭蛋似的一块猪屎了，把我爹叫到麦堆前，说汪荣贵，你过来，把这泡屎吃了今天给你家分小麦，要不吃你家一粒小麦都不分。信不信由你，这就是我父亲当时的真实处境。我家的日子怎么过？我爹是不是真就当着全队社员的面。把那一大块猪屎吃了有待考证，但从全队社员有的哈哈大笑和有的人跑到麦场外偷偷地哭，说队长这辈子不得好死这些情况来看，我父亲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那个时期实际上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那一年我们全家分了多少粮？一个工分九分钱，一个人头二十八斤麦，我、父亲和娘，三口人一共分了八十四斤。有一天，父亲说，洋，又回到解放前了，没粮吃，没路走，当兵去吧，有一朝出人头地回来在队长脸上吐一口痰就行了。当时我不足十七岁，又瘦又小，跑几里路读书两腿就发酸，可队长人高马大，是复员军人，是一位工程兵，专门开山放炮，搬石头扛炸药。从部队回到家时，把麦场上的石磙扛在肩上在麦场上走了一圈，把全村人都吓得不敢大声说话了。他能扛动石磙，他就当了队长，我怕队长，父亲更怕队长，一村人都怕队长，然而队长怕支书。支书和我一样又瘦又小，可队长见了支书就像见了他的爹。村里的民兵连长是支书的妹夫，因此队长得让着民兵连长。我是通过民兵连长当兵的。我和民兵连长的妹妹订婚了。民兵连长管支书叫姐夫，我管民兵连长叫姐夫。农村的亲缘关系永远是一张网，这网包罗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历史。我这样说一点不夸张，不玄虚，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任何一户农民不在这网上扭个结，拴个扣，他就别想在农村活下去。那时候我家就在这网上缺少一个扣。这样一说，你就明白在队长要让我父亲吃屎的时候我为什么能参军入伍了，就不用对我的家庭刨根问底了。总之，我要说的是，接兵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说为了保家卫国，事实上我在心里并没有排除另一个念头，那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队长的脸上替父亲吐上一口痰。这个愿望在我入伍后第四年时实际上就变得太容易实现了。我在部队的发展一帆风顺，前途光明如日。在新兵连因跳木马获得旅里第三名之后，我的单杠、双杠、射击、队列等共同课目，踏着我的血汗上来了，成绩都在优良以上。我是我们那个新兵连进步最快的一个兵。凡受过屈辱的人都明白，能把屈辱作为动力，世界上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达不到的目的。理想其实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人生飞翔的翅膀。这话很幼稚。扇动翅膀容易，想长时间飞翔却需要耐力和毅力。什么是耐力和毅力？想把屈辱还给那些使你受辱的人是最好的耐力和毅力。农村兵大抵如此，农村军官也大抵如此。有的战士退伍了，有的战士入党了，提干了，有的农村籍战士一提干就止步不前了，有的干到营职把老婆随军就不思进取了。这里最根本的差异除了人和人才智的不同外，就是他如何理解、看待和利用他们在农村那段人生的财富和屈辱。在学校时我的理科好，我从新兵连分到发射营，担任一连一测试排的二号手，便开始在被窝打着手电背测试专业的基础知识。我跑四十几里路去一座中学请教一位物理老师，听他给我讲解一张测试电路图。我用父母寄来的卖鸡蛋的钱，专门托连队干部出差时给我买几个电阻做实验。我第二年就成了测试排二班的班副了。我改进的测试仪器零件虽然没有成功，可我被评为全营仅有的一位战士发明家。第三年我就在老兵退伍后，荣升为测试排的班长了。第四年我休假回家时，就可以在队长的脸上吐痰了。有能力报复队长，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班长，根本原因是村支书得了恶症，他让他的妹夫做了村支书。就是说，四年光阴，人世沧桑，我当了班长，我未婚妻的哥做了村支书。老支书、新支书都看到了我前程的光色，在我哥哥汪海将提干时，由他所在的步兵团给村委会寄了一张家庭政治情况调查表，需要村委会在那表上写下家庭历史清白几个字，需要村委会在那表上盖个章。这时候新任村支书拿着那表找了我父亲，说老大汪海怕要提干了。父母亲满脸喜悦说，支书你就在那上面盖个章，这是孩子们一生的前程哩。支书说盖个章容易，啪嚓一按就行了，说两家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你真的是叛徒我也要在上面啪嚓一个大队党支部的章。支书说完这话我父母就哭了，那泪水决定了我一生的婚姻。支书说我妹不小了，写封信让老二回来领个结婚证。那年九月初我就回家和支书的妹妹领了结婚证。那天天气特别好，全村的人都在村街上看热闹。我在前边，支书的妹妹扶着父亲在后边，我们从人们的目光中走过去，到队长家，看见队长蹲在屋门口给他的孩子们补裤子。抬起头来，我听见哐的一声，队长的脸成了苍白色。他三岁、两岁、半岁的三个孩子，每一个脚上都穿了白孝鞋，缩在门口，盯着涌进他们家的人群，浑身抖得咣咣当当。我说队长，我们是一家人了。这时候队长的父亲从他家屋里冲出来，啪的一声打了队长一耳光，说快给你荣贵叔跪下。

    队长就像一棵大树倒了样，轰隆一声在我父亲面前跪下来。

    我没有把痰吐到队长的脸上去。

    我把那个多年耿耿于怀的念头咽进肚里了。我只对队长冰凌落地一样笑了笑。

    一年后，当我成为排长时，在我和支书的妹妹依着乡俗完婚的那天夜里，队长在他媳妇的坟前上吊了。

    六

    其实，大校的叙述，时有文学的色彩，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对自己的身世有虚构的成分。是否可以这样说，虽然汪洋的话里没有水分，但却不无疏漏之处。或者说，他有意向我们简略了他的某些经历，有意对我们忘记了他的成长史、婚姻史和家庭、家族史中的某些关键性情节和细节。他是大校，他是战略导弹部队屡建奇功的王牌旅的第八任旅长，这个旅曾产生过七位将军，其中有一位是上将，一位是中将。而汪洋，也即将登上一个新台阶，迈入将军的行列。因为这些，我们没有权利硬以采访为手段，去诱导他说他不愿说的话。但在他的大段叙述之后，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有意或者无意的疏漏。一方面，也简略了他成为一个军人的过程，或者说他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这部小说用笔的主旨，是大校军旅生涯中最具华彩的篇章，也是当下军事文学对军旅作家的要求。对此，大校说了两句哲理味起伏的话：任何一个有十年左右军龄的农民，都会深爱军营，深爱军人。只要深爱了，就是称职的军人。大校又说，任何一位有五十年军龄、六十年军龄，甚至八十年军龄的职业军人，他都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农民性。很显然，大校的话前者是他对军人的情感总结，后者是他对父亲汪荣贵的人生概述。他以为他的正反语论，把军人与农民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了，其实没有。这是一个长远而又复杂的话题，除了文学上需要对此补考外，读者和我还关心大校一个更重要的叙述中的省略和遗忘，就是大校的婚姻史，大校的爱情生活，大校的男女境遇。这是讲故事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一个人的一生最为动人、诱人的页码。我们发现，大校对这些问题，不是避而不谈、绕开话题，就是一笔带过，马虎了事。然而。发射旅的每一个战士都知道，旅长的家属至今没有随军，旅长结婚二十年仍然独自生活，这给一些官兵留下了无尽的猜测。发射旅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知道，旅长的妻子神经有些问题，常年半疯半醒，旅长四处替她求医无效，又不能亲自侍奉、照料她，只好让她仍然生活在耙耧山脉老家里，这个说法使官兵对旅长肃然起敬，而又使他显得空洞，缺少人情。发射旅的任何官兵都不知道可耙耧山汪家沟的各家各户都知道，大校汪洋已经十几岁的儿子，不是他和他的妻子所生，那个一直放在县城被做县长的伯伯汪海照看读书的汪平平是曾经多次羞辱过汪荣贵的生产队长的小儿子。他怎么成了汪洋的儿子呢？他们如何收养了这汪平平？汪平平每年寒暑两假到军营同爸爸汪洋在一起，每个星期天都回汪家沟同爷爷汪荣贵和那半疯的母亲、当年的支书的妹妹在一起。旅长汪洋的身世独特而又离奇，每一个人生情节都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波折有某种勾连和暗合，都与一个军人所付出的心血、生命有因果。我说能谈谈这些吗？旅长说有这个必要？我说我想知道。他说那些算不算我的隐私呢？我便不能穷追不舍地询问了。出于礼貌，我不再向旅长打听这些。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根据我对耙耧山脉那块土地的熟识，还根据我多年写小说编故事的能力，我想我会把结果和原因如连环样一节一节找出来，并连接在一起，使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一条虽弯曲却通畅的路途，或是虽残破缺损却可以直达彼岸的桥梁。

    设想汪家沟是那样一幅风俗画：落日如血，山梁和村落殷红一片。村子里新起的瓦屋和偶有的两层小楼，正散发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欣荣之气。因此，老牛回圈的泥黄色的叫声，并不使村落显得呆滞和封闭；村口上停了两辆瓦亮的轿车和一辆面包车，也并不使村落显得奇异和不够协调。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正处在车轮和毛驴同行的路上。汪家沟人已经习惯了豪华的轿车停在牛棚边上的场景，因为这个村落毕竟出了一位红军、一位旅长和一位县长。更重要的，这三位写进县志的人，是一个家庭，是一个乡村的军人世家。这是汪家沟人的荣誉，是村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这时候大校汪洋回来了，在山梁上下了机动车，付了款，司机把车开走，他就进入了乡村这幅风俗画，看见他家门口停的轿车，知道哥哥汪海也已回到汪家沟，心里因此才噼啪一响，确信无疑父亲是病了，也许死亡已经在父亲眼前一道黑影样游来荡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接到父亲病重的电话后，一直没能把父亲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却总是把西部的那枚导弹发射与失败联系起来想。而事实上，为这次发射，他和他的部队精心准备了八个月，他同老部队发射一营同吃同住，在导弹阵地，从每一位号手的单项训练，到班排单元训练，再到营连的综合演练，直到训练最后阶段的调式，每一个环节都备战得万无一失。到了戈壁滩上，在发射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把机关和分队的作战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发射到此也就只欠东风传令了，可他仍然摆脱不了发射失败的预感的困扰。而父亲已经八十七岁，死亡已经在老人的枕边坐候，生命行程的终结也就是在翻身之间，可他却从未想到过父亲会有死亡的这一天，且是在他的部队要向世人宣告中国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时。他有些不十分自在，甚至有些如在舞台上走步一样，朝村落走过去，皮箱擦着他的军裤，发出脆绿的声音。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看见他知道是谁，却都不言不语，仿佛不敢相信村里出了这么一位旅长，不敢相信这位旅长在这个时候回了村。有一位曾经在他手下服过役的退伍兵，过来笑着接了他的行李，像公务员样光荣地跟在他后边。

    汪洋说，我爹的病咋样？

    退伍兵说，你快回家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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