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说：“可是，现在郭老师有病了。”
到这儿，村长不再说了，又点了一支烟，独自抽着，吐得云天雾地。他不说话，村干部就开始议论，就知道这是老村长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了。副支书小秦说，病了，啥病？难道是不治之症？三十几岁的妇女干部——村长老蔡叔家的远房侄儿媳妇的声音比谁都大，她说真病了？前天还带着学生们去山上训练哪，我家顺生跑丢了一只新球鞋，回来还说他们老师好。副村长说我早上还见他一个人在岭上跑步哩，那动作精精神神，胳膊拳头都在正腰间，猴似的，和他们部队上那样的跑步一模样。治保主任说，他有啥病呀，我来开会时还见他去村里代销点上买粉笔。就这样八舌七嘴，说了半天，没有人相信老师郭松刚会有病。
最后就都鸦雀无声，把目光落在了村长脸上。
村长拧灭了烟，用舌头舔了一下干嘴唇，轻声说：“今天我们会议的内容，大家谁都不能说出去，回到家都要守口如瓶，谁说出去谁负责。说出去不光是对村里的教育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毁了郭老师，要毁郭老师一辈子。”
村长说：“郭老师得的是精神病。”
村干部们一下都呆了，看着村长，就像要审视郭老师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一动不动，不发一言，使会议室一下子变得如同没了人，连日光透过窗户的声音都清晰得如风从门缝吹过来。不用说，这会儿，大家都在等着村长继续说下去，等着他把问题说得更清楚，问题的根据更明确。当然，村长老蔡叔也就如众所期地说了个一、二、三、四，谈了郭松刚当老师以来的诸种表现和村里百姓的诸种猜疑，最后提了几个问题。
他说：“先说吧，郭老师教学生不是让孩娃们好好读书，考大学，当干部，光宗耀祖；他鼓动孩娃们长大都当兵。为了当兵咱们费心费力办这学校干啥呢？谁想当兵到镇上五十块钱买个中学文凭就够了。他还在孩娃们写理想的作文里，谁写想当兵多加五分，写想当干部扣五分，你们说他是不是脑子里有病哩？好，不说这，再说他在部队上。在部队上，松刚可是个人才吧？立过大功，连导弹有问题时专家都要请教他，你们说部队不缺这样的人才吗？改革开放哩，人才是第一，电视上也常说部队要现代化，人才是第一。既然人才是第一，松刚又年轻有为，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他，那为啥又安排他转业哩？再说吧，转业也就转业了，为啥在一家工厂上班不足一个月，工厂就又不要他哩？是工厂不缺这样的人才吗？缺哩，就像咱庄稼地里缺水缺肥一样哩。还有，孩娃都快上学了，夫妻俩过着过着咋就离婚呢？连一句嘴都没吵，更别说打架了。要说，离婚也算常事，这年头，城里人嘛。可你们想媳妇要和他离婚，他反而不要房子，不要财产，不要一分钱，光着屁股手一拍，白去给人家生个孩娃，一转身就又回到农村了，回到村里了，这道理能讲得通吗？”
最后，村长老蔡叔伤心地默一会儿，看大家还有人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老蔡叔便有些不高兴，如被人不信任，失去了威信样，他说：“现在，我也不敢真的断定他就是精神上有毛病，你们去个人，到岭上立着看看他在学校干什么，你们也就明白了。”
村干部们都没动。
老蔡叔说：“去呀！”
副支书小秦就去了。小秦最年轻，二十几岁，又是老村长一手提拔的，他当然就去了。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郭老师在领着学生上课呢，一、二年级写生字，他在给三、四年级讲数学。听我到小学去看了，还趴到教室的窗户上听了听。老蔡叔说现在几点了，等下课铃响了你再去看一看。说话间，就如秋风一吹树叶便落样，下课铃声便飘将过来了，小秦就又跑去看看回来说，郭老师没干啥，在教室门口站着呢，小学生们不是上厕所，就是跳皮绳，或者在地上弹玻璃球。大家又都望着村长不说话。老蔡叔说我一点没说错，上课铃响你们就全都看到了。就等着。等到上课铃响了，小秦和妇女干部一块跑出去，又一块气喘吁吁跑回来，说果然呀，果然三、四年级在教室写作业，郭老师领着一、二年级去了村后的小树林。于是，大家把目光从老村长脸上移回来，彼此看一会儿，就都丢下老村长，往村后林子边上去看了。
这个季节，村里人大都到麦田去浇最后一次灌浆水，村街上除了妇女、老人，几乎没有闲杂人。村干部从村街上急急过去时，老人和妇女很紧张，悄悄问是不是上边来人又抓计划生育了？村干部们说，别乱猜，抓计划生育的来了能不给你们说。老人和妇女就又都安心适意地坐在街上了。
村干部来到村后岭梁上，果然就老远看见郭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树林打战争，好像是进攻和反进攻的演练样，他站在树林的一堆高处，手里拿一支小红旗，一支小蓝旗，当他的蓝旗一挥，十几个一年级的学生便在那片树林的深草中埋藏起来了，红旗一挥，二年级的学生便开始从树林外匍匐着朝树林里边走，他们手里举着木棍，端着乡村常见的那种自制手枪和木刀，边前进，边唤叫，叽叽哇哇，呢呢喃喃，兴奋得如鱼得水，像饿牛饥羊钻进了草地里。村干部们半明半暗藏在山梁上的几棵树下，对树林里的景况看得见却是听不清。待那些进攻者接近了一年级隐藏的深草区，郭老师左手的小蓝旗突然从空中向下一压，深草中又突然飞起一片草弹子和嘴里叫唤的砰砰啪啪声，随着那些声响，进攻一方中弹的，便就应声倒下去。终于也就在郭老师的红旗挥动下，红军的进攻失败了，开始组织正面强攻不能取胜后的第一轮迂回进攻了。
这时候，副支书小秦独自蹑手蹑脚往小树林边靠了靠，躲在郭老师身后小麦地的一个地角上，离郭老师只有几步远，看不见郭老师正面表情，却能清楚地听见郭老师对二年级的几个学生说：“正面攻打不行，就必须立刻想办法，从侧面佯攻嘛。为了防止敌人发现你们佯攻的目标，你们还要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从正面攻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让佯攻的部队从敌人屁股后面出其不意地打上去，这样两面夹击，让敌人前后受敌，你们不就胜利了。”说完，二年级的红军就高兴地又退回到树林外边了。接下来，郭老师蓝旗一举，一年级又来了几个学生，他说：“你们不光要挡住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还要挡住敌人的二次、三次进攻。要特别注意，敌人从正面攻打不上来，他们就会侧面，从你们屁股后面突然扑上来。”一个小秦支书家的侄儿尖着嗓子问：“那老师，我们咋办哩？”郭老师说：“你们应该派出哨兵，看身后有没有敌人偷偷摸上来。”那个小侄儿高兴了：“我们爬到树上，哪都看得见。”郭老师说：“爬到树上敌人一眼就能看得见，一枪就把哨兵打下了。你们应该让哨兵找一个你们能看见敌人，敌人发现不了你们的地方，让哨兵躲起来。”
副支书小秦的侄儿和另外两个同学也就又高兴地回到草地了。
第二轮的佯攻和发现佯攻的阻击开始了。看着郭老师在那高处其乐无穷地摆动着红旗和蓝旗，小秦像端起蜜罐却喝了一肚子白开水，失落地从那地角又回到了山梁上的几棵树下边，对那几个村干部说：“郭老师要没有精神病，把我的头割下来挂到这树上。”
大家就又回到了村委会的会议室。
村长老蔡叔一直坐在那儿没有动，见大家回来了，他说：“都看见了吗？”
大家说：“看见了。”
他说：“大家说咋办哩？”
小秦说：“开除他。”
村长瞪了一下眼。
副村长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精神病来当孩娃们的老师呀。”
村长说：“我都想过了，咱们村地处偏僻，外边的老师不愿来，村里又没有哪个人独个儿当老师能把一至四年级的课同时负担着，要弄四个人教四个年级，村里又负担不起四个老师的费用。再说，郭老师是大学生、研究生，他回到贫困山区当老师，早晚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典型。所以么，我就想，暑假马上就到了，暑假一到，咱们就让郭老师去住院。从这到地区也就二百多里路，那儿的精神病医院是个大医院，把郭老师的病一治好，他也就能更好地教书了，我们村也算为留住教师，培养典型，为办好山区教育，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治保主任说：“他去吗？”
村长说：“想办法。去也不能让他知道是去精神病院哩。”
经委会主任说：“看病可以，可住院费从哪出？村里的账上只还有五十九块二毛钱。”
村长说：“各家集资，为了教育，为了下一代，为了郭老师，我看谁家不出钱。”
三
集资是村长老蔡叔亲自出面组织的。他从村东开始一户一户走，凡有学生在校的人家，一颗学生人头五块钱，两颗学生人头十块钱。他到第一家说，喂，学校的教室不够用，要再盖两间新瓦房，你们家要缴五块钱。人家说，学校去年才盖成，咋又要盖房哩？村长说，过完麦天不就又有了五年级，不就又招新学生了？你说那教室会从地上冒出来？人家就从衣服口袋里翻找出了五块钱。
到了第二家，他说喂，你家两个学生，要缴十块钱。
人家说，去年盖学校就数我们家里缴得多。
他说，你们计划生育超生的事情，村委会不提，你们倒自己先提了。
人家忙不迭儿从屋里床席下翻找出来十块钱。
到了第三家，他说喂，该你们家缴建校费了。
人家说，我没媳妇、没孩子，缴钱干啥呀。
他说，你一辈子不娶媳妇不生孩娃了？
人家说，村长，你给我说个媳妇要多少钱都行。
他说，学校门前的路你出村不走呀？人家都缴五块、十块，只让你缴两块你还不缴呀？要不缴你真娶媳妇了村委会不给你开登记介绍信。
到了第六家，这家是村里唯一的运输户，村长到院里拍拍人家的东风牌汽车，说你们家应该多缴些。
人家说，干啥用？
村长说，为教育。
人家说，是送郭老师去住精神病院吧？
村长慌忙前后看看有人没人，回头说别乱说。
人家说，我和松刚是同学，他自小就爱动爱打仗，爱看打仗的小说和电影，松刚他压根不是病，我三个孩娃从学校回来都说郭老师好。
村长说，你孩娃没说部队为啥让他转业吗？
说，没有。
村长说，没说他媳妇为啥和他离婚吧？
说，没有。
村长说，没说他有一次和我正说话，说着说着病犯了，就吐白沫，疯子一样，掀了十几张课桌，砸了新黑板？
人家说：是真的？
村长说，亏你还是松刚的同学，一家有三个孩娃读书了，人家穷的不犹豫把钱都缴了，村里数你最富却舍不得这点钱。村长说你拍着胸口问一问，你能对得起松刚吗？他自小没父没母，现在又没妻没小，空有一肚子学问，你就这样忍心看着他轻病变成重病，变成一个疯子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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