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想象！”
“你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就可以理解了。后来，我几乎和父亲一样的高大强健，可受的教育比他要多。我的母亲负责教育我，父亲只是要我们爱清洁讲卫生，要求我们一天起码得进一次盥洗室，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都不要感到畏畏缩缩。母亲教我要对英国满怀崇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我长大了。我长到二十岁时，我自己拥有了一条小船。就开始自己挣钱了。但我生性太野，不爱呆在家里受约束，就离开了那个大家庭，自己到海边找了两间小屋子居住。我想瞒着我母亲搞些女人，但运气很臭，只是搞来一个比萨拉比亚的小泼妇。那还是我在伊斯坦布尔后面的山里和吉卜赛人打了一架才搞到的。那帮家伙穷追不舍，那女人也不愿跟我走，害得我只好把她打昏后拖回我的房子里。到了特拉布松后，那个臭女人还想杀了我。我把她拉进屋里后，扒光她的衣服，把她捆在桌子底下。我吃饭时，只给她点残羹剩汤，就像对待狗一样，好让她明白谁是主人。可没想到，我母亲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个招呼。
说父亲想立即见我，当她发现了那个姑娘时，她大骂我是个残忍无耻的流氓，真后悔居然生了我这么个孽子，并要我马上把那姑娘送回去。我母亲找来衣服给那姑娘穿上，放她回去。我真想不通，我真的要送她走时，她却怎么着都不肯走了。”克里姆讲到这里不禁大笑起来，“经过这件事情，我总算是了解了一些女人的心理，真是太有意思了，伙计！我母亲为她忙这忙那，给她自由，但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却念起吉普赛咒语，不停地骂。好在母亲没有把这事告诉父亲，要不又得生事。她总是这样，一旦我干了坏事，把我臭骂一通，但又护着我。嗅，拉得太远了，还是说正事吧。那天我回去见我父亲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英国人。这人个子很高，脾气很好，一只眼睛上贴了块黑膏药。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说，英国人想知道俄国人在边境的动静，想了解俄国人在离特拉布松五十英里的英国石油和海军基地有何举动。那人说，只要能打听到这些情况，他们可以给不少的钱。我的英语和俄语都讲得还行，眼尖耳灵，机智敏捷，又有一条船。于是父亲就让我帮英国人做事。伙计，这位英国人就是丹西少校，前任T站站长。后来我就一直在他手底下干活了。”
“你刚才说想当大力士，你能告诉我那件事吗？”
“哦，”克里姆神秘兮兮地说，“那只不过是我的副业罢了。在这里，流动马戏团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土苏边境，因为苏联人特别喜欢看马戏，没马戏不能活。我在马戏团常表演用手拉断铁链和用牙咬住绳子吊起重物的节目。在苏联的村庄里，我还和他们当地的大力士比赛摔跤。那些格鲁吉亚人长得人高马大，但我运气好得很，总能摔赢那些傻大个，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常胜将军。每次比赛完，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我就装聋作假，好像啥也听不懂，时不时还问上几个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们都笑我傻，总是不顾忌地把所有事儿都倒出来。”
侍者端上来第二道菜。邦德的菜是酷滑肉片。这菜味道还不错，有点像大葱烧熏肉。克里姆吃的是一大块鲜嫩的牛排，是用生肉为原料，拌上胡椒、香葱、蛋黄和橄揽油做成的。他叫邦德也尝了一口。邦德连连说好。
“你也应该每天吃这种东西，”克里姆一本正经地说，“这玩意儿尤其对那些想和女人鬼混的人大有益处。另外，还应该去健身，这些对男人来讲至关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和父亲一样，要对付许多的女人。但我跟他不同的是，我抽烟喝酒都太多。干这一行很影响平时的生活。一个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成天都在动脑子，大部分精力都被工作占去了，哪能过多地想女人呢？但我想过充实的生活，在剩下的时间里总想把一切都抓到手。也许哪一天，我的心脏会突然不动了，死神就会带我去见我的父亲了。但我对死神并不害怕，没什么可遗憾的。也许别人会在我的墓碑上刻下‘此人死于畅饮人生美酒’。”
邦德失声笑道：“你可别走得太早，达科，M局长对你评价很高，你要不在了，他会很难过的。”
“哦，是吗？”克里姆盯着邦德的脸，看他是否在讲真话。他大笑起来：“要真是这样，我就会把死神拒之门外的。”他看了看表，“詹姆斯，时间不早了，幸亏你提醒我还有工作，我们现在到办公室去喝点咖啡吧。没多少时间浪费了，苏联人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召开军事会议。今天我们赏脸，去旁听他们的会议吧。”
勇探虎穴
他们回到凉爽的办公室，在等秘书去准备咖啡的空档，克里姆打开了壁橱，拿出几套工程师的蓝色工作服。他从中挑了一套穿在身上，之后，又套上一双橡胶靴。邦德也挑了一套差不多适合自己的穿上。
秘书长端着咖啡走进屋来，另外还拿了两把电源充足的手电筒放在桌上。
当秘书出去了后克里姆才说道：“我的秘书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儿子，是大儿子。外面那些人也都是我家的小孩。司机和看门的都是我的伯父。血脉关系是最安全的。这里做生意的人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家的香料生意给我们的工作起了绝妙的掩护，还是M局长帮我搞起来的呢。他经常在伦敦的朋友中帮我大吹特吹。我现在是土耳其香料行业的巨头，借局长的钱也已还清了。我的孩子都是这里的股东，他们生活过得也不错。我每次要为情报局做事，需要有人帮忙打理香料生意的时候，就选一个最能干的来帮我。他们也都受过专门的间谍训练，个个精明强干，也都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当然，也愿意为M局长做一切能做到的事。我对他们说，上帝最高，其次就是M局长。”克里姆挥了挥手，“我的意思是，这儿的人全都可靠。”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吗？”克里姆说着，拿起一只手电筒，又递给邦德一只，说；“现在我们出发吧。”
克里姆走向宽大的前面镶有玻璃的书柜旁。他把手伸到书柜后面，只听“吱噶”一声，书柜便向左边滑去。原来在书柜后面有一扇小门，镶在墙壁里。克里姆轻轻一推，门就开了。里面黑咕隆咚，有通往地下的石级，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恶臭直往上冲。
“你先进去，”克里姆说，“就顺着这石级往下走。你在下面等我，我得把门关好。”
邦德拧亮电筒，小心翼翼地顺着石级向下走去。借着电筒光，邦德能看出，这个石级是新修好的。石级下面二十英尺的地方有水光在闪烁。当他走到阶梯底端，才发现这是一条用石头筑成的古老地道，中间有一条水沟。地道从右到左、由高向低一直延伸下去。他估计，该地道的出口应在金角湾的地方。
在邦德手电光的尽头，传来一片吱吱喳喳的声音，黑暗中无数的红色小光点不停地闪烁，不停地移动。坡上坡下到处都是。邦德用手电照了一下，两边大概二十码的地方，成千上万只老鼠正窥视着这一陌生人。它们正嗅着他的气味。邦德可以想象，老鼠们的胡子这时肯定全都竖了起来，随时准备进攻。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不知道如果这时候手电筒突然不亮时，老鼠是否会一拥而上。
克里姆突然出现在他身旁说：“我们还要爬好长一段路呢，大概要十五分钟，但愿你能喜欢这些小动物，”克里姆大笑起来，声音在地道中回荡。老鼠们吓得全都趴在地下，一拱一拱地往后挪动。“没办法，到处是老鼠和蝙蝠的世界，加起来估计抵得上空军的一个师和陆军的一个师。我们一边进，他们一边退。等我们走到地道底时，地道几乎就全被它们挤满了。走吧，这里空气还可以，水沟两边的地也是干的。冬天水涨起来时，我们就只好穿上潜水员的衣服了。你用手电照着脚。要是蝙蝠掉在你的头上，把它赶开就行了。但这种事少有发生，它们的雷达系统非常好！”
他们顺着地道的斜坡向上走去。空气里弥漫着老鼠屎和蝙蝠屎的怪味。邦德不知道得要花几天才能去掉身上的这股臭味。
一串串的蝙蝠像葡萄藤上的葡萄从地道顶倒挂下来。邦德和克里姆不时地碰到它们，只要一碰它们，它们就在黑暗中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在他们前面，老鼠变得越来越多。克里姆的电筒时不时照到前面那一排排呲牙裂嘴的老鼠身上，这些老鼠触手可及，这时那些离他们最近的老鼠就踩在同伴的背上，争先恐后地逃走。而这时，这些灰色的动物一阵乱窜，不时掉到中间的地道上，两边的鼠墙也堆得更高了，摩肩接踵，密度也更浓了。
两个男人紧握着手电筒，像握着钢枪一样，紧张地与这密密匝匝的老鼠纵队对峙。足足走了十五分钟，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凹室新砌在地道的墙壁上。天花板的两端，吊着两条用油布裹着的物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们的下面各放着一把长椅。
他们走了进去。邦德在想，刚才他们如果再向前走几步，那些红了眼的老鼠承受不住压力，肯定会疯狂地向他们这两个入侵者反扑过来。而到那时，它们就不会只是瞪着眼睛，发出威胁的气味了。
“别叫了！”克里姆大声说。
地道里突然一下子变得极其安静。老鼠们像得到了指令似的，一齐停止了吱吱的叫声。它们忽然着急地往回飞窜，看上去就像一条灰色的河流，顺着斜坡，潮水般涌了回去。
几分钟之内，这条灰色的河流在凹室外面变得越来越细了，只有几只生了病的或受了伤的老鼠蹒跚地沿着地道向前爬行。
尖叫声随着老鼠河流的倒退慢慢地消失了，地道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偶尔飞过的几只蝙蝠发出呼呼的声音。
克里姆嘟嚷道：“这里的鬼老鼠有一天要是死光了，伊斯坦布尔就会再次发生瘟疫。我真后悔没来得及上报这儿的鼠情。他们原本可以消灭这些老鼠的，但因为苏联人在这上面，我不想惹事，只好作罢。”他猛地抬头，向室顶上努了努嘴，又看了一下表说，“再过五分钟，他们就要坐下来开会了。每次有三个人必到，是三个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人，其中一个可能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人。今天来的可能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两星期前来的，一个从希腊来，另一个从伊朗来的；还有一个是星期一到的。天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要到这里搞什么。有时候，那个叫塔吉妮娜的姑娘也会进来，送份情报或什么的。但愿今天我们能见到她。她肯定会使你迷倒的。”
克里姆伸手拉下裹在一个细长物品上的油布，邦德马上就明白了。油布裹着的是一架闪闪发光的潜望镜。底部接缝处暴露在外面，上面涂着厚厚的油脂，油脂上面还有潮气凝结的水珠闪闪发光。邦德笑着说：“达科，你可真有本事，从哪儿搞到这玩意儿的？”
“是土耳其海军的战争剩余物资。”克里姆的语气中流露出，他不愿就此再多说什么，“伦敦情报局的Q处还想在上面装个窃听器，但那不是件容易事。潜望镜的镜头和打火机差不多大小，升上去后，正好高出地板。我们安装时，先在上面的房间角落里挖了个老鼠洞，镜头就从这个洞里升上去。可上洞不能挖得太大，更没有多余的地方来装高灵敏度的窃听器。我们也不可能进入那房间，在屋子结构上改造一下。安装时，公共事务部门的朋友们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请苏联人先搬出去几天，理由是因为有轨电车撼动了这房子的地基，所以必须检查一下。我花了几百英镑把那些人的腰包填满。那几天公共事务部的人检查了上面六幢房屋，最后说，这些房子都是安全的。当然这个时侯，我和家里人已经把一切安装完毕。检查完后，苏联人当然怀疑，他们调来了很多人，把整个屋子彻底地翻了个遍，想找出窃听器的听筒或定时炸弹之类的东西。但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骗局骗他们两次。除非Q处的人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点子，否则我得在这里盯着他们。这些天，他们也提供了有用的东西。他们在这里经常审问一些我感兴趣的人或事。”
从凹室的屋顶上还吊下来很大一块金属物品，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邦德问，“这是什么东西？”
“是炸弹，是威力相当大的炸弹。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我们同苏联人打起来了，我就可以在办公室里用无线电摇控引爆炸弹（克里姆看起来一点也不悲伤）。不过除了苏联人外，可能还会有不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这将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一个人热血沸腾时，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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