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洛普六十五型。你也玩这种型号的球吗？”
对此她没有作答，只是用笔记了下来。
“有护照吗？”
“有的，”邦德回答说，“不过护照上用的是真名。”
“是吗？”她有些半信半疑，“那么，你的真名是什么？”
“詹姆斯·邦德。”
她流露出一副厌烦的神态，“还不如叫裘德呢？算了，这种事不归我管。两天之内，你能办好去美国的签证并搞到免疫证明吗？”
“没问题。”邦德信心十足地回答。“我又没在美国闯过祸，哪怕是这里也没有我的犯罪记录。”
“太好了！”她高兴地说，“听着，移民局要是问你问题。你就回答说，你去美国是要见一位叫迈克尔·特瑞的先生。他是你在二战时认识的一位美国朋友。确实有这个人，他可以作你的证人。不过人们一般都叫他‘沙迪’，而不叫他迈克尔·特瑞。到纽约以后，你住在阿斯特旅社。”
邦德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不过，他本人可没有他的名字那么好笑，”她语气冰冷地说道。她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了一札钞票，每张钞票都是五英镑，用橡皮筋捆着。她把钞票分成两份，一份放回抽屉，另一份重新用橡皮筋捆好，朝邦德丢去。邦德一倾身，把它接住了。
“这些大概有五百英镑，”她说，“你用它在里兹饭店开个房间，然后告诉移民局地址。再找一只半新的皮箱，在里边放一些打高尔夫和度假要用的东西。别忘了球棍。星期四晚上有一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王冠号早班机，你就搭乘这班飞机去纽约。明天早上你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好单程机票。没有机票，你的签证是办不下来的。星期四下午六点半，会有车子去里兹饭店接你。司机会给你带去一些高尔夫球，把它们也放进皮箱里。还有，”她抬起头来双眼直视着他，“千万不要以为这次是你一个人带着这些货单独行动，司机在上飞机前会一直陪着你，我也会乘这班飞机和你一起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这些宝贝儿，我怎么处理呢？”邦德耸了耸肩说，“责任重大，我恐怕承担不起。而且到了美国以后，我又该做什么？”
“那里也会有司机在海关门外等着你。他会告诉你下一步的计划。”她急匆匆地说，“一旦你在海关遇到麻烦，你就说，你也不知道你的行李里怎么会有这些高尔夫球。不管他们怎么问，你只要一直喊‘冤枉’就行了，其他的事一概不管。我会在旁边监视你的，说不定还会有别人在监视，不过我不敢肯定。万一你被美国人关起来，你就要求见英国领事。别指望我们能帮你。不过你会得到一大笔钱。明白了吗？”
“明白了，”邦德说，“我想，大概只有你才能让我陷入麻烦里。”他抬起头望着她，“这样的事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别开玩笑了，”她笑着说，“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她站起来，走到邦德面前，一字一顿地对他说，“我可不是什么小姑娘，到时候还不定谁照顾谁呢。”
邦德也站起来，离开了窗边。“别担心，我干得会比你想象得更好。对于你的重视，我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让我们轻松一下如何？不要总是这么一本正经地谈公事。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和你再见面。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在纽约见面？”邦德这样说不过是逢场作戏，他想通过这个女人了解更高一层的幕后人物。
此时，凯丝小姐眼里的阴沉退去了一些，意味深长地看了邦德一眼，微微张开她那薄薄的嘴唇，有些结巴的说：“好吧，星期五晚上，我好象没有安排，八点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一起去五十二街的二十一号吃晚餐。出租司机没有不知道那个地方的。”说完，她转过脸来，看着邦德的嘴。
“就这么说定了。”邦德说。他觉得应该告辞了，于是神采奕奕地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忽然，她好象又记起什么事情，问道：“现在几点了？”
“差十分六点。”邦德看了看表说。
“我得开始忙啦，”她向房门口走去，邦德在后面跟着。正要开门时，她又转过身，看了他一眼，眼睛里充满了信任和热情，“放心吧，不会出事的。在飞机上我们俩最好离得远点。万一出事，也不必慌张。如果这件事你干得漂亮，”她的声调中满是留恋，“以后要有类似的活，我会想办法再给你的。”
“谢谢，”邦德说，“和你合作非常愉快。”
她耸了耸肩，房门打开了，邦德走了出去，又转身道，“星期五晚上见。”他还真想找个借口和这个孤单的女人多泡一会儿。
但是此时她的表情似乎又有些茫然，把他重新看成了一个陌生人。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冷漠地说：“再说吧”，然后便慢慢地但坚定地关上了房门。
邦德走向电梯间。凯丝小姐站在门后，直到听不见脚步声后，才缓慢地走到电唱机旁，打开开关，把一张费耶的唱片放到了唱机的转盘上，里面传来一首名叫《我不知道结局》的曲子。她边听音乐边想着这个从天而降走进她生活的男人，脸上显出愠怒和沮丧的神情，“上帝，怎么又是一个贼。难道她注定一辈子都要和他们纠缠吗？”唱片停止了，她又变得快活起来，边哼着那曲子边朝脸上抹粉，准备出去。
走到大街上，她又停下脚步看了看表。六点十分，还有五分钟。她匆忙地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走向查灵火车站，脑子也没闲着，思考着要说的话。她进了车站，就径直朝那座她经常使用公用电话亭走去。
六点一刻，她刚好拨完电话号码。电话铃和平常一样响了两声以后，传来了自动录音器接话的声音。
“凯丝要ABC。送货人名叫詹姆斯·邦德，看起来不错，护照上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喜欢打高尔夫，会随身携带高尔夫球具。建议用邓洛普六十五号高尔夫球。其他安排保持不变。十九点十五分和二十点十五分再电话联系，完毕。”
她听见录音带发出丝丝的声音后，放下听筒，返回了旅馆。她让服务员送来了一大杯淡味的马蒂尼鸡尾酒。她点燃了一枝烟，再一次打开了电唱机，喝着酒，等待着下一次联络的时间。
旅途见闻
星期四傍晚六点，邦德在里兹饭店的卧房里收拾着要带的东西。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只半新的猪皮箱，把需要的衣物都放在了里面：一套夜礼服；一套打高尔夫球时穿的轻质黑地便装；一双高尔夫球鞋；几件白绸和棉质短袖衬衣；睡袍；尼龙内衣裤；袜子；领带。
收拾好衣服后，邦德开始准备别的东西：阿穆尔写的《高尔夫球术》、洗漱用具、飞机票和护照。他把这些东西也都放在了猪皮箱里。这是Q组特制的一个皮箱。在皮箱的背部有一个特制的夹层，里面装有三十发子弹和手枪消音器。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以为是接他的汽车到了，看看表，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一点儿。原来是大厅服务台打来的，通知他有一个国际进出口公司的人带来一封信，并要亲手交给他。
“让他上来吧。”邦德说，心里感到很疑惑。
几分钟后有人敲响了他的门，开门后一位穿便装的人走了进来。他认出这人是英国情报局汽车队的一名司机。
“晚上好。”说完，那人便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了邦德。“我就在这里等您看完这封信，然后我要把原信带走。”
邦德连忙拆开了这个大信封，里面露出一个蓝信封，把蓝信封拆开，才看到一张淡蓝色的打字纸，上面地址、签名都没有。从纸上的大号字体判断，邦德确定是M局长写的。这封信的内容是：
据华盛顿方面的消息，鲁弗斯·塞伊乃凯劳维尔调查报告提到的可疑帮会头目、大恶霸杰克·斯潘的化名，但无犯罪记录。斯潘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塞拉菲姆，是‘斯潘帮’的头目。全美各个地区都在该帮的控制下。五年前，这个塞拉菲姆收购了‘钻石之家’，生意一直很红火；斯潘帮的名下还有一家电讯公司，暗中干着为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各州黑市印刷商传信的勾当，有违法的嫌疑；这家电讯公司的全称是‘保险电报服务公司’；塞拉菲姆的大本营是拉斯维加斯的冠冕大酒店。‘钻石之家’的董事会就附设在酒店中。塞拉菲姆在那里发号施令。华盛顿还说，斯潘帮从事着很多非法活动，包括贩毒，组织卖淫等，这些都由一个叫迈文尔·特瑞（别号沙迪）的在纽约操纵。此人有过前科，五次犯罪记录都不相同。该帮的分部设在迈阿密、底特律及芝加哥等地。华盛顿认为，斯潘帮是一个匪帮集团，在美国很有势力，各州、联邦政府甚至是警察局都有它的保护伞。它的势力比克利夫兰黑帮和底特律的‘紫色帮’都要大。关于本次任务，华盛顿有关机构尚未接到通告。侦查过程中如遇危险，应及时报告，迅速撤出，并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处理本案。此书即为命令。本件阅毕请送回。
信底没有署名。邦德将信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才小心折好，放入印有里兹饭店抬头的信封内，站起身把信交还给了信使。
“谢谢，”邦德说，“知道从哪儿下楼吗？”
“知道，谢谢。”信使回答道。“再见。”他走到房门口打开门说。
“再见。”
门被轻轻地关上了。邦德来到窗前，透过窗玻璃俯瞰着格林公园。
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两鬓斑白的局长，他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的靠背椅上。把案子移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邦德了解M局长，他说话算话，他如果真的把这件英国的棘手案子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心里一定非常不是滋味。
“遇危险”是信里特别强调的。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说是“遇危险”呢？这个很难定义。和以前的对手相比，这帮恶霸算不了什么。塞伊经理那张冰冷的面孔突然从邦德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好吧，得想办法会一会塞伊经理的那位亲兄弟塞拉菲姆，这没什么坏处。没准儿他就是一个夜总会里的招待，甚至是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这帮家伙就是这样，既低贱又狡猾。
邦德看了一眼手表。六点二十五分。一切准备就绪，他的右手伸进上衣的左腋，从鹿皮的枪背套中抽出了一支0.25口径的连发手枪。这是上次任务完成后M局长送给他的纪念品，送给他时，M局长还附了一张纸，上面用绿墨水写了一行字：“也许你用得着它。
邦德慢慢走到床边，取下弹夹，把子弹退出来扔在了床上。他反复做了好几次拔枪的动作，想找一下扣动扳机时弹簧被压紧的感觉。他把枪管掰开，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有尘上，又伸手摸了摸前面的准星。然后把子弹上上，卡住保险，重又把枪放回了原处。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邦德拿起电话：“先生，您的汽车到了。”
邦德放下电话，来到窗边，望着公园里的树木，心里感到空落落的。想到就要与满眼苍翠的伦敦告别，他不免有点心酸。他又想到那座位于摄政公园旁边的灰色大厦。在遇到危险时他可以向它呼救，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
有轻轻的敲门声，邦德开了门。是侍者进来提行李，邦德也跟着他走出了屋门，心里想象着正等在饭店门外的接头人的模样。
远远地就看见门外停着一辆轿车，“您坐前座。”穿制服的司机对邦德说，听起来根本不像下人的口气。邦德把高尔夫球棒袋和两只箱子放在了后座，自己则坐在了司机旁边，这个位置相当舒服。车子行驶到皮卡迪利广场时，邦德仔细地打量着司机的面部。他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大太阳镜，手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羊皮手套，动作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和排档。除了没有任何表情变化的侧面外，邦德什么也看不到。
“先生，看看街景吧，放松一下，”听起来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口音，“不要和我说话，我会很紧张的。”
邦德笑笑，一路上都沉默着。不过他的眼睛和脑子可没闲着，他用余光打量着司机并在心里盘算着：他四十岁左右，约一百七十磅重，五英尺十英寸高；他对伦敦交通规则非常熟悉，身上没有一点香烟味；他衣着整洁，脚穿高档皮鞋；胡子刮得很干净，估计每天得用电动剃须刀刮两次。
走到大西路圆环，司机靠路边停下了车子。他把仪表板旁的手套箱打开，从里面小心地取出来六只崭新的邓洛普六十五号高尔夫球。球用黑色包装纸裹着，似乎还未拆封。他把车挂上空档，下车把汽车的行李箱盖打开。邦德扭头望去，只见他打开了高尔夫球袋、把六只新球和旧球混在了一起，然后便回到驾驶座，还是什么话都没说，继续开车。
在伦敦机场，办好检票及托运行李等手续后，邦德买了份《标准晚报》，然后跟着司机去了海关处。
“都是私人用品，先生？”
“是的。”
“您随身带了多少英镑，先生？”
“大约三镑，还有一些零钱。”
“谢谢，”海关人员在三件行李上划了一道蓝印，皮箱和球棒袋便被行李工装上了手推车。“请到那边有着黄色的灯光的移民局去。”行李工说着，就把手推车推去了行李间。
司机向邦德举手致意，“再见，一路顺风。”他微微一笑说。
“谢谢。”邦德也满面笑容地说。司机转身后，他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不见了。
邦德提着手提箱，一位办事员正在看他的护照，然后便在旅客名单上划了一个记号。邦德向出境休息室走去，此时正好听见凯丝的声音，她在身后低声对办事员说真什么。不一会儿，她也走进了出境休息室，选了一个位于邦德和门之间的座位坐下。邦德不由暗笑。如果她盯梢的是一个马大哈，那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位子。
邦德佯装看报，却从报纸的顶端观察着休息室里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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