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胡子

    沙皇悄然回到首都，没有惊动人们去迎接他。他去看过戈登，又到宠姬安娜·蒙斯那儿逗留数日，然后回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去。皇后还抱着同他恢复感情的一线希望，他可是见都不想见她。

    沙皇回京的消息第二天才在莫斯科传开。领主们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祝贺他胜利归来。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使贺客们大惊失色的事：沙皇吩咐给他一把剪刀，立即亲自剪除领主们的大胡子。第一个受到沙皇青睐的牺牲者，是统率忠于政府的军队、敉平射击军叛乱的领主谢英。“恺撒大公”罗莫丹诺夫斯基的大胡子被他一刀两断，接着其余几位领主也一个个失去了自己的美髯。

    几天之后，又动了一次剪胡子的手术。这一次操剪刀的不是沙皇本人，而是他的侍从小丑。在领主谢英家举行的宴会上，侍从小丑在一片哄笑声中，一会儿跑到这个客人跟前，一会儿跑到那个客人跟前，嚓嚓几下就剪掉他的大胡子。这个改变俄国人外观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史中，似乎倒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为骄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

    尽管谴责了剪胡子的做法，但有些勇敢和时髦的人物还是在彼得采取强迫措施之前就冒险剪掉了胡子。不过，宽而密的大胡子，也像肥胖一样，仍旧被认作仪表威严、品德端庄的象征。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得悉领主戈洛文在维也纳时剪了胡子，穿了德式洋服，不禁勃然大怒，嚷道：“我真不愿相信，戈洛文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可现在罗莫丹诺夫斯基自己的胡子也被沙皇亲手给剪了。

    宫廷人员比较容易地舍弃了自己的胡子。但是彼得把强迫剪胡子的做法提到政府政策的高度，明文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农民和市民用顽强的反抗回答这一政策。胡子成了守旧的象征，成了反对新事物的抗议标志。

    要留胡子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留须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字样。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

    彼得的另一个措施与家庭生活有关。他觉得，这是一项刻不容缓、必须迅速实行的措施。早在出国以前，他已拿定主意要和皇后断绝关系。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留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办理，要他们说服她削发出家。根据沙皇同莫斯科友人们的来往信件判断，叶芙朵基雅没有被说服。季杭·尼基季奇·斯特列什涅夫答复彼得国外来信（此信已散佚）时写道：“您给忏悔神甫，给列夫·基里洛维奇，以及给我的信中谈到的事，为了让她自由地付诸行动，我们对她费尽了口舌，可是她仍执意不从。不过，应当再给忏悔神甫写封信，口气要写得强硬些，不能像上封信那样，以便促使他再努一把力。我等亦将不时敦促忏悔神甫玉成此事。”彼得在给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的信里提出自己的愿望：“请按照季杭·尼基季奇的建议办理，切切。”

    罗莫丹诺夫斯基是政治审讯机关的领导人，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刑讯室归他管辖，现在让他来处理这件离婚案，说明彼得的意图不仅限于说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威胁的手段，然而，可以判断，威胁手段也改变不了皇后对自己无望的前途的态度。

    沙皇于8月28日，即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和皇后面谈了一次。我们无从知道，四小时的谈话谈了些什么，但是根据后来事态发展的情况判断，这次谈话并没给彼得带来预期的结果。叶芙朵基雅仍然不肯削发出家。如果皇后终于同意出家的话，那就会举行盛大的送别会。可是没有举行这样的送别会。三个星期后，一辆没有护卫的简朴的马车从克里姆林宫开出来，向苏兹达尔修道院驶去。在那里，叶芙朵基雅必须改名换姓，脱下世俗服装，换上修女法衣。这时修道院里已准备好了修女叶莲娜的修道室。

    二、解散射击军

    彼得认为重新审查射击军闹事的案件，比剪胡子，比同叶芙朵基雅离婚的意义不知要大多少。

    彼得和射击军的关系弄得很不好，而且每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他们的互相猜疑和互相仇恨的感情便更深一层。这不仅是因为射击军部队缺乏必要的训练，没有战斗力，而且它在组织形式上暴露出来的极端落后性。

    射击军为了便于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需要常年驻在莫斯科，和家属团聚在一起。可是，为了实现彼得的外交宏图，要求射击军不要长期驻留首都，多年固定在一个地方。四个闹事的团，起初是戍守亚速，后来调防大卢卡区。他们切望回到留在莫斯科的贫困交迫的家里，重操旧业，可是这期望落空了。射击军把自己的一切不幸和军事勤务的沉重负担同彼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对他的仇视。

    在彼得眼里，射击军“不是军人，而是一群祸害”，这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仅多次“祸害”他，曾在他登位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而且还要谋杀他。对射击军的不快，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了狂热的憎恨。作为一个强者，他是这场冲突中的胜利者，他的为所欲为的专横暴戾，招致了血腥的结局——成百名射击军士兵惨遭杀戮；经过这番屠杀，射击军部队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当首都变成一座巨大的断头台的时候，在血腥镇压射击军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我们还记得，1698年4月，政府成功地控制了局势：赴京请愿的射击军士兵被撵出了莫斯科。可是他们刚回到大卢卡区自己的团里，哗变就开始了。射击军士兵撤掉他们的指挥官，把指挥权交给自己选出来的人，然后向莫斯科进发。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那些不中用的领主和外国人，把索菲亚扶上皇位；如果彼得侥幸没有死在国外，活着回到俄国的话，那就杀死他。射击军在新耶路撒冷被忠于政府的部队击溃。统率政府军队的领主谢英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迅速的审讯，处决了首要分子，其余的射击军士兵则分别流放到各城镇和修道院。

    彼得接到射击军叛乱的报告时，正在维也纳，7月16日他从维也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罗莫丹诺夫斯基。信的全文是：“Min Her Kmih！您6月17日来信，我已收到。您老信里说，伊凡·米哈伊洛维奇播下的种子正在抽芽生长，我请求您对此切勿心慈手软；对这场火灾，除了扑灭它，别无出路。

    “虽然我们十分不愿放下眼前正在进行的有益工作，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将回到您那里，采取您所想象不到的措施。”

    这封简短而形象的信既表述了射击军骚动（沙皇认为它是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早在1682年就播下的种子孕育出来的）的概貌，又表达了要进行残酷镇压的意图。此信的调门表明沙皇对射击军深恶痛绝达于极点，表明他回莫斯科后将坚决解决射击军的命运。

    在莫斯科，臣属向沙皇禀报了射击军骚动以及镇压这一暴乱的情况，他亲自研究审讯材料，他了解到的具体情况愈多，他的不满就愈强。他认为，侦察工作做得浮皮潦草，惩办闹事者的措施过于软弱，审讯人员没有弄清这次闹事者的目的，以及与本案有密切关系的势力——他把这股势力叫做米洛斯拉夫斯基播下的“种子”。他最不满意的是对首要分子的处决过于仓促。这些人死了，也就是把沙皇最关心的秘密随身带走了。

    高度的神经紧张有时使沙皇无法控制自己，以致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惹得他大动肝火。同时代人曾详细描写沙皇在列福尔特家吃饭时发生的一件荒唐事。那次赴宴的客人有领主、将军、首都名流和外国使节，共约500人。在客人纷纷就座的当儿，丹麦和波兰两国的外交官因为席次问题发生争执。沙皇高声斥责他们是两个傻瓜。大家坐定后，沙皇继续和波兰大使谈话。沙皇说：“我在维也纳吃到了好面包，长胖了。可是贫穷的波兰又把这点油水给刮走了。”受辱的大使对此不能沉默，他表示很奇怪：怎能有这种事呢，他大使本人生在波兰，长在波兰，不是个大胖子吗？沙皇反驳说：“你不是在波兰，是在这儿，在莫斯科吃胖的。”

    彼此寒暄一番之后，已经开始缓和的气氛又被彼得的狂妄行为给破坏了。他同谢英吵起架来，他指责这位大元帅接受贿赂，徇私提升了许多人的官位。沙皇越说气越大，他跑出大厅，向守卫的士兵打听，有多少普通士兵得到提升，当了军官，然后抽出佩剑奔回大厅里，一边用剑击着桌子，一边对谢英叫嚷：“我就是要砸碎你那个团，剥你的皮，一直剥到耳朵根。”罗莫丹诺夫斯基大公、佐托夫和列福尔特跑过去劝他，可是他挥动佩剑，敲打佐托夫的脑袋，砍伤罗莫丹诺夫斯基的手指，打击列福尔特的脊背。只有缅希科夫才劝住他，使他的怒火平息下来。

    不过，沙皇大发雷霆的真实原因，倒并不是因为谢英徇私提升了属员的官位，而是因为他过早地处决了射击军叛乱的首犯们。

    彼得决定重新审查该案，并把审讯的全部领导工作抓在自己手里。沙皇对戈登说：“我来审问他们，要比你们严厉。”第一步，他下令将所有在叛乱的团队里服役的射击军士兵1041人，全部押来首都。

    从1698年9月中起，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刑讯室的工作无一日停顿。彼得吸引最可靠的亲信参加审讯，他们是：主持政治审讯事宜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政厅总监、“恺撒大公”罗莫丹诺夫斯基，以及切尔卡斯基、多尔戈鲁基、普罗佐罗夫斯基三位公爵和其他一些显要。所有射击军士兵的命运，早在审讯结束之前，就由沙皇事先作了决定。“他们犯上作乱，不听主力团调度，仅此一条罪行就足够判他们的死刑。”从这个前提出发，被指控的射击军士兵，作为单个的人来说，对审讯工作是没有用处的。审讯者想的是查明这次动乱的共同问题，因为所有参加这次动乱的人都采用了“聚众密谋”的活动方式，而根据当时的司法观点，无论是首犯或从犯，都负有同等罪责，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负有责任。此外，按刑法典（《1649年法律汇编》）的条款规定，蓄意作乱未遂与作案已成为事实者，受同等惩罚。“聚众密谋”与“知情不报”者，一律处以死刑。

    侦讯过程中，发现索菲亚确实参与了这次叛乱活动。这样就有了两起受审者。一起是射击军，他们分别被关押在20座监狱里，遭到残酷的折磨，受着吊刑、火刑、棍刑等严刑逼供，呻吟之声，溢于牢墙之外；审讯者仔细记录他们的口供，要他们互相对质，一次又一次地严刑拷打那些拒不认罪者。另一起受审者是两位公主：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和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以及接近她们、为索菲亚公主和射击军搭桥拉线者。两位公主周围的人受到了与射击军同样的拷问。

    索菲亚公主也没有逃脱审讯，只是没有对她用刑。彼得不是一人，而是押着五百人长阿尔杜什卡·马斯洛夫和射击军士兵瓦斯卡·伊格纳杰耶夫，带着他们的口供记录，来到新圣母修道院。供词里记录着这次叛乱的为首者曾经收到过索菲亚的信件。

    索菲亚自从1689年事件后被幽禁在修道院以来，彼得已有九年没见到他姐姐了。这些年来，公主在修道院的生活并没有遵守那里的严格规定——她仍然有机会与外界来往，可以使唤女仆，接受亲戚馈赠的食物。在这些小节上也反映出彼得的性格——他不对被打倒的敌人施行报复，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益。他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不闻不问，这不仅可以从他对索菲亚的例子，而且也可以从他对他的发妻的事例中看到（本书以后将讲到此事）；他的第一位夫人虽然削发为尼，但由于当局的放任，仍然过着世俗的生活。

    姐弟俩具有同样倔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因此一见面就冲突起来了。这次见面既没有导致双方的和解，也未能使被告认罪。公主和她弟弟带来的射击军士兵的对质也无济于事。索菲亚知道彼得没有掌握原信作为直接的物证，一口咬定她同射击军没有任何往来。交谈的双方既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个以起诉人的身份发言，振振有词；另一个得处处为自己开脱罪责，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那么可以想象，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必然会充满紧张的情节、突发的怒火、指责、互相的仇恨。可是这场交锋的原始记录却保持着一种肃穆的情调：在回答彼得的审问时，“索菲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对他——皇上说：‘这样的信，也就是侦察机关说的那信，她——公主没给射击军兵团寄过这样的信。至于射击军说，他们叫她——公主上莫斯科去，重新主持政府，那么，这并不是根据她的信，而是他们知道她从190年（按即1682年。——作者注）起曾经主持过政府’”，彼得带来的证人说的又是一套。他们一口咬定各团里念过由一个女乞丐转交的索菲亚的信。索菲亚断然否认这个指控：“她——公主对他——皇上说：‘这样的信，她——公主没有要女乞丐转过这样的信给他——瓦斯卡。她不认识他——瓦斯卡，不认识阿尔杜什卡和瓦斯卡·伊格纳杰耶夫。’”

    对另一个姐姐的审问，也由彼得亲自主持。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和索菲亚过从甚密，她被指控为索菲亚与射击军之间的牵线人，姐姐的信就是由她转交射击军的。玛尔法·阿列克谢耶夫娜只肯承认，射击军逃兵到达莫斯科的消息，是她告诉索菲亚的，但是对于转信的指控，她却矢口否认。

    审讯尚未结束，死刑已经开始执行。第一批射击军士兵总共201人于9月30日执行处决。百十辆大车，每辆车上载着两个手持点燃的蜡烛的射击军士兵，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缓缓地驶往莫斯科。在波克罗大门，当着彼得、高级官吏和外交使节的面，向射击军士兵宣读了沙皇对“盗贼、叛徒、叛教徒和叛乱分子”处以死刑的判决书。犯人被分送到首都各区，全部处以绞刑。

    第二批犯人于10月11日行刑。这一批射击军士兵，有的被绞死在特制的绞刑架上，有的被吊死在插入白城碉堡的枪眼中的圆木上。这一批被处决的144人，没有经过审讯。判处他们死刑，只因为他们是在四个参加叛乱的射击军团里服役的。

    9月底和10月里被处死的射击军士兵共达799人。其中半数以上的人是未经审问就被处死的。只有一些年龄在14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射击军士兵免于一死，他们在受到惩罚后，被流放到外地去了。彼得和他的亲信们亲临刑场监刑。当领主们砍伐叛乱者的脑袋表现出手软或手法欠佳时，沙皇就很不满意。

    首都长时间笼罩在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之中。被绞杀和车裂者暴尸街头，一连五个月无人收埋。三个死者吊在苏姗娜（索菲亚公主出家后的法号）修道室的窗前，节奏均匀地来回荡着。死者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头，暗示女修士，这就是她写给射击军的信。

    彼得在审讯和处决射击军士兵的高潮时期的心境如何，我们可以从外国人的记述中取得若干信息。根据这些材料判断，彼得表面上是很愉快的。可是在那貌似愉快的满不在乎的假象后面却隐藏着极度的神经紧张，有时控制不住，便会溢于言表。

    9月29日，即处决第一批射击军士兵的前夕，沙皇出席了丹麦使节为他儿子举行的洗礼仪式。一位目击者记述道，“在整个施洗仪式过程中，沙皇陛下都非常高兴。”可是接下去作者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当他发现他的宠臣亚历萨什卡（即缅希科夫）挎着马刀跳舞时，他便扇了他一耳光，以此教会他养成取下马刀再跳舞的习惯。那一耳光打得宠臣的鼻子直流鲜血，足见用力之重。”这个情节表明，那时节无需有多大的事就能惹得沙皇失去内心的平衡，然后又使他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

    9月30日行刑后的当天晚上，彼得出席列福尔特家的盛大宴会，“显得十分满意，对所有的来宾都非常亲切”。10月9日，星期天，处决第二批射击军的前夕，沙皇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团长钱伯斯上校家做客。这顿晚餐吃得很顺利，没出事儿。可是在处决最后一批射击军的头一天，在恺撒大使家宴饮时，彼得的神经再也按捺不住了，不过这一次的表现形式与在丹麦大使家那一次不大相同：“沙皇忽然感到肚子发冷，直翻胃。一阵突如其来的、迅速传遍他全身器官的颤抖引起了大家的担心：这是否隐藏着什么不测之祸呢？”一位在场的医生建议用托凯酒治他的病。几杯下肚，沙皇的痉挛症果然就缓解了。后来“沙皇陛下的脸上再没有出现反映他内心感到满足的那种愉快的神情”。

    从处理射击军的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彼得，是一个极端残忍的人。但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新事物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得像过了时的旧事物死死抓住生命不放那样，残暴而无情。射击军成了落后的旧事物的化身，他们要把国家拉向后退，因此也就注定要灭亡。

    射击军审讯案结束后，彼得于10月23日离京前往沃罗涅什。是造船厂把沙皇吸引到那里去的。他已经有两年没到那里去了。在这两年中，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调到沃罗涅什，主持建造军舰的工作。造船师傅（沙皇自认他是造船师傅）急不可耐地要看看那里的工作干得怎样，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什么成绩，军舰的装配和武器的配置进行得如何。

    三、扩大海军力量

    10月31日，沙皇到达沃罗涅什时，欢腾的场景立即映入他的眼帘。死气沉沉的小城一跃而为生气勃勃的造船业中心，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到处都可以听到俄国话和外国应聘者的不同民族的语言。

    沙皇立即把自己的印象告诉维尼乌斯：“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很不错的舰队和一些仓库。”一个月后，彼得再次向维尼乌斯报喜：“我们这里已经开始建造一艘大军舰，它能装载60门发射6至12俄磅弹丸的大炮。”彼得亲自领导造船工作，亲手拿着工具干活。

    可是最初的印象是虚假的。很快就暴露了组织建设工程中的阴暗面。被征集到沃罗涅什干活的农民和手艺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难：他们成年累月地伐木、锯板、清除道路、疏浚航道、建造舰只，可是在严寒的冬天和泥泞的秋天里，连个挡风避寒的住处也没有，背囊里的面包也少得可怜。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被征集来造船的人，吃不了这份不堪言状的苦头，开了小差。有关船厂里艰苦生活的消息传到那些正在征集工人的各县，居民们为了逃避这种官差，纷纷躲进森林里去了。舰只未能如期下水。也暴露了组织造船工程的技术上的困难，其程度不亚于前者。造船工程是仓促开始的，没有制订施工的详细计划，也没有准备造船所必需的装具。船厂里缺少有经验的师傅。沙皇在1698年12月的一封信里诉苦说：“我在这里真的连一个助手也没有。”船是用没有干透的木料造的，而且往往因为铁钉不够就用木钉来代替。因此，已经造好的舰只，质量大都不高。彼得领导一个舰只验收委员会，他亲笔在验收单上评道：“这批舰只的风帆和船舷的高度均超过规定的尺寸”，因此行驶时稳定性不足。另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验收委员会也发现领导造船工作的领班师傅“没有工艺技能”，致使“这批舰只的长度和尺寸过于狭小的宽度构成一个非常奇怪的比例，这种比例，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荷兰，我们都没见过。”而这些舰只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造得“不是很坚固，而是很不坚固”。

    尽管如此，但在沃罗涅什建造的那批舰只是不会辱没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光荣历史的。俄国第一批造船工人在沃罗涅什取得了经验，阿普拉克辛也是在那里第一次用水手补充海军部队的编制，而不再用陆军士兵充数。

    四、改变生活方式

    彼得在圣诞节前回到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所谓“醉僧堂”的娱乐活动。这个由200人组成的吵吵嚷嚷的团体，分乘80部雪橇，奔驰在首都街上，遇到显贵和富商的宅邸就停下来，唱一通赞美诗。“醉僧堂”的执事为此要求主人家款待酒食，并给予赏金。

    “狂欢、群乐、醉僧堂”、“教皇大公”与“恺撒大公”这三种游戏，产生于同一个时期，但是要指出彼得在位时期出现的这些别开生面的“专科学校”的准确日期，那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没有记下这些游戏始于何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在17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盛行起来了。

    正如“教皇大公”游戏和“恺撒大公”游戏的规则那样，它们的参加人员也是各不相同的。参加“恺撒大公”游戏的人都是沙皇最亲密的战友，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所谓“彼得帮”。

    “醉僧堂”完全按另外一种原则吸引它的成员。愈是不成体统的人，加入该“堂”的机会愈大。酒鬼、馋鬼、小丑、傻瓜都能加入这个“群乐堂”，由他们按教阶组成上自大主教下至小祭司的团体。彼得在这个团体里占居的教阶是大助祭。据同时代人的评述，他“在他们的集会上执行职务，极为认真，好像那并不是在闹着玩儿似的”。

    第一任“教皇大公”是马特维·纳雷什金，据库拉金评述，他是个“愚蠢、衰老的醉汉”。他的继任者、彼得的老师尼基塔·佐托夫也是一个用言语无法形容的人物，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一直戴着“群乐堂神甫”、“普列斯堡、科库斯克、全牙乌查教区主教约翰尼基”的头衔。尼基塔·佐托夫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靠的是他善于喝酒。

    “醉僧堂”设在普列斯堡（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附近一个筑有工事的地方），会员们在那里开怀畅饮，醉成一摊烂泥。但有时这帮醉汉从单间房里爬出来，坐上用猪、狗、羊、熊拉的雪橇，在莫斯科街上奔驰。他们按照各自的教阶穿着不同的法衣，呼啸着、喧嚣着驶到莫斯科的显贵们的宅子前，向他们祝福。彼得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些游乐活动，并且对待“教皇大公”也像对待“恺撒大公”那样恭敬。有一回，他像一个跟班似的，站在佐托夫乘坐的雪橇后尾的脚蹬上，招摇过市，跑遍了整个莫斯科。

    同时代人们曾试图解释沙皇组织这些奇怪的娱乐活动的目的何在。有的说，沙皇是想趁着同客人们厮混之际，从他们嘴里套出他们在清醒时绝不会吐露的真情实话。喝醉酒的人话多，据说，沙皇正可乘机把话题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另外一些人认为，沙皇想借助“醉僧堂”这样的出游活动告诫包括总督和朝臣在内的显贵们，必须去掉在他们当中已经蔓延成风的酗酒的恶习。据说，为了争取入“堂”，为了免除周围的人们的嘲笑，朝臣和总督们是愿意戒掉酗酒的毛病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醉僧堂”的设立和“教友们”的活动，是想借此嘲笑嘲笑真正的罗马教皇和他的下属红衣主教们。

    上述种种解释全不足信。其中两种说法未免幼稚可笑，第三种说法也缺乏事实根据——“醉僧堂”的成员里既没有总督，也没有朝臣。

    彼得一生中有过几件始料不及的巧事：起初本来是闹着玩儿的事，后来却成了正正经经的事业的开端；游戏最终转化为重要的事业。海神和战神打仗的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海军舰队和正规陆军的建立，少年游戏兵连最后成了近卫军团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力量。

    “醉僧堂”却没有发生与此相类似的蜕变。它的教职制度益臻完善了，它也制定了自己特有的会章，但是在它的存在期间里，它再没有其他任何新的作为，只不过是一种寻欢作乐的方式而已。因此，“醉僧堂”的设立，以及“教友们”的娱乐方式，也许仅仅表现了该“堂”的设立者缺乏教养，趣味低级，为过剩的精力寻找出路的急切心理。

    翌年，即1699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其中有两件大事沙皇是直接参与其事的，文件中却没有记载。一件是反土同盟各国跟土耳其举行停战谈判的卡尔洛维茨会议。杜马书记普罗科菲·沃兹尼岑在会上维护了俄国的利益。其实，事前彼得曾对参加会议的使节面授机宜，而谈判过程中的往来文书却全是由使节政厅承办的。1699年1月14日，沃兹尼岑和土耳其缔结两年停战协定，而不是和约。

    同月颁布了市政改革敕令，成立城市管理机关：在莫斯科设市政厅，在外省城市则设地方自治局。这次改革的发起者无疑是沙皇，但无论是起草敕令，还是实现这次改革，都没有留下他曾参与其事的痕迹。

    早在1667年，政府就曾许诺城市居民，为他们设立一个“适当的衙门”，以“保护与管理商人，使其免于地方行政长官之苛扰”。30多年过去了，政府的诺言迄未兑现。1699年的敕令论证了成立城市自治机关的必要性，其理由与1667年列举的理由并无二致：政府切望商人不再受“各政厅之各种刁难勒索以致破产之苦”。这种城市自治机关，不受地方行政长官和中央各政厅的辖制。

    最初，政府企图从这一改革中获取一笔直接的收益：要取得自治权必须先付一笔双倍的直接税。自治权只授予其居民接受这一条件的城市。后来，政府发现各地市民不愿为了自治权支付如此昂贵的代价，遂不得不收回成命，宣布这次改革为一切城市必须实行的措施。

    政府认识到，实行市政改革可以促使手工业、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几年后，工商业的发达将提高国库的收入，保证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库希望迅速取得另一好处。改革敕令宣布市政厅和各地自治局负责征收关税和酒馆税。现在，征收这些税款的工作不再由地方行政长官，而改由被选出的商人代表去完成。这样一来，政府既取得了及时收到税款的可靠保障，又无需负担征税工作中的任何开销。

    在1699年发生的事件中，彼得所起的作用在文件中反映得比较清楚。2月里，为新近落成的列福尔特官邸举行“醉僧堂”的娱乐活动。在这次宴会上，彼得开展了革除宽袖长袍的斗争。

    贵宾们赴宴时穿着俄罗斯的传统服装：绣花领衬衫、鲜艳的绸上衣，外面穿一件长袍，长袍的袖口用袖箍紧紧束着。客人们在长袍外又罩上一件无袖袍——种又长又宽、从上到下钉着许多扣子的丝绒长衫。显贵们穿着皮毛大衣，戴着有高盔头和丝绒面的皮帽，披挂得漂漂亮亮。如果是暖和的季节，他们就把皮毛大衣换成皮领大袍，它是一种用贵重材料制作的长袖大氅。长可及踵，还安有方形折领。

    沙皇对这种妨碍活动、全然不适于工作的华丽衣着，深恶痛绝。席间，他像那次剪胡子一样拿起剪刀，剪起客人们的衣袖来。一个亲眼看到沙皇这一行动的人写道：他听到沙皇一边剪一边说：“大袖子太碍事，到处惹祸：不是把玻璃杯拂落下地，打个粉碎，就是弄泼菜汤，撒满一身；剪下来的这一段，你还可以拿去做一双靴子。”

    一个人剪不尽所有的人的长袍、无袖袍和皮领大袍，因此，几个月后，莫斯科人读到了挂在克里姆林宫门旁、基塔城城墙上、秋多夫修道院围墙上和其他行人众多的地方的告示。每张告示旁站着一个武装卫士，防止有人扯掉告示。那是沙皇的敕令：“兹规定莫斯科及各城市居民所着衣服：凡着匈牙利长装者，其外衣之长以衔接吊袜带为度，内衣则应短于外衣……”

    五、改变外交策略

    与土耳其缔造和约，组织反瑞典联盟，这是17世纪末刻不容缓的两件互有联系的大事。彼得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两件大事上。

    沙皇亲自掌握对外政策，在外交实践中作一些新的尝试。他绕过使节政厅，直接同丹麦特使亨斯举行会谈。丹麦特使是为了缔造反瑞典盟约于1698年来莫斯科的。沙皇不急不忙地同丹麦特使进行谈判，在取得卡尔洛维茨会议结果的消息之前，迟迟不同丹麦缔造盟约。可是在卡尔洛维茨缔结的不是和约，而是短期的停战协定。因此在同丹麦签订的条约中，彼得承担的义务，是在同土耳其缔结和约或者长期停战协定之后，再参与对瑞典的战争。为了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沙皇派杜马书记叶美良·伊凡诺维奇·乌克拉英采夫出使君士坦丁堡，并规定他不走传统的旱路，而乘坐军舰循海路前往土京。这是沃兹尼岑给彼得献的计。沙皇采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这个建议所说的规模：特使乘坐的军舰应由沃罗涅什舰队护航，浩浩荡荡开往刻赤。

    1699年8月5日，一支由十艘大军舰组成的支舰队在亚速港起锚，开往刻赤。分舰队形式上由海军上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率领，实际上是彼得统率。以乌克拉英采夫为首的使节团乘坐的是“堡垒号”战舰。一个参加这次外交活动的人记下了土耳其人看到俄国舰队在刻赤下锚时又惊又惧的情景：“从土耳其人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因为装备精良的舰队而引起的恐惧；好不容易才使土耳其人相信，这些军舰是在俄国建造，舰上的海员全是俄国人。”

    刻赤的土耳其当局说什么也不同意俄国使节乘坐军舰继续前进，他们用海涛汹涌，航行困难为借口，企图唬人，但是彼得坚持自己的意见：“堡垒号”继续向帝都的航向前进，并且鸣礼炮向土耳其人宣布俄国海军舰队的诞生。示威大获全胜，舰队是乌克拉英采夫胜利完成使命的后盾。

    彼得同分舰队一起返航亚速城，然后北上回到莫斯科。两个外交使团在首都等着他，它们的目的截然不同：卡尔洛维奇将军代表奥古斯特二世的利益访问俄国，希望缔结反瑞典同盟；瑞典使团的意图恰恰相反，它想强使俄国同意与瑞典签订一个永久和约。

    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外交游戏。目标之一是背着瑞典使团，同萨克森选帝侯和丹麦国王的代表暗中进行谈判。为了麻痹瑞典使团的警惕性，特为它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彼得接见来使，给了该使团表面上的荣誉和重视。谈判结果，签订了从前拟订的俄瑞条约。

    在外务部门领导人同瑞典使团举行正式谈判的同时，彼得亲自出马，同萨克森和丹麦两国使节进行秘密谈判。三方利益一致，会谈进展神速，三国结盟指日可待。1699年11月11日，俄国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结成同盟。双方决定：“一旦战争爆发，两国即共同与多行不义之瑞典王国决一胜负。”俄国在这个战争中要达到的目的是收复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领土（伊若尔地区）和卡累利阿。约定奥古斯特于1699年内开始军事行动，彼得则在与土耳其缔结和约之后参战。为了加速在君士坦丁堡的谈判，彼得特派急使给乌克拉英采夫送去一份补充指令：如果土耳其人坚持收回第聂伯河上的四个城市（即卡尔洛维茨会议上引起争执的四个城市），可予同意。沙皇要求他的外交使者说：“总之，此事应尽快办理。”

    欧洲各列强开始沉溺于备战的狂热中，武装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国际形势有利于俄国争取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的斗争。没有后嗣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之死，成了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的起因。法国以及与它敌对的三个盟国，即封建专制的奥地利、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都卷入了瓜分西班牙王国在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广大殖民地的斗争。夺取西班牙的斗争，分散了参与东北欧冲突的各方的力量。

    这样，北方同盟从此建立，剩下的是耐心地等待君士坦丁堡传来的好消息。但是在1699年岁尾，彼得还办了两件新事。12月19日敕令和20日敕令规定，以后不再用“创世日”而改用基督诞生日为纪年的历法，前者以9月1日，后者以1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这就是说采用欧洲许多国家通行的历法为计算时间的方法。1月1日这一天按旧历计算正好满7208年零4个月，按新历计算则是1700年元旦。

    彼得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新年庆祝活动。他下令元旦日将各步兵团调到红场上，让两百多门大炮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前。一连六天，礼炮声隆隆不绝。沙皇自己忙于燃放焰火，五彩缤纷的焰火使首都居民惊喜不已。城里的居民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用枞树、松树和桧树的树枝，把大门装饰一新。敕令诏示各领主和豪商巨贾，“凡有小炮者，应在其庭院中施放小炮；有火枪或其他小型枪支者，应鸣枪3发；有爆竹者，有多少可以燃放多少”。

    在庆祝新年的日子里，纵情的欢乐使人暂时忘却了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事业。到17世纪末，为了开创一个改造国家的新时代已经做了这样几件事：展开了争取出海口的斗争，着手建设海军舰队，城市取得了自治权，颁布了剪胡子、短装的敕令，采用了以元旦——基督诞辰为计算时间的新历。这些改革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也不难看出，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国家欧化，把俄国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

    新的1700年将是一个怎样的年头呢？能否在安定的环境中，没有干扰，顺顺当当地继续完成已经开创的事业，使它成为制度化，全部加以实现呢？彼得心里想着这个，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迎春唱诗班里，用他浑厚低沉的歌喉唱着赞美诗，祈祷着来年的幸福。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