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人竟不争气，总是望着外国人的脸色办事。张勋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神秘的日本人
冬日的朔风还扑卷着长江三角洲，大地依然是一派萧疏，时间已跃进了1917年。大约是元旦后的第四日，由上海开出的一列客车上，在那个特别豪华的一等包厢里，坐着一个小胡子、光脑袋的日本人，他大约五十岁，挺有精神；丢下豪华的卧具，胸挺笔直地坐在一个小木凳上。窗外飞驰东去的旷野，虽然茫茫一片，那枯萎中的小溪，小溪上的小桥，小桥旁的粉白小楼——这水乡的景致，却别有一番优美，但却丝毫没有诱惑这位日本人。他从开车的第一秒钟起，便闭目沉思，沉思得呆板，沉思得死寂，仿佛他就是专门来享受这颠簸中的静坐。
他叫佃信夫，号斗南，是日本黑龙会的成员，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著名的复辟论者。此番来华，是受“对支那联合会”的委托，“帮助”中国安定秩序的。佃信夫，一个外稳内奸城府阴险的侵略者。他昨日才从东京飞到上海，便马不停蹄地去徐州，他要去见张勋，要自请去做张勋的顾问。不过，他除了政治上了解张勋之外，对张勋的人品、性格却一无所知。这样单刀直入、毛遂自荐，能不能被张勋接受，他心里没有数。他得认真思索，思索一个“共通”的途径，而后入港。在佃信夫印象中，张勋是个武夫，而且是一个很有势力而又极刚愎自用的武夫。就凭他在南京指挥部下抢劫三个日本人，而又拒不认错，便给所有日本人一个上述共同认识。日本人是极恨张勋的，让日本人在中国这样丢脸的事，连皇上、内阁总理也没有谁敢这样做，张勋却做了。日本人从内阁到平民，似乎共同发誓“永不同张勋合作！”此番，佃信夫竟乐意低三下四投奔张勋，不能说不是当今一大奇闻！佃信夫为张勋事，已在日本本土上这样苦思多日了，但没有结果；这个疑团一直缠着他。到上海来之前，他曾经单独去拜见新上任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寺内没有等佃信夫开口，便连珠炮似的对他说：“听说你要到中国去，去干你想干的事。内阁支持你。我明白地告诉你：共和政治不能挽救中国……”
“首相阁下也认为非复辟不可？”佃信夫有些儿急不可待。寺内摇摇头。“为时尚早。”
“那该怎么办？”佃信夫与寺内正毅虽有相同的政治观点，都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度，但在做法上却有极大分歧。突出的表现是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寺内主持内阁之后，竟匆忙表示对袁支持；而黑龙会分子佃信夫则认为，中国若恢复君主制，必恢复逊位的皇上，袁世凯只能摄政，却不能篡位。现在，袁世凯死了，帝制派的分歧自然弥合了，佃信夫也不对寺内怀成见，而是主动去访。
寺内见佃信夫还是心神不定地发问，便想释去前嫌，共同努力。他说：“君主制对中国最为适宜。如果中国有强有力的人物坚决实行复辟，也是和我们理想相符的。”
佃信夫马上说：“盘踞在江苏徐州的典型旧式武人张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张勋？！”首相显然是想起了因张勋发生在南京的那件不愉快的事。
佃信夫笑了。“这正是张勋敢作敢为的长处。否则，全中国人都把辫子剪了，为什么只有他和他的定武军不剪辫子？”寺内点点头。
佃信夫又说：“我对张勋的为人、品行、思想虽了知不深，但对他的实力却是甚为了解的。定武军有精兵五万，实力颇强。在现在的中国，督军们手下有两万军队的已算雄厚，但两万中实际兵员不过一万五千左右，余下空额都填入督军私囊。只有张勋的五万兵力是不折不扣的。”
“那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首相说。
得到内阁的支持，佃信夫信心十足了，丢下元旦不过，首先邀请另外两个军国主义分子五百木良三和松平康国，特地从东京出发到日本皇室供祀祖先的庙宇——伊势大神宫——参拜，一是祈祷国运隆昌与皇祚无穷，二是祝告怀抱远大计划前往中国的佃信夫一帆风顺，马到成功，能够把满洲作为日本一片本土奉献给天皇陛下。一切都做完了，他们才临着瑞霭弥漫“神域”的元旦分手，佃信夫而后来到上海……
列车在苏州车站停下来了。佃信夫揉了揉显得疲惫的双眼，走出车厢——他想清醒一下头脑，重理一番思路，在余下的半日旅途中能够苦思出争取张勋的良策。
苏州火车站，尚是一派荒漠景象，房舍矮小，地面坎坷，上下旅客也寥寥无几。佃信夫举目北眺，他望见了虎丘塔。他研究过苏州，知道此塔的修建年代及其象征。然而，他此刻并不想领略它的雄伟和壮丽，他却觉得它展示了一种精神，一种令他有点心颤的威慑——“中国土地上为什么建造了那么多宝塔？塔，是中国人用来藏经的地方，中国有多少经呢？”他心里有点隐痛——日本人最怕中国文明昌盛，他们希望中国人愚昧、无知、落后。可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却不愚昧，却很有知识。佃信夫从虎丘塔又想到了苏州的北寺塔，他转过身来，朝着车站南方望去，果然望见那座九层八面的全木结构宝塔。“据说此塔是三国时东吴孙权为报母恩所建。可贵的报恩思想！”转身的时候，他心不由己地默诵起关于北寺塔的诗句：“……浅淡湖山归杖底，参差楼阁出林端。”他仿佛意识到中国人有他大和民族永远无法战胜的精神和力量。他的心绪猛添了一层忧郁。
佃信夫回到车厢，依然坐在小凳子上沉默，以沉默去领略颠簸……
佃信夫是“青睐”中国的许多日本人中的一个，对中国的事情比许多中国人还热心。辛亥之役前后，最先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人是内田良平、田锅安之助，他们组织了“对支那联合会”，先在自己国内的国民外交同盟会内活动，然后到中国；继之而起的，是大竹贯一、五百木良三，他们组织了“国民议会”，但却不议日本的内政而是议中国的内政。这些人在中国活动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袁运动；反袁声势起来之后，军国主义分子中西正树、萱野长知、工藤铁三郎等人抱着大陆政策的积极策划与推动者的心态，先后来到中国，在山东讨袁军中出谋献策，煽风点火。这些人已经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佃信夫又赤膊上阵，来到中国。
佃信夫是把袁世凯当成最大的对手来中国的。袁世凯死了，他丧失了活动目标，几乎想溜回东京去。正是此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变了，因为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组阁，唐绍仪主持外交事务，日本政府决定援助这个政府，并且派了一个叫青木宣纯的日本人担任北京政府的总统顾问。也就在这时候，日本的另两名黑龙会分子川岛浪速和五百木良三窜到旅顺，与肃亲王共谋，要唆使蒙古巴布扎布出兵占领东三省，使东三省先独立，然后在全国实行复辟。佃信夫对这个局面十分焦急，他知道川岛浪速是不会顺利实现这一计划，并且很可能行动受阻，会使川岛进退无措。他便急忙赶到大连，想设法转圜。陪同他去大连的还有中西正树。
东北的情况恰如佃信夫所料，巴布扎布率精兵三千进至郭家店，即被张作霖的军队所阻，不仅阻，几乎是打得落花流水！他不得不退回老巢。佃信夫这才孤注一掷，认定在中国只有复辟一条路了，只有依靠一个实力派去担当此任。他，便是辫子元帅张勋。这里，我们还得插叙一个故事：
徐州第一次复辟会上张勋为什么对阻止唐绍仪出任外交总长那么热心？这就得联系到日本。
唐绍仪是亲日派，唐绍仪出任外交总长是黎元洪所荐，黎同段祺瑞在内部达成一种谅解：凡外交事务，统由唐处理，不受内阁指挥。段表面同意，内心不快。张勋因南京事件而被罢了江苏督军，早对日本人怀恨在心，看到亲日派唐绍仪主外交，心想不知日本人利用唐搞什么把戏，从而愤愤不平。所以，他支持段的通电。
说来又巧，徐州通电发出之后，张勋忽然获悉“唐绍仪将要从上海去北京就任”。他便急忙派了一位大员持他的亲笔信去上海。唐绍仪接待了张勋的特使，拆信一看，内容是：
今闻阁下以某种条件出任外交，想赴任之途必经徐州，务请下车一谈，藉聆雅教。故派特使前往迎接。
唐绍仪深知张勋的为人，在袁世凯未死之前，他就敢于毫无忌惮地高唱复辟，并且在徐州公开开复辟会议；他跟日本人又是那样的水火难容的关系，“邀我至徐州，是何用心？”唐绍仪不敢贸然前往。因此，委婉地回了张勋一封信：
本人身体欠佳，陆行不便，拟由海路北上，故不能在徐州停留。有负雅意，深以为歉。
唐绍仪不敢走徐州，竟由上海乘船去了天津。张勋不放过他，赶快派秘书长万绳栻去天津，在唐绍仪到天津之前，早已散发了攻击他的大量小册子，弄得唐连岸也不敢登。不久，只好宣布辞职。这事对日本人无疑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佃信夫对此事只好摇头叹息。现在，这个对日本人怀有成见，日本人也颇感头疼的张勋，一忽儿变成了佃信夫要扶持、要依赖的伙伴，实在是一件难处的事。
……佃信夫到达徐州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余晖还淡淡地笼罩着古城，只是街巷中的行人车辆渐少了。佃信夫走下火车，站上却没有人接待他。他犹豫了：“早已告知辫子元帅了，为什么连通常的礼节也没有呢？”他独自随着稀疏的乘客朝外走。当他走出出口处的木板门时，才见一块“欢迎”他的纸牌。来欢迎的，竟是一位毫无名堂的小文官。“佃信夫先生，万秘书长绳栻先生让我来迎接你，请！”
佃信夫心中一愣：“怎么，我成了定武军秘书长的客人？”但他转眼再望望那位小官，见他那副颇为高傲的神态，陡然间便使这位自命不凡的军国主义分子领略了中国文章中常见的“白眼相加”“侧目相视”所含的深刻意义了。他真想发作一番帝国的雄威——可是，他怕那样接待者会转身别去，故而，他只把怒气往肚里吞了下去，随着上了一辆破旧的车辆。
张勋没有厚待他，他只命人把他送进宾馆的一室，便不再去理他。佃信夫一路的沉默、忧虑，一下子又升腾了许多。
他终于成了张勋的膀臂
佃信夫到徐州，张勋立刻产生了反感——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太霸道了。果然有一天他张勋握有大权，他决不跟日本人交往，并且第一件事就是把在中国的日本人通通赶出去。“中国不买你日本人的账，我看你能怎样我？”佃信夫从上海动身时，是经过外交途径正儿八经地通知张勋的。万绳栻拿着电报问他“如何接待？”张勋瞪着眼问：“他是天皇，还是首相？”
万绳栻摇摇头：“一个黑龙会的成员。”
“屁！”张勋冷冰冰地骂道，“不接待！”
“怕有伤外交礼仪。”
“怕甚？”张勋还是不屑一顾，“日本国派来一条狗我也得接待？外交礼仪，外交礼仪，还有国格吗？给他间房住下，派个官儿见见他完了，你还当成大事办？”
佃信夫的冷遇，便因此产生了。
佃信夫坐着他的冷板凳，张勋忙他的复辟，日本人到徐州和不到徐州似乎与之没有任何关系。
不知是一种必然规律还是一种巧合，不几日，张勋忽然改变了态度，对佃信夫这个日本人热情起来，热情得出人意料——
张勋的部属中，有一个叫蔡国器的人，官低位卑，少有人知，但此人偏又特殊：青年时代曾在日本读过书，日语说得挺好，很了解一些日本的国情。此人在东京留学时，闻知佃信夫此人，并且有过一面之交，当他知道佃信夫在徐州被冷遇时，便以私交去看望他。佃信夫是有心人，张勋冷待他，他认为是张勋不了解他，不了解他来徐州干什么，一旦他了解了他，他一定会对他热情。于是，他便抓住蔡国器，一股脑儿把来意和盘托出，最后又说：“帮助大帅复辟，并非我个人之力，而是得到内阁支持，寺内首相当面对我所谈。我徐州之行，应该说是奉命而为。张大帅并没有看清这一点，他以为我的到来像你们中国的富翁来了穷亲戚一般，是‘打秋风’的。错了！我可以说一句大帅并不愿听的话：当今中国的复辟，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请你转告张大帅，日本政府并不想在中国获取什么，而只是出于东方道德，帮助中国人寻求一种文明、幸福！”说罢，他才把在上海动身时李经迈给他写的一封介绍信拿出来。“此信请你无论如何面交张大帅。就说是上海的姚文藻、郑孝胥和升允我都见过了，是他们请李经迈先生写这封信的，大帅会明白一切。”
蔡国器别了佃信夫，匆匆去见张勋。
张勋听了蔡国器的介绍，又看到李经迈的信，心里动了：“日本政府果真助我一臂之力？佃信夫果真是得到日本内阁的示意来中国的？”他又看看李经迈的信，觉得姚文藻、郑孝胥这些人都是大清遗臣、热心复辟，而升允是蒙古王公贵族，早就纠集满蒙王公、八旗残部等打起“勤王军”的旗号，是满蒙势力复辟的总代表，张勋信得过他们。所以，张勋当即对蔡国器说：“你告诉佃信夫，我马上单独会见他。”
张勋是在花园饭店一间幽静的会客室会见佃信夫的。为了不扩大影响，只有蔡国器作为介绍人兼翻译在场。张勋挺胸仰面，一派轩昂，只说了两句外交辞令，便坐下来，佃信夫猛然间觉得自己的武士道精神受辱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瞪着秃鹫一般的目光望着张勋。张勋笑了。
“斗南先生，欢迎你来徐州。我很希望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顺利的。”佃信夫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不愉快和遇到不顺利！”
“听说斗南先生对中国的事情颇精通，绍轩愿意聆听高见。”
“没有什么高见，我只想传达一下寺内内阁的态度。另外，便是想同大帅探讨一下历史经验以及与中国的关系。”昨天，佃信夫还垂头丧气；今儿，张勋的到来，他倒一下子神气起来，语气也变得不一般了。
“绍轩愿听。”张勋虽然对佃信夫的态度有反感，但还是耐着性子，表现谦虚。
“寺内内阁是全力支持中国复辟的。”佃信夫明白表示，“中国除了复辟，再无坦途。”
“寺内阁下是这样认为？”
“是。他当面对我说的！”
“我感谢他了。”
“大帅，我们日本人是关心中国的事情的，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慎重的……”
张勋高兴了，他忘了自己的身份，也不计较日本人的态度，他满面笑容、专心致志。“这样，我的看法同日本内阁不谋而合了，我很高兴。”
“大帅，你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吗？共和政治不可能把中国从混乱的局面中挽救出来。若想拯救中国，必须实行复辟。”佃信夫站了起来，他端起茶杯，慢悠悠地抿了一口，又慢悠悠地说：“大帅，你研究过英国的克伦威尔这个人吗？”
“克伦威尔？”显然，张勋是不知道他的。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张勋眨了眨眼睛。
“这个人很像中国今天的某些人。”佃信夫说，“那是十六世纪中叶，克伦威尔把英皇查理处死了之后，便积极推行共和政治，但国政却不能顺利推行。徒具共和之名，实际上却在进行着空前未有的血腥镇压。于是，国内政治混乱不堪。结果不到十年，还是把查理二世迎接回来，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从此之后，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稳固的国家。”
“真有这回事？”
“这是英国历史，千真万确。”
“对，中国今天所以这样乱，就是因为实行共和制度。”张勋兴奋了，他扬起巴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站起来，“中国的共和制度，同样是血腥镇压，中国今天闹得支离破碎，就是因为共和制度，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中国的混乱，给外国人可乘之机，谁都想来抓一把。我干对了，我得拯救中国，我得像当年英国请回查理二世那样，把宣统爷请出来，由他实行立宪，把中国重新建设好！”说着，他走上前去，同佃信夫紧紧地握着手。
张勋厚待日本人佃信夫的事，在徐州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赞成，有人摇头，有人想看看再说。于是，各种意见都反馈到张勋耳中。张勋冷静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决定变换一种方法，对这个日本人进行一次“火力侦察”。
蔡国器奉张勋之命，又来到佃信夫住室。这一次，他的态度有所不同，二人一见面，蔡便说：“佃先生，有句话我不得不对你直说。也许这关系到今后你同大帅的合作问题。”
“请讲。”佃信夫心平气和。
“这次你和大帅见面，我发现阁下神气不对头。”
“什么不对头？”
“大帅毕竟是定武军的统帅，定武军是一支什么队伍，你也清楚，何况大帅的年龄也比你长十二岁。他的地位和影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佃先生应该注意礼节。”
“什么礼节？”佃信夫有些倨傲了，“我们是来帮咱大帅完成他的使命的，不是我有所求他。”
“他也未必求你。”
佃信夫看了蔡一眼，心里冷冷地颤了一下。然后，缓了缓口气说：“本人乃日本人士，世界上没有比日本更为重视长幼之序的国家。本人对张氏毫无亏于长幼之礼。”
“但愿如此。”
……张勋对这次“侦案”并不满意，他决定单独会见他。
佃信夫见张勋又到，尚不待坐下便说：“如以敌视日本的态度进行复辟，那是非常错误的。必须事事接受日本的诱导和扶持，复辟方能成功。”
张勋淡淡地笑了，他一边竟自落座，一边说：“关于复辟之举，本人并无向日本求援之意。所以又同先生接谈，则小有他想。”
“什么想？愿明示。”
“清帝的退位，是段祺瑞带头劝告的，故对复辟之事，段氏绝无赞成之理，此点已十分清楚。因此，将来发动复辟之时，势将与段难免一战。若与段交战，在北京的宣统皇帝可能发生不测，这是本人深为忧虑的。若是宣统帝发生危险时，日本公使馆如能予以接应，并加以保护，本人则可以毫无顾虑地与段一战。愿烦先生尽力者，仅此而已。”
佃信夫呆了，他没有想到一个中国武夫在干这样的事情时只需日本人做他的“保镖”，他不舒服。但又一时无法表白。
张勋又说：“大约两个月前，驻天津的日军一个将领经直隶省长朱家宝介绍来徐州，询问我有什么想法，本人也是这样对他说的，请助一臂之力。该将军说：‘此事本人不能擅自做主，当将尊意转达日本政府，然后根据政府的意见再明确答复。’不意该将军一去迄无消息。看来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还是要援助段祺瑞继续实行共和政治的。”
佃信夫陡然感到冷飕飕的，他没有想到张勋一个粗人竟先发制人，来个政治攻势，一时语塞。半日才又重述一番寺内首相的态度，最后又说：“寺内首相会满足阁下的希望，赞成复辟，并尽力保护宣统皇帝之安全。但从程序上看，大帅应该先向日本政府表明：复辟是全国舆论之归趋，然后再请求予以谅解。”张勋还是淡淡地一笑：“容我再思索思索。”
摇摆不定的日本政府
不知为什么，外国人的诱惑，常常令有头脑的中国人发昏。两天前张勋对日本人的“友好”表示还要“再思索思索”，到了第三天黎明，他忽然下了决心——
“来人！”他冲着尚未脱去昏暗晨曦的室外大喊。“大帅……”一个值夜班的侍从来到他面前。
“马上把蔡国器叫来。就是那个会说日本话的蔡。”
侍从出去片刻，把蔡国器找来——他满面倦意，睡眼蒙眬。“大帅，你找我有事？”
“废话，没事大清早找你？”张勋怒冲冲地说，“你去请佃信夫，我有急事要见他。”
“是！这……”蔡国器有点犹豫。
“怎么？”
“是不是时候太早？只怕日本人尚未起床吧？”
“……”张勋望望天空，舒了一口气，“你看着办吧。我急着见他。”
第一道阳光洒进巡阅府院中时，蔡国器陪着日本人佃信夫走到张勋面前。
“大帅早安！”日本人陡然变得礼貌起来。
“斗南先生请坐。”张勋握着佃信夫的手，也还以礼貌，“我思索了先生前天讲的话。我认为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并且相信寺内阁下也会是真诚的。”
佃信夫笑了。他笑得很坦然，仿佛他早就应该这样笑。“日本政府是十分关心中国的事情的。”小胡子又一次如是表示，“很想了解大帅的行动情况，看看你的准备……”
“我已经对阁下直谈了。”
“那不够。”佃信夫抢着说，“我们想看看成文的资料。”
“什么成文的？”张勋莫名其妙。
“大帅不是已经召开了两次徐州会议了吗？会议立有誓约，可否将该誓约提供寺内首相？”
“誓约？”张勋锁了锁眉。
“就是你们那个十三省《省区联合会章程》的‘十二条约法’。”
“嗯。”张勋明白了。
“徐州会议，虽然西南五省未曾出席，但却有十三省督军参加的，并均对复辟表示赞同。故该誓约亦可视为舆论的代表。如能将该誓约持往日本，不但寺内首相可以谅解，其他有心之人亦将一致同情。”日本人的态度表明了，“谅解”是外交辞，潜台词却是“由日本批准，批准后可以给予支持”。日本人的话张勋是听懂了，但他却没有反感——他不能反感，三天的思索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外援，他是无法复辟成功的。他很认真地对比了所有的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曹锟，谁没有洋人做后盾？只要能成功，洋人又怎么样？没有洋人的支持，孤立地败下去，空有雄心。与其“清廉”地自灭不如找个靠山发达起来。张勋算是猛然悟出了一条发迹的坦途。他不光不计较日本人的态度，反而问日本人：“怎么样把《章程》传往日本呢？”
佃信夫胸有成竹：“如有适当的人持誓约去日本，我愿做引荐，一定可以见到寺内首相。”
张勋忙说：“好好，合适的人是有，让升允老人去一趟吧。”日本人赞同地点点头。
张勋急忙派人到上海，找到升允，说明情况，又交给他十三省区联合会章程副本和旅资。升允既是复辟的热心派，又是官差，何乐而不为？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东渡日本。
日本人善于故弄玄虚，佃信夫本来可以同升允一起动身东渡，但他却故意晚行一日，并要升允在东京“务必等候”。这样做似乎表明升允东渡与他本人无关。果然，升允先一步到东京，佃信夫到了之后，才商定去见寺内。
寺内正毅因为重感冒在家养病，听说佃信夫带领清朝一位遗臣，为张勋复辟事来见他，急忙更衣整容，在首相官邸以使臣身份接待升允——
六十六岁的寺内正毅，一个魁伟的军人，刚接任首相不久，他想以军人独特的作风，使这届政府变得雄风大振，国威空前，像他自己一样，一年数次腾达。中国，自然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
寺内正毅，长州藩士出身，生于1852年，十六岁便参加了函馆战争，打了几仗之后才又进入大板兵学校学习；1882年三十岁出任日本驻法国公使馆武官，四年后回国任士官学校校长；四十六岁进入内阁，任教育总监，不久便任了参谋本部次长。是他主持的日本军队加入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他是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由于他的军国主义思想极强，侵略别国有方，从1902年起，他便出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并且连任三届。日本吞并了朝鲜之后，寺内出任朝鲜总督。本年刚刚升任元帅之后便出来组阁。这样，日本成了最完备的军人政府，因而，日本现政府执行的除军国主义便不可能是其他。寺内对升允的热情，也即出于军国主义的宏观计划——吞并中国。
寺内首先听了佃信夫的报告，而后接见升允。
升允慌张得几乎要对寺内行跪拜礼。寺内急忙把他扶在椅子上，笑笑说：“日本政府欢迎阁下的到来，愿意以最大势力帮助阁下完成使命。”
升允双手捧着装有《省区联合会章程》的木函，递给寺内。寺内以庄重严肃的仪容启函阅读，而后，以温和的语调说：“张氏的希望，本人业已知道了。本人当命驻北京公使注意保护宣统帝的安全，你们可以放心。”
升允这才重又站起，深深鞠躬，说：“张上将军诚心向首相阁下问候，并祝天皇陛下万寿无疆！”
寺内微笑点头，示意升允坐下，然后说：“诸君既已根据十三省督军联名宣誓的精神图谋复辟，日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请勿顾虑，尽可按计划行事。张氏既已声称不要求日本给予任何援助，本人也但愿如此。然而，此等事体是需要多方准备的。故请转达张勋氏，如有需要援助之处，尽可提出。”
升允听了寺内那不急不慢的言语，心里不安起来：“寺内到底是不愿支持还是想支持？”他欠了欠身，想问明这件事，但又敛口了。“既然日本不反对复辟这件事，求援不求援、援助不援助那是后话，何必这样急呢！”于是，升允又坦然地坐定了。
寺内似乎并不注意升允的表情，他还是平平静静地说：“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可能遇到某些不便之处，届时尽可以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我亦将致函大谷，说明此意。”
升允，一个清朝矢忠守节的孤老遗臣，得到日本首相的如此“关怀”，自然感激涕零，立时老泪纵横，不能自禁，泣不成声地说了两句致谢的话。日本首相也还以同情的慰勉。
升允出了日本首相官邸，心里十分欣喜，觉得大事已办成，周身有了力气，便匆匆同佃信夫告别，先回中国来了。
升允和佃信夫先后回到徐州，汇报了东京之行的情况，张勋十分高兴，立即召开参谋会议，商讨如何行动。
张勋和他的参谋们兴奋得有点儿迫不及待了，会议没有做过细的讨论便做出决定。参谋长综合大家的意见说：“日本既已表明态度，宣统皇帝的安全亦无须担忧。既如此，就应该及早举兵，发动复辟。”
张勋粗中有细，虽有同感，但却没有明白表示。他把佃信夫找来，把大家的意见对他说明，请他表示个态度。
佃信夫连想也不想，马上摇头，说：“诸君急欲行事，其情固可理解；唯此次复辟，不宜作为张氏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是十三省的共同事体。只有十三省督军联合举事，才能算是代表全国的意志。为此，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使每人都能做好充分准备。如放在（1917年）4月末5月中间约定一个共同日子起事，方不失为万全之策。”
是的，张勋对于那些在联合章程上签了字的省区能否出兵，还没有把握。甚至对他们是真心是假意，也还得再摸摸。匆匆举兵，光靠自己这一群辫子兵，能否胜任？他心里不踏实。就说他决心“决一雌雄”的皖系段祺瑞，他也没有把握战胜他，何况段祺瑞又是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张勋眯着眼睛，半天才说：“斗南先生的意见是宝贵的，我们必须再做些准备，包括联络各省。”
经过再次商量，定武军的参谋们终于冷静了头脑，决定接受佃信夫的意见，积极同各省联络，力争取得一致意见再行动。
本来该平静的事情，谁知又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了，不支持复辟——升允从青岛传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给青岛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的一道训令。这道训令的内容是：
关于复辟之举，贵官与升允会谈时应注意下列原则立场：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本无干涉之意，但在此时发动复辟，造成混乱，不但对中国不利，即对宗社党的前途亦颇不利。故望贵官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力劝升允：发动复辟，目下尚非其时。
这个训令送到张勋面前，张勋气得直吹胡子：“小日本玩的什么鬼把戏？首相支持我们复辟，陆军部不许我们复辟，你们到底谁是日本国的当家人？我他娘的谁也不靠、谁也不听，我想何时复辟就何时复辟，关你日本人屁事？！”
佃信夫灰溜溜地走了
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的“训令”，与其说是激怒了张勋，倒不如说是激怒了佃信夫。无疑，这个训令把佃信夫推到狼狈的境地，张勋骂得对极了，内阁首相的面谕陆军省只一个电令便抵销了，首相何为，他佃信夫何为？日本人在中国一个军阀面前能如此出尔反尔吗？佃信夫觉得丢人，觉得再到张勋面前便没有他高大了。
佃信夫是典型的武士道精神信奉者。武士道是讲究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和坚忍的。自我失信了，精神就不成其为武士道了。反复思索之后，佃信夫决定毫不含糊地去对张勋表明自己对陆军大臣训令的不同看法和个人意见。
正是张勋满腹牢骚之际，佃信夫出现在他面前。不待佃说话，张勋即把那份青岛转来的“训令”摆在他面前。“斗南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佃信夫也忙从身上拿出一份“训令”的汉文译本，说：“我正是为此事来见大帅。”
“是不是有人别有用心，编造陆军大臣训令？”
“不是编造。”佃信夫说，“千真万确的陆军省训令！”
“那你来见我还有什么意思？”张勋把佃信夫的那张纸头往他面前用力推去，“我觉得先生的戏已经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你不打算收拾行装回日本去吗？！”
“大帅，你听我说。”佃信夫有些焦急。
“嘿哼……”张勋转过身去。
日本人随着张勋转身也把身转过去。不过，他不是背过另一边去，而是转向张勋面前，像一个认错的孩子用一种乞求的目光望着张勋的脸，说：“大帅，本人深信陆军大臣所以发出这样的训令，其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同寻常的原因。寺内首相是一个几乎近于固执的坚定人物，堪称武士道精神的典范。他从前既然许下那样的诺言，如今又叫陆相发出这样的训令，其背后必然有着万不得已的隐衷。”
“这正是我需要你解释清楚的。”张勋紧紧逼上，“请你说出什么‘隐衷’吧？”
“本人愿赴济南，由该地发出电报，并以详细的书函询明寺内首相的真实意图，以明个中原委。”
“不必再询明了。”张勋狠狠地摇了摇头，“你们陆军大臣的训令已经说清楚了。”
“啊？！——”显然，佃信夫不明白。
“你们是说我复辟会造成混乱，这种混乱对宗社党不利。原来你们是想大力复活宗社党的，想把宗社党扶起来，由他们复辟。”
“不，不。”佃信夫忙说，“谁人不知，宗社党只是善耆、溥伟等一般王室成员打着‘勤王’的旗号，采取‘申包胥哭秦廷’的办法搞什么复辟的，早已失败了。其重要成员升允目下不正为大帅效劳吗？日本人只是对这群人怀有好感，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与大帅怀有同样宗旨。”
张勋觉得也有理，便默不作声。
“大帅，”佃信夫又说，“请你放心，我是一定会向内阁询明情况的。”
“那是你们日本人的事，我不过问。”
“大帅，请你相信我，本人也有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本人既与诸君共事至今，突然发生这样的反复，本人只有献出一己之性命与诸君共其始终。”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东京？”
“我想在济南先函责内阁，候其复书再定行止。”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得去办我的事情了。我也告诉你：本人也有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我会按照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办事。”
“大帅，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会去见首相阁下的。此事我已决定：或置大岛的意见于不顾，与诸君一道决行复辟，死生自当置之度外；或默不作声溜回东京。我是不会采取后者的。”张勋见这个日本人为中国的复辟如此“热心”，平心而论，自己也确需有靠山，表面虽雄赳赳，内心还是嘀咕咕的。于是，又缓了缓口气说：“好吧，先生动身去济南时，我将派大员随行。但愿先生会有好消息传给我。”
由日本人去“询明”他们内阁和陆军省的情况吧，我们还是说中国的事情。
张勋在徐州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北京城的大乱也由暗到明地潮涌起来——
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的继任，是袁世凯留下了遗言的。这个遗言是对徐世昌和段祺瑞二人当面说的。段当时心里不服：无论凭实力还是凭对北洋大家族的贡献，段祺瑞算是第一的，继位只能是他。袁的遗言虽有法度可解，但却有违事实。因而，形成事实之后，黎段之间便不协调。黎元洪继位之后，积极恢复国会，欲趁机扩大总统权力；段则以国会重开，条件不成熟，意在缓举。矛盾渐明。此时，南方各省一致主张恢复约法与国会，海军李鼎新为此事还发出独立宣言，段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开国会，立宪法，并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此举之后，黎元洪即把心腹四大金刚金永炎、哈汉章、黎澍和丁佛言拉到身边，作为左右手；而段祺瑞则把心腹徐树铮委以国务院秘书长拉在身边，以示抗衡。这些人，既是天才又是不安分分子，相互对立，挑拨作梗。因而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间矛盾加深。
有“小扇子”之喻的徐树铮，是被世人称为“合肥魂”的，对于黎的开国会、立宪法、扩大势力早已心中不平，很想在黎面前耍弄他一番，也探探黎到底能硬到何种程度。一天，他同段祺瑞商量好，决定任命福建省三个厅长。他便拿着三人的任命书要总统去用印。黎元洪明知是来刁难他的，还是问一句“三人的情况都查了没有？”徐树铮却只冷冷一笑，说：“总统不必多问了，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很忙。”黎元洪虽气却不得不用印。但那日子之后，黎却决心除徐。事又凑巧，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件贷款事件，使府院之争一下子白热化起来！
中国银行为了兑现负债，当由内阁决定向外国银行借美金五百万，言明按九一交款。此事内阁定后秘密周旋。内务部长、黎元洪的心腹孙洪伊，是段祺瑞、徐树铮的死对头，竟将此事泄露出去，借报纸作了披露，引起五国银行的抗议，并由此引起了票价猛涨。徐树铮趁机制造舆论，说“孙洪伊以贱价购买中票，以高价抛出，损公利私，谋取厚利”，请总统免孙的职——府院矛盾更加激烈。
黎元洪便以“平息府院矛盾”为由，同时免了孙洪伊和徐树铮二人之职。谁知这样一做，激怒了段祺瑞，段认为黎是破他的手臂，于是决定驱黎下台。
中国统治集团“内院”起火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以英、法、俄为核心的一方和以德、奥为一方的一场空前大战在欧、亚、非三洲展开，这场战争共卷进去三十三个国家，人口在十五亿以上。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倾向谁，成了府院的突出点。段祺瑞不经国会议决，以国务院之名发表对德宣战，同时决定与德断交，驱逐德国公使，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铁路北段租用权，停付对德赔款。
段祺瑞之举，黎元洪十分恼火：“如此大事我总统还没说话，你倒先干起来了。欺人太甚了！”就在此时，德国人向中国总统提出照会：断交可以，赔款中止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应做出负责任的答复。
黎元洪有国会做后盾，一怒之下，开国会，决定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这便逼得段祺瑞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躲进天津自己的公馆。佃信夫到济南之后，即给首相寺内正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同时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内阁书记长官儿玉秀雄——他真积极，中国的复辟几乎成了他日本人的当务之急了。
佃信夫在济南焦急地等了将近一个月才接到由他的同志、黑龙会成员长岛隆二转来的一封信，信上传达了首相的意见：
关于中国的内政，我国政府之不干涉迄今毫无改变……中国的形势，本人深为忧虑：盖以俄国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予中国之影响必不在少；而且中国内部情况亦日趋复杂，险象环生。当此之际，应切忌轻举妄动。
陆军当局所发之电报，本人毫未得知。猜想陆军当局深恐轻举误事，故特发此电令，以唤起注意。事关机密，切勿泄露。就今日周围之形势观之，发动复辟，因恐万难奏效。一旦失败，吾人不独为中国之前途忧，亦且为有关人员之安危惧。将来须肩负两国重任之人，尤应谛观形势之演变。切不可意气用事，以遗他日之悔。
佃信夫见这封信方才觉得此事的棘手，觉得陆军忧心之重。无可奈何，他不得不再忧虑地回到徐州，只向张勋撒了个谎，说“要去东京面见首相”，并告诉张“愿与寺内首相同心戮力，使陆军部幡然觉悟，赞同我们的（复辟）行动”。而后，便只身回日本去了。
卒边加石，乃“碎”字也
佃信夫走了。佃信夫离开徐州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日本人，叫田中义一，是日本任着现职的参谋次长，算是一个有来头的人，并且还是北京陆军部新任讲武堂堂长张文远陪着来的。
张勋不想接见他，一个日本人佃信夫已弄得他烦躁不安，这种烦躁正是来自日本陆军省，他怎能再对参谋次长热情呢？另外，那张文运虽是张勋的换帖兄弟，可是，因他不同意帝制，早跟张勋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张也不愿再热情待他。
万绳栻见张勋态度冰冷，便劝道：“大帅，得克制点，做点表面文章。那田中义一毕竟是日本有影响的军中人物，是军方的代表，较起佃信夫，大不相同。说不定他会带来陆军省的确实消息。”张勋被劝活了，他决定接见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是日本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后来不仅做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团体政友会的总裁，还做了内阁总理大臣。在侵略中国的罪恶史上，那个起决定作用的《田中奏折》就是他这家伙炮制的。此次来徐州，他是肩负着陆军大臣的重托来的——
平心而论，日本内阁和军方，都是诚意诚心支持中国恢复帝制的。后来，军方所以态度变了，是因为世界形势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交火，日本投入了，投入得最早，他们想拉中国为伙伴。中国的军方实力派是段祺瑞，他们当然是要拉段。拉段投入世界大战，成为其“战友”，要比帮张勋复辟更为最急之务。所以，他们丢下张而拉起段。尽管内阁尚不明白表示态度，而陆军和外务两省是明白无误的。田中义一此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劝张勋“暂缓复辟”，而日本人则向段表示友好。
张勋心怀侥幸，热情款待田中，又陪他游览了徐州名胜古迹。一切殷勤之后，田中义一明明白白地给张勋留下一句话：“（关于复辟事）时机尚早，希慎重考虑。”张勋一句话不答匆匆回到自己房中，拍着桌子大骂：“什么他妈的‘慎重’？日本人不支持复辟你们就直说，在我面前耍什么鬼把戏？不靠你日本人，看我能不能复辟成功？！”
段祺瑞退到天津，并没有隐居。他不服这口气。他不能服。国务总理被免了，他还有自己庞大的皖军，他有发言权，他完全可以我行我素。所以，他退到天津不久，便把“小扇子”徐树铮从上海招来，要对黎元洪动武。
“又铮（徐树铮字又铮），黄陂（黎元洪黄陂人）动杀机了，咱们不能不动。”
“小事。”徐树铮说，“看看再说。”
“我想发兵。”
“出师无名。”徐又说，“不能因为他免了你我的职，你我就发兵征讨他。”
“太消极了吧？”
“不消极。”徐树铮说，“眼下好比一盘散沙，若硬是去筑塔，则遇风便倒。”
段祺瑞手持白瓷杯说：“此杯聚合而成，我握掌中可不碎，若放手，便碎了。”
徐树铮笑了。“杯不由我碎，待碎时由我全之，则反易耳！”
“这……”段祺瑞心里一动。
“这是其一。”徐树铮说，“其二，目下世界潮流倾向共和，中华命运依赖共和。帝制刚取消，共和方兴起，黎元洪乃共和总统，应潮流，顺民心。出师讨伐他，岂不自讨罪过……”段祺瑞呆了。
“看看再说吧，会有办法的。”
……段祺瑞毕竟是一只百足之虫，虽死却不僵。他被免职了，他退居天津了，他的属将，他的根据地却在翻波逐浪：安徽省长倪嗣冲——皖系的骨干人物——首先宣布独立，各省督军、省长相继响应，一股反对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政府运动在全国热烈地掀了起来。
张勋近来情绪十分消沉，消沉中流露暴躁。徐州，随着季节的渐冷，城市也冷了：督军和他们的代表大多返回各自的领地了；日本人也离开了徐州；那位自称“文圣”的康有为，一直在隐蔽中，除了张勋之外，很少有人接近他，即便早日要员汇集徐州的时候，也几乎无人知道康南海在徐州。张勋锁着眉，常常神不守舍地自言自语：“下一步棋怎么走呀？！”
下一步棋怎么走？张勋心中无把握。张勋想不涉足北京的“府院之争”。他心里明白，无论黎胜还是段胜，他们都是打“共和”的旗号，没有人想复辟，今天站在谁一边，明天免不了都是敌人，得一死战。一想到北京，张勋心里就愤怒：“都是些名利之辈！”
张勋最相信徐世昌，袁世凯死了之后，张盼徐出来执政。可是，“壮志未酬”却发生了变化：徐世昌派陆宗舆来徐州，具体商讨复辟事，张勋很高兴，马上盛情款待。可是，陆宗舆在同张勋商讨复辟大计时，竟然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帅，卜公对于此事思考最密，想待大事成后，宣统复位时，应设辅政王一人，代皇帝执掌政权，这人应以曾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汉人充任，由皇帝任命，十年一任，任满得连任。这样……”
张勋一听便火冒三丈——他不能不冒火：设辅政王算什么复辟？辅政王还得大学士、军机大臣充任，这不明明是你徐某人想篡权吗？！岂有此理——马上摇首。
“不必说了，徐大人设想的复辟不叫复辟，辅政王与皇帝有什么区别？我看，这不过是徐大人图谋个人富贵的设想而已。张某不愿这样做，你回去直告诉他吧。”
此事之后不久，钱能训又从天津拿着梁启超的信来找张勋。说是“北洋、交通、研究各系，共同议商成立举兵讨黎元洪的参谋处于天津，推举徐世昌为海陆军大元帅，雷震春为总参谋长，请绍帅领衔通电各省派代表来津，组织临时政府……”
张勋还是不待人把话说完便摇首。“横生枝节。我不干！”
张勋不干，别人还是干。研究系通电全国，以“保持共和国体”为名进行讨黎。结果，依然毫无建树。
张勋还有一件事很恼火：在他紧锣密鼓复辟时，曾托广东顺德人、任过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和德国公使辛慈商洽，经过青岛向德国商人购买军火，辛慈答应援助。段祺瑞决定对德宣战同时断交，辛慈不得不下旗回国，张的购军火及德援自然告吹。他尤加恨段。不称心的事情连连发生，张勋能不焦虑？！
张勋闷坐无聊，遂从侧门走出。因是便装，并无人注意他。他漫步到二眼井畔，见一老朽正一片白毡铺地，为人相面测字。他忧然心烦：张勋一生曾郑重其事地两次测字，结果，两个大疑团至今不解。所以，他一见此情，便产生反感：“骗人，骗钱！”他想走开，但恰是那人为人说“相”，说，“命大之人，是有天象的。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祸福吉凶……”接下去他又谈星座。
张勋凑上去，问：“你说命大的人星象有预示，可是真事？”
“一点不假。”
“皇上打个喷嚏，天上也有预示。”
“这就要看有没有高明的星象家去观察了。”老朽说，“《后汉书·严光传》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光武帝与严光同卧，严光把脚伸到光武帝腹上。第二天太史便报，‘客星犯御座（帝座）甚急’。不信你去查《后汉书》。”张勋见说得头头是道，一时也没了主张。接受前两次的教训，不敢再抽签了，他说：“我抽字，你给我测测如何？”
“只要诚心，自然乐为。”
张勋想出一个字，一时又不知出一个什么字才好？转眼身旁，见一块小石头，忙捡起，说：“你就以‘石’字来测吧。”
老朽拿过石头看了看，说：“石者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也。是一个孤单词。先生想把这石配什么物体，说明之后再测。”张勋不假思索地说：“配什么？我是个当兵的，就配我。”
老朽猛然打了寒战，便不言语。
“怎么？主吉主凶？”张勋急问。
“先生还是不问吧。”
“我一定要问。”
“恕我直言。”老朽说，“先生最好近期莫想心思，想什么会败什么，不祥之兆呀！”
“说清楚，什么不祥？”张勋追问。
老朽不能不说了。“你先生是个当兵的，兵者卒也，卒边加石，乃粉碎的‘碎’字。先生干什么都会粉碎，岂非不祥？”
张勋也猛然打了个寒战。他离开二眼井，心情不安地边走边想：“石头加卒——粉碎的‘碎’，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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