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巧,那时我的奋斗目标也正在摇晃,我原本是想在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弄点东西,不料寄出去的十几篇论文因各种各样的禁忌全被退回,沮丧中的我看了这小说后就想,何不改做小说试试?这个行当也许不像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领域那样难以立足。
更巧的是,当时南线战争正好打响,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数十万部队迅速向前推进。我其时在军区宣传部做事,每天可以看到战报,一些被抽调去参战的同志也时有信来,使我对前线的情况有个概略了解。由于已有了要写小说的愿望,一日在读一封战友来信的时候,就灵机一动:何不也用书信的形式写篇小说试试?说干就干,当下铺纸拿笔,一夜,就写成了,是以一个去前方作战的战士给后方朋友写信报告所见所为所闻的形式,来反映这场战争景观的。就名之为《前方来信》,拿到军区前卫报社让副刊编辑一看,说:大致可以用。我很高兴,几日后报纸出了,见办公室的其他人在读自己的小说,心中煞是激动。这是1979年的春天。
但没过多久,我就自己看出了这篇小说的毛病:模仿痕迹太重;语言太粗,只是通顺而已;立意很浅,对人毫无什么新启迪。要再弄篇像样的,争取在刊物上发表!谁知在刊物发表这一步竟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才迈出,直到1982年,我才在文学刊物上发出了第一篇小说《水牌》。
写这篇短文,算是对差不多被遗忘的第一篇习作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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