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杂诗》写于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龚氏辞官南归的旅途中。他的只身出都时间为阴历四月，至十二月把家眷接到昆山羽琌山馆。历时九个月，“往返九千里”。每作一诗，便写在旅店的账簿纸上，并丢在一个破簏中，最后居然“得纸团三百十五枚”，即三百十五首。次年庚子，有一位“新安女士程金凤”，为《己亥杂诗》写了一篇跋文，其中说：“至于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无所不有，所过如扫。”这话当然含有誉扬意味，却很能说明龚氏写《己亥杂诗》时的心理状态。
龚氏辞官的确切原因不知道，笼统地说，可能由于为某些权贵忌恨，因而不得不匆促出京。他在《己亥杂诗》第二首中说：“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也是无可奈何的话，他的心其实并不平淡。第五首中就说：“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第三首中也有“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的话。都以落花自比，这落花比盛开时更给大地以活力。诗人在表现自己时，总是选择和他自己心境相接近的事物。
在抵淮浦时，曾有诗云：“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从一艘运粮船需要十个人拉纤上，想到一千艘船渡江至北京时又需要多少人的劳力。第三句的太仓粟不仅指京城大仓库中储藏的粮食，实隐用《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的典故。意思是运用这么多劳力运到京城，却任凭它在大仓里霉烂掉。因作者曾任京官，所以这么说。末句用泪滂沱，几乎是号哭了。也许为了凑韵缘故，却夸张得过了分。听到纤夫夜中的吆喝之声，可以使诗人内心感到惭愧，何至于泪滂沱呢？和韦应物的“邑有流亡愧俸钱”比较，韦诗便显得自然质朴而有分寸。此诗之前的第三首，也有“夜思师友泪滂沱”句，这用在亲友上，也勉强可以，用在纤夫的邪许之声上，就觉得感情上不真实。由于旅途中天天要写一两首诗，有时候只好凑合而成了。
在《己亥杂诗》中，有一首颇为传诵的名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230]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据作者自注说：这首诗是过镇江时，“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因作此诗。青词也名绿章，是道士祭神时的祷词。龚氏是相信风神等神灵的，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考虑到戈壁一带，水少风大，故建议处处设立风神祠、泉神祠，岁时致祭，以期水出风息。
这首诗却由风雷的震动宇宙的强大力量，引起一种积极的联想，迫切希望能给他以理想上的满足，同时表现了诗人审美上的崇高感。在己亥之前的十四年，诗人在《咏史》中曾说：“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虽说的金粉东南的扬州一带，却也可以概括南北的通都大邑。在《己亥杂诗》之二十四中，他又说：“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全诗讽喻清廷培养人才如儿戏：由于不肯栽培大树乔木，所以到处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泥亭茅堂；看见只长到三年的新蒲新柳，便急于要为后代做屋梁，即不从百年大计的远景上来打算。此诗自注说：“道旁风景如此。”实也是由此及彼的联想，却显得自然贴切。正是由于龚氏平时有这种种感慨，因此，一看到道士请他写青词时，忍不住向天公乞愿。
就在龚氏写此诗的己亥那年，曾纪泽和洪钧出世了。两人都是中国早期的外交人才，后来都出使到英、法、俄、德等国。曾氏尤有“时务”头脑，却又很重视国格和国情。在龚氏诞生的第二年（1793），英国曾遣使马戛尼来华，要求派人居中国管理贸易，并到宁波、天津等地互市，都为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拒绝，清廷还要英使向这位“十全老人”乾隆帝行跪拜礼。可是就在这一个世纪里面，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方面受尽“洋人”的欺侮，一方面促使一些有识之士，睁开眼来看看大洋彼岸的世界，并且承认在所谓声光化电方面，中国确实有不及西洋地方。
《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是：“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七卷经即《妙法莲华经》，此句则含逃禅之意，实际还是表现他的矛盾苦闷，近于“剃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那种尴尬情绪。
己亥的第三年为道光辛丑（1841）。这一年正月，英军侵占了香港。三月间，龚氏父亲丽正逝世了。同年八月十二日，龚自珍也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当时他兼主丹阳书院讲席）。他生于七月，死于八月。他在《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中曾说他很喜欢初秋，“予之身世，虽乞籴（沦为乞丐），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尚犹”二字实可省去一字）想不到时隔两载，年仅五十，快到中秋时，他就离开了人间。
龚自珍确是清代文坛上一个奇才。抱负宏远，意气风发。但也正如钱穆所说：“大抵定庵性格，热中傲物，偏宕奇诞，又兼之以轻狂。”从他的生平和作品看，这些评语也还中肯。他自己在《漫感》中也说：“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种性格，当然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却不能作为优点来肯定。他的恃才傲物，以狂自负，和黄景仁有相似处，虽然黄氏的学术成就和政治认识都不如龚氏。
龚氏的诗，长处已为大家所承认，缺点也显著。有的诗，不仅艰涩难懂，为了求奇，却流于怪僻，缺少诗味，如“朝借一经覆以簦，暮还一经龛已灯”，“登乙科则亡姓氏，官七品则亡姓氏”，“公子有德宜署诸，有德公子毋忘诸”，“麟趾褭[231]蹄式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等。这些例子，在《己亥杂诗》中不是个别的。宋人议论入诗，已为后人责难，他却比那种“议论化”还不堪。还有几首运用佛典的诗，实在和佛经一样难读。作诗需要奇气，奇气不能泛滥成为怪僻。龚氏对诗文的眼界是很高的，这些诗如果出于别人之手，恐怕要被他大骂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在指出龚氏对晚清思想之解放的功绩后，又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浅薄。”这话是就龚自珍论著说的，若以此评龚氏一部分诗歌，尤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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