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中，在狱中题诗的有三人，一为谭嗣同，其“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万口传诵，一为杨深秀的七律，首末为“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及“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一为林旭的《狱中绝句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林旭字暾谷，康有为的门徒。诗集名《晚翠轩集》。首句的青蒲原指宫室中铺席之地，后来便借喻近臣忧虑皇帝的急难，他在《戊戌元日江亭即事》中也有“主忧避殿当元日”语。三、四两句，出《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字本初）为废立汉献帝事和董卓争吵，曾愤然对董卓说：“天下健者，岂唯董公！”说罢便横刀长揖直出。言下之意，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健者”。这里则以袁绍指袁世凯，千里草本指董卓，影射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当时荣禄任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肃）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记小站袁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这也是谭嗣同要想依仗袁世凯的原因之一。当时世凯正值四十岁的盛年，倒真说得上是一个“健者”。林旭事前曾劝阻他而属意于董福祥，所以诗里这样说，燕谷老人《续孽海花》第五十回说戴胜佛（谭嗣同字复生）是“两眼误奸雄”，并写林敦古（林暾谷）的话道：“我是不赞成方安堂（指袁世凯，世凯字慰亭）的，他的眼珠儿太流动，点儿恳挚的神气，恐怕不能与他共谋大事。我看那个董回子（董福祥是回族，所以他带的是甘军）很有点儿草莽英雄的精神（董起说话时没有一先曾在甘肃聚众起事），这种人答应了一句话，不会反复的。”当是依据林诗而敷衍，实则董也是荣禄提拔的人。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也云：“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林旭是六君子中最年轻一个，死难时仅二十四岁，比谭嗣同还小十岁，虽也被叶昌炽讥为“少年浮躁”（《缘督庐日记钞》卷七），可是在识别袁世凯上远胜于谭嗣同。
荣禄的三支军队，都扎在京城附近，也是旧党处心积虑地在布置着，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第二篇中说的：“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以新旧两党实力而论，自极为悬殊，谭嗣同却不讲究主客观条件，不选择对象，企图通过冒险的围劫手段，并寄托在袁世凯这个“健者”身上，岂非与虎谋皮？袁世凯这样的角色，怎么会掷孤注于毫无实力的新党上面？他本来不是新党，因而更会想到，即使变法成功，荣华富贵也临不到他。黄遵宪《感事》之七也说：“师未多鱼遂漏言，如何此事竟推袁。”[232]
陈衍与林旭是亲戚，又是同乡（侯官），他在《石遗室诗话》卷七，有一段关于林旭此诗的评述：“当时疾暾谷者谓暾谷实与谋，袒暾谷者谓此诗他人所为，嫁名于暾谷。余谓此无庸为暾谷讳也。无论是时余居莲花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论议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摩后山绝句深有得者，岂能为此？舍暾谷无他人也。”林旭崇尚陈师道诗，他在《露筋祠》中有云：“诗成不得夸神韵，只好从人笑钝根。”下注云：“渔洋斥后山为钝根。”所以陈衍在后半段这样说，也因陈氏自己推崇宋诗之故。
当时六君子对维新态度并不一致，林旭属于“中派”。六君子被杀后，也有人讥责他们，《诗话》中所谓“实与谋”之“谋”即含有贬义，所以有“余谓此无庸为暾谷讳也”的话。林旭又曾作《直夜》诗：“凤城六月微凉夜，省宿无眠思欲殚。月转觚棱成曙色，风摇烛影作清寒。依违难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眚宽。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这是入值军机处时之作。第三句盼望政局好转，五、六两句希望不至于受到责罚，所以他被斩时还问监斩官自己犯了什么罪。七、八两句是思念他夫人沈鹊应，当是用杜甫《月夜》“清辉玉臂寒”语意。
康、梁等人之于慈禧，除政治上的对峙外，还有因慈禧的出身、身份而引起的轻视心理，并把她的垂帘看作武则天的临朝，如黄遵宪《感事》的“九鼎齐鸣惊雉雊[233]”，便是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的“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的典故。康有为《戊戌八月国变记事》中就说：“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他在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书中，更直说：“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戊戌政变记》第二篇也记长麟有类似的话，并说“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只有慈安太后才是德宗嫡母。慈禧专权以后，有这种“先帝之遗妾”看法的必不只一二人，当时肃顺等对抗慈禧未尝不含这一因素，他们又是清之宗室，更会看不起她。这固然出于封建伦理观念，却又是封建统治集团所强调。慈禧呢，以她的机警阴鸷自也知道这一点，因而一碰到和她对立的人，就会本能地引起敏感。这种心理上的压制、积累，加上她性格上的坚强狠辣，便会由自卑而发展为反常的自尊，权欲观念随着年龄而膨胀（戊戌年为六十二岁），以致产生虐他性的报复心理，据说她曾经说过“谁叫我不痛快一下子，我就叫他不痛快一辈子”那样毛骨悚然的话。她守寡时才二十六岁，穆宗虽然童昏不成器，毕竟是她亲生的。母以子贵，在这点上她比慈安有可以自豪之处。不想穆宗年轻夭折，再也没有一个子女了。德宗既非她亲生，又不听她的话，愈加感到孤独。她明白，在她活着一天，任何改良性的新政，对她的权力必然有害无利，何况新党又要效法“洋人”，成立议院、学会之类。她对“祖制”何尝放在心里，例如垂帘听政，大清的列祖列宗何尝施行，但别人要改变一下现状，她就要说违反“祖制”。戊戌的第三年庚子，她又想利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来废除德宗，扶立所谓大阿哥。徐用仪等五人反对她利用义和团，她就一下子将五大臣杀掉。三年之间，她就杀了十一个有名望的士大夫。作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她的行为没有丝毫可以原谅地方；作为封建社会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年老寡妇看，她的心理却有可以分析的地方。
有人说，光绪一朝，母子不和，夫妇不和（指德宗与隆裕后），婆媳不和（指慈禧与珍妃）。固然，当时政局的混乱腐败，并非纯然由于宫闱内部的矛盾，但也说明这时的朝政，里里外外呈现分裂危机，从而更给“健者”的袁世凯以上下其手的投机贩卖之隙。
林旭等从入军机到被杀还不到一个月，戊戌（1898）离开现在却已经八十余年了，六君子的态度并不一致，也很难一致，指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实践上的失着也是必要的，但他们毕竟将头颅断送在屠刀下，他们的鲜血将随着历史的洪流而永远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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