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陈言十事》的善治图景
吴与弼年少时在南京读书，目睹了“靖难之变”，亲历了政治权力对人性的破坏，于是烧毁“路引”，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倡道小陂[587]，立志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吴与弼处于明朝政治专权时代，官员发动“夺门之变”，开展国内夺权行动，大臣徐有贞、石亨专权，忠臣、大学士于谦被英宗处死，异己被铲除，伦理道德丧失，人心惶惶。大学士李贤（1408～1466，河南南阳人）、石亨为收人望，决定征用吴与弼以笼络天下士人，体现其亲民之风。李贤赞吴与弼“儒者之高蹈”“淹贯经书”“于经书义理穷究最精”[588]，得道之全体，“学极高明，动遵古礼，有深造自得之乐”[589]，并延至京师，待以宾师之礼，授以左春坊左谕德（太子东宫服务的詹事府，从六品）。[590]吴与弼处在政权交变的混乱时局下，深知当时高层权力倾轧，遂放弃将来当首辅的可能，决定归田隐居。吴与弼的德性政府观主要体现在他的《陈言十事》中。[591]该文中系统的治国纲领是为答谢英宗皇帝的提拔之恩而作的。
（一）《陈言十事》德性政府观的义理结构
《陈言十事》针对朱元璋、朱棣对文官的不信任这一治理背景而提出系统的改善对策，继承了传统治政思想并有所发展、融合，德性价值得到凸显，试图重建君臣关系，其中发现圣学、诚心治政、建设学习型文官队伍是该文的主要思想。
第一，帝王以圣学为治政的逻辑背景，立圣志、广圣学、修圣德[592]，通过儒家克里斯马型理想人格感化政府行为，把人治道德化、美化和社会化。统治者应该崇敬圣人，立圣人之治，“以尧舜自任，雍熙自期”“做人难做底事”，做“第一等人”，行第一等事，“躬上知文资，膺天人之眷际，承平亨嘉之运”[593]，以尧、舜、周文王等上古优秀帝王为榜样，“励精图治，日不暇给”“纳天下于泰和之中，跻生民于仁寿之域”[59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95]，鼓励统治者锐意进取，开拓政府改革与发展的宏伟蓝图。吴与弼说，“伏愿陛下，奋乾纲之雄断，顺天应人，任重致远，勿贰勿疑”[596]，坚定圣人志向，通过引用颜渊、公明仪、孟子、周敦颐和朱熹的话来说明圣贤志向的真实性、可能性与必要性；通过引用程颢、司马光、朱熹的话来说明早立圣贤志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吴与弼看到朱元璋和朱棣高级集权主义政治对当时儒臣的工具性利用和对读书人心灵的扭曲，希望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改变权威控制的法家治理思想，转向人文主义的教育治理模式，实现孔孟所设想的仁政和善治，体现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心声。统治者应该学习经典著作，以儒臣为师，增长治理公共事务的智慧。通过引用周文王、孔子、程颢和朱熹的话，吴与弼希望君王多从历史中获取治政经验，说“清闲之燕，愿博访儒臣知此道者，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务”，“于万几之暇，日召儒臣讲读经典，一二条未必不少益”[597]。吴与弼意识到统治者政务繁忙，少有闲暇时间增进治政知识，他希望通过饱学儒臣每天讲解两三条儒家经典语录的方式使君王增进政治智慧，从而实现学问与实际问题的互动，利用儒家学者渊博的知识来治理公共事务。统治者应该日进圣德，自我进行道德实践。吴与弼以汤、武、孔子和子思的言行为例，“刻铭致戒”[598]，凸显《易传》日新进德精神，希望统治者日新笃恭、日省自戒，以进于圣德之地，并将天地至德广博于天下，“尊亲而配天”。德“动罔不吉”“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故领导者“独恭”“终日乾乾”，通达“三代之治”天下大同。[599]吴与弼把德政抬升到天意的层次。在他的《日录》里，说“人须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方做得尧舜事业。不然，鲜有不为外物所移者。学者须当随事痛惩此心，划割尽利欲根苗，纯乎天理，方可语王道。果如此，心中几多脱洒伶俐，可谓出世奇男子矣”[600]，反对执政者以权压德、以个人利益挤压公共利益的集权主义行政治理行为。
第二，君王应该以教化为主导治理工具，爱民如子，适当利用法令的威慑性，达到社会和谐。在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中，家长制引发的“家天下”治国思想，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王道行政具有私爱色彩，体现出一定的亲情主义，由此也引发了“父母官”情结和清官意识。民生福利为政府行为的最基本法则，执政者应该养民、育民、保民和爱民，民众的福利应为邦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01]。吴与弼引用周文王、孔子、孟子、程颐、朱熹和甄陶等人的君民关系后，指出统治者应该“视民如伤”[602]“以茂对时育万物”“体天地之道养育人民……使各得其宜”，须“笃父母斯民之心”，以“父母爱子之心”行王道，“保民”[603]，让民众享受社会发展的公共福利。[604]在“家天下”的行政思维下，公共政策的起源、产生、讨论、制定和执行过程，需要执政者自身的感化、亲力亲为和对老百姓的教育。强制性管制法令是不得已而为之，以惩罚不听令者。吴与弼对管仲的行政思想较为服膺，他说“出令当如流水，谓顺民心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命令之施，必询谋佥，同得其至当之归”[605]，认为法令须经过充分讨论并在恰当的时机迅速地颁发，颁发后不可轻易更改，“执此之令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606]，以保证法令的民主性、及时性和权威性。吴与弼说，“致丁宁之戒以谕其始，验从违之实以要其终，必令行禁而后已，又必谆复成、汤祝纲之意，以致拳拳钦恤之心”[607]，认为法令在颁布之前更要先试验，教化不能起到有效管理的地方，法令才可以被用来使用。[608]吴与弼意识到法令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民意和民情。[609]在行政训导方面，吴与弼注意到行政社会化机制对传播国家政策的通道作用。他说，“夫发政行教，使民孰闻听，然后能从，故三令五申之。若骤告未喻，遽责其从，虽严刑驱之不能也。伏愿陛下颁诰吏民，俾天下晓，然知朝廷意之所在，然后庶几吾教易得而入焉”[610]，故治政之要，教化为先。在吸收子思、张载、朱熹、吕祖谦和程颐的教化行政观基础上，吴与弼构建了“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的“光明盛大”理想行政模型。[611]吴与弼对德政理想类型的构建是与天命、天意和天德直接相关的，而这与他自身的圣学体系（道德修养本体论和功夫论）直接相关。吴与弼“精白一心、对越神明”的刻苦道德践履是其行政理想类型构想的价值基石，他说“天佑下民”“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其一二，而师道则绝无矣”[612]。在师道面前，君道要低一等，抬升老师在“天地君亲师”传统行政秩序观中的地位。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德性政府观，其行为上更是多次拒绝地方知府、县令的一般性召见，拒绝与执政者合作，思想上以天理至上主义来规范统治者的人治行政模式。在官吏管理方面，鉴于当时行政体系的风险和变动，吴与弼指出分清“贤否”对于国家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性，说“于人才之际，精加鉴别”“无旷庶官”“百僚师师”[613]，可见当时他还是看到官僚间互相猜忌、不信任的行政文化氛围，隐隐感觉到一场更大的行政权力斗争即将发生。英宗复辟后，掌权者处于政治恐惧状态，并持有政治报复心理，吏部尚书王文和四名大太监被公开处决，大学士陈循、商辂和多位尚书被免职、戍边或归隐，政治清洗比较彻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府体系内官僚队伍的分裂。[614]
第三，君主和官员相互信任，共同对等地处理公共事务、学习成长，形成一个整体性政府。吴与弼说，“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然则六卿者，庶政之原，而九牧之表也。万国赖以咸宁，兆民赖以阜成”[615]，指出六卿在政府行为沟通过程中具有重要性。他还说，“昔仁宗锐意太平，开天章阁，召宰辅赐坐，给笔札，俾条陈所欲为者。伏愿陛下诰敕六卿，各详所司利当与害当除，悉条呈进陛下，博采群议，议定颁行而责成于六卿焉”，提出要恢复明仁宗时的君臣围成一桌共商国是的民主做法，尊重官员，并建立六卿责任制度，“庶政和而太平不难致矣”[616]。统治者要广泛选拔优秀人才，形成官员不断交流和相互学习的良好环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庶政惟和，万邦咸宁”[617]。吴与弼认为为政“不在于用一己之长”，应该“以天下聪明为聪明”，贵“有以来天下之善”[618]，广开言路，实现公共交流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即时性，扩大利益表达渠道和沟通渠道的高速回应性，让君臣关系和谐，上下一心，打开德政的新局面。他举例道，“舜僻四门，明四目、达四聪”[619]，应广泛汲取社会各种治理信息，广罗优秀人才，全面收集信息，社会精英热情参与政治，提高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再造一个新的开放社会。[620]明初朱元璋“废相”，使得行政权高度等级化、权威化和集权化，鉴于此，吴与弼隐晦地说，“君臣之间必诚意交感而治功成”“君臣交尽其道，而治功不建者未之有也”[621]。吴与弼代表了当时的学者对君臣互信的价值诉求，表现出对时代的渴望，说“图治非艰，致治惟艰，毋急近功，毋规小利，必处之裕，持之以渐而后可。是以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622]，实现“四时调，风雨顺，百谷丰登而四灵毕至”[623]的天地交泰、天下和平的盛世。
（二）《陈言十事》的价值向度和开放空间
教先、德主和法辅的政府控制体系，是吴与弼德性政府观特色。吴与弼以自身的道德修养体验和学问涵养身体的真切经验为参照，通过苦口婆心的道德性说教，使其德性政府观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以前儒家很少提及行政交流信息化和专业化，而重视政府间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官员间信息、资源、学问和才能的共享，对于政府过程的透明性是重要的。吴与弼希望权威当局制定的公共政策（法令），建立在官员参与和百姓知晓的前提下。基于道德意义上的君臣互信，是吴与弼德性政府观的主轴。明朝初期在治理工具上，事实上采取的是法家的威权治理方法，以便保持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明朝开国帝王严重破坏了君臣互信的非正式惯例和治理传统，而明英宗放纵大臣屠诛名臣于谦等，更是加剧了文官体系的分裂。吴与弼重提君臣互信对于政府管理的重要性，把君臣互信观建立在一种天地自然之理的基础上，体现出儒家学者的担当精神和学术抱负。在他看来，万物生生不息源于阴阳二气相互和谐，天地上下交感互动，才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吴与弼将君臣互信建立在一种自然界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君道重在感化和教育万民，刑政和暴政最终会导致天地交恶，使灾难降临人间。而历史证明，晚明覆灭主要在于君臣不互信和政治精英对政府的冷漠、不参与。明朝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集权的政府，君臣关系不和谐，政治精英惨遭暴政迫害，治政环境缺乏宽容与包容，知识分子转向个体自身身心的心性学问。英宗政府复辟，当权人物石亨的政治地位不稳，急需做出亲民的举动来获取天下大众的认同。[624]由于执政者也想试探吴与弼对于政府是否真心认同，所以吴与弼（1458年，66岁）竭尽思虑，写了这样一篇“应试”之作，当时英宗和石亨等大臣看完《陈言十事》后，觉得吴与弼确实是一位醇厚、真诚的儒家，丝毫没有名利欲望，难为自己所用，因而也就答应其不再担任太子讲师的要求，并给以经济资助，派自己的亲信从北京护送他回乡。果不出吴与弼所料，没过多久，天顺四年（1460）三月，石亨一派遭到另外一批政治人物的排挤，死于狱中；复辟中有功的太监曹钦、曹吉祥随后叛乱失败，或自杀，或被处死。[625]
《陈言十事》为学者所宗，其蕴含着百官互师型政府观念，后来成为学习型政府的先声。学习型组织是这么一种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626]。学习型政府是指：拥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机制；建有多元回馈和开放的学习系统；形成学习共享与互动的组织氛围；具有实现共同愿景的不断增长的学习力；工作学习化使成员活出生命意义；学习工作化使组织不断创新发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要求在“大家共有的交往生活方式中出现各种选择”[627]，使在交往中主体的意志和主张得到充分表达和交流，建构学习型言语交往的共赢关系，从而有助于政府权威在全社会的弥散与不断增强。学习型政府是一种不断自我成长、自我扩展的开放政府，实质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包容、不断创新和不断进化的政府，类似于市场自发秩序的自我扩张，通过信息资源在政府体系内的开放与交流促进成长。每个个体不断学习别人，同时也给周围传播知识。基于美德、教化和法律的多元控制体系，儒家的治国理念虽表现出传统政治范式所具有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上学习型组织对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明朝著名儒家吴与弼的政府管理哲学，不仅有日新月异的思想启迪作用，还具有“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时代价值与人文意义。吴与弼的大气魄不仅彰显了其时代所需要具备的创新精神，也可以为我们当前推进和谐社会应该具备的人格魅力提供借鉴。
总之，吴与弼进呈给明英宗的《陈言十事》，提出以圣德、圣志、圣学和圣政为核心的德性政府观，高度体现了15世纪中国学者行政治理的智慧。在政治气氛较为紧张的时代背景下，吴与弼看到当时的行政治理表现出君主高度集权、君臣不信、官员间不信和法令颁布具有随意性等问题，提出以皇帝为模范自觉实行仁政、开诚布公和增强政府合法性等多项行政管理主张，有利于政府执政的规范化、理性化和科学化。吴与弼所提倡的德性的外在空间与现代行政管理学的公共性相通。当统治者具有德性的时候，他所提出的公共政策便具有公共性，德性是公共性的内核。在德性的扩展中，公共利益、公共责任和公共诉求将得到展现，“道德义务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和命令的规定”，以至于张康之教授认为“德治社会治理模式将取代法治社会治理模式”[628]。由吴与弼的行政思想，我们可以发现15世纪中国学者试图以道德主义重新构建政府的努力和决心，通过行政主体的道德意志和主体间的沟通、信任来打开开明政府的文化氛围，对于张成福教授所批判的“功利主义”行政观念具有较好的纠正作用。[629]
第二节 道德化的地方网络建设
吴与弼行政管理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试图“重振理学转化社会和个人的力量”[630]，把国家秩序构建在地方的家族中，通过地方家族自觉参与公共秩序建设，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美国历史学家包弼德认为，吴与弼延续了朱元璋地方社会化的自治倾向。[631]事实上，吴与弼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宗族化、家族化、地方化和伦理化倾向，“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在士人中间建立网络”[632]。这与梁漱溟所说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凸显在家族内解决公共事务，突出礼仪、孝等伦理关系在君臣官民政府运行中的指导性地位，缺乏团体生活、法治本位的精神，具有浓厚的“伦理本位”、个人不被发现等特质是一致的。[633]
吴与弼惜笔如金。在吴与弼撰写的55篇族谱序言中，其中，因亲戚关系而写3篇，为自己学生所修族谱而写22篇，因交往的学友而写7篇，因自己内心仰慕而主动去写的3篇，另有几篇是应居抚的外地官员而写的，还有几篇是未标明特别原因的。其中，族谱撰写时期较为明显，分别集中在正统七年（1442）左右他应政府邀请往临川郡教学时期（时年50岁，9篇）、景泰四年（1453）往南京求医问药途经徽赣时期（时年61岁，8篇）、天顺二年（1458）春将有北京之行期（时年66岁，14篇）。
作为一个以师道自居的、有着报国之心的教育家，他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实践应该寄托在他所希望的人身上，最可靠的是自己的嫡系学生，其次是自己交往多年的学友，最后才是那些有着远见的外地官员。对于江西各个地方的族谱序，一般由德高望重之名宿来撰写，既可以提高族谱的真实性，又可以提升本宗族的社会声望。而作为江西最有学问的教育家，吴与弼（其父亲吴溥是国子监司业，江西不少秀才、举人、进士曾受知其门下）自然是首要人选。但是，吴与弼为人清高独立，一般的泛泛之辈，他是不愿意答应为其撰写族谱序的，序文中他自己也多次提及。比如，丰城曲江熊某委托吴与弼的两个学生来求序言，“婉承亲命属所知张循、戴禄，征予文。予以病辞，婉恳请之，必欲得而后已”[634]，吴与弼觉得颇烦，只得答应。前面有几篇是未标明特别原因的，其中就有一个序言写道，“先施之辱于予，乃六月丁丑肃将其族姓之书，不远百里，冒暑谒告，曰惟世代之念，敢踵门而陈恳”[635]，吴与弼是怎么都推辞不掉，原因是老者不远百里冒暑而来。一个敢于冒不孝之名焚烧“路引”，被父亲骂为不孝子的倔强、勇敢之人，其对族谱序的敬畏之心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族谱序中所提出的行政管理思想，对于他这样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尤具特殊意义。
明代在刑法上有九族牵连之规，只是一般民众对刑法讳莫如深。针对当局的严格法规，作为饱学之士，吴与弼也在思考防范对策。而基于家族的自治和自我规劝，加上历来民不与官斗的一般观念，广修族谱、严谨持家、进学修德、规劝青年，是一个好办法。尤其是在政府当局高压之下，15世纪中期的大规模修谱行为不是偶然的。吴与弼对修族谱的热情，可能与其前辈、父亲的上司方孝孺大规模提倡修族谱运动有关系。按照方孝孺的理解，修族谱既可以达到训诫子孙、安居乐业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加强族人间的联系，达到保存血脉、净化社会风气的道德目的。[636]另外，政府当局在乡村设立里甲制度，通过有德性的老人领导地方乡村的自我管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族谱修缮运动。[637]作为国学大师的吴与弼，对促进和推动江西抚州地区大范围的修谱行为，起到重要作用。[638]在吴与弼写的族谱序言中，对家族在国家发展、家族发展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都有专门的论述。作为传承千年的族谱序言，吴与弼的道德训诫意义值得研究、挖掘。
（一）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师生间网络
南方的经济在15世纪“开始复苏”，而“经济的复苏表示有更多的家族可为子弟提供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逐渐增多，更多的学生对学习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书院的复兴，对教师和书籍的需求增加，由此读书人、知识分子和士人产生了“重新投入地方社会建设”的激情，读书人开始把自身的学问奉献给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639]在经济发展和教育复苏的大背景下，吴与弼参与到地方族谱的修缮运动之中。
吴与弼在给他早期最欣赏的学生胡九韶所做的族谱中，详细论述了时代变迁与家族盛衰的互动关系。他提出唯有进德修业才可以防止家道衰落，修养德行是家族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他说：“近里之某家冈、某家园。闻之长老，其盛时，户多者百余，少者不下五七十三五十。经其地名，则是事已非矣。高甍百桷为他姓之室者有焉，荒墟野蔓为狸鼯之薮者有焉。访其嗣，不一闻也。当其快意时，或贵耀乡闾，或富夸阡陌，挟其所有，孰不欲传其子孙以百千其世，而一旦如彼何哉！礼义不循，而惟知利以为利故也。”他得出“盛衰靡常，惟德是视”的观点，并趁机表扬九韶先辈的努力，他说“胡氏亦尝盛于萝溪，而子孙乃犹弦诵于其地，愈久而新者，岂非世有以遵夫周孔之名教，而然耶！德之淑慝，戚休以之，岂不较然哉。后之览者，亦将有激于斯欤”[640]。在经历过百余年的战争后，“虽荐罹兵燹”“谈吾乡诗书家必曰胡氏，语胡氏又必归之萝溪”[641]。可见，吴与弼对当地大族崇仁大塘胡氏历来诗书传家的敬佩之情，也反映出萝溪胡氏其实就是吴与弼心中宗族行政管理的理想类型。中国历来有齐家治国的行政管理传统，家国同构，因此，好的家庭治理模式应该就会成为国家的标准行政管理模式。诗书治家蕴含着明分和礼数的微妙哲理，一直以来成为等级化中国行政传统的两大核心价值，即身份化的等级秩序和自我对等级秩序的自觉遵守和维护。一旦朝代更替，有气节的读书人往往选择投湖自尽，表达自己对传统秩序的维护、感激之情，这在明末最为明显。在吴与弼的多年教育下，他的第一个大弟子胡九韶淳朴地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私人生活具有浓厚的家族性。据《明儒学案》载，胡九韶“家甚贫，课儿力耕，仅给衣食。每日晡，焚香谢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齑粥三厨，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无兵祸，又幸一家乐业，无饥寒；又幸榻无病人，狱无囚人，非清福而何？'”[642]，展现了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怀的真儒风范。当听说胡九韶等“鼓乐导葬”时，吴与弼很生气地说，“务必得免，则幽明俱拜，大德不浅”[643]，可见他是提倡节俭治丧的。
在给临川郡庠生周观、周圻、程庸、李章、余忠、周邦大、王常、李恪、张循、朱邦政、朱邦宪等十数士写的族谱序言中，吴与弼多鼓励学生进学修德。临川五峰李章“游于寓馆之二载，以交之厚也”，吴与弼说“代有闻人德业，修而声猷远也。然则门户重轻，不在于章乎。诗云‘无竞惟人’，章其似之”[644]。临川五峰余忠资质平实，吴与弼说“所谱，虽可知五六世，然皆实也。且族之显晦在人。如忠者，年方殷，可以积学而有待，惟笃其志以不懈”[645]。对于韩家岭的周邦大，吴与弼甚为喜欢，他说“游从之好，问学之功，为尤笃。每相与谈复古矫俗等事，未始不慨然增气，恒誓以诗书世其家业……嘉邦大志”[646]。对于跟随吴与弼求学最久的临川樟溪王常，他说“诚能尊其所闻以自新而不已焉，必有以淑于家以及于其族”[647]。对于吉塘的张循，他告诫其要在“流俗滔滔”的时代中“廓是心用宏于德”[648]。在与学生周圻讨论法制问题时，吴与弼说“承喻诸葛武侯治蜀，服罪输情者，难重必宥，理则然矣。染所谓必宥者，谓如律之自首，法也。自首款内有云，其损伤于人于物，不可赔偿云云，并不在自首之律。若无斟酌之宜，而一概从轻，正朱子所谓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怜，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649]。可见，他很赞赏诸葛亮的法制观，心中坚信执法必严、威令如山的原则，稳定的国家秩序是他所追求的。
在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时年56岁的吴与弼迎来了他第二位高足、上饶籍的娄谅（1422 ～1491，字克贞，号一斋）。娄谅（时年26岁）承其府主命来崇仁小陂，得寒疾归，吴与弼写有《赠娄谅归上饶》（并序）诗歌。[650]景泰四年（1453）癸酉冬，时年61岁的吴与弼往南京求医，归道上饶探望娄谅（时年31岁，此年中举人），算是督学，晚留宿娄谅家，登其家芸阁，书“芸阁”二字[651]，写《与周文、娄谅二生》诗[652]，作《上饶娄氏家谱序》。吴与弼说：“昔上饶周文娄，谅承其父兄之命来游小陂。未几，谅得疾归行，祖之赠有‘丽泽何时重起予’之句。后五年，予自金陵经贵郡，暂留宾馆，接诸父兄子姓而观厥世谱焉……虽然学之方，凡目视耳听口诵，心惟善者，从而否者改，皆足以发吾聪明，而崇吾德业。此古人所以贵于能自得师也。况生也，观光礼闱，俊游日富，樗散如予。虽日同堂而共席，奚能以资丽泽之万一哉！厕名芳籍，愈以自歉耳！”[653]景泰七年（1456）丙子仲冬，时年64岁的吴与弼往上饶访娄谅（时年34岁），宿其家怡老堂。[654]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作为学生的娄谅，自然去老师崇仁访学的次数比老师更多一些。据娄谅的嫡传学生夏尚朴回忆，娄谅来往师门“十有余年”[655]，并在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时年42岁。据载，“昔一斋受业康斋之门。康斋一见，喜之云：老夫聪明性紧，贤契也聪明性紧，小儿睿聪明不性紧”[656]，可见吴与弼教法上以鼓励、启发、开悟为主。另载，“康斋一日填地。使人召一斋来看。云学者须亲细务。一斋早年豪迈，不屑细务。由是折节向学。在书馆岁，扫除之事必躬自为之，不责备家童”[657]，吴与弼针对娄谅不踏实、浮夸的缺点，要求其劳作，可谓因材施教。据夏尚朴载，“先师一斋，家居以正风俗为己任。凡邻里搬戏迎神及划船之类，必加晓谕禁戒。每每以此得罪于人，有所不恤”[658]。正是在吴与弼的精心教育与影响下，娄谅的私人家族生活充满浓厚的官府气息。据载，娄谅“声闻已著，前后郡守皆知其贤。往往偕僚佐候之，先生皆不服谒。惟俟其初至，及解任去时，往途次一拜而已……早起，深衣幅巾，拜虞家庙，出御厅事受家人诸生楫，唯二苍头侍马。内外肃然，凛若朝廷。虽达官贵人至者，必整饰襟裾而入……每读邸报，见行一善政，用一善人，则喜动颜色。若事有病于政治之大者，必忧形于色，不啻身立其朝，日击其弊……郡邑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必陈止之，有不善惟恕先生知之，田里赖之稍安……岁有旱潦蝗虫之灾，先生忧叹不已乞天祈祷，辄有响应”[659]。这样的行为，无疑体现出一代儒家忧国忧民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娄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热心，确实如包弼德所说的“明代社会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以理学的道德理想为基础的地方社会。这个政策允若安定、福利与教育，以及重视家庭与道德操守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660]， 15世纪的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具有浓厚的家族性。娄谅的长子娄性继承其学。娄性，字原善，号野亭，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卿等职。弘治七年（1494），娄性修高邮湖堤，即“康济渠”。弘治十一年（1498），娄性应江西提学佥事苏葵邀请，主持白鹿洞书院，后又主持鹅湖书院。其间，娄性遵从父亲遗愿，按照父亲所定40篇目录要求[661]，分尊德性、道问学、端好尚、戒嗜欲、畏天戒、悲人穷、崇正道、辟异端、导成献、重储贰、立孝敬、专仁惠、亲儒臣、敬耆宿、开言路、乐改过、审兴替、辩贤邪、公荐举、慎铨衡、明赏罚、严考课、兴学校、育人才、表忠节、厚风教、正法令、恤刑狱、勤政事、节财用、却贡献、薄征敛、课农事、赈荒歉、修武备、儆无虞、定礼乐、谨祭祀、固封守、御蛮夷40篇452条[662]，仿照《贞观政要》格式，收罗明太祖至明英宗近一百年国家大事，费十余年，于弘治四年（1491）辛亥著成《皇明政要》[663]，后于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一日上报朝廷。此书后来于正德二年（1507）被建阳刘洪慎独斋刊刻。
景泰五年（1454）甲戌，吴与弼（62岁）第三位高徒广东番禺陈献章（时年26岁）与何潜、谢胖等人来学。[664]陈献章学半年后归。在这半年时间里，吴与弼在讲课的时候，“无所不讲”。陈献章每日接人待物，端茶研墨，从事田间劳动，为从一个懒散的秀才成为一个刻苦自立的学者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家童南归，吴与弼为陈献章作《孝思堂记》，“人之生乐，莫乐于父母之具存，番禺陈生献章方娠而严亲弃世，则不幸之大者也。赖三迁之教，中戊辰乙榜进士。笃漆雕之信，复淹吾馆。每痛鲤庭之永隔，感孟机之多违，闻者动心焉。家童之返，予为大书‘孝思’题其白沙之堂，而文以广其意曰：君子之于亲，跬步不忘于孝，矧幽明之异，侍养之旷哉。然全其大必当略其小，慈颜无恙，伯氏综家，正自求多福之时也。及是时，悉其心以立乎已。俾人知陈氏之有子，先君为不亡矣，陈生勉乎哉！伯氏朝夕为我申其说于定省之余，亦足少慰倚门之况云”[665]。吴与弼谆谆告诫其忠孝之心，应该对其将来的造化有引导作用。成化八年（1472）二月（陈献章时年44岁），丰城友人某以吴与弼讣至。接到老师仙逝的消息，陈献章立刻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当时复杂而又悲痛的心情，“忽看华表鹤来还，白首书生尚掩关。四海未应无汝水，千秋只合对巴山。声名老去乾坤大，衣钵相传父子间。今夜越南思巅北，灯前空有泪阑斑”[666]。他自己回忆道，“先师康斋遗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顺初，先师膺聘入京，途中纪行诸作，皆当日手书，寄白沙凡七纸。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东吴张声远。锳一见惊绝，阅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抚弄，以口吟哦，某怜之割一纸。是岁六月，过清江，以手书问先师，尚无恙也。明年秋，锳书来求跋。又二年壬辰二月，丰城友人始以讣来，先师之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岁。当锳求跋语时，属纩来一年矣。呜呼！悲乎！先师道德名誉倾一世，妇人小子知之，华夏蛮貊咸知之。平生爱一字一辞，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门下。然诵其言，想见其丰采，而得其为人，则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兴者矣。某犹望此于百世之下，况其迩者乎！后生可畏，锳其念诸。门人某谨识”[667]。这段声情并茂的文字记载了学生对老师书法的热爱，同样为书法高手的陈献章对老师遗墨的保留，无疑体现了师生间的特殊联系。吴与弼作为当时道德修养的典范，平时很少写应酬之作，对自己的学生却例外。吴与弼很愿意给自己的学生写族谱序和祝贺的记，明显体现出他的王道之心。而作为学有所成的学生，陈献章也把这样的感情寄托在对老师的追怀上。这些都是中国行政伦理化的表现方法，也源自他们强烈的为公共事务献身之心，只是当时的行政体制不愿意给予他们应该有的合理官位，当时的威权体制的保守性明显缺乏接纳他们的足够真诚。成化十八年（1482）壬寅，陈献章（时年54岁）应诏吏部文选清司赴京复试、面试。九月二十八日，陈献章在南安横浦驿读张东海的《玉枕山诗话》，他对老师吴与弼的诗歌评价较高，说“东海平日自谓具只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遗夫康斋，又何也？康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闻其论学，多举古人成法，由濂、洛、关、闽以上达洙泗。尊师道，勇担荷，不屈不挠，如立千仞之壁，盖一代之人豪也。其出处大致不暇论，然而世之知康斋者甚少……则东海之康斋，其为晏婴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668]。十月过丰城，陈献章祭拜学友罗伦墓，作《告罗一峰墓文》。十一月过崇仁曹坊熊家村，祭拜老师吴与弼墓，作诗《过康斋吴与弼先生墓》:“桐园三尺聘君坟，犹有门人为扫云。此日英灵应识我，斯文风气莫如君。吟残老杜诗千首，看破伊川易几分。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风露倍酸辛。”[669]这首诗歌与他十年前所作同题材哀悼老师的诗歌不同，因为他获得朝廷即将给他的翰林院检讨的荣誉性职位，心情迥然一新，平添了几分自信和坚定。他作《祭先师康斋墓文》曰：“维成化十八年，岁次壬寅，十一月日，门人新会陈某被征赴阙，道出剑江，谨具牲醴，告于先师聘君康斋先生之墓，曰：于乎！元气之在天地，犹其在人之身，盛则耳目聪明，四体常春。其在天地，则庶物咸亨。太和氤氲。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钟河岳之英，其当皇明一代元气之淳乎！始焉知圣人之可学而至也，则因纯公之言而发轫；既而信师道之必尊而立也，则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奋起之勇，担当之力，而自况于豪杰之伦也。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养以及致知，先据德而后依仁，下学上达，日新又新。启勿助勿忘之训，则有见于鸢鱼之飞跃；悟无声无臭之妙，则自得乎太极之浑沦。弟子在门墙者几人，尚未足以窥其阈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迹描画之，又焉足以尽先生之神。某也生长东南，抠趋日少，三十而后立志，五十而未闻道。今也欲就而正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鉴斯文！”[670]第二年正月，陈献章55岁，在南京江浦会同门娄谅的弟弟娄谦（字克让，号莲塘）、学友庄定山于白马庵，随后在北京又遇娄谅之子娄性、娄谦及其门人蒋世钦。可惜的是，陈献章似乎和他的同门前辈娄谅终生未见面，这绝对是15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最大缺憾。他自己也说：“（提学南畿侍御上饶娄克让）侍御之兄克贞先生与予同事吴聘君，予来京师，见克贞之子进士性及其高第门人中书蒋世钦，因与还往。居无何，侍御官满来朝，予卧病庆寿寺，之数人者，无日不在坐。师友蝉联，臭味相似，亦一时之胜会也……予以景泰甲戌游小陂，与克贞先后至，凡克贞之所修而执之者，予不能悉也。书予说于莲塘图，侍御质诸克贞先生以为何如？”[671]可见，对于未能见到娄谅，他表示出惋惜之情，而对于同门之间的学术联系，陈献章是比较在意的。在吴与弼的精心教育下，陈献章静坐十年，感悟到天理就在人的主观之心的道理，坚定了以后献身地方公共事务的意志和信心，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人才，其中最出名的是湛若水。而在礼部尚书湛若水的努力下，陈献章的心学风动16世纪，一度成为显学。陈献章不仅敦促抚州知府出版《康斋集》，还捐助自己的画给吴与弼的外甥，这些都是吴与弼的教化之功。
景泰五年（1454）甲戌（吴与弼62岁）冬，吴与弼的第四位高徒江西余干胡居仁来学。[672]胡居仁（时年20岁）自己说，“甲戌冬，将小学习读，略有所感。于是往受教于临川吴先生之门。乃知古昔圣贤之学，以存心穷理为要，躬行实践为本，故德益进，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诸已。是以进而行之，足以致君泽民，退而明道亦可以传于后世，岂记诵词章智谋功利之可同日语哉”[673]，指出吴与弼教给自己治理天下的学问具有正义性，首先是要靠自己一己之力去实现的。景泰七年（1456）丙子，吴与弼64岁，与学生胡居仁（时年22岁）等人入闽，迂道上饶访周文、娄谅（时年34岁）及上饶郡庠生，宿其家。[674]天顺六年（1462）壬午，吴与弼70岁。是年三月，吴与弼往余干县访学生胡居仁，赐扁“礼吾书舍”，鼓励其讲学。[675]或此年，胡居仁《春秋》师于世衡官满福建崇安茂宰，将赴上海松江通判。故老师康斋与胡居仁共游福建诸地，看望于世衡，诸人一起回江西。[676]胡居仁与老师们多有酬和诗，或如“数仞师门力学真，明乎庶物察人伦。芳塘活水今犹昔，喜际龙潭复有人。抱膝茅檐盖世豪，管教得志失萧曹。登攀自是男儿志，谁道龙门特自高”（《奉吴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韵》）、“四龙冈上记行踪，往复师门九载中。毎愧光阴虚度也，从头重拟更加功”（卷三《行至四龙冈绝句》）[677]。天顺七年（1463）癸未，胡居仁29岁。或此年，看余干东山书屋旧址，曰“十年勤苦读书心，绿树阴中认故岑。成已功难增永叹，愚蒙空数岁华深”[678]。天顺八年（1464）甲申，吴与弼72岁，或在此年，胡居仁写《丽泽堂学约并序》，云“方今海内之士，学明德尊，足为师表者，康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复从游数载，仿佛有以得其依归，但志卑质鲁，又相去之远，不获常相亲炙。恐离群独学，终无以成德也。于是乃与同志某等，构为丽泽堂，相与肄业其中……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679]，高度总结了老师吴与弼之学问的独特性与高尚性。成化八年（1472），胡居仁赴上饶访同门学友娄谅，并登其家芸阁，累日共相讲学。或在此时，胡居仁畅游著名风景名胜弋阳的龟峰，多有诗赋。[680]胡居仁少年早熟，加上他特别聪明，吴与弼对之自然偏爱有加，两次福建游都带着他，更不用说馆资辅仁了。在吴与弼的精心培育下，胡居仁两次主掌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并培养了具有正义性、执政一方的余祐。
正是在吴与弼精心构建的网络里，胡九韶培养了丰城籍弟子杨崇，而杨崇教育出自己的儿子杨廉（1452～1525，江西丰城人，号月湖）。杨廉一生从政36年（1487 ～1523），从庶吉士、南京户科给事中、南京兵科给事中、南京光禄寺少卿、南京光禄寺太仆卿、顺天尹、南京礼部右侍郎，最后到南京礼部尚书，可谓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另外，从政之余，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尽心推动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三人文集的出版、修订和推广，而且亲自祭拜娄谅墓，撰写悼文，弥合和增进娄谅、陈献章、胡居仁等门人与王阳明等学友间的交往[681]，是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崇仁学派后劲中与阳明心学互动的重要人物。娄谅嫡传弟子夏尚朴（1466～1538，江西上饶人，号东岩）从政20多年，历任南京礼部主事、广东惠州知府、山东提学副使、南京太仆寺少卿，献身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陈献章弟子辈出，尤以湛若水（1466～1560）为最，从庶吉士编修开始，历任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而胡居仁晚年嫡传弟子余祐（1465～1528，字子积，江西鄱阳人，号韧斋）历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南京刑部贵州司主事、南京刑部广西司员外、福州知府、山东按察司副使、徐州兵备副使、河南按察使、广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云南布政使[682]，为官30载（1499～1528），多次遭同僚诬陷，但不改其为民之志，可谓能臣廉吏。余祐对中国历代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颇深，尤以对宋代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朱熹的文集、语类进行专门研究。在正德九年（1514）甲戌夏四月，经过多年的精心研究，余祐按照人主心术、人主学术、储君、择相、大臣、谏奏、监司守令、学校、使馆、科举、荐举、纪纲风俗、官制、法制、礼制、历数、农田、经界、赋税、财用、工作、徭役、按劾、辞免、刑罚、狱讼、选将、兵制、荒政、盗贼、夷狄、灾异、异端淫祠、杂类总计36类，分16卷对卷帙浩繁的朱熹思想进行最专业的分类，便学者“检览”[683]，使朱熹的圣贤之学“明于天下”[684]，有补于天下“治道”。其书在嘉靖元年（1522）由河南按察司刊刻。[685]其后，余祐“内召为太仆寺卿，未及行，又擢吏部侍郎，未闻命而病卒”[686]，令人惋惜。胡居仁的另一位私淑弟子魏校（1483～1543，苏州人，号庄渠）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南京兵部郎中、广东提学副使、江西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南京太常寺少卿、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掌祭酒事，一度为太子师。正是在吴与弼和其弟子等人的多年精心教育下，崇仁学派后学之间密切联系，互相扶持，并出现多位为国贡献的能人志士，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大明江山秩序的维持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
吴与弼其他高足不少。天顺四年（1460）庚辰，吴与弼时年68岁，浙江衢州常山象湖郑伉（1436 ～1478，字孔明，号敬斋）来学，赠诗“残经讲罢慨虞唐，步月归来兴未央。诗卷写阑吟更好，又挥余墨两三行”[687]。游学归家后，郑伉“执丧极哀，祠墓殡葬，一本之家礼。设义学，立社仓，事事皆着实地上作要……盖有得之康斋者矣，然挟经济之术，三谒公卿而不一试”[688]，其行政管理思想崇尚礼仪，以礼制为主，似乎偏于发展型政府一路。吴与弼在《东游稿》中写道，“依稀余墨象湖傍（堂扁拙墨存焉），鹤去山空事渺茫。嗣续喜看仁爱重，灯前聊跪告新章”[689]，指出借出游之机，他与郑伉有深度交流。据《象湖郑氏宗谱》卷三记载，郑伉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别是郑性、郑心和郑道，女儿则名郑适[690]，“所著有《易义发明》《卦赞》《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凡数十万言，惜以毁烬，其存者仅十之一云”[691]，其行政管理思想因资料毁尽，难以深入挖掘。
天顺八年（1464），吴与弼时年72岁，安徽宣称祁门学生谢复（1441～1505，字一阳，号西山）来学，其后有济世之术，“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亲侧，馔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与其妻叶孺人相敬如宾，与弟嘉敦友爱。亲殁，不御酒肉……复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丧祭，悉遵古礼，为乡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问应答，如悬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尝聚徒南塘，每开迪以孝弟为先。然穷年一室，讨古论今，遇感有作，多悠然发□养。弘治中，与修邑志。太守幸庵彭公，深敬礼之，造诣既久，远近知名……令郑公问政，曰辨义利，则知所以爱民、励己，时以为名言”。谢复严谨束身、贴身涵养，俨然大儒，其行政管理思想与吴与弼的德性政府观一致，推己及人，以一己之涵养推广至国家公共事务的治理，是人治思想的表现。吴与弼在其游学归家时，有诗歌一首——“朱乡遥忆旧年怀，今喜名邦四子来。寄语家乡多俊秀，好将朱学剩栽培”[692]；后吴与弼上饶游，师生又见，又赠诗歌一首——“今日良朋果盍簪，还家各务惜分阴。新春有约龙潭上，好与儿曹共此心”[693]。谢复所著《西山类稿》（四卷）只见于四库全书目录，吾辈尚难以深入分析其行政管理思想。但其典型的正学家形象与胡居仁一致。如他评论同门前辈陈献章心学，可见其维护正道之心。他说：“景泰甲戌尝游先师康斋吴先生之门，甚见推许，遂以所学倡东南。后十年，复始至小陂，闻其名，渴欲见之而未能也。弘治辛酉与方进士纯吉评诗，及接先生石翁近稿，心窃疑之。适小儿归自岭南复得先生所为诗，读之晩年所得，专主于静，似有戾乎先师之说。盖其所与者，定山、太虚诸人，日积月累，与之俱化，故其形于篇什者，多空寂长生之术，而君子有不屑焉。世之高明，递相祖述，以为吾道之宗。仆惑滋甚噫！安得起先生于九原而解此惑耶？”[694]由此，体现出他对陈献章的心学与老师吴与弼的心学存在分歧。
成化元年（1465）乙酉（吴与弼时年73岁），临川籍贯学生程庸任云南同知，牛演任江西赣州千户，吴与弼为之饯别，赠诗“云南万里正新任，赣上千山复旧官。武艺共瞻中土重，文韬总喜远隅安。壶浆柳栢春风软，灯火云窗夜雨寒。慎勿轻为儿女态，功名留与后人看”[695]。程庸多年受学康斋门下，甚得康斋欣赏，康斋为其写族谱序。[696]第二年，吴与弼又有诗歌赠牛演，“晴山联骑度花音，驻勒频倾故旧心。彼美禅关清夜宿，玉壶春酒又同斟”[697]。牛演父亲为临川五峰主人牛琛第三子，其千户为世袭职位。[698]
（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亲友间网络
明代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体现出浓郁的宗族性，在江西尤为明显。在吴与弼的宗族行政思想体系内，其学生属于核心圈，亲友属于中圈，而与其熟识的地方官员和旅途所遇之人属于外围圈。
吴与弼第一篇序言是为其妻子的哥哥所写，意义犹属特别。吴与弼在对其妻娘家表达一番赞扬和敬意之后，鼓励其妻兄说，“嗣其世者，能不思所以奋拔，而可甘同于流俗哉”[699]。吴与弼在13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算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在为其母亲家所写的族谱中，吴与弼说“周，吾母家也，世居务东。有文五府君者，娶裴氏。府君殁，二子皆幼，鞠于舅氏，遂因舅姓而家于裴坊，今四世矣……周君颜仲与其从子元昂作谱以复其姓……文五府君而上莫得而考，惟乡邻尚能谈周氏之盛，皆曰楼下周焉……与弼十岁别母京师游，又十岁归。母卒七寒暑，踣地号天墓侧，欲绝不能。今又四十年矣。每瞻望裴坊云物，与经是山川，心辄如割，尚忍题斯谱耶！尚忍题斯谱耶”[700]，不仅追述了楼下周氏改裴氏四世后恢复周姓的缘起与过程，而且沁入了自己的母子真情，体现出一代大儒对娘家山水风物的感恩与缅怀，令人感动。随后为外婆家所写的族谱中，吴与弼说“与弼，周出也……与弼幼来外氏，辱府君家惠爱厚，故不敢以不敏辞夫裴君伯仲谱牒……若其立身立德，如传所云，则尤裴君之素愿，而后人所当尽心也”[701]，表以感恩和勉励之情。
吴与弼对其父亲少时的老师多表敬意，他说“昔先子学邑庠时，受《诗》于困学李先生，继受《春秋》于先生尊府中山君子。小子与弼于闻孙子俨族孙公迪皆辱爱焉。而公迪数来讲于学。去年秋，公迪致子俨君之命，以其族之谱来属序……叔权谓旧谱往往简略，遂推源寻派，访求悉纪，善矣。志道以书官书名寓劝惩为尚史例。时之序引者，同声相和，以为真得史氏法。夫谱牒不为尊祖敬宗收族而作，徒为予夺之书耶。其间固有非劝非惩而著之若法院李等，抑又何叹”[702]，指出族谱撰修以“寓劝惩”道德训诫为主要原则，表明了自己创修族谱有助于地方秩序和谐的道德立场。对自己的学友潘宏道，吴与弼说“吴兴潘君宏道训导临川郡庠，访予种湖之上，而遣子学焉。再访予小陂风雪中，又联镳石井先陇，而登金石之台……予为赋潭江先址诗以述其情意……亦足畅孝思之万一云耳……君子之用心且曰不敢辄有附益，惟传信是尚，尤得作者之体云”[703]，并对学友复兴族谱的传承意义和对学术的执着进行了表扬。对于自己的邻居，吴与弼说“予复居故里，于韩为同社……（韩）惧丘垄之或芜以湮也，率众修治而封树焉；惧昭穆远而日忘也，谨祀田以勤拜扫焉；惧族属日繁而日踈也，合少长以笃其伦焉。复作谱以为纪载之本而属予为序。予以二公相与之厚也，故不辞而为之书”[704]，表现出对乡友的敬意和对修族谱支持的义不容辞。对乡友的复姓，吴与弼极表推崇，说“向予拜扫于紫石之坑，识地主黄君克从、吴君旭高。今年秋，克从以其所作族谱属旭高，将其中子亢宗来谒。黄本姓金……以逃难易今姓……远山公惧忘其本初也……与其表姓于名，孰若复其姓之为愈哉”[705]。对儿时故旧，吴与弼念旧情，说“予幼侍亲京师，闻先子每乐道元氏……家藏遗墨，既遭元兵，复罹水患，残编断简……尝亲德于德高翁，蔼然故家文献之裔。间以谱序见属……予亦久淹于疾……感叹存殁之余，谨识而归之”[706]。吴与弼与故人黄季恒友情颇深，不仅为其子婿写序，还为其友人写序。他说，“尝与故人黄季恒论五峰旧族，因及其子婿黎淳家世……四世号月楼，读书尚书坟……当宋末罢官复于尚书坟所构日新书院以教授。元累征不起……故有谱，近毁于其族人之手……为之谱者，不尤难乎！淳也其于是举，良足嘉哉”[707]，一方面哀叹族谱中断而重修的困难，同时表彰学者传道授业的伟大。在给友人黄季恒写的族谱序中，吴与弼说“昔友人黄季恒，尝从予省墓紫石坑，经荆溪，指华氏伯良之居曰：‘是盖素仰先生者，何一访诸？’予辞未遑也，后十载，重经焉，质诸其邻友吴子通氏，而黄君之言为信。时黄君物故久，而平时误向往予者，率晨星矣。惟伯良年过七十而迎侯康强，适华庭新构，境物春明，暄妍之至，童稚咸欣，而嗣子广告予以畴昔之夜，实梦夫子染翰于斯，宛然今日也。予既答以纪梦之诗，而伯良相好无已也”[708]，颇显与有德之人交往的美妙画面，同时感叹老友不再的苦闷。
在给另一在世好友胡子贞写的族谱序言里，吴与弼将族谱的行政学意义讲得很明白，他说“一以祖宗视之而收其族，不以族之贫富异其心，故吾一派独以贫而见系于全谱者……为子贞者，其率夫同派之亲，渐摩乎礼乐，涵泳乎诗书，日新又新，上可追前代声华之美，下可贻子孙无穷之谋，又何贫富之足论哉！若夫齐家之要，睦族之方，具有圣贤成法可考而知，褒然而倡。在子贞，固宜勉翕然而和，又众人所当踊跃也”[709]。可见，族谱撰修不依贫贱富贵悬殊而是一并纳入，具有保全历史资料的意义，可见康斋注意到耕读持家有助于地方阶层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在给邻里孙坊孙绍先写的序言里，吴与弼说“天顺戊寅春，予将有北京之行……清所翁，先友也。先子寄诗有‘藕花溪畔竹林幽，步屟西风记昔游’之句。予儿时拜仪表于先子官舍。翁既归乡，辱为忘年之交……与恭者，念予尤厚。夫既叨友朋之谊，重以亲戚之好，安敢吝于绍先之勤哉”[710]。对于老朋友之孩子的教育，吴与弼比较上心。在给他相知多年的临川老朋友傅秉彛的信中，吴与弼说，“欲更上一步做好人，以光祖宗以大门户，以垂后昆则宜，偕令嗣至山中，有以相告，区区居家远俗事外，日与二三子读书穷理，乐尧舜之道而已，此外非所敢知也”[711]，展现出一个醇儒的爱人之心。在他看来，有效的教育既可以确保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可作为传播自己祖宗事业的手段。
（三）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官员间网络
吴与弼生性淡泊，“绝迹公门”[712]，难得主动与官府打交道。唯一一次主动与官府打交道是因为自己常年在外游学，祖坟被侵占一事。他自己交代道，“谨谴弟与性稽亲拜书于宪使河南大人钧座前……与弼自幼随亲宦游于外家，山丘墓旷于祭扫。年岁既久，不免为人占侵盗葬。已尝谴弟与畴具诉于官人，顽健讼，慢延至今，不遵迁改”[713]。似乎最后在当地政府的干预下，事情得到解决。政府官员与吴与弼打交道，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或者是因为吴与弼父亲曾任国子监司业，某些官员想拜访、结交吴与弼，如参政陆友谅曾赞助吴与弼，吴与弼赞其“仁人君子之高风雅度，邈乎其不可及也。其于师友之谊厚矣，于风俗激昂多矣”[714]；或者是官员出于地方事务需要请吴与弼去讲学等公干，如成化二年（1466），当时吴与弼74岁，江西建昌知府谢士元（1425～1496）派遣郡学生来学乡射礼[715]；或者官员自身需要，请吴与弼题字、画画、写族谱序等，以抬升自己的名誉、影响力；或者官员举荐吴与弼出仕，希望促进国家事业的发展，如正统四年（1439），当时吴与弼47岁，清漳王太守推荐吴与弼出仕[716]。
对于参政江西三年的浙江余姚籍杨文琳，吴与弼说“余姚杨侯文琳参政江西之三年，奉敕以军务临敝郡，束书遣使命仆……昔杨侯初迁秩画省时，适仆叨聘寓金台，兴道致治之诚，溢于承颜，接辞之顷，寻征舆论，夙著兰台。夫以潇洒出尘之资，蕴瑰玮奋拔之志，笃兹以往名门，华谱安得不益大而益重，矧族之后人观感而兴起者”[717]，颇有嘉其志向、华其人生的豪气。
而在给江西进贤宰吕廷和三年任期将有北京之行的送别留言中，吴与弼系统地抛出自己对地方政府管理理想类型的具体构想，他说“窃尝论邑宰之美，必以武城、单父、晋城为巨擘焉。一则弦歌播闻，一则不下堂而治，一则学者风靡，三邑生灵，何幸际于斯日也。有民社之责者，闻风能无兴起，桐庐吕侯廷和之宰进贤也。名其退食之所曰‘正心’，治之左曰‘善教’，右曰‘善政’，社学曰‘涵养良心’。非志于希贤者乎？三载考绩，将赴天官。愿攀辕者众口一辞，亦可以见秉彛之在人心，固无古今之异矣……夫言、宓二子，亲炙圣人之化，程伯子亦学圣人之学者。学固当以圣人为依归。去圣虽远，微言尚存。玩其言，以得其心，何远之不可到哉！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吾于吕侯是属”[718]。细玩文字，颇能感受到15世纪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的精髓。在这段兼有规范和经验双重描述的字眼里，吴与弼所提出的古代地方政府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弦歌播闻”“不下堂而治”与“学者风靡”，而武城、单父、晋城三座城市的治理一直是中国行政管理学术思想熟练应用的最好模板，给后人展现出一幅无为而治、政教和谐与高歌不断的盛世景象。而在15世纪中期的江西进贤县，在吕廷和的精心治理下，狠抓道德教育，正风俗，出现了以“养良心”为道德修养论的“善政”，这是难能可贵的。吴与弼对善的政府管理一直充满期待，其内心的开心与感动是显而易见的。
在表扬江右佥宪吕某执政多年的时候，吴与弼说“一有贤知，非其生质之良，必其务学之懿，如江右佥宪吕侯是也。侯之言曰‘为官二十余载，事事不逮于人’……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惟其梏之反复，而失是心也，漫不觉知， 自广，人莫已。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心，一也。胜于物，则灵。掩于物，则昏。人，一也。有耻则可教，无耻大不幸”[719]。羞耻感是为官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克制外物欲心对公共利益的腐蚀，从而保证政府官员坚持自己的个性，在流俗滔滔的大时代中彰显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在给另外一位浙江永嘉籍官员吕本让和时任江西监察御史洪某的赠言中，吴与弼说“兰之为卉，禀二气之清。根既殊科，香固绝伦，吾人于学可不务厥本哉！涵养者，立本之方也，日新又新，则积中者日盛；发外者日著，岂直播誉一时，会应流芳百世，增兰故事，为他日美谈，大丈夫当如是矣”，并以“能子”“君子玄德”赞其在江西执政的表现，而自己“窃伏山林，侧聆余韵，喜而不寐”[720]。??
在给江西提刑按察使原某三年期满的留言中，吴与弼说“霜台诸贤，最乃绩曰所在著廉、能之誉……夫廉者，德之符；能者，才之施，德一而才二，才施于所宜施也。其在已为吉人端士，其示人如青天白日，人之仰之如景星庆云，其及物如和风甘雨焉。然学有纯疵，志分淑慝。从古以来负聪明卓荦之资而枉其才者，多矣”[721]，对德才兼备的治理思想做了较为细心的分析，提出德一才二、德主才辅的人事行政思想，对当时能否出现同时具备德、才的官员人才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同时，吴与弼对原侯寄予期望，说“若吾原侯者，善于用其才也欤，扬休光动群寮，岂偶然而已哉。抑闻儒者逢时生灵之庆，圣明在上，正豪俊有为之秋。功高社稷，名重丘山，又仆之私于吾原侯者焉”[722]。而在称赞上饶太守简铣治政有方时，吴与弼说“希贤之志哉！宜乎其民之多誉也”，肯定了他的治绩，同时勉励他“动容周旋无不中理”“随事致省不敢违理”，希望他获得“无极之妙充盈宇宙而该贯吾心”的治理境界。[723]
在“流俗滔滔，知德者鲜”[724]“富贵易得，名节难保”[725]的15世纪中期，中国地方行政管理遭遇到功利主义的挑战，德性在政府官员的实际执政中被淡化，官员以权谋私，争权夺利，中饱私囊，甚至鱼肉人民。在“流俗滔滔，知而信者恒少”[726]的道德淡化的时代里，即便最高政府当局推广德性治国，其地方政府的治理绩效事实上亦会遭遇重大的阻力。吴与弼的呼唤，无疑是天外来音。加上他自己在66岁时推辞皇帝要求他做太子老师（“左春坊左谕德”）的聘请，可见有德者尚不能委以重任，何况那些无德者或德才不全者呢？吴与弼深刻地意识到政治不可为、政治难为而不得不独善其身、继续隐居江西偏僻乡野的时候，他的憋屈、郁闷和彷徨，谁又能够理解呢？但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者，而这些学者注定要引领15世纪中后期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政府治理思维方式的道德化再造。他们就是娄谅、陈献章和胡居仁。
在吴与弼看来，要复兴汉唐之治，更重要的是复兴大学的德性教育，实现学政互动。他说，“昨日读真西山《大学衍义》，观其叙尧舜三代之盛，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皆本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功。汉唐之治，君之慕学，虽或甚笃；臣之辅导，虽或甚切。然于大学之道不明，是以卒于汉唐而已，然则人之为学而不本于大学，皆非也”[727]，提出从根本上复兴皇朝伟业需要强大的学理支持的必要性。
一般认为，《春秋》一书蕴含了中国政府管理的最高也是最精深的智慧。正统五年（1440），时年48岁的吴与弼说，“昔伏羲书于龙马之图而文籍生，列圣继作，记载渐繁，皆所以出治道、立民极焉。后世风气日殊，诸子百家杂出而塞圣途，害人之心者非一。此文籍之弊，世道之不幸也。任道者，每忧之。所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者，无所不用其极，而后列圣之绪，赖以不坠。然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知而信者恒寡，能不为他歧所惑而卓然自立于斯道者，尤难其入。呜呼！世患不读书，读书又患不能以正而入于邪。夫惟善学者，必本之圣人以教，居敬穷理以修其身，积力久，然后知彼一切世俗之学，举不足为。而吾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者，道弘矣”[728]，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皇帝和政府要员没有远大志向，不刻苦读书，甚至不屑于读书，即便读书又过于拘泥于二手、三手的著作，遗忘了以《春秋》为核心的一批经典。而吴与弼所要求的读书，就是要读第一等书，立志做第一等人，为国家发展做第一等事，也就是做顶天立地，即“参天地、赞化育”的弘道者。他继续说道：“昔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故后世目为麟经焉……先儒之说是经者有曰‘经世之大法’，又曰‘穷理之要’，有曰‘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又曰‘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刊落浮华，一味道真，俯焉日以孜孜。”[729]可见，在古代读书人心中，《春秋》具有大经大法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因此，对《春秋》的系统与深入的学习，吴与弼认为要用心去感悟，需要“神交心契圣人于千载之上，以免于画笔拟化工”[730]的学习态度，从而获得潇洒出尘的学习效果。
晚年，吴与弼对自己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总结，他说“倦卧仰思古今国家治乱得失及人家盛衰得失，为之凛然！”[731]这与他前几年所持有的“清议不可犯也”[732]“志在浮议，则心不在内，不可应卒遽事”[733]论点是一致的，清楚显示出他的保守主义行政观特点。他对政治参与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不公开发表意见，他是不信任政府当局的。他对权威的敬意，显示出他对重新再造德性政府表示出现实的无奈。正如他特别怕小人一样，他说“君子与小人斗力，不惟不能胜，亦不可胜也”[734]，所以他情愿躲在山间，流连于清泉山色之间，做个山间行者，读书、教书，为国家发展储备教育人才，绝迹公门。
正是由于吴与弼内心对教育的狂热，对亲人和学生、朋友和官员的爱，这样浓郁的情感使得他开创的崇仁学派影响了15世纪中后期到16世纪早中期明代政府当局行政管理的日常运行，有效地延长了明代朱氏皇朝的统治时间。吴与弼精心地教育他所认识的所有人，对自己的小孩也格外热心，而且颇具诗情画意。如他说，“江山随处倚高秋，一榻时从药局留。明月满城更向寂，缓携儿子语街头”[735]，充满浓浓的父子情。每次出游，他都尽量带着芸雪同行。在推己及人、家国同构的关爱理念下，吴与弼所强调的是何等行政精神？在充满诗意的教学氛围下，吴与弼所传输的王道理念，无疑是充满爱心的王道行政理念，这是需要我们大力挖掘和汲取的行政管理的思想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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