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陈献章的化人心理念
在陈献章看来，参与政府管理行为对一个男人而言，与写文章、参加考试、人品气节一样，都是重要的。他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739]，可见功业是与考取功名、为人德性三足鼎立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他把读书人献身于公共事务的事业构基于人的涵养，也就是人的内心的主观意志，这是其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也就是他说的实在之学。所以他在评价历代先贤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三维角度，从文章、功业、气节三个内外兼修的多维分析指标，来评价他心中的优秀政府管理精英。他说，“由汉而来，儒者以言语称者几人？以政事称者几人？以文学称者几人？其间足以方驾古人而绝尘于当世者，亦鲜矣”[740]，符合他心中优秀精英标准的人还是不多的，显示出他高傲的一面。他之所以贬低历代先贤大德，源于他认为这些先贤缺乏深厚的涵养，也就是缺乏一颗仁爱天下的大心，故他说“苟无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誉于众口，有功业足以耀荣于一时，有名节足以警动乎流俗，皆伪而已，岂能久而不变哉”[741]。陈献章之所以反复强调读书人应该以天下大公之心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一方面与吴与弼告诫他的“悉其心以立乎己”[742]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自己静坐十余年的感悟心学相关。因此，陈献章行政管理思想的旨趣为感化人心、收拾人心，通过大力兴办教育、发展教育事业的途径，在神、权两种政府治理方式的互动下，复兴孝道和家族宗庙祭祀的常态化，提高人的精神修养和心灵自觉，这样天下才可以大治。
陈献章说：“盖人情出于天理之不容己者……古之仕者世继，死者有庙，生者有宗，恩相庆而死相吊，百世不相忘……中古之王天下者，尝为卿大夫作家庙以愧之，卿大夫犹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风余韵，至此几绝……贫贱不薄于骨肉，富贵不加于父兄宗族者，谁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于庙。”[743]通过宗族势力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确保地方秩序的常态化，将有利于“收合人心”“庙而祀之不迁……置田以供祀事”[744]，让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实际的恩惠，实现社会相对的正义。他特别注意到感化人心对改变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故他说“君子以神没身焉，其效至于通神明，光上下……感于人心、措诸天下为事业”[745]。而要“感于人心”，陈献章希望地方官府加大对地方教育事业的支持，修建乡学、县学；新增地方公共祭祀建筑，敬畏天神，让地方祭祀行为常态化，提高百姓的道德修养和礼仪教养。陈献章表扬地方政府官员周时可、彭栗、谢绶在古蒙州发展州学的时代意义，他说“仁，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圣朝访古设学立师，以教天下，师者传此也，学者学此也……立吾诚以往，无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746]，道出了教育就是让人常满仁爱之心，而社会大众若都有仁爱之心，国家必将和谐、幸福，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事业对挽救人心、改善人的精神气质的启迪作用。陈献章把祭祀和教育二事一体化，体现出其行政管理思想的宗族性。他对恩平县令翁俨说：“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讲耶？邑长俎豆其政而忠信发之，学宫俎豆其教而忠信导之，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体之，习端而俗正，教立而风行，民乐生而好乱者息，士有耻而慕义者众，则刑罚可省，礼义可兴，囹圄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责尽矣。”[747]“俎豆”指祭祀。他把祭祀的教育提升到“守令之责”的高度，也可算是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实践和运用，是其心学思想在行政管理领域的表现。应该说，陈献章推动了两广地区大规模的教育复兴运动，表现为他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复兴县学、州学记、序的撰写，有利于两广地区教育发展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两广地区，在陈献章生活的时代，盗贼普发，在强势人物朱英、丁彦诚等的强力围剿下，经过多年的时间，两广治安趋于安宁。而维持地方安宁秩序的最主要的方法，毋宁是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表现为大规模修建新的县学建筑，举办祭祀活动，修缮族谱。与老师吴与弼一样，他也支持他的学生续修族谱，而且他不随便帮人写族谱序，但还是写下了不少族谱序。他提倡良谱，他说“家之谱，国之史也。本始必正，远迩必明，同异必审，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贵易亲，不以文覆愆，良谱也”[748]。
为了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陈献章认为政府官员要熟练处理并协调好神和权的关系。在给当时任肇庆知府、江西丰城籍旧友黄琥的信中，陈献章说，“神，制也……神之在天下，其间以至显称者，非以其权欤！夫聪明正直之谓神，威福予夺之谓权。人亦神也，权之在人，犹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长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无干纪之民，无所用权，如水旱相仍，疫疠间作，民日汹汹，以干鬼神之谴怒，权之用始不穷矣。夫天下未有不须权以治者也。神有祸福，人有赏罚。失于此，得于彼，神其无以祸福代赏罚哉！鬼道显，人道晦，古今有识所忧也……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天地之气亦顺”[749]。“神”这个概念，类似于吴与弼说的“神妙不测之体”，也就是韦伯在行政管理学意义上说的“超凡魅力”，在实际决策中表现为理性与科学的决策力。陈献章意义上的“神”，是与“权”相反的一个概念。“权”是指政府治理的强制性工具，如暴力、物质激励等；“神”表现为内心自然而然的德性，是《大学》意义上的大公之心。所以，新会知县说：“行圣人之道有二术，内之曰心，外之曰权。无其心，则权为挟私妄作矣；无其权，虽有其心，将安施哉？……此事之所以难行，而心之所以不孚于人也。”陈献章说：“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以此而尽吾心，则庶政无不修，用人无不当，理财无不富，治兵无不强”[750]，认为政府官员通过加强内心意志力和信仰的修炼，尽心理政，可以实现心想事成的天下和谐的大治局面。事实上，陈献章鉴于当时地方官员为了打击盗贼而过度使用暴力的负面作用，提出神权互动的治理方式，与现在所说的暴力和说服制度交替使用，本质上是一样的。
陈献章认为，现实中理想政府的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以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取向。他特别推崇丁彦诚的广东新会地方治理经验，表扬其“能使强者畏，弱者怀，尽毁邑中之淫祀，而以礼教禁民之邪”[751]。在丁彦诚任职六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公共政策的损益交互，“每岁按民丁产输钱，谓之均平钱，上下交侵，民受其害；侯量入为出，岁输以还，使民不知有役，民甚赖之。时有横征虐民，侯蹙眉曰：‘守令之政在养民，坐视其困而不救，安在其养民也？’力请罢之。虽以此得罪，不恤也”“灌献必亲，执事有恪，春秋之祭肃如也。凡祀典所载，有功于名教者，为立祭田，使人守之；其不应祀者，毁之。至于接人也亦然，可者与之；不可者斥之。其驭吏也，不察察于案牍，吏不敢欺；其莅众也，民服其威断明察，奸伪鲜作……无所不愿学，而切于救民，急先务也……其得民之实在节用”[752]。在陈献章看来，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丁知县是个好官，而另外一位官员——时任潮州知府的周鹏因未让百姓得到实惠而被陈献章看不起。[753]在某些方面，陈献章与他的老师吴与弼一样，也主张严格的法制，如“刑赏不加于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754]。他看到了知县对地方秩序维持的重要性，主张提高知县的政治地位。
陈献章在评论宋代政府管理缺陷时指出：“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755]，似乎与其老师吴与弼的君臣观并无二致，却提出教育事业对国家兴旺的独特性。他在总结自己人格成长的历程时指出，好的老师对学生的成长特别重要。他对当时的两广巡抚、江西乐安籍的谢绶（1434 ～1502）深情地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汨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然后益数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逾于户阈，俯焉孳孳，以求少进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盖未始须臾忘也”[756]，道出了吴与弼对他的启发与开导之功，以至于有今日敢于坚定圣贤志向的壮志雄心。因此，挑选善于教书育人的老师，对教育的复兴尤其重要。陈献章说，“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是故学校之设，其重在于得人”[757]，这样的人才就是“名师”。而由于陈献章本人具有多年涵养，他的深厚学问获得当时政府官员的赏识。成化十七年（1481）七月二十四日，时年53岁的陈献章竭力拒绝当时的好友张元祯、能臣江西提学、江西按察使等人请其主天下第一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事，或许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心学思想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多不一致，最终没有答应主掌白鹿洞书院一事。[758]
陈献章孜孜于教育事业，也善于启发人，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教育者。湖北籍弟子李承箕（1452～1505）游学归家后，绝意功名、潜心教学、设立义庄以资宗族贫困者。广东南海的张诩（1456 ～1515，号东所）更是淡泊功名，从事地方教育事业。而其高足湛若水官至南京三部尚书，他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事业。[759]
第二节 贺钦的真儒治政说
贺钦（1437 ～1510，号医闾，辽宁人）为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任户科给事中，其余大部分时间读书育人，严谨治学。他的行政管理思想与陈真晟、胡居仁在规模上近似。弘治元年（1488），闲居在家耕读教学20余年的贺钦，在宪宗新登的时候，被任命为陕西布政司右参政，而此年四月，其母亲仙逝，因此在不能赴命的情况下，为表达忠诚，写了陈言四事，即《辞职陈言疏》[760]。贺钦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现出浓郁的正学色彩，以发展教育、推举贤才、讲明圣学、处理内官思想为内容，具体是“资真儒以讲圣学”[761]“荐贤才以辅治道”[762]“遵祖训以处内官”[763]“兴礼乐以化天下”[764]。其中，真儒与俗儒是相对而言的，在流俗滔滔的功利化、物质化时代，真儒不常见。“所谓真儒者，学以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谓俗儒者，学以为人徒知而不行，惟务口耳词章之习者也。”[765]贺钦指出科举考试的功利化导致真才实学人才的缺乏，真正让人成长的圣学不获重视。这与陈真晟的圣学观一致。贺钦说的荐举贤才，其实就是希望帝王亲自尊请其恩师陈献章出山，主持朝政大局。他说：“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见广东新会县历事监生陈献章，天性高明，学术纯正，非记诵辞章之流，实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经世之才，是诚当代之大贤，宜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师接人多矣，未见有出其右者也……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礼起此非常之贤，召之便殿，问以治平之大道以观其谋猷，授以政事以试其才识。若其贤，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内阁，使参大政；或任之经筵，使养君德。臣敢谓不三数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766]可见，贺钦对其老师的才华和本领恭维备至。在推荐有才能的巨儒时，他只是列举了其恩师的名字，可见陈献章的人格魅力。与胡居仁一样，他希望帝王可以网罗天下人才，并认同地方乡绅荐举科举考试遗漏精英的做法，他说“臣更乞陛下再谕内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访各举所知。果才德学行殊常之贤，或山林隐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职，一皆以礼，敦遣萃于京师，依明道、程子养贤之法，置为延英之院以处之，丰其廪饩，恤其贫乏”[767]，并希望采取程颢、程颐养人、训人和用人之法，“必使今日之学政，今日之贡举，今日之经筵，一如程朱至当之定论，以革近世浮华浅陋之习”[768]。贺钦具有敏锐的行政视野，注意到宦官对政府官员的监视已经开始销蚀行政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他也注意到流俗滔滔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提出恢复礼乐，体现出保守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色彩。总之，贺钦的行政管理思想与陈真晟、胡居仁一致，都是从二程的政府管理理念出发，认为应从教育上立国，发展教育，培训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是基于精英主义的行政发展观，与范仲淹、王安石的激进主义不类。
第三节 林光的诚心治政说
林光（1439～1519，字缉熙，号南川，东莞人）在31岁时受学于陈献章门下，较早得白沙学真传。其一生献身于地方教育和公共事务管理事业，曾任浙江平湖县教谕（1484年始，总九年）、山东兖州府儒学教授（1495年始）、严州府儒学教授（1498年始）、国子监博士（1501年始）、襄王府左长史（1505年始），于正德八年（1513）中顺大夫致仕。[769]林光来往江门多年，属于先隐后仕，主要原因是中途其父亲仙逝，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平湖职满后，林光携爱子北京选听。其间，爱子身故，林光遭遇感情凄苦和悲凉。[770]他的行政管理思想贯彻在他做襄王府左长史八年的时间里，以治事高效、清廉著称[771]，行政哲学主以诚治道。他说，“为治莫先于行王道，行王道莫先于立诚。诚立明通则王道行，王道行而天下治矣”[772]，而“王道之行，在明诸心而已。王心不纯，则王道不行矣”[773]。这样，在林光的行政管理世界里，真诚之心的挺立成为治道的根本，而真诚之心就是吴与弼、陈献章一直传下来的可以“对越神明”的“精白一心”。由于帝王未能“推诚以待物”[774]，未能信任下属，所以导致“用智用术”[775]，官员越来越多，导致官、兵、文书簿会、百家注释、诠选、课税、释老、文章、工匠、商等“冗”的极弊。[776]而帝王如果能够做到待物“无意无必无远近亲疏间”，充分信任下属，以真诚建构君臣间的信任机制，则“王道可以行于一国”[777]。林光也注意到15世纪末期，社会风气变坏，道德滑坡。他说：“近年以来，士风不振，廉耻节衰，骄谗相仍，日甚一日。”[778]正统时期规定的“问答之际，教官、生员不得行跪礼”“州府县儒学教官、生员初见，行拜礼”等礼节完全作废。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其趋接过礼，不独有司，为教官、生员者动辄废事失业，或三日，或五日，或十里，或二十里趋迎。如水行者，舟中未见颜色，不顾泥滓，辄跪岸旁，登舟之时又跪路旁……然后免责……或其不然……轻则笞挞，重则拿问，莫敢谁何？”[779]下级未见面便如此，见面之后之丑态更甚，而上级一手遮天，真是“败天下士习而不恤”[780]。针对这样的陋习，林光提出应严立师道、“明降上下接遇礼节”[781]，遵守法制，特别救济贫困有学者，实现士风少变、教化行的目的。林光将他的“士少廉退之节”观点放在福建和湖广的乡试中，以此来检验考生的经济之学。[782]这与其后他在任国子监博士期间提出的坚守原先的制度安排以接济公务人员的观点一致。[783]与老师陈献章重视祭祀和修建公共宗庙的观点一样，林光多从事敬天爱民的公共事务实践。他认为，“明祀典以求圣心之安”[784]，恢复礼节，尊严上天，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湖北，他建议修建诸葛亮的宗庙，“尊严敬神”[785]；在新会家乡，他附议修建宋亡期间在广东跳海的忠臣像，“使前代忠义之灵有依，当道人臣之节有劝”[786]。在税收政策上，他提倡实行公平的收税政策，使“各有所养”[787]；在乐工徭役差使方面，他提倡均徭役，使“各得其所”“无差遣不均之叹”[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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