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薛瑄的以法治政说

    15世纪的北方大儒，当以薛瑄（1389～1464，山西万荣县里望乡平原人，号敬轩）为首，其从政时间较长。永乐十九年（1421），薛瑄年32岁中进士。宣德四年（1429），薛瑄年40岁，始有广东道监察御史之命，寻差监湖南沅州银场，有三年之治，黜贪，正风俗，罢宿蠹。[875]宣德七年（1432），薛瑄年43岁，撰成《读书录》。正统元年（1436），薛瑄年47岁，始有六年的山东提学佥事，以朱熹白鹿洞学规教育诸生，告以先知后行、“为人为己”居敬穷理之学，“随其才器”成就之。[876]其有“薛夫子”之称。正统七年（1442），薛瑄年53岁，冬十月，始有北京大理寺少卿之命，重审冤案十余起。次年，薛瑄年54岁，素来自重，见权臣王振不拜，得罪之，被判死罪，后因诸臣申救[877]，免死，消籍归田。居家六年，教授乡里，以程朱教法教人，以躬行为本，终日危坐，如对神明。[878]其中，正统十四年（1449）己巳，年60岁，河南洛阳籍阎禹锡来学，并于此年分守北门，成功预测边防少数民族骚扰的具体时间。[879]景泰元年（1450），年61岁，始有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叛乱，负责督饷。景泰三年（1452）春，年63岁，始有南京大理寺卿之行，平反冤案多起，享有盛誉[880]，免草场火灾事故负责人死，免去饥民纵火犯死罪[881]；同时，颇自重，见权臣太监也不送行。次年九月，调任北京大理寺卿。天顺元年（1457），年68岁，正月，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轮直文渊阁；二月主持会试，以“正学复性”为考试题目[882]；夏五月，升礼部左侍郎；后因不得新帝重用，加之身体欠安，于六月三日请求辞职，二十四日得旨离京。天顺三年（1459），年70岁，撰《读书续录》。家居八年，来学者多，“市馆不能容”，以“复性”为教。[883]

    薛瑄脾气很硬，故其从事司法职务，以正义为先，为一时人豪。但在教育事务上，他能变通，以启发学生、真知真行为教。他对自己则严格要求，不失巨儒风范。在公共事务管理上，薛瑄对行政道德和公共事务处理技巧保持较好的契合。他说“为政以爱人为本”[884]，又说“出事大以心平气和”[885]。由于薛瑄多年从事司法事务，所以他对行政法学的认识在15世纪为最高水平。他首先意识到，作为国家控制的规制工具，法律无论如何都要以德性为先。然后在德主法次的原则下，他强调司法的重要性，说“圣人为治，纯用德而刑以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886]，又说“帝王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于用贤才、修治法”[887]，反对过分使用法制。与吴与弼一样，他也主张君臣应该具备同样的道德修养和信任机制，他说“必君臣同德，乃可有为”[888]。与同时代偏重理论构建的行政管理思想家不一样的是，薛瑄在多年的司法实务中提炼出一些较有远见的观点，有法治化倾向。他说：“法者，天讨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889]“天讨”源于《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凸显了上天神明对人间万物的暴力处罚，体现出法制的权威性、客观性和无上性。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薛瑄提出以治病救人为方针，如他说“或治奸顽，而务为宽纵，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讨也甚矣”[890]。在对待法制的观念上，薛瑄主张敬畏法律。他说“玩法所以玩天，敢不敬也”[891]，又说“法立而行，则人不玩”[892]。因此，他特别要求为政者带头执法，说“据高位、载名显，秉三尺者，忍为此乎？”[893]当他得知有人知法犯法时，说“吾不知其何心也”[894]。他说，“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895]，因此他自己“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896]这表现出他很乐意为国家发展努力工作，同时体现出其绝大的气魄和不屈的灵魂。

    薛瑄行政管理思想的特色，还在于其缜密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以做人的思想工作为主，一直延续到现在。通过做官者自身至诚德性的修养，感化人心，树立楷模，以此来达到影响他人，使之自觉履行行政管理规范，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其中，人际关系处理技巧分为体制内人际关系处理和体制外人际关系处理。其中，体制内人际关系处理表现为对上下级关系的处理，体制外人际关系处理主要表现为一般民众、家人、学生等非职务性关系引起的人际关系。体制内关系中，小人干政最为麻烦。吴与弼、胡居仁都有较好的与小人相处的技术和技巧，薛瑄也不例外。他提倡对待小人不必过分严格，应该采用感化导向的方法，善于与小人周旋的处事风格。他说“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897]，强调对待小人应该始终如一。他说“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则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898]，应以春风化雨之态对付小人，敬而远之，不让小人抓到把柄，所以“小人有功，可优之以赏，不可假之以柄”[899]，就是采用理性主义的技巧对付小人。虽然小人在道德上很令人讨厌，但是处理的技巧应该是大公无私、客观与理性，不让小人有可乘之机。在对付小人上，采用理性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是，政府官员提升自身的修养才是最为迫切的。他说“防小人蜜于自修”[900]，又说“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提出与小人共事但又不为所动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

    行政组织、人员信息间的充分、公开与自由交流，一直以来是行政体系保持开放性、透明性和活泼性的主要支柱。决策者通过获取完全对称的信息，使得其决策看起来是天衣无缝的，决策者的神话由此诞生。毋宁说，由于决策者能够完全左右他所获取的信息，并自由和自觉地组合这些信息，从而实现决策目标的合理性、可欲性，所以，“宗师”神话由此诞生。古人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或者如韩信、诸葛亮所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反映的都是这类情况。吴与弼善于算卦、预测未来，他把自己具有的与生俱来的高超的决策能力称为“屡试不爽”的神妙不测的心体。由此而引申，他也重视地方乡绅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政治秩序的维持。陈献章在北京复试时受友人之托，临时模仿南宋大儒杨时的诗歌韵律而挥写出气势磅礴的宏达诗篇，也是他多年涵养并自觉运用神妙心体的结果。薛瑄也重视这样的直觉把握能力，并特别重视对周围与外界信息自动获取的可能性。于是在行政事务中，他特别看重“通下情”，主张“清心省事”，让地方事务由地方乡绅自觉地自我运作、管理。他说“为政通下情为急”[901]“天下大虑，以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902]，认为行政管理的运作应该是中央和地方的合力双赢互动的结果，公共管理事务需要发挥地方当局的自觉性与主观能动性。越是开放的行政管理体系，地方事务治理所需的公共信息越是可以快速、大量与原貌地直达中央，实现中央与地方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双赢。同样，越是封闭的行政管理体系，小人、宦官、外戚等为维持自我的利益小团体，主政的可能性越大，高层越不容易获得地方事务治理的信息，从而导致行政体系的腐败与衰朽。

    薛瑄的至诚政府观，是建立在掌握外在世界的客观之理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行政主体顺应天理的活泼运用之上的，他称之为“主一”。“一”即客观之理，如他说“主一，则做事不差，才二三，则虽动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903]内心秉着赤胆忠诚，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探究事物，从而实现内心欲望降到低点，让天理盎然于心，以此来获得神妙之心，洞究万事万物，实现政府官员应对万事万物游刃有余的境界。在15世纪，勤奋、自信苦学的儒家往往有一种把个体的主观之心与外在事物客观之理互动，甚至直接沟通起来的神秘主义思潮。薛瑄说“事无大小，即求合理”[904]“顺理都无一事”[905]“只循理，凡事不无顺序”[906]，因此渐而久之，达到对所治事务庖丁解牛的境界，“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907]。由于对外在客观之理的熟能，诚如薛瑄所说“积诚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908]。

    第二节 黄润玉的自然政府论

    黄润玉（1391 ～1479，字孟清，号南山，浙江宁波鄞县人）世代居宁波[909]，曾祖长卿，仕元蟹浦巡检；祖启翁，隐卿授徒；父良，母严氏，生母史氏。[910]“五岁，侍母病，夜不就寝……六岁，坐立屹然，不与群儿狎，书过目辄成诵……十岁，行道见遗金不拾。”[911]12岁时（1402），黄润玉往观郡守乡饮酒礼，“默识其仪，归记于册”[912]。13岁时（1403），永乐改元，徒南方富民实北京，南山请代父行，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官异其言，许之。逾年抵京，受塞北城外十里所，沙漠茫茫，渺无人烟。南山与同邑筑室城北闾，倾訾给徭役，垦圃鬻蔬以为生。南山安于劳贫，且力学不辍，严于律己，慎行慎独，里中弟子多喜从之学。京里某富翁，仅一女，招南山宿其家而同贾，坚辞。[913]其后，补郡庠生。永乐十八年（1420），南山29岁，会试中举，授江西建昌府学训导。父文林公忧，居家。父丧除，改南昌府学训导，有声迹。其后，升任交阯道监察御史，出按湖广，罪斥不称职者百余人。[914]宣德十年（1435），英宗（时8岁，“三杨”辅佐，年号正统）即位，南山升广西按察司佥事，“摒浮藻，奖俊贤”[915]，亲身讲学，“身为讲解，规诸生……小则记过，大则治以法。有学行可观者延入”[916]，士风大变。掌政也颇有声，一是弹劾某都指挥使妄掠子女万余口，二是活副使李某判死罪数百人，三是奏移南丹卫戍所于夷旷之地。丁史孺人忧，改湖广按察司佥宪。南山连罢黜巡都御史李某乡戚二人，被诬。后，左迁安徽和州（今巢湖市）含山知县，“时连值旱涝，与筑坡塘，课民种大麦，官贷其三升一亩，牧麦石余，乃倍所贷，收贮社仓”[917]，疏通麻湖，平徭役，政绩颇有声。老致仕，归里在横溪“金峨山之右西岙”筑南山书院（明代宁波最早的书院），“面阳背冈，平如砥，抱如椅，可容数十楹”[918]，讲学近20年，“闲居简出，日惟玩味经义，无餍足”，著有《海涵万象录》［成化八年（1472）撰成，时81岁］、《仪礼戴记补注》、《经书补注》、《考定深衣古制》、《道德经注》、《阴符经注》、《南山稿》（杂著诗文），编有《宁波府简要志》等。[919]在中国15世纪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中，黄润玉是颇有特色的。他与当时的名儒薛瑄（1389 ～1464，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同事过；与李时勉（1374～1450，号古廉，江西吉安安福县人）为友；与吴与弼（1392～1469，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陈真晟（1411 ～1473，字晦德，号剩夫，福建漳州人）等教育家一样，热爱教育事业。后人评论南山学术思想“宗朱而不尽合于朱”，以传统朱子学为主，宗主理学，但心学的影子还是宛然可见的。

    黄润玉说：“如今学者骛于高远不尽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论心，论性，却全然不识道。”[920]他明显感觉到心学的兴起，容易诱导士人忙于对心性学的探究，而疏忽行政管理实务，从而造成国家的发展缺乏优秀人才的支持。同时，他又批评宋元以来的功利主义学派过于崇尚利益、忽视道德，他说“宋元以来所谓师友者，中多举业授受一是。较得失，售富贵，惟利是图，然于道义也何有于世。惟利趋而义路榛荒，此师友之道所由否也”[921]。黄润玉心中的王道领域包括礼制、丧礼、祭祀、兵制、法律、边疆、理财、田赋、赈恤、用人、取士、音乐等，其心中的行政事务涉及面较广，可谓无所不包。他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原则试图遵循朱熹的中和之道，既不偏于功利，也不偏于空虚，而是要有义之利，利在义中，以德性为政府构建之基，形成高度合法性。[922]他的外王学多重于伦理事务。结合自己从事地方教育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近40年的经验和亲身考察，他在公共事务领域提出大量的建议，总结了15世纪明代政府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923]

    在行政精英的录用上，黄润玉在宗法制度约束下，提倡一种自然主义行政观[924]，反对苛法约束官员自主性，特别看重人的积极性，反对当时法规太严，他说“古者任人不任法，今者任法不任人，故法立而弊生”[925]“为政在人”“立法易得，人难久”[926]。所以，他指出，一方面要“量才授官”[927]，有效发挥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官员的考核、检查力度，强调宪台和监司对官员的监督、威慑作用。为此，他特别表彰开国之初，洪武盛世，国家人才济济。要想再现洪武盛世，黄润玉觉得要改革现有君王考课制度，提高宪台和监司的地位，每年考查，严格清退不合格官员，从而敦促政府官员“警惕勉于职事”“上下庶平”[928]。同时，在政府官员录用上，南山坚持平民主义路线。他描绘当时行政人才录取方式不科学，“于国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边务之利害”，精通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贪黠者皆奔竞仕途”[929]，导致当时的行政体系衰败。所以，他建议“自民间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此约计藩臬。郡县司吏额分上下，中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为藩臬阃司之吏，中等为各郡吏，下等为县司吏，三年考满送礼部会试。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门历役三年，都试出身则使儒法芜通寄之民，社而去贪黠之风矣”[930]。黄南山的建议后来被其同乡章枫山在主管国子监时实行，打开了寒门学子“学而优则仕”的大门，有利于优秀人才的流动，促进社会和谐。从现代政治科学的角度理解，学政合一的模式容易导致学习型国家和德性导向的内在性政府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农村寒门学子刻苦读书的风气，形成中国文化的内聚性。[931]

    在公共政策构建上，黄润玉提出直接给老百姓分土地的做法，体现出浓郁的国家主义色彩，大胆而不失创新，不啻惊天之举。他说：“立限田之法分上中下户给田，不许典卖。凡江北，地广人稀，上户丁田百亩，中户丁田六十亩，下户丁田四十亩。若江南，地窄人稠上户丁田五十亩，中户丁田三十亩，下户丁田二十亩。”[932]这样直接把土地按级别分派的公共政策构建，体现出时代性和现实意义。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对孟子私有产权的创造性转化。孟子主张，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一份独立的私有土地（“恒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人们勤勉地经营着这份产业，农业是主要食物来源，“八口之家”都可以自给自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甚至连鳏寡孤独的老人都得到妥善的保养。[933]在财政政策上，黄润玉提出“本末相须，财用斯足”[934]，对商业发展持宽容态度，体现出浙籍学者重商的情怀。在分析运河管理事务时，他注意到部门、地区利益对全局性公共政策制定的干扰作用。[935]在分析催缴公粮时，他主张“先催大户完纳，则小户不催而完”[936]，显然不像早期学者般主张代表地主的利益，而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国家政策。

    作为15世纪的重要理学家，力学不辍、严于律己的宁波籍黄南山常年服务于国家公共事务，历任建昌府学训导、湖广监察御史、广西按察司佥事、含山知县等要职，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秉公执法、活民无数，体现出一个儒家兼济天下、为国为民的职业操守。他晚年筑室于鄞州金峨山脚横溪水库的西岙，居家讲学近20年，传世有《南山家传集》《海涵万象录》《仪礼戴记补注》《经书补注》《道德经注》《阴符经注》等经学著作，可谓立德、立言和立功的典范。在行政精英的录用上，黄南山提倡一种自然主义行政观，强调人和法的互动双赢关系。在行政精英的培养上，黄南山提倡从民间直接选拔优秀人才，加以三年的专门培训和考核，打开寒门学子“学而优则仕”的大门，以有利于优秀人才参与公共事务。在土地分配上，黄润玉提出按级别分派土地，不允许买卖、典当。他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公共政策，体现出其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自觉。在身心修养论上，黄润玉坚持读书与慎独并举，体现出浓郁的自然性、道德性和生理性的互动，鲜活了理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三节 陈真晟与周瑛的正心治政说

    作为15世纪中期重要的教育家和思想家，陈真晟（1411～1473，号剩夫，福建漳州人）以发展教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思想独具特色。他之所以提出“学校兴，师道立，而心学正教明于天下”[937]的教育立国理念，与他常年在偏僻的玉洲教书、读书和写书的独特生涯有关。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国稳固和经济发展，到15世纪中期，明朝出现较为安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但是，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也比较明显，政治体系趋于僵化，出现社会风气的道德滑坡现象，诚如陈真晟所说的“求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廉介之节少著”[938]的社会衰败局面。因此，必须“正士习以淳民风，复三代之故事”，从改变社会风气入手。陈真晟说：“风化者，时政之本也。”[939]“风化”，按照现代学术意义的理解，可能是指一种社会潮流和生活面貌。在陈真晟看来，让政府官员、举子和一般民众保有一颗纯净和真诚的心，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故而，“风化”概念的提出，彰显了陈真晟在多年教育和研究中潜心思考的心得。由于“风化”概念具有主观性、道德性和公共性，陈真晟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就会倾向于以发展复兴心学为路径，以教育事业为主要目标，提倡师道在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陈真晟生活的时代，功利化、货币化和物质化似乎成为流行的生活态度，因此高雅与严谨地尊师重道有利于引领社会风气的改善。

    在陈真晟看来，心学是正教。这无疑算是对先前崇仁学派的支持、呼应和护卫。因为宋至明初的正教话语体系是理学的，但是自吴与弼刻苦自励、严立师道之后，心学逐渐成为读书人的流行话语。陈真晟对比自己年长20余岁的醇儒吴与弼的学问和道德情操，自然是顶礼膜拜的。为了可以亲自向当时最有学问的醇儒问学，他（当时约50岁）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自己哥哥的一个儿子跋涉武夷的千山万水，从福建漳州徒步来到江西崇仁，以求一见，并最后到达江西南昌（其实离崇仁仅有300多里路了）。虽然在江西南昌被读书人张元祯彻底忽悠、吹捧和留宿，但是，他心中对最高真理和至善价值的追求，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归家后，他因为不能见到心中的学术偶像“心常悒悒不乐”[940]。可见，他一直以没有和吴与弼进行学术对话为憾事。吴与弼捐馆后，陈真晟对吴与弼高弟——心学宗师陈献章也是惺惺相惜，并约其来见，终因陈献章家有老母、无法远游而作罢。这事实上也说明，吴与弼、陈献章和陈真晟的学术思想在价值理念上对心学的倾心和推动是一致的。正是由于具有心学的价值立场，陈真晟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现出通过改善人心来改善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政治立场，而发展一种非功利化的、人格型的选人、用人科举机制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他说，“后世人才不振，士风不美，在于科举之法”，“宋元学校……只是为科举之法所误”“后生晚进，奔竞浮薄，而士风大坏者，科举实为之”[941]。如何培养与造就好的老师、好的学生与好的学问，改善科举机制，恢复修身养性的圣学，淳朴民风，全复“三代盛治”[942]，成为陈真晟行政管理思想所关注的焦点。

    变革教育以变革国家，一直以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要彻底改变当时科举机制的僵固性，改变“记诵训诂”“记诵俗学”[943]对当时读书人自由心灵的控制，陈真晟认为，需要在“立明师”“补正学”“辅皇储”“隆教本”“振风教”五个方面入手，严立师道，推举有德性的真儒，从而让圣学真正回到读书人身上，实现德性和志学的互动，使读书人有效地服务于政府和社会发展。为了让教育真正复兴，陈真晟主张建立“尊贤堂”这一大型专业化的高级科研教育机构，广泛邀请大德高学之辈“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同时“按无知登科进士及一榜举人者，且未观政除授，令入尊贤堂，兴其师依太学次第，先讲求夫心要”[944]，经过一两年的系统的圣学知识培训，确保将来的政府官员树立道德的自觉性。在他看来，当时的举子、进士缺乏深厚的心性功夫，难以适应繁杂的公共事务，而他所主张的对举人和进士道德知识的培训，通过灌输心学知识的方法，容易使准官员有做事的纲要。他认为，“心体定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光达，作得主宰，所谓‘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945]。这说明，经过宋元几百年的理学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原有的理学灌输、控制体系已经很难适应这个时代的管理要求。而吴与弼所开创和发展的新心学强调自得和实际道德真功夫，可以弥补原有理学主观性、道德性和想象力不足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致知诚意和主敬相契的心学，特别具有时代的新鲜感和现实性。心学所具有的“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开发聪明，进德修业”的心性功能，对于太子的德性教育尤显重要，所以他建议准皇帝“日游太学尊贤堂，睹群英之所习主敬，以致知诚意……观感而薰化”[946]。在皇帝亲自尊师重道和重视教育投入情况下，复兴程朱学制，社会风气自然会好转。为了让教育管理落实，陈真晟吸收《吕氏乡约》等中的考评方法，设计了一整套的学生德性修养和文化知识考评指标。[947]这是后来16世纪儒家投身“功过格”修行的早期模板。

    陈真晟对自己的行政管理思想颇为自得。他说：“布衣所上程朱正学纂要书是也，一立明师，二补正学，三辅皇储，四隆君德，五振风教，凡此五目，举而行之，夫岂难哉？”[948]可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在公共政策实际过程中得以真正地实践，甚至他本人被一些当朝权贵认为是“迂儒”[949]。在陈真晟看来，他的学说是“正学”，他的所有行政管理思想是为了维护政府当局“正教”的合法性。而他的行政管理学体系是四书五经、乡约、正学、正教的复合体，应该是“皆有实用于天下”[950]，但他想不明白，为何当权者就是不采纳他苦苦思索30多年的治国思想？他多次向皇帝上书，虽然最后皇帝和大学士李贤也看了他的心学图[951]，但终归因过于烦琐、深奥，他本人没有得到皇帝、权贵的接见，不能不说是遗憾。他“年三十五，卫辟赴科，以无待士礼，未入场而返，自是决去词章，不复仕进”[952]。可见，他对于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何其的关切，对于从政又是何其的不屑。这非常令人尊敬，但其与吴与弼烧毁“路引”、艰苦求证圣学还是稍有不同。从此也可以看出，陈真晟改变社会风气的决心和意志力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是，任何公共政策改革如果没有权力的真实支持，都只会仅仅停留在学术思辨的层面。作为一个自满、强大、封闭和内卷的大明帝国，已经与开放、进取和主动的北宋王朝完全不一样，当权者是没有动力去实现哪怕是教育领域的实质性改革的，即便陈真晟的教育治国思想具有可行性。

    周瑛（1430～1518），字梁石，号翠渠、蒙中子，福建莆田黄石清浦村人，拜学于东南名儒陈真晟门下，与罗伦、陈献章等为友。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登进士。历任安徽广德知州（1471 ～1480）[953]、南京礼部郎中（1481～1483）[954]、抚州知府（1484～1486）[955]、镇远知府（1486～1491）[956]、四川参政、四川右布政使、荣禄大夫等。[957]周瑛任广德知州期间，一方面，“仿古为治，兴文教，绝淫祠，表死事之忠而严不举女之禁，教民有录，祠山有辨”[958]；另一方面，一改广德医学人才稀少的窘境，“开药局以延医师、以训子弟，将以济夫州之夭札者”[959]。任江西抚州知府间，他“兴水利著政本，第输纳著政均，力行保伍之法”，无奈“豪强以为不便”[960]，被改调任贵州省东部地区的镇远知府。后，名臣吏部尚书王恕（1416 ～1508，陕西三原人）赏其才华，升其为四川参政。作为理学能臣，周瑛在15世纪末期主要以理学家自居，不认同以陈献章、李世卿为代表的心学派。他虽然对友人陈献章的“神清气完、心地定叠”的闭关功夫较为佩服，但是对其“静坐不相与讲学穷理”的教法绝不敢认同。[96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瑛在多年的公共事务活动中，已经感受、察觉到心学家空谈心性对国家建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反映出其与老师陈真晟的心学倾向似有不同。在任抚州知府期间，周瑛吊拜吴与弼墓，写有诗歌，赞扬吴与弼贫困中进学不改初心的独立、高明、光辉人格。[962]值得表彰的是，周瑛在公共治安管理方面也有深入的思考。针对广昌500多人的聚众扰民事件，他提出募战士、选战将、固营垒、分奇正、慎交合、重赏罚、谨乡导、多间谍、覆巢穴、团保伍十大围剿策略[963]，从而最终形成将逆贼一网打尽的天下太平局面。现在看来，他的平匪策略还是具有针对性、现实性的。

    第四节 罗伦与张元祯的公心治政说

    罗伦（1431～1478，号一峰，江西吉安永丰人），气质偏于刚性，成化二年（1466）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三月，上大学士李贤夺情奏章，触怒宪宗；五月，被贬为福建泉州市舶提举司副提举。成化四年（1468）四月，改南京翰林院前职。成化五年（1469）二月，以疾辞归。[964]罗伦于金牛山教学之余，与廖简[965]、陈献章、胡居仁、娄谅、林光［1439～1519，字缉熙，号南川，东莞，成化五年（1469）拜学陈献章门下］、张元祯、周瑛等交游。罗伦的行政管理思想突出公共事务、学习（“圣学”）和心正（“心法”）的互动性，强调大纲和万目的本末次序，认为好的治理必须凭借领导者好的德行修养。与吴与弼一样，他看到了废除宰相制度而引发君臣不信的行政交往关系对政府权威的损害，提出“君有向学慕道之心”“臣有匡国致君之学”[966]的论点，重申君臣共济与互信的和谐关系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性。在君主修养论方面，他和吴与弼一样，强调“以本心为元气，以贤臣为名医”的论点，认为“日调理其元气”[967]，可实现天下和谐。

    张元祯（1437～1506，字廷祥，南昌人）的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以王道说为核心。他的王道说，是在心学和理学同时成为15世纪末那个时代治国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他看来，要实现天下大治，需要凭借心学和理学的互动和推广，如他说“非心学、理学之不明，则不可得也”“心学以存心言，心存则理益精；理学以穷理言，理穷则心益睿”，心学与理学并行，可以“隆治化”[968]。他意识到，心学的崛起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所以，有意把心学的治国意义抬高。作为皇帝的讲学老师，他的言论对当时时代思潮的推动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他的这种偏心学化的行政管理思想不能不说与他的朋友娄谅、胡居仁、陈真晟等有密切的关系，毋宁说，他吸收了当时学术界先进的治国思想，融合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他认为天德“浑是天理”“吾心即天地之心”，把理学理解为“默而存之”“静而养之”[969]的主观性实践学说。这皆可以说明他的学术立场，是偏向或接近崇仁学派这个心学阵营的。在他的“有天德方可语王道”[970]的圣王学价值指引下，“王道本于身心”，领导者心“纯于天理，无一毫之私”，其心就是“王者之心”，效法“天地之心”[971]，从而变革损益，教养万民，生物大众。在领导者无私说的治国观念体系下，王道仍是第一等事，行王道成为存“公心”[972]的过程。与吴与弼的十个治国要素不类，张元祯提出三个偏主观性的治国方法，分别是“定圣志”“一圣敬”“广圣知”[973]。其中，专一于敬成为行“王道之本”[974]。主敬贯彻动静，体现为“动时敬”“静时敬”[975]的合一。他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一个较为严谨而又理想化的行政管理理念，融圣王于一体。志向、主敬功夫和知识都统一于领导者公心，因此，领导者只需要在志向、敬意和知识三个方面努力学习，就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可见，张元祯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心学化色彩明显，偏于理念、价值层面，缺乏实际的真实意义，操作性不强。他虽然是皇帝的讲师，但是难以为皇帝所感兴趣。同时，我们要看到，作为拥有帝王师身份的讲学者，张元祯试图对当时的先进治国思想进行构建和传播。这既推动了崇仁心学的广为人知，也有效地折中了当时好的行政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对之表示敬意。当然，这样的一种行政管理思想，无疑是过度理想化的，价值立场也比较模糊。而后，阳明心学的风行无疑是张元祯心学思想的跳跃和爆发。作为心学思想代言人和保护者的角色，张元祯在中国哲学观念史和公共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实际的心学代言人，张元祯为心学从崇仁学派到阳明学派的飞跃做出了贡献，他的桥梁作用是真实的。如果说陈献章是心学崛起桥梁中的草野学术代言人，那么，张元祯是心学崛起桥梁中的官方代言人。

    第五节 王恕与黄仲昭的实干主义

    王恕（1416～1508，字宗贯，号介庵，又称石渠老人，西安三原光远里人，三原学派创始人）[976]，正统十三年（1448）中进士，历任大理寺左寺左评事、大理寺左寺副、扬州知府、江西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南京刑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当时颇享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之雅誉，被后世称为“弘治中兴”重臣。王恕归职后，年老仍然著书不辍，首先编辑完成124卷的《历代名臣陈议录》；同时，王恕特别留心经书传注，因担心年事过高或猝然离世，断断续续完成《石渠意见》，“间有与经文稍异而体认不通者”“意见者仍意度之见”[977]，先是年84岁时撰成《石渠意见》四卷，年86岁时撰成《石渠意见拾遗》，年88岁时撰成《石渠意见拾遗补缺》。《石渠意见拾遗补缺》撰成即得到西安太守的财政支持，不久印刻。[978]王恕在15世纪以行政实干家著称，并且很有骨气，善于团结人、提拔人，也有较好的工作方法、技巧，如他提拔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等，都是一时之能臣。其行政能力超级优异，如，在大理寺副任上，按规执法[979]，上陈“刑罚之不中者六事”，得到上级的“嘉纳”[980]；在扬州知府五年半的任上，创办资政书院，鼓舞学生进学，“修政刑，革奸敝”，尤其是当时连年凶荒，“发仓赈济，遣医治疗”[981]；平定了南阳、荆、襄民乱，移抚流民22000户，给予田地、种子、牛具[982]；奏上减免山东田租一年、顺天等府酌情减免[983]；任云南巡抚时，敢作敢当，弹劾“生事边陲，扰害夷方”的镇守太监钱能，得罪中官也在所不惜；吏部主事期间，竭力不让皇帝靠近奇珍希物，严惩王敬、王臣，疏救常州知府孙仁、主事林俊、经历张黻[984]。弘治六年（1493），时年77岁的王恕支持儿子王承裕创办弘道书院，接续经学，争鸣理学。[985]王恕对程颐、朱熹注释的《周易》评价极高，多次与弘道书院的学生反复讨论争鸣。在弘治十五年（1502）86岁高龄时，他自称中进士和纵横官场19任左右逢源[986]，“未尝有一事之失，获多言之罪，盖取乎易之道而保全之，以至于斯也[987]”“盖易寓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988]。除了自学之外，他还曾向皇帝建言，帝王之学贵在知要，不在知博，要求皇帝不要迷信方术、佛学。[989]他为官45年，特别喜欢代民陈言，上过3000多个策子。[990]晚年，因大学士、海南邱浚主政，不喜王恕，故不得不隐退，颇为憾事。[991]

    黄仲昭（1435～1508，字以行，号未轩，莆田县人）于成化二年（1466）中罗伦榜进士，初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成化四年（1468）春，黄仲昭与章懋、庄昶上《谏〈元宵烟火诗〉疏》[992]，得罪宪宗，同受杖责，谪湘潭知县，在道改南京大理寺评事。成化十一年（1475）丁母忧，旋丁父忧，成化十六年（1480）托病归。[993]其间，黄仲昭以一人之力撰成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弘治元年（1488），姜洪请用；弘治三年（1490），黄仲昭到京，孝宗要他参加修纂《宪宗实录》，受小人干扰，出任江西按察使提学佥事，整顿学校，端正士风；弘治八年（1495）乞休[994]；弘治十四年（1501），与周瑛合修《兴化府志》。黄仲昭的行政管理思想以节约型政府观见长，可惜在一人独大的人治帝国体制下，好心的劝谏居然换来一顿责打，其为国之心被误解。成化四年（1468）春的元宵佳节，三位耿直、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居然在万民同乐的时候，给年仅21岁、玩兴正浓的皇帝上诏书，请求取消烟火诗会，可谓触龙颜。为了让年轻的皇帝打消举办烟火诗歌盛会的念头，黄仲昭在疏中先表扬了一下当时的皇帝。他说：“方即位之初，首下温诏，放田租，绝贡献蠲逋负，停不急之务，与民息肩；又开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天下忻然，以为陛下应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万世者在是矣。及观去年以来，如遣人造楮国家旧制也，一闻大臣之言而遂寝节，令宴乐每岁常例也。一闻廷臣之疏而随罢，顷因灾异，敕谕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数事，皆臣等目击耳闻，未尝不拜手稽首称颂，以为陛下从善如流，改过不吝，自禹汤以来未之有也。”[995]黄仲昭表扬了新皇即位之初的新气象，隐隐提出自己的节约型政府观。随后，笔锋一转，指出目前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边疆战事频繁，需要巨额费用，因此需要皇帝带头节俭。黄仲昭说：“今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左虽云告捷，然敌情难测，尚费区处，不可置之度外，北敌毛里孩包藏启疆之心窥伺间隙，犹当深虑。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它灾伤处，所尤未易悉举，生灵嗷嗷，张口待哺。虽蒙优诏赈恤，然公私匮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996]他清晰地从国际、国内大背景，指出当时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面临巨大的隐患，也需要政府当局节约开支。为了说服宪宗，黄仲昭等人还从学理上分析了玩物丧志的弊病。他说，“人主一心，攻之者众，一惑于耳，则凡侈靡之声皆乘间而入矣；一惑于目，则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进矣……若曰上元之乐，乃微事耳；烟火之举，乃细故耳，此不足为圣明之累，是殆不然……若于此一事厌常喜新之念兴，则他日之甚于此者，将无不至。此圣德修否之所系，不可以为微事细故而不之谨也……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故耳臣等伏愿陛下宽斧钺之诛，采刍荛之语，将此烟火等事一皆禁止……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戍劳役之士”[997]，显然有批评宪宗玩乐之意，带有训诫的意味。正在兴头上的宪宗，当然很生气，结果黄仲昭等人被廷杖是难免的。据史载，朱见深（1447～1487）宠爱万贵妃、万安以及宦官汪直、梁芳等人，在朝23年，由于有严重口吃这一生理缺陷，很少与大臣交流重大议题。他执政时期，外戚、宦官专权，盛世治政局面未能打开。在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节约型政府施政理念是注定难以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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