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禾：瑞丽机场的战斗

    一、瑞丽空战，三败敌军

    在云南与缅甸搭界的瑞丽县雷允地区，中美合办了一个飞机制造厂。当时瑞丽机场还未修好，昆明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就派了一个懂外语的华侨余某去当航空站站长。后来余某得瘴气病死于站上，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就把我这个稍有外语基础的人，由杨林航空站调到瑞丽去任航空站站长。

    当时芒市、瑞丽一带，都以瘴气厉害出名。俗话说：“要跑芒市坝，先把老婆嫁。”这句话就体现了芒市、瑞丽一带，瘴气是老大，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到那里工作，都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可是我为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仍然鼓着勇气去了。

    我去接任时，是1941年6月，当时机场的跑道还未修好。负责修建机场的是中西建筑公司。瑞丽地区是傣族聚居地。傣族男子多半在家带小孩和干家务，外出干活的多半是妇女，因此劳动力较差。公司虽然出高工资到腾冲、龙陵一带招募工人前去修建，但雨季一到，瘴气转厉，外面去的工人都不敢再干，相约回家，仅剩傣族妇女修建，自然进度很慢，因之仅仅东西、南北两条跑道就整整修建了三年，直到1941年10月，才算完工。1941年下半年，美国派100架飞机来中国，组成美国空军志愿队，由在空军军官学校任过顾问的陈纳德担任司令员，协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

    当时国民党陆军尚在缅甸境内与日军作战。1942年以后，驻在昆明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就时常起飞，先到瑞丽机场加油装弹，次晨便飞临缅甸上空，支援我陆军部队作战。当时瑞丽站只有一架手摇泵加油机，没有油车，有时下午从昆明飞来五架飞机，我们加油、装弹、检查飞机，就要整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才能休息，工作还是很艰苦的。

    到了1942年4月，国民党在缅甸的陆军眼看快要守不住了，驻在缅甸境内的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就全部撤到瑞丽机场上来。我们是一个小站，官兵只有几十个人，自然担负不起这样重大的作战任务。恰巧有一天，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到站上视察，我就把这一情况向他报告，请他想办法解决。他听了报告，抓抓头说：“我万万没有料到，情况会变化得这样快！好，我马上拍电报给保山总站，叫他们派人来协助你。”

    过了四天，保山空军总站果然派了总站副站长沈永祥，带了2名官佐、6名机械士、40余名场兵和2辆卡车前来支援我。在总站的卡车还没有派到之前，我就领到了4部油车，并接收了由缅甸前线撤运下来的汽油3000多大桶和子弹1000余发，足足堆满了10个草房油弹库（当地无法盖瓦房）。

    瑞丽与缅甸一衣带水，仅一江之隔。日机由缅甸飞到瑞丽机场上空，不过20多分钟，警报器根本不起作用。空军志愿大队每天派2架P-40驱逐机在上空巡逻。5月6日下午，敌军飞来了一架侦察机，我方巡逻机在上空发现敌机后，立即开枪射击，追了一程后，终于把敌机击落了。

    第一次击落敌机，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啊！除了发电报向航空委员会报捷，当天下午，我就带了几个士兵，开着一部卡车，在中国境内搜索。搜了一下午，始终没有找到敌机的残骸。第二天中午，我又亲自开着站上的小车，带着2个机械士和5个场兵，到缅甸境内去搜索。车子开入缅甸10多公里后，路上碰着一个缅甸老乡，我就问他，看见日本飞机坠落在哪里了吗？他指着前面说，就落在前面的山上。我把小车停在公路边，派一个士兵看着，带着几个人到山上去搜索。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在一个小山坡上找到了敌机的残骸。机身全毁，敌机飞行员血肉横飞，尸首不全。“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是侵略者可耻的下场！我在敌人的残骸上，找到了一块千人针布（日本人迷信，认为找1000人刺过的千人针布带在身上，可以逢凶化吉），带了回来，作为纪念。

    5月8日中午，敌人又派了一个中队的红色零式飞机，向我机场上空扑来。我方早有飞机在上空巡逻等待，发现敌机，当即俯冲下来，各个击破，在500米的低空，激战了几十分钟后，就把敌人的飞机击落四架，我方则无一损伤。

    就在这次空战后的第四天，敌人抓住志愿队飞行员的盲点——每天傍晚下班后，就坐着车子到飞机制造厂的俱乐部食宿、娱乐，第二天早晨才坐着车子到机场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拂晓时分就飞来10多架驱逐机，飞到机场上空，对准停在机场上的飞机，俯冲扫射。站上虽然配有一个警卫连，担任警戒，但因无高射机枪，也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扫射。敌机在机场上空扫射了十几分钟，怕我机还击，就慌慌张张地飞走了。停在机场上的30多架飞机，因为头天晚上就把油箱里的汽油放干，因此都没有着火，只是机翼和机身上被打穿了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窟窿。

    待我方飞行员由俱乐部坐车赶到后，敌机早已全部飞走，气得飞行员们怒火千丈，怒目圆睁，马上全体动员，把机身和机翼上的窟窿全部补好，加满汽油，装好枪弹，严阵以待，上空派了两架飞机巡逻。到中午2点左右，敌人果然又派来了一个中队的零式驱逐机。我军早有准备，巡逻机在高空发现敌机后，立刻通知机场上的飞机，升空迎敌。这次是在高空作战，在地面上完全看不清楚，只听见嗒嗒的机枪声，不过一刻钟左右，就结束了战斗，又击落敌机四架。有一架击落在附近的村子里，另一架就击落在站部门前，我方仍然无一损伤。敌人的黄粱美梦又一次落空了。

    “枪声嗒嗒震长空，敌机着火映天红。三次来犯皆败北，横空无敌气势宏。”前后三次空战，总共击落日寇侦察机1架、驱逐机8架，我方则无一损伤，在中国空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意外撤退

    5月18日，我方P-40驱逐机全部飞到缅甸上空，协助地面陆军作战。到了中午，敌军又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派一个轰炸大队，前来轰炸我方机场。我方驱逐机赶不回来，敌机在机场上任意轰炸，先后投了104枚炸弹。我方飞机无法降落，就飞到离瑞丽130公里的芒市机场去降落。当地附近没有石山，找不着石头，机场上一方石头都没有准备，只好在每个弹坑旁边插上一面红旗，眼睁睁地看着机场报废了。

    过了两天，敌人快打过来了，一大早，雷允飞机制造厂就开始烧房子，慌忙撤退。我看见飞机制造厂上空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就开着一部吉普车，带着两个机械士出去了解情况，不料在公路上就碰着地区空军指挥官——飞机制造厂监理钱昌祚。他坐着小车，开始逃跑。我跳下车子，向他敬了一个举手礼，问他：“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他说：“你们还有任务，飞机还要在此加油呢！”说后，就急忙开车跑了。

    警卫连撤走了，电台也搬走了，机场上的弹坑因无石块无人工，也无法修复了，还能加什么油呢？回到站上，我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出主意来。站上一个姓刘的机械士就出点子说：“站长，怕什么？他们跑得，我们也跑得。”我说：“我们归保山总站指挥。总站没有命令，我们怎能擅自撤退？撤退后，万一敌人打不到，岂不要杀头！”这个机械士还是坚持说：“他们跑得，我们也跑得，杀头也不怕。”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没法可想，还是听从他的意见，立刻采取行动，派了几个士兵分头去烧油库、弹库和站部的房子。总站派来协助我的官兵，头两天就开着两部卡车跑了。等到我们撤退时，卡车没有了，站上的士兵只好由站上一个姓刘的事务员带领步行，向腾冲方向撤退了。

    下午5点钟，我开着站上的吉普车，带着4个机械士，扛着3支步枪，就向畹町方向撤退。我们一面走，一面不断地回头去看油弹库燃烧的熊熊火光，心里恐惧万分，默念着：“万一敌人打不到，岂不要杀头啊？”晚上9点钟刚过，车子开到畹町河岸上，却发现桥已经拆了，船也没有了，岸上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师陆军士兵呢！我没法可想，只得连夜把车子开回，绕道由缅甸境内，向畹町方向撤退。

    次日下午5点左右，车子开到畹町，老百姓都跑光了，买不着东西吃，只好饿着肚子连夜开走。当晚2点，开到芒市航空站，然后得知，我们走后一个钟头左右，敌人就打到了畹町，要是迟走一步，就当俘虏了。我在芒市待了一天，又到保山总站去报到。到了总站，文书才把准备寄给我的快邮代电交给我。代电上，上级叫我相机处理。唉！要是我不机动一点，死等命令，岂不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到保山总站后，第五天晚上得到的消息是，日本人已经打过惠通桥，冲过惠通桥后，眼看保山城也守不住了，所以晚上12点钟，总站也开始撤退了。几千部汽车撤退，一车抛锚，千车受阻，总站离保山县城只有6公里，却一直弄到次日早晨7点钟，才走到保山城边，幸而当天没有敌机来轰炸，否则，不知要炸伤、炸死多少人呢！保山到下关，本来一天一夜车子就可以开到，但是兵败如山崩，人车拥挤，行动迟缓，车子开了两天两夜，才到下关。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也整整饿了两天两夜的肚子。

    陈东岳：千里大突围

    在抗日战争时期，田野荒芜，民不聊生，尤其是沦陷区的广大百姓，更是生活在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当日军不断受到敌后抗日武装的袭击后，他们便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向沦陷区，甚至解放区，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烧杀、奸淫、抢劫，实行所谓的“三光”政策。

    此情此景，触景动情，仁人志士，无不为国家危急、民族危急而悲愤，而从戎抗敌。

    一、抛弃学徒职业，奔向抗日征途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那年我13岁，已进入河北大名府徐大夫医院当学徒。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我不断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北平丢了，天津丢了，保定丢了，石家庄丢了，邯郸丢了……到10月，日本飞机开始对河北省重镇——大名进行空袭了，这是日军侵略大名的预兆。当时医院院长徐以达携眷南迁到濮阳，因我年龄最小，叫我暂回老家封丘躲避一时，其余几位师兄相邦瑞、肖文华等仍留大名，坚持门诊。以后徐在濮阳城内又开设医院，写信给我，叫我到濮阳医院。

    我记得是1940年秋季，日本人在濮阳城内驻军，城外是抗日武装——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新八军（军长是高树勋）。那年我已经16岁了，经过两年多的亡国奴生活，滋味尝够了，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我也见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觉悟不断提高，加上当时不断和从城外化装来医院看病的新八军官兵接触，我的思想变化也很快，便毅然决然地于1940年底，不辞而别，离开医院，抛弃了学徒职业，结束了一生中最难忘也最可悲的亡国奴生活，走上了抗战之路，而后就在新八军野战医院做医务工作，转战于冀、鲁、豫、皖的广阔战场，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国共合作抗日，粉碎敌人扫荡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在濮阳、大名、菏泽等地集结重兵，从3月下旬开始，向我冀鲁豫边区一带进行大扫荡，不仅有步兵骑兵，还有装甲车和飞机配合作战，目标是濮阳、范县、清丰、南乐以东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不论是国民党的新八军，还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民兵，一概不放过。当时驻扎这一带的新八军，不仅目标大，行动不便，而且他们在群众基础和战略战术上，也不像游击队那样根深蒂固、机动灵活，因而在日寇扫荡面前，经常处于被动位置，日夜疲于奔命，从濮阳、范县一带的黄河故道两岸，曲折迂回于鲁西的鄄城、郓城、巨野、金乡、成武等地区，穿过济（南）菏（泽）公路向南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夜行晓宿和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几乎天天都有），部队自然减员，疲惫不堪，供给无着，战斗力减弱，而且日寇的大部队日夜跟踪，穷追不舍，新八军再往南去，又有铁路挡道。

    值此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紧急关头，部队立即改弦易辙，变“逃”为“躲”，掉头转入单县一带的解放区根据地，依托这一带的“村村沟沟相连”防御工事使日军的汽车无法行驶、步兵也不敢轻易闯入的优势，暂歇一时。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以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为重，新八军路经八路军驻地时，双方战士自觉遵守纪律，并投以互致敬意的目光，不搞摩擦，我们还不时见到八路军书写的标语“拥护高军长，抗战到底”“欢迎新八军官兵，抗战到底”。我们所在的野战医院就驻在单县辛羊庙街，休整了十多天后，又整装出发了。

    三、穿越陇海铁路，血战黄楼村

    1942年的四五月间，在单县解放区里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和补给，新八军又出发南行，目的是越过陇海铁路，转移到皖北一带活动。这时的陇海铁路已成为日军阻止抗日武装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铁路两旁，沟深、宽数丈，东西1000多里，重兵把守，数里一碉堡，要想过铁路，不经过战斗争夺是难以实现的。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出发前部队都轻装上阵，特别是军直各后勤部门，都组合为一个行动单位（也叫驮子队，大约1000人，我就是在这个队里行进），派骑兵团保护，由军部副官处长马骏良指挥。

    一天，当我们行军至距陇海铁路几十里的地方，上级命令：今晚过铁路，不准掉队，不准吸烟，不准喧哗。天刚黑，部队就出发了。我们这一路的序列是：前面一个战斗团（番号记不清了），驮子队在它的后面跟进，当行至数十里，夜间1点钟左右，前卫战斗团的勇士们已经按日前侦察好的位置，进入阵地，把敌军碉堡紧紧围住，机枪、迫击炮对准了敌军碉堡的每一个射击孔，封锁着每一条道路，工兵部队也同时潜入铁路沟边，做好了割断吊绳、放下吊桥的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前方传来“到铁路边了，准备过路”的命令，接着在前方几里远的地方，突然枪声大作，炮弹轰鸣，敌人的照明弹、信号弹照亮了天空。

    这时前方又传来“快跑步，紧跟上，冲过铁路去”的命令，顿时人人振奋精神，跑步前进，在枪林弹雨之下，猛冲过去。越过铁路，向南偏东走十几里远的地方，部队休息，后边仍然可以听到稀疏的枪声。不一会儿后卫部队也跟上来了。

    突破了敌人的千里封锁线，每个人都如释千斤重负，都松了一口气。在休息的时候有人说，刚才过的那个铁路口，叫相集车站。

    部队休息后，继续行进，枪声逐渐停止。大约又走了20里，进入河南省夏邑县境内，这时天已大亮。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仍未脱离险境，也未到达预期目的地。就在这时，后边又传来“发现敌情，快速前进”的命令。战士们刚刚松下一口气，立刻又紧张起来，接着后卫的枪声又响起来了，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队列的前头和两旁。

    我们猜想，可能是敌人追上来了，一位骑马的军官从后面飞驰而来，奔向部队的前方，高声喊着：“快进村！”部队立刻分为前后两节，进入了两个村寨，北边的村叫千佛阁，南边的村叫黄楼。我们医院的14个人，随驮子队连骑兵团共1500人左右，进驻黄楼村。此村虽不大，但有土寨可作屏障。部队一进村，就立即用几辆太平车将寨门关闭，各连队都上寨墙，构筑工事，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固守村寨。这时敌人正在寨外调动，把黄楼和千佛阁分割为两个战场，形成两个包围圈，企图全歼我两村的守军。

    上午9点多，敌人变炮轰为强攻，我军官兵坚守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接连打退敌人的多次强攻。两小时后，敌人又变强攻为炮轰战术。村内被炸得房屋倒塌、树木秃顶，军民、牲畜（包括驮子队和骑兵团的马匹）都死伤大半，被炸死的人畜尸体，血肉横飞，房上、树上到处可见，村内的弹坑个个相连。我们医院的同志正在一个房间里给伤员包扎，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顶上，顿时黑烟滚滚，刺眼呛鼻，屋内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大多遇难。

    下午4点许，敌人又进行第二次强攻。经过大半天的战斗，在寨墙上的战士此时已伤亡过半，战斗力大大减弱。为了坚持到天黑突围，指挥战斗的马骏良副官长（当过团长，外号马阎王）手持手枪督战，并且在村内搜寻后勤人员，只要未负伤，一律上寨墙参加战斗。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个小时的防守，下午6点多钟，传下突围的命令，方向是东北石磙山集中。我越过寨墙、壕沟突围出村时，眼见日本的汽车横冲直撞，追踪射击，机枪射出串珠般的火线，清晰可见。我在田野里同一位叫刘明环的战友手拉手，互相鼓励着前进。渐渐夜幕降临，又走出十多里路，终于脱离了险境，与医院的几个人会合了。原来医院有14位工作人员，这时只有我和徐晓峰、相金声、王毓骏、郭凤朝等8人了，其余的张启基、孟副官等6人，都在黄楼牺牲了。

    到第二天部队集中时，原来约1500人的驮子队（包括骑兵团），只剩下300多人（包括伤员）。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又出发了，继续向新的征途前进。

    朱安宁：奇击日军于桃园

    抗战初期，青海当局请求出兵参战，得准，当派了两个骑兵师东来。暂编骑二师由师长马禄率领，驻于陕西三原耀县一带机动待命，抗战期间，终未离陕。而暂骑一师则由其时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之叔马彪任师长，督军东进，曾参加包绥战役，英勇杀敌，日寇闻名丧胆，威震中原。后来，马彪因年高退役返青，由马步康继任，移驻鲁苏豫皖边区，番号则改为整暂骑八师了。当1942年初夏，师部率第二十二团（习称第一团），进驻河南上蔡以南一带。6月初，突接电令，着派小部队出击，牵制日寇进犯汝南，以便争取时间，掩护地方机关等及居民撤退。师长即将任务交代第一连长马俊成执行，并嘱其等待日寇经过桃园堡后（在汝南东北约18里）出击，使其有后顾之忧，不敢前进。经过侦察，了解到桃园南二三里地，有一狭长高岗，并有树木，地形非常有利掩蔽马匹，而桃园附近地形地貌不利骑兵活动，当和我计议，改牵制为阻击。官兵正因多年未能打枪（青海民众，多喜打猎），闻听打鬼子，均皆高兴异常，立即整顿备马，数十里的乡间土道，一阵小跑，上午10点多即到达目的地。部队展开，一一布置，将马匹掩蔽安全地带，就地挖掘简单工事，小息等待。

    日寇由郸城出发，早知沿途既无驻军，汝南城地方团队也少，趾高气扬，浩浩荡荡，列队前进，毫无戒备。时业近午，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日寇先头部队装备沉重，个个走得汗湿军服，口干舌敝，当行达桃园堡，见绿树连荫，不由得争抢休息，急忙卸钢盔枪支背包，扔得一地，脱衣去靴，赤着上身，腰束三角布代裤，企图美美地休息一下。殊不知正在我伏击圈内，一目了然。马连长见机不可失，举起驳壳枪，“砰”的第一枪，步枪轻机枪紧跟齐响，仇恨的弹火，直射敌寇，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惊慌失措，真疑神枪手从天降，东躲西藏，嗷嗷哀叫声隐闻，伤亡累累。

    可是，训练有素、久经战场的鬼子，听到枪声虽猛密，而不太稠，知我兵力不多，立即组织向我反击。我官兵越战越勇，弹无虚发。这时，敌的后续部队闻警赶至，重机枪掷弹筒向我方倾泻。马连长不慎右腹为流弹所伤，不宜恋战，即互加掩护，撤至安全地带，上马飞返。是役除马连长轻伤外，无一伤亡。

    待返师部复命，师长听后，哈哈大笑：“尕娃们（青海长对幼习称）！今天过了打枪的瘾了，马连长好好休养吧。”事后，得知日寇收拾战场后，小心翼翼地，以火力侦察，缓步前进，直至黄昏，才进入汝南空城，胆战心惊，黎明即弃城窜去。

    当时我任第一连少校副连长兼连指导员，亲自参加战斗，憾日记等遗失，且记忆力衰退，详细情况，思索多日，始终茫然，谨忆述此传奇式的战斗，绝不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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