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与应用
一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名《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这部兵书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公元649），为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熟读兵书，刻苦习武。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军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征从军，随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援救，他提出广布旗鼓为疑兵之计，使突厥军解围而去。
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豪强军阀乘势割据州郡，时李渊为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在李世民积极鼓励下，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在太原起兵反隋。李世民与兄李建成奉命率兵击西河（今山西汾阳），初战告捷。八月，李渊进军关中，在霍邑之战中，李世民临机果断，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大败隋宋老生军。九月，李世民率军西进，攻占长安。
李渊称帝后，李世民任为尚书令，被封秦王。唐武德元年（618年）六至八月，陇西薛举、薛仁杲父子率兵进犯关中，威胁唐都长安，李世民引兵迎击，坚壁固垒与薛军相待六十余日后，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一举击溃薛军十余万众，薛仁杲投降，夺取了陇西。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依附突厥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夺占太原，南下河东，威胁长安，李世民主动请战，针对刘军宋金刚部孤军深入、军无积蓄的特点，采取蓄精养锐、待机破之的战略，迫使宋金刚部粮尽而退，遂率军猛追，歼敌于介休（今山西介休），收复太原。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东击在洛阳称帝的原隋朝将领王世充，于次年二月将王世充军围困于洛阳孤城之内，三月，河北窦建德领兵十余万援救洛阳，李世民果断分兵，以一部继续围困洛阳，又亲率精锐控制虎牢（今河南荣阳汜水镇），相持月余，窦军数战不利，将士思归，李世民遂寻机突袭，生俘窦建德。
再回军洛阳，迫使王世充出降，至此，河北、河南尽归唐有。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位继承权，八月继帝位，改号贞观。不久，突厥颉利可汗兵临长安，李世民亲至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结城下之盟，使突厥兵退。唐贞观三年（629年）冬，突厥进扰河西走廊，李世民命李靖、李责率军分道出击，于次年二月大败突厥军，俘颉利可汗，北方诸少数民族部落多归附，李世民采取怀柔政策，对归附各部落首领均拜将封官，仍命其统领本部落。
唐贞观九年至二十二年（636一648年），李世民遣使出兵，出使西域，使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国，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与唐结好。晚年，曾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逝世。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备，统军驭将，兼听纳谏，在位二十三年，文治武功多有建树，史称贞观之治。
李靖，公元571年生，公元649年卒，唐代着名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少时研读孙吴兵法，深得其舅韩擒虎赏识。隋末曾任马邑的郡丞，后被李世民召人幕府，跟随作战。唐武德二年至四年（619-621年），李靖奉命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消灭南方最大割据势力萧铣。唐武德六年（623年），杜伏威余部辅公占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反唐，李靖奉命协助李孝恭前往镇压。次年二月，辅部水陆精锐五万人，据当涂（今安徽当涂）之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城栅防守，李靖出其不意，先以主力击破其水军，杀伤及溺死者达万余人，又乘势亲率轻兵直趋丹阳，擒获辅公褡。唐贞观三年（629年），李靖与李孝恭密切配合，进袭突厥，于次年二月消灭了突厥颉利可汗主力，俘获颉利可汗。唐贞观八年（634年），李靖以足疾上表辞官，得太宗称许，不久，吐谷浑扰唐，年逾花甲的李靖不顾家人劝阻，自愿请命镇压，于次年取得胜利。李靖辞官后，闭门谢客，谨慎自谦，然太宗仍常向其征询军国大事。李靖一生历任上杜国、岭南道抚慰大使、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代州道行军总管、定襄道行军总管、酉海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封卫国公。卒时年高七十九岁。李靖归唐时，已年近半百，十五年中曾四度统军征战，均获全胜，后人评论他用兵“临机果，料敌明”唐太宗时名相王均称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据书目记载，李靖着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只《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二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初二，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由枢密院、国子监等负责这一工作，具体承办人是枢密院检详官王震、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他们从当时流传的347部、共1956卷兵书中，最后确定上述7部兵书作为武学经典，命名为《武经七书》，以其作为考选武举的教科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成书的确切年代今已不详，但是从书名来看，顾名思义该书就是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两人讨论兵法的言论辑录，由此可推断其成书年代大致当在唐贞观十八年u44年）唐军第一次进攻高丽之前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之间。书中记载，李靖曾阅《苻坚载记》，而《苻坚载记》是唐初房玄龄等人在前人编史基础上撰修《晋书》时增立的传记篇目，其时乃在唐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又如书中提到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李责等讨薛延陀，唐太宗巡幸灵州等史实都在庸贞观二十年，与史实相吻合。
然而，北宋陈师道却在《后山谈丛》中说：“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着。逸以草示苏明允（即苏洵），而子瞻（即苏轼）言之。”随后，陈师道的弟子何蘧在《春渚纪闻》中又重复这一传言：“先君（即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从此，对于《李卫公问对》成书的年代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师道、何远之说，断定《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托之作。还有一种意见既否定是阮逸伪托，也否定是唐李所作，如明代胡应麟说：“《李卫公问对》，其词旨陋陋猥俗，兵家最无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书，殊可笑。……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以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俚近，故多读之。”
陈师道之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托，其实是不可信的。其一，阮逸是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的进士，皇祜年间（1049-1053年）之后还做过屯田员外郎。而《武经七书》从宋神宗熙宁初年（1068年）到元丰三年（1080年）前后长达十年左右，因此，宋王朝不可能把几乎同时代人的赝品伪作堂而皇之地列为皇帝钦命的经典之中。其二，早在《武经七书》颁发之前，北宋就有一个名叫麻皓年的官员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作注，又从主持校定《武经七书》的国子监司业朱服的奏章可知，当时《武经七书》所列各书都已经有了注本，他说：“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他书虽有注解，浅漏无足采者，臣请宜去注行本，以待学者之自得。”（《宋会要辑稿·崇稿》）由此可以说明，早在宋神宗年间校定《武经七书》之前，就已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及注本问世了，因此可见其流传已广，因而也不可能为阮逸伪托之作。陈师道从得于苏轼的传言，即认定《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系既逸伪托实在是太武断。难怪南宋着名学者朱熹批评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多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晦庵》第三十八卷）元代着名学者马端临也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
胡应麟之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浅陋猥俗”，失之偏颇。从军事学术上来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决非什么“浅陋猥俗”之作，书中对一些军事思想的分析是精深入微的，至今仍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纵观全书，可以认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即使不是李靖的手定稿，也应当是深谙兵法韬略、握有唐太宗与李靖论兵言论材料的隐士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能断定，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载）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自宋神宗诏令校定列入《赋经七书》，镂版刊行后，得以流传至今。据《陆心源蜚宋楼藏书志》记载，宋代曾刊印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现在已经不见了。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这本书。现存较重要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江解本。建国后主要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三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涉及的军事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也不乏古代兵法的注释；既讲训练教阅，又讲作战指挥；既讨论治军任将，又讨论理政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军队的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全书阐述的军事思想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1.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的作战思想。
奇正在古代军事学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曾经成为历代兵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而有见解，分析透辟精炼，系统把奇正这一军事理论作了总结，特别是奇正在作战中的运用。它引《握奇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指出：方阵中有东、南、西、北（四方）四块“阵地”，此为“实地”，是战斗部队的位置；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四块“闲地”，此为“虚地”，是战斗部队的间隙地带。在“实地”作战的部队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以及中央军阵将领的控制的机动部队就是“奇兵”。从这里我们知道，奇正起源于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奇正包含战术变换，兵力洲署和使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正是从奇正这两个基本含意出发，系统探讨了运用奇正有关的问题。
在作战指导上，它认为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要“正”，进行军事打击要“奇”。它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也就是说，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是“正”的，即“师以义举者，正也”；战场上兵戈相见，以奇谋诡道破敌称为“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在其轨道上遇到阻碍运行不下去时，就变成以武力推行政治，战争来解决问题。它提出“先正而后奇”，把奇正的运用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加以阐述，明确地提出军事必须配合政治，政治支撑军事，进而克敌制胜的思想，这是很精辟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指出：“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
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兵。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统称为奇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肯定了曹操《孙子注》的意见，僻如兵力五倍于敌，那么六成兵力作正兵，四成兵力作奇兵，又指出这只是“此言大略尔”，而不是刻板的规定。是从兵力部署和使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奇正的运用，明确地提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在部署和使用兵力上必须要区分主次，最忌讳平分兵力。
在战术上，“正”是常法，“奇”是变法，“奇正”运用贵在“临时制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讨论霍邑之战时，对奇正的战术意义曾经作了详细剖析。霍邑之战是一次野战，这次战役中，李渊军以正义来讨伐腐朽、残暴的隋朝统治者，“师以义举，正也”，两军交锋时，“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这就为隋军提供可乘之机，脱离既设坚固阵地实施追击，则是奇。李渊、李建成以主力正面迎战进逼的防军、是正；李世民果断地抓住防军翼侧暴露，及时投入精锐发起翼侧攻击，是奇。在此基础上，它对“奇正相变，变而神之”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指挥作战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来灵活运用奇正，慧心独运，这就是“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办胜，奇亦胜”，“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比《孙子》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前进了好多，从而更全面深刻了。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从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做到“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的问题：其一，奇正相变的主要方法是“示形”。“示形”就是给敌人一个假象，而将真实企图和行动隐蔽起来，以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给我军可乘之机，一句话：“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意思是说，给敌人以假象，是用奇兵来迷惑敌人，而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我的奇兵。对此，它又作了进一步阐述道：“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
也就是说，把奇兵变正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而我却以正兵打击它；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要做到出奇制胜，如不成功地采取欺骗敌人的“示形”办法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先形之，使敌从之”，诱使敌人中我之圈套，产生失误，才能进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示形”的最高境界，就是它引《孙子》所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其二，奇正相变的目的要“致敌虚实”。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优势兵力战胜劣势兵力，这是一条极其普遍的规律。适应这一规律，从古至今的军事家都主张避实击虚，集中兵力来攻击虚弱之敌。因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
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无疑这是鞭辟入里的见解。然而，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它认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这就指出了奇正相变的目的，正是为了察明敌之虚实，进而避实击虚。所以，只有懂得了奇正相变之术，并巧妙地运用它，才能“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从而战胜敌人。其三，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
“分合”就是兵力的散使用和集中使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还引证正反两个战例阐述这一原则。它认为，淝水之战苻坚的失败，在于其兵力过分集中，“能合而不能分”，有正无奇，成为应该分散而没有分散的“縻军”-一进退失据、左右受制的军队，其结果是百万之众，倾刻崩溃。相反，吴汉灭蜀的成都决战，汉军的胜利就在于“兵分而能合”，做到了依据战场情况当分则分，当合则合，吴汉与副将刘尚原来分兵隔锦江而屯，在初战失利情况下，吴汉果断与刘尚会合，秘密地集中兵力，从而大败蜀军，收到了绝妙的效果。
2.攻防兼备，攻心守气，变易主客的攻防思想。
战争中的作战形式是进攻和防守。大凡战争，都有攻守，没有进攻是无所谓防守，没有防守既无所谓进攻，攻防是同一矛盾体内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论述攻防问题，十分精到地阐述了三个观点：
其一，攻防兼备。它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进攻和防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防守时要善于把握转入进攻的契机，进攻也要善于以防守相配合；进攻和防守，作战形式虽有区别，但二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转化，可以相互包含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从而在攻守问题上，提出了“攻防兼备”的思想，并在作战目的上把两种对立的作战形式统一了起来。
其二，攻心守气。它指出：“夫攻者，不只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只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难度有待焉。”这就是说，进攻不是攻城掠地、破阵陷敌，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也是进攻的目的；防守也不能单纯地完壁坚阵，而应当首先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进而待敌之隙而攻之。它还认为，如果进攻时做到“攻其心”，才能够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的意志，这样就达到了“知彼”的境地；如果防御时做到“守其气”，才能保持高昂斗志，这才真正达到“知己”的境地。从而深化了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
其三，交易主客。“攻防”是军队作战形式的一对范畴，“主客”是军队所处地位的一对范畴。这两对范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阐述攻防问题时，看到了二者的联系，从而将攻防问题引申到主客问题上，提出在攻防作战时要善于交易主客的观点，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它认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关系在胜败得失的核心不在于采取何种作战形式，而在于是否掌握着主动权，是否处于有利的作战态势，即军队的主客地位。
所以，它指出用兵作战要“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就是说，用兵作战必须善于比较和估量敌我双方主动与被动、有利与不利的攻防态势，所以，努力创造条件改变我之被动和不利为主动和有利，改变敌之主动和有利为被动和不利。所以，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有主客之分的，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善于交易主客，变我之客为主，变敌之主为客。它正是从主客可变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就是说，问题不在何种战斗地位，其关键在于交易主客的处置方法要适宜、中节。
3.教得其道，士乐为用的练兵思想。
《李卫公问对》非常注重对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它从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一段论述展开了讨论。诸葛亮在《兵要》中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它一方面认为这段话有失片面，从而指出：“此谈非极致之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这段话的可取之处，认为此论是针对“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的事实，故“有所激云尔”，其意在突出强调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
当时，唐朝从建国后有20余年没有战事，“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也迫切地面临着提高军队素养的问题。为此，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要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搞好官兵关系。原则就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意思是说在恩威并施、赏罚并用的治军原则中，思的前提是威，要以爱兵为上。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这样才能立威，才能明罚。“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二，它十分强调将帅须深晓训练方法。它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那么，什么是“教得其道”呢？它提出一个三阶段、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这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由少及众，由浅入深，由简单入繁，非常符合训练规律的。三，它还提出训练必须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来区别对待，扬长避短。如针对番兵长于骑射，汉兵长于弩战的特点，提出：“汉戎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
4.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兵家自孙武以后，有过这么一个主流思想：论兵不止于兵、言战却不好战。他们把以德服天下作为最高理想，所以，《孙子》有“庙算胜”之说，《吴子》有“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之句《孙膑兵法》有“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之言，《尉缭子》则有“兵胜于朝廷”之论，他们总是以不战而胜作为最佳战略指导思想。孙武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尉缭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尉缭子·兵令上》）。
中国古代兵家这一主流思想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得到了很大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兵法孰为最深者”为题展开论述，提出了不战而胜，以德服人的战略是最为精深的兵法思想。它将《孙子》提出的战略五要素（道、天、地、将、法）分别列为三等，认为“道”是第一等，“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即将不用暴力、以德服人，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最佳治国方略；“天地”是第二等，“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即将上应天时，下顺地利，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次一等治国方略；“将法”是第三等，所谓“任人利器”、“得士者昌”是也，即将任用将帅，斗战法，利兵器，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第三等治国方略。其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不战而胜的思想。它将军事战略也分为三等，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综观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继承了中国古代兵家的主流思想，它对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三分”之论，可谓真知灼见，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兵法思想。
另外，此书还在古代阵法的考辨，兵学渊流的探寻，战争得失的品评各方面都做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总之，它的确是我国古代一部极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入《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我国古代兵书的经典着作，也是十分适宜的。
四
《唐太宗李卫公头号对》除了在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完善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外，其中所体现的企业经营管理、领导管理艺术、教育艺术等对如今的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和教益，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和借鉴。
1.重谋略的军事思想在生产经营中的运用。
战争是人类既斗力又半智的极其激烈的对抗，是敌我双方凭借既定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智力竞赛。古代军事家说过“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一部人类战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千姿百态的军事谋略斗争史。中国古代兵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把那些奇正、虚实、用间、造势、示形等各种施计用谋的手段高度抽象概括为“谋略”。
重视“谋略”，同时强调“机变”，成为中国古代兵家的传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着重围绕奇正、虚实的运用，结合春和越王伐吴之战、东汉吴汉平定公孙述之战、隋末霍邑擒获来志生之战等着名战例，阐述了重视谋略的军事思想，并强调施计用谋要善于“变而神之”、“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兵无不是机”。市场如战场，商战如战争，生产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舞台上，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变化面前，要想站稳脚跟、把握机遇，立于不败之地，不重视谋略运用不行，施计用谋不善机变也不行。军事家在战场对抗中是否重谋机变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和军队的存亡，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是否重谋机变关系到公司企业的兴衰成败。
所以，在重谋机变的思想上，军事家与生产经营者获得了认同和共鸣。因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重视谋略、强调机变的思想，对每一个生产经营者都很很深的启迪。
国际上着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菲力浦考特勒在其名着《新竞争》一书中曾说：“日本人在当今世界上以产品优质、优价着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的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像索尼、丰田、佳能、精工和尼康这些名字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普遍的承认和尊敬。’日本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企业家很懂得把军事指挥中的谋略灵活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去。如六十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首次向美国市场推出黑白电视机时，就运用了避实就虚这一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多次强调的谋略思想。索尼公司为了打入美国电视机市场，它首先避免向强大的美国竞争对手实行正面攻击，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有限的范围内，全力搜索美国市场中尚未被满足的细分市场，抓住竞争对手这一薄弱环节，倾注全力集中攻占这个领域。
索尼公司首先以屏幕为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投入美国市场，到1963年共有10家日本厂商向美国出口黑白电视机，产品全部限定在12英寸以下的屏幕，其尺寸比美国产品小得多，在产品规模上避开了与美国公司正面较量。在产品营销渠道上，索尼公司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寻找一些规模大，又颇有声望的零售商为其经销商品，因此，与美国公司也不存在牌号冲突的问题。这样索尼公司在没有惊动美国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美国电视机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建立了自己的商品基地，逐步确立了索尼公司黑白电视机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为日后与美国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展开全面较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先恩后威的治军原则在领导和管理中的运用。
在统率部众、治理军队的问题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提出了“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的治军原则。它认为，要想治理好军队，必须恩威并垂、赏罚分明，而恩是威的前提，作为将领，首先要爱护部下，做到将帅与士卒“心一”，使士卒亲附，然后才能建立威信，才能严明赏罚。所以，“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提出的这一治军原则，很值得现代领导者和管理者借鉴。人所共知，感情是人类相互联系的纽带和不能缺少的精神食粮，是领导和管理的一种重要动力。这是困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他们像春草之盼甘霖，如孤雁之盼归群一样需要感情，需要物质的保障，需要可靠的归属，需要爱的温暖，需要情的感召。领导者、管理者只有深切的爱护、关怀被领导者和被管理者，相互之间建立起感情的纽带，领导者和管理者才有可能进而在被领导者和被管理者心目中树立起威信，从而才有可能实施有效的领导和管理。
3.教得其道的练兵方法在教育上的运用。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十分强调“教道”，它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那么，什么是“教得其道”呢？它提出了一个“三等之数”的教练方法，即先练伍法，次练军校之法，次练阵法，进而在这“三等之教”的基础上训练全军，检查规章制度，明辨奇正运用，号令全军将士。它是一个由少及众、由浅入深、由简人繁、循序渐进的练兵方法。同时，还指出练兵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扬长避短。如针对番兵善骑射，汉兵善弩战的特点，指出汉番两军宜“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提出的上述“三等之教”和“教习各异”的练兵方法，深刻体现了“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思想，这两个思想是对教育学规律的正确反映。众所周知，人类掌握知识和技能，都必须经过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容易到繁难的过程。所以，教育学的容观规律要示教育者施教时，必须首先使受教育者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受教育者更加系统、全面、巩固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因此，《学记》说：“学不躐等”。同时，教育学的客观规律还得要求教育者从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育的深度、进度上必须得适应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在教育的实施中还得考虑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和个别差异，发挥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从而使每个受教育者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提出的“三等之教”。“教习各异”的练兵方法的“教道”，很值得教育者们认真学习并且身体力行。
卷上
太宗①曰：“高丽数侵新罗②，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④曰：“探知盖苏文⑤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⑥。”
太宗曰：“平突阙⑦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⑧，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⑨，亦是依八阵图⑩，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联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白：“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免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软，临时制之软？”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尔。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1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务击之说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软？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软？”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现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尔。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符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元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阵。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歧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大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兰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犹《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率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软？否也？”
靖曰：“按《史记·穰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穰苴直所学，遂有《司马镶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鬼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冤，康有畿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衣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冤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软？”
靖曰：“按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入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软，奇兵软？”
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其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入；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汤，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坦克，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尔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勒乞置汉宫，联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造李。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戊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
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尔。臣按《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间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已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阵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软？”
靖曰：“按《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番汉所长而战也。番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
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联悟之矣：《孙子》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靖曰：“万彻不如何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丹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尝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番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阵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
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注释】
①太宗：即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创建唐帝国的战争中战功卓着，公元626年继任其父高祖李渊为帝。公元626-649年在位。
②高丽亦称高句（gōu勾）丽，朝鲜半岛上古国之一，所辖相当于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新罗，朝鲜半岛上古国之一，所辖范围相当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地区，北邻高句丽，西接朝鲜半岛上另一古国百济。
③朕（zhèn振）：在古代专用作皇帝自称。谕：特指皇帝的诏令，若为动词作谕示、晓谕解。
④靖：即李靖（公元571-649年），唐初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原为隋臣，入唐后累建战功。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位，先后平定萧铣、镇压辅公祜、招抚岭南、击败东突阙和吐谷浑，封卫国公。着有《李靖六军镜》等军事着作。
⑤盖苏文：是高丽的大臣，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杀害国王建武，另立建武之侄臧为王，自封为“莫离支”（官名，相当唐朝兵部尚书），他曾联合百济，多次进犯新罗。
⑥正兵：即古代军事术语，含义甚为广泛。一般地说采用常规战法、按照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原则作战，以变化莫测的手段，实施出敌意外的攻击为奇兵。
⑦突厥：古代民族名，文中所指实为东突厥。突厥乃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率军平东突厥叛乱。李靖以骑兵三千出塞，经由马邑（今山西朔县）夜袭定襄（今山西定襄），稍后，袭击阴山突厥颉利可汗，均获胜。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平定东突厥。
⑧诸葛亮七擒孟获：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是东汉时琅琊郡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着名政治家、军事家。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孟获（三国时蜀汉彝族首领之一）和建宁（今云南晋宁）豪强雍间起兵反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兵分三路进攻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大渡河以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七擒七纵，孟获最终心悦诚服，誓不复反，仕蜀，官至御史中丞。
⑨晋马隆讨凉州：马隆，字孝兴，是西晋武帝（司马炎）时靖边名将。公元279年，晋武帝将伐东吴，这时凉州（今甘肃武威）羌戎族反晋，河西断绝，马隆自荐平定羌戎，晋武帝任之为武威太宗。马隆募集了兵勇三千五百人西征，当时羌戎首领树机能等据险设伏，阻止晋军。马隆仿照诸葛亮的八阵图，结成偏箱车阵，且战且进，转战千里，斩树机能，平定凉州。
⑩八阵图：在这里特指诸葛亮创制的攻防并用的阵法。它用纵横排列的64个战术单位合成一个大方阵，阵后设24队游骑，机动配合大方阵作战。它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最典型的集团方阵。
偏箱车：亦作扁箱车。一说，即有扁平车箱的战车，其车上设备可因地形宽狭而加以改变。一说，即设置一箱的小车。《明经世文编·战阵议》卷74释马隆偏箱车曰：“自古车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旦前焉。”当以后说为是。
鹿角车营：即以偏箱车首尾相接，围作一圈，架枪刀于车上，锋刃向外，以防敌之接近。因其形似鹿角，故称鹿角车营。
木屋：即架于战车四周之木板，以遮蔽风雨、抵御矢石。
若非正兵：李靖平东突厥，前曰用奇兵，此又曰正兵，为何？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有云：“愚谓：兵法有奇有正，今李靖但用正而不用奇者，何哉？夫兵行之法，惟先有正，至于奇者，临敌变化而为耳！靖非不用奇也。但西行数千里，用正兵，则部曲有制，进止安徐，偏箱鹿角，拮外御内，必无所失，且八阵亦有奇兵，若与敌相遇，进退不获，非出奇亦安能取胜哉？故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后之为将者，不可泥于用正而不用奇也。”即在长途行军，未接敌之前，须用正兵，以正规的行军序列行进、宿营，一方面保持警戒，以利安全，一方面不致浪费人力、马力，以保持战力。这就是李靖致远用正兵的道理。而一旦接敌，则运用奇兵，出其不意予敌打击。所以，亦正亦奇，奇正相生。故前曰用奇，后曰用正。
治力：语出《孙子‘军争篇》：“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李靖西征，以鹿角偏箱车阵行进，兵勇在战车中，可以轮番息宿，风寒有遮蔽，伤患可休养，军队的战力得以维持，故曰“治力”。
宋老生：隋朝霍邑（今山西霍县）守将。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举兵代隋，自太原进至霍邑，宋老生背城列阵，李渊率建成部署在宋军东西，唐太宗李世民率柴绍部署在宋军南面。宋军与李渊、建成所部交锋，建成落马，宋军乘机进击，李渊引兵后退。这时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自南原向北急驰而下，切断了宋军的后队，使其溃败，并擒斩宋老生。
义师：即正义之师。此为唐大宗对自己军队的称许之词。
南原：地名，在霍邑城南。
断后；后路被切断。
天纵：即天使所然。此为李靖对唐太宗的谀美之词，语出《论语·子罕》：“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黄帝：传说为中国古代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相传先后击败炎帝、蚩尤，被拥戴为部落联盟大酋长。
权谲（jué决）：意思是权宜机变的计谋。
建成：李建成，唐高祖李渊的长子。因为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在公元626年在“玄武门之变’冲，被李世民所杀。
曷（hé何）：疑问词。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语出《孙子·始计篇》。意谓：敌人贪利，正好可以小利引诱他；敌人发生混乱，则乘机攻取他。
霍去病（公元前140一前117年）：是西汉武帝时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曾经六次出征匈奴，屡建战功，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他虽未学过兵法，但用兵作战多与孙吴兵法吻合。
孙：即孙武，齐人。春秋末年伟大的军事家，着有《孙子》。
吴：指吴起，卫人，战国初年着名政治家、军事家，着有《吴子》。
佯北勿追：语出自《孙子·军争篇》，原文为“佯北勿从”。意为敌军假装败退，不要实施追击，以防中计。
能而示之不能：语出自《孙子·始计篇》。意为能打却佯装做不能打，以引诱敌军。
神：神奇莫测。在此用如动词，指奇正的变化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fǔ俯）首：俯首，此处含敬服和赞同之意。
《曹公新书》：是三国时曹操所着兵书，今已经失传。
一术：术是古代城邑中的道路，引申为“部分”。
语出《孙子·兵势篇》。
偏裨：偏，偏将；裨，裨将。偏裨为古代将佐的通称。
语出自《孙子·虚实篇》。
语出于曹操《孙子·兵势篇注》。
语出曹操《孙子·兵势篇注》。
吴术：就是吴起的用兵方法。
魏武侯：即魏击，是战国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之子，公元前395一前370年在位。
语出自《吴子·论将第四》，原文是“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相，即观察了解。
韩擒虎（公元538-592年）：是李靖舅父，隋代大将，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灭陈战争中，他率轻骑五百作为先锋，自采石矾渡江，由南路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俘陈后主，灭陈国，因功封上柱国。
谢玄之破符坚：晋太元八年（公元385年），前秦统治者苻坚、率军百万，分三路进攻东晋。东晋大将谢玄率兵八万抗击秦军。两军隔淝水布阵，形成对峙局面。谢玄派人对符坚说，如果秦军能稍向后移，晋军便可渡河决战。苻坚准备乘晋军半渡而击之，于是命令秦乍稍向后移，没想到秦军一经后退，便立即发生混乱，纷纷溃败而不可止，谢玄亲率八千精兵乘势渡河进击，大破秦军。
《苻坚载记》：见《晋书》114卷载记14。
慕容垂（公元326-396年）：鲜卑族，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人，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建立者，公元384-396年在位。前燕时，他被封为吴王，因受太傅慕容评的排挤，投奔前秦符坚，助符坚灭前燕。淝水之战前秦失败后，他乘此机会恢复了燕国，定都于中山（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
语出自《孙子·始计篇》，原文是“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酬握奇文》、《握机文》：亦作《握奇经》，中国古代兵书，凡1卷，共384字，旧题黄帝之臣风后撰。据近人考证，实际上是唐李筌所托。
语出自《握奇经》。握奇阵图，今有多种传说。其阵形大致是，在四周设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中军设于中央。以天、地、风、云四阵为正，置于四角；以龙、虎、鸟、蛇四阵为奇，置于四方；不属八阵的“奇”即中军，由大将掌握。总称为“握奇”或“握机”阵。
语出《孙子·行军篇》。
‘君命有所不受”语出《孙子·九变篇》。今本《孙子》无“兵不像言”四字，“豫”通“预”。全句意为战阵之事当相机行事，不能事前刻板规定，即使国君的命令，如果不符战场上的情况，也可以不接受。
阵数有九……”而终于八：这段文字见于今本《握奇经》，现存各种版本中，文字互有异同。此段也是这样，但文意不左。它主要是阐述了古代方阵在作战中阵形变化的基本原理。所谓“数起于五”，是指东、西、南、北和中央五阵；所谓“终于八”，是指五阵经过兵力机动而使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布满兵阵，如果加上“大将握之”的“中心零（余零，机动兵力）者”，正好是九个方阵组成一个互相协同、互为犄角的大方阵，所以又云“阵数有九”。
八行方阵之法：相传诸葛亮曾聚石布成八阵图形。据史籍记载，八阵遗迹有三处：一在陕西勉县东南，二在四川奉节县南江边，一在四川金堂县弥牟镇。
丘井之法：中国古代分田的方法。国家将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每区百亩，中央为公田，其外八家受为私田，私田不纳税，但须助耕公田。八家一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故称丘井之法。李靖借比喻指五阵向八阵的变化。
纷纷纭纭：指旌旗、人马杂乱。
混混沌沌：水流盛大、汹涌状，喻指方阵内车、步、骑协同行动，有如河水汹涌奔流。
阃阈（kǔnyù捆育）：门槛，引申为范围、边界之意。
周：朝代名，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沣水东岸）。
太公：即吕尚，姓姜，名望，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为太师，因辅助周武王灭商有功而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岐都：周部落定居后的第一个都城，在今陕西岐山下之周原。
虎贲（bēn奔）：勇士之称。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意谓方阵作战，部队前进六七步，击刺六七下，即止步看齐以保持队形。伐，击刺。
事见《史记·周本纪》，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商代最后一个君主，贪酒色，厚征敛，严刑峻法，诸侯多叛），进至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周武王先以百名勇士向商军挑战，然后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纣王兵败，自焚而死。
桓公：齐桓公，春秋初期齐国君主，名小白。他在公元前685年取得政权后，实行改革，国力富强，并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齐国颖上（今安徽颖上）人，名夷吾。他被齐桓公认为国相，辅佐齐桓公，改革政治，发展生产，扩充军备，成就霸业。
乐：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人。公元前284年，他率六国联军，击破齐国，因此被封昌国君。燕惠王即位后，中了齐国田单反间计，乐毅惧祸，逃亡赵国。
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姓田，名穰苴。齐景公时，晋、燕犯齐，穰苴率齐军击退敌军，被封为大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
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
司马：官名，周时为六卿之一，掌管军政和军赋。
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君主，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
兵家者流：《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四派：一是讲求权变谋略的“兵权谋家”，二是善于实施作战机动的“兵形势家”，三是主张辨证用兵又杂读鬼神述信和善因天时气象用兵的“兵阴阳家”，四是侧重军事技术和战术运用的“兵技巧家”。
张良（公元前？-前186年）：汉初政治家，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其先世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为替韩国报仇，他曾以重金买通刺客谋杀秦始皇。事败后，更名匿居下邳（今江苏邳县），因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秦末农民战争中，投效刘邦，运筹谋划，多有建树，刘邦称霸后，封为晋侯。
韩信（公元前？-前196年）：汉初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秦末农民战争中，他先投效项梁、项羽军，后投效刘邦，得任大将，多有战功，先后被封为齐王、楚王，可以说刘邦的天下，三分之二都是韩信打下来的，但因他功高震主，后降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为吕后所杀。
《太公·谋》：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载，《太公》一书共237篇，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其中今已亡佚。
任宏：汉成帝时人，任步兵校尉，曾受命校理兵书。
蒐（sōu搜）狩：田猎。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猕，冬猎为狩。古代蒐狩往往是一种军事演习。
要：通“邀”。
《周礼》：相传为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所着，近人考证实为战国时作品，为儒家经典之一。书中搜集周朝的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的各国制度，添附儒家的政治理想。全书共有《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焉》、《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6篇。《冬官司空》早已散失，汉时辅以《考工记》。
歧易之蒐：歧，歧山（今陕西岐山）。指周成王在岐山南进行春猎。
宫之朝：宫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周文王曾在此建都，周武主迁都镐京以后，宫不改，仍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周康工时，常在此田猎以朝会诸侯。
涂山之会：涂山在今安徽怀远东南淮河东岸，周穆王曾在此田猎以朝会诸侯。
召陵之师：召陵在今河南郾师东北。鲁僖公4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会合鲁、宋、陈、卫、郑、许、曹各国诸侯的军队伐楚，楚派大夫屈完议和，结盟于召陵，齐师与诸侯之师乃退。
践土之盟：践土在今河南原阳西南。鲁僖公28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会合齐、秦、鲁、宋、蔡、郑、莒、卫各国诸侯的军队，大败楚军于城濮。周囊王亲自犒劳晋军，晋文公为周襄王作行宫于践土，以迎襄王、会诸侯。
九伐之法：据《周礼·夏官司马》载，周朝规定诸侯在违犯王命的九种情况下予以征伐。其九种情况是：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今陵政、外内乱鸟兽行。
春秋：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从周平王元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770-前476年），取名于鲁国编年史《春秋》。
楚子：楚庄王，春秋时五霸之一，姓芋（mǐ米），名旅，熊绎后代，曾被封为子爵。
二广：广为春秋时越军车制的名称，兵车十五辆为一广。按《左传》载：“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即楚庄王的亲兵广车队分为左右二队。
左氏：指《左传》，春秋时，鲁国太史左丘明着。
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按周制，战车的基本单位是“乘”，而基本编队是“偏”。根据《司马法》，偏的数量有大有小，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春秋时，中原各国每乘战车配备步本三甲，每甲二十五人，共七十五人；而楚国每乘战车配备步卒三两（即甲），每两五十人，共一百五十人。
荀吴伐狄，毁车为行：荀吴，春秋时晋人，军事家，晋中行元帅荀林父之孙，荀偃之子，三世为中行元帅。公元前514年，荀吴伐狄（古北方少数民族）于大卤（今山西太原）。当时狄军用步卒，荀吴用车乘，因地形险厄，不便车战，荀吴的部将魏舒建议：如我军以二伍步卒与甲士混编成步兵战阵，必能取胜；如果再设法把敌军围困在厄道里，则理有胜利的把握。荀吴采纳了这个建议，大败狄军。
跳汤：《新唐书·百官志一》：“石矢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汤。”即指战阵中用以出奇致胜的锐突击队。
灵州：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地区，为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巡幸灵州。
道宗：姓李，字承范，唐朝宗室，年十七即从太宗征战，曾随李靖攻突厥，封任城王，官至太常卿。
阿史那社尔：突厥族，处罗可汗次子，自号都布可汗。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降唐，封左骁骑大将军，历任交河道行军总管、昆山道行军总管等职，率唐军击败高昌、龟兹等国。
薛延陀：古族名和国名，铁勒诸部之一，由薛部和延陀部合并，初属突厥，后归属唐朝。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背唐，太宗命道宗、阿史那社尔等击破薛延陀，延陀西逃，又命李率兵讨平之。
铁勒：古族名，亦称高车，游牧于今图拉河（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以北、里海以东地区。公元五世纪时，北魏太武帝迁徙东部铁勒数十万于漠南、渐习农耕。突厥兴起，分属东西突厥，其散处者有十五部之多，其中以薛延陀、回纥为最大。
李：本姓徐，名世，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人涸功赐姓李，为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屡建战功，封曹国公。
敕（chì斥）：原有告戒意，后专指皇帝的诏书和命令。
回纥：古族名和国名，其族早年为东部铁勒一支，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所属仆固、同罗、拔野古诸部成立联盟，总称回纥。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请唐改称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
［100］斥候：侦察敌情的士兵。
［101］语出《左传·昭公三十五年》伍员语。意谓采取各种办法惑敌，致敌失误。
［102］语出《孙子·虚实篇》。意谓诱敌背离作战方向。
［103］语出诸葛亮《兵要》。
［104］语出《孙子·地形篇》。
［105］区区：犹“拳拳”，意为忠爱专一。
［106］犄角：《左传·襄公十四》：“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之。”角，抓住前角；犄，拉住后腿。这里指前后夹击敌人。［107］语出《孙子·势篇》。
［108］语出《孙子·虚实篇》。
［109］语出《孙子·虚实篇》。
［110］契丹：古族名和国名。源出东胡，游牧于今东北辽河上游地区。唐初内附后，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节制十州军事。
［111］奚：古族名，原称“库莫奚”。南北朝以来，分布于饶乐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游牧生活。唐贞观三年（公元624年）以后，四次来朝，从唐太宗伐高丽，有功并内附，唐太宗置饶乐都督府，任其首领为都督，节六州军事。
［112］松漠：唐朝都督府名。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为统御契丹族部落而设，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
［113］饶乐：唐朝都督府名。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为统御奚族部落而设。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辖境相当今内蒙古自治区老哈河上游及河北滦河中上游一带。
［114］安北都护：唐朝都护府名。治所在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东端，统管碛北铁勒诸部落，辖境相当今蒙古共和国及苏联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115］薛万彻：唐陇右敦煌（今甘肃敦煌）人，隋涿郡太守薛世雄之子。唐高祖年间，与其兄薛万钧一同归唐。唐太宗即位后，从李靖讨突厥，以军功授统军，进爵武安郡公。历任右卫将军，蒲州刺史。后江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8年）正月，以青丘行军总管率军由游道进攻高丽。
［116］二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唐贞观年间，护送隋萧太后入朝，授为左领军将军。后因战功封安国公。
［117］契苾何力：唐朝铁勒部落人。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随其母率部众千余人投唐，曾参加对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等战争，因战功历任葱山道副大总管、辽东道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镇军大将军等职。
【译文】
唐太宗问：“高丽屡次侵犯新罗，我派遣使臣前去谕令息兵，但是高丽不服从，我打算兴兵讨伐，你认为如何？”
李靖答：“据探报得知，盖苏文自以为懂得用兵，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去讨伐他，所以违抗诏令。请派给我三万兵众，前去擒获他。”
唐太宗问：“兵力单薄，路途遥远，你用什么战法呢？”
李靖答：“正兵即可。”
唐太宗问：“平定突厥时，你是运用‘奇兵’制胜，现在征讨高丽却说用‘正兵’，为什么？”
李靖答：“诸葛亮七擒孟获，用的不是别的战法，只是运用‘正兵’罢了。”
唐大宗说：“晋将马隆计平凉州时，也是按照诸葛亮的八阵图布阵，制作偏箱战车。在开阔的地形上，就用偏箱战车结成鹿角车营；在狭窄的道路上，就在偏箱战车上架设木屋，一面战斗，一面前进。看来，正兵的运用当是为古人十分重视的”。
李靖说：“我平定突厥时，西行数千里，假如不用正兵，怎么可能进行这样的远征呢？使用偏箱战车和鹿角车营行军作战，是用兵的要则，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战力，一方面可以阻止敌军接近，一方面还可以约束自己的部队。这三种长处相互补充，这便是马隆研究古人兵法到了精深的地步了。”
唐太宗问：“我在霍邑击败宋老生的战斗中，两军刚刚交锋，我军右翼稍向后退。这时，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从南原急驰而下，从侧后突击隋军，宋老生的后路被切断，使其大败，因而俘获了宋老生。这是正兵呢？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陛下的英明神武是天赋的，这决不是凭学习可以获得的才能。根据兵法所说，自从黄帝以来，用兵作战都是先用正兵，后用奇兵；先行仁义，后施权谋。霍邑之战，我军以维护正义而出师，这是正兵；建成在初交锋时突然落马，右翼部队稍向后退，这是奇兵。”
唐太宗问：“当时右翼部队稍向后退，几乎坏了大事，怎么能说是奇兵呢？”
李靖答：“凡是用兵打仗，都是以前进攻击为正兵，以有预谋的后退为奇兵。如果右翼部队不后退，怎么能诱使宋老生贸然出击呢？兵法上说：‘故军贪利就引诱他，敌军混乱就攻取他。’宋老生不懂用兵之道，仅仅依仗匹夫之勇而贸然出击，被陛下所俘获，这就是所谓以奇为正。”
唐太宗说：“霍去病用兵作战，能与孙吴兵法不谋而合，这确有其事吗？霍邑之战，当右翼部队稍向后退时，高祖大惊失色，等到我从侧后突击宋老生，从而转败为胜，这也是与孙吴兵法不谋而合的，你的分析实在是精辟之见。”
唐太宗问：“凡是军队退却，都能说是奇兵吗？”
李靖答：“不是的。部队退却时，如果旗帜参差不齐，鼓声大小杂乱而又互相不能呼应，号令喧嚣而不统一，这就是真正的败退而不是奇兵；如果旗帜整齐，鼓声呼应，号令统一，表面上人马纷纭，虽然也是在退却，但不是败退，其中必然有奇。兵法说：‘不可追击佯败的敌军，’又说：‘能打却假装作不能打’，这些都讲的是运用奇兵的战法。”
唐太宗问：“霍邑之战，右翼部队稍稍退却，这是上天的安排吗？宋老生被我俘获，这是人力所为吗？”
李靖答：“如果不是陛下将正兵变为奇兵，奇兵变为正兵，那怎么能取得胜利呢？所以，对善于用兵的将领来说，用奇还是用正，全在于人的指挥调度而已。由于对奇正变化和熟练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人们就往往把它归之于天意。”
唐太宗点头表示赞同。
唐太宗问：“奇兵与正兵是平时就先行区分的，还是作战时根据情况而临时决定的呢？”
李靖答：“按《曹公新书》的说法：‘当我之兵力两倍于敌时，我就以一部为正兵，一部为奇兵；当我之兵力五倍于敌时，就以三成的兵力作正兵，二成兵力作奇兵’。这只是大概的说法。只有孙武说过：‘作战的态势，不过奇和正罢了，但奇正的变化却是不可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如同圆环没有终端一样，谁能穷尽它的奥妙呢？’这话才道出了奇正变化的道理，哪能将它们孤立开来看呢？如果士卒对我的战法没有熟习，部将们对我的号令尚未熟知，那么就一定要训练他们奇正相变的战法。训练时，要让军队识别指挥的旗帜和鼓音，反复进行分散与集中的演练，所以说：‘分合为变’，这就是平时训练部队的方法。训练完成之后，部队上下都掌握了我的战法，然后就能象驱赶羊群一样，听凭将帅指挥，谁还能认清奇正的分别呢？孙武所说的：‘用种种假象欺骗敌军，同时又不使敌军察知我的真实情况’，这是奇正变化之术运用的最高境界。所以，平时分别奇正，那只是训练之法。在战场上根据情况而活用奇正，却是没有穷尽的啊。”
唐太宗说：“深奥啊！深奥啊！曹操一定是知道奇正运用的道理的。《新书》中的奇正之论仅仅是教练将士的一般法则而已，并不是奇正的根本奥妙所在。”
唐太宗问：“曹操说：‘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你认为是这样的道路吗？”
李靖答：“根据曹操在注释《孙子》时所说：‘率先同敌军交战的部队是正兵，然后出击的部队是奇兵’。这里讲的就与‘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的说法不同。臣下认为，主力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是正兵，将帅临时捕捉战机出击敌军就是奇兵，哪能拘泥于先后、侧击的说法说？”
唐太宗问：“我的正兵，使敌军误以为奇兵；我的奇兵，使敌军误以为正兵，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形人’吧？我能以奇兵变为正兵，以正兵变为奇兵，奇正变化使敌军无法推测揣度，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吧？”
李靖再拜起而说：“陛下圣明，远超过古人，非我辈所能企及的。”
唐太宗问：“部队在进行分合变化的时候，奇正表现在哪里呢？”
李靖答：“善于用兵的将帅，无处不用正兵，无处不用奇兵，致使敌军无法判断。所以，正兵也能取胜，奇兵也能取胜。全军上下，只知道胜利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把奇正变化灵活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由部队的分合产生出奇正的变化，只有孙武能够做到，吴起以下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唐太宗问：“吴起用兵的方法怎样？”
李靖答：“请允许我概略地加以说明。魏武侯曾经问吴起两军相遇时知敌之将的方法，吴起回答说：‘派遣勇敢的下级将佐率领部队向前出击，刚一交锋就败退，败退以后不要处罚，借以观察敌军进攻的动作。如果敌军前进、停止都有节制，见到我军败退也不追击，这是敌之将领有智谋的表现。如果敌军全军进行追击，士卒行动毫无秩序，这是敌军将领无能的表现，可以毫不迟疑地予以攻击’。我认为吴起用兵的方法大致多是这一类的，并不是孙武说的用正兵同敌军交战。”
唐太宗问：“你舅父韩擒虎曾经说过，可以与你讨论孙吴的兵法，也是指讨论奇正之术吗？”
李靖答：“擒虎哪里懂得奇正变化的奥妙，他仅仅知道奇兵就是奇兵，正兵就是正兵罢了，从来不知道奇正相互变化、循环无穷的道理。”
唐太宗问：“古人临阵出奇，攻敌不意，这也是奇正变化的法则吗？”
李靖答：“过去朝代的战斗，大多都是稍有用兵之术的将领战胜毫无用兵之术的将领，以微小的长处战胜没有长处的将领，这些人怎么能谈得上懂兵法呢？比如东晋谢立大败前秦符坚，并不是因为谢玄善于用兵，而是因为符坚不善于用兵罢了。”
唐太宗命侍臣取出谢玄的传记阅览以后，问道：“苻坚哪些地方处置不善呢？”
李靖答：“我看《苻坚载记》上讲：‘前秦各路兵马都溃败了，唯独慕容垂一支队伍完整无损，符坚率领千余骑败军去投奔他，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劝其父杀了符坚，慕容垂没有杀’。由此看来，前秦各路兵马溃败，而慕容垂一军独能保持完整，显然是符坚遭了慕容垂的暗算。符坚遭到自己将领的暗算，却想要战胜敌军，那不是很难的吗？所以我说：不懂用兵之术的将领，正是指符坚这类将领。”
唐太宗说：“《孙子》说多算胜少算，因此可以知道少算胜无算，凡事都是如此。”
唐太宗问：“黄帝兵法，按后世传说称为《握奇文》，或者称为《握机文》，究竟怎样说法？”
李靖答：“‘奇’读音作‘机’，所以也将‘奇’传为‘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按《握奇文》上说：‘四方为正兵，四隅为奇兵，中央的余奇之兵是由主将掌握的机动部队，所以称之为握机’。奇，就是余零的意思，因此奇读音同于‘机’。我认为，战场上用兵无处不用心机，哪能只就掌握而言，如何正确地运用中军余奇之兵就有机谋。正兵，是受命于君主；奇兵，其如何使用则出自于当时将帅的调遣。兵法说：‘平素就严格教育士卒做到令行禁止，士卒就能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这就是指按照君主命令兴兵作战的正兵。兵法又说：‘战阵之事当相机行事，不能事前刻板规定，即使国君的命令，如果不符合战场上的情况，也可以不接受。’这就是指将帅机断行事。将帅之中，只知使用正兵而不知运用奇兵的，是守将；只知运用奇兵而不知使用正兵的，是斗将；奇兵和工兵都能使用得法的将帅，才是辅国的良将。所以说“握机’、‘握奇’，原本就没有两种方法，关键在于学习者能够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罢了。”
唐太宗问：“握机阵区分为九个小方阵，中央一阵为余零之兵由大将亲自掌握，四方四隅八阵都向中央军阵看齐取准。大方阵之中包容许多小方阵，大部队之中包容许多小分队。可以前阵做后阵，也可以后阵做前阵。前进时不冒进奔跑，后退时不纷乱急走。整个方阵四头八尾，哪个部分受到敌军攻击，哪个部分就立即变为阵首迎击敌军。如敌军拦腰冲击方阵，那么方阵头尾都来救应。布置阵式时的最初数目是五个军阵，而后演变成八个，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诸葛亮用石块纵横排列成八行垒作八卦阵，这和黄帝九军方阵之法是相同的。我过去训练部队阵法，总是先演练这个阵法。现在世上所传的《握机文》，不过只说明了它的概略罢了。”
唐太宗问：“按《春秋》所载，楚庄王的军队有二广的编制，其规定说：‘军中百官根据旗鼓的号令而行动，军队的事情不待命令就有所准备。”这也是来自周朝的制度吗？”
李靖答：“根据在丘明《春秋》所说：‘楚庄王的亲兵广（车队）三十辆，每广设一指挥官（指挥官统率下的车队中每乘车）编配三队步卒，步车在战车的右边行动，以车的右辕为基准，在两车之间进行战斗。’这都是周朝的军制。我认为：统率百人以上的指挥官为‘卒’，统率五十人的指挥官为‘两’。在楚国的军制中增加了战车，每乘配备士卒一百五十人，比周制人数增加了许多。周制每乘战车只有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这是因为）楚国多高山大泽，战车少而士卒多。（至于将每乘战主配备的一百五十名士卒）区分为三队，这与周制是相同的。”
唐太宗问：“春秋时，晋国荀吴率兵讨伐狄，舍弃车战改为步战，这是正兵，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荀吴是用车战的方法。他虽然舍弃车战改用步战，但仍然是用车战的方法。（在作战时）以一队为左角，一队为右角，一队为前拒，共分三队，这是一乘车的作战方法，就是千乘万乘配备方式都是一样的。我按《曹公新书》说：攻车一乘有七十五人，分为前拒一队，左右角各一队；守车一队，包括炊事人员十人，守护装具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担水五人，共计二十五人，攻守两车共有士卒百人。所以动员十万军队，大概就需要战车千乘，即需要轻、重战车二千乘，这是荀吴车战之法的大概情况。再从汉魏的军制来看，通常以五车为一队，设仆射一人；十车为师，设率长一人；兵车千乘设正副将领二人，如兵车再增多也是仿效这样的办法。我今天所用的车战法就参照了这种方法，跳汤队，由骑兵组成；战锋队，由步骑各半混合编组；驻队，则由步卒和车辆各抽出若干组成。我西讨突厥时，越过无数险阻转战数千里，这种制度也不敢轻易变动。这里因为古时的战法严整不乱，确实应当重视。”
唐太宗说：“布阵的数目最初是五个，最后推演为八个，这不是由于假设物象的缘故，而是一种古代军阵的传统制度，你试为我说明一下。”
李靖解释道：“黄帝创立丘井之法，并根据这种方法确立兵制。所谓丘井之法是将一整块田亩横竖各两道，八家共同耕作，这一整块田亩经划分之后形似一个‘井’字，正好将这块田亩分作九块。以井田来演示八阵，那么东南西北中即为五块方阵，余下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块为闲地，这就是所谓布阵之数开始为五降；空出中央阵地，由大将居中指挥调度，再在四隅环绕列阵，这样布阵之数就演变成环绕中央阵地一周的八阵了。等到分合变化出击敌军时，则旌旗纷纷，人马纭纭，虽然阵地上看起来纷乱厮杀，但实际上阵法却不错乱；车马奔驰有如奔流，阵形浑圆而不散乱。这就是所谓散开分为八阵，然而相互策应凝成一个战斗整体。”
唐太宗说：“黄帝所创制的兵法真是深奥啊！后人虽然有很高的智慧、很深的谋略，但谁也没有能够超出他的思想。黄帝之后，又有谁能继承他的兵法呢？”
李靖答：“西周刚刚兴起的时候，姜太公曾经整理过黄帝兵法，在岐都开始建立井田制度；拥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创立了周朝军制；教士兵演习方阵作战的动作，创立了阵战的方法。因此，在牧野之战中，姜太公以勇士百人组成的前锋冲击敌阵，成就了武功，凭借四万五千兵卒就战胜了商纣七十万大军。周代兵书《司马法》，就是根据姜太公兵法而作的。姜太公去世以后，齐国人得到他遗传的兵法。等到齐桓公称霸天下，任用管仲为宰相，重新整理姜太公兵法，使齐军成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天下诸侯都心悦诚服的。”
唐太宗说：“儒家大多认为管仲只是个以霸道治天下的谋臣，却不知道他的兵法原是出于王道之治的。诸葛亮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他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由此可知管仲也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但在周室衰微的时候，周王没能任用他，所以他凭借齐桓公的武力以匡正天下。”
李靖再拜说：“陛下圣明，了解人如此深刻，老臣为如此圣明君主劳此一生，即使死去，也无愧于昔时的贤者。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他把齐国民众分作三部分，相应建立三军。以五家为一轨，相应以五人为一伍；以十轨为一里，相应以五十人为一小戎；以四里为一连，相应以二百人为一卒；十连为一乡，相应以二千人为一旅；以五乡为一师，相应以一万人为一军。这就如同《司马法》的军制一样，一师分为五旅，一旅分为五卒。所以，管仲创立的军制本源于姜太公创制的遗法。”
唐太宗问：“有人说《司马法》是穰苴所着，对还是不对？”
李靖答：“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时，穰苴善于用兵，曾击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因此景公加封他为大司马，于是人们称他为司马穰苴，子孙也称作司马氏。到齐威王时，命大臣探讨古代司马兵法，同时也研究穰苴的军事着述，整理出《司马穰苴书》数十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军事学派，又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其实都渊源于古代《司马法》。”
唐太宗问：“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和编次当时存世的兵法，一共得到一百八十二家，删去芜伪、择其精要，选定了三十五家，现在为何失传了呢？”
李靖答：“张良所学的即大公的《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即司马穰苴、孙武的兵法，然而这些兵书的内容大体不外三门四种。’”
唐太宗问：“什么叫三门？”
李靖答：“臣下的拙见是：《太公谋》八十一篇，其诡秘的计谋，不是一般人的言语所能说明的；《太公言》七十一篇，其深玄的言论不是一般的兵法所能阐述的；《太公兵》八十五篇，其用兵之道不是一般人的才识所能了解的。这就是古代兵书中的三门。”
唐太宗又问：“那什么叫‘四种’呢？”
李靖答：“汉成帝时的任宏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兵家学派可以这样区分：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再加上阴阳、技巧两种，这就是四种。”
唐太宗问：“《司马法》首先叙述田猎之事，这又是为何？”
李靖答：“利用农闲季节进行田猎以教练战法，并祭祀宗庙托之于神，这是为了表示对于武备的重视。所以，《周礼》将田猎列为最重要的制度，周成王曾在岐山的南边进行春猎，周康王曾在酆宫田猎以朝会诸侯，周穆王曾在涂山田猎以朝会诸侯，这些都是天子们份内应该做的事情。等到后来周王室衰微后，齐桓公曾会师诸侯并在召陵结盟，晋文公曾在践土筑行宫、迎襄王、会诸侯，这些都是诸侯假天子之命作出的事情，这些作法的目的，在于用周王室的‘九伐之法’，威慑不听王命的诸侯。借用朝会的名义，利用巡猎的机会，既进行了军事训练，又宣示天下无事不要轻启干戈，田猎之所以一定要在农闲时进行，这就是不忘武备的意思。由此可见，《司马法》首先叙述四猎之事，其用意不是很深远吗！”
唐太宗巡幸灵州回到长安后，召见李靖，进宫后赐座，然后问道：“我命令李道宗及阿史那社尔等率兵讨伐薛延陀，而铁勒各部落表示归服唐朝，要求派置汉人官吏，我都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延陀部族向西逃窜而去，恐怕以后为患，所以我又派遣李去讨伐他们。现在，北部荒漠都平定了，但是各个部落里番人与汉人混杂居住，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这些地方长治久安呢？”
李靖答：“陛下命令自突厥到回纥的各部落间，设置驿站六十六处，以便利斥候，传送情报，这已经是策划得很妥当了。但是，我以为在训练上，汉兵应当用汉兵的办法，番兵应当用番兵的办法，分别进行适合各自特点的训练，不能使他们混同起来，倘遇敌寇进犯时，则密令主将，使汉兵和番兵临时变换旗号，更易服装，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
唐太宗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这就是所谓‘采取多种办法迷惑敌军，促使敌军失误’的方法。番兵装作汉兵，汉兵装作番兵，使敌军对番兵和汉兵无法识别，就不可能判断我攻守的计划了。善于用兵的将领，首先不让敌军弄清自己的企图，从而促使敌军的行动发生失误。”
唐太宗说：“你所说的与我想的一样，你可用这种方法秘密教练边防将领，仅从番兵和汉兵变号易服之中，便可体现奇正的方法。”
李靖再拜说：“圣上的英明是天赋的，能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我哪里能透彻地阐述其中奥妙呢？”
唐太宗说：“诸葛亮曾讲过：‘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帅没有才能，也不会被敌军打败；没有训练的军队，即使将帅有才能，也不会战胜敌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很正确的论断。”
李靖说：“武侯的这个说法是有感而发呀。《孙子》说过：‘管理教育不严明，官兵不守纪律，出战列阵没有秩序，乱七八糟，这就叫混乱。’自古以来，因为自己军阵混乱而导致敌军胜利的战例，真是不可胜数。所谓管理教育不严明，说的是训练不遵循古代兵法；官兵不守纪律，说的是军官的职务和权责经常变动；乱军引胜，说的是敌军取得的胜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混乱而导致溃败，不是由于敌军强大战胜的。所以武侯说，军队训练有素，即使是平庸的将领也不会打败仗；如果军队不战自乱，哪怕是贤能的将领也难挽救于危亡，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唐太宗说：“训练的方法，确实不能够忽视。”
李靖说：“教习得法，士卒就乐于听从命令；教习不得其法，纵然早晚督促责备也无济于事。我之所以悉心钻研古人练兵制度，并把它编纂成阵图加以说明，就是为了把部队训练成节制之师。”
唐太宗说：“你为我选择古代阵法，全部绘制成图呈送上来。”
唐太宗接着问：“番兵作战常用劲马骠骑奔驰冲击，这是奇兵吗？汉兵作战常用强弩弯弓相互配合，这是正兵吗？”
李靖答：“根据《孙子》所说：‘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要善于造成有利形势并从中寻求取胜之道，而不要去苛责部属，所以着力于任用其长处最能造成战场上有利形势的部属’。我们这里所说的任用选择人才，就是番兵和汉兵都能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番兵擅长骑射，骑战适于快速解决战斗；汉兵擅长强弓劲弩，而弓弩适于缓战。这就是根据他们的特长加以使用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但这还不是奇正的划分。我前边曾讲过番兵和汉兵相互变换旗号和服装，那才是奇兵和正兵相互为用的方法。骑战有奇也有正，弩战有正也有奇，哪有固定不变的呢？”
唐太宗说：“你再详细地解说一下这种方法。”
李靖说：“先给敌军以假象，然后再诱使敌军听从我的调动，就是这种方法。”
唐太宗说：“我领悟了！《孙子》说：‘欺骗敌军的行动巧妙到了极点，就能使敌军看不出一点痕迹。’还说：‘运用各种欺骗敌军的方法取得了胜利，即使显示在众人面前，也由于运用巧妙而使人们并不知晓胜利的奥妙所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李靖再拜说：“深刻啊！陛下圣明，只要一思考就理解很深刻了。”
唐大宗问：“最近契丹人和奚人都归属我唐朝，我设置了松漠、饶乐两处都督府，统归于安北都护府管辖，我想任命薛万彻担任都护之职，你意下如何？”
李靖答：“薛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契丹何力，这几个人都是番臣中熟诸兵法的人。我曾经与他们谈论起松漠、饶乐地区的山川形势、道路状况、番人的民心向背，甚至谈到了远在西域的十多个番人部落，他们都谈得清楚可信。我向他们传授用兵阵法，无不点头听教，希望陛下任用他们，不必疑虑。至于薛万彻则有勇无谋，难以独当重任。”
唐太宗笑着说：“番人都能为你所用。古人说：‘以蛮夷制服蛮夷，这是中原国家治理边远地区的大势’，你可以说已经掌握这个要领了。”
卷中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①。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②，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③。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④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⑤尔。”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⑥而己。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⑦，以隶安西都护⑧。番汉之兵，如何处置？”
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思信⑨抚之，衣食周⑩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
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
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今教以何道为要？”
靖曰：“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
靖曰：“臣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困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论兵，多同卿说，但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阵法，出何术乎？”
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
靖曰：“方生于步，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矣。”
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太宗曰：“深乎，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
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止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阵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阵。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尔。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阵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
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倚而不变；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然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
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尔。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车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按春秋鱼丽阵，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大，其知如神，唯陛卞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
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主，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阵间容阵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阵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阵画地几何？”
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阵各与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常教士三万，每阵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阵如何？”
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勋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兽之阵，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
靖曰：“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大宗曰：“何谓也？”
靖曰：“假之以四兽之名，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
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
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
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案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100］，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位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按《孙子》，用间［101］最为下策，臣尝着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102］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103］此岂纤人［104］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105］，况一使人乎？灼［106］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107］}；贵速，不贵久。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108］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109］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因粮于敌’，［110］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111］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
靖曰：“昔越代吴［112］，以左右二军呜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为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113］澹兵远来，勒遣孔孔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藜［114］，行马［115］，太公所制，是乎？”
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注释】
①虚实：占代兵法中一对表示军情的概念。虚，指空虚、虚弱，也可以理解为弱点、被动或无准备；实，坚实、充实，也可以理解为强点、主动或有准备。
②避实击虚：语出《孙子·虚实篇》，意谓用兵要善于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敌军的薄弱之处。
③语出《孙子·虚实篇》。意谓：经过“庙算”筹谋，便可知作战的利弊得失；引诱调动敌军，便可知战场上敌军行动的规律；使用侦察手段，便可知战场地形有利和不利之处；试探攻击敌军，便可知敌军部署的强点和弱点。
④意：认为，意料。
⑤晓：明白，知晓。
⑥语出于《孙子·虚实篇》。意谓调动、控制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控制。
⑦瑶池都督：官名。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二月，设瑶池都督府于金满县（今新疆阜康），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⑧安西都护：为官名。据《新唐书》载：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唐灭高昌国（新疆吐鲁番东南达克阿奴斯城）以后，将其领地改名西州，设交河、天山、柳中、薄昌等县，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西北），留兵镇守，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
⑨恩信：指恩惠和信义。
⑩周：就是周济。
则皆汉人矣：就使番人都像汉人一样服从管治。
粮馈：指的是粮食补给运输。
堡障：指用土筑成的小城堡。
语出自《孙子·军争篇》。
逮：到达、及至。
伍法：是古代训练部队的基本方法。根据周代军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因此，历代兵家都以一伍作为军队编制与训练的基本单位。
军校：古代官职。军队之一部为“一校”，校的编成或十伍（五十人）为一单位，或百伍（五百人）为一单位。军校就是负责指挥十伍或百伍的基层军官。
裨将：就是副将。
大阅：一种带检查和观间性的阵法训练，由大将军集合各副将统辖的队伍实施。
施：实施、调遣。
先偏后伍：偏，车乘编组单位。据《武经七书直解》载，车十五乘为一偏；
而据《左传·桓公五年》裁，车二十五乘为一偏。先偏后伍，其法是偏车居前而步卒居后。
五人为伍：即五个兵卒编为一伍。按《司马法》无此句，但杜佑《通典》第148卷有“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队”的记载。
束伍令：就是约束队伍的法令。见《尉缭子·束伍令第十六》。
尺籍伍符：尺籍，书写军令的薄册；伍符，伍内相互连保的凭证。
因：因袭，沿用。
六花阵法：据说是根据诸葛亮八阵图演变而成的阵法。它由方阵变为内圆外方，由八阵变为六阵。六阵加中军共为七军，故又名七军阵。外围六军分为左右虞侯各一军，左右厢各两军。外围六军的阵式可根据地形，作方、圆、曲、直、锐各种阵形的变化；中军阵式通常不作变化。演练六花阵法时，共用三万人，将六军分为左右两厢。安营布阵时，外围六军为正兵，中军为奇兵。
隅落钩连：隅，指的是战阵的各个攻守正面；落，指的是战阵的四角。隅落钩连，意谓各阵连续环绕而不间断。
曲折相对：曲折，指的是战阵的转弯和交叉处。曲折相对，意思是各阵转弯和交叉的地方相互对称。
步：周朝以六尺为步，古人在布阵时以步计算范围和间隔距离。
奇：指中军机动兵力。六花阵中，作为奇兵的中军列圆形军阵，所以“圆生于奇”。
矩：规整，界定。
缀：联结，衔接。
画方以见步：是外画方形以考察行伍的步法。
点圆以见兵：内画圆形以考察士卒对兵器的用法。
步教足法：是为了步度整齐、准确就应教练行进方法。
兵教手法：为了兵器运用灵活就应教练操作兵器的方法。
语出《吴子·治兵》。原文是：“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意谓；虽然兵临绝境，阵形仍然不乱；队伍虽在退却，行列依然整齐。
语出自《孙子·形篇》。
语出自《孙子·势篇》。
立队：指步兵队伍站立者。
驻队：是第二线部队。
前队：第一线部队，即战队。
战队：是由精兵锐卒组成的战锋队。
笼：荷，持。
语出自《曹操集·步战令》。原文为：“兵若欲作阵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阵。临阵无欢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撤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曲将，拔刀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表，标志。这里指演练列阵对敌时，标志出发地域、行进距离并据以变换前进速度的标志。古时这种标志一般为旌旗。
破阵乐舞：指唐代宫廷乐舞。原名《秦王破阵乐》，是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时作战用的军乐。李世民继唐帝位后，《秦王破阵乐》被改编为表现战阵之事的音乐舞蹈，名为七德舞，每遇宫廷宴会，必定演奏。
幡：指古代军中用以指挥或作为标志的旗帜。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击败黥布后，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还师路过故乡沛县时，曾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方色五旗：方，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军阵；色，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方色五旗，意谓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军阵，分别使用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以利于识别和指挥。
麾：是指挥用的小旗。
折冲：折，挫折，引申为击退；冲，战车。
战骑：就是突击敌阵的骑兵。
陷骑：利用战骑的战果，冲入敌阵内战斗的轻骑。
游骑：处于机动状态，待命应援或担负警戒的骑兵。
参见于《曹操集·步战令》。《步战令》曰：“临战，阵骑皆当在军两头；前陷，阵骑次之，游骑在后。”
车徒：指配属兵车的步卒。
三覆：曹操把骑兵部队分作前中后三部分。《左传·隐公九年》有“君为三覆以待之”句，《左传今注今译》云：“三覆，即分三批埋伏。”
两厢：指军阵的左右两翼部队。
鱼丽阵：是春秋时郑公子元创制的军阵。据《左传）记载：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遂不朝贡，桓王即率蔡、卫、陈各诸侯讨郑。郑庄公采纳了公子元的建议，摆设鱼丽阵脚之。鱼丽阵的基本方法是“先偏后伍，伍承弥逢”。即把战车排列在前，步卒分散配置在战车左右和后面，步卒利用战车的间隙作战，从而使车、步互相掩护，密切协同。郑庄公运用鱼丽阵，击败了周桓玉。
左右拒：指左右两翼抵御敌军的方阵。拒通矩，杜预注《左传》：“拒，方阵”。郑庄公设鱼丽阵时，命大夫曼伯所部为右拒，御周桓王的左军；命大夫祭仲足所部为左拒，御周桓王的右军，命大大原繁、高渠弥所部为中军，护卫郑庄公。
拒御：指以战平方阵抗御。
称：相称，比称。此指战车与步卒按比例配置。
太公书：即是《太公兵法》，已失传。
十二辰：十二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甲、酉、戍、亥。
开方：此处指方阵边长一千二百步，即每边三百步之正方形。
二十步之方：原文如此，恐有错误。只有每边一百步之方形小阵五个才适合。每边一百步这正方法，横向的每五步站一人，纵向的每四步站一人，共可站立五百人。由于大阵周长是一千二百步，四边每边长三百步，恰可以容纳五个每边一百步的方了，每阵五百人，则五个方阵合计为二千五百人，与下文“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相符。
大阅地：大规模检阅军队的地方。
营法：即驻营之法。按《兵镜·阵营篇下》有营法一篇，内述扎营原则，包括：营地、营制、营兵、营规。
方、圆、曲、直、锐之形：即根据地形而变化的五种阵形。
五行阵：是以阴阳五行表示方位的军阵，实即五军阵。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阵，即以五行表示五个方位的军阵：金位正西，木位正东，水位正北，火位正南，土位中央。相传五行阵为姜太公所创制。
强：就是牵强附会。
文：文饰。
术数相生相克：是中国古代术数家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相生，即所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即所谓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兵形象水，因地制流：语出自《孙子。虚实篇》。原文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牝牡（pìnmǔ聘母）：牝，指禽兽的雌性；牡，指禽兽的雄性。此处牝牡指阴阳。
范蠡：春秋末年着名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为越国大夫。越为吴所败时，曾赴吴为人质二年。回越后，帮助越王艰苦图强，终至灭吴。灭吴后，即离去，后游齐国，以经商致富。
晏：就是通晚。
四兽之阵：即鸟、蛇、龙、虎、之阵，即以鸟、蛇、龙、虎四兽标志前、后、左、右四个方阵，从而组成的军阵。典出《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李贤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何彻注：“画此四兽于旌旗上，以标前后左右之阵也。”
商、羽、徵、角：是中国古代音乐五声（又称五音）中的四声（另一声为宫）。古人用四声代表四方，并象征四兽。商为西方之音，属金，代表虎；羽为北方之音，属水，代表龟蛇；徵为南方之音，属火，代表鸟；角为东方之音，属木，代表龙。古代兵家也有以商、羽、徵、角表示西、北、南、东四个方位的军阵。
光武（公元前6-57年）：即汉光武帝，即刘秀，字文淑，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加入绿林起义军。公元23年，绿林军迫近宛城（今河南南阳），王莽派王寻、王邑等率军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反扑，包围昆阳（今河南叶县北）。起义军主风所部九千人奋战坚守，刘秀等突围求援。各地起义军增援昆阳时，刘秀率精兵三千突袭王寻、王邑军中坚，杀死王寻。各军奋勇作战，城内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夹攻，歼灭了王莽主力。随后，刘秀又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于公元25年称帝，统一全国。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曾经任西汉大司马。西汉末年，王莽利用裙带夫系和阴谋手段，毒死汉平帝，自称假皇帝；随后又立孺子婴为帝，自称摄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因苛法繁赋，激起农民起义，后被杀。
陈胜（公元前？一前208年）：是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公元前209年被征调戍边，同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发动同行成卒九百人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农民政权，陈胜被推为王，后被部卒庄贾杀害。
吴广（公元前？一前208年）：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字权，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公元前209年，与陈胜共同在大泽乡发动起义，被推为张楚农民政权假王（副王），后为部将田臧假借陈胜的命令所杀害。
王寻：是王莽政权的大司马，封章新公。
王邑：是王莽政权的大司空，封隆新公。
语出自《孙子·行军篇》。原文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
语出于《尚书·征篇》。《尚书》亦称《书经》，简称《书》。
刊：就是删改，修订。
萧铣（公元583-621年）：为后梁宣帝曾孙，隋末任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公元617年自称梁王，次年称帝，迁都江陵（今湖北江陵），拥兵四十万众，割据长江中游等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乘长江水涨，萧铣无备，突然率军东下，直逼江陵，萧铣兵败降唐，被杀于长安。
籍：就是籍没，即登记并没收全部财产。
蒯通：就是蒯彻，汉初范阳（今河北定兴北固城镇）人，秦、汉时着名策士，善辞令，有智谋，曾游说范阳令徐公投降，使陈胜起义军垂手而得三十余城，其后，刘邦，项羽争雄，相持不下，蒯通认识到此时韩信可获“鹤蚌之利”，夺取天下，乃两度劝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韩信不从其计。刘邦得韩信之助，消灭项羽，夺取了天下，吕后与萧何合谋，诱韩信入宫杀害。韩信入斩之前言：“吾悔不用蒯彻之计”，刘邦听说后，即捕蒯通并欲烹杀之。蒯通辩解道，为韩信设计，只因为韩信是其主人，那时“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刘邦认为其言有理，即行释放。
语出自《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为齐臣晏婴向齐王推荐穰苴时对他的称道之辞。
赤眉：是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王莽代汉以后，苛徭繁赋，激起民怨，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将眉毛徐为赤色以别于王莽军，故号称赤眉军。地皇三年（公元22年）曾大破王莽军。汉更始政权建立后，赤眉军兵分两路进攻更始政权，并立刘盆子为帝，国号建世，随后攻入长安，更始帝刘玄投降。后因饥荒退出长安，至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一带遭刘秀军包围阻击，樊崇投降，起义失败。据史料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为萧王时是与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作战，而不是与赤眉军作战，原文赤眉可能是铜马之误。
案行：就是巡视检阅。
萧王：在汉光武刘秀称帝前，曾经被更始帝刘玄封为萧王。
扬于：是晋悼公之弟。悼公四年（公元前569年），会诸侯于鸡丘（今河北永年县西南），时魏绛任中军司马，由于扬干乱了行列，按军法当斩，因是悼公之弟，魏绛即斩其御手代罪。悼公虽曾一时大怒，但终未责怪魏绛，井对其食礼优待有加。
庄贾：是齐景公的宠臣。齐景公将同燕国和晋国作战，以司马穰苴为将，庄贾为监军。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于次日中午到达军中，穰苴准时到达，而庄贾因亲友饯行，误至过午方到达军中，穰苴依军法将庄贾斩首。
擢（zhuó浊）：就是提拔。
昔唐俭使突厥：唐俭，字茂系，唐时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辅佐太宗平定天下，为天策府长史，检校黄门侍郎，封莒国公。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任鸿胪卿，被太宗派遣出使突厥，抚慰颉利可汗归降。李靖乘机袭击突厥，唐俭幸能脱身归还。
［100］死间：指在敌国担任间谍，泄露虚假机密于敌方，以扰乱敌方，因其一旦被敌觉察，即随时会被敌方处死，故称死间。
［101］用间：《孙子》共有十三篇，用间即为最末一篇篇名。该将主要阐述使用间谍的方法，并将用间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
［102］束发：古代男孩成年时束发为髻。《汉书》云：“儿生（wěi尾），束发修学，偕列名臣，从政辅治。”意谓：男子束发成年后，即进修学问，步入仕途，从政李君王。
［103］语出于《孙子·用间篇》。
［104］纤人：指的是人格卑下的小人。
［105］周公大义灭亲：周公，是西周初着名政治家，周武王之弟，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东北），故称周公。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他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不服，和商纣王之子武庚一起叛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巩固了西周政权。
［106］灼：明了、审识。
［107］兵贵为主，不贵为客：主、客，中国古代兵法一对军事术语，有几种含义：在本国作战为主，出国作战为客；内线作战为主，外线作战为客；处于主动地位为主，处于被动地位为客；先到战场为主，后到战场为客。
［108］语出《孙子·作战篇》。
［109］语出《孙子·作战篇》。
［110］语出《孙子·作战》。
［111］语出《孙子·虚实篇》。
［112］昔越伐吴：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94年）三月，越王勾践出兵伐吴，吴王夫差于笠泽（今江苏松江）面水布阵以抵御越军。越军以左右两军虚张声势，鼓噪而进，吴军即分兵防御。越军则以中军偷渡而进，突袭吴军主帅所在的中军，吴军大乱，遂败之。
［113］石勒与姬澹战：石勒，字世龙，羯族，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姬澹，字世稚，代（今河北蔚县）人，晋侍中太尉刘琨的部将。晋掘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秋，石勒率军围乐乎郡（今山西昔阳县西南），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琨命部将姬澹率步骑二万前往救援，刘琨则屯于广牧（今山西昔阳县）为之声援。石勒军占据险要，布置疑兵于山上，并埋设伏兵，然后出轻骑与澹战，石勒军佯装败退，姬澹纵兵追击，陷入石勒军伏兵之中，澹军遭前后夹击遂大败。
［114］铁蒺藜：亦称渠答，古代战场上用于阻止敌方步骑通行的一种障碍物，以铁片联缀而成，状似蒺藜，故名铁蒺藜。按《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称：必狭路微径，张铁蒺藜，芒高四寸，广八寸，长六尺以上。”
［115］行马：古代一种防御车骑通行的障碍物。以木制的箭与箭刃结合起来装置在车上，称为行马。把数个行马联结起来，亦可阻止步兵通行。
【译文】
唐太宗说：“我看各家兵书，相比之下，都没有超过孙武的兵书，孙武的兵法十三篇，都没有超出虚实的范围。用兵作战，如果真正懂得敌我虚实的形势，就能无往而不胜。可是现在的一些将领，只能空谈‘避实击虚’，等到面对敌军进行战斗的时候，大都失去冷静，就很少有人能看清战场的虚实情势了。我猜想这是由于他们不善于调动敌军，反而被敌军所调动的原故。你觉得我这个看法如何？你可以全面地为这些将领们讲解一下虚实的要领。”
李靖说：“先教会他们奇正相互变化的方法，然后再向他们讲解识别虚实的各种情形，这样他们就容易掌握要领了。否则，这些将领们大都不懂得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那又怎么能识别敌军到底是实是是虚呢？”
唐太宗问：“孙武说：‘策划一下计谋，便可知道用兵作战的利弊得失；挑动一下适度军，便可知道战场的敌我态势；侦察一下战场情况，便可知道地形的有利与不利之处；试探性地攻击一下敌军，便可知道敌军部署上的虚实强弱。’这是不是说用奇用正在于我，而是虚是实却在于敌呢？”
李靖答：“变化奇正，是为了察明和对付敌军虚实的。对于敌阵兵力部署坚实之处，我就用正兵攻击它；而对于敌阵兵力部署虚弱之处，我就以奇兵攻击它。假若将领不懂得奇正变化，那么即使知道了敌军的虚实所在，又怎么能调动敌军就我范围呢？我将遵照皇上的旨意，首先教会将领们运用奇正变化之术，然后他们自然就会懂得识别虚实的道理了。”
唐太宗说：“把奇兵变作正兵使用，敌军仍用对付奇兵的办法对付我时，我就用正兵去打击它；把正兵变作奇兵使用，敌军仍用对付正兵的办法对付我时，我就用奇兵去打击它。这样就能使敌军经常处于不利的态势，使我方处于有利的态势。你应把这个方法传授给将领们，使他们容易理解。”
李靖说：“说来说去，不外乎《孙子》说的‘调动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罢了。我一定用这条法则去教育各位将领。”
唐太宗问：“我设置瑶池都督，将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你看对于这些番汉之兵杂处的地方应该怎样治理呢？”
李靖答：“上天造了人，原本没有番汉的区别。然而，番人因为地处偏远荒漠，必须以狩猎为生，因此也就经常得以练习战斗技能。如果我们用恩惠和信义安抚他们，以衣食周济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像汉人一样服从统治。皇上设置的这个都护府管辖区内，我请求撤出汉人成卒，移防内地，以减省粮秣的补给运输，这就是兵家所说的‘治力’的方法呀！只要派遣熟悉番人地区情况的汉族官吏，让他们分别防守边防城堡，这样就足以长久无患。即使遇到边境有事，也可派遣汉兵出塞应援。”
唐太宗问道：“《孙子》所说的‘治力’是怎么回事？”
李靖答：“‘以接近战地的军队抵御远道而来的敌军，以精力充沛的军队攻击疲劳懈怠的敌军，以补给充裕的军队攻击饥饿冻馁的敌军’，这是《孙子》所说的大概含义。善于用兵的将领，可以从这三种含义中引申为六种办法：凭借设谋用计的军队诱使敌军冒然进犯，用冷静谨慎的军队攻击焦虑急躁的敌军，用持重稳妥的军队攻击轻率妄动的敌军，用严整周密的军队攻击懈怠涣散的敌军，以统一节制的军队攻击纷杂混乱的敌军，以稳固防守抵御仓促进攻的敌军。否则，战斗力就不能保持。如果不懂得《孙子》所说的保持战斗力的‘治力’之术，怎么能用兵打仗呢？”
唐太宗说：“现在学习《孙子》的人，只知背诵条文，很少能理解其精神内涵而有所创造发挥的。这些保持战斗力的方法，你应当普遍地告诉各位将领。”
唐太宗问：“有实战经验的旧将老卒剩下的不多了，现有的各部都是新近组建，缺乏实战的锻炼，现在该用什么方法训练他们才是最为关键的呢？”
李靖答：“我以往训练军队，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先以五名士卒编为一伍进行伍法的训练，伍法学成之后，交由军校训练，这是一个阶段；军校训练的方法，是一伍学成以后再将十伍编为一队进行训练，将百伍编为十队进行训练，这是第二阶段；然后，再交由副将训练，副将乃总合各军校的队伍进行阵法的训练，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训练完成以后，再由大将军通过阵法训练来验收各种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在这个过程中观看他们的汇报成绩，区别奇兵正兵的划分和使用方法，教诫全体将士，并对违犯军纪的将士予以处罚。然后，皇上登高检阅，那么整个军阵无论怎样指挥调度都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
唐太宗问：“伍法的训练有好几家，你认为哪一家最为精要？”
李靖答：“根据《春秋左氏传》所说：‘先偏后伍’，而《司马法》则说：‘五人为伍’，《尉缭子》一书中载有‘束伍令’，汉朝的军制中则载有‘尺籍伍符’。后世伍内互相连保的凭证和书写军令的簿册是用纸张制作的，于是这种制度就逐渐失传了。我在研究这些说法之后，认为：由五人逐渐变为二十五人，又由二十五人变为七十五人，这就是春秋时一乘战车含有步卒七十二人和甲士三人的编制。当不用战车而使用骑兵作战时，则以八马为一伍，可以相当步卒二十五人的战斗力，就是伍法在车、骑、步中各有所用的“五兵正当”的制度。所以各家兵法，都是以伍法为基础的。小的编组为一伍共五人，大的编组为五伍共二十五人，三个大的编组组合在一起为七十五人，再五倍于此数就是三百七十五人。这三百七十五的编组中，以三百人为正兵，以六十人为奇兵（剩余十五人为各级官佐）。而三百人的正兵中各以一百五十人为左右二正，六十人的奇兵中各以三十人为左右二奇，这样左右的兵力部署就是平衡的。司马穰苴所说的五人为伍，十伍为队，到现在还为人们沿用，这就是伍法的大概要领。”
唐太宗问：“我与李讨论兵法时发现，你们的观点大多相同，但是李不考究兵法的渊源关系。你所创制的‘六花’阵法，渊源于哪一家阵法？”
李靖答：“我的六花阵法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法。其基本原则仍然是大阵包容小阵，大营包含小营，四个方位和四个角地相互衔接，战阵的转变和交叉部相互对称，古人阵法就是这样布设的。我制定的阵图就是仿效这种办法，因此我的阵法是外围六阵各为方形阵式，中央军阵为一圆形阵式，总体阵形其状如同六个花瓣，所以俗称六花阵。”
唐太宗问：“中央军阵为圆形阵式而外围六阵为方形阵式，这又是何故？”
李靖答：“方阵为正兵是由间隔距离的步数决定的，圆阵为奇兵是其作为奇兵的性质而决定的，方阵是为了规整行伍的步伐以利于动作整齐划一，圆阵是为了凝聚奇兵的力量以利于机动灵活地实施攻击。所以，方阵的步数要像大地一样的规范固定，圆阵的运动要像天体一样的循环无间，步伐规范固定，运动协调一致，那么阵法千变万化也不会混乱。从八阵演变为六降，仍然是武侯诸葛亮的布阵原理。”
唐太宗说：“外围六阵布设方阵以考察行伍进退的步法，中央军阵布设圆阵以考察士卒兵器的用法。为了使得步度整齐规范，就应教练行伍进退的方法；为了灵活运用兵器，就应教练士卒操作兵器的方法。这样教练则手足都动作自如，那么古人布阵的方法不也就掌握一大半了吗。”
李靖说：“吴起曾经讲过：‘虽然兵临绝境，阵形仍然不乱；队伍虽在退却，行列依然整齐’，这就是平时步法训练有素的结果。教育士卒，如同在棋盘上摆布棋子一样，若不画好路线，棋子向那儿移动呢？孙武说：‘从作战地区的考察中形成地形判断，从地形判断中形成战场容量的估计，从战场容量的估计中形成使用兵力的算计，从使用兵力的算计中形成敌我强弱的对比，从敌我强弱的对比中形成克敌致胜的方略。胜利的一方总是以巨大的优势攻击敌方，失败的一方总是因为以十分虚弱的兵力抵御强大的敌军。’这些道理都起源于对战地形势、战场容量和兵力部署、使用。”
唐太宗说：“孙武所说的话，意义十分深刻啊！用兵打仗如果不考虑军队距离作战地区的远近，不考虑战场的广狭，怎么能控制好军队进退、攻防的节奏呢？”
李靖说：“那些平庸无能的将领很少有懂得控制军队进退、攻防的节奏的。‘善于用兵打仗的将领，他造成的作战态势是险疾的，他发起攻击的节奏是迅猛短促的，这种作战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一样，这种攻击的节奏就像把箭射出一样。’我研究过这种办法：但凡是军阵中步兵队伍的站立者，各队应以间隔十步为宜；第二线部队距离第一线部队，应以间隔二十步为宜；每间隔一队部署一队由精兵锐卒组成的战锋队。每次前进以五十步为一节，吹号角一声，各队即同时散开站立，彼此间相隔不得超过十步的范围；等到吹响第四声号角，各队则持枪蹲跪在地；于是击鼓为号，各队呼喊三遍同时击刺三次，进入敌阵三十步到五十步，以制服敌军使其无力采取相应的抵御措施。与此同时，骑兵从军阵后部向前机动，也是以前进五十步为一节稍事整理队形。正兵设置在战阵第一线，奇兵部署在战阵第二线，观察敌军如何动作；然后再击鼓进军，此时则以奇兵作为战阵的第一线，以正兵作为战阵的第二线，挑动、引诱敌军来战，并乘敌之隙攻击其薄弱之处。六花阵法大概就是这样。”
唐太宗问：“《曹公新书》中说：‘布阵对敌，必须先设置标帜，然后率领部队按照标帜部署阵式。当战阵中某一部遭敌军攻击时，其余部队必须向前救援如有违反的要问罪处斩。’这是什么方法呢？”
李靖答：“临到与敌军对阵时才设置标帜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不过是平时演练战阵的方法罢了。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教练正兵的战法，不教练奇兵的战法，指挥军队要像驱赶群羊一样，叫他们进就进，叫他们退就退，却不使他们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是因为曹公傲慢而好胜，所以当时奉行《新书》的将领，没有人敢于指出他的错误。更何况临到同敌军交战了才去设置标帜，那不是太晚了吗？我看陛下所创制的‘破阵乐舞’，先出示四面标帜，然后排列八幅长幡，舞蹈的人或左或右，进退回旋，伴随着金鼓的声音或疾趋或缓步，各有节奏，这就是模仿八阵图四头八尾的方法。人们只见到音乐舞蹈的表层盛况，哪里懂得其中包含着深奥的用兵阵法呢！”
唐太宗说：“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曾经作《大风歌》唱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凡兵法只可以心领神会，但难以用语言说尽它的深义。我创制破阵乐舞的用意，现在只有你已经领悟了它所表示的深意，如此看来后来人也许可以知道我这乐舞不是随便制作的了。”
唐太宗问：“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使用青、赤、白、黑、黄五色旗帜布阵，这是正兵吗？利用各种旌旗指挥调动战车和骑兵的进退，这是奇兵吗？各队分散和集中的变化，其队数怎样变化才能适宜呢？”
李靖答：“我参照古人用兵的方法：凡是三队合为一队，旗帜只是并列而不交叉；当五队合为一队时，则用两旗交叉；十队合为一队时，则用五旗交叉。吹起号角，分开五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十队；分开两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五队；分开并列而不交叉的旗帜，一队分为三队。兵力分散使用时，就以集中为奇；兵力集中使用时，就以分散为奇。经过三令五申，多次演练散开和集合的方法，然后再回到正兵的操练，这样四头八尾的阵法就可以开始进行教练了。这是训练军阵中的队形变化所适宜的方法。”
唐太宗欣然表示赞同。
唐太宗问：“曹操把骑兵区分为战骑、陷骑、游骑，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骑兵怎样与它相类比呢？”
李靖答：“我根据《曹公新书》所说：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这种区分方法只是根据任务的不同为骑兵设立名称，分为三类骑兵罢了。骑队的八骑大约相当于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相当于车徒七十二人，这时古人的兵制。对车徒通常教他们正兵的战法，对骑兵通常教他们奇兵的战法。根据曹操的说法，把骑兵部队分做前、中、后三个梯队，而没有提及左右两翼，这是仅就一种部署来说的。后人不理解‘三覆’的真正含义，拘泥于战骑一定要摆在陷骑、游骑之前，这样怎么能使用得好呢？而我经常使用下述方法，当向后调动军队和转动军阵方向时，就经游骑作为前阵，以战骑作为后阵，而陷骑则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划分其所在位置，这都是曹操用兵的方法呀。”
唐太宗笑着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曹操所迷惑！”
唐太宗接着问：“车兵、步兵、骑兵三个兵种使用的方法是共同的，那么运用的好坏就在于人为了吧？”
李靖答：“我按春秋时郑庄公创制的鱼丽阵的方法，将战车部置在前而步卒则在战车之后跟进，这就是只用车兵和步兵而未使用骑兵，这种军阵被称为‘左右拒’，说的是它仅用于抵御敌军进攻，并不是用以出奇制胜。晋国元帅荀吴征伐狄人时，曾放弃战车改为步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增多骑兵以利于机动作战，其目的就在于出奇制胜，不是为了单纯的防守而已。我综合了这些方法的长处，以一个骑兵相当于三个步兵，战车与步兵的数目也按一定比例配置，将车兵、步兵、骑兵混合编组协同作战，而如何使用那就要看将帅的指挥艺术了。（如果将帅能够巧妙指挥，那么）敌军怎能知道我方战车从哪里冲杀而出，骑兵从哪里奔驰而来，步兵又从哪里随从而至呢？（他们的行动）或者像潜藏于九地之下而深不可测，或者像突然降临于九天之上而不可躲避，这样用兵如神的智慧，只有陛下才有，我哪里能够知道其中的奥妙呢？”
唐太宗问：“太公兵书上说：‘把布了的地方画为方形，每边长六百步，或六十步，并按十二时辰的顺序标示出来’，这个方法怎么样呀？”
李靖答：“画定阵基，四边共一千二百步，成为一个正方形。每一部占纵横各二十步的方地，横方向每五步站一人，纵方向每四步站一人，共二行五百人分布成（东、西、南、北和中央）五个方阵，四角有空地四处，这就是所谓阵里有阵。周武王伐商纣时，虎贲之士由各部掌握的共三千人，当时每阵六千人，五阵共三万人，这就是太公画地布阵的方法。”
唐太宗问：“你的六花阵画地多少？”
李靖答：“一般说来，在大规模检阅军队的地方画周长一千二百步的正方形，其方法是：区分为六阵，每阵各占地周长为四百步的正方，并将六阵分为东西两厢，中间空地一千二百步作为教战的场所。我曾经带领士卒三万进行教练，每阵五千人，其中以一阵演练驻营的方法，其余五阵演练方、圆、曲、直、锐各种阵形的变化，每阵变化五次，五阵共变化二十五次。”
唐太宗问：“五行阵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靖答：“五行阵原本是用五种颜色表示五个方位的方阵而定立的一种阵式名称，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的变换，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地形而布列的不同阵式。军队平时如果不教习这五种阵形，怎能临阵对敌呢？用兵，本来就是一种诡诈行为。所以，将五阵牵强附会为阴阳五行的名称，修饰成术数相生相克的意义。其实，军队的阵形如同流水，要像依地势高低而决定奔流方向一样来选定阵形，这才是五行阵的真正含意。”
唐太宗问：“李曾说过：雌雄、方圆之中都隐含着用兵的道理，古人有这种说法吗？”
李靖答：“雌雄这种说法，出自于兵家们通俗的提法，其实它就是讲阴阳二义而已。我按范蠡所讲：‘后发制人是用潜力，先敌制胜是用锐气。要完全挫败敌军的锐气，充分发挥我方的潜力以消灭敌军。’这就是兵家运用阴阳的奥妙。范蠡还说：‘部置在右翼的方阵为牝阵，加强于左翼的方阵为牡阵，行动的早晚要顺应天时变化的规律。’这就说布阵用兵的左右区分和行动早晚，之所以出现情况各不相同，其根据就在于奇正的变化。所以，军阵分左右，是人为区分的阴阳；天时分早晚，是天道区分的阴阳；用兵分奇正，是将帅运用阵法、顺应天时而灵活变化的阴阳。如果拘泥于左右之分和早晚不同而不知变通，那就失去了阴阳的精义，就仅仅是空有牝牡的形式而巳。所以，伪装和佯动的方法是，用奇兵当作正兵去迷惑敌军，而实际上不是我的正兵；真正能战胜敌军的方法，是用工兵当作奇兵去打击敌军，而实际上不是我的奇兵，这就是所谓的奇正相互变化的道理。伏兵，不仅仅是指利用山谷草木这些有利的隐蔽地形设伏，真正的伏兵是指运用正兵时能象山岳一样稳重而坚不可摧，运用奇兵时则象雷霆一样迅疾而无坚不摧，这样，敌军虽然近在对面，也无法弄清我方奇兵和正兵的所在位置。运用奇正变化之术到如此程度，那么敌军哪里还有形迹可寻呢？”
唐太宗问：“鸟、蛇、龙、虎四兽的阵式，又用商、羽、徵、角四音来代表它，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这是兵家的诡诈之道。”
唐太宗又问：“可以废除吗？”
李靖答：“保存它，就是为了能废除它。如将它废除不用，反而使这类诡诈之术愈加玄虚愈为甚行。”
唐太宗问：“这是什么道理？”
李靖答：“假借鸟、蛇、龙、虎四兽的阵名和天、地、风、云的称号，再加上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的配合，这些都是兵家自古以来的诡诈方法。保留这些名称，就不会再出现其它什么玄虚诡诈的名称了；如果将其废除，那么这些能够致使士卒追逐功名、愚昧无知从而利于驱使的办法怎样得以施行呢？”
唐太宗沉默了许久才说：“你要对这个真实意图秘而不宣，不要让外人知道。”
唐太宗问：“严酷的刑罚和严峻的法律都会造成官兵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很不能明白。从前，汉光武刘秀以一支孤军成功地抵挡王莽的百万大军，并没有使用严刑酷法迫使部队与敌军搏斗，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靖答：“兵家胜败的原因，情况有着千差万别，不能用某一个事例加以推断。譬如陈胜、吴广打败秦朝军队，能说是因为陈胜、吴广的刑法比秦朝更为严酷苛峻吗？汉光武刘秀起兵定天下，完全是因为顺应了民心怨恨王莽的情势，更何况王寻，王邑根本不会用兵打仗，徒劳夸称兵多势众，所以自取败绩。我按照《孙子》所说：‘士卒还没有亲附你的时候去惩罚他，他一定心中不服；已经亲附你了如果还不能严格执行纪律，那么这样的士卒也不能用来作战。’这番话就是说领帅首先要对士卒仁爱，然后才可以严厉地实行刑法。如果没有对士卒仁爱这个先决条件，而单纯使用严刑峻法去管束士卒，那是极少能奏效的。”
唐太宗问：“那么《尚书》上说：‘威严超过仁爱，就可以成功；仁爱超过威严，就不会成功。’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答：“先行仁爱，后施刑罚，这个顺序是不可颠倒的。如果先施刑罚，后行仁爱来求补救，那是于事无补的。《尚书》所说，目的是要告诫人们慎重考虑如果违法将要受到惩罚的结果，并不是说要把施用刑罚作为推行仁爱之前加以优先考虑的教诫原则。所以，《孙子》的原则是万世不能更改的。”
唐太宗说：“你平定萧铣之后，各将领都想没收萧铣部下文武百官的家资私财来犒赏士卒，只有你认为不能这样做，并引用了汉高祖刘邦不杀蒯通之事进行劝说，以后江汉一带百姓果然归顺了。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古人说过的‘文才能使万众拥护，武功能使敌人慑服，可以说就是指你这样的人才。”
李靖说：“汉光武刘秀平定赤眉军以后，骑马进入赤眉军的营阵中巡视检阅，（显示了他对赤眉军并无疑惧的恣态），因而赤眉军说：‘萧王此来真是推心置腹无比信任我们。’这完全是因为刘秀事先了解到赤眉军士卒的品性原本不恶的缘故，哪里是他没有预想而贸然从事的呢？不久，我率兵征讨突厥时，统率番汉两部兵马，出塞远行千里，却没有诛杀一个象扬于那样违犯军纪的士卒，没有斩杀一个象庄贾那样贻误军机的将佐，也不过是以诚待人、心存公道罢了。陛下夸奖我是文武兼备的人才，微臣实不敢当？如果说我是文武兼备的人才，那我怎么敢当？”
唐大宗问：“当年我派唐俭出使突厥，你却乘机袭击因而打败了突厥。有人说你这是把唐俭做了死间，我到现在心里还有些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靖行两次拜礼，然后回答：“我和唐俭共同辅佐陛下，我预料唐俭必然不能以言辞说服突厥，所以我趁突厥懈于防备的时候出兵突袭，这就是为了铲除国家的大患而顾不了与唐俭的私人小义。如果有人说我把唐俭作为死间，那并不是我的用意。按照《孙子》所说，用间最为下策，我也曾在《孙子·用间篇》后边批注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用间有的能够成功，有的也会招致失败。假如一个人侍奉君王，在参与朝政中公正坦荡，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信实无欺，竭诚待人，那么即使善于离间君臣关系的人，又怎能阴谋得逞呢？’像唐俭这类事情仅是小义问题，陛下何足疑虑呢？”
唐太宗说：“的确是啊！具有仁爱之心的人是不能使用离间之术的’用间哪里是人格卑下的小人所能做到的？周公为了大义尚且能够灭除手足之亲，更何况一个使臣呢？现在我明白无疑了。”
唐太宗问：“用兵作战，贵为主，不贵为容；贵速胜，不贵持久。这是为什么呢？”
李靖答：“兵是不得已才用的，怎能甘为客军而又久拖不决呢？《孙子》说：‘远道运输粮积军资则百姓贫因’，这就是作为客军的害处所在。又说：‘兵员不可反复征调，粮秣不应多次输运’，这就是总结用兵作战不可久拖不决的经验之谈啊。我仔细分析主客的形势，因而形成了变客为主、变主为容的方法。”
唐大宗问：“有哪些方法呢？”
李靖答；“（《孙子》说的）‘在敌方领土里就地征粮，这就是一种变客为主的方法；（《孙子》说的）‘敌军粮秣充足时，就设法使其匮乏；敌军安逸时，就设法使其疲惫’，这就是一种变主为客的方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用兵作战不必拘泥于主客、迟速，只要能指挥得当，就是正确的。”
唐太宗问：“古代的人有这种事例吗？”
李靖答：“从前越王勾践讨伐吴国时，以左右两军鸣鼓进击，吴军分兵两路防守。越则以中军主力偷渡隐蔽出击，进而突袭成功大败吴军，这是变客为主的例子。石勒与姬澹作战，姬澹军远道而来。石勒派遣孔苌为前锋，迎面抗击（挟势而来的）姬澹军，孔苌佯败后退而姬澹贸然追击，石勒即以伏兵夹击姬澹军，姬澹大败，这就是变疲劳之军为安逸之军的例子。古人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唐太宗问：“铁蒺藜、行马，听说是由太公创制的，对吗？”
李靖答：“有这么回事，然而那只是用以防守敌军而已。用兵作战，贵在能够调动敌军，而不仅仅是阻止和顶住敌军进攻。太公《六韬》上说的铁蒺藜、行马只是守御工具，并不是进攻作战时使用的器械。”
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①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②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③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④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⑤、井⑥、陷⑦、隙⑧之地，及如牢⑨如罗⑩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叮咛诚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
靖曰：“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胜，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感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有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大宗曰：“诚哉！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善用兵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住命大功，陛下以肺腹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了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维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渭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
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
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暗将拘之，废亦宜然。”
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收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
靖曰：“陛下尝言、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陈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
靖曰：“昔秦师伐晋，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尔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若两阵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
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
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大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尝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徽至深，《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着书，三等皆具焉。”
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
【注释】
①语出《六韬·犬韬·步战第六十》。丘陵墓，是指陵墓坟茔。
②按现存本《孙子》中无这段文字，应当是唐代流传《孙子》的另一版本。天降，是指自然形成的断岩绝壁、雨裂沟坑等妨碍行军作战的地形；故城，是被人废弃的城镇和房屋。
③禁祥去疑：祥，指妖祥；疑，是狐疑。意思指禁止求神向卜的迷信活动，抛弃扰乱军心的怀疑和猜忌。此语出自《孙子·九地篇》。
④衅：指间隙，瑕隙，破绽。《左传·桓公八年》：‘有衅，不可失也。”《汉书佞幸传赞》：“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
⑤涧：是绝涧，是两岸峭峻、水流其间、断绝行人的地形。
⑥井：是天井，四面高陡、中如陷井、流水所归的地形。
⑦陷：乃天陷，地势低洼、湿软疏松如泥泞、流沙等地形。
⑧隙：天隙，参见前注。
⑨牢：天牢，指三面环绝、易入难出的地形。
⑩罗：天罗，乃荆棘纵横、榛莽深密、兵器难施、人马难行的地形。
《尉缭子》：是“武经七书”之一，由战国中期军事家尉缭所着。
语出《尉缭子·天官第一》。原文为：“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无官、时日、阴阳、向背也；”天官，即天文星象，古人把星座按人间官位命名，区分尊卑，故将星辰称为天官；时日，亦有称日时者，古代一些兵阴阳家有“兵忌”之日，他们往往根据星象时日的某些征候判断能否出兵作战。
吴汉讨公孙述：吴汉（公元？-44年），字子颜，东汉初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初以贩马为业，后投奔刘秀，拜为偏将军，刘秀即帝位后，拜为大司马，封广平侯。公孙述（公元？-36年），字子阳，乃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起初为王莽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据益州称帝，号成家，汉光武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被汉军击败，被杀。吴汉于汉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奉命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次年春，吴汉进逼成都，在近郊八战八捷，擒获公孙述，并将其斩杀。
与副将刘尚分屯：刘尚，乃为吴汉的副将，任武威将军。在吴汉讨伐公孙述的战役中，吴汉率军二万余人，距成都十余里，屯于江北，使副将刘尚率万余人屯于江南，两军相去二十余里。公孙述命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进攻吴汉军，另使别将率兵万余人进攻刘尚军，使两军不得相救。吴汉军被围困后，在营内广树旗幡，烟火不绝，以迷惑敌军，乘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军会合。谢辛、袁吉尚未觉察，第二天分兵一部拒阻江北吴汉军，以主力进攻江南刘尚军，吴汉与刘尚合兵迎击，大败公孙述军，先后斩杀谢丰、袁吉和公孙述。
縻（mí迷）是指牵制，束缚；废军指被束缚的军队。孤旅，意思是孤立无援，易被各个击破的军队。
主猛（公元325-375年）：字景略，乃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出身贫寒家庭，曾隐居华山，博学知兵。初为前秦苻坚谋士，很受信任，后被苻坚任为宰相，封清河那侯。王猛辅佐苻坚削平前燕等国，国势日强，临终曾告诫苻坚不要和晋国作战，苻坚不未，遂有淝水之败。
语出自《孙子·虚实篇》。
语出自《孙子军形篇》。对这两句历来注家有异说。一说，意谓所以防守，是因为取胜条件尚不充足；所以进攻，是因为取胜条件绰绰有余。一说，如《唐李问对》则认为，意谓采取守势，便示敌以弱，使敌进攻受挫；采取攻势，则示敌以强，使敌防守失利。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语出于《孙子·谋攻篇》。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机，指时机，关键，一切事物的根由，在此处可理解为转化。全句意思是：在防守的时候就要准备转化为攻击，防守是为了转入进攻的一种策略手段。
官，本指恪守职分，此作局限解。二其官，可理解为把进攻和防守各自孤立起来。
语出《司马法·仁本第一》。
审：意思是周到，明察。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斯须：指瞬间，短暂的时间。
语出于《孙子·军争篇》。
含生禀血：意谓含有生机、禀受于天的血气。
四机：参见《吴子·论将第四》：“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
三鼓：根据《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击败来犯的齐军，战后鲁国曹刿在分析齐败鲁胜的原因时曾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鼓”之说即源于此。
太子治：是太宗第九子，名治，字为善。初被封为晋王，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被立为太子，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死后，大子治即位，庙号为高宗。
长孙无忌（公元？一659年）：字辅机，乃洛阳（令河南洛阳）人，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唐初大臣，法律家。长孙无忌性通悟，博涉史书。玄武门之变中，帮助太宗夺取帝位，因以皇亲及元勋之功历任要职，并受命辅佐高宗，曾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进封齐国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遭武则天暗算，被诬告谋反，放逐黔州（今四川膨水县），后被责令自缢而死。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始复其官爵，还葬昭陵。
尉迟敬德（公元585-658年）：名恭，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是唐初大将。勇武善战，隋末从刘武周为偏将，后降唐，曾参加镇压窦建德、刘黑闼起义军，击败王世充，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太宗时历任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封鄂国公，晚年笃信方术，闭门不出。
侯君集（公元？-643年）：豳（bin彬）州三水（今陕西郇邑）人，是唐初大将。因随太宗征伐有功，历任右卫大将军、兵部尚书、支部尚书等职，被封为潞国公。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废太子承乾谋反被杀。
韩、彭见诛：韩，指韩信。彭，乃彭越（公元前？-前196年），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汉初诸侯王。早年为盗，秦末起兵，在楚汉战争中归从刘邦，占据梁地（今河南东南部），屡断项羽粮道，不久率兵归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梁王，都定陶。公元前196年，刘邦讨伐陈豨时命彭越出兵，彭越因对韩信被害事有所畏惧，托病未去，刘邦遂派人将彭逮捕，囚于雒阳（今河南洛阳），并赦为庶人，徒往西蜀青衣（今四川名山北），后因吕后之请，刘邦遂杀彭越并诛三族。
萧何下狱：萧何（公元前？-前193年），沛（今江苏沛县）人，是汉初政治家。公元前209年，辅佐刘邦起兵，后因功封先侯，官至相国。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长安地狭，而皇家上林苑多空弃地，于是奏请高帝开放上林苑给百姓耕种，触怒刘邦，遂命萧何下狱。
项：项籍（公元前？一前193年），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是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公元前209年，随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苏州）起义，在钜鹿之战中歼灭秦军主力。秦灭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后在与刘邦的楚汉之争中，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大败，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
张良本为韩报仇：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初，韩人张良，其祖父及父，历任韩国五代国相，秦始皇灭韩后，张良散尽家产千金，欲为韩报仇。是年，秦始皇东巡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张良令力士操铁椎狙击秦始皇的车队，却误中副车，秦始皇惊恐，令天下大索十日。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张良聚众百余人欲投奔楚王景驹，道遇刘邦，遂归属刘邦。初，刘邦任张良为厩将（掌军马），其后张良数次用太公兵法向刘邦解说，刘邦极为欣赏，并常用其策。
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家贫寒，好读书，初事从魏玉，任为太仆，因向魏王进言未受采纳，又遭人谗言，遂弃官逃亡。又事从项羽，赐爵为卿，殷王谋反，项羽命陈平率兵平息，陈平击败殷王，殷王投降，陈平因功拜为都尉，获赐金二十镒，时隔不久，汉王刘邦攻下溵，项羽怒，欲诛杀平定殷王的诸将吏，陈平因惧怕，遂将金、印遣人送归项羽。继而投归汉王刘邦，辅佐刘邦夺取天下，被封为曲逆侯。韩信，淮阳（今江苏淮阳）人，家贫寒，不事生产，以寄食乞讨为生。项梁渡淮时，韩信仗剑投奔，未获重用。至项梁败，又投奔项羽，任为郎中。因韩信数次向项羽献策，项羽不用，遂弃官投奔刘邦，初也未获重用。后经滕公举荐，拜为治栗都尉。韩信仍然不满，即离刘邦而去，萧何闻迅将其追返，并请刘邦任韩信为大将，刘邦从之。
曹（公元前？-前190年）：曹参，西汉初政治家，沛人，曾做沛县狱吏。陈涉、吴广起义后，曹参与萧何劝沛县令响应，沛县令初从其言继而后悔，欲诛萧曹，萧曹即通城而去，投奔刘邦，屡建战功，及汉朝建立，封为平阳侯，并继萧何为相国。
樊（公元前？一前189年）：樊哙，汉初功臣，沛人，初以杀狗为业，与萧何、曹参同事沛县，后随南曹高沛逃亡投奔刘邦，屡建战功遂封贤成君。项羽与刘邦会于鸿门，范增欲杀刘邦，樊啥持盾撞入，护卫刘邦，使其生还。刘邦即帝位后，樊啥官至左丞相，封舞阳候。
灌（公元前？一前176年）：灌婴，汉初功臣，难阳（今河南商邱南）人，开始以贩卖丝绸为业，亡命时归依刘邦，辅助刘邦定天下，屡立战功，任为车骑将军，封为颖阳侯。后与陈平、周勃共同平定吕氏叛乱，重立汉文帝，以功升为太尉，后代周勃任相国。
张良即借着之谋：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楚汉相持不下，谋士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要刘邦恢复六国的后代，以孤立项羽，刘邦已同意。恰遇张良拜谒，正在进食的刘邦将此事告诉了张良，张良借刘邦的筷子具陈八条不可采纳此策的理由，指出：如恢复六国，则天下游士各归其主，谁还为你平定天下呢？刘邦听罢，随即改变了主意，采纳了张良的计策。
萧何漕挽之功：楚汉相争，长达五年之久，期间汉军曾多次失利，因而军粮供应、兵员补充成为极大难题，由于萧何在关中主持，使后方安定，并不断向前线输送粮秣、补充丁壮，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物质保障。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会群臣于洛阳时，曾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范增不用：范增（公元前277-前204年），项羽谋士，居剿（今安徽桐城南）人。范增辅佐项羽起兵，称霸诸侯，被项羽尊称为“亚父”。项羽会刘邦于鸿门宴时，范增屡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其后，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刘邦用陈平所献反间计，在项羽使者面前佯现与范增的亲密关系，项羽得知后，果然怀疑范增，范增力促项羽不受刘邦请和，急攻荥阳城，但项羽不肯采纳其策，范增又得知项羽对己已存疑心，遂愤怒辞职返回故里，行至中途，背发疽疮而死。刘邦灭楚后，曾对君臣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寇（公元？-36年）：指寇恂，字子翼，东汉初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随从刘秀平定河内（今河南武陟一带），任河内太守，执行大将军事，转运军粮支持刘秀，并与冯异联合镇压绿林起义军苏茂、贾强等部，后任颖川太守、汝南太守，封雍奴侯。
邓（公元2-58年）：指邓禹，字仲华，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早年邓禹曾与刘秀一起到长安求学，后辅佐刘秀夺天下。随刘秀经营河北，拜为前将军，率军下河东、入夏阳，镇压绿林起义军王匡、刘均等部。刘秀即位后，拜为大司徒，先后封侯、高密侯。汉明帝即位后，拜为太傅。
斋：指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洁身清心，表示虔诚之意。
钺（yuè越）：形似大斧，是古代一种兵器。
斧：是古代一种兵器，在此作为一种权柄，象征军权。
毂（gǔ谷）：指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用以贯穿车轴。也是车的通称。
甲子：甲，是居天干（共十干）第一位；子，指居地支（共十二支）第一位。古人以天干地支依次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之类，统称甲子。古人主要用以纪日，后人主要用以纪年。又自甲子至癸亥，其数相配共六十，六十次轮一遍，称为六十花甲子。传说天干地支为黄帝时大挠所作。
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宋武帝，就是刘裕（公元356一422年），字德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南朝时宋的建立者。往亡日，指不祥的日子，也称天门日，按古之《堪舆经》说：“往者去也，亡者无也。其日忌拜官上任，远行归家，出军征讨，嫁娶寻医。”又按《资治通鉴·晋纪三》注：“历书二月以惊蜇后十四日为往亡日。”刘裕在任东晋将领时，曾奉命率军十万征代南燕，图南燕慕容超于广固（令山东益都西北八里余）城内，刘裕确定的攻城日期，恰为惊蜇后第十四日，即二月的往亡日，有部将进言：“今日往亡日，不和行师”。刘裕回答说：“我往彼亡，何为不利？”遂四面急攻广固城，生擒慕容超，将其送晋都建康斩首田单：战国时齐国将领，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初为市吏，燕昭王遣东毅伐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其时，田单率众坚守孤城即墨，燕军久攻不下。田单令城内民众每逢进餐必先祭祖于庭院，诱使群鸟纷纷飞入城内争食。致使燕军引为神奇。田单又密遣一士卒扮作神师，扬言有神灵帮助齐军，同时还佯示士卒羸弱，派人出城诈降。田单在使用了上述激励士气和疑惑、麻痹敌军的办法后，即用火系于千余头牛尾之后，遣火牛冲击敌阵，另有五千余壮士跟随其后，乘势掩杀，燕军惊骇万状，人马相践，大败奔逃，齐军一举收复全部失地。田单因功被齐襄王任为相国，封安平君。
太公焚蓍龟而灭纣：着（shi诗），一种草名，俗称蚰蜒草或锯齿草。龟，即龟甲蓍草、龟甲均为古人占卜的时的用具。商末，太公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大军行至牧野，遇到雷雨，旗鼓毁折，士卒因而疑惧，军中有人提出用蓍草、龟甲占卜凶吉。太公焚毁蓍草、龟甲，激励士卒，稳定军心，遂大败商纣王。
散宜生：是西周初年的大臣，曾帮助周武王灭纣。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秦师伐晋，交绥而退：绥，是指武士登上战车时手拉的绳索。据《左传·鲁文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15年，秦军因在令狐一役被晋军击败，秦伯为报复又遣军队伐晋，秦晋两军交战于河曲（今山西永济南三十里）。晋军主帅赵盾用部将臾骈之谋，深沟高垒以疲惫秦军，秦军则一部攻击晋军上军并假装退兵，以诱使晋军追击，晋军上军将领赵穿为晋君之婿，自恃受宠，骄狂好勇，贸然追击，主帅赵盾见状，唯恐赵穿被俘获，不好向晋君交待，乃率兵出战，由于秦晋两军均无心恋战，故刚一接触，便各自后退。
语出于《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
语出自《孙子·军争篇》。
语出于《孙子·虚实篇》。
语出自《孙子·军势篇》。
史官：指古代宫廷中专任记载国事和君子言行的官吏。
道：指规律，法则。此处可理解为人事兴衰成败的规律。
《易》：即《周易》，也叫《易经》。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每卦分交，共三百八十四交。卦有卦辞，爻有爻辞。《传》解释卦辞、爻辞以及八卦的性质和起源，共十篇：《彖辞》上下、《大篆》、《小篆》、《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统称《十翼》。旧说卦辞、爻辞为周文王所作，《易传》为孔子所作。近人多持异议。《易经》原是我国古代占筮书的一种，它以八卦的形式，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以其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其中提出了一些朴素辨证法的观点。今通行本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另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
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语出《易经·系辞上》。聪，是无所不闻；明，指无所不见；睿，乃无所不通；智，即无所不知；神，系变化莫测；武，指戡定祸乱；不杀，以德服人，兵革不兴却能征服天下。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古代的大学问家。名轲，字于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为鲁国孟孙氏之后。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子思，一生历游齐、宋、鲁、邹、滕、梁（魏）等国，其主张均未被采纳，晚年退回邹国，教授门徒，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记叙了游说列国的谈话内容，作《孟子》七篇。孟子承袭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有“亚圣”之称。
天时地利：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原文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迹：就是追寻踪迹，据实迹考知。
脱然高引，不知所往：脱然，就是超脱，不受束缚，无牵无挂；高引，不恋向泣，居高而退。意思是说张良、范蠢、孙武在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隐居他乡，不知所往。
王猛之保秦：王猛为前秦符坚谋士，曾辅佐符坚使前秦国势日强。
谢安之守晋：谢安（公元320-385年），是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孝武帝时官至宰相。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符坚率军九十万南下攻晋，江东大震，他命令谢石、谢玄率八万晋军拒敌，大败前秦军于淝水，并一鼓作气北伐，收复洛阳及青、兖、徐、豫各州。
缮：指修补，整治。
忌三世为将：语出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军章邯部将王离、涉间包围赵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章邯驻军巨鹿南面的棘原作后盾，筑市道，供给粮秣。有人议论说：王离是秦国的名将，又率强泰之兵，攻击衰弱的赵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另一客卿则认为：不是这样，为将三世的将领一定会失败，其原因在于为将三世必多行杀伐之事，因而其后代将会受到神灵所降临的不祥的打击，如今，王离在秦就是三世为将（王离之父王贲祖父王翦均为秦国的着名将领）。果然过了不多久，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救赵。项羽率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直趋巨鹿，包围王离，断了他的粮道，士卒以一当士，九战九捷，生擒王离，歼灭了秦军主力。
【译文】
唐太宗问：“太公说：‘用步兵迎战车兵、骑兵，一定要依托陵墓坟茔和险峻阻绝的有利地形。’而《孙子》却说：‘在断岩绝壁、雨裂沟坑的地形，在丘陵墓地、荒芜废弃的城镇村落，军队不可停驻。’（两种说法显然不一），你看如何解释呢？”
李靖答：“指挥军队作战，关键的一点在于全军上下意志统一，而意志统一的关键在于禁止谣言、迷信，消除疑惑、猜忌。如果主将有所疑忌，那么，军心就会随之动摇；军心动摇，那么敌军就会乘着这种空隙而至。安营扎寨、据守阵地，只要看是否有利于军队作战行动即可。如果是绝涧、天井、天陷、天隙的地形，还有是天牢、天罗的地方，都不利军队作战行动，所以兵家就引兵而去，避开这些不利的地形以防备敌军乘隙攻袭。至于丘陵墓地和荒芜废弃的城镇村落，并不是险峻断绝以至不可接近的地形，我们如果先敌占据就会有利于作战，怎么能够放弃而不去利用呢？太公所说的，那是用兵作战中最重要的原则！”
唐太宗说：“我想最凶险的事情莫过于用兵作战，指挥军队作战只要有利于军队行动，怎能因为避讳猜忌而疑惑不定呢？今后诸将领中如果有人拘泥于阴阳术数从而贻误军机大事的，你应当耐心告诫他们。”
李靖两行拜礼之后说道：“我按《尉缭子》所说：‘黄帝用仁德治理国家，用武力讨伐敌人，这就是所谓刑德，而不是阴阳术数家们所说的天官时日’。然而诡诈之道可以使人去做，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后代那些没本事又平庸的将领拘泥于阴阳术数，所以多有失败，这是不可不引以为诫的。陛下圣明的训示，我立即宣告诸将。”
唐太宗问：“用兵作战，有分散又有集中，贵在各自符合战斗中的具体情况。在前人的战例中，有哪位将领在作战中善于使军队分散和集中各得适宜呢？”
李靖答：“前秦符坚统率百万大军，却在淝水一役中大败，这是他的兵力过于集中而未能适当分散兵力的缘故。东汉将领吴汉讨伐公孙述时，与副将刘尚分屯驻扎，“两军营寨相距二十里，当公孙述攻击吴汉军时，刘尚军与吴汉军会合攻击，大败公孙述，这就是用兵作战既能分散开来又能集中的结果。太公曾说：‘应当分兵而分散不开的军队，就是拘束不展的军队；应当集中而不能集中的军队，就是孤立无援的军队。’”
唐太宗说：“是这样的。符坚最初任用的王猛，确实是深知用兵之道的，所以夺取了中原；等到王猛去世之后，符坚果然失败了，这就是（因为符坚不听王猛忠告而有）所谓‘縻军’吧？吴汉受到汉光武刘秀的信任，用兵作战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吴汉果然平定了蜀地，这大概就是（吴汉能够在作战中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军队的分合而没有变成）所谓“孤军”吧？前代这两个一得一失的战例，应当可以作为世世代代的鉴诫。”
唐太宗说：“我看兵书上尽管有千言万语，都没有超出‘千方百计造成敌人失误’这一句话。”
李靖考虑了很久之后才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大凡用兵作战，如果敌人没有失误，那么我军怎能夺取胜利呢？这就如同下棋，双方势均力敌，如果有一着失误，就可能满盘无法挽救。所以说，古往今来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往往是由于一着失误所致，更何况多次失误呢！”
唐太宗说：“进攻和防守虽然是两件事，其实其中的用兵之道是同一的吧？《孙子》说：‘善于进攻的部队，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它；善于防守的部队，敌人就不知道如何进攻它。’但是没有提及敌人如果来进攻我，我也去进攻它；我若防守，敌人也防守。双方相攻相守，用什么办法才能取胜呢？”
李靖说：“前代像这样相攻相守的战例是有很多的。兵家都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于是有人以为，这里的‘不足’就是指弱，‘有余’就是指强，其实都没有领悟进攻和防守的方法。我按《孙子》所说：‘不能取胜时，就采取防守的态势；可以取胜时，就实施进攻。’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时，我暂时采取防守的态势；等到创造了战胜敌人的条件时，就实施进攻。并不单是就力量的强弱来说的。后人不了解这种含义，以致在应该进攻时反而防守，应该防守时反而进攻，把攻守两种战法截然分割，所以不能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统一起来。”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有余’和‘不足’这两个概念，使后代一些兵家误认为就是专指强弱。殊不知防守的方法，关键是能向敌人假装显示力量不足；进攻的方法，关键是能向敌人假装显示力量有余。向敌显示力量不足，则引诱敌人必定来进攻，这就使敌人不知其不应当进攻；向敌人显示力量有余，则致使敌人必定采取防守，这就使敌人不知其不应当防守。进攻和防守其中的用兵之道是同一的，但是敌我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双方。如果我方运用得当，那么敌人就会失败；如果敌人运用得当，那么我方就会失败。敌我得失成败的结果怎么样，就能够分出敌我双方用兵之道的高低优劣了。进攻和防守，用兵之道是同一的，掌握了它就能百战百胜。所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将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它就是讲要懂得进攻和防守的用兵之道吧？”
李靖再拜而起说：“深奥啊，这是古代圣人的兵法呀！进攻是防守的转化，防守是进攻的手段，进攻和防守的目的都是为了夺取胜利罢了。如果进攻中不知道防守，防守中不知进攻，这就不仅割裂了进攻和防守的相互联系，而且使进攻和防守各自孤立起来，这样虽然能将《孙子》、《吴子》兵法背诵如流，然而内心却不理解其中用兵之道的奥妙，把进攻和防守对立起来，那么这样的将领怎能知其所以然呢？”
唐太宗问：“《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很强大，穷兵黩武也必然招致灭亡；天下虽然很安定，忽视战备必然导致危险。’这也是讲进攻和防守统一的道理吧？”
李靖答：“主持国家的王侯公卿，哪里有不讲求攻守呢？进攻，不仅仅要能够攻夺敌人的城池、击破敌人的战阵，还必须要有瓦解敌人的士气、动摇敌人军心的方法。防守，也不只是使城防完善、使战阵坚固而已，还必须保持旺盛的士气并寻机破敌。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作为国家的君王应该懂得的道理，从小的方面讲，这是作为国家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瓦解敌人的士气、动摇敌人的军心，这就是所谓的知彼；能够保持我方旺盛的士气，这就是所谓的知已。”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我每当临阵对敌，总是先分析、判断敌人的军心和我方的军心谁更审慎、周密、严整，然后敌人的虚实就可以知道了；考察敌人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更旺盛，然后我方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知彼知已，是兵家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现在的将领臣属，即使不能够完全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如果能够透彻地了解自己的情况，那么又怎么会还有失利呢？”
李靖说：“孙武所说的‘首要的是要创造条件使自己立不败之地’，这就是知己；‘寻找和创造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这就是知彼。又说：‘不可被敌人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战胜敌人与否，则在于敌人是否发生失误’。我用兵作战时一刻也不敢违背这一训诫。”
唐太宗问：“《孙子》讲到瓦解敌军士气的方法时说：‘军队刚交战时士气锐不可当，过了一段时间便渐渐懈怠了，到最后则力竭气表。善于用兵的将领，要避开敌人的锐气，趁敌人士气怠惰或衰竭时攻击它。’你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李靖答：“人是含有生机、禀受于天之血气的，旦被鼓舞去与敌人拼搏，至死也不知道惧怕，这都是因为血气驱使他这样做的。所以用兵的方法，必须首先考察我军士众的斗志，激励起全军士众敢打必胜的士气，这样才能够去攻击敌人。吴起所说的‘四机’，是以气机作为首要一条的，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要能激励每个士兵敢打敢拼，那么全军必然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所谓‘朝气猛锐’，并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时间而言的，只是举一天中的早晚来作的比喻。如果经过‘三鼓’战斗，而敌人的士气仍是不衰不竭，那么又怎能讲敌人一定是懈怠衰竭呢？一些学习兵法的人只知道空洞地背诵兵书上的语句，结果却往往被敌人欺骗诱惑。假如能领悟剥夺敌人士气的道理，那么就可以让他领兵作战了。”
唐太宗问：“你曾经说过，李善于用兵之道，天长日久还可以任用他吗？如果不是我亲自控制驾驭他，就可能不好使用了。那么以后太子李治继位了，如何能够控制驾驭他呢？”
李靖答：“为陛下打算，不如现在就罢黜李的官爵，将来由太子再重新起用他，那么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这在情理上讲能有什么妨碍呢？”
唐太宗说：“好哇！我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了。”
唐太宗说：“李如果与长孙无忌一起执掌国家政权，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李靖答：“李，是忠义之臣，可以保证他能胜任重托。长孙无忌有辅佐陛下创业的大功，陛下又以肺腑至亲委任他做辅佐国政的宰相。然而他外表上礼贤下士，其实内心却嫉贤妒能。所以，尉迟敬德曾经当面指责他的短处，也因此辞官退隐；侯君集怨恨他忘怀旧朋好友，以致参与了废立太子的谋反，这都是长孙无忌造成的。陛下问到我了，我不敢避开不谈这些情况。”
唐太宗说：“不要泄露，我将重计考虑如何处置的办法。”
唐太宗问：“汉高祖刘邦善于统御将帅，但后来韩信、彭越都被他杀了，萧何被投入了监狱，为什么刘邦如此对待功臣名将呢？”
李靖答：“我看刘邦、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帅将领的君主。当秦朝将要灭亡时，张良原本为了替韩国报仇，陈平、韩信都是因为怨恨楚王不能重用他们，于是这些人便借刘邦的势力，为各自的私意而奋斗罢了。至于说萧何、曹参、樊哙、灌婴，他们开始时都是亡命之徒，汉高祖刘邦就是借助这些人的辅助才夺得了天下。假设让六国的后裔复位立国，那么这些人一定会各自怀念各自的国君，这样即使刘邦有统御将帅的才能，他们又怎么会为汉高祖所用呢？我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得天下，就是因为得力于张良的借着之谋和萧何的漕挽之功。就这些事例而言，韩信、彭越被杀，范增得不到重用，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所以，我说刘邦、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帝王。”
唐太宗问：“汉光武刘秀中兴以后，能够保全功臣名将，不让他们管理政事，这就是善于统御将帅吧？”
李靖答：“汉光武刘秀虽然凭借前人的基业，很容易获得成功，然而王莽势力之大不亚于当年的项羽，只是寇恂、邓禹的才干却并没有超过萧何、张良，然而刘秀的独到之处是能够诚心待人，用温和开明的手段治理国政，保全功臣名将，这就比汉高祖贤明多了！从这些事实来评论统御将帅的方法，我要说汉光武是成功的。”
唐太宗说：“古代的人出兵作战任命大将时，要斋戒三日，然后才将铖授与将领说：‘从此上至苍天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置。’然后又将斧授与将领说：‘从此下至九地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置。’之后又推着他的战车说：‘军队进退全权由你根据情况决断。军队出发以后，军中一切只听将军的指挥，不必等待君王的命令。我认为这种礼制早已废弃了，今天想和你参照古代的礼制，定立新的遣将仪式，你看怎么样？”
李靖答：“我认为圣贤们制定的宗庙斋戒仪式，只是为了借助于神灵的威势；授与斧铖和推动战车，只是为了授给出征的将军以军权。现在陛下每当有将帅出征的时候，都要先与公卿大臣们协商讨论，并祭告宗庙然后才会派遣将帅，这已经做到祈请神灵助佑了。每当陛下任命将领的时候，总是赋予他们机断行事的全权，这就已经是委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责任了，这与古人致斋推毂又有什么区别呢？完全合乎古代的礼仪，其性质也是相同的，所以不须参照古制重新定立仪式了。”
唐太宗说：“好！”于是就命令近臣把这两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后世出兵命将必须遵循的法度。
唐太宗问：“阴阳术数，废除它可以吗？”
李靖答：“不可以呀。用兵作战，讲求诡诈之道，假托阴阳术数，是使人贪求功利和愚昧驯服而利于驱使的一种办法，所以不可废除。”
唐太宗说：“你曾经说过，天官时日，明智的将帅是不取法的，只有愚昧的将帅才拘泥于这一套，废除不用也是应该的了。”
李靖说：“从前，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而周武王却在甲子日成功，按照天官时日，同是在甲子这一天，结果殷商乱而周朝治，兴盛与衰亡截然不同。又比如，宋武帝刘裕在‘往亡日’发兵攻城，部将却认为不该在‘往亡日’用兵，宋武帝却说：‘我去攻击，敌人灭亡’，结果大败南燕。从这些事例可以得出，天官时日可以废除是很明显的。可是齐将田单被燕军围困时，田单命令一个齐人装神弄鬼，并亲自对他礼拜祭祠，这个装神的齐人宣称：‘燕军可以被打败’，田单于是用火牛冲击燕军营阵，大败燕军。这就是军事上的诡诈之道，天官时日的运用，也是从这种诡诈之道出发的。”
唐太宗问：“田单能够假托神灵鬼怪而大败燕军，太公却焚毁求神问卜的蓍草龟甲结果灭了商纣王，这两件事例在对待神灵的态度上截然相反，怎么解释呢？”
李靖答：“这两件事在巩固军心的动机上是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以废除神灵鬼怪来取得巩固军心的结果，有的是以析请神灵鬼怪来取得巩固军心的结果。从前，太公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大军行至收野遇到雷雨，旗鼓都被折毁，大夫散宜生提出先占卜吉凶然后再行动，这是因为军中对雷雨毁坏旗鼓之事感到疑惑恐惧，所以要假借占卜析佑神灵以稳定军心。太公认为无需去向腐草枯骨卜问凶吉，更何况周武王以臣民身份讨伐君主，只能一举成功而怎能再有第二次呢？然而看起来散宜生是想籍神灵的吉语在进军之前造成制胜之机，太公则不相信卜凶问吉能够造成制胜之机，并且随后获取了成功，虽然他们一个相信鬼怪神灵而另一个不相信鬼怪神灵，但他们力图稳固军心的动机却是相同的。我前边曾说过阴阳术数不可废弃，就是为了使用这种办法来防患于未然，至于一切事物的成功，主要还要决定于人的努力。”
唐大宗问：“现在的将帅，在李、李道宗、薛万彻三人中，除了李道宗是亲属之外，谁还可以担当重任呢？”
李靖答：“陛下曾经说过李、李道宗用兵打仗，不能夺取大的胜利但也不会遭到大的失败；薛万彻用兵打仗如果不是获得大胜，就一定是遭到大败。我想到圣上曾这样说过，不求获得大胜也不应当遭到大败，这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或者大胜或者大败的军队，这是侥幸获得成功的军队。所以孙武说：‘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又不放过任何能够击败敌人的机会。’这就是说能否使军队训练有素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呀！”
唐太宗问：“两军临战对阵，如果不打算交战。怎样才能够做到呢？”
李靖答：“以往秦国军队去征伐晋国，双方刚一接触就退兵不战了。《司马法》说：‘追逐败逃的军队不可追得太远，跟踪追击敌军不要跟得太紧。’我说“绥’就是驾御战马的缰绳。我方军队既是是调练有素，倘若敌方也是军阵严整，那么怎敢轻易交战呢？所以才有两军交战即退、退而不追的情况，这都是各自为了避免失败。孙武说：‘不要攻击旌旗整齐的军队，不要袭击军阵严整的军队。’倘若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一旦轻举妄动，为故人所乘，就可能招致大败，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用兵作战有时一些战斗是不可打的有时一些战斗又是非打不可的；不打是因为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充分，必须打是因为敌方有可乘之机。”
唐太宗问：“不打是因为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充分，这是指什么说的呢？”李靖答：“孙武说：‘我不想和敌军交战，就画地而守，并使敌军无法与我作战，那是因为迷惑了敌军使其改变了主要作战方向。’如果敌军中有善于用兵作战的将领，则不要企图一战而胜，所以说不与敌军交战在于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够充足。至于必与敌人作战是在于敌人有机可乘，孙武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领，显示出各种假象，使敌人信以为真而听从调动；施予敌人一些小利，敌人就会因为想贪图小利来夺取；以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以主力待机打击它。’如果敌军中没有善于用兵作战的将领，就必然轻率来战，我便乘机击破它，所以说必与敌军交战是在于敌方有隙可乘。”
唐太。说：“关于节制之兵的道理是很深奥啊！掌握了这个法则就能昌盛，背离了这个法则就会灭亡。你把历代善于节制军队将领的史迹编纂汇集起来，并绘制成图呈送上来，我要选择其中道理深刻的内容，让它传于后世。”
李靖说：“我以前呈送的黄帝、太公二种阵图，以及《司马法》、诸葛亮的奇正之法，这些已经很详备了。历代着名将领，只运用其中的一、二便获得成功的大有人在。但是，撰写史书的官吏很少有人知晓兵法，所以都没能记录下这方面的史迹来。我哪敢不执行圣上的命令，一定把有关史迹编纂呈报。”
唐太宗问：“古代兵法中哪家最是精深？”
李靖答：“我曾经把兵法分为三等，使学习的人循序渐进而逐步达到精通。一是‘道’，二是‘天地’，三是‘将法’。所谓‘道’是极为精深微妙的，就是《易经》中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所谓‘天’是指阴阳，所谓‘地’是指险易。善于用兵的将帅，能够以阴夺阳，以险胜易。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将法”，关键在于善于任用人才和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三略》所说能够得到贤能之士就可兴盛，管仲所说攻战武器必须坚固锋利，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我认为不用交战就能使敌人屈服是最好的计策，百战百胜是中等之策，深沟高垒能坚守自保是下等计策。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孙武的着作，那么上、中、下三等策谋都论述到了。”
李靖说：“看了古人的着述，考究古人的史迹，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有上、中、下三等之别了。譬如张良、范蠡、孙武，功成之后超然引退，不知去向，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是懂得了‘道’的真谛，怎能这样做呢？譬如乐毅、管仲、诸葛亮能够每战必胜，每守必固，他们战守的成功如果不是明察天时地利，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再譬如王猛安定前秦，谢安固守东晋，如果不是善用良将选择人才，修备甲兵完善防卫以自保稳固，怎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学习兵法，须先由下等之策到中等之策，再由中等之策到上等之策，就能逐渐由浅入深了。不这样，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徒然死背兵法条文，那是不足取法的。”
唐太宗说：“一些得‘道’的兵家所谓避忌三代为将的说法，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兵法不可妄传，但也不能不传，你必须要慎重从事传授。”
李靖向唐太宗两行拜礼后退出，将他的兵书全部传授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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