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人集体自杀始末
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这我勉强能理解，人各有志，有的人的价值标准高到这个世间没法容纳他的地步，只好自蹈死路了；但陪着田横赴死的那五百士，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所有人都那么极端、那么整齐划一吗？
在陈胜、吴广起义后，田横的哥哥田儋及其从弟田荣也起事，先后自立为齐王。后来又立田广为齐王，田横为相国。他们抗击楚军，在汉使郦食其的游说下，本欲降汉，结果韩信使计，齐王以为郦生骗了自己，就把郦生给烹了，齐军与汉军正式开打。
齐军不敌汉军，战败，这个地方归了韩信。
刘邦一统天下之后，田横不肯称臣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海上，避居岛中。
故事到这里为止，田横及齐国几位王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值得一提之处：对抗楚王项羽，是因为田荣负了项梁，没有出兵助楚，又未封王，心怀不满。与汉王刘邦等战，是因为田广、田横以残忍的手段误杀了汉国使臣，与汉为敌，只好与汉斗争到底。最后不肯归附汉朝，既非为了守住故土，也非为了某朝某国守贞。
不妨听听田横的理由：
“我不小心烹煮了陛下的使者郦生，现在听说他的弟弟郦商在汉朝做大将很能干，我害怕跟他同朝为官，不敢归附您，您就放过我吧，让我当个庶人，在海岛上自由自在好了。”
这番话，不太像是政客所言，却是通常的人情道理。说明田横虽然没有什么本事，身上的人味儿还是很重的。这是优点。
但刘邦不在意这些。他是政客，讲的不是人情道理。他担心的是，齐地的贤人都依附田横兄弟，现在他们留了一支队伍在海上，担心他们以后犯上作乱。他想把田横等人召过来，先跟卫尉郦商打招呼说，如果你敢为你哥哥报仇杀田横，我就把你族灭。又派使者把情况告诉田横，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专制之下，人人自危，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赢的人赢得一切，输的人失去一切；所以被统治者总是想找机会翻牌，统治者又时时担心被奴役者翻牌。
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田横只好出发。还差三十里的时候，田横悄悄地对一起来的门客说：“我和汉王当年一起南面称王，现在我怎么能作亡虏当他的手下？而且我杀了汉使，现在又和汉使的弟弟是同事，就算他不敢杀我，我难道就过意得去吗？皇帝只是想见我一面罢了，把我的头砍下来吧，现在皇帝在洛阳，这里离洛阳不远了，样子还能看。”说罢，田横自杀。门客和使者一起把他的头献给刘邦。刘邦一声叹息，封赏了两位门客，以王者礼葬田横。
后来，两位门客在田横的墓旁也挖了个坑，一起自尽，陪伴田横。刘邦大惊，知道田横的门客都是贤人。听说还有五百人都在海上，便派使者去召他们。使者去到海岛上，这五百门客知道田横已死，全部自杀了。
毫无疑问，我不喜欢献祭。不管向什么献祭，是义，还是忠；是家，还是国：活生生的人命变成虚无的祭坛上的冷猪肉，肯定不是件值得鼓励的事。但假设我是田横，假设我觉得去应召是件极其羞耻又惭愧的事，又不想连累那五百弟兄的话，我真想不到比田横更周到的做法了。可是，那五百零二人，就纯是炮灰。田横之死，至少是为犯过的错赎罪，还解决了实际问题，也算求仁得仁，流芳千古；可那些殉葬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又是为什么献祭呢？
金庸小说中，常常有一些能力平平的反派人物，或者是小喽罗，被武林正派像割韭菜一样割掉，而写作者和旁观者全无一丝仁慈和怜惜之心；同样，那些在战争中冲锋陷阵，尸首不全的炮灰们，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没有留下名字，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这五百人也是。
我想五百人有着各种无奈和不得已。比如说，同僚间的道德胁迫；又比如，刘邦发出了赤裸裸的“不来者诛”或秋后算账的威胁。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在义愤和悲情的渲染下，才有这等令人骇然的集体自杀。龚自珍说得好：“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人要有独立人格，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
田横，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能耐，也没有创下什么大的功业，但至少他是有一定独立人格的。但他身后的五百人，却把自己的价值观依附于田横身上，全部殉主。依附于田横身上，和依附于刘邦身上，区别很大吗？
赢，亡的只是田横；输，却要大家一起死。历史就是由炮灰和炮灰组成的，这件事，最大的赢家当然还是刘邦。威胁，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才真正安全；免得封了田横当王，以后还得挖空心思去捏造人家造反。再说，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流那几滴鳄鱼泪了。
郦食其：最后一个说客
《史记》读到“世家”与“列传”时，阅读观感已明显有了变化。读到春秋战国，常见奇崛之计谋，谋士们纵三寸不烂之舌，于数国间游走，便可定天下之泰半；无怪乎张仪被打得半死，只问其妻“视吾舌尚在不”，在，则无虑也。到了汉朝建立之后，却再也见不到酣畅淋漓、纵横捭阖的长篇说辞了。
天下的主子只剩下一个了，你游说谁呢？
郦食其大概是最后一个著名的说客了。
郦食其最初求见刘邦时，刘邦还是沛公，正在让两个美女洗脚。郦生长揖不拜，还批评刘邦，刘邦赶紧把衣服穿齐整，请他上坐。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让刘邦袭击陈留，抢得秦朝的积粟。其后，郦生、陆贾被刘邦派去游说秦将，晓之利害，刘邦趁机攻袭武关，大破之。
尝到甜头，刘邦派郦生游说魏豹，没有成功，就遣韩信出兵，打败并俘获了魏豹。接下来，刘邦又派郦生游说齐王田广，田广已叛楚，听从了郦生之言，准备与汉讲和，共击项羽。
本来，这应当是这位说客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了：韩信带着数万人，打了一年多，终于攻下了赵国五十余座城；而郦生，只是倚着车轼说了几句话，就劝降了齐国七十余座城！
如若顺着春秋战国时的逻辑，这位新的张仪苏秦，将是汉帝国史上最浓墨重彩的开国功臣之一了。
然而没有。韩信听从范阳辩士蒯通的话，要和郦生抢功，继续进攻准备投降的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在骗自己，便把郦生烹煮了。更倒霉的是，刘邦建国以后，为了劝降齐相田横，禁止郦食其的弟弟、大将郦商找田氏的麻烦，否则就将其族灭。田横并没有因此诱来，郦家的尊严却被蹂躏得像擦脚布。
没有人记得郦食其这个倒霉蛋。韩信的光荣与罪愆里，无一人提到郦食其的冤魂；而对田横英烈的歌颂中，谁还会计较他们愚蠢地错杀过一个出色的谋臣呢？
更有意味的是此前张良对郦食其计谋的反驳。汉三年（前204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忧恐，与郦食其谋怎么样阻挠楚权。郦生说：“过去汤伐桀，封其后杞；武王诛纣，封其后宋。现在陛下伐秦，也可以封立六国后，此皆争戴陛下德义，愿为附属，顺从于你。如此，楚国也只能臣服于你了。”刘邦赶紧令人刻印，让郦生带着去封赏六国。结果，刘邦正在吃饭，张良来了，听说了这个计谋，惊道：“谁为陛下设下这等计谋？陛下的功业就此完了。”他分析了八不可：
“过去汤伐桀、武伐纣，封其后杞、后宋，是因为知道能干掉桀和纣。现在您能制项籍于死命吗？武王入商朝的都城朝歌，能够敬商容、箕子、比干等反周的贤人，现在您能做到吗？把巨桥、鹿台的粮食、财产都分发给天下的穷人，现在您能做到吗？打完殷商之后，偃武修文，不再战争，现在您能做到吗？让战马休息，以示无所为，现在您能做到吗？让运输军事物资的牛休息，现在您能做到吗？而且天下的游士，背井离乡、历尽辛苦跟着大王，就是希望能得到分封；一旦立了六国的后人，游士都各归其主了，谁还跟着大王，您又靠谁来取得天下？到时楚又是最强的，六国就会重新依附于楚，您怎么办？”
张良说得对。时不同，势亦不同。我想，说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客的基础，是建立在诸侯林立，游士们既有流动性又有自主性的基础上的，他们靠着计谋在几个国家之家维持某种平衡结构，并获利。说客没有忠诚这个概念，他们天然地与君主集权体制对立。然而，在已经跨入大一统的专制时代之后，只有一个国家一个主子，说客的做法已经没有买家了；时代的要求是，强权、武力、统一。韩信的强兵压阵，瞬间就把靠舌头谋生的郦食其碾得扁扁的。这就是象征。
刘邦一听张良的话，马上把饭全吐出来了，骂道：“臭老九，几乎把我的事都坏了！”下令马上把印给销毁了。
你还想周游列国，四出游说获利吗？做梦吧，严密的户籍什伍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又有严密的法律，不得随意脱籍流动，你连走都走不了，活命尚且仰赖君主，又何来独立的利益、独立的人格？
由此，汉朝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彻底地告别了战乱纷争、群雄并立的局面。
韩信：被烹的“功狗”
蒯通曾经对韩信说过：“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这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卑微的侯，但如果你走另一条路，就可能是皇帝。
蒯通不幸言中了。
说这话的时候，韩信刚刚虏获魏王，破赵、代，降燕，又定齐地，其实力足以与楚、汉相抗颉。他自立为齐假王，这时汉王困于荥阳，刘邦遣张良立韩信为齐王，来稳住他。
项羽听闻齐国失利，非常恐慌。他派盱台人武涉前去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齐地。韩信拒绝了：“我事项王多年，官不过是个郎中，位不过执戟之士。我的话没人听，我的计谋没人用，所以才离楚归汉。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让我率数万之众，脱衣给我穿，分饮食给我吃，而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汉王如此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至死不叛汉，请替我辞谢项王的美意。”
就历史而言，一个武将太忠心，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越是忠心，越是能干，就越是成为优先被烹掉的走狗。韩信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即使他不知道，谋士蒯通也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了。蒯通对其循循善诱：现在汉王和楚王一直僵持，锐气也没了，粮食也耗得差不多了，老百姓也非常疲劳了；两个天下之主的命，都悬在你的手上。你帮汉，汉就赢；你帮楚，楚就胜。听我说，你还不如谁都不帮，一起瓜分天下，鼎足而立，谁都不敢动。齐国又是个好地方，老百姓可以少打些仗，大家都服你。最关键的是，你“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你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一个臣子应该有的，谁还放心你？
韩信把蒯通的话想了几天，还是不忍心背汉。我的功劳这么多，汉王还立我为齐王，怎么会不信任我？他拒绝了。用兵时，韩信倒是诡计多端，不拘一格；然而，他的骨子里相信义，漂母一饭尚且千金回报，何况当时对他的确不错的刘邦？
很快，刘邦的真面目就显现了。立国之后，韩信先被改封为楚王，被解除了兵权。其后，有人诬告其谋反，刘邦纳陈平计智擒韩信，后来又赦免了他，贬为淮阴侯。这时，韩信才终于相信蒯通的说过的话，知道烹煮他的时候就要到了。
其实，这一幕并不陌生。刘邦在分功时，就赤裸裸地称萧何为“功人”，诸将为“功狗”。诸将皆不敢言。君王养狗，或者说，靠狗打来的猎物养着，小狗必须要听话；但是，哪天他发现这条狗长得太大了，超过了他的操纵能力，就会先把你灭了。死了你一条，还有千万条。
后来，韩信心怀怨恨，遂与陈豨谋反。其实，明眼人都已看出来了，所谓谋反的消息，也是莫须有的，起因是韩信的一个门客得罪了韩信被囚，门客的弟弟便向吕后上告韩信要谋反。吕后把韩信杀了，刘邦回来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且喜且哀之”。看，他连欢喜都无法掩饰了。
世人也慢慢从书里读出了“韩信不曾反”之意，正如蒯通对刘邦所说的，“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最后半句，只不过是为了保命才说的罢，其意思就是三个字：不可能！
司马迁评论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这话可笑，就像说，如果大家干活都不要钱的话，老板肯定会喜欢你们。况且，张良得善终，也因为他不曾握过兵权。
在蒯通极力游说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时候说过，“野禽殚，走犬烹；敌国破，谋臣亡。”武涉去劝韩信就罢了，无党无派的蒯通为什么也这么热心地凑这个热闹呢？无非是也看出了韩信之权重，也希望韩信自立，他便大大有功了。假设韩信真的自立为帝了，这个曾助他攻下齐地，又力劝他自立的蒯通，会不会也被当狗一样烹了？在一个人和狗、狗和人经常转化的时代里，这样的故事能避免重演吗？
原来女人也曾封侯
在吕氏弄权、大肆分封诸吕的名单中，我赫然发现，太后之妹吕媭也封侯了，封的是临光侯。
这的确是挺奇怪的事，帝王史上，女性的爵位既有“君”，也有“夫人”，封“侯爵”的却颇为罕见。再加上高祖曾与诸功臣共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既然无功不得功封，能有功封侯的女性就更难得了。吕媭是树了哪门子功劳呢？
吕后显然没有遵守盟约。吕媭嫁给舞阳侯樊哙，孝惠帝六年的时候，樊哙死了，儿子樊伉袭舞阳侯。吕后不知足，特意封了自己的妹妹吕媭为临光侯（又有史料称为林光侯）。这个临光侯没有功劳不要紧，天性就是一长舌妇，喜欢进谗言。因为陈平执行高祖的命令要抓樊哙，她几次在吕后面前谗陈平，称：“陈平当丞相不理朝政，每天喝酒，玩女人。”陈平听说了，花酒喝得更来劲了。吕后听说了，暗地里高兴。她还让吕媭和陈平当面对质，对陈平说：“有句话叫作‘女人的话不要认真听’，你不用担心吕媭谮毁你。”
要说斗，吕媭怎么斗得过陈平的一个脚趾头，还被嫡亲的姐姐出卖了，真是乡下的苍蝇——又土又坏。
不过，这也不妨碍吕媭恃宠而骄。可惜骄也骄不了多久，很快，整个吕氏一族就被诛灭了。
我曾以为汉代封侯的女子只有吕媭一人。然而，爬梳下来，发现汉朝封侯的女性可不止她一个。首先破坏规矩的就是刘邦自己。他先封了一个功臣的母亲。《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里写道：鲁侯奚涓战死，“因无子，封其母底为侯。”底氏（真是一个奇怪的姓）袭鲁侯，在位十年，吕后五年薨，封除。
另一个则是刘邦的大嫂。刘邦封长兄刘伯的妻子为侯，亦奇怪得很。当年刘邦还没发迹的时候，经常带着一帮宾客去他大哥家吃饭，大嫂讨厌小叔子带人来吃饭，就假装没有羹汤了，把锅刮得很响亮；客人听到不好意思，都找借口走了。刘邦一看，锅里还有不少吃的呢，他很生气。后来立国了以后，封了齐王、代王，就是不封自己的侄子。太上皇看不过去了劝刘邦，刘邦才说，不是我忘了，是因为嫂子自己太不像个长嫂的样子。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大哥的儿子刘信封为侯，还是一个带点嘲讽性的封号“羹颉侯”。
可是，刘邦却独独给这个他讨厌的嫂嫂破格封了一个阴安侯，又好像很宽容的样子。
《汉书》中通篇未曾见刘邦嫂子被封阴安侯的记载，却有卫青之子不疑被封为阴安侯。然而，这一句泄露了：众人推举代王登基之时，“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这个阴安侯显然不是卫不疑，而是皇族的女性长者；《集解》苏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颉侯信母，丘嫂也。”这个长嫂倒是在推举代王为帝时立了功，真是意想不到。
还有一个，则是相者许负。许负相人之术非常准，记得周勃为河内守的时候，许负给他相面，就称：“你三年之后封侯。”东汉学者应劭的注解里说，许负也被高祖封为鸣雌亭侯。——当然，亭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侯，小得跟刘备过去的封号（宜城亭侯）一样；然而，到底也是侯啊，刘邦这么轻易就赏了人，好像很不值钱似的。
最后一个封侯的女性是萧何的夫人甘氏。萧何立国伊始就以功劳多封为酂侯。其子萧禄袭爵，惠帝六年，萧禄也死了，无子，爵位空悬。吕后二年，吕后封萧何夫人同为酂侯，又封萧何小儿子萧延为筑阳侯。
这五个人之后，再无女子封侯的纪录。封号不是没有，比如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汉宣帝外祖母为博平君，王莽母为功显君，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君的事就有二三十例之多，然而，那都是女性的爵位，再也不必去占领男性领域的爵位了。
这几位特例，都是高祖和吕后时期产生的，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了；比如，孝文元年，就罢了萧何夫人甘氏的封号，把其少子延改封为酂侯。也就是说，从孝文帝上任开始，再也不存在女子封侯一事了（以后的两千年，也就听说过明朝带兵打仗的秦良玉一个孤例）。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一个庞大的朝廷的礼制和规矩，是怎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又是怎么样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自身的——包括把男人和女人的界限分野划分得更清晰，把女人彻底地藏在男人身后。
被狗咬死的皇太后
真不愿意谈因果报应。不过，武则天怕猫，吕太后怕狗，秦始皇怕谶言，王莽怕卯金刀，基本上都跟他们害人太多有关。这是心理作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但书中时不时拍上几个“因果报应”的雪泥鸿爪，可见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愿望跟信仰什么的，真没关系。
吕太后干的坏事里面，最出名的是把戚夫人变成人彘。在把戚夫人变成人彘之前，她做了更重要的功课——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从赵地召回来。因为有赵相周昌保护着，好不容易把如意召回来之后，惠帝知道母亲要对弟弟下手，就把他接过来同吃同睡。仅仅是有一天惠帝早起出去打猎，没叫醒赵王，回来的时候，幼小的赵王已经被吕后派人用鸩酒毒死了。
毒死赵王，处置戚夫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政客在清除潜在的政治威胁，纯粹就是泄私愤。况且，如此明火执仗、毫无遮掩地杀掉先帝的庶子的行为，即使在乌鸡眼一样你死我活的后宫里，也是极为罕见的。
另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齐王刘肥。孝惠二年（前193年），楚元王刘交、齐王刘肥来京朝见。十月，惠帝刘盈与齐王刘肥在吕雉面前设宴饮酒，刘盈因刘肥比他大五岁，尊刘肥为长兄，按照家人礼节让他坐在上首。吕雉看到后十分生气，就指使人倒了两杯毒酒摆在刘肥面前，等到刘肥起身为她祝酒，刘盈也跟着站起来，端着酒杯，想一起向吕后祝酒。吕后惊恐万分，赶紧起身打翻儿子刘盈手上的酒杯。刘肥见状感到奇怪，不敢喝手中的酒，装醉离去。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毒酒，刘肥十分害怕，自以为不能从长安脱身，甚是忧虑。他的属下向他建议说：“太后只生有孝惠皇帝和鲁元公主。大王您现在拥有七十多座城池，而鲁元公主的封地却很少。如果您能够把一个郡献给太后，太后一定很高兴，您也就不用提心吊胆了。”于是齐王刘肥献出城阳郡，并尊鲁元公主为王，果然太后十分高兴，齐王也平安地回到封地。
至于吕后派人杀死燕王的儿子，让燕王无嗣这些事，就不值一提了。刘邦也是粗野，但比起她，至少是一个讲道理的流氓。更接近文明人的是文帝，因为把与匈奴、闽越勾结谋逆的淮南王刘长谪徙蜀郡、刘长绝食而死，他自责不已，怕担上杀弟的恶名。如果还认为吕后杀庶子是权谋的话，请看一看文帝：哪怕他把刘长恨得要剥皮拆骨了，但刘长死了，世人都认为文帝仁厚孝悌而刘长死有余辜。真要说权谋，这才是权谋。
在赵王如意死了之后，吕后徙淮阳王刘友为赵王。新的赵王刘友，颇得吕太后信任，娶了吕氏女。悲剧就来了。刘友不喜欢吕氏女，喜欢别的姬妾。这个吕氏女妒嫉，就向吕后告发刘友说吕氏的坏话，说以后要诛灭吕氏。吕后大怒，下诏召刘友回京。刘友回来了，太后把他关在府邸里，不准给他吃的；间或有偷送食物者都被抓起来了。刘友被活活饿死，吕后就以民礼把他葬在长安的民冢中。
接着，吕后又徙梁王刘恢为赵王。新的赵王，又娶了吕产的女儿。悲剧又来了。这个吕氏女权势很大，刘恢有爱妃，吕氏鸩杀之，刘恢又悲伤又不得自由，于是自杀了。吕后听说了，十分生气，因为他是自杀的，便废掉他的名位。可怜的刘恢，当赵王才四个月就身死，简直是前一任赵王的悲剧的复刻版。
代王刘恒也差点被征去做赵王了。幸亏他灵光一闪，没有去，坚决要求守在代这种小地方，吕后也就作罢。后来代王当了皇帝。
三代赵王都先后身死。不止，下一任赵王是吕禄，吕禄主动求封赵王。而吕禄封赵王的第二年，吕后就死了，吕氏遭到族灭。他是第四个死的赵王。
简直让无神论者也怀疑这里面有诅咒啊。
那吕后是怎么死的呢？原来她到霸上祓祭的时候，看见有一只黑狗，这只狗伤及吕后的腋部，忽然就不见了。《史记》言“据高后掖”，《汉书》说“撠高后掖”，不信神的王充《论衡·死伪篇》里则干脆写“噬其左腋”，三者说法不一致，但其义已明，就是被狗咬了或者弄伤了。当时，占卜的说这条狗是赵王如意为祟。最后，吕后是因为腋伤而死的。
从情形来看，我十分怀疑吕后即是死于狂犬病。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有多篇学术论文同样得出了“狂犬病”这个答案。一个专权称制的堂堂太后，死于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伤病，实在让人难堪；但要说是死于冤魂作祟复仇呢，又陷入鬼神论有违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于吕后生前的残暴，也许一句“报应”，才比较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
其实真没有那么难解。因果报应只是意淫。常识是，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冤杀千万人不是必然有报应，反而可能死于无意中撩拨的一条狗。这才是我们无可慰藉的现实世界。
皇帝为男宠求情
小时候，我总以为现实也像戏台上一样，红脸白脸，好人坏人都写在脸上呢。只不过我现在早已不这样想了。就在不远的历史上，我们见识过太多的愚昧假道德之名大行其道，蠢得天地不容了。人性的复杂和多义，又岂是只言片语可以概括的？
在汉代历史上，邓通貌似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了。邓通本来是濯船的黄头郎，因为与汉文帝的梦境吻合而得到宠幸。得宠了的邓通也很小心谨慎，不喜欢多事，不喜欢出门，即使休沐日，也不愿意离开皇帝。文帝很感动，赏赐邓通钱财无数，官至上大夫。
邓通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文帝给他赐了一座铜山。起因是皇帝让善相人相邓通，却被告知邓通会贫饿而死。文帝不信，就把蜀地严道县的铜山赐给他，允许他铸币。后来邓氏钱布天下，富甲一方。
这种事，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真说不上是什么大问题：铸币权收归国有，那是汉武帝时的事，文帝时诸侯亦可自己铸钱，比天子还富有。像吴王濞就有豫章郡铜山，再加上东边又可以煮海水为盐，连税赋都不用收就有钱得要命了。赏一座铜山跟赏别的钱财，差别不大。邓通的确没本事，也推荐不了贤能，只能够小心翼翼地伺候文帝。在文帝生疮的时候，邓通还常为皇帝嗽吮疮痈，十分尽忠。他的身份，无非就像一个不干涉朝政的宠妃，放在那个时代，何错之有。
邓通之死，明的原因是因为得罪了太子（后来的景帝）——实际上他是在皇帝面前说太子的好话来着，奈何他对皇帝太好了，把太子也比下去了，太子怀恨在心——太子一即位就找他的碴儿搞他；更深层的道理在于，他无能力却居高位，必然危殆；被包养的男人，就算你什么都没做错，都是佞人一枚，口水也会把你淹死。所以，当文帝一崩，景帝登基，邓通就被免官，后来因把铸钱私自运出塞外被没收全部财产，还欠了一大笔钱；长公主每次赏赐给邓通的钱物都被没收，一簪不得着身，长公主只能供给他吃的。最后，邓通一贫如洗地死在别人家里。
因为无能，又无野心，邓通干不出什么政绩，但也没有干过坏事。他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真正想谈的是申屠嘉，一个以抨击邓通而扬名史书的名臣。当时，申屠嘉是丞相，有一回入朝，邓通坐在皇帝的旁边，“有怠慢之礼”。其实，以邓通谨小慎微的个性，他焉敢对丞相不敬？所谓的怠慢，无非就是这个座位安排得不对。可这是皇帝的安排，胆小的邓通怎么能反驳？果然，申屠嘉看不惯，当面批评皇帝，皇帝回复说，“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我的私事。”下朝以后，申屠嘉作檄召邓通到丞相府来，扬言如果不来，就要斩了他。邓通怕得要死，去哀求皇帝，皇帝说：“你去吧，我会派人再召你回来的。”邓通只好不情不愿地到了丞相府，摘掉帽子，光着脚下跪，向申屠嘉磕头请罪。申屠嘉理所当然地承受着，也不还礼——须知邓通也是太中大夫啊——责备他说：“朝廷之上，皇帝宠幸你这等小臣，让你在大殿上不守规矩，我今天就要斩了你！”邓通不停地磕头，头都磕出血了，申屠嘉还是声称不放过他。文帝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派人持节召邓通回宫，向申屠嘉谢罪说：“这是我亲狎的臣子，你就放过他吧。”申屠嘉看在皇帝的面子上，方才勉为其难地放过邓通。
申屠嘉所行事，大概类此。到了景帝时，景帝信任晁错，不太听申屠嘉的建议，申屠嘉暗暗生恨。终于有一次，他借晁错擅自凿开宗庙围墙为门一事，要求诛杀晁错。孰料晁错事先知道了，求助于景帝，景帝对申屠嘉说，那不是庙的内墙，而是外墙，这事是我同意干的，晁错没有错。申屠嘉除不掉晁错，大恨，回到家，就呕血而死。
文帝和景帝之时，其实尚未建立起强大的皇帝集权专制：除了皇帝代表的宫廷势力之外，丞相是外朝的代表，诸侯王是地方势力的代表，都能与皇权互相制衡。所以，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都对丞相非常客气。被皇帝宠幸的前后两位太中大夫邓通、晁错，是站在宫廷势力一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丞相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了威胁。
本来是两派利益斗争的问题，经史书这么一勾兑，赫然就分出了正邪两方。仿佛只要敢骂皇帝的，敢跟皇帝对着干的，都成了大大的忠臣、大大的好人。拜托，文帝和景帝那个时候哪里敢对丞相下手？骂皇帝没有多大风险，还能得到好名声。我不喜欢邓通，不过更讨厌申屠嘉。邓通是种无用又无害的小动物，申屠嘉却在道德的外壳下挟带不少的私货。他要弄死邓通和晁错，找出的理由都牵强得很。没本事就认了吧，他又不肯，拼命地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活活把自己气死了。
不妨读一下这段文字：“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作者是王小波。热衷于做道德评判的人是没有能力自省的，或许因为他们智商不够。
司马迁、班固都说申屠嘉“刚毅无术学”，依我看，这种保守的赞美还是太多了。申屠嘉无甚才学，仅仅是因为追随过高祖，资历老，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多数都已死去，文帝才勉为其难用他做丞相的。无术学，是蠢；刚毅，是自大。一个人蠢，还好办；又蠢又自尊心强，那就无药可救了。有时候史书不得不给这种人面子；可他生在哪朝哪代，都不会讨人喜欢。
两个重口味藩王的暴行
西汉有两个重口味的藩王值得一提。所谓值得一提，不是说他们对历史有多大的影响，他们真没啥影响。而是可以看看人类的淫行，或者暴虐，到底可以抵达一个怎样的边界。
一个是江都王刘建。刘建还在做太子时，有个邯郸人给刘建的父亲江都易王刘非献了一个美女，刘建就把这个美女抢了过来，然后把这个邯郸人杀了；此事虽被立案了，却不了了之。易王死了还没下葬的时候，刘建就把父亲生平所爱的姬妾淖姬等十人召过来一起淫乱；刘建的亲妹妹徵臣已经嫁人了，回家来奔丧，又被他强奸了。
刘建在章台宫游玩的时候，让四个女人乘小船，他用脚把船蹬翻，看着她们在水里挣扎，死了两个，以此取乐。后来还用这种方法让两名郎官在小船上毙命，他高兴得大笑。宫人或者姬妾有过错，刘建就让她们光着身子击鼓，或晾在树上，有时三十天才给她们穿衣服；有时把她们的头发剃掉戴上镣铐、举着铅杵舂米；有时放狼狗来咬死这些女人，他在一边看着大笑；有时把她们关起来，让她们活活饿死。这样杀害的无辜者达三十五人。
以杀人取乐也就罢了，刘建的邪恶还有独树一帜之处：他强行把宫女裸露着，四肢绑起来，让羝羊及公狗和她交媾，想看看人与禽兽生下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写到这里，我都快要吐了。你以为刘建就不知道这种行为该下地狱么？他也知道的。他总是怕被人告状，怕得要死，于是便和他的王后成光一起祝诅武帝。与此同时，他又和淮南王、衡山王一起密谋，打造兵器，准备造反；又与越繇王闽侯相暗地里勾结。直到淮南王事发，治党羽的时候，他才畏罪自杀。
对这样的人进行道德谴责是没什么意思的。他这不仅仅是人品问题，而且是精神疾病问题。他的症状，搁现在得关进精神病院里；搁以前治不了，也得与人类隔绝，还不行，就应该人道毁灭。
对他的描述同样属于限制级的另一位王，是广川王刘去。胆小者慎看。
本来，广川缪王因为有罪，已国除，后来武帝不忍心，便以其子刘去为广川王。刘去宠爱昭信。有一次，刘去发现他以前宠过的妃子王地馀袖中有刀，就鞭打她；屈打成招之下，地馀称准备与另一位宠姬昭平一起杀昭信。刘去把各位姬妾都召集过来，他和昭信把地馀和昭平都杀死了，还杀死了两个从婢。后来，又把二人的尸体挖出来，烧成灰。
刘去立了昭信为王后之后，昭信诬蔑一位叫望卿的妾与人私通，刘去便和昭信一起殴打她，又让大家用烧红的烙铁烫她。望卿受不了，投井而死。刘去把她的尸体捞出来，割鼻割唇又断舌，“椓杙其阴中”；又把她肢解了，放在大镬中，取桃灰毒药一起煮，让各位姬妾一起观摩，煮了几天几夜。
按下来，昭信又诬陷另一个姬妾荣爱。荣爱怕了，投井，未死，受不住刑，就自诬与人私通。刘去把她绑在柱上，用烧热的刀子刺瞎她的双眼，生割她腿上的肉，把烧熔的热铅灌进她的口中。荣爱死了之后，还把她肢解了和刺棘埋在一起。
凡是刘去宠爱过的，昭信一律诬陷并杀死，一共杀死了十四人，都埋在太后的长寿宫里。昭信还让刘去把各位姬妾的门全都封上，把广川王的后宫变成了监狱。
我还是那个看法：刘去和昭信的行为，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他们都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我都不提《西京杂记》里记载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游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的毛病了。一个国王，喜欢挖坟，这是什么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觉得，可以率先使用《发条橙》里的洗脑法，哪怕我也认为这种洗脑法是反人类的。
刘去的死，是因为他除了后宫外，还杀了自己的师父和师父的儿子，以及望卿的妹妹和母亲，事情败露。即便在这时，宣帝仍然不忍杀他，只是废了了事。幸好，最后刘去自杀了，王后昭信被弃市。
历史上，这么重口味的故事还时有发生，最著名的当属北齐皇帝高洋。高洋以杀人取乐，其残暴和无聊带来的惊悚，简直让读者的心脏都难以承受。他的臣下李集直言说，高洋连桀、纣都不如。因为说了真话，李集被腰斩了。这个高洋，我也觉得是属于间歇性的精神病，而且是严重的精神病。
把这些史上最残暴的非人类归于精神疾病，对一部分可怜又无害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更不公平在于，为什么让这些精神病患者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让他们可以生杀予夺？刘建和刘非的罪证如此昭著，要惩戒处置的时候，还经常“上不忍”；可是，刘建手里的三十五条人命呢，刘去手里的十六条人命呢？
郭解：唯一被司马迁立传的游侠
为游侠这个群体立传的，首推司马迁。他给游侠下了个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样的人，的确不多见。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人能够言出必行，乐于助人，不怕牺牲，又不爱出风头，这么完美为什么又“不轨于正义”呢？是这个正义有问题呢，还是把侠客夸得偏离于事实？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里详细描写的只有郭解一人。不过，光是这个样本也不差了。郭解是河内轵县人，相面者许负的外孙。他个子矮小，精明强悍，滴酒不沾。他少年时残忍阴毒，心中愤慨不爽时，杀了很多人。他不惜生命去替朋友报仇，窝藏亡命徒去抢劫行凶，又私铸钱币，盗挖坟墓，这样的事多得数不清，只是，每次他都幸运地逃脱了，或者遇赦而回。等到郭解年龄大了的时候，行为开始检点了，就以德报怨，做善事而不期望回报。但他内心阴毒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因为睚眦小事而报复的事还经常干。少年人仰慕他的行为，经常为他报仇，也不让他知道。
其实，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不轨于正义”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可以看看一个“不法”的人是怎样收买人心的：
郭解的外甥仗着郭解的势力，邀人喝酒，强行灌酒；人家生气了，杀死了他，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路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把情况跟郭解说了，郭解认为凶手没错，是自己的外甥无理，放了凶手，收葬了外甥。大家更加称赞郭解了。
郭解看到有人对他很傲慢，就暗中嘱托尉史对这个傲慢的人特别关注，不让他服役。这个人得知后很羞愧，负荆请罪。少年也越发仰慕郭解了。
于是乎，大家什么事都卖着郭解的面子，他人脉太广了，不把事情办成，就不会吃人家的酒食。附近的贤人豪杰都纷纷去拜访郭解，有时半夜排在他家门口的车就有十几辆。是的，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尤其成全的是仇人，这种你我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当然很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你我和李白都做不到的，他做到了，自然更牛。至于那个行为粗鲁却无辜的外甥，至于那些成全他们快意的刀下鬼，至于被藐视的国法、人性、天理，谁在乎呢？快意的人是不会在乎的，羡慕这种拥有随意处置别人性命的权力和潇洒的人，也是不会在乎的。
我们知道，在汉武帝强迫豪强迁徙至茂陵这一政令中，郭解虽未够迁徙的资格，但在汉武帝的干预之下，仍然被迫搬走了。我说过，我很讨厌汉武帝这种强迫豪强迁徙的恶法，更讨厌他不守自己定的法令，把不合资质的人也圈进里面。但这不代表我同情或赞美郭解。按郭解的为人，他是不会罢休的。果然，郭解哥哥的儿子杀了当初提名郭解迁徙的杨县椽。后来，门客又杀了杨县椽的父亲杨季主，杨的家人告状，门客又在宫门口杀了告状的人。收留郭解的籍少公，也自杀了。
官府虽然追查了他许久，但发现郭解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无可奈何。可无所不能的郭解居然还是死了。原因是郭解的一位门客杀了一个说郭解不贤的儒生，并把儒生的舌头也割了下来。官吏让郭解交出凶手，但郭解确实不知凶手是谁。官吏便如实禀告，说郭解无罪。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大夫公孙弘说了：“郭解以平民身份为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武帝就把郭解灭族了。
上面公孙弘的话虽然翻译成大白话了，但仍然需要解释。他的意思是，郭解这种睚眦杀人的方式，已经是自立法度了，无须郭解的吩咐就已按他的方式办好。这不就是法外有法吗？如果郭解是指使杀人，尚不过是刑事罪名；然而如果他成为了皇帝之外的另一个权威，那岂不就是大逆不道了吗？从这个角度说，公孙弘的推论的确有理。我之所以厌恶这种动不动就找理由把人族灭的做法，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残酷，更因为在极权社会里，总是罪罚不当。当郭解因为小事杀人的时候，他没事；当郭解杀人抢劫干尽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他没事；当郭解曲法放过杀侄儿的凶手，或者藏匿各种凶徒的时候，他没事；但当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郭解并不知情的时候，却因此而族灭。这种法律，叫人怎么遵守？除了恐惧，如何尊重？
回过头来说郭解。那位枉死的儒生说得没错：“郭解作奸犯科，违反法律，怎么能称得上贤？”我也不觉得贤。他以一己好恶为准绳，在他的小小世界里，他就是一个享用着“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崇拜的极权君主，主宰着生杀予夺之权。
司马迁虽然给予了郭解不低的评价，并不代表他就有多喜欢游侠。在《史记·孟尝君列传》里，他说：“我司马迁曾经经过薛地，这个地方很多暴桀子弟，和邹、鲁等地的风俗不一样。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当地人说，‘当年孟尝君招徕天下任侠，那些奸诈暴戾分子来到薛地的就有六万多家。’”看出来了吧，连司马迁都认为任侠也就是那种没干什么好事的暴力分子。
我能理解民间对任侠多有褒扬之辞；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对既有的牢固的统治产生厌倦罢了。固然现实世界中的律令和政治令人厌恶，然而，任侠世界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只是对现实秩序的拙劣的模仿，山寨的倒影只会比世俗的统治更恶劣。
张汤：揣测圣意是你最大的错
汉朝自武帝以降，治国方式基本上是外儒内法。一大群酷吏浩浩荡荡地登上历史舞台，按着皇帝的心意收拾皇帝想收拾的人。他们深谙律法，想罗织罪状给谁就给谁，想姑息纵容谁就纵容谁，都能在律令的框架里找到依据，奈何他不得。你要质疑古代律令的随意性么？对。以前的律法就是需要这么随意。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些皇帝施行严刑峻法，喜欢广为罗织罪名，他们这样做可不单单是为了打击那些干坏事的人；他们就是要让臣子们陷于一个往左也是犯法、往右也是犯法；做事也是犯法，不做事也是犯法；不结交朋党你就会被朋党陷害，结交了朋党你就死定了的境地当中。这么一来，人人都处于有罪与非罪的悬崖上。你会不会“被”犯罪，会不会被杀，应该是做事还是应该不做事，是用左边这条律例来让你封侯，还是用右边这条律例来把你弃市灭族，就全依仗皇帝怎么看待你，用哪一条律例施诸你身上了。正因为如此之不确定，横竖都是他有理，皇权便拥有了随意阐释的无上权威，普罗大众不可能超脱。
如果你想揣测圣意，也许你能成功，也许你死得更快。因为揣测圣意，就是圣意最讨厌的东西。
酷吏张汤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张汤的发迹，是因为彻底查办陈皇后、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他还与另一位酷吏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武帝非常信任他，“丞相取充位，天子事皆决汤。”张汤的发迹，与他极善于笼络人心有莫大的关系，《汉书》称其“己内心虽不合，然阳浮道与之”。
说到张汤的本职工作，他对人心的揣摩那才叫精彩。上奏的疑难案件，他会预先为皇帝区别断案的原委，武帝肯定了，他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廷尉断案的法律依据，这样可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如果上奏断案受皇帝斥责了，他会先谢罪，估摸皇帝心意，引出监、掾、史曾给过他的正确建议，说：“错误都在臣，他们曾给过臣建议，臣没有使用，是我愚笨，让陛下失望了。”武帝听他说得诚恳，往往就不治他的罪了。有时的奏事受到武帝的夸奖，张汤就说：“臣并不懂得这样写奏章，这是某个下属写的。”
这样的人，武帝如何能不喜欢？他的那些下属，碰到这样的主子，如何能不死心塌地？凡是武帝想加罪的，张汤便让廷尉监或掾史彻查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宥的，他便让减轻其罪状。罪犯若是豪强，他就想法诋毁治罪；若是贫弱下民，他就常常诱导武帝从轻发落。无论是对于公卿、旧友、高官、贫民，他都尽可能地照顾到，让其服服帖帖。
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张汤特别棒？其实，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么看的。虽然他执法严峻深刻不公正，他的这些做法仍然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许多中下属的酷吏为他所用，有文才的人也愿意依附他，连丞相公孙弘也称赞他。的确，一个酷吏如果不贪钱，而只是为了声望，甚至可以说是为了理想行使严刑峻法的话，头上会有一圈像天使一样炫目的光环；这就是张汤比起汉朝其他的酷吏著名得多、也深刻得多的原因。
狐狸尾巴很快就会露出来了。因为与匈奴开战需要钱，张汤按照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深文周纳各种罪名。制度中的各种漏洞让官吏们渔利极为便利，接着，张汤便严厉地治罪，几近“钓鱼”执法——结果是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大家都指斥张汤坏法。
可是谁也拿张汤无可奈何，因为武帝喜欢。天下人只道张汤之坏，却不知张汤不过是武帝的执行者。
张汤最终是死于派系斗争。他一心只取悦皇帝，殊不知这一行竞争太激烈了，他又不知收敛，过于自大，树敌无数。张汤之死很有戏剧张力。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不和，张汤的属吏鲁谒居指使他人弹劾李文不轨，张汤把李文处死了。后来武帝有所怀疑了，问张汤：“李文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很吃惊地说：“这大概是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他干的吧？”
丞相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与张汤有怨，找证据向武帝告状。武帝把张汤找来，给他敲边鼓，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你认为呢？”张汤明知道说的就是自己，还故作惊讶地说：“那肯定是有人这么做了。”
看看，张汤几次在武帝面前的表现，何其相似——“阳（佯）惊”。以前，每次他都能算出武帝的心意。殊不知，现在的武帝已经掌握了他的不少罪证，罪名有八项之多，他就没有猜出来。武帝最生气的是，张汤还敢当着他的面撒谎！他派赵禹责备张汤，目的就是逼张汤自杀。
对张汤的死，武帝后来后悔了，杀死了三位长史，逼丞相庄青翟自杀，厚封了张汤的儿子。我想，还是因为武帝发现，张汤那么认真地揣摩圣意，那么认真地当“影帝”，还是出于忠心。
在汉代，公卿贵族被治罪一定是有法可依的，但这个法，不是律令，而是圣意。当然，没有人是干净的，尤其是法律解释权掌握在某个人手里的时候。封建专制下，即便有法律，有的人也一定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禁脔的。
颜异：腹诽，要不得
《汉书》里，官员们的死亡率颇高。按我的直观感觉，大多数的自杀、下狱死、诛，都谈不上罪，十有八九跟他们的上疏不讨皇帝喜欢有关、跟他们的言行被人看不顺眼有关。今天看来觉得是小事，当时却随随便便就能把一位丞相搞死；你还别生气，他们完全是依照法律的。
《礼记·王制》记录了四种应当诛杀的言论罪：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奸、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种言论罪不允许犯人争讼和辩论，叫作“不以听”。《礼记·王制注》解释这四条罪名说：“剖析言辞，破坏法律，所谓舞文弄法者也。变乱名物，更改制度，或挟异端邪说，以罔惑于人，皆足以乱政，故在所当杀。”
要是今天还沿袭这些刑罚的话，基本上在网络世界里所有转发新闻、发表意见、转发美女图、谈论星座的人，都可抓去枪毙了。
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直接标志。没有这种自由，你就连你自己是不是奴隶都不知道。
不过，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是那么丰富，有那么一些时段，不仅言论有罪，不言论也有罪，你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从远的说，张汤为颜异量身定做的“腹诽罪”，就是一个例子。
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汉武帝时期任大司农，也就是负责农业经济这一块。汉武帝与张汤研究讨论发行“白鹿皮币”，一张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而且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要购买。武帝征求大司农颜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而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很简单，金子你标价一百，铜块标价一万，这生意人家没法做；这不就相当于勒索吗？这个诚实而讨厌的人，惹得武帝大为光火。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在《史记·平准书》里，有个细节：“（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就是说，有门客谈到这件事，认为皮币这件事办得不方便、不靠谱，而颜异什么都不说，只是嘴唇动了下。
张汤马上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看到货币不好使，不仅不给建议，还“腹诽”，应该处死。因此，颜异就被杀了。
结合当时正在推行盐铁政策的背景来看就很清楚了：所谓盐铁政策主要就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盐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专营，同时兼有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等经济措施，国库由此获利良多。一句话，就是向民间榨取财富归朝廷，皮币也是其中之一。颜异就是反对者。
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则重新谈到了颜异的被害。政府官员（代表为丞相史）认为，颜异和狄山的死，是因为“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他们是汉朝的臣民却反对朝廷，生在当世却毁谤皇上，他们的死能怪谁呢？而知识分子（代表为部分贤良文人）却认为，他们是知道自己说了会死，也要仗义执言，是舍生取义。其中的是非对错，如果两千年前看不清楚还情有可原的话，今天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至于发展到不说话也被杀，就是言论罪推至极端的一个恶法。
张汤固然奸滑无比，不过，除了那种急皇帝所急、想皇帝所想的小人心态之外，很难否定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懂行的廷尉。当时推崇的已是儒家思想，解决疑难问题所遵循的都是《春秋》的经义，这就是“春秋决狱”。这种决狱的一个方法就是“原心定罪”。如果你的动机是邪恶的，哪怕没有实际做成，或损失不大，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像颜异这种，知道法令不好还不上奏皇帝，那不是说明你不尽职、不忠心吗？
我们都知道，动机这种东西，如果“不以听”，不让他解释的话，那也只能任由你们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腹诽这个罪名，是从张汤构陷颜异开始的，但因为“腹诽”而获罪被杀的，此前已有。前丞相魏其侯窦婴得罪了丞相武安侯田蚡。田蚡恼羞成怒，反诬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使田蚡能成为皇帝的肺腑之臣。我所爱好的不过是音乐、狗马、田宅，我所养的不过是倡优、巧匠之类的人；不像窦婴、灌夫那样，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在皇帝和太后之间挑拨，只盼天下有变乱，他们好立大功。”这番话，说到了武帝的心坎上了。虽然最后窦婴弃市的原因很多，但听闻窦婴“腹诽心谤”之时，武帝便已动了杀他的念头了吧？
在颜异被诛之后，公卿大夫便多谄谀取容。
颜异既不是第一个因腹诽而死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个。此后的漫长的两千年里，这些灵光一闪的罪名还时不时会用到。直到现在，还听说有人建议恢复言论罪，以便把跟他们思想不同的人都消灭。如果不幸他们有点文化，知道有腹诽这种罪的话，他们一定也很想恢复它。
王恢：言行不一，你就得死
汉武帝多次劳民伤财地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到底是对还是错？虽说千秋功过，任人评说，然而过了两千个春秋了，是功是过，后人还是难以达成一致的认识。你要问我，我也茫然。
茫然的不只是我，还有当时大汉的一众君臣。旁边住着一位让你无法搬家又孔武有力的恶邻，天天勒索你敲诈你，打又不一定打得过，不打又咽不下这口气。可惜不管是在上古、中古还是近古的世界秩序里，这种恶邻一定少不了。这个困惑，在汉高祖、文帝等时代就一直存在了，只不过，他们把这口气咽下去了，采用和亲，暂时维持了和平。
武帝开始也是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的，和亲与设市的结果是，匈奴人都亲汉，“往来长城下”。但汉武帝也很苦恼。因为他把宗室女子送给单于，又送了大量的金钱，而单于却很傲慢，经常举兵侵犯边境，烧杀抢掠，让他很难堪。
机会来了。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聂壹借着王恢上书，说有办法对付匈奴。虽然有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大臣表示反对，但大行令王恢自信满满地说：“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这话肯定更对汉武帝的胃口。遂开始部署对匈奴的进攻了。也就是说，之前几十年来表面维持着的和平局面，由汉廷这方面带头撕破了。
这个由王恢等谋划的计策是这样的：聂壹作为间谍，逃到匈奴，对单于说他有办法把马邑的令丞都杀掉，让马邑投降，尽取财物。军臣单于听信了。聂壹便把犯了死罪的囚犯斩首，把他们的头悬挂在马邑城头，假装是马邑长吏已死，让人请单于速来。军臣单于于是带领十万军队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一带）。
此时，汉武帝派五位将军领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城旁边的庄稼地里伺机而动。这个阵容，这个规模，足见武帝的重视。
话说军臣单于率军行进到离马邑还有一百余里，发现牲畜遍野却无人看守，觉得不对劲，就把旁边的一亭（秦、汉时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给攻下来；当时的雁门尉史因为要巡查，负责保卫这座亭，单于抓了他，本来是想杀了他的。可尉史把知道的汉朝的计划都告诉了单于。军臣单于听后大吃一惊，赶紧引兵撤退。逃出来的时候还在叹息：“我得到尉史，是上天想要告知我啊。”于是，他把这个尉史封为天王。
匈奴军队全身而退，而汉朝的三十万大军灰溜溜地回去了。
其实，在安排中负责追击匈奴辎重部队的王恢、李息，已经看见了单于的军队，却任由单于大队人马从身边经过。汉武帝不能原谅王恢，把他削去官职，下在狱中，要将他斩首。换了我，我也觉得王恢极为不靠谱。细想想，那就不仅仅是看见了，而且是任由十万军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走掉。十万人啊，跑也要跑几个时辰吧？王恢一直忍啊忍啊，却没有出击，也没有采取别的措施。他的理由是，原计划我只是打单于的辎重部队，那我能打，可是他们是主力大部队过来了，我只有三万人，打不赢他们啊。
尽管王恢后面还有一句，“固知还而斩，然完陛下士三万人”，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主动出击，就会牺牲陛下的三万军队。可见王恢愚蠢的程度。殊不知，打仗总是要有牺牲的，作为一个主战派，一个力排众议制定战争计划的主战派，自己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反而因为怕牺牲无辜而退缩，说给谁听呢？
王恢下狱之后，其子携带千金央求丞相田蚡救父亲一命，田蚡不敢直接和武帝说，便托太后。后来，太后对武帝说：“王恢是建言出兵匈奴的人，现在没有成功却杀掉王恢，皇帝是在为匈奴人报仇吗？”武帝说：“正是因为王恢的建议，我才发天下数十万兵，耗费无数。就算抓不住单于，王恢攻打他的军队，仍然会有斩获，安慰天下士大夫的心。我不杀了王恢，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代。”
王恢听闻了这个消息，在狱中自杀了。
你主动向恶霸挑衅，把人惹毛了自己撒腿就跑，人家能饶你吗？从此以后，匈奴不再与汉朝和亲了，而是更加肆无忌惮地进攻汉朝边境，抢掠财物。而武帝也开始了历时四十四年的匈奴反击战。
我一直怀疑，所谓匈奴的“巨大军事威胁”是掺了不少水分的。没有证据显示匈奴对汉朝主动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直都仅是在边境骚扰和抢劫；但骚扰和抢劫，就是他们的民族性，与汉朝的关系是否和谐关系不大。终西汉一朝，边境就没有停止过战斗或纠缠。虽然汉廷开启战端，最后把匈奴打垮、拖死了，可是，自己也竭尽民财，伤痕累累。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很难一概而论。
难怪王小波说了，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
李广：一生未封侯，岂非天哉？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卫青是不是天幸另说；然而李广终身未能封侯，的确很难找出更确切的原因。命数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李广的名声很大，一是因为他的射箭水平极高，如小李飞刀一般例不虚发，只要箭离弓必有敌人随弓弦之声倒地；曾经误把石头当作老虎，把箭射进石头中，还留下唐代卢纶的《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二是因为他很爱士兵，吃喝都和士兵在一起，得到赏赐也都分给部下，待人宽厚不苛刻，士卒们都乐于为他出力。他的名声是匈奴替他宣扬的：匈奴称之为“汉之飞将军”，躲避了他数年，不敢侵犯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一带）。
然而，李广终身未能封侯，不得爵邑，官也不过九卿。而李广的从弟李蔡，为人中下，名声比李广差远了，却早早地功至二千石，被封为乐安侯，后为丞相。
你说有人构陷过他吗？没有；你说汉武帝不曾听过他的名声吗？当然不是；难道是汉武帝妒才忌能吗？可汉武帝即便有这个毛病，也并不是用在李广身上。封侯是看功劳的，李广号称出击匈奴七十余战，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战绩：
李广出兵雁门攻击匈奴的时候，匈奴打败了李广的部队，生擒李广。李广假装受伤生病，又装死，夺过一位匈奴少年的马，击败几百追兵，逃之夭夭。虽然这个逃亡异常惊险和精彩，却于功劳无补。
后来，李广随大将军卫青一起出定襄（今山西定襄），抗击匈奴，各个将领都凭着斩杀敌首的数目来定封赏，许多将领都封侯了，但李广的部队却没有功劳。注意，是“无功”，而非“有功不得封”，史家知道，问题是出在李广身上而不是皇帝身上。
两年之后，李广带领四千名骑兵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带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去，各行一路。走了几百里，匈奴左贤王带领四万名骑兵包围李广。大家都很恐慌，李广却很镇定，拼死作战，一直把战斗拖到了第二天，等来了张骞的军队解了围。李广虽然机智英勇，却几乎全军覆没。按汉朝军法，张骞行军迟缓，判为死罪，后来他花钱赎为平民；李广的军功和罪罚相抵，没有封赏。
这就是李广的几次重要的战况。
没错，李广本身很有作战能力，善于团结军队将领、善用心理战、个人又骁勇无比，然而，每一次，他不是全军覆没，就是自己被俘，要么就是在沙漠中迷路……这让汉武帝如何委以重任？基于同情李广，从史书上缺乏细节的记录中，我愿意相信，他一再遭遇到远远比他实力强大得多的敌人，是他倒霉；然而，成功只需要事实，失败却需要一百条理由来开脱，光这一点，就足见李广的落魄。
此后，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击匈奴。李广多次请求出征，皇帝都不允许他去；元狩四年（前125年），终于答应了他，派他做前将军。
出塞后，卫青知道了单于居住的地方，亲自率领精兵追赶，而命令李广绕东路和右将军会合。李广很想和匈奴一战，卫青却不让，而是让公孙敖和自己一起对付单于。李广很生气，不辞而别，带领士卒与右将军会合；没想到却迷了路，延误了与卫青会合的时间。卫青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去寻找李广，询问李广等人迷路的情况，又催李广的下属接受传讯；虽然罪责还不明确，但李广已心灰意冷，拔刀自刎了。
其实李广自己也知道，不怪卫青，不是卫青有意为难他，而是在出发之前，汉武帝就下了旨意，称李广“数奇”，不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难有好结果。所谓“数奇”，就是运气不好。
机会像雨点一样打来，李广却一一躲过了。兄弟，你太不幸了。正如他自杀前的喟叹：“岂非天哉！”
当然，把李广的不幸归结于“命”，哪怕是实情，也太没有建设性了。《史记》没有给出的答案，也许藏在《汉书》的这一段里。李广对善于望气（一种相法）的王朔说：“每次出击匈奴，我都有份，而我手下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不及中人，以军功封侯的就有数十人，我哪一次落在人后了？始终没有尺寸功劳得以封侯，是不是因为我命中注定不能封侯？”王朔说：“将军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事？”李广说：“我当过陇西太守，羌人曾经造反，我诱降了八百多人，当天就把他们都杀掉了，至今仍然后悔。”王朔说：“最大的祸害就是杀掉已降的人，这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比起八百条人命，李广的不得封侯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不相信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但我觉得，如果别无选择，相信善恶有报至少是种正能量。假如真有报应这回事，他的悔意多少可以拯救他。
朱买臣：给食前妻，是报恩还是报仇？
小人得志是怎么样的？我想，第一，他们会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第二，他们衣锦必须还乡，更不能夜行；第三，他们的自尊心很强，容不得一点轻慢，总是在伺机反扑。
其实，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不该用这么鄙夷的语气，这样的表现，也不过是人之常情——如果受尽白眼之后，又一朝发迹，还有多少人能心态平和充满正能量呢。朱买臣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家伙显然不例外。哪怕他是一代名臣，又是不错的辞赋家，也无法掩饰他的性格基因里，写满了“小气”两个字。
早年，朱买臣家里很穷，又不事生产，只好以卖柴为生；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一起背柴。但她特别看不惯朱买臣在路上大声背诵诗赋的酸腐样；妻子越劝，朱买臣就越大声。妻子觉得丢脸，提出要离开他。这就说明，朱氏一直有陪同朱买臣劳动，并不是嫌朱买臣穷，而是嫌他不务正业，丢人现眼，四十多岁了还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大喊大叫。面对妻子的责备，朱买臣不仅不听，而且欲发高声，并说：“我到了五十岁就一定会发达的，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富贵了一定有你的好处的！”古人的平均寿命很短，四十多岁都半截入土了，还疯疯癫癫地说自己马上要富贵了，我想，他的妻子有责任一个耳刮子把他给打醒。
离婚后，朱买臣一个人在外边背柴。一次，他的前妻与其丈夫一起上坟的时候，看到朱买臣又冷又饿可怜兮兮，就送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做官了，“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他也报答了妻子——他也对前妻和其丈夫“给食之”。只不过，他不是在报恩，而是在报仇。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后，百余乘车送迎他；到了吴地，他看到前妻与其丈夫和一群人在修路，他就停下来，让这夫妻二人坐到后面的车上。到了太守府，他就把他们二人安置在府内，送给他们吃的穿的用的。这当然不是朱买臣厚道了。人家有手有脚自给自足地过着安生日子，你把人家夫妻当众架到家里软禁，这不是折磨和羞辱是什么？就这样，他把前妻羞辱到自杀为止。
那些津津乐道于把朱买臣妻子自求离去当成“嫌贫爱富”的教育故事的，无疑是受了后来编造的影响。比如，元人有杂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明人有传奇《烂柯山》，说的都是这个故事，但关键的结局变了，变成朱买臣当上太守之后，朱妻乞求朱买臣复合，而朱买臣则很酷地泼水马前，表示覆水难收。其实，“覆水难收”这个成语跟朱买臣没有半毛钱关系，它出自《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但现在，人人都觉得它就是朱买臣对前妻的态度了。
《烂柯山》更过分，朱买臣不仅泼水了，还说：“羞死宜甘，强辞宜补。”其前妻于是投河而死。买臣即把尸首葬于亭湾，名为羞墓，来继续这种羞辱。
这种改编不奇怪，因为《汉书》写的时代更接近、更了解朱买臣，而且女人改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元、明时期呢，贞操至上，一个女人要求离婚再嫁，那就是天诛地灭了，不仅要在肉体上消灭你，精神上也要消灭你。
朱买臣的为人如何，也可以在他的其他事迹里看见。当初，朱买臣在待诏时，经常寄居在会稽郡邸的守门人那里吃饭。买臣做了太守之后，故意穿上旧衣服，怀里揣着印绶，步行到郡邸。当时，会稽的小吏们都在吃饭饮酒，没有注意到他；买臣到了室中，跟守门人一起吃饭，吃饱了，故意露出来一点印绶。守门人很奇怪，扯出来一看，是会稽太守印。开始大家都不信，一旦确认是真的，可以想见，又该是如何惊慌失措！一群小吏和守丞相互推搡，一起排列在中庭，等着参拜朱买臣。朱买臣这才慢悠悠地出门，接受参拜。过了一会儿，长安的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乘驷车离去，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这让我想起有一位很著名的喜欢家暴的事业成功男。他接受采访时说，他坐飞机很喜欢领了登机牌却迟迟不上飞机，享受着机场一遍一遍地广播他的名字的那种快感。他需要以戏剧性的效果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朱买臣的死，是因为张汤的死；张汤的死，又是因为朱买臣等三位长史的陷害；而朱买臣的陷害，则是因为张汤对朱买臣不够尊敬，其中还包括“坐床上弗为礼”这种事。他的心眼针尖那么小，是一以贯之的。
平心而论，朱买臣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跟周阳由、暴胜之，甚至和张汤比起来，也平淡得很，让人生发不出什么深切的感慨。他才是官场上最为普遍的一种人：有点才能，庸俗不堪。
淮南王造反疑云
淮南王刘安，是传说中豆腐的发明者；同时，更是文化巨著《淮南子》的主编；在《汉武故事》中，更变成了“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术之士，能为云雨”的传奇，是一个令人充满绮想的人物。不过，在历史上，他的身份就尴尬得多了：他是皇室宗亲，因谋反而被迫自杀。
淮南王这个人，其实是很希望有一番成就的，至少在文化上，他做到了。他招聚天下的宾客和游士数千人写书，编写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光是谈论神仙、炼丹技术的就有二十多万字。喜好文学的武帝也很欣赏他，他进献的新作，武帝会秘藏起来；每次宴会拜见皇上，他们都谈论古今得失和方技、赋颂，一直谈到天晚才停止。
这不好好的吗，怎么淮南王会想到造反呢？《汉书》里的记载是说，淮南王进朝廷的时候，武安侯田玢说：“皇上如今没有太子，而你是高帝的亲孙子，皇上百年以后，肯定会立你为帝。”也就是这句话，再加上彗星出现，让淮南王有了争帝位的妄念。
我非常怀疑这是欲加之罪（当然，早有史家怀疑了）。淮南王又不是傻子。他是武帝的叔叔，这段对话是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当时武帝十七岁，刘安约四十岁，叔叔要什么时候才能捱到侄子死呢？而且，十七岁没有儿子不很正常吗？况且，武帝的叔辈、平辈、侄辈都一大串，万一武帝崩了也不可能轮到他啊。再一想，以武安侯田蚡的身份来说这段话也非常不合适。因为田蚡是武帝的母舅，封侯也因为此，却与刘安没有任何关系，这不砸自己的饭碗吗？
如果承认淮南王和田蚡不是脑残，就知道这绝不是淮南王谋反的动机。而且，依官方说法，淮南王从建元六年（前135年）开始策划谋反，到元狩元年（前122年）自杀，这十四年间，他没有调动过一兵一卒。
说到底，就是没有反心。不管是最后有没有谋反之意，都不是出乎淮南王的本心。
反过来看，汉武帝倒有杀淮南王的动机。淮南王“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又养士，正是武帝最讨厌的。武帝还有一个异母哥哥河间献王刘德，也非常有学问，为人仁厚，声望很高，结果武帝冷冷地说：“汤从七十里最后称王、文王以百里地也能即位，你再努力一把吧。”意思就是你再行仁义，皇位就是你的了。刘德只好从此沉缅酒色，郁郁寡欢。
史书的书写总是利于当权者的。淮南王被查出谋反要治罪，他自杀了；其后，上下公卿、官员等，牵连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这种情况下，想要什么样的口供不能拷出来？不敢说淮南王全然无辜，但至少，这桩二千年前的“铁案”疑点多多。
有一个细节比较有趣：
淮南王手下有一个官员叫伍被，很有才能，淮南王多次召他一起参加谋反，他就是不肯，说：“现在天下相安无事，朝廷万事都尊卑有序、合乎情理，风俗淳正，纲纪完善；虽然赶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不过也差不多了。”淮南王听了很生气。伍被只好说：“我有一个办法。现在诸侯对朝廷无二心，百姓对朝廷无怨气，您要制造矛盾。您可以伪造一些上奏文书，强行迁徙郡国豪强、遇赦的犯人，以及富人去朔方郡，百姓一定很生气；您再伪造皇帝的诏书，逮捕诸侯太子及其亲信大臣，诸侯一定很气愤。这时候您趁机劝大家造反，就有希望了。”
可惜淮南王没有听从。他一定是个天秤座，才会如此地犹豫，如此地拖延。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造反？不就是对现状百般不满、别无出路了吗？既然这个政府样样都顶呱呱，淮南王想造反，就得先抹黑当时政府，拆政府的台，这才能有受众。
我怀疑这段话也被严重篡改过。武帝好大喜功，当时已出征匈奴，劳民伤财、民怨极大，哪里是伍被所夸的那么万民归心、政治清明？其次，武帝多次迁徙豪强和富户去穷地方，相当于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根基，民间早就怨声载道了；其中“元朔三年夏，招募民众十万人徙朔方”，是想把这次的坏影响都栽赃给淮南王，说是他干的吗？
其实，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只乌鸦，不用抹黑也是黑的；这段处处有漏洞的供词，反倒透露出朝廷的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之能。
最好笑的是，皇帝与大臣们商量，伍被过去说了朝廷很多好话，可以不杀了吧？但大臣们不同意。光吹统治者好没用啊，还是被杀了。
公孙贺：哭着不愿做丞相的人
有一幕情景，我印象深刻。那是公孙贺被汉武帝拜为丞相时，但公孙贺不接印绶，反而在那里一边磕头一边痛哭。他说：“我本来是边地身份卑微的人，靠着鞍马骑射的才能做了官，本领不能胜任宰相。”武帝和他身边的人看到公孙贺那么悲伤的样子，也感动得流泪了；武帝说：“扶起丞相。”公孙贺还是不肯起来。武帝生气了，站起来要拂袖而去，他才不得不接受丞相一职。出来的时候，公孙贺身边的人问他缘故，他说：“皇帝贤明，我的本事不够，恐怕要担负的责任太重，会遭横祸啊。”
有多危险呢？因为公孙贺知道，在武帝一朝，从公孙弘之后，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三人都因事而死，他的前任石庆虽然因为特别谨慎没有出事，也多次被武帝谴责。他自然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其实，以公孙贺的资历，他不应当这么害怕，还怕到痛哭。首先，他在年少时就从军，数次立功，还是武帝的太子舍人，从小就跟着武帝；他还娶了卫皇后的长姐卫君孺，与武帝是连襟。《史记》里说，公孙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虽无功劳，也有苦劳。
公孙贺还知道担心，可是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却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公孙敬声做太仆时，骄纵跋扈，还擅自动用了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发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救儿子的命，向武帝请求去抓捕阳陵大盗朱安世来换。武帝同意了。公孙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朱安世抓住了。可一个能让武帝都头痛不已的大盗，怎么会甘心就这样被擒？况且那时的游侠之风还在民间紧一阵松一阵地刮，大盗同时也是大侠，他是拥有很多信息资源的。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揭发了公孙敬声不仅与阳石公主私通，还在皇帝的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诅咒皇帝。武帝得知后十分生气，下令追查。而一边早就想干掉太子的江充等人，趁机对付这一支卫太子和卫皇后的派系。于是乎，公孙贺父子死在狱中，公孙家被族诛，巫蛊之祸由此而起。
公孙贺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他没有猜到原来他的丞相生涯是以流血漂橹、尸横遍野、国本动摇来作为收梢的。一场大战，长安城死了几万人。
《汉书·公孙弘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丞相府的馆舍房间，后来竟然都破败得被当作了马厩、车库或者奴婢住的房子。这是武帝着意打击丞相的结果。武帝为了加强集权，把内朝和外朝正式区分开来了。丞相的权力大大下降，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另外设立了“位在三公之上”的大将军，又提高了侍中出入禁宫的特权。简单地说吧，在高祖、惠帝等时期，丞相向皇帝施礼，皇帝是要起身还礼的；而到了武帝后期，就不理会这一套了。
历武帝一朝，共有十三位丞相；得以善终的有六位：卫绾、田千秋、许昌、公孙弘、薛泽、石庆。显然，这些能安静地活下来的人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没有大的才能，谨慎、老实，或者最起码看起来老实。幸福都是相似的，被搞死的各有各的死法。
窦婴的死，主因是其喜欢养士，又与豪族结纳，犯了武帝的禁忌。田蚡贪奢、霸道，喜弄权术，病重而死；武帝后来发现田蚡曾经卷入淮南王刘安的谋反中，恨不得把他族灭了。李蔡，因盗景帝陵园冢地获罪自杀。庄青翟的死，是因为手下的三个长吏陷害张汤，武帝要为张汤报仇。赵周死于“明知列侯所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重量不足却不上报”的罪；公孙贺死于巫蛊之大逆；刘屈氂则死于欲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又祝诅主上。
所谓伴君如伴虎。做臣子的自己不检点，武帝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除掉他们的借口。
所以说，即使当了丞相，位极人臣也不要掉以轻心，皇帝随时可以拿一个莫须有的借口，一个口径合适的黑锅，让你温驯地死掉，死的时候不带走一片云彩。
李夫人的兄弟们的下场
李夫人因为哥哥李延年的一首《北方有佳人》而为武帝宠爱、为时人所知，她临终前的知情识趣更为人所赞叹——话说，李夫人病重的时候，武帝亲自去看望她。她蒙着被子不肯相见，说：“我因为病得久了，现在太憔悴，不敢见你。希望你好好善待我的兄弟们。”武帝百般哀求她都不肯露脸，只好生气地离开。有人问她，李夫人说：“还是不见的好。我是因为容貌得到宠幸的，现在我这么憔悴，他失望了，就不再喜欢我，怎么可能再因为顾念到我对我的兄弟们好！”
我们来看看她去世后李氏兄弟的命运吧。
哥哥李延年因为有音乐才能，被任命为协律都尉；但不要忘了，李延年本身也是武帝的男宠。
弟弟李季，在李夫人去世后，因为祸乱宫闱，和后妃们乱搞，被族灭了。
哥哥李广利，比较复杂。李广利多次出征匈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卫子夫的哥哥卫青，也是这样飞黄腾达的，连外甥霍去病也成为名垂千古的战神。武帝也想以同样的路径来把李氏家族带上荣耀的巅峰。但最后呢？
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统军将领，带数万人进攻大宛。这次的重要目标，是要去贰师城夺取宝马（贰师将军一号由此而来）。这里要为武帝说句公道话，夺宝马并不是为了猎奇，而因为马匹是骑兵的重要战略装备，宝马对建设和提高骑兵的战斗力举足轻重。但此时情形与当初卫青们出征匈奴已不一样了。大宛都城离长安一万二千五百五十里，又因为缺水和缺粮草，路上军队就会死掉一半，怎么还能打仗？李广利一路过去，西域各小国都坚壁清野，他只好一路攻城，打下来之后弄点吃的，打不下来就赶紧走，找下一个城市，否则几天都撑不下来。这样还怎么攻打大宛？到达郁成时，几万人只剩下几千人了；没办法，李广利只好折回来，回到敦煌。结果武帝大怒，下令，谁敢进玉门关者，斩！
至少可以看出来，李广利的军事才能，与卫青等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为什么要挑选他？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透露了：“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这是武帝的私心。除了军事才能低劣之外，西汉末史学家刘向还说李广利在伐宛过程中“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仅此而己。
初战不利。第三年，武帝又给拉了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让李广利带领向大宛进发。这一次，绝对称得上浩浩荡荡，随大军出发的有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和骆驼上万头，运输粮食的车队从长安可以排到敦煌。以全国的力量来为李广利助攻。
请相信，“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口号的确是有用的。从古到今，我们特别擅长动用一国的力量去完成一件事，这种代价既包括累累的白骨，也包括累累的黄金、累累的财富。然后，得到的结果或许是皇帝封禅，或者是下西洋换回几只奇珍异兽，又或者是某些政绩。在这里，还包括小舅子的仕途。
这一回，李广利是抖了起来，沿路的小国看到大军，都把粮食贡献出来，轮台城军民激烈反抗，李广利攻下后就屠城。大宛贵族害怕了，杀了大宛王投降，并把宝马都献出来。否则，李广利连大宛内城都攻不进。李广利以胜利者的姿态封侯。
征和三年，武帝又派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出征；李广利离开京城时，和丞相刘屈氂密商要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但在其后的巫蛊之案中被牵连的刘屈氂被告谋反，腰斩、族灭。正在攻打匈奴的李广利得知后心绪大乱，想牺牲全军以立功，结果七万人全军覆灭，他心灰意冷地投降了匈奴。
李氏家族再次被族灭。
你看，李夫人这么聪明，能照顾好她的兄弟们吗？不能。光靠裙带关系，升得快，死得更快。
倒是她自己，还算不错，武帝按皇后礼来葬她；而霍光把李夫人追谥为皇后，与武帝配飨——李夫人的优势在于，李氏家族都死光了，不会影响新任小皇帝的地位。
卫太子：哥不是小白兔
卫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刘据与武帝政见不同，日益疏离，致使父子间沟通不畅。因此武帝在巫蛊之乱中被江充、苏文等佞臣蒙蔽，刘据起兵反抗后兵败逃亡，而后因拒绝被捕受辱而自尽。后来，武帝非常后悔，也促使他“轮台悔过”进行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依我看来，这个世界上的冤案很多，汉武帝制造的冤案也很多，不过，并不包括戾太子之死。
这么说，并不是我认为卫太子该死；相反，我对历史上的这个人物颇有好感。我只是认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和事实认定来说，刘据确实是矫诏了，起兵了，与朝廷军队开战数日，死伤数万人，这不叫造反那什么叫造反？
事实上，在昭帝时代发生了一件事，证明了法律界人士对此事的认知。有一位男子自称是卫太子（当时卫太子已自杀九年），昭帝就让大家一起辩认，大家都不好处理。结果，京兆尹（类似于北京市长）隽不疑赶到，一到就叱喝着手下把这个“卫太子”给绑起来。他说：“你们怕卫太子干什么？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亡了；哪怕是真的，今天回来，也是罪人啊。”
我想，民间认为刘据造反是被逼的、冤曲的，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让百姓对他越来越失望；另一方面，是刘据被描述得很软弱温和。把一个软弱温和的人都逼着造反了，武帝啊，你该有多坏？
但正义并不跟你是温和还是激进直接挂钩。这么说，对那些较有手段、较有能耐的行动派是不公平的。
就说刘据吧。首先，他并不软弱；其次，他非常有实力；还有，他是一个相当成熟有力的政治人物——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
生下刘据的时候，武帝已经二十九岁了，他非常兴奋，一出生便命人为刘据作《皇太子赋》，等于提前昭告天下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是太子，并将他的母亲卫子夫由夫人立为皇后。刘据七岁时，武帝命天下鸿儒名师为其教授《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太子加冠后，武帝为他修建“博望苑”，让儿子在那里跟宾客往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从其所好”。
刘据是走儒家一派的，仁恕敦厚。武帝虽然也在学术上“独尊儒术”，实则是外儒内法，走的还是凌厉酷法治天下的路数。当初宠爱的时候，鼓励儿子养士；长大了以后，有了其他宠妃和其他儿子，就说人家是政见不和，男人心啊，海底针！
当然，卫太子的势力中，最重要的是卫青和霍去病一族。武帝跟卫青说，你放心吧，卫太子的地位很稳的。我现在是在忙着征战打江山，但我打下江山，就是给太子坐的；他性格不像我，而是温柔敦厚，很好，我就是要这种能安定天下的太子。
武帝是说给卫皇后和卫太子听的吗？不，就是说给卫青本人听的。
除了卫青这个后台，还可以看出，刘据的性格、主张、政治立场都相当稳定；他也获得朝中不少儒士的支持。
但武帝年老之后，终于和壮年的太子产生了龃龉。面对江充的诬陷和打击，卫太子与卫皇后完全没有机会和武帝沟通，情势很紧张。卫太子是怎么应对的？他和皇后一起，“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杀了江充。之后，再率部下和宾客为将领，同时动员数万市民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
事发突然，卫太子却能有这样的军事调度能力，势力不可小觑啊！由此看来，卫太子是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他绝非小白兔。
我觉得，与其让后世的直系子孙宣帝们替他装可怜，说卫太子是蒙冤去世的；不如告诉大家，这一次就是卫太子所代表的儒家力量和晚年武帝代表的儒法吏和宦官系统的直接血拼。卫太子的死，促进了武帝的“轮台诏”和改弦易辙，虽败犹荣。
老公废立皇帝，老婆废立皇后
芒刺，指植物茎叶、果壳上的小刺。芒刺在背，形容内心惶恐，坐立不安，如同有芒刺扎在背上。通常情况下，考试时监考站在旁边一直看着你，考驾照时教练坐在副驾上盯着你，出丑时心仪的女神正在看着你，那样的感觉都可以叫作“芒刺在背”。
这个成语，是汉宣帝创造出来的。在霍光跟从骖乘时，他就是这种感觉。
骖乘即是居右边陪乘的人。霍光死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骖乘，宣帝坐车感到放松舒服，也愿意亲近张安世。难怪民间说，霍光的死，其宗族被诛，是因为其威震天子，“祸萌于骖乘”。宣帝对霍光百般不爽不难理解，因为他是人家霍光扶植上来的皇帝，霍光要是对他不满意，那就说不定又是尸横遍野的废立之争了！
昭帝和宣帝，都由霍光辅政，而且霍光都独揽大权；但这两位皇帝对霍光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先谈昭帝。上官桀和上官安为讨好盖长公主，为其情夫丁外人求封，霍光不许，一下得罪了四个人；上官桀在昭帝面前告霍光的状，昭帝不信，愈亲近霍光而疏远桀、安。后来，上官桀一党还有说霍光的坏话的，昭帝很生气，说：“大将军霍光是忠臣，谁再敢说大将军不是，我就不客气了。”昭帝信任且依赖霍光，显而易见。从此，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上官桀等人只能准备背后借机杀霍光，再废帝迎立燕王。结果，霍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
霍光为人沉静详审。他的经典故事就是，每次从下殿门进出、停顿、前进有固定的地方，有人偷偷观察，没有出过错。他也是有惧怕昭帝的时候的，因为担心昭帝不信任他。你可以说上官桀等政敌是构陷霍光的小人，然而，未尝不是对霍光起监督作用的有效制衡。这位权臣这时还是活得比较小心的。
到了宣帝时代就不一样了。中间隔了一个二十七天就被废的昌邑王，也意味着，宣帝也有可能被霍光废掉。宣帝能不“如芒刺在背”吗？霍光能不在巨大的权力面前膨胀起来吗？就算他不膨胀，他的家人亲属能不膨胀吗？
说实话，在昭帝时隐藏着的霍光的“恶”，基本上全都在宣帝时代爆发出来了。霍光奈何不了他的家人。他的继室霍显开始起作用了，他的子侄女婿们也纷纷成长起来。他们要么蠢得惊心动魄，要么傻得铮铮发光。霍显为了能让自己的女儿当上宣帝的皇后，勾结医官淳于衍在许皇后的药里下毒，后来又指使当上皇后的女儿毒死太子。没错，霍光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然而，朝廷追查时，霍显很害怕，把具体情况告诉了霍光，霍光不仅不处置，还帮淳于衍打马虎眼。不仅如此，霍光还附和了老婆的意见，把女儿送上了皇后宝座。
光是这一条，就是死罪。
诸多子侄的不成器，也直接导致了霍家的灭门。这些罪过，不能把霍光从里面干净地剥离开来。
大概霍显的逻辑是，我老公能废立皇帝，我就能废立皇后吧。可惜，前者是遵循法理，亦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的；而后者，则是弑主。霍显的脑子不行，霍光的呢？也不行了吗？
你说这是不是墙倒众人推，谋反失败后被史书所妖魔化？可能有。但几条昭著的罪恶是免不掉的。按此前霍显和霍家人的所作所为，以汉律来论，抄家灭门已够格了。至于霍光是否像王莽一样，“谦卑未篡时”？如果他活得够长，会不会因为被宣帝的冷淡，也支持霍禹、霍山造反？谁知道呢。
最悲哀的是，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那一脉，今天看起来都是坏人，都是矫情。在史书的渲染下，在我们精致的价值体系的匡正之下，忠心已经成为了我们血管中的毒液。我甚至很难为上官桀、桑弘羊们找到有利的证据，也没有办法为后来的霍禹、霍山们说好话，因为这些史料都阙如。失败者不仅从肉体上被消灭，在声誉上也被踩了一万只脚，黑得万古如长夜。然而，放在当时，焉知他们不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汉武帝的不肖子孙
汉武帝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帝，事起仓促。《史记·孝武本纪》是褚少孙补写的，文学性过强，武帝“立子杀母”的记载靠不住；《汉书》里则简略多了：“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后上疾病，乃立钩弋子为皇太子。”说明钩弋夫人是死于过失。而武帝立其子为太子，则是别无选择，因为在他立了太子之后第二天就崩了。同时任命的，还有霍光等四位顾命大臣。
其实，除了可怜的戾太子刘据，早死的齐王刘闳、昌邑王刘髆之外，武帝还有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两位成年的儿子，武帝绕过他们立幼子，个中原因，还是令人遐想。也正因为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别人要拿这些疑点来做文章就难免了。
这不，燕王刘旦就跳出来，声称刘弗陵不是武帝的亲生儿子，准备自己做皇帝。
燕王旦和广陵王胥都是李姬所生。自从戾太子败亡、齐王刘闳（宠妃王夫人所生）死了之后，燕王就是武帝的长子了。这个刘旦，颇有才艺，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也广招游士。他认为自己应当是太子，就上书请求回京贴身护卫皇帝。这就是赤裸裸地谋求立储。武帝很生气，把他的使者下到狱里。后来刘旦又因为窝藏亡命之徒，被削郡，减少封地。武帝由此厌恶他，改立最小的刘弗陵为太子。
这个燕王实在是不晓事。他起码犯了几桩显而易见的错。第一，武帝讨厌游侠，而且是极讨厌。第二，汉代以来，太子之位是“立贤不立长”，以年长求立，是傻冒。第三，立储，本身就是帝王最忌讳的事情，毫无过错的刘荣就是因为有人嫁祸其母栗姬谋立皇后，白白被废。养了那么多士，这么基本的道理都没人告诉你吗？
燕王不承认昭帝。他派使者去长安，问执金吾广意立太子当时的情形，并表示不相信。后来，霍光秉政，大把地赐给燕王钱和封地，燕王反而生气，认为自己应当是皇帝，哪里需要霍光的赏赐？他便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开始调兵遣将，做好谋反的准备。他的理由是，以前高后时，立惠帝之子刘弘为帝，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惠帝之子；现在我怀疑立的皇帝不是武帝的儿子，而是大臣谋立，天下人应该讨伐他。
以此为依据，刘旦与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勾结谋反。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据有限的史料来看，刘弗陵是武帝亲自立的太子，并且也有意让他继位的。因为昭帝年少，霍光执政。“（昭）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昭帝事事依赖霍光。到了十四岁时，刘旦派人上书，说霍光意欲谋反，昭帝压根不信。而且，此后别人无论再怎么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只对霍光更信任。
一边是顾命大臣霍光，一边是他的哥哥燕王、负责养育他的姐姐盖长公主、岳父上官安；前者是疏的，后者是亲的——互相指责对方谋反。神奇的是，年幼的昭帝一眼就能拔开迷雾，看出支持霍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哥哥姐姐们全都是要他的命的。武帝啊，小刘弗陵那么明智，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除了坏心眼的燕王刘旦，武帝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刘胥吗？干吗要立一个小孩，再让外人来辅政呢。那我们来看看刘胥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刘胥身材高大，喜欢倡优游乐，力能扛鼎，还能空手搏斗熊罴猛兽。可惜这些都不是帝王所要求的素质。“动作无法度”，其实就是指他为非作歹，最终还是不能立他为嗣。他的人品和智商，是后面一步步显现出来的。
也许是武帝崩时，刘胥觉得自己的机会不大吧，他并没有流露出要当皇帝的野心。到了燕王谋反被诛后，刘胥已变成了武帝的长子、皇帝的哥哥了。他看到昭帝小，又一直没有子嗣，心里就痒痒的，希望下一任皇帝轮到自己。他的办法，就是请来楚地的女巫李女须，下神祝诅。李女须作法，声称孝武帝附体，还以武帝的语气称“我要让刘胥当天子”。刘胥乐开了花，又让她向巫山祝祷。恰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昭帝去世的消息，刘胥乐颠颠地杀牛还愿，以为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了。——结果，选出来的皇帝不是他，而是他的侄子昌邑王刘贺。
刘胥又请李女须祝诅昌邑王。没过多久，昌邑王被废。刘胥乐坏了，更加相信女须了，赐钱赐物。——结果，情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选出来的皇帝是他的侄孙刘病已。刘胥简直疯掉了。他又让女须祝诅。
看出来了吧？刘旦只是没品，刘胥不仅没品，还脑残。
直到宣帝立了太子，刘胥才终于接受了事实，知道再也轮不到他了，放弃了祝诅。刘胥还与楚王刘延寿勾结谋反，幸而被赦免。他又纵容儿子刘宝作奸犯科，杀人越货，后来刘宝被弃市，他也被剥夺封地。他不服，再一次让女巫祝诅皇帝。
祝诅在当时，是谋逆，一次就足以抄家灭族。而刘胥，却拿它当家常便饭，不事发才奇怪呢。而且，能养出刘宝这种奸淫庶母的儿子，刘胥本人有多昏庸有多不靠谱，也可想而知。
武帝的眼光是不错的，他很早就看出刘弗陵的两位哥哥是什么货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武帝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年幼的刘弗陵，并一口气选了四位顾命大臣。
有时挺同情皇帝的，继承人的问题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生出来的儿子，有时靠教，有时靠命，有时又靠天。管你是“立贤不立长”，还是“立长不立贤”，后辈子孙总归有不肖的，总归要把你的江山丢掉的。
王吉：你是儒生还是方士？
儒家曾经出过一些迂腐的人。迂腐的人很可怕，就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就是那种站在宇宙中心，全世界都必须膜拜他的人，因为他是正确不可撼动的，掌握着宇宙真理。最迂腐的那一等，仗着自以为是的正确，连命都可以不要，只要你听他的理。往好了说，这叫执着；往坏了说，这叫偏执型人格。
“人无疵则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毫无瑕疵，本来就是瑕疵。我真不是来黑儒家的，皆因史书中这类迂腐的人，多是记在《儒林传》的账上；而儒家的“内圣外王”的主张，最利于培养这种又诚实又讨厌的人格。王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孟子曾因为回家看到老婆在闺房内“箕坐”（屁股着地，两腿自然展开如簸箕），就气得要休掉老婆。王吉也不遑多让。年轻的时候，王吉家东边的邻居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枝干伸在王吉家的庭院里。王吉的老婆就把枣摘下来，给王吉吃。王吉十分生气，认为老婆这是偷东西，就把老婆休掉了。邻居特别过意不去，觉得是自己的枣树害得人家夫妻不和，就打算把树砍了。周围的邻居得知后纷纷要求王吉把休掉的老婆请回来复婚。当时，街坊里流传一句话：“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知道的呢，就说王吉极为廉正，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不知道的呢，就会以为王吉是不是早就想休妻再娶，或者是要恶心邻居、栽赃邻居呢。
王吉还有许多奇葩的言行。王吉曾经担任昌邑的中尉。而昌邑王刘贺，喜欢游猎，毫无节制，王吉就上疏劝谏。他的劝谏就是，打猎这种事情，既不利于身体健康，也不适合道德提高，您应该学习多做伸展运动，多走路，多呼吸吐纳多练气，这样养生就很好啦！
唉，昌邑王进宫时不过十六七岁，此前更小，王吉劝人家做这些老年健身运动，难道不是鸡同鸭讲吗？
刘贺当然听不进去，不过知道王吉是为他好，就让人给他赐酒赐肉以示尊敬，做与不做就不一定了。
同样是诤臣，龚遂的劝谏就实在而得体得多，比如，要求处置替刘贺强抢民女的侍臣，再比如，要求刘贺为昭帝典丧时必须按礼制痛哭。这些，刘贺都听从了；正是因为龚遂的建议，也让霍光等人对其产生了还不错的第一印象。
王吉说过比较有价值的话，大概就是劝刘贺当上皇帝以后，“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指霍光），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就是唯霍光马首是瞻。这是对的，可惜刘贺又没听进去。结果，刘贺被废了之后，除了常劝谏的王吉和龚遂髠为城旦之外，其余昌邑属臣二百多人皆被诛杀。
宣帝登基以后，也像武帝一样，颇有好大喜功的迹象，宫室车服都比昭帝时要奢华，同时又信任外戚许、史、王氏等。被起用的王吉又上疏劝宣帝。劝的是，希望皇家能省点钱，“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要把男女伦理、上下尊卑确定起来，等等。老是说这种主子不愿意听的话，虽然没错，宣帝也嫌他的话太迂阔，不怎么听他的。
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人，在微博上的时候，你谈明星谈时尚，他就说你有这个精力为什么不关心贫困学生；你说你捐了钱给爱护流浪猫的基金会，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关心山区孩子而去关心畜生；你调侃几句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他就说这个社会贪官还这么多你怎么不为底层百姓说话？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道德审判权。当然，王吉虽然有道德洁癖，好歹人家有点真学问，匡正主子亦是他的职责；那些自费做人家道德导师的，就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对于王吉这一类的人，班固看得很清楚。王吉与贡禹、龚胜、鲍宣等都为官清正，敢于进谏，都是有节操的人。“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这些人，内圣勉强近之，外王就算了，他们过高估计自己了。有时，真不知道王吉这种类型的人，算不算是道德原教旨主义者。要是不幸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老婆，比如上司，不知是不是要整天都找地缝钻呢。
然而诡异的是，王吉虽然看起来没有幽默感，但他自己的生活可经营得不赖。一方面，他很清廉，搬家的时候，装的不过是一大袋的衣物，毫无积蓄，回乡后亦如同平民百姓般的布衣蔬食；另一方面，王吉又喜欢高车大马，华衣锦服。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清廉，又奇怪他能够这么奢侈：这么多好衣好车好马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民间有一句俗话，叫作“王阳能作黄金”。没错，《周易参同契》中谈及王吉炼黄金之事甚多，所作的黄金，即是伪黄金，用来换好车好马好生活。后来的道教文献又将王吉称为“积行成仙，不学而得”的仙人，陈寅恪老先生则认为王吉家族与后来的天师道有极深渊源：总而言之，王吉是个饱学儒士，同时还是个擅长炼假黄金、身份不公开的方士。
儒生和方士，这两个迥然有异，甚至价值观相反的身份混搭在一起了；很难理解王吉是怎么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自由转换的。当时的法律疏松，不过不久以后的刘更生（一代大儒，后改名为刘向）奉皇帝之命炼金，却被人劾为炼假黄金，罚当处死；由这个判例看来，这种事若查出来，王吉肯定难辞其咎。查不出来呢？他就仍然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点江山。
杨恽：死于乌鸦嘴
杨恽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不高，要谈他，就要先拉出他的家世来矜夸一下。他是汉昭帝时丞相杨敞的儿子，还是司马迁的外孙。
作为丞相的儿子，司马迁的外孙（虽说通常外孙这样的旁支很少沾得上光了，但宣帝时曾迁杨恽来阐述传播其外祖父的书，王莽时又封司马迁的后人，说明司马迁地位已经很超然了；又因司马迁被宫再无子嗣，故其女儿的旁支也可继爵），杨恽以才能著称，好结交，早就名显朝廷了。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得以传播流传，杨恽是有很大功劳的。
除了揭发霍氏谋反让杨恽得以封侯，还有两件事，也增加了杨恽的好名声：一是废止了郎官出补外官要出钱的“山郎”贿赂制度，二是轻财好义，父亲的财产都分给宗族，后母给他继承的财产他也全部分给后母的昆弟。他廉洁无私、处事公平，都是人人赞誉的。
然而，杨恽性格中有致命的短板。按木桶原理来说，就是他最糟糕的一面决定了他的命运。《汉书》中云，“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再有才能再慷慨，天性记仇又阴毒刻薄，无论如何也是不讨人喜欢的。这就种下了恶果。
与杨恽有过节的太仆戴长乐的下狱是一个导火索。戴长乐曾奉诏摄天子事，在宗庙演习礼仪，回来他就大剌剌地对掾史说：“我亲自面见受诏，而且还是秺侯金日磾坐在副帝的位置上御车。”结果这番话被人告上去了，称其“非所宜言”。戴长乐怀疑这是杨恽让人上告的，也上书告杨恽。
杨恽犯的罪，其实和戴长乐一样，老是说一些不得体的话。一次，高昌侯董忠的车奔入北掖门，杨恽就对人说：“听说以前有奔驰的车撞到殿门，人亡马死，没多久昭帝就崩了。现在又是这种情况，看来这都是天命啊。”还有一次，单于使者的信在朝中被遍示群臣、大家在讨论匈奴会不会来朝的时候，杨恽又乌鸦嘴了：“冒顿单于得到汉朝的好吃好用的，称其‘殠恶’，显然对汉朝没兴趣，看来是不会来了。”有一次杨恽看着西阁上画的帝王图，指着桀、纣对旁人说：“天子如果经过这里，问一问这两个人的过错，就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训了。”一次听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被杀了，杨恽说：“碰上一个坏皇帝，大臣的好建议都不用，自己也会被搞死。秦朝的时候任由宦员乱政，诛杀忠良，所以走向灭亡；如果好好能任用大臣的话，政权就能延续至今了。古代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有一年，他说：“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我猜，天子今年肯定熬不到去河东祀后土祠的时候了。”
这样的句子我勉强翻译出来，多数仍然很难理解有什么问题。戴长乐上书在列举这些“罪证”的时候，是有几句评论的。比如，西阁上画的人明明有尧、舜、禹、汤，你为什么不称这几个好帝王，偏偏以桀、纣为例呢？你安的什么心？比如，你引用秦朝灭亡的故事来影射今天，诽谤皇上，想不想活了？比如，你猜皇帝活不长了，把皇帝编进段子里，更是大逆不道！
对于这样的逻辑，我无法反驳。杨恽那张嘴是比较不经大脑，说话难听，然而，都是私人场合，造成什么坏影响了吗？都是评论而非谣言，煽动出什么恶果了吗？即便有罪，又能坏到哪里呢？
其后，杨恽并不认罪，希望找人作证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结果还没成功就被宣帝侦知了，又成了一重罪。结果，杨恽的罪名被编派得非常严重：“不竭忠爱，尽臣子义，而妄怨望，称引为恶言，大逆不道。”宣帝不忍杀他，就把杨恽和戴长乐都免为庶人。
因为有昭宣的中兴，一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颇高。然而，当其太子刘奭委婉地劝他：刑罚请不要太过分的时候，宣帝就生气了，认为刘奭“柔仁好儒”，发出那声著名的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从根本上来说，宣帝就是另一个武帝，王霸杂糅，好大喜功，猜忍刻薄。
事实证明，宣帝并没有放过杨恽。杨恽没有了爵位，就开始在家里治产业，起室宅，大手笔地挣钱花钱，自娱自乐。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劝他，大臣废退之后，就应当闭门反思，夹着尾巴做人，不应当那么高调，更不能到处结交宾客。杨恽哪里肯听，写了一封《报孙会宗书》，洋洋洒洒，反驳了他。信中云：
“我犯这种错啊，夷灭都不足以塞责了，没想到还不杀我，都是圣主的功劳啊。我反思自己，应该做农夫过日子，所以才率领妻子儿女戮力耕织，以供给朝廷的赋敛。没想到就这样还有人不满！我现在已经是农民了，辛苦耕种；咱俩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也别再用卿大夫那一套来要求我了！”
于是，有人上书说，现在的日食，就是因为有杨恽这种坏人的存在——结果，杨恽下狱。这就是欲加之罪，连理由都懒得编了。加上前面那封《报孙会宗书》，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汉书》说杨恽阴毒害人，并无实事，唯见他脑子拎不清，老是乌鸦嘴。可是，谁说了乌鸦嘴是要被处死的呢？
就这么一个开明的时代，一位开明的君王，当时的臣民，会因为说了风凉话就被腰斩族灭。我们却称之为中兴，不吝赞美。
“天下第一能臣”黄霸
我的微信圈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励志故事，应接不暇的成功学ABC，许多朋友乐此不疲地相信这些教条会带他们抵达成功。现实中也差不多，很多人不是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希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然而，成功是个啥呢？做了小官，是不是就该做大官了？有了十万贯，是不是就想有百万贯？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点天分的；能安小富，未必就能驾驭大钱；小官做得好，不等于大官做得好。清楚地认识自己，比人云亦云地追求成功重要一百倍。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验证我这个说法。对我上面这段话最直白的注解，大概就算是宣帝时的名臣黄霸了。
黄霸的口碑非常好，在颍川任太守时，为天下第一能臣，他极佳的政绩，前后延续了八年，好到什么程度呢？黄霸无功，仅凭日常琐碎的行政工作，就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这在西汉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从武帝始到昭帝霍光秉政时，都是喜欢严刑峻法，一般的俗吏都以严酷为能事，唯独黄霸是以宽和著称的。宣帝上台了，知道民间疾苦，改用温和的人，就挑了黄霸为廷尉正，他做得不错。黄霸因为不愿意举劾长信少府夏侯胜大不敬之罪，两人一起下狱，在狱里，他跟从夏侯胜学习《尚书》，三年之后才出狱。我想，这应该是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在汉代，有较高声望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学术基础；黄霸出狱后，便一路扶摇直上，任扬州刺史，后又为颍川太守。
其实，从黄霸治理地方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特点一是耐烦，二是善意，他喜欢以教化为主，能不用刑罚的就不用，能不赶走的就留下。这是黄霸的忠厚之处。但他的精明之处在于他精于信息控制，能够从吏民的谈话中侦知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后者，光靠教化，恐怕没人买他的账，他也永远爬不上去了。比如说，黄霸派出一个年长诚恳的属吏出门巡视，属吏在道旁进食时，乌鸦忽然飞起来叼走了他的肉；回去后，黄霸就说：“你非常辛苦啊，在路边吃东西却让乌鸦把肉给叼走了。”属吏大惊，以为黄霸深不可测。从此，属吏连极小的事都不敢隐瞒。事实上，黄霸一直在把各种信息收集归类，比如说哪棵大树木可做棺材，哪里的猪可用来祭祀，他博闻强记，一说一个准，人家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都觉得他是神一样的存在。
然而，黄霸在地方上神一样的存在，到了朝中，就是神经病一样的存在了。无他，能力不足耳。
黄霸因为地方政绩太好，先后被封为关内侯、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再后来代丙吉为丞相。其实，黄霸为御史大夫时已经与丙吉相形见拙；一当上丞相，更是频频闹笑话。比如说，他就曾经召集高官和博士一起问各地来京禀报的长吏和守丞，要制定一些条例，要各地树立好风气。凡是那种有耕者让田界、男女不同路、道不拾遗的好风气的，就先上丞相殿；有，但是不具体的，排在其次；而没有这种良好道德示范的地方，就要排到最后，还要叩头谢罪。这个建议最后没实行，不过，黄霸已经打算这么干了。
就像是还怕黄霸不中圈套似的，此时丞相府上空飞来一些鹖雀，黄霸看到以为是神鸟，就商议准备上奏，说是因为他想净化风气之举做得好，所以皇天报下神鸟。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鹖雀是从京兆尹张敞府中飞过来的，可就是没人告诉他。这说明，丞相的虚荣心已经在起作用了。
张敞觉得这个丞相太傻冒了，禀报宣帝，要求废止黄霸准备施行全国的条例。宣帝也认为黄霸全民做好事的想法有点滑稽了，制止了这个行动，搞得黄霸非常惭愧。
大概你也看出来了，黄霸一到了京城，对信息的攫取能力就极度失败。如果不是张敞事先驳了他的面子，一旦他的政令真正实施，等待他的就不是没面子的问题了，命运会悲惨得多。对基本情况的判断失误，还导致黄霸做了一件蠢事：乐陵侯史高受皇帝重用，黄霸就推荐他当太尉。宣帝派尚书质问黄霸：选将相官员，是皇帝我的工作，而且我这么了解史高，哪里轮到你越职插嘴？黄霸吓得免冠谢罪，好几天才得到谅解。
从此，黄霸老实了，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话不敢多说一句，路不肯多走一步。
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丁·彼得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彼得定理”：“在层级组织里，每个人都会由原本能胜任的职位，晋升到他无法胜任的职位。”这个黄霸，就是这个悲催的不称职者。
然而，他在丞相这个位置上，仍然做了五年，后来死在任上。为什么宣帝明知道黄霸不称职还一直让他干下去呢？是因为黄霸虽然不称职，然而别人更糟。比黄霸聪明的，不如黄霸忠厚；比黄霸忠厚的，不如黄霸有政绩；比黄霸有功劳的，也可能心眼坏——谁坐在这个位置，都是如坐针毡。难呀！
黄霸当上了丞相，算成功吗？也许。可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一劳永逸的，包括“成功”。
陈汤：过山车一样的人生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这么解气的话出处在哪？就是陈汤打败郅支单于后上疏中说的。虽然现在已经被演绎成“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被骂成猪”了。
陈汤数次求出使外国。先来看一下背景。当时，匈奴已分成五个单于，其中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势力最强大，但呼韩邪抢先和汉朝交好了，郅支心怀怨恨，汉朝派卫司马谷吉把郅支的质子送回去，他却杀了谷吉。郅支索性和汉朝翻脸，与康居王通婚交好，还攻击乌孙。接着，郅支杀掉了康居王女和贵人，奴役和屠杀康居百姓，还派人去向阖苏、大宛诸国勒索财物。
在这种局面之下，陈汤与甘延寿出使西域。陈汤看出了郅支的野心：侵陵乌孙、大宛，欲征服康居；然后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对于这种汉朝的心腹大患，不能纵容。幸好郅支无城可守，如果发屯田吏士，再驱使乌孙等国的军士，就能打败郅支。甘延寿不敢擅自出兵，陈汤则不愿等朝中诸臣的讨论再作决定。他趁甘延寿生病了，矫制发兵；甘延寿想制止，被陈汤用剑胁迫。于是乎，延寿只好从命，详细部署，汉人、胡人一共出兵四万余人。
陈汤等用计抓住了康居贵人，里应外合，与康居兵一起，大败郅支，郅支单于被斩首，“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终于立下奇功。
好，回来该论功了。结果因为陈汤贪婪，贪了不少掳获之物，半路上差点就被司隶校尉逮起来查办了，陈汤上书说：“我好不容易杀掉郅支单于，万里振旅，你们不摆食劳军不说，反而要来抓我入牢，是在为郅支报仇吗？”元帝这才派人劳军。可那边中书令石显与丞相匡衡、御史等人不答应了，都说矫诏这种事，不诛就算你运气了，还想封侯！以后大家都跟你们学怎么办？元帝觉得两边都有理，久久没有下结论。
这时，学术大师、宗正刘向说话了：郅支这个混蛋，陛下想收拾他想了很久了，甘延寿和陈汤干掉他，也正是体会了您的圣意啊！现在大汉扬威四方，呼韩邪也更死心塌地地归附于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您想想，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五万大军，花费亿万，耗时四年，才得到骏马三十匹、斩了大宛王；其他小罪过还不知道有多少。孝武帝念他辛劳，不但不追究他的过错，还大肆封赏他。今天呢，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的名望比大宛王高，杀使者的罪名大于留马不发的罪名；而甘、陈二人不动用汉军，不耗费军粮，其功德高于贰师百倍！虽然他的确有小过，但这么大的功劳，可比历史上的名臣都强多了！陛下一定要好好封赏他啊！
元帝终于下定决心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关内侯。
这种思路没问题。“不以小眚掩大功”，陈汤后来也被证实确是外政的一把好手。几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打算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朝中大臣都争论不决。陈汤掐指一算：不用救，现在围早就解了，按路程，五天后我们就能收到战报了。结果，四天后军书到了，说解围了。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陈汤明法令，擅长因事为势，他所说的，皇帝多听从。
假设事情到了这里结束了，那么就一切简单了，就没有多少可争议的了。然而，陈汤是一个极为伶俐又极为狡诈的人，他对名与利，汲汲营取；朝中也不乏别的伶俐又狡诈的人，为了自己的名与利，与他作对。陈汤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根源，就在一个贪字。
成帝上台时，宿敌、丞相匡衡以陈汤以前贪污了康居国的财物为由，让陈汤免官了；后来，陈汤又上书称康居王质子不是真的王子，结果一查，陈汤是造谣，下狱当死，后来夺爵为士伍；陈汤因为贪利，又与将作大匠解万年建议成帝迁陵，成帝听从了，结果极度劳民伤财，成帝悔之不及，下诏罢陵，准备处理他。
本来，一般人犯了这几宗事，就得赶紧夹着尾巴做人。奈何陈汤艺高人胆大，无所畏惧，还经常拿了钱为人办事，比如说，帮人求封，帮有罪的大臣开脱，诸如此类。
朝中本来恨他、讨厌他的人就不在少数，多项罪名下来，治了他一个“大不敬”。成帝念其有功，免他为庶人，发配到边疆。最后，成帝还是舍不得他，把他召回了长安。
想简单地把陈汤这样的人三七开或七三开，挺困难的。如果陈汤活得更长些，他一定还能贪得更多，折腾得更厉害。陈汤的功与陈汤的过，都是他的狂妄大胆的性格的一体两面。所以，他的一生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有功封侯，一会儿论罪当诛。但如果是一个从不犯错又墨守成规的老好人，也不能指望他有多大魄力，立下多大功劳。
在古代，每个朝代都有这么一些人，你说不清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他立的功劳里，也是恶行与贪欲堆垒起来的；而他的罪过当中，也许会剥离出良好的动机；你很难把灰色都一一还原成黑色和白色。最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被审查的高官都是陈汤；他们曾有多么满载殊荣，后来则就会被贬得多么罪大恶极。
赵广汉：最受百姓欢迎的酷吏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官员从白纸黑墨对他的宣传中是能看出点什么来的。比如一位好官，一位被献上万民伞的好官，一位人人敬爱、跪满一地求他不要走的好官，即使真有新闻当作正能量这么报道了，你说该相信百分之几呢？
比如说，汉代酷吏赵广汉，你说他是不是好官呢？他因为犯了事，被腰斩，《汉书·赵广汉传》说，“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甚至有人还声称：“臣生无益县官（即天子），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居然有人说为了黎民百姓，要求替赵广汉去死！难怪说“百姓追思，歌之至今”了。
赵广汉何德何能呢？他曾在颍川太守任上，把当地的两大狂傲的宗族全部搞定，杀了他们的头头，郡中震栗。赵广汉治理那些相互勾连的豪强很简单，就是挑选出宗族中可利用的人，审讯一番，办了他们的罪，又故意露下只言片语，让他们互相以为对方告密，心生怨恨。他又教手下做了个告密筒，只要有人告密，他就把告密者的名字去掉，假托是豪杰大姓子弟互相告的阴状。结果，强宗大族之间由婚姻关系变为仇家，剽悍之风一扫而空。吏民之间形成了互相告密的风气，赵广汉就像有了许多耳目一样，想要抓谁就抓谁，大家也不知道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只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俯首帖耳。
没错，这样一来，赵广汉“威名流闻”，连匈奴人都知道赵广汉。可是，这种“经验”，能学吗？不过是把人性中最阴黑的一面榨取出来，供他驱役，有何胜利可言？为了自己的良好政治声誉，把整片地方的人心彻底败坏，这种作为，只怕比为了GDP把整片土地污染掉更坏得多。而且，这种因为恐惧的维稳，又能得几时？
幸运的是，在流弊还没出来的时候，赵广汉因为这种声誉，很快就被调走了，去率兵出击匈奴，回来就当上了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实际上辖区要大得多）。
平心而论，赵广汉是有许多优点的。他精力旺盛，忙起公务，甚至整夜不睡。举个例子吧，他想知道马的价钱，往往先问狗的，再问羊的，又问牛的，最后说到马的时候，他基本上已能推断出马价了，八九不离十（据《居延汉简》考之，西汉中晚期牲畜之价，贵贱的次序是：马、牛、羊、狗）。郡中盗贼，闾里轻侠，他们的团伙关系如何，巢穴在哪里，哪些官吏收取了多少钱作奸犯科，他都如数家珍。有一次，富人苏回当上了郎官，被二人劫持，他很快就派人到了劫匪的家里，教长安丞隔屋谈判。二人惊愕，主动认罪。赵广汉感念他们没有伤害苏回，虽然将他们下狱治罪，仍然厚待他们，送酒肉送敛葬棺材，两个匪徒都称“死无所恨”。
赵广汉不贪婪，而且有人情味，再结合其无所不能的告密机制，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吏民赞不绝口。
因为巨大的成功和名声，赵广汉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霍光去世后，赵广汉率领长安吏兵冲到霍光之子博陆侯霍禹家里，搜查他家私自宰杀牲畜及酿酒卖酒所获的钱财，把酒垆酒坛都砸了，用斧把大门劈坏了扬长而去。霍禹的妹妹霍显君是皇后，得知情况后向宣帝哭诉。然而，宣帝对霍家过去的所作所为也十分不满，只是召见广汉问了问，并没有处罚。不过，祸根已经埋下了。
后来，赵广汉因为乱抓无辜，又指使尉史诬谄苏贤，结果尉史被腰斩，广汉被捕；后来遇赦只贬秩一等。赵广汉怀疑是同乡荣畜教唆的，就找借口杀死了荣畜。事情败露，放到丞相御史那里查。广汉的应对办法是什么呢？他就寻找魏相犯事的蛛丝马迹，发现以前魏相的傅婢有过错，上吊死了。广汉怀疑很可能是丞相夫人妒忌，把她杀死在府舍里面的。于是，他派人暗暗警告魏相，意思是你有把柄在我手里，你就别追查我了。谁知道魏相不理他这一套，越发要认真调查了。赵广汉知道，再不把魏相这件事情解决，一旦查出来，自己就完蛋了；他亲自带着吏卒闯进丞相府，召魏相的夫人跪在庭下听他的宣判，并抓了十余个奴婢，说要审当年杀婢的事情。
啧啧，一个下官私自闯进丞相家里，让丞相老婆跪下听审，这是哪里来的胆子——于情不合，于理不合，于法也不合。这是典型的狗急了就要跳墙。
魏相此时上书告到宣帝那里，说明当初并没有杀婢；而赵广汉犯了几条罪，暴力抗法，还胁迫朝中大臣。宣帝把事情下到廷尉处细查，结果，魏相是无辜的，赵广汉只有死路一条了。单单是这一次，赵广汉摧辱大臣，想劫持人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逆节伤化，不道”，就已是死罪了；再加上前面还有命案，又有其他的罪责，按律应该腰斩。
赵广汉折辱大臣的手法，和折辱百姓、折辱豪强的手法是一样的。折辱百姓他成功了，因为百姓毫无反抗能力；折辱豪强也成功了，因为他手里拿着朝廷的令箭；折辱朝廷的权臣，却遭到了强烈反弹。这是他的必然命运。
可老百姓却为这样的能吏、干将的伏法十分悲痛。他们喜欢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我不忍心斥一句“群氓”了之。这么说吧，两千年前，百姓们的安稳和安全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命权放弃掉人权，能暂保平安的话，别的权利就顾不上了。这是历史局限，没有办法。
张敞：都是画眉惹的祸
张敞没有当上丞相，甚至不能位列三公九卿，但不妨碍他在后世的名气比当时的丞相或名臣都更大。他出名的原因，和他不能当上丞相的原因，只有一个，是因为给老婆画眉毛。后来的人撰写婚联，常爱用“张敞画眉”的典故，以喻闺房之好。想想，一代名臣，千百年后只落得个花边料，我要是张敞，肯定不是滋味。
事实上，张敞为人，并不像从四字的成语中流露出来的那种风流倜傥。他首先是一个能臣。比酷吏温和许多，比循吏又冷酷一些；比只知死谏的直臣灵活，又常有恳切之论、绝非谀臣。这是一个复杂而生动的人。
张敞的眼光准，能力强，也有直谏的勇气，先劝谏过昌邑王，后来又劝皇帝罢霍禹、霍山等人归第，又劝止胶东王太后外出游猎。不过，当个谏官并非张敞所长，张敞治理地方尤有手段。
当初，张敞任胶东相时就以设置购赏，鼓励群吏追捕盗贼，一时间，治安清明。是时，京兆地区治安极差，除了被诛的赵广汉之外，每个京兆尹都不称职，都做不久。张敞自称有办法，被调任京兆尹。上任后，他明察暗访，终于查出来盗贼的头目原来是几个富户，街坊邻居还都以为他们是忠厚的长者呢。张敞不动声色，派人把几个盗贼头目召至府中，宣称已掌握了他们的犯罪情况，要求他们供出其他窃贼，并协助官府抓捕，将功赎罪。其中有个盗贼头头说：“今天您召我们来这里，同伙一定已经怀疑了；最好能允许我们暂时仍担任官职，他们才会放心地赴我们的约。”张敞答应，给他们都安排了官职，让他们回去。盗贼头目回家后，设宴欢庆，遍邀同伙一起喝酒。那些盗贼纷纷赴宴，都喝醉了。盗贼头目按原先的计谋，乘机将每个盗贼后背都涂上红色。盗贼们喝完酒回家，马上就被捕役们捉住，有几百名，后都伏法。从此，长安市内社会秩序一新，治安大大好转。
同样治理京兆，同样是计谋，赵广汉和张敞大不一样。《汉书》称“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但两人的区别很明显：赵广汉的谋略和探知消息，这方面张敞比不上，但是张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专抓恶人，经常超越法度赦免小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而且，他本来就是研究《春秋》的，有经术作为理论，为政儒雅，不是纯用诛罚之徒。这就跟赵广汉这样的人划分了界限。
然而，张敞也留下了另一个成语：五日京兆。张敞和光禄勋杨恽关系很好，后来杨恽坐大逆诛，他的朋友都因此受牵连，一个个都免职了。只是因为宣帝觉得张敞能干，单独扣下了张敞的弹劾。张敞派贼捕掾絮舜去办个案件，结果絮舜认为张敞已被劾奏，很快就会被免职，不愿意给张敞办事，私自回家。有人劝他，他说：“现在张敞不过是五日京兆了。怎么可能把这件案办完？”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汉代规定，冬月行刑，冬月只剩下五天了，估计张敞因时间紧迫难以完办，而非预知张敞五日之后去官。所以后面才有“冬月未尽数日”之数语。张敞听说这件事，即令人把絮舜下狱。冬月就剩几天了，办案的小吏昼夜加班查案，竟然把絮舜办成了死罪。在絮舜受刑的那天，张敞派主簿转告絮舜：“五日京兆又怎么样，冬月尽了，你还能活吗？”立春时，絮舜的家人载尸申冤。行冤狱使者奏张敞“贼杀不辜”，这是死罪。宣帝不愿意杀张敞，就挑了一个轻的罪名，按此前张敞和杨恽交好这件事把张敞免职了。
利用权力，报睚眦之怨，张敞果然上不得台面。话说，当初也有人上奏说张敞给老婆画眉，宣帝询问张敞怎么回事，张敞答：“我听说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宣帝没有加以责备，然而并不等于赞赏。其实，画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为何会被别人知道？须知，以前的宅院都是高门大户，若不是张敞不加顾忌地展示于人前，旁人又焉能得知？从他的回答来看，他的浑不吝，也是为官“无威仪”的表现。连他平日一些用扇子拍马这些不够庄重的动作也被人揪出来说道了。张敞虽然名声很大，始终不过是郡守，“终不得大任”。元帝即位后，想找个太傅，问萧望之，萧望之说，张敞是个“能吏”，很适合治理混乱的地方，但性格轻浮，不宜当太子太傅。
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说“张敞画眉”尚算委屈的话，那么“五日京兆”可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换句话来说，一个作风轻佻、私生活糜烂的人，你也很难指望他在别的事情上能严肃正派。才子也不例外。
石显：宦官的身体政治
其实，我思考过一个问题，宦官专政，到底哪些有肉体关系，哪些又没有呢？除了个别情况，正史里写的都是政治活动，很少把镜头摇到他们的床上，又语焉不详。比如说，赵高与胡亥，我是看到《汉书·樊哙传》里樊哙把高祖和宦官同床共枕的事与之相比较，方才醒悟过来，原来这两人是有私情的。
实际上，就像普通恋爱中常有不平等关系一样，同性恋人之间也经常会一方主动一方被动。胡亥依恋赵高，赵高把胡亥杀死；屈原依恋楚怀王，楚怀王移情别恋，屈原写下长长的情诗投江自尽；元帝依恋石显，被石显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信任的人全部遭殃。
因为证据太少，很少有人从性关系来分析皇帝和宦官之间的感情。元帝和石显之间，我也很难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元帝年纪轻轻却身体不好，而石显熟稔事务、精通法律、精明能干，又善于揣摩元帝的心思，当了中书令，掌握机要文献。结果呢，石显干掉了一大批最牛气的大臣，得罪他的前将军萧望之自杀；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即大学者刘向）废锢不得进用；太中大夫张猛（张骞的孙子）自杀于公车；魏郡太守京房、待诏贾捐之弃市；御史中丞陈咸髠为城旦（为城市减少一旦罚款）；郑令苏建以其他事情被处死。
这么一来，公卿以下的，都十分害怕石显，见到他都不敢向前。
如果说以上只是政客弄权的话，那下面这件事，石显就干得太像一个善妒的女人了。他为了检验元帝对他的感情，也为了堵住别人的路，就设了个套。他先派人到各位官员那里征调人力和物资，事先对元帝说，有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到时宵禁宫门都关上了，请皇帝给个诏令让小吏开门吧。元帝答应了。石显故意拖到晚上才回来，说有皇帝的诏令要开宫门。果然，有人上书告石显专权，矫诏夜开宫门。元帝笑着把这份上书给石显看了。石显很委屈地说：您看，没错吧，大家都对我羡慕嫉妒恨呢，只有您了解我啊，我对您是忠心耿耿的呀。元帝听了十分感动，几次对石显厚加赏赐，赏赐的财产累加起来达一万万钱。
元帝是鲁钝，是昏庸，但他并不是白痴，能够与石显“君臣相得”，一直都是蜜月期，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也要归功于石显的聪明奸狡，分寸拿捏得好。比如，石显就推荐著名的儒生贡禹为谏大夫，贡禹后来官至九卿，旁人由此称道石显善举贤。这是他的自我保全之道。
不动声色是石显的本领。比如，元帝想找个御史大夫，群臣一致推举大鸿胪冯野王，说他品行能力都排第一，元帝也觉得不错，就问石显，石显说：“在九卿里面，冯野王是排第一，不过，冯野王是冯昭仪的亲哥哥，以后人家以为陛下您是任用后宫的亲戚来当上三公的呢！”元帝说：“你想得周到啊，我还没考虑到这点呢！”于是，他下诏赞美冯野王，把这个人禁锢不用了。
石显这话说得多漂亮啊。不仅看不出嫉贤妒能的痕迹，还显得特别有道德。且慢！不能“任人唯亲”，这是今天的看法，汉朝的规矩可不是这样：成帝一朝的大将军王凤、王音、王商（成帝之母王政君的弟弟）、王根、王莽全都是外戚，丞相王商（宣帝舅舅的儿子）也是外戚；元帝一朝的傅喜、丁明、傅赏也全都是外戚。好吧，你说后来这两位不靠谱的皇帝坏了规矩，那么，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田蚡，宣帝时的霍光、霍禹，又哪个不是外戚？更不必提御史大夫、光禄大夫这种级别的了。最为可笑的是，一直与石显沆瀣一气的史高、许嘉，位高权重，全都是外戚！这时，怎么又不提不能任用外戚了？简而言之，元帝会轻易听从石显的话，就是因为元帝思想不能自理。
元帝不知道，石显陷害冯野王是有动机的。因为石显想要阿附巴结冯野王的弟弟冯逡，却没巴结上，冯逡根本不买他的账。石显怀恨在心。
应该说，石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元帝一朝分出了三派势力：以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张猛为代表的儒生集团；以史高、许嘉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以石显、弘恭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后面二者结成了同盟。当然，从历史来看，从人品来看，这场政治斗争里面，儒生都比后面的这个结盟正派得多。虽然元帝的政治观念偏向儒生，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总是被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利用来打压儒生。终元帝一朝，石显安然无恙，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大的委屈，毫发无损；而他的对手呢，弃市的弃市、自杀的自杀、禁锢的禁锢，际遇都很惨。
我猜，石显是有能力对元帝进行性控制或者情感控制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帝王对这些宦官们信任到猪油蒙了心的地步。
张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发微博说：“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位教授看得很准，的确，这个时代有大量的聪明人，你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贪婪，也看不出邪恶，但他们想要的利益总是能够精准地获得，你却弄不懂这些人是怎么突破规则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群很可怕的人。
不好意思以今人为例，那我们以古人来说明吧。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就是这一类人当中的佼佼者。
张禹，汉成帝的老师，丞相，同时也是一代大儒，学问极好，尤精《论语》。同朝也学《论语》的，有一位叫朱云的山东人。他上书成帝，说：“我希望能赐给我一把尚方宝剑，可以斩佞臣，以警示其他人。”成帝十分震惊，问道：“你要斩谁呢？”他回答说：“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你以小小的官职来冒犯长官，朝堂之上折辱帝师，罪不可赦。”旁边的人抓住朱云，朱云孔武有力，用手扒着殿槛，槛都折断了，一边还大声叫：“我能够像龙逄、比干这样的忠臣一样死去，就心满意足！不知道你的圣朝会有怎样的坏名声呢！”御史还要把他拖走，看不过眼的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帽子解下印绶，叩头说：“这个人很直很狂，但都是真心为陛下考虑的。如果他说得对，不可以杀；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容忍。”辛庆忌一直磕头到流血，成帝的气才消，把朱云释放了。
在成帝崩了之后，大臣杜业上书哀帝，提醒哀帝要亲贤臣、远小人；说了成帝一朝的许多大臣的坏话，其中，就有安昌侯张禹的，称其“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有汉一代，像张禹风评那么低的大儒和帝师，实在不多。
这就让人疑心了，张禹到底犯了什么罪，坏到有人要舍命杀他的程度？但在《汉书》里，你觉得张禹又有多坏呢？可能看不出来。但他的行为，又总是让人不舒服。
一是作为丞相，张禹太有钱了，买田多达四百顷，由泾河、渭河直接灌溉，非常肥沃。他也很懂得享乐，生活奢侈，住宅豪华，成日丝竹管弦不断。是为奢。
二是张禹懂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的学生来，张禹就带他到后堂喝酒玩乐，有女人陪、有优伶表演，一直玩到晚上；有的学生来，张禹只和他坐而论道，讲论经义，从来没有进过后堂。这样的对待学生，他们虽然没意见，然而到底给人不能一视同仁之感。是为诈。
三是动辄向皇帝讨要好的地产，又为自己的女婿和小儿子求官。是为贪。
四是特别擅长拍马屁，皇帝身体不舒服时，张禹就择日洁斋占卜，如果是好卦就献上，如果是不好的呢，他就整天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是为伪。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张禹身为丞相，执尚书事，又是帝师，却总是畏于王凤之势，处处为王凤开脱，完全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最终导致了王氏权力独大，无人可制衡。是为奸。
这种人有学问，有能力，有手腕，你也挑不出他坏了什么事，犯了什么法。从一个平常人角度来说，张禹处处正常，只是过分聪明了而已。然而，张禹的形象很尴尬，尤其是在他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
在西汉、乃至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统治思想的几个重要来源里面，法家是不谈道德的，严刑峻法搞掂一切；道家是不谈道德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养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唯有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强调个人的道德建设——虽然那时还没有“道德”这个词。所以，你看西汉官员的选举制“举孝廉”，就直接跟道德挂钩；在明规则里，道德占极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前提之下，对平常人说是人之常情的贪婪、虚伪、胆怯、谄谀这些毛病，放在士大夫身上就是没有气节，难免格外难堪。张禹犯的不是过错，而是“道德平庸罪”。
所以以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以他名儒的身份，张禹一点也没有被冤枉。正如本文一开头那位大学教授所分析的，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很可怕，把国家公器玩弄于股掌之上，还不露痕迹。
火星亮了，该谁自杀？
自古以来，皇帝有错，总不能罚皇帝吧，担责的只能是臣子。不过，自从成帝的丞相翟方进自杀之后，丞相就成了背黑锅的最佳人选了。以前的丞相自杀的不少，但都有个理由，有个罪责，哪怕是委屈的、被冤的，好歹也是名义上有罪、有过错才死的。而翟方进却是个悲催的家伙。
翟方进当年做丞相司直的时候，一年之内，罢免掉两个司隶。按惯例，虽然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之下，但亦是食二千石的官员，都是与司直并迎丞相、御史的，翟方进能有此威力，朝廷为之一震。丞相薛宣很器重他，经常对掾史说：“你要小心侍奉翟司直，不用多久，他一定会位居相位。”这番话，薛宣不是第一个说的，翟方进小时候家里虽然贫贱，就有个叫蔡父的人说他以后一定封侯。
当时，成帝正在建昌陵。你知道，这样的大工程，不论古今，都是有许多寻租的空隙，里面的油水能引得那些贵戚近臣的口水流一地。翟方进去查案，查出贪腐的赃物数千万。成帝认为这个人靠谱，就任命他为京兆尹。正当春风得意时，他的朋友青州刺史胡常给他写信，劝他悠着点，小心得罪达官贵人。翟方进是聪明人，马上收敛了，没有再查下去。
成帝一朝的丞相官员，品性大抵都是如翟方进这种，“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管是张禹还是谷永，抑或孔光。不好责怪人家贪生怕死，但代表良知和正义的士大夫阶层猥琐化，则是制度系统性的崩坏。
后来，翟方进终于当上了丞相。在丞相位上，翟方进谨慎小心，于公，事事不敢逾国家之制；于私，对后母十分孝顺。另一方面，他非常聪明，兼通文法吏事，天子很器重他，称为“通明相”。即便如此，他的持法深刻、严苛，动辄举奏牧守九卿，也得罪了不少人。
淳于长是成帝的表弟，发迹之初，翟方进独独跟他关系很好，几次举荐他。殊不知，淳于长虽然脑子极为活络，本质上却是贪财好色胆大包天的无赖。后来淳于长获罪，下狱而死，很多跟淳于长交好的人都受到牵连。翟方进心知不妙，装病，要请辞。成帝还是比较器重他的，就劝他留下，好好养病，既往不咎。翟方进好感动啊，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收拾淳于长以前的同党了。像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等等，刺吏二千石以上因淳于长之事免二十余人。效率那叫一个高呀！
就在翟方进报主恩报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
荧惑，是火星，心，是心宿二，天蝎座的一等亮星。不祥的火星在心宿徘徊不去，两星相互辉映，竞放光芒，这就叫“荧惑守心”了。对常人来说，谁会注意到这两颗星呢。但对翟方进来说不一样。翟方进好《左氏传》，也好天文星历。和他关系很好的议曹李寻对翟方进说：你危险了，“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没有什么功劳却占有丞相之位。看来这次不仅仅是斥逐你而已了。你好好想想吧，你的府上有三百多人，就看你了。这不就是让他自杀吗？
为什么天上两颗星星很亮，丞相就要自杀呢？因为心宿二象征帝王，若火星在心宿二附近停留或逆行，则被视为侵犯帝王，恐怕会有亡故之灾。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荧惑守心。《史纪·秦始皇本纪》中说，“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然后，然后秦始皇就死了。
这是一个实例，其实更早的时候，星占家们就有意把荧惑和君王的灾难摆在一起了。《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写过一个故事：（周朝宋景公）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是宋的分野。景公很担忧。司星子韦说：“你可以把灾难移到相的身上。”景公不同意：“相，是我的股肱之臣。”又说：“可以移到老百姓身上。”景公不同意：“当君主的要善待百姓。”又说：“可以移给年岁。”景公不同意：“如果年岁收成不好，老百姓困乏了，我给谁当君主啊！”子韦说：“你这三句有君德的话，上天会听到的，荧惑应该会移走的。”于是他们开始等待，不久，灾惑果然移了三度，危险也解除了。
我想，从星占家到帝王本人，对“荧惑守心”这样的鬼话都不信吧，但是他们又一定要装成信的样子，这样才是政治正确。
我十分怀疑李寻是成帝派去的说客。不然，谁巴巴地贴上脸，好意思说出那么缺德的话？
翟方进听到李寻的话，十分忧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朝中的擅长星历谶记的郎贲丽也对皇帝说，这个天象应该由大臣来承担。于是，成帝诏见了翟方进。翟方进从未央宫回来，刚到家，还未来得及自杀呢，皇帝的诏书已经追过来了，上面把翟方进当了九年丞相犯的鸡毛蒜皮的不是都挑出来说，要他看着办。
翟方进只好自杀。成帝显然很高兴，他送了乘舆棺材，又赠以印绶，让少府大张旗鼓办丧事，还几次亲临现场，规格非常高，明显高于其他丞相，谥国恭侯。
可惜，这个灾难翟方进没有帮成帝挡掉。一个月后，四十四岁年富力强的成帝暴毙。
真的，像成帝那么鸡贼、猥琐、极品的男人，该啐他一脸唾沫。哪怕翟方进也不是什么好鸟。他拿人家当肉盾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也有一死吧？
官二代砍人，该当何罪？
如今这个时代，仇富可能不一定，仇官却是肯定的，虽然背后也许是羡慕妒忌恨。说起来，也是因为很多官员，乃至官员的家人太不争气，结果被群起而攻之，甚至因为大家对“贪官”的有罪推定，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而后快。
问题是，“情绪正义”就一定对吗？汉时的丞相薛宣之子伤人案，当时曾沸沸扬扬，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案例。
薛宣是个美男，升官很快，当上少府一个多月，很快又升为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又出任丞相。此前，薛宣是著名的能吏，坐火箭一样升到了丞相的位置；但当了丞相后，声誉却很一般。他创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相府理讼按惯例要缴纳钱货，纳不满万钱则不移交文书，不给办案。大家都认为这位薛丞相烦琐无大体，喜欢钻营，不大称职能干；而且，他没有什么学术根基，皇帝也看不起他。
就这样，薛宣居然磕磕碰碰地当了六年丞相。碰上广汉郡盗贼群起，他派人追捕也搞不定，后来，还是皇帝找来别人平了盗。正好碰上邛成太后（宣帝的王皇后）去世，大家都忙着缉盗呢，来不及风光大葬，成帝就以丧事办得不好免了薛宣的职。幸好薛宣与后任丞相翟方进关系很好，在翟方进的举荐下，还是当着加恩尊重的给事中。后来，他还娶了敬武长公主。
哀帝上台的时候，博士申咸给事中翻出了薛宣的旧事：当初，薛宣为丞相的时候，想把后母接到长安，但他的弟弟薛修不让后母离开。后来，后母死的时候，是薛修主持丧礼，并辞官服守孝。薛宣说，弟弟怎么可能守满三年的孝呢？薛修自然很不高兴，反驳他，而且坚持守完了三年的孝。由此，兄弟不和。
申咸所弹劾的，就是薛宣不孝、不悌。
汉朝以孝为国本，真要抓薛宣的小辫子是没问题的。但这种指责，随意性很大，看上去总像是私怨居多。薛宣的儿子薛况，右曹侍郎，知道是申咸上的折，很是生气，买通了一个门客杨明，准备砍伤申咸的脸。他担心申咸在司隶空缺的时候能够补官，赶紧让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把他的鼻梁嘴唇都砍裂了，身上中了八刀。
这个案件，简直具备了一切的噱头：想想看，前丞相的儿子，雇凶伤人！他爸薛宣和长公主结婚了，他还是长公主的继子！而且是在宫门口干的！而受害者，是弹劾前丞相的忠直之臣！哇，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放在今天，民意一定会汹涌而来，用口水把薛况淹死；再加上“我爸是薛宣”之类的叫嚣——好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办成了铁案。
毫无疑问，这种现场犯罪是逃不掉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罪名来治罪。御史中丞等人说：按礼来说，在宫门口，过公门则下车，见到天子诸侯车常走的路则抚轼，以示崇敬；薛况居然敢在这样的地方雇凶伤人，如此胆大妄为，不是要让天下震动，让人再也不敢上奏了吗？而且，薛况的目的是让申咸再也做不了官，心眼太坏了，也办到了，这和老百姓的斗殴伤人不是一回事，应该按大不敬来论，杨明和薛况都要弃市。简而言之，“影响特别恶劣”，非死不可。
那个时代没有微博，没有论坛，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大家的争论，能够读到的只能是被筛选过的结论。但当我们见识过太多挟激奋、挟民意、办铁案之类的案件了，想必也能推想到当时一定都在喊“杀！杀！杀！”薛况当然有罪，我只是觉得，道德激愤和情绪正义在这里变得如此廉价，以致任何人不需要过脑子都能拿出来用一用。——好像骂得越厉害，你就越站在正义那一方。
总算还有不同意见。廷尉庞真就提出反对：“（当时）法律说，以刀刃伤人，罚为城旦。其实，申咸称薛宣不孝这个消息哪里来的？他不过是一向跟薛修关系很好，又跟薛宣不和，才弹劾薛宣，谈不上正义。而薛况准备伤人这件事是他早就计划好的，不是真的因为怕申咸要当司隶才伤他的，谈不上用心多险恶。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跟案发地点在哪里没有关系。当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自古以来的通例。按规定，薛况和杨明用爵位抵罪，完为城旦。”庞真的意思是，君子不能以怒而加刑。
讨论的结果是，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赞成中丞的意见，自将军以下博士议郎赞成廷尉的意见。权衡之下，薛况减罪一等，徙敦煌，他的父亲薛宣也被免为庶人。
这个结果，对于薛家来说，应算是意外之喜了。
薛宣作为丞相，无甚功过，颇为平庸；作为父亲，教子不严，颇为失败；而薛况，则是一个鲁莽的蠢货，一点也不值得同情。可是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却暗暗替两千年前的人高兴。因为我看到仍然有人在坚持着细小的公正，不为潮流趋势和舆论风向所左右。庞真，这个在《汉书》的“列传”中没有现身，仅在《功臣表》上出现的名字，一下子显得格外可爱了。
每个皇帝都有“男朋友”
不知为何，如今“腐女”众多，看什么都“基情四射”。那些剩女们只能哀号，“如今的好男人都有男朋友了。”
别的不敢说，至少在西汉，每个皇帝都有“男朋友”这倒是真的。
先从开国皇帝说起。黥布谋反时，刘邦一度病得很厉害，不想见人，也禁止群臣探视，周勃等人虽然着急，都不敢进去；最后还是樊哙牛，排闼直入，大臣们在后面跟着。只见刘邦枕在一个宦者身上躺着呢。樊哙哭着说，大家听说陛下龙体欠安，都很担心您呢，没想到您和一个宦者躲在这里玩呢。陛下难道忘了赵高的事了吗？刘邦不好生气，就笑着起来了。
《史记·佞幸列传》中曾指籍孺“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得高祖宠幸，不知是否就是这位宦者。
这倒是从侧面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赵高能指鹿为马，能呼风唤雨，原来他和秦二世胡亥有肉体关系啊。
孝惠帝时，则有幸臣闳孺。当时，一些年轻的官员都以戴上羽毛装饰的帽子、海贝装饰的带子为荣，脸上傅着脂粉，都是在模仿闳孺。他就是时髦。
孝文帝，自不必说，赏了一座铸钱的铜山给邓通，让这位摆渡出身的人富可敌国。他宠幸的还有宦官赵谈，与赵谈同车，结果被大臣袁盎阻止，称赵谈是“刀锯余人”，文帝也只好笑着把赵谈赶下车了。另一位宦者北宫伯子，则是以爱护别人、恭谨厚道，得到文帝的宠爱的。
孝景帝有郎中令周仁，《资治通鉴》里说，“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
孝武帝时，则宠爱韩王信的后人韩嫣，那个用弹弓射金丸的狂放少年。韩嫣与刘彻还在少年时便交好，既极为聪明、懂得逢迎，又傲慢无礼，秽乱后宫。最终因为得罪王太后被除掉了。不过，就凭他的恃宠而娇，行事不正，能活下来可谓匪夷所思。此外，还有进献了倾国倾城的妹妹李夫人的协律都尉李延年，“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当然，还有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他俩是否也是武帝的男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我的猜测是“是”。
孝昭帝与驸马都尉秺侯金赏（车骑将军金日磾次子）同岁，少时，两人共卧起，昭帝还向霍光为金赏讨封。他们二人可算是青梅竹马。只是，昭帝对他的“爱”“不笃”，并不算太过宠，后来，金赏与权倾朝野的霍氏一族结亲了。孝宣帝时，亦有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同样与之青梅竹马，后来亦封侯，其人谨敕，品行端正。
比韩嫣还差劲的男宠，就是孝元帝所钟爱的弘恭、石显了。韩嫣不过是小孩炫富、无礼、乱搞，而宦者石显、弘恭就干脆乱政了。石显报复心极强，曾设计把一代名臣萧望之逼得自杀，还向皇帝进谗出使匈奴有功的张猛和名望甚高的冯野王，擅于在不露声色中置人于死地。可见，元帝的品位又比别的帝王低下甚多。
孝成帝时，先是宠爱敬武公主之子、富平侯张放，王太后和大司马王凤等人均“棒打鸳鸯”，把张放赶走。后来，成帝又宠爱自己的表弟、定陵侯淳于长；淳于长奸滑无度，连前皇后都要调戏，最终死于狱中。“真爱”当属张放，成帝一死，张放亦思慕而死，算是有情人。
孝哀帝时则有董贤。这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一对同性恋了，为了不惊醒董贤的好梦，哀帝把自己被董贤压着的袖子割了下来，给历史添了“断袖”一典。董贤官至大司马，哀帝甚至打算把江山送给他。
大概，西汉一朝，唯有享祚甚短的前少帝、后少帝、未成年的平帝没有男宠的记录了。
显而易见，娈幸美男，是帝王间的一种时髦、一种特权。请留意，我很审慎地使用“同性恋”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些帝王，包括深情到无以复加的汉哀帝，首先都是双性恋，他们的后宫照样充实得很，莺莺燕燕得热闹非凡。其次，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绝对的不平等，只是宠幸与否的关系；你几曾见到汉朝写臣僚将相之间相对平等的同性恋爱？谩说汉朝，整个中国古代史，除了狭邪小说，也罕见对等的同性恋。再次，所宠幸者，基本上都是年少美貌者。
更让我惊叹的是，从帝王们挑选男宠的口味，基本可以对这些帝王的品行和功业有大致判断。糊涂或霸道的帝王，男宠必恃宠生骄、飞扬跋扈；昏庸无能的帝王，男宠常得以封侯拜相、颠倒朝政；相对贤明开通的帝王，男宠也多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男朋友，真像是“好男人”的一块试金石。
冒充皇帝之子，谁导演谁受益
成帝曾生育过不少儿子，但那些儿子都在被承认之前就已消失在这世上了；实则上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终于有一天爆炸了，不过，那已经是王莽新朝了。
那是在始建国二年（10年）十一月的一天，一位莽夫忽然冲到立国将军孙建的轿子前。他对孙建自称是刘子舆，是成帝与侍妾生的儿子。他还说：“刘氏应当复兴，马上把未央宫空出来吧。”说完，这个人就想走。将军手下的人哪里会放过他，抓住这个男子。经过审讯，这男子承认他是常安人，姓武字仲。
孙建向王莽禀告了这件事，并按“逆天违命，大逆无道”之罪，清算武仲及其亲属当连坐者。
先要交代一下背景。成帝崩于绥和二年（前7年），此时是始建国二年，如果是成帝的孩子，大约就是二十岁左右。而就在一年前，王莽正式登基，去汉号，称为新朝。——朝代都改了，你猜，这个刘子舆有一丝一毫的胜算吗？
当然不可能。这个道理王莽懂，你我懂，一个有正常智商的政客当然也应该懂。其实，当时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刘氏宗亲的造反，与匈奴西域的纠纷接连不断，假设谁手里抓住了“成帝遗嗣”这张好牌一定都会好好地使用的，因为当初就是因为成帝没有子嗣才直接导致了王莽当政。然而，确实没有。以刘子舆的智商和行事说话水平，他背后不像存在着某种敌对的政治集团，否则不会策划得如此拙劣。
相反，这件事给了王莽一个极好的借口。孙建称，有人敢冒充成帝子刘子舆，此前又有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都是因为圣恩太隆。应该重新整理宗庙，把成帝、平帝这些人请出庙堂，让刘姓诸侯降级；诸刘为官吏者，皆先罢黜，各使退归，在家等待新的职务安排。王莽兴高采烈地答应了。
如果说这是王莽的手下孙建派人自导自演刘子舆这一幕的，我一点也不意外。阴谋论的要点就是，谁得利就是谁策划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昭帝时的始元五年（前82年）发生过一次。前文中提过，有一名男子乘着黄犊车，树起画有龙蛇的黄旗，戴着黄色的帽子，来到北城，自称是卫太子。早在九年前，卫太子就因为有人陷害，谋反失败自杀了；但因为卫太子是死在民间的，大家都将信将疑。此时卫太子又冒出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下诏派公卿将军们一起辨认这个人。长安城中，吏民围观的达到数万，右将军派兵到北城，以防不测。大家看了半天，没有一个敢说话的。结果，京兆尹隽不疑后来才赶到，一到就叱喝着手下把这个“卫太子”给绑起来。有人说：“是不是还不一定呢，先不要着急嘛。”隽不疑说：“你们怕卫太子干什么？卫太子得罪了武帝，逃亡了；哪怕是真的，今天回来，也是罪人啊。”他还讲了一个典故：春秋时代卫灵公有太子蒯聩，因得罪灵公而出奔于晋；卫灵公去世后，蒯聩之子辄嗣位，拒不接纳父亲返回卫国。这就是《春秋》的义。
汉代，以《春秋》决狱是其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理方式。蒯辄虽然绝情，然而却是稳定之道，继位之后不宜再把政权私相授受。《春秋公羊传》对蒯辄拒不纳蒯聩评曰：“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回到卫太子的这件事来看，昭帝已即位五年，此时是霍光当政。假设这个人真的是卫太子，把政权转送给这个忽然冒出来的人，合适吗？这同样是违反国家利益的。
隽不疑因为这件事干得好，又明经术，声名大噪。廷尉把这个人仔细审讯，才知道，这个人是夏阳人，原名成方遂，以卜筮谋生，因为有一次太子舍人曾让成方遂算过卦，说，“你的样子很像卫太子”，此人遂动了求富贵的念头。后来，成方遂被腰斩于东市。
可惜，刘子舆还不止一个。王莽杀了一个，却没有料到，还有一个具有更高策划能力的刘子舆混进了起义队伍当中。这个刘子舆，真名叫王昌，又名王郎，擅于相面算命，以占卜为业，与赵缪王之子刘林说自己为了避免当时皇后赵飞燕的迫害，逃到蜀地，又辗转至河北。就这样忽悠着，忽悠着，真的有宗室们相信了，共同拥立王昌为帝，史称“汉继帝”，他的政权被称为赵汉，以区别于更始帝刘玄的玄汉，建世帝刘盆子的赤眉汉。不过，很快，王昌就被刘秀的部将所杀，这个政权存在了五个月；这位冒充的成帝之子，也过了五个月的皇帝瘾。
现在，知道为什么大臣们整天盯着皇帝的私生活不放了吧？生不出儿子，是国家的灾难；生出一窝不争气的儿子，也是国家的灾难；生出一堆太能干的儿子，更是国家的灾难！皇权的庚续，极大地依赖着血亲；一旦让血缘关系出现了裂缝，苍蝇们就必定嗡嗡嗡地麋集其上了。
奉旨耍流氓的后果
王骏，是名儒王吉的儿子。与王尊、王章等名臣并称三王，成帝时官至丞相，在王莽时亦得重用。现在再去看这个人，几乎可说没有什么名气；就当时而言，也未必及得上他的父亲。不过，他所起的作用可不小，如果看看他出使匈奴干了些什么事，影响力可就大大超过他爹了。
应该说，匈奴与汉朝（新朝）破坏多年的平衡，撕破脸，就是拜王骏所赐。虽然上有皇帝王莽该负领导责任，下有副将陈饶该负直接责任，但王骏的这个主要责任是背定了。
其实，自从元帝派出王昭君和亲以来，王昭君在胡地做阏氏几十年，加之匈奴日渐式微，汉匈之间几乎再无战事了。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汉匈之间的蜜月期吧。只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也只是昙花一现。很简单，王莽打心里就看不起所谓的蛮夷，他以为汉朝是天下的中心，以为汉人是礼教和文明的宠儿，至于那些蛮人，他根本不打算尊重。就在扶持平帝刘衎上台不久，王莽在一次各国驻汉使节的大会上，当众把车师后王国国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斩首，还喝斥匈奴不得再接收逃亡到匈奴的各国人等，否则便是与大汉为敌。没错，这杀鸡儆猴，真把势力还不强的匈奴单于囊鞮知牙斯给吓着了。
这一年气候突变，冬天太冷，匈奴抢了乌桓国的人和货，汉朝派出五威将军王骏前去对囊鞮知进行一番教训。其实，周围很多小国都是汉朝的属国，平时纳贡、献质子、接受封号，承认宗主国地位，无非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国的保护。当“东亚警察”也算是汉朝的责任。可惜派出五威将军的队伍动机本来就不纯。他们就是大新朝刚刚建立时，王莽派往四夷的军事宣慰队，除了宣讲大新代汉的种种合理性之外，目的是要把宣帝时期颁发给单于的玉玺更换为玉章，同时，把原先册封的王降封为列侯。至于要主持正义，替乌桓出气，倒是次要中之次要的。
王骏命令囊鞮知更换新印的时候，完全没有告诉他，是把“玺”降为“章”，也没有告诉他要把“王”降为“侯”，仅仅是哄他说，朝廷要更换印信。囊鞮知便老老实实奉上了宣帝时期汉朝颁发的“匈奴单于玺”。但单于身边的侍从感觉其中有诈，一次又一次地阻止囊鞮知。慑于大新朝的势力，囊鞮知最后还是把玺交上去了，换了新的印，两边宾主尽欢，喝了一晚的酒。匈奴一方根本没有时间查验，也不好意思查验。也对，谁会怀疑一个大国派出的正式使节会使用骗术呢。
汉使回营账后，右帅陈饶对诸位将领说：“刚才姑夕侯已经怀疑印文有问题了，几乎都不让单于把玺给我们了。如果让他看了印之后，见了印文，一定会要求还回原来的印玺，这样我们劝是劝不住的。那不就完不成任务了吗？不如我们椎破这个旧印，以绝祸根。”大家都在犹豫间，陈饶果然性格剽悍，就干脆自己用斧椎砸坏它。
第二天一早，单于才派右骨都侯挛鞮当紧急约见王骏。挛鞮当气愤至极，说：“原来大汉的旧印根本不是这样的！以前，大汉颁发给大单于的印上刻的是‘玺’而不是‘章’；如今，去掉了一个‘玺’字，加上了一个‘新’，那么，我们大单于就仅是你们的属臣了！而与左右贤王等臣下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新章了，请把旧的印绶还给我们。”
王骏解释说：“我大新代汉，本是顺天应命，按照我们大新朝的规矩，新印颁发之后，旧印立即销毁。本将请骨都侯转告单于，还是要识些事务，接受大新天子的册封。”
挛鞮当非常生气。谁见过这么无赖的使者？可人家都说了旧的印已毁了，他还能怎么办？只好灰溜溜地回去。王骏非常得意：幸亏昨夜听从副官的建议，自作主张，把旧的印砸碎了呀。
王骏又奉王莽之命，把匈奴的左右贤王统统改成了左右犁污王，这个名号明显就是带有污辱性的；不过，和单于相比，他们还不算最亏，因为单于与他们本是君臣关系，换了新章之后，大家都同为大新朝的同僚了。这让单于还怎么号令群下呢？
单于囊鞮知咬咬牙，吞下了这一切。
王骏回到新朝，王莽对他和副官陈饶砸印的行为非常赏识，还给了陈饶大大的赏赐，封为子爵。这就证明了王骏和陈饶只是奉旨耍流氓。出使的五威将军和他的手下们，虽有个人发挥，然而主旨精神算是充分贯彻了朝廷首领的意志。王骏没有被后人视为国家罪人，只因王莽兴奋地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消息传来，囊鞮知再也遏制不了自己的愤怒了。他号令手下十员大将一起出动，尽发国中精锐骑兵，骚扰边郡。王莽得知之后，觉得自己的威风被冒犯了，命令大举向西域进发。想到王莽的军队一开战就贪索无度，要钱要粮要兵，沿途的车师后国等西域小国不堪骚扰，索性投降匈奴，和大新朝对抗。匈奴也都一一笑纳。
不知天高地厚的王莽开始谋划了，要征集官军三十万，分六路并进，同时出击，务求一战就将囊鞮知赶走。从此，他便将整个帝国拖入了与匈奴多面作战的泥泞中。
王莽一建立新朝，就诞生了诸多奇形怪状、匪夷所思的政策；国内政策如是，外交政策更离奇。以前新的王朝建立后，对原来周边四夷都要加官进爵，最差也要保持不变，以换取对方的支持。但王莽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原来是国王的，一律降封为侯。那还不是人人震怒？加上派出的官吏多是态度强硬而又愚蠢无比，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之下，在他们层出不穷的诡计之下，正北的匈奴反了，东北的乌桓反了，东北的高句丽反了，西南的句町反了，西域的焉耆也反了。后来，西域各国甚至改以匈奴为主子，从此与中原断绝了一切联系。
似乎不如此，王莽就嫌败家败得不够快。这就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政权内政混乱、荒唐、天怒人怨，缺乏正当性的情况下，外交却能大方得体、不卑不亢的。更不可能有一个内政上陷入癫狂的国家，外交上却靠说几句俏皮话、耍几次流氓就能得到别国的尊重。意淫不能强国，耍流氓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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