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那时距离神宗拓土，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河湟。
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现在的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州，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王韶的根据地远在秦凤路的通远军，由这里起，他将孤军杀入千里茫茫异域，没有友军，更没有援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吉凶莫测，无法反悔的。
他选的第一个敌人，非常讲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这就颠覆了一个传统概念，不是都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为什么放着正牌的河湟部吐蕃人不打，却去打跟班的羌人？
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
请问，战局初开，就直奔要害，和吐蕃人打个你死我活，局势会变成怎样？那时吐蕃人会纠集起羌人，抱成一团来对抗宋军。如果先动羌人呢？
吐蕃人的心理会有微妙的变化，为了奴才，主子不会轻易拼命，甚至还会作壁上观，看一下敌人的真正实力。
战局的发展完全印证了王韶的判断。他挥兵直入，迅速侵入位于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岭一带，那里有人数众多的羌人。
到了地头，王韶和手下兵将的差别也显现出来。宋朝的标准士兵们按习惯，准备在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列阵，等着山上边的敌人冲下来。
列阵……等待……王韶觉得很头晕，看来宋军真的是被李元昊的部队打出了心理障碍，无论什么时候等的都是防守！
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
宋军仰攻，翻开地理图册，陕西、青海、四川三省之间的山陡峭险峻，生长在内地平缓地带的中原人，要身披全副铠甲，举着兵器、冒着箭雨礌石向上仰攻，这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而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时发生的事。
羌人很狡猾，生长在这片山地里，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宋军才会最狼狈，就是等宋军攻到一定位置时，前进很累、后退有点远，这时他们才突然冲下去。
宋军立即就支持不住了，开始败退。这时在阵后面，王韶开始换衣服，他脱下了文官的袍子，穿上了一身铠甲，挤进了冲锋的队伍里。
他清醒地知道，此战不胜，多年来的准备会化为乌有，甚至京城里的王相公都会被连累，变得一无所成！
殊死的搏斗开始了，没有什么计谋，没有半点侥幸，王韶带领队伍反攻得手，冲上了山顶。由此乘胜追击，“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
使“洮西大震”。
河州方向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来了援军。王韶率军迎击，在武胜堡大胜来敌，由此揭开了百战百胜的河湟之役。
西北决战，西南方也开始动荡。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少数民族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把这一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异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章惇受命平定“西南夷”。当年临崖踏风鸣金惊虎的青年变得越发强硬，他兵分三路杀了过去，懿、洽、鼎三州之内的“异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处，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且慢，请大家运用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有办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地”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很混账，居然有市场。
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儿就形成了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轻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之所以差了一点儿，是因为王安石遇到信任危机了。
王安石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已经没有人手了，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之前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已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秘莫测、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已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仁宗的妈刘娥，论贤淑有300多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与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后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之服丧。《礼记》中有明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这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他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属甘肃）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的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牟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情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赶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拟诏书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知道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一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中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的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地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对待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有其他办法。
可是，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这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可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那条冻僵的蛇，一旦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根本不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
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有多道德，而是面对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正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朝，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奏章，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朝，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么会突然翻脸，而是宋朝从来没这个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
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个彻底翻脸、成心找碴的人面前，只会让耳光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已经变命令为呵斥，吼出了这样一句话：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的威力无比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祖宗也不怕的王安石立即听话，乖乖地站了出来，到御座前躬身听命。唐坰说得很明白，他再犯倔就是蔑视皇帝了。
唐坰展开奏章开始读，大家的耐心要好一些，回忆下前面吕诲的弹劾，一共才10条，而唐坰先生居然总结出了……60条。我们挑其中的重点介绍：第一点，直指中心，王安石专作威福，和曾布、吕惠卿等人表里为奸，窃国大权，天下人只知道有王安石，而不知道有皇帝。第二点，王安石烦人，传统士大夫阶层也很讨厌。文彦博、冯京等两府高官什么都清楚，可胆小怕事，别说对抗，连说句话都不敢（知而不敢言）。尤其是王珪，他对王安石恭敬得就像家里养的奴仆一样！
说着将无敌的目光瞪向了王珪，王珪当即承认真的没有唐兄你的魄力，俺认输，他低下了羞愧的头颅。
唐坰的重磅打击留在最后的第三点——元绛、薛向、陈绎，这三个人是王安石的家奴，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由着他颐指气使；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四处无事生非，陷害忠良；台谏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随时咬人，入骨三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已经是朝中之朝，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了，宋朝就要坏在他们的手里！
一封奏章，60个要点，唐坰先生旁若无人地读完，之后谁也没理，异常潇洒地下殿走人。他走后，史书记载满殿的侍卫们相顾失色，目瞪口呆。
值班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见这样的猛人！
其实不只是侍卫，当天大殿上所有人都非常郁闷。王安石就不说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间破了100多年的官场纪录，在皇帝面前被人呼来喝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首相欸，真丢人！
反对派也不好过，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唐坰这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骂王安石连带着文彦博，谁的面子也不给，哪边的队伍也不站。
最愤怒的还是皇帝。神宗真是搞不懂了，他和唐坰到底谁是皇帝？理论上应该是他，可是被人强迫升朝，又被人借用头衔去砸王安石。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听着好像是在维护皇权，可就这样把首相喊立正了？我是皇帝也从来没这么牛过！
之后的事情更衰，唐坰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其间神宗多次喝停，可人家理都没理。直到读完，终于理了，唐坰指着御座说了一句：
——“陛下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
宋神宗的脑子“嗡嗡”作响，当皇帝也有几年了，还从没被人当面这样诅咒过。不听他的，连皇帝都当不成？！正在迷糊中，唐坰已经走出大殿，下班了！
以上三方的怒火，决定了唐坰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先被贬到潮州当别驾，罪名是渎乱朝仪。接着一贬再贬，到广州军资库去看仓库，到吉州酒税去当科员，最后彻底贬成平民了……
这就是我说这人是个疯子的原因，为了不该发火的事，向所有大佬开火，一点退路都不留。这样的事做出来，除了精神病之外，好像没有第二个名词可以解释。
这些事都发生在“熙河开边”“荆湖平蛮”期间。王安石的新政集团，既要在七八十年间一直萎靡不振的外战纪录里打出一片新天地，更要在内部顶住各方面的反对压力。包括像唐坰这样独特、不常见的非典型疯子的突袭。
王安石的形象再一次被弱化，尤其是他在神宗心里的高大感，也开始悄悄地松动。在荆湖方面，神宗就一再坚持己见，不用王安石的嫡系章惇，而去选择对立面的蔡烨。
好在朝廷里在争论，章惇却在不断地进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敢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出漂亮的成绩，让上面不得不按着他打出来的节奏走。
章惇这样，王韶也一样。他们都清楚，1072年是改革派气运的分水岭，如果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各种新法就真的成了百分之百的横征暴敛，短期见效、长期有害的本质都会暴露。如果打出来了，一切都好办。就好比先秦时商鞅得到了河西之地，清朝时雍正初期年羹尧扫平青海。
仗打赢了，什么都好说！
可谈何容易呢？不说河湟地区汉人已失去了200余年，早成了塞外异域，也暂时忽略掉荆湖南蛮的崇山峻岭，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宋朝真正的危险，其实不在西北与西南，甚至也不是西夏。
而在东北。
按照王安石的灭敌步骤，是河湟——西夏——辽国。从简单容易的下手，直到最后收复燕云降服契丹。计划蛮好的，可也要看辽国人愿不愿意。就在这段时间，辽国人在边境蠢蠢欲动，巡境兵都过了拒马河！这是宋、辽的传统边界，那么看一下宋朝的准备如何。
哪有什么准备，河北方面的宋朝百年无战事，军队早就都退化了。宋朝要在河湟开打，同时牵制西夏，没有半点余力去支援北方。
好有一比，北方疆界，就像一只庞大的虎皮蝴蝶。它张着翅膀，露出可怕的花纹，以这种姿态暴露在足以致命的敌人面前，那是一种怎样的胆战心惊，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只要辽军敢于强攻，宋朝四面受敌，转眼就会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宋军开始主动出击。论艰险，论危难，首推王韶主攻的河湟之战。进入深冬十一月，王韶一路强攻，西域重镇香子城、河州接连陷落。宋军的战力强得出乎所有周边国家的预料，原因之一是武器精良。
第一，斩马刀。
这种刀由皇宫内臣领工制造，做出样刀交给神宗，由神宗向边臣传样。它刃长三尺，柄长一尺，刀头有大环，精钢雪亮，无坚不摧。这段时间里造出了数万把，装备给边防部队。
要说明的是，斩马刀虽强，并不算宋朝独有。
第二，神臂弓。
这才是宋人智慧的结晶。神臂弓一直存在争议。由于它的功效过于强大，工艺又超级复杂，在当时宋军部队里就有严令，无论是追敌还是退兵，就算情况再危险，也必须带着神臂弓退。实在来不及，也必须砸毁。
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它的原貌。
这就是它的奇妙点所在，一旦把它拆毁，就算原件都在，也无法组装起来。这在清代大才子纪晓岚的笔记中可以得到证实。
神臂弓最后的制作图本在《永乐大典》里，有图、有尺寸数字，可是纪大才子仍然没法复制它。于是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神臂弓只是一个传说，它并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了。
但又怎么解释后来金军、元兵在神臂弓下的狼狈呢？号称善射的游牧民族，在它面前死伤累累，在两军对射中一败涂地！
好了，现在就介绍一下它的出处和基本数据。
按照各方面史书记载，它是在熙宁元年时，由一个归降宋朝的西夏羌族首领李定研制出来，献给了神宗皇帝，再由内侍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加以改良制成。
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总长加在一起只有数寸，1宋寸为3.12厘米，按6—8寸计算，就是19—25厘米。射程在340余步，合现代520米。520米之后的威力是“入榆木半笴”。
这样的威力，源于构造。它不是单木体弓，而是复合的。由多种材料，“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登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成品之后，弦力之强，根本没法用手臂拉开，要把弓放在地上用脚踏住，才能上箭。
所以，实际上它不是弓，而是弩。
由于它的力量过大，在后来弦力有所减低，射程控制在240余步。但工艺仍在，射距随时可调。240步也足够了，大名鼎鼎的完颜宗弼，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金兀术，在四川就被它射得躲在岩石后边喘粗气，连头都抬不起来。
武器精良，更重要的是战士的素质。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军人，乃至整个五千年里汉人的军队，都有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以宋军为例。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岁月里，仁、英两朝的军队战斗力普遍低下，以最强的西军来说，每次与西夏的战斗，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忠勇士兵。
为数既少，而且忠大于勇，实战起来真是让人摇头。
怎样才能提高呢？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强、生存来练兵的成规，至少10年才能有一支崭新的军队出现，基本上等同于一代新人成长了。宋朝却彻底打破了这个纪录，熙宁改革至王韶开边之战仅过去了5年，短短几年之间宋军的战斗力脱胎换骨，完全不同。
到后来靖康国破，金兵视宋人如草芥，往往是以一胜千这样的比例打垮宋军。可是仅仅过去了两三年，局面就开始反转，再过些时间，宋军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的军队就能威慑对手，取得完胜。
这是怎么搞的？
宋人的血气始终都在，只要混账糜烂的文官、皇帝不加压制，随时都会暴涨！宋之亡，不在武将与民间，真正的祸害就是一些祸国殃民的文臣宰相，外加几个百世难得一见的“精彩”皇帝。
熙河开边之战，以攻克河州为第一阶段胜利，王韶转战1800里，拓疆近3000里，招附番人30余万人，是北宋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开边行动，同时完成了对西夏的侧翼包围。
面对大好形势，王韶得赶回开封述职，向伟大的文官集团汇报工作以及自己的思想活动。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西域出生入死，只是想让吐蕃人死，绝没有自立为王的心思。
镜头切换到西南方向的荆湖北路，看章惇在做什么。三路发兵夺取懿、洽、鼎三州的过程很顺，梅山峒蛮最大的氏族苏氏来归降，这是个空前的好消息。
梅山14800余户，26万多亩山田划入宋朝户籍，章惇细心走访定下了各地的赋税，为了招抚优待，这些山民的赋税比内地减半，每年只缴一税。
主将离开战场，吐蕃人反攻倒算，河州危急。
消息传进开封城，反对派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建议神宗直接放弃河州，把所有占领的土地都还回去。保持原样，不是很好吗？
真不知他们当的是宋朝的官还是吐蕃的官。失落了200年的领土，抢回来都要拱手送回去！
神宗命令王韶和一个叫李宪的太监日夜兼程赶回熙河，主持大局。
李宪，这是一个在历史里留下了名字的宦官，他本身就决定了宋朝熙宁改革的成败。在他身后，还有一位更加有名的徒弟，该徒弟创造了宋史里一项独一无二的纪录。
太监受封为王爵。
王韶破敌十余堡，焚烧帐篷七千余座，斩首两千余级，把湟州外围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稀巴烂。这一次王韶行军54日，跋涉1800里，先后斩首七千余级，焚两万帐，获牛羊共八万余头。
河湟大定。
短短5年间，新法使宋朝内外一新，焕发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如果要比拟的话，只有宋初立国时赵匡胤时期才有这样凌厉风发的事迹出现。到赵光义兵败燕云之后，近百年间宋朝一直在沉沦迷茫中度过。
神宗在紫宸殿里接受群臣的祝贺，当众解下了腰间的玉带，系在了王安石的身上。这条玉带名叫“玉抱肚”，有14粒稻谷宽，为稀世之宝。王氏子孙一直珍藏，直到南宋绍兴末年，才献给皇宫。
王安石在这一刻登上了人生的顶点，谁能想到呢？四面八方如此辉煌的成果，换来的，是他第一次的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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