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办法再好，也比不上人性的劣根性更重要。
吕惠卿抢班夺权，挑起变法派的内部争斗，他打压曾布、吕嘉问之后，向外部动手，扩大矛盾。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是冯京；二是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地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
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
王安国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宰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
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
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
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
院子里的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
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做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着“宜放郑声”。
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
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有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停止变法，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
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
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
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
第一，有这回事。
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王安国以宰相弟弟的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的身份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国家公务的严肃性吗？
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的王安石是什么心情。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掐架时这招常用。
第二，没有这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纪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
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
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像、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
这样注定会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这事如果是假的，诚信的代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先生的人品就有大问题了。捏造事实也就算了，难得的是他借王安国之口说出了如此恶毒的话——王安石一族家破人亡！
这是怎样的诅咒啊……
抛开这件事的真假，王安国和郑侠之间有来往，这人尽皆知，都是因为他们太潇洒，太倜傥了。话说王安国一直用心良苦地拆自己哥哥的台，拆来拆去没效果，所以对能拆他哥台的人极其欣赏。
《流民图》事件之后，郑侠某次上街，正遇上王安国骑马出门。骑得高，看得远，王安国先看到了郑侠，立即眼前一亮。
他在马上举鞭示意，深施一礼：“君可谓独立不惧！”
郑侠的表情很遗憾：“我也是不得已嘛。想不到宰相被小人所误，到了如此地步。”
“不，”王安国出人意料地反驳了，或许他这时才想起来那是他亲哥哥，他说，“我哥哥做官，总是忠贞不贰，他认为做臣子的必须为朝廷做事，有成绩归陛下，有怨恨自己承担。这样才是尽忠于国家，所以现在九州四海之怨，都集于我兄长一人之身。”
郑侠冷冷一笑：“你说得古怪。我从没听说过皇帝是尧、舜，臣子是夔、契，九州四海会有那么多的怨恨。”这时满大街的人都在听，不由得一起点头。
好啊，郑侠说得好啊，有道理！
这段谈话，把王安国和郑侠拴在了一起，这就是罪证，他们是同党。可仍然不够，冯京还逍遥法外呢。再想办法，吕惠卿从郑侠的第二封奏章里看出了破绽，那里面除了民间疾苦之外，还谈到了一些宫廷内部的隐秘事件。
吕惠卿找到了神宗，说：“这很奇怪。像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都是举国皆知的事，郑侠知道不奇怪。可宫廷内部的事郑侠是怎么知道的？我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冯京告诉他的，副宰相指使他人诽谤皇帝，不信您把郑侠召回来问问就知道了。”
郑侠走到半路被押了回来，三堂会审，揪出了郑侠的门人吴无至和集贤校理丁讽。就是这两个人给郑侠和冯京来回通信。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被贬到外地。郑侠最惨，在英州编管，人身自由都没了。冯京被踢到四川，瞬间从官场顶峰跌落到剑门关外，彻底歇菜了。
为了真正拥有天下，吕惠卿在个人声望提高、实力加强之后，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年底的冬至日郊祀大典时，宋朝有惯例要赦免一些有罪犯错的官员，特殊情况的还有些恩赏，以表示朝廷的仁爱。这一次，吕惠卿显得非常忠于老领导，他微笑着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官职有点低，在这普天同庆的好日子里，您给他加上节度使的头衔吧。
节度使，这是唐朝时实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各地诸侯，可在宋朝只是个荣誉头衔，没有半点的实权。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高于当朝首相。
乍一看真是件好事，毕竟王安石这时只是江宁知府，最大的头衔是观文殿大学士。可是神宗猛然间惊醒，吕惠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而且把整个朝局都扯过去陪着他一起冒险！
那一天，神宗盯着他，缓缓地说了一句话：“王安石离职不是有罪，为什么要用赦免复官？”这才是问题的焦点，如果真的答应了吕惠卿，王安石就变成了罪人，从此之后，就永远失去了当首相的资格。
吕惠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皇帝的话代表了什么。这一步踏出，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成了宋朝100多年历史里极其罕见的一个特例，他成了叛徒，从里到外地背叛了自己的领导——王安石。
从这一刻起，注定了他是王安石的敌人。此后，不管是改革派当权，还是反对派复辟，都跟他再没有半点的干系。
他只剩下自己另起山头、自负盈亏的命运！
不久之后，宋神宗派人到江南去召还王安石。王安石这次没像第一次出山时那样，在路上游荡四五个月才进京，他进京的速度空前迅猛。
7天，王安石就从江宁赶到了开封，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任相之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