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争取和谈
随着中国大陆即将全面解放，美国政府开始暗中支持西藏“独立”。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英国政府说服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独立”活动，但遭到了暂时不想被美国所利用的印度的拒绝；另一方面，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及其使馆工作人员，纷纷与西藏分裂分子保持密切联系，暗中传达美国支持西藏抵抗人民解放军和进行独立活动的信息。曾在西藏长期活动的英国，在印度独立后已无力插手西藏的独立活动。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此时的印度既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非法权益，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既暗中支持西藏的分裂独立势力，又不愿公开与美国合作支持西藏的分裂势力，以惹怒中国。1950年11月2日，尼赫鲁会见亨德森时，明确表示拒绝与美国联合插手西藏事务。11月15日，美国政府指使拉美小国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托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要求联大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解决西藏问题“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但英、印等国均未表示支持，故联大总务委员会于11月24日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因此，无计可施的美国，在1951年初不得不告知夏格巴，西藏只能通过和平途径与新中国谈判，否则，必将丧失西藏现有的内部权力。
但是，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继续扩充藏军，加强藏军军备，妄图负隅顽抗。1949年9月，西藏官员会议在给摄政达扎的呈文中，叫嚣：“共产党的主张、行为和政教合一的西藏习惯、观念，如同冰与火完全不能相容。没有比共产党的威胁更严重的危险了。因此，不得不做出文武对策，以保护政教安全永存。”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在1950年初将藏军由13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建制）扩充为16个代本，并将其中10个代本调往那曲、丁青等青藏边境和昌都以东的川藏沿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同时，西藏地方政府继续派遣各色人等前往英、美、印等国进行求援活动，以增强藏军的军事装备和实战能力。
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负隅顽抗和分裂祖国的活动，遭到了西藏上层爱国势力的反对和谴责。滞留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达了拥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和要求尽快解放西藏的愿望。1950年1月，班禅堪布会议厅从青海再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中央“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并为中央进军西藏提供各方面的情况和建议。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1950年初亦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西藏当地的爱国人士，如夏克刀登、格达活佛、邦达多吉等，也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求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肃清帝国主义在藏势力，解放西藏各族人民。
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了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与人民。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号召夺取“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指出：“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要解决西藏问题，而且提出了稳步缓行的解决方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毛泽东在1949年8月给彭德怀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中，强调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作准备”，将解放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毛泽东的最初设想，由已经解放西北地区并具有相应群众基础的第一野战军南下解放西藏，同时由平定川康的第二野战军予以配合。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央报告，经过考察发现从青海进军西藏比较困难，而由川入藏则相对容易，建议由第二野战军承担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该建议经中央认真考虑后，决定由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负责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予以配合。
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后，仍一直关注着进军西藏的准备和行进，随时与西南军区和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八军保持密切联系，并亲自拟定相关指示方针，把握解放西藏的大局和方向。鉴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途中，再次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人，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号召，强调“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要求西南局尽快准备进藏和经营西藏的部队、干部等相关事宜，并责成西北局筹划协助之事。西南局接受进藏和经营西藏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后，决定选派战功卓著的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重要任务。本来已经进驻川南，且抽调师团干部就地任职的十八军将士，没有进军西藏的任何思想准备，忽然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后，以张国华为首的军党委立即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教育，强调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意义。1950年1月15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十八军各师主管干部从川南赶到重庆领受进军西藏的任务。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南局上报的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负责领导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2月，十八军党委发出了《进军西藏工作指示》，要求进藏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各地藏族同胞，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进军西藏途中，毛泽东多次致电西南局及十八军，询问进藏部队的物质装备、后续供应、空军支援等情况，反映了中央对进藏部队的关心和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尽量以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1月18日，朱德总司令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的王公、贵族、喇嘛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共同把西藏建设好”。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谴责西藏地方政府组织的分赴国外的所谓“亲善使团”，要求其派代表团来京和谈。可以说，当时中共中央已向西藏地方政府敞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中共中央之所以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
（1）从历史上看，历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直接用兵的不多，大都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如唐蕃之战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和亲维持了和平与交流；1247年的凉州会谈，为西藏纳入元朝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铺平了道路；明朝以派遣宣慰使和多封众建的和平方式，招抚了西藏各地僧俗势力；清朝也是以和平方式，在西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统治体制；因此，从历史上看，存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
（2）从现实上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深明大义的国民党将领纷纷高举义旗，尤其是与西藏相邻的滇、康两省的和平解放，将会对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积极的影响。
（3）从客观上看，中国人民解放军虽可以用武力解放西藏，但由此造成的战争伤亡和损失，无论怎么说都是自家的损失，而且正中了帝国主义妄图挑拨藏汉关系的阴谋，使本已存在的民族隔阂更加严重。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进军西藏的同时，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来京和谈。
为争取和谈，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对藏宣传力度和派人进藏沟通交流。195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要求邓小平拟定一份中央与西藏地方和谈的条件，以完整地体现中央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政策。随即，邓小平拟定了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等10条政策，既是日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谈判的基础，也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最初蓝本。经中共中央批准后，该10条政策，作为对藏宣传的重要内容和解放军进藏政策、纪律教育的根本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活动。
（1）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积极开展与西藏周边藏区同胞的统战和联谊活动，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思想、政策及意义。
（2）派人进藏游说或捎带信件，努力争取西藏上层人士支持和平解放。1950年2月，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竟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及摄政达扎的信件和喜饶嘉措的口信，前往西藏。因西藏地方政府阻挠，张竟成在6月被迫离开西藏。7月，西北局又派出以达赖喇嘛兄长、塔尔寺的当才活佛为首的青海寺院入藏劝和团，结果当才活佛入藏后即投入分裂主义集团，其他人员或被监视，或遭软禁，此次劝和再次失败。西南局在7月根据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的主动请求，委派其入藏劝和，结果刚到昌都就遭到了英国特务福特的毒杀，为和平解放西藏献出了生命。十八军的前线指挥员吴忠等人，也在七八月份通过写信或捎带传单等方式，以争取藏军，虽在部分藏军将领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西藏地方政府仍然我行我素，继续进行分裂独立活动。
（3）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劝和工作。鉴于夏格巴等人在印度进行西藏分裂独立活动，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人员，一方面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另一方面敦促西藏地方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9月17日，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两次约见夏格巴，警告其务必催促西藏地方代表团在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他们将承担一切延误的后果。9月30日，西藏地方代表团并未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国庆一周年的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保卫我国边防，我们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行。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再次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京和谈。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回应中央政府的和平呼吁，反而将之视为软弱可欺，坚持负隅顽抗，拒不进行和谈。
中共中央鉴于西藏地方政府拒不和谈的态度，决定以战促和，发动昌都战役，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赴京和谈。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即为了促成和谈，要求人民解放军在10月份占领昌都。8月26日，西南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十八军以一部在青海骑兵的配合下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在驻云南的十四军一部的配合下，从北、东、南三面夹击，歼灭驻守昌都地区的藏军主力。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开始。吴忠师长指挥五十二师和军直各营、连等战斗单位，以及青海骑兵支队，在北线实施千里大迂回，不仅歼灭了据守类乌齐的藏军第七代本，而且在10月20日到达碧拉山，完成了切断藏军西逃道路的任务。以五十三师及十四军一二六、一二五两团为主的南线各部，战严寒、斗饥饿，以急行军的速度，堵住藏军南逃之路，于10月12日解放了昌都东南部的盐井、碧土、门工等地，10月19日解放了昌都城。21日，退至朱古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下令停止抵抗，并与解放军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表示愿为藏汉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至此，届时两周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通过此役，歼灭了藏军5个代本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大部，争取了第九代本和平起义，几乎全歼了藏军主力部队，打开了通往拉萨的大门。
2 签署协议
昌都战役的胜利，在拉萨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迫使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尽快作出和谈决定。
首先，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使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分裂势力丧失了负隅顽抗的资本和实力，造成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心理恐慌，导致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重新分化组合。自1950年10月25日起，摄政达扎连续召开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和三大寺堪布等西藏高级官员的会议，检讨昌都战役的失败教训和讨论今后的应对之策。会上，既有像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那样，叫嚣“要同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分裂独立之噪声；也有像噶伦然巴·土登滚钦和三大寺的堪布那样，追究摄政达扎的罪责和要求和平谈判的正义呼声。一时间，西藏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重新分化组合，要求祖国统一与和平谈判的呼声日高。
其次，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严守军纪、优待俘虏的政策和关心、爱护当地藏族同胞的消息，以及阿沛·阿旺晋美和崔科·顿珠次仁等人或单独或联名反映昌都解放后情况的信件传至拉萨，都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和达赖喇嘛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昌都解放后，西藏工委立即指示各级指战员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寺庙活佛和土司头人。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3日，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在昌都胜利召开，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选举王其梅为首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罗登协饶、平措旺阶等人为副主任，在35人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中藏族占33人，充分体现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另外，阿沛夫人、崔科夫人接到阿沛、崔科在昌都被俘的消息后，曾带着孩子前往昌都探望，沿途得到了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尤其是看到阿沛他们在昌都生活得很好，遂积极地投入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祖国统一大业之中。她们返回拉萨后的宣传，对改变那些头脑中总是浮现清末川军形象的藏族同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事实批驳了当时流传的解放军“吃小孩”、破坏寺庙、屠杀僧侣等谣言，在达赖喇嘛及寺庙上层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再次，西藏各族人民积极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要求摄政达扎下台，反映了和平解放西藏已是民心所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央政府的和谈政策。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派乌拉差役，尊重西藏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为尊重藏族习俗和与藏胞打成一片，部队强令大家喝酥油茶。当时部队每天饭前必须就地支锅，用开水熬制酥油茶，领导带头每人必须喝一碗。想想现在香甜的酥油茶，部分内地人仍然喝不惯，可想而知，当时简易的酥油茶应该难坏了不少同志。正是这种勇于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使解放军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甘孜当地政府和上层爱国人士夏克刀登等人，为部队购粮15万多公斤。邓柯、石渠、甘孜等县，先后出动牦牛15万多头次为解放军运送物资。其中德格县龙垭村藏族妇女曲美巴珍，曾带领妇女运输队，战胜悬崖峭壁和冰冷河水，完成运输任务100多次。这种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优秀事例数不胜数，非常感人。这种拥护解放军的感情传到拉萨后，拉萨群众就在布达拉宫前发帖，要求达扎立即下台。1950年11月11日，西藏地方政府将乃炯、噶东两名护法神，请到罗布林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寝宫前进行卜卦，结果是要达赖喇嘛即刻亲政，摄政达扎立即下台。11月1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为西藏各派政治势力重新审视中央政府的和谈政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最后，西藏地方政府向国际求援的失败，迫使达赖喇嘛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距西藏万里之遥的美国，通过空投武器、派遣特务、策划达赖出逃等隔靴搔痒式的支持，根本无助于增强藏军的作战能力，故美国政府告诫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暂时先与中共和平谈判。印度虽于1950年10月28日和12月1日两次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军队之入侵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叹的”，甚至威胁这“已经影响到印度政府与中国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但在遭到中国政府严厉批驳之后，印度政府立即缄口不言。当夏格巴等人询问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活动的态度时，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说：“如果西藏坚持‘独立’的观点，引起战争，印度政府不可能有任何帮助。”非但如此，印度政府还落井下石，趁机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继续推进，在1951年2月派遣一支警卫队进驻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的达旺地区，并在“麦克马洪线”一带非法设置了20多个哨所，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从西姆拉会议到印度侵占上述地区的历史，再次证明只有藏汉团结和国家统一才能更好地维护祖国的领土安全。英国更是以印度独立为名，明确表示无力支持西藏“独立”。尼泊尔政府亦明确表示无力抵抗共产党，“如果进行和平谈判，尼泊尔政府可以给予援助”。幻想国际支持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与中央政府进行和谈。
对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半信半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蛊惑下，决定暂时出走亚东，做好进退两手准备，即“进”可以与中央政府进行和谈，“退”可以出逃印度。1950年12月19日，达赖喇嘛召开西藏官员会议，任命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和堪钦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司曹（代理司伦），夏苏·居美多吉和土登然央为代理噶伦，组成拉萨留守噶厦，自己则带领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等30多名主要官员前往边境城镇亚东，组成亚东噶厦，遥控指挥西藏一切军政事务。就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夕，噶厦征用1000多头驮畜（每头驮55公斤左右），分别驮运40驮金子、600驮银子，其余的驮运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银币。这些凝结着西藏各族人民血汗的金银财宝，后被秘密转运至印度，并未随着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而运回西藏，从而成了日后达赖集团从事分裂独立活动的重要资金。逃至亚东的噶厦多数官员，在争取英、美、印等国援助无望后，呼吁达赖喇嘛派遣代表与中央政府和平谈判，以争取早日返回拉萨。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派人赴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达他致中央政府关于愿意进行和谈的信件。在信中，他向中央政府报告近日已通知阿沛及其随员迅速启程赴京，并为争取时间，再给阿沛派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2月1日，袁仲贤大使复信达赖喇嘛，表示中央同意并欢迎西藏派代表经印度飞到香港，然后转广州赴京。2月28日，达赖喇嘛正式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前往北京和谈途中，受到了中国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51年3月27日，阿沛·阿旺晋美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离开昌都前往北京时，王其梅等人热烈欢送，途经西康各地时受到了当地解放军首长和西康人民政府副主席廖志高的热情接待。4月19日，邓小平与贺龙宴请刚到重庆的阿沛一行。22日，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首都各界数千名群众，在北京热烈欢迎阿沛等人。转道印度的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两人，拿着达赖喇嘛给尼赫鲁的信和礼物，拜会了尼赫鲁，并请尼赫鲁就北京和谈给予指导性建议。尼赫鲁表示印度同意西藏回到中国大家庭和中国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西藏外交，但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这与达赖喇嘛和噶厦的意图大体一致，给北京和谈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尽管如此，4月26日，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及首都各界群众仍亲往车站，欢迎他们二位。为推动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和听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中央政府亦邀请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共商大计。4月27日，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数千各界群众，在北京站热烈欢迎班禅一行，并在当晚为班禅大师设宴洗尘。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高度重视与和平谈判的诚意。
中央政府做好了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一切准备，并在谈判中事事商量，耐心解释，终于在1951年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为做好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谈判工作，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劝告印度不要促使达赖离开西藏，并警告说：“如果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获得了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的保证，阻止了达赖在美国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调唆下外逃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组建了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为团长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翻译有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部长平措旺阶和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乐于泓。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围绕着人民解放进驻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及未来改革、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与权限、宗教信仰自由与保护寺庙等问题，逐项进行了谈判。李维汉耐心地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解释，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尊重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驻军西藏的主要目的是驱逐帝国主义在藏势力，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并不是要整某些人或某些政治派别，否则直接用武力征服的方式岂不是更好？经过李维汉与中央政府其他和谈代表的努力，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圆满结束。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中央政府代表团诸位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各位代表，正式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祖国和平统一与和平进军西藏铺平了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肃清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藏势力，团结西藏各族人民，实现祖国统一；从西藏历史和政治的实际出发，暂时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原有官员的既得利益；根据达赖和班禅的既有历史地位，维护其各自的职权和地位。
（2）经济方面，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采取协商的方式，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3）社会文化方面，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4）民族方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5）宗教方面，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
（6）外交方面，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7）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逐步改编近代藏军为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所有军事经费由中央政府拨给，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等。
这七个方面，以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为依据，全面发展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新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今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走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3 维护协议
维护“十七条协议”，从广义上说，是从该协议签订后一切为维护协议所做的努力；而这里的重点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及驻藏部队和西藏爱国人士，为维护和执行“十七条协议”而进行的斗争与努力，系狭义上的内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虽签署了“十七条协议”，但要获得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侣、贵族、领主的全部认可，并非易事。尤其是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极为仇视“十七条协议”。因此，修改与维护、阻挠与执行“十七条协议”，就成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及驻藏官兵、西藏爱国人士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斗争的重要内容。
“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即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各位代表，并在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发表了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讲话。毛泽东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当天，毛泽东还致信达赖喇嘛，强调：“这个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要求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配合解放军和平进藏和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为保证“十七条协议”的实施，1951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由毛泽东拟定的《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就进军部署、物质补给、修建公路与机场，以及和平进军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明确指示。首先，根据“多路向心”的进军策略，部署十八军从西康进驻拉萨、丁青、工布江达和工布地区，十四军一部从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从玉树进驻蘘谦地区，西北军区由新疆入藏部队前往阿里地区。其次，根据部队所属军区，十八军及十四军之一部由西南军区负责补给，骑兵支队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再次，分别修建甘孜至拉萨、西宁至丁青等段公路，抢建甘孜机场及计划在丁青附近修建临时机场、在拉萨修建普通机场，以确保解放军和平进藏的物资运输。最后，毛泽东再次提醒进藏部队注意：“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毛主席充分估计到了向西藏和平进军中可能会遇到并不和平的实际困难。
特别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美国蛊惑下随时都有可能出逃国外，导致“十七条协议”无法执行或实现的困难重重。“十七条协议”公布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亨德森，要求他鼓动达赖喇嘛发表否认该协议的声明，或到国外“避难”。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孜本夏格巴、洛桑三旦等人，极力反对“十七条协议”，力主达赖逃亡国外；代理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及三大寺代表则赞同“十七条协议”，主张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通过卜卦，结果是拥护“十七条协议”和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但是，并不完全相信中央政府和解放军的达赖喇嘛仍滞留亚东观望。为避免达赖喇嘛经受不住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的蛊惑而逃亡国外，促使其尽早返回拉萨，以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仅带领三名随员，6月13日从北京出发，绕道印度，于7月14日抵达亚东。7月16日，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身份，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手抄本，并劝告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以协助落实协议内容。8月8日、17日，张经武、达赖喇嘛先后返回拉萨。9月9日，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抵达拉萨。三天后，阿沛·阿旺晋美也返回拉萨。9月24～26日，噶厦召开300多人参加的僧俗官员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的正本，针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攻击阿沛等和谈代表向汉人出卖了西藏的污蔑，阿沛以事实进行了批驳，并表示“愿以全体和谈代表的身家性命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10月24日，达赖喇嘛终于向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
但是，在川藏、青藏、康藏边境，仍有帝国主义特务和国民党的残兵游勇，煽动各地藏族土司头人，偷袭人民解放军小股部队，破坏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300多人的先遣支队抵达拉萨后，噶厦将这支部队安置在三个藏军代本之间，严密监视先遣支队的行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些藏军士兵，更是以吐口水、扔石头、撞膀子等形式挑衅解放军战士。因此，如何尽快使人民解放军在拉萨站稳脚跟，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和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就成为摆在中央政府和进藏部队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此，中共中央命各路进藏部队迅速进驻西藏，同时在藏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进行生产自救，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在藏势力。
第一，各路部队受命火速进藏，完成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战略安全任务。1951年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后续部队从甘孜西进，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高寒缺氧和补给困难，战胜雪山沼泽，于10月26日到达拉萨。当天，就在拉萨举行了欢迎解放军大会。11月15日，达赖喇嘛派基巧堪布阿旺朗杰到部队慰问。1951年8月20日，范明司令员和慕生忠政委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1100多人，与詹东·计晋美率领的班禅行辕先遣队200多人，携带大批粮食、物资，从青海香日德向西藏进发，一路渡过黄河源头沼泽地和长江源头通天河，翻越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于12月1日抵达拉萨。12月20日，十八军与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表示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而努力奋斗。由新疆入藏的独立骑兵师后续部队，在1951年6月29日进驻阿里边境地区的普兰宗，8月2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解放了阿里全境。由云南入藏的十四军一二六团在1951年10月1日进驻察隅，10日，该团一部进驻科麦，建立西藏地区第一个国防前哨基地。至1952年7月，解放军除进驻前述各战略要地外，还分兵数路进驻日喀则、亚东、隆子等军事重镇和边防要地。据“十七条协议”规定，经中央批准，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以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3月7日，中央决定张经武留藏工作，兼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第一、二、三副书记，统一领导和开展西藏的各项工作。
第二，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夯实党在西藏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西藏的统一战线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团结达赖、班禅系统为主的上层统一战线，一部分是以发放布施、免费治病、创办学校、抗灾救灾为主的群众工作。1951年11月4日，达赖喇嘛按照“十七条协议”精神，邀请班禅到拉萨“友好相见，畅叙友情”。班禅亦决定尽快返藏，遂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返藏以后，一定要在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与达赖佛紧密团结，共商一切，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班禅，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12月19日，班禅由西宁启程返藏，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特派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往西宁送行。1952年4月28日，班禅到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班禅行辕代表，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三大寺堪布等人，热烈欢迎班禅返藏。班禅在拉萨停留了43天，4次会见达赖喇嘛，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在西藏工委的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进行了谈判，于6月16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拉让（即班禅堪布会议厅）谈判备忘录》，解决了班禅方面的乌拉差役、军粮负担和归还原属班禅宗谿等问题，加强了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
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通过发放布施、免费治疗、兴办教育和抗灾救灾等形式开展群众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真心拥护。中央代表张经武刚到拉萨不久，就分别向三大寺的僧众和拉萨街头的乞丐发放布施。进藏部队和随军医护人员一边进军，一边为沿途的藏族群众免费治病。1951年11月，进藏部队在拉萨建立了部队门诊所，免费为西藏贵族官员、喇嘛和普通群众治病，影响很大。这些医务工作者被藏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毛主席派来的白衣天使。1952年8月，西藏正式成立了拉萨人民医院。1953年3月，中央政府选派了125名专业医务人员赴藏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据统计，到1959年初，西藏共有62个医疗卫生机构，480张病床，近800名各类卫生人员。从昌都解放后成立西藏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小学——昌都小学之后，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正式成立，当年即有600多名儿童入学。1956年9月1日，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成立，开启了西藏现代中等教育的先河。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还组建了文工队、电影队等，结合西藏当地的文艺形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显示了中央对西藏各族同胞的关心和支援。1952年藏北雪灾期间，刚刚成立不久的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和组织当地头人与群众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5万银元，救济受灾藏民。1954年7月，江孜特大洪灾，导致170多个村庄被毁，6万多克（西藏地区的地积单位，1克约等于1市亩）土地被淹，1.7万多人受灾。闻讯后的中央政府立即发电慰问，并拨出80万银元和大批救灾物资，缓解了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一边是解放军官兵的免费治病和抢险救灾，一边是西藏封建农奴主的催粮逼租和严刑拷打，西藏各族人民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共产党和解放军。
第三，坚持“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努力开展生产自给和架起“通向幸福的金桥”，从而奠定了建设西藏、戍守边疆的物质基础。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在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妄图以不与解放军配合，不卖给解放军粮食和燃料，逼走或困走人民解放军。但是，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部队进驻拉萨、日喀则后，应立即抽出兵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指示，从1951年11月开始在噶厦指定的拉萨西郊河滩上开荒生产，仅17天就开垦出了2300多亩土地，奠定了“七一农场”的基础。当年在此开荒的谭冠三将军，逝世后就葬于此地。笔者在拉萨参加一次活动时，曾穿越该农场内部，至今仍依稀可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房屋的遗迹。不过，现在“七一农场”道路整洁，绿树成荫，早由当年的荒滩变成了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与拉萨市区基本连成一体。进驻日喀则、江孜、太昭等地的部队，也组织了开荒生产，从1951至1954年，进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共开荒32250亩土地，修20公里水渠，收获85.6万公斤粮食、76万公斤土豆、636.1万公斤蔬菜，极大地缓解了部队和机关单位的粮油及蔬菜供给困难。1954年12月25日，以进藏部队和西藏各族民工为主，修筑的康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通车至拉萨，从此结束了西藏没有正规公路的历史，开辟了西藏现代交通运输业的新纪元。据统计，1955年拉萨市场物价，比公路通车前的1954年平均下降了9.2％。这两条公路也被藏族同胞们亲切地称为“通向幸福的金桥”。今天，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纪念碑，仍然耸立在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附近，旁边奔流不息的拉萨河水，似乎讲述着为修筑康藏、青藏公路而英勇献身的解放军战士和西藏各族同胞的故事。
第四，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1951年11月下旬，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阿乐群则、桑多仓·洛桑根顿等人，纠集了一批流氓无赖，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成立了非法的“人民会议”组织，反对改编藏军，要求解放军返回内地，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他们的分裂独立活动，得到了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人的默许和支持。1952年3月11日，伪“人民会议”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13日在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和张贴“不准改编藏军和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所谓“请愿书”。4月1日，这批暴徒开枪袭击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多次要求达赖喇嘛和噶厦制止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但策划这起政治骚乱者并非仅仅是伪“人民会议”或两司曹，而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不满“十七条协议”的反应。因此，4月8日，张经武不顾个人安危，仅带着翻译和警卫员各一人，前往警戒森严的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要求他发布布告取缔伪“人民会议”。达赖喇嘛也不得不承认“汉藏团结是一致的，武装骚乱是不对的”，希望用和平方法解散伪“人民会议”。张经武根据有理有力的方针，争取达赖喇嘛和中间派，表示只要不再骚乱，除主谋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加追究。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正式免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取缔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组织。此后，阿乐群则等人即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继续与祖国和西藏各族人民为敌，但在西藏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第五，驱逐帝国主义在藏势力，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务，废除外国在藏特权，树立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良好外交形象。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1952年9月15日，以杨公素为首任驻藏外事帮办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拉萨成立，代表中央政府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务。噶厦的“外交局”在推诿拖延一年后，不得不于1953年9月宣布撤销。至此，中央政府收回了西藏的涉外交涉权。1950年，中国政府与印度建交后，决定通过与印度政府谈判废除其继承的英国在藏特权。1953年9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亦提出中印双方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1954年1月4日，中印两国代表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北京开始谈判，至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中印协定”），同时互换照会。该协定规定：中印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内设立商务代理处，互开边境贸易市场，取消印度的在藏治外法权，同时自互换照会之日起6个月以内，印度必须撤走在江孜、亚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租借地以及12个驿站及其设备折价交给中国政府。1955年4月1日，中印双方派员将印度在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和12个驿站清点估价后，正式交给中国，同时印度政府将其在中国亚东使用、占用的地皮交还中国政府，彻底废除了印度从英国手中继承的一切在藏特权。
根据1856年尼泊尔强迫西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西藏继续每年向尼泊尔缴纳贡金1万尼币，直至1952年被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制止。1955年，中国与尼泊尔建交。随之，中国政府决定通过与尼泊尔政府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56年8～9月，中尼两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就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简称“中尼协定”），同时两国代表团团长互换了照会。该协定与照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尼泊尔撤退在拉萨以及西藏其他地方的武装卫队，互设领事馆，进行友好通商和保护彼此之间的来往朝圣等，从而废除了尼泊尔的在藏特权，为发展全面友好的中尼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废除外国的在藏特权，签订平等友好的“中印协定”、“中尼协定”，充分保护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权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使西藏各界人士认识到了祖国的强大和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当“中印协定”签订后，西藏噶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向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中印协定”签字，从而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4 筹备自治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央政府认为西藏可以过渡性地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筹备机关。195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草案第六十一条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强调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定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办事。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虽然在此前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都成立或准备成立民族自治区，但西藏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尚未筹备民族区域自治事宜。因此，中央政府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同时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征询他们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相关事宜。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护和赞成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9月4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国家民委副主任汪峰、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民委主任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和首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9月11日，毛泽东亲自接见达赖和班禅，提出在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达赖和班禅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并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俩同时成为国家领导人，并在会后分别前往天津、上海、杭州、沈阳等地参观，然后一起返回北京过藏历年，并参加国务院讨论西藏工作的会议。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根据张经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等人，关于“十七条协议”执行三年来西藏各方面的情况汇报，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名额为51名，具体分配方案是：西藏地方政府方面15名，班禅堪布会议厅方面10名，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方面10名，中央派驻西藏工作的干部5名，其他方面包括主要寺庙、社会团体、社会贤达等11名，决定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各项工作。这项决定受到了达赖、班禅及其随行官员的欢迎和拥护。达赖喇嘛还赋诗赞颂毛泽东：“啊，毛主席，您的光辉业绩像创世主大梵天和众敬王一样，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一位领袖，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遍及天涯。”虽然后来有人曾否认达赖喇嘛为毛泽东主席作的这首颂诗，但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仍然承认了他当时对毛泽东主席确实怀有无限的崇敬之情。因此，返回西藏后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张国华，在1955年8月26日联名发出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的通知》，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筹备处处长，洛桑三旦等人为副处长，着手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筹备工作。
然而，顽固坚持“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力阻挠和破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会的各项工作。首先，陪同达赖喇嘛进京的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和达赖喇嘛副经师赤江罗桑益西在返藏途中，分南北两路到康区理塘、甘孜一带，煽动当地土司、头人和活佛，反对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声称叛乱不成，可以退到西藏，并可受到达赖佛爷的赐福与支持，成为1959年西藏叛乱的祸源之一。其次，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人，再次跳出来，在1955年9月15日向西藏工委提交了“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叫嚣“西藏独立”，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遭到了西藏工委有理有力的批驳。11月17日，噶厦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非法，严惩首恶分子，要求参加该组织的多数人痛改前非，并决定逮捕阿乐群则，严厉打击了伪“人民会议”分子的嚣张气焰。最后，一批民族分裂分子于1956年2月在拉萨散发反动传单，污蔑人民解放军，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西藏工委支持下，达赖喇嘛要求噶厦彻底清查这一反动事件，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排除干扰。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慰问，4月17日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拉萨僧俗各界3万多人的热烈欢迎。4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及全国人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纷纷发来贺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亲自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陈毅副总理在大会讲话中，指出：“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和人民解放军的进驻西藏，使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平等友好的大家庭里来。从此，祖国大陆上的领土得到了统一，祖国西南的国防得到了保障。”肯定了“十七条协议”及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巨大历史和现实意义。接着，他强调：“今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这是西藏民族团结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次光辉的胜利。”希望西藏各界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做好西藏各方面的工作，为早日成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奋斗。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并未完全改变西藏三个地方政权并存的状况，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些协调工作和在国务院领导下开展西藏的自治筹备工作。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西藏的政治体制暂时照旧，所以，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虽各自保有相对独立性，但都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领导。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尽力协调三个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培养西藏民族干部、发展交通与贸易、繁荣西藏经济等努力工作，以创造尽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各方面条件。从1956～1958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相继颁行了《关于选派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参观的决定》、《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各地建立各级办事处的决议》、《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创办拉萨中学的决议》、《关于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决议》，以及交通管理、财经贸易等方面的办法与决议。1957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处理江孜地区头人本根却珠毒打已参加工作的藏族学员旺杰平措事件后，通过了《关于免除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各族人员、学员的人役税的决议》，重判本根却珠向旺杰平措赔礼道歉、赔偿医疗费藏银3000两，以及拘役本根却珠4个月，从而打击了反动农奴主的嚣张气焰，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藏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旺杰平措事件后，西藏一些上层农奴主和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更感到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千方百计抵制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方针、政策，伺机发动叛乱，梦想驱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永远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武装叛乱，从此叛逃印度的达赖喇嘛和遭反动农奴主裹胁至印度及世界各地的藏族同胞，多数至今未能返回西藏。中央驻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接到中央政府迅速平定西藏叛乱的命令后，在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及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1959年3月20日至1962年底基本上平息了西藏叛乱，并按照中央“边平边改”的方针，同时实施民主改革，废除了在西藏延续千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之后，日渐本地化的西藏佛教，即与西藏地方世俗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历史地看，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需要西藏地方贵族、官僚和庄园主的经济支持和政治保护；西藏地方贵族、官僚和庄园主希望借助藏传佛教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培育农奴和奴隶甘受压迫和剥削而毫无反抗的精神意识，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藏传佛教作为西藏各族人民最主要的精神统治者，很早就介入了西藏地方世俗权力的内斗之中，且一度威胁到吐蕃赞普的统治地位。朗达玛毁佛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结果是朗达玛赞普被杀、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而佛教非但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很快出现了藏传佛教的复兴。复兴后的藏传佛教各派，不仅与西藏各地世俗实力派结合得更加紧密，而且兼有甚至超越了世俗权力，成为西藏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如，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与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联合统治西藏地方的甘丹颇章政权，在归附清朝中央政府后不久，因为顾实汗后裔内争，五世达赖喇嘛实际上就成了清政府属下的西藏地方最高领导人。此后，历辈达赖喇嘛或达赖喇嘛年幼时期的摄政，根据中国中央政府的规定，通过号称达赖喇嘛办事处的“译仓”、噶厦等机构，处理西藏地方的僧俗事务。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一直持续到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959年，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驻藏大臣或中央政府驻藏代表的权威和影响。所以，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不明真相的西藏群众和遭受反动农奴主胁迫的藏族同胞，跟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尼泊尔等国，以至于其中不少人至今仍未能返回佛教圣地——中国西藏。
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的广大西藏农奴和奴隶，则在平叛改革中翻身解放，获得了自由和新生，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央政府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工作，选举自己信赖的贴心人，担任西藏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职务，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准备了政治和组织条件。截至1960年底，西藏建立了1000多个乡级人民政权、283个区级人民政权、78个县级人民政权、7个专区和1个市级人民政权。鉴于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1961年7月9日，国务院第111次会议通过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工作的报告，并随即撤销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8月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民主选举委员会，开展民主选举试点工作。到1965年7月，西藏全区的乡、县选举工作基本结束，普遍建立了人民委员会，巩固了西藏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65年9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9月1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报告，总结了西藏和平解放15年来的各方面工作，号召以西藏自治区成立为契机，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分期分批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国防，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进行了报告，肯定了筹委会成立后所做的主要工作以及取得的重要成绩。最后，大会代表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饶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嘎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为副主席，以及达瓦·仁钦索朗等37人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9月9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伟大胜利，是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建政的伟大胜利，也是西藏开启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标志，开启了西藏各族人民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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