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时间1951年8月18日至11月30日
★作战地区 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和北汉江东西地区
★作战目的
经过五次战役的对抗后，战争双方力量趋于均衡，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联合国军”力求通过局部军事行动给对方施加压力，并视谈判进展情况，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8月18日，“联合国军”乘朝鲜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中朝人民军队供应困难之机，在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发起了夏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此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依托野战工事进行抗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战争的持久性以及迫使敌人同我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早就有所考虑和准备。在我军参战之前即指出：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若想大量歼灭美军需待我军装备起来。
我军同敌进入交战以后，虽然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巧妙的指挥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给我军造成的困难情况并未改变，因此在整个运动战阶段，我军都把准备持久作战列为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次战役前，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第四次战役期间，毛主席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并为坚持持久作战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当时，我军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准备长期，争取短期”。
第五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方已被迫表示愿意同我进行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6月中旬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
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作战，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关于这一指导方针，毛泽东在6月上旬就对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副司令邓华提过了。
那天上午，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刚刚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
“邓华同志，你瘦多了嘛！”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迎接走进门来的邓华，“劳师远征，保家卫国，辛苦辛苦！”
毛泽东随和地说笑寒暄，使邓华在刚刚进入毛泽东办公室前的拘谨顿时冰释。
“主席统筹全局，国际国内，诸事如山，比我们累多了。”邓华笑着，“我们倒是单纯，只管打仗……”
“打仗可不简单，特别是跟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国际战争呵！”毛泽东说道，请邓华就座，一边从桌上拿起香烟，请邓华抽烟，他自己也取一支烟点燃。
邓华此行是奉彭德怀之命，率领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前线战况的，由沈阳到京后，刚在北京饭店住下，邓华就接到毛泽东主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此刻，邓华坐在毛泽东主席对面，抽着烟，心绪如潮。敞开的窗户送进初夏的阳光和院里带有松树气味的清风。他打开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本子，按照事先的准备逐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诸如对志愿军与美军作战形势的分析，对战争发展状况的估计，以及改善装备、改善后勤供应和轮换作战部队等。
毛泽东抽着烟，注意倾听着邓华的汇报，不时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记几个字。
“好，你谈的情况很详尽、具体。”邓华谈完后，毛泽东点头道，随即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步。
“欲速则不达。”毛泽东沉吟道，“你是说——持久战？”
邓华点了点头。
……二阶段作战开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战况，不时让军委做出汇报。尤其是得知180师受损的消息后，更为焦虑不安，立即让军委给“志司”发电报，询问180师的详细情况。5月下旬，解方曾来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五次战役的情况时，毛泽东主席说，包围敌人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当夜消灭敌人，否则，第二天敌人便会借助大量飞机的支援，或拼死固守，或突围逃走，使我很难吃掉敌人。因此，歼灭战的胃口不能张得太大，不可能一口气吃掉敌人几个师的兵力……
“邓华同志，”毛泽东停下脚步，转身对着邓华发问，“你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打算？”
“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战争极有可能长期。”邓华说，“关于长期作战的思想，主席早有电报指示，我们领会得不深，因此，五次战役口子张得太大，想打大歼灭战，结果被敌人反击得手……”
“嗯。持久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军队的法宝……在以劣势装备对优势敌人的作战中，特别应当注意扬我所长，避我所短……持久，持久……消耗敌人……打法上轮番作战，可以‘零敲牛皮糖’。我们一个军每次以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一个营为目标，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零敲牛皮糖’？”邓华惊喜地，“好哇，主席，就是用这个战术……用这个战术搞敌人，让他没办法应付！”
“现在，我们要教育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和敌人边打边谈……”毛泽东说。
“要谈判吗？”邓华听到主席这样说，非常敏感。
“是的……美国人在5月底，通过外交人员接触了苏联的马立克，提出了愿意与我们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前几天，金日成来北京，我和恩来与朝鲜方面就此进行了讨论。当然，我们如能再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后谈，更为有利。但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如果能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来谈判，我们也不宜拒绝。中央也开了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多数同志都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啊，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现在把敌人从朝鲜北部赶出去的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不丢面子。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虽然可以逐步改善装备，增加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但是困难也不小……不过，美国方面提出愿意谈判也可能又是缓兵之计，或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边打边谈……”
“中央的决定很正确。”邓华点头称是，“我们立足于打，做好长期打的准备，同时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关于你刚才还提到的几个问题——装备的改善——我们向苏联订购的装备大部已运到，高炮部队正在训练，不久可入朝；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已经买了几千辆汽车，交通改变了，供应也会好起来；还有后续部队参战的问题，这个我早就考虑过，现在杨成武的20兵团正在准备向朝鲜开进……”
“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就有决心坚持到胜利！”邓华听着毛泽东主席的一番话，心里感到很踏实了。
“和你一同回国的还有几个军长？”毛泽东问。
“是第一批入朝的13兵团的几个军长，”邓华回答道，“38军的刘西元，39军的吴信泉，40军的温玉成，42军的吴瑞林……现在都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和聂代总长已让作战部长李涛来看望过大家，还给每个人发了200元钱，让大家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好嘛，好嘛，”毛泽东笑道，“让他们到处看看，玩玩，休息休息，也可以给即将入朝的部队做做报告，介绍介绍对美军作战的经验。我看，该谈的你今天都谈了，他们几个军长就不要再谈了，但我要见见他们。明天中午，请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请你们大家吃一餐便饭，四菜一汤，家常便饭……”
“他们一听主席请吃饭，会兴奋得一夜睡不好觉！”邓华笑道，“他们早就盼着见见主席哩！”
“他们从前线回来，劳苦功高，我当然该请他们吃饭嘛！”毛泽东呵呵笑了。
2、志愿军准备持久作战的部署
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党委于6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打仗的规模要和自身力量相适应，以及准备同敌人进行谈判的指示，总结了我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于会中和会后作了如下部署：
一、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
二、为了便于机动和减少供应困难，为了使敌不易登陆，或即使登陆我也易于对付等，决定“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地区，并在该地区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三、鉴于同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我军死守一地不易，而攻击敌坚固阵地也不易，因此，确定今后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亦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实行这种方式，就是采取纵深配备，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数兵力扼守前沿阵地，抗击敌人与消耗杀伤敌人；如敌正式进攻，我即主动收缩，不作坚守，但需不失时机地对敌实施反冲击或战术反击，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如此同敌周旋，待将敌削弱到一定程度，再选择突出薄弱之敌进行战役反击，以歼灭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历次指示，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要求以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为主，每次战役的企图不要太大，以每一战役平均一个军能全歼美军一个营，对南朝鲜军则要求每军平均能歼灭敌一个团为原则，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同时，还要求“要稳步地进攻”，每次战役不作过远出击，只“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超过南汉江、昭阳江”，即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北纬三十八度五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在战术上则要求，必须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必须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的同时，注意将战术分割包围同战役分割包围结合起来；必须要有二梯队或预备队，以扩张战果，预防万一。
五、关于我军的行动方针，确定在两三个月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军事分界线，“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部署上，为照顾海防和供应情况，决定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9个军担任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另以两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作战略预备队。一、二线部队每两三个月轮换一次，如伤亡过大，短期难以恢复者，视情况可调回国内由新部队接替，即以轮番和换班相结合的方式，坚持长期作战。为开展敌后游击战，分散、钳制敌人，决定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抽调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志愿军组织4个中队，朝鲜人民军组织两个中队）深入敌后，在战略上、战役上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六、为及时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决定每军经常保持一个3000人的补充团和一个教导团；国内动员的新兵，亦须经过基本的战术、技术训练方能补入部队。
七、努力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加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的建设，争取空军能于9月出动。同时，调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共4个师）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入朝，第50军军部率第149师亦入朝，担负修建机场任务。
八、为了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供应运输，决定在后方铁路、公路沿线修建大量隐蔽仓库，囤积作战物资，并积极修建熙川、孟山、阳德公路，以及佳丽州至洗浦里、昌道里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横向公路，以防敌一旦在元山登陆切断我东线交通后，能保障我之物资供应。
此外，在国内，为动员人民支援志愿军进行持久作战，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继续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普遍推行以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并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捐款为志愿军购置武器装备（当时称捐献飞机大炮），进一步做好优待烈属军属工作。至8月底，全国人民共捐款了人民币3.838亿元，可购买飞机2558架或大炮4264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3、美中确定和平谈判的来龙去脉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23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丧命，迪安将军被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美国的侵朝战争，使杜鲁门政府内外交困。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10万多人，耗资达100多亿美元。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1倍。1951年度美国军费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307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美国侵略朝鲜，不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矛盾加剧，英法等国表示不愿继续追随美国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杜鲁门集团作出了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2日至16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5月17日，杜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后来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经过五次战役，美国及其盟国除了一部分短见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心理时机”。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首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之后，又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这时，艾奇逊又想起了国务院的顾问乔治·凯南。他是苏联问题专家，过去在苏联待的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凯南受命之后，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与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经过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挑开了问题，“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意思捅出来了。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中朝领导人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谈判时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绝对优势，如能再歼灭它更多些部队再谈，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政府历来的主张，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6月25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乘机发表了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除表示“愿意参加问题的和平解决”外，还对主张扩大战争的人提出了某些“批评”。根据《杜鲁门回忆录》，他在当天下午讲了下面一些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维持世界和平……
“在朝鲜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
在同一篇讲话中，杜鲁门还重复了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解决办法”。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李奇微将军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
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二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这份电报发出之后，据《杜鲁门回忆录》中说，白宫还给李奇微发了一补充训令，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这次停战中，我们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不论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度是否认真，或者他们是否准备同意订立解决朝鲜问题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们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
此外，训令还要求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最低的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4、停战谈判
7月8日，双方各自派出3名校级参谋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为停战谈判进行筹备工作。
我方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侦察局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对方的谈判代表也是5人，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其他4位代表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海军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我方参加人员为张春山（朝鲜）、柴成文（即柴军武）、金一波（朝鲜）；对方出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中校李寿荣。首次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双方就7月10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出面，为了安全的原因，李克农称为“工作队”的“李队长”，乔寇华称“乔指导员”。
“克农同志，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同美国人谈判。”毛泽东凝视着对面戴着眼镜、留了两撇漂亮胡子的李克农。
李克农，红色谍报之王，中共情报界“前三杰”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和胡底、钱壮飞3人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性命，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职务。李克农是个智勇兼备的奇才，他逝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竟放假3天以庆祝最可怕的对手的消失。他是人民解放军唯一没有上过战场的上将。
在李克农传奇性的一生事迹中，谈判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位神秘的幕后英雄也常常走上前台表演他炉火纯青的交流技巧。西安事变时，他协助周恩来同张学良谈判；国共和谈时，他协助叶剑英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人谈判。长期的革命生涯培养出了李克农坚定的信念和严谨的作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又给了他宝贵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非凡的应变能力。从1928年起，他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现在，他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毛泽东拿出这样的人物去和美国人谈判，可谓知人善任。
李克农此时严重的哮喘复发。建国时，中共的许多元勋名将突然纷纷病倒，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当长期极度紧张的战地生活突然结束，那紧绷了二三十年的神经骤然松弛，再加上胜利的狂喜，许多人的身体可能难以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
由于担心病重误事，李克农提出是否不去朝鲜。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会：“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再无二话：“我马上准备出发。”
后来，李克农差一点就因心脏病倒在了朝鲜。
周恩来为李克农配上了一个得力助手，这就是中共“南北双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以后蜚声国际外交界的乔冠华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出任李克农的助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柴成文专程从平壤赶到安东迎接两人过江，一行人随即拜见金日成。经中朝两党协商，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这两人是幕后人物，不直接出面，正面与美国人接触的是5位谈判代表。
在以后的谈判中，代表团被分为三线。直接与美国人针锋相对的是军队代表南日、邓华、解方等。二线是有外交斗争经验的“乔老爷”乔冠华，他负责贯彻中央指示和对谈判提出具体方案。三线坐镇指挥的是中国政府代表李克农。
谈判开始，白天由第一线的军队代表和对方代表面对面吵架，晚上一线、二线向李克农汇报，一起研究新问题，最后由李克农归纳总结，发电向国内请示。
周恩来最忙的时候到了。他才是实际上的谈判总老板。他每天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看过李克农来的报后，与毛泽东研究对策，发去回电后又开始处理国内事务。
开城是朝鲜文化名城，位于三八线南侧。935～1392年，曾是王氏高丽国的首都。这里城墙用石头构筑，有四门，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古迹。7月10日这天，是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城里的男女老少在疑虑中显出一点喜悦，人们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对方的来使。
上午10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然后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按照惯例，会议在我方召开，本应由我方首先发言，但没等我方开口，乔埃就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南日将军对此没有置理。他在发言中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即“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随后，南日将军提出了三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之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接着双方就谈判的议程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对方首先提出了九项议程草案，遗憾的是对方却没有提撤退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不难看出，对方立场有了变化。李克农说：“看来对方已没有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
既然是双方对等的谈判，我方也提出了一个五项议程的对案。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方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军事分界线、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交换战俘问题”，都作了突出报道，给世界人民以鼓舞和希望，由此也引起了记者们向对方施加的压力。
美国总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李承晚对现在进行的谈判大为不满，并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7月27日发表声明说：“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7月30日，他又阐述了南朝鲜政府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第一，中共军应全部撤走；第二，人民军应解除武装；第三，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第四，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第五，反对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
随后，停战谈判就进入了步履艰难的阶段，总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事件的处理和战场上的再次较量。
5、第六次战役的准备与未实施的内情
第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均往前线不断增加兵力兵器，各线各处小规模战斗频繁发生。彭德怀司令员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想用军事压力迫使敌军同意这个条件。因此，1951年6月末，志愿军开始积极筹划第六次战役。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如美国坚持现有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然而，第六次战役最终没有被实施。
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时，地面战场一度比较平静，双方只有小部队接触，只有美国空军仍在频繁轰炸中朝军队后勤补给线。但是中朝联军一刻也没有松懈，不停地大挖防御工事。而将领们心中更清楚，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有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胜利。毛泽东也说得很明白：“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这位大战略家太明白能战方能言和这个道理了。
彭德怀听到美国人不但不想以三八线为界，还要中朝方面单方面让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消息时，怒极反笑：“美国人好大的胃口，哈，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还想在谈判桌上得到？非把你多吃下去的东西打得吐出来不可！”
7月24日，停战谈判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却连谈判议程协议都未达成。彭德怀准备彻底打掉美国人的幻想，用军事胜利来教训美国人。
“上报中央军委，建议发起第六次战役，打到三八线南面去，然后再撤回来以三八线为界，让美国人不要再痴心妄想，老老实实谈判。”
彭德怀把第六次战役的设想告诉了几位副司令。
毛泽东思考了两天。他面对南海那一湖碧波轻蔑地冷笑：“美国人大概以为我们不敢再打下去了。这些帝国主义者不知道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到现在为止，老百姓捐的钱可以买两千多架飞机、几百辆坦克，老太太献出了棺材钱，白发翁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有人民做我们的后盾，我们难道就不敢打？你美国人要打多久我毛泽东奉陪多久！”
两天后，毛泽东批复：“战争没有真正停止前，准备9月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8月17日，彭德怀正式下达作战命令，计划出动志愿军13个军和人民军4个军团，以及航空兵22个团，一举攻破联合国军防线，然后打到三八线以南。大军已箭上弦、刀出鞘，蓄势待发。就在此时，名将邓华提出了不同建议。
邓华看着地图想来想去，觉得就地停战中朝方并不吃亏，美军所占东线地区面积稍大却全是山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西线中朝方所占面积虽略小却是平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离汉城也近，对敌威胁同样很大。
邓华直接跑到前线了解敌情，在望远镜里，这位名将看到，美国人正拼命修筑钢筋水泥工事。
经过缜密思考，他提出停止第六次战役的建议：“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了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都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地，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此时军委和总参都有人认为，再以原有战法发动攻势，还是会像第五次战役那样打来推去，因此也不赞成彭德怀发动第六次攻势。
邓华的建议引起毛泽东、彭德怀高度重视。邓华说得有理，但是领袖和元帅都在忧虑一个问题：中国军队自创建之日起就处在极劣势的环境中，一向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靠高明的战术机动制敌于死命，从来没打过阵地战。邓华的建议是改打与敌对峙的阵地战，而且这将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阵地战，问题是在美军那样强大的火力下，中国军队能否守住阵地？
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彭德怀以联司名义8月17日的预令进行研究以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指示，确定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军委分析了当时谈判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指出：“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现在不发动战役反而能掌握主动。”
8月21日和22日彭德怀两次致电军委，同意军委对战场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决定：“9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10月再决。”
8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要他认真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毛泽东还提出：“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8月23日彭德怀复电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说：“9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南朝鲜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
战场上的答案让毛泽东、彭德怀喜出望外。李奇微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在中朝联军阵地前碰了个头破血流。
6、志司曾6次变更指挥位置
在2年9个月零几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共移动了6次指挥位置。选择指挥位置的原则是：位置适中，尽可能靠近前线便于指挥，选择大山沟、树林茂密、有水和有矿洞，既便于隐蔽防空，并要有能进能出的可通行汽车的道路便于行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部即进驻鸭绿江南岸朝鲜境内的朔州以东偏南的大榆洞（北镇西北）。
在大榆洞，于1950年10月25日正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这是志愿军进入朝鲜抗美援朝，志愿军司令部的第一次指挥位置。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指挥了第一、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迫使美军向“三八线”大退逃。志愿军西线各军奉彭德怀命令正向南前进，尾追敌人，东线第9兵团亦奉命向咸兴、元山地区前进，准备休整。
彭德怀在大榆洞坐不住了，决定志司必须前进，并指示在朝鲜蜂腰部的中部，选择适当的指挥位置。
解方参谋长派丁甘如处长率领先遣人员并带电台，前往新成川地区选择指挥位置。新成川地区位置是适中，但该地区是丘陵地带，没有高山深沟，因彭德怀催得很急，要立即离开大榆洞，丁甘如就选择在新成川以西、顺川至新成川的铁路一条较长的隧道洞作为临时的指挥所，先进驻后，再继续选择更合适的位置。
该隧道洞穿过一座不太高的山，山上有松树林，附近都是较大的丘陵，山区都有树木，目标不太明显，为了安全，设营先遣队在隧道洞两个口外都用草袋装沙土（因土已冻，从附近河床中取的沙土），垒成了挡护墙，并用树枝伪装好，以防敌机火箭弹射击，先遣设营队并迅速将洞内设施准备好。
1950年12月10日，彭德怀和其他首长及志司指挥机关进至新成川隧道洞。
志司进驻后，第二天，敌人的飞机发现这条铁路隧道口外部变了样，垒起的防护墙伪装再好，也会使敌人发现洞口堵住了。因为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用眼睛都可以看清楚。
志司进驻隧道洞后，第二天敌机不断飞到上空侦察，到第三天拂晓后，敌机群就飞来俯冲轰炸，并向洞口投下炸弹和发射火箭弹。
敌机轮番轰炸、扫射一阵后，没有发现地面有人员跑动，可能认为是我军储藏物资的仓库，随后就飞走了。
洪学智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首先跑出来，全面巡视一遍后，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要赶快走，即使敌机没有发现是指挥机关，就是把这儿当仓库，也会不断来轰炸的。这样不仅对彭德怀的安全无法绝对保证，而且敌机每天来轰炸也影响指挥。”
当日，收到了丁甘如发来的电报，说君子里有个大金矿洞，洞内有几层，志司首长和志司机关全部可以住进去。可以防御敌人飞机的轰炸。洪学智和解方将君子里的情况报告彭德怀，彭德怀仔细地看了地图后，表示同意进驻君子里。
彭德怀和志司于1950年12月12日黄昏，从成川以西铁路隧道洞临时指挥位置出发，于当日深夜到达君子里。
丁甘如和张仲三同志动作真快，当指挥所到达时他们已将带的发电机装好，洞内已经架设好了电线和电灯，洞内有了电灯，进出就方便多了。通信处的同志也将电话架设好了，电话总机已装好，即可通话，电台也在洞外选择了位置架设好了，并与各军及第9兵团都构通了无线电联系。工兵已将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首长以及作战室、机要室的木板房子都初步隔好了。
彭德怀的住处选择在洞内一处开挖较宽一些的通道处，该处较高一些也稍微干燥一点，志司其他首长的木板房也还可以，比大榆洞那个流水沟好多了。这个矿洞很大，不仅有较宽的通道，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小“广场”，可以作为开会用的会场。另一个出口的通道也较长，司令部机关都可以安置得了，矿洞的下层有条通道，正好可以安置政治部。
整个矿洞内，上面不“下雨”（即滴漏水），下面没“小溪”（即流水），洞内只是潮湿，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首长们的住处、作战室、机要室加上个电炉子，定时开开烘烤一下，可以干燥一些。
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首长就在君子里指挥了第三次战役。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决心实施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是在“三八线”以南向敌人进攻，因此在君子里的志愿军司令部，已离前线较远了。彭德怀指示，志愿军司令部必须前进，指挥位置必须尽量靠前，以便于直接指挥部队。第四次战役一方面要指挥“韩集团”（韩先楚副司令率领的前指）在汉江南岸的机动防御作战，一方面是要便于指挥“邓集团”（邓华副司令率领的前指）在东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作战。还要指挥东部朝鲜人民军“金集团”的作战。（彭德怀指挥朝鲜人民军就以“联司”名义，下达命令）因此，彭德怀决定将志司前移到金化以北地区，这个位置比较适中。
彭德怀在金化以北下甘岭的山沟里，指挥了第四次战役。
志司进驻金化以北下甘岭后，敌人飞机差不多每天都到上空“光临”，但没有发现目标，只是无目标地乱投弹、扫射。
第四次战役后，敌人的空军为了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向北进犯，敌机活动极为频繁，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在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部署的上空无目标地狂轰滥炸。志司驻地上空敌机也是不停地飞来飞去，有时丢几枚炸弹，扫射一阵，这样既影响彭德怀和志司的安全，也影响指挥。加之，新入朝参战的第3、第19兵团已快开到前线，东线的第9兵团已从咸兴、元山南下，志司也应选择一个适中的位置，以便于指挥更多的部队。
作战处便根据志司首长的意图，在地图上研究选择志司新的指挥位置。从地图上看后认为转移到伊川西北上甘岭北麓的空寺洞比较合适，那儿有金矿洞，有高山、有树林、沟岔较多，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志司机关的展开。
陈赓于1951年9月2日初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时候，志司驻地还在伊川西北的空寺洞。对于空寺洞，陈赓在日记中这样描绘道：“洞深数里。两千磅的炸弹也打它不穿。住甚安全，但潮湿特甚。”在矿洞里，由于上面漏水，人们住在里面还得遮上防雨布。因此，便在洞外山坡的树林里面，用树枝或木板和茅草搭了许多草棚，陈赓和彭德怀等领导人，也都住在这种非常简陋的草棚里。棚里陈设简单，除了一张行军床和板壁上挂满的军用地图外，几乎一无所有。
第五次战役2个阶段的作战，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首长就是坐镇空寺洞指挥的。
1951年6月10日，中朝联军结束第五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
这时，虽然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了，但美军仍不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在谈判桌旁，气焰嚣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准备再向敌人发起进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段时间，彭德怀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反复协商如何打，什么时候打第六次战役。
因为要准备再向敌进攻，为了便于指挥，志司仍住在空寺洞。到了8月，中央军委最后确定：重兵在握，备击不发，以确保主动的方针。暂不打第六次战役了。
作战方针确定后，作战处即向邓华副司令员建议：现在已不准备打大的进攻战役了，而要转为战略防御，巩固阵地作战。现在，志愿军已有几个兵团、十几个军都在第一线展开。而且，彭德怀有意图要对后方的东西海岸加强设防。因此，志司的位置现在仍驻空寺洞，已经不适宜了，宜选择在既要能指挥正面作战，又要能指挥东西海岸的防御作战的适当地点。
邓副司令员同意作战处的意见，要作战处从地图上选择一处适中的位置，研究好后，再向彭德怀和其他志司领导同志汇报。
杨迪副处长和丁甘如处长与作战处的同志在地图上反复查看研究。选择了朝鲜蜂腰部的桧仓，认为这个位置很适中。他们即拿着地图去向邓华副司令员汇报，建议志司转移进驻桧仓，那儿距离前线和东、西海岸都不远，又是山区有矿洞，距离平壤不到100公里。邓华副司令仔细地看了地图后，认为可以，即向彭德怀报告。
彭德怀表示同意后，邓副司令即派丁甘如处长和张仲三副处长率先遣队去现地了解情况，并部署指挥机关的设置。丁甘如处长第2天就发来了电报，认为桧仓很适合，位于平壤以东约90公里，是个山区又是一个大矿区，有上下两层矿洞，沟还很深，山沟岔也多，都是树林，山上矿洞可住机关，山下矿洞可住首长们。
彭德怀和邓华副司令等首长看了电报后决定志司进驻桧仓。
1951年9月15日，志司搬迁到平壤以西的桧仓金矿。这个金矿离桧仓城约5、6里。矿洞很深，里头缺氧，也很潮湿，到处淋水。初到时没有电灯，开头办公照明都点洋蜡。洞中很暗，人们进去要带手电，没手电就没法前进，也出不来。洞中有些地方低矮，走路须得低头，不然就撞脑袋。而且曲折迂回，弯来弯去，像一座迷宫。如果自己不懂得路线也没向导，进去后就很难走出来。
陈赓和彭德怀、甘泗淇、邓华一起住在距离洞口20多米的矿洞里面。这里用木板隔开4个房间，每人住1间。房子很小，里面的陈设仍很简单。
那时陈赓身体不好，整天待在洞子里面，经常弄得头晕脑胀。9月下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日记经常有这样的记载：“洞居，潮湿又黑暗。曾几次想出洞换换空气，终因警报，不能远离。”“洞中氧气缺乏，使人头痛欲裂，窒息得呼吸不灵，但仍是开会。”“会完结。人在病中。”“昨晚失眠，下夜一时尚不能入睡。……”
7、敌我双方兵力部署
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形势一度趋向缓和。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多属于小部队进行的频繁的前哨战斗，战线比较稳定。敌我双方仍对峙在西起临津江口，向东经高浪浦里、涟川、铁原、金化、登大里、月山里、沙泉里至东海岸一线。
这时，敌人采取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以消耗我军，破坏我军可能的进攻，或借以对我施加压力；同时，视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如有需要，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作战，并预先制定了向增壤、元山线——朝鲜蜂腰部推进的所谓“势不可当行动计划”。为此，敌一面加强阵地，防我进攻，一面积极地进行向我发动局部进攻的准备。
至8月中旬，敌先后建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即与我接触线，名为“耳明线”；第二道防线，西起铁原西南的263.4高地，东经读书堂下、地境洞、大成山到北汉江西岸之小高飞云伊，全长60公里，为中间阵地，名为“怀俄明线”（距第一道防线约10公里）；第三道防线西起临津江口之鳌头山，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岘、华川湖南岸、杨口、兜率山、山头谷山至东海岸杆城以北之马达里一线，全长220公里，名为“堪萨斯线”（距第二道防线约20至30公里）。各道防线均构筑了坚固工事，设有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
另外，敌人还积极扩建金浦、水原、大邱等原有机场，新建了瓦草里、东豆川、永平、麟蹄等18处前沿机场，增辟了原州、镇海、群山、济州岛等14处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
在此期间，美军有6个师、南朝鲜军有4个师先后撤至二线，进行了1至2个月的休整。美军及英、法、土等军亦补充、轮换近19万人。同时，还扩编了3个南朝鲜军师，并将空降第188团和两个轰炸机联队由美国调到日本，增强了其机动力量。为了统一指挥，英第28、第29旅和加拿大第25旅等英联邦国家军队于7月28日合编为英联邦第1师。
在我军方面，对于停战谈判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和敌之行动企图，早在准备同敌进行谈判时就作了充分的估计，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在谈判期间，敌人可能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进行突然袭击。
总之，停战谈判将是非常困难和曲折的，我军唯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袭，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根据上述指示和既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后，即一面积极打击敌之窜扰活动，掩护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一面则积极地进行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预计8月中旬完成，准备待敌进攻时举行战役反击，以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如敌不进攻，则视情况于9月举行战役反击。
至8月中旬，我第一线阵地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登大里、艾幕洞、西希里、沙泉里至东海岸之高城，东西绵延250公里之防御工事已经全部完成，并在西起南川店，经市边里、安峡、玉洞里、新城山、云磨山、乍德山、昌道里、龙门山、竹叶山、国士峰至东海岸高城，构筑了第二线阵地。
熙川、孟山至阳德之中间运输线，佳丽州至昌道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东西运输线，以及阳德、成川、遂安地区，新溪、伊川地区的仓库设施（4000多个）亦按照计划完成。
我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于6月间入朝。
炮兵第7师师部及经过改装的预备炮兵又有4个团和1个军属炮团于6、7月间入朝，炮兵第1师则回国改装。
在部分步兵师中已先后组建了37毫米口径高炮营（以下简称37高炮营），同时，我军部署亦进行了调整：西线以第47军、人民军第1军团各1个师进入开城及其以南地区，保卫开城谈判会场区域；中线第27军接替了第20军防务；原在西线的人民军第6军团调至东线化川里地区，以加强东线防御力量。
到8月中旬，全军已进行了1至2个月的休整，补充了兵员10余万人，并储备了一个月的粮弹。但是，7月下旬朝鲜发生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加上敌机乘机轰炸，我军交通运输线遭到了严重破坏，给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这时，敌军第一线兵力为14个师又2个团，第二线兵力为4个师（欠4个团）1个旅又1个空降团。我第一线（正面）兵力，志愿军为8个军，人民军为3个军团，共11个军；第一梯队展开8个军，第二梯队展开3个军。第二线包括担任东西海岸防御的兵力，志愿军为9个军，人民军为4个军，共13个军。
8、北朝鲜公开的史记说夏季攻势
“联合国军”所发动的夏季攻势，即从8月18日开始，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先后动用了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的兵力，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正面约80公里。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夺取我东线突出部阵地，拉平登大里、五味里至芦田坪地段的战线，以与其中部战线取齐，改善其防御态势，并防我举行战役反击。在该线防守的部队为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担任第一线防守的有6个师，第二线为3个师。
下面是北朝鲜公开的史记中叙述的夏季攻势经过：
1951年8月18日敌人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
“敌人在大批飞机和数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对东部战线的杨口以北之比雅里方向及其东方的麟蹄以北之加田里以及其他许多我军阵地发动了进攻。……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敌我之间展开了猛烈的高地争夺战，特别是在比雅里西南方983.1高地和773.1高地（美军称“血染岭”）、加田里东北方之965高地、884高地一带的战斗更为激烈。
“敌人首先倾泻了几万颗炸弹和炮弹，然后在大量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顽强的攻击。但是敌人的每次进攻，在我军顽强的反击下都被粉碎了。可是敌人不顾莫大的伤亡，接连投入第二梯队，发起了波浪式的进攻。但是，各个高地的战士们以机智顽强的防御和英勇的反冲击粉碎了数量上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忠实地执行了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命令：以英勇的斗争坚决消灭敌人，不要让给敌人一寸土地和一座高地。
“敌人在杨口北方的比雅里一线，集中大批兵力和战斗器材，从战斗的第一天起，每天向我军阵地进行10多次进攻，但由于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的英勇抵抗，敌人的进攻每次都遭到了失败。8月22日敌人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向我军前沿阵地进行更猛烈的进攻。
“我军在这7天的防御战中，毙伤俘敌1.6万余人。8月24日，在东部战线整个地区，敌人的进攻全部被击退。人民军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为了削弱敌人的兵力，为了夺回被敌占去的一部分阵地，为了争取时间加强我军的防御力量，一连几天向比雅里西南和东南方的高地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这次反击中，我军又歼灭敌人8000多人，夺回了几个阵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利用这个机会，有效地进行了调整部署的复杂而又艰苦的工作。即把集中在淮阳东南地区的几支联合部队调到东海岸高城、通川地区投入战斗，大大地加强了我军在比雅里、加田里以及其他主要地区的防御力量，这个地区是敌人投入其主力的地区。”
在884、924、1031、1211各高地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对血染岭的攻击给第8集团军的首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我方所付出的牺牲和弹药的消耗量都大大地超过了预计数目。
“敌人由于我军的顽强防御而遭到了惨败，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在9月连作战预备队也调出来，发动了疯狂的‘总攻势’。敌人调动了大量兵力和战斗器材，在从东部战线的文登里西南一线到加田里东北一线的约27公里战线上，向我军防御阵地动用了巨大的兵员和战斗技术器材发动了攻击。攻击比雅里一带的敌人，从9月初起，在大批飞机、坦克、炮兵的掩护下，猛烈地攻击大愚山以北我军阵地，我军战士们英勇抗击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后前进了几步，但我军防御部队依靠1211高地一带的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
“从9月4日起，在我军一带的要冲1211高地和1052高地一线上展开了反击敌人的激烈战斗。敌军调动了大量兵力，一连10天向我军阵地反复进行了多次攻击。敌人向1211高地一天平均倾泻3万多发炮弹和炸弹，还投下无数的凝固汽油弹，每天向我军前沿阵地冲击10多次。但是，英勇顽强的我军战士们给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坚守了阵地。敌人只把成千的尸体遗弃在我军阵地前面而后退了。铜墙铁壁般的1211高地仍然掌握在我军手里。”
“同一时期，敌人在加田里以北和东北地区也企图突破我军防线。敌人在大量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向我军每一座高地每天发起15～20次的攻击。其中加田里东方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守卫在加田里以北一线的柳京洙同志所属部队的战士们，虽然遇到粮食和弹药缺乏的困难，但是他们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他们提出‘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口号，前后10天进行顽强的防御。我军战斗员们以熟练的射击和顽强有力的反击打退了敌人一百几十次的攻击，没有从阵地后退一步。加田里以北748.9高地的战斗员们，同比自己多几倍的敌人一连几天进行激烈的白刃战坚守了高地。”
“这样，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进行英勇的防御战，到9月18日完全粉碎了敌人在中部和东部战线上投入12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一个月之久的所谓‘夏季攻势’。”“敌人从8月18日到9月18日的所谓‘夏季攻势’中，损失7.88万有生力量和大量的军事物资，敌人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仅在东部战线的局部地区前进了几公里。敌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攻势的失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对范佛里特的‘夏季攻势’感叹道：‘这次攻势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9、志愿军党委扩大会及新的防御部署
敌夏季攻势被我粉碎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仍企图以军事压力迫我就范，达到其在谈判桌上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因而在继续准备新的进攻。我军则一面积极准备抗击敌人再次进攻，一面准备对敌实施反击。
9月4日至10日，即在敌夏季攻势第二阶段初期，志愿军党委根据当时战场形势，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和确定当前的军事部署，召开了由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敌我力量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和平对美国垄断资本并不利（军火没了销路，经济危机可能加速），而大打又有困难，这是目前美方所以拖延停战谈判的原因。我在美方故意拖延的情况下坚持进行谈判，其意义在于揭露、孤立敌人，动摇敌军的士气，同时，也是为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当前，美国还不愿意放弃战争政策，停战谈判一时尚难有明确成果。因此，我军必须加强作战准备，提高联合兵种作战的水平，坚持持久作战。
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会议还明确指出：我军以后进行“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战”机会已益见减少，而“阵地战的战争形式”则一天一天的明显。因此，要求我军“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提出今后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阵地，要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及小出击，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得多杀伤敌人，争取时间；在进攻中，如无特别有利时机，技术条件还未得适当解决前，不宜进得太远……必须稳扎稳打。”
最后，会议作了如下部署：第一，第一线部队，时刻准备打击可能进攻之敌，和随时准备歼灭小股出扰之敌。同时，还要积极准备打一些以消灭敌人突出部为目的的小型攻坚战。求得每次歼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以取得攻坚作战经验。第二，为随时防范与还击敌人从正面进攻和在东西海岸登陆，要求全军把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作为战略任务，大力加强第一线和第二线阵地的工事，并着手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和第三线（西起海州、东经麒麟里、南川店、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至化川里）阵地的工事。第三，为加强中间运输线，保障供应运输顺畅，全军立即按照防区修建阳德、谷山、伊川线（第3兵团负责）；阳德、马转里、佳丽州、洗浦里线（第9兵团负责）；市边里至南川店，市边里至遂安，市边里至五里亭、朔宁线（第19兵团负责）；洗浦里以东之线（第20兵团负责）；伊川至玉洞里之线（第42军负责）等几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标准公路。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已确定的关于工事构筑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均以构筑工事为重点，全面地加强了作战准备工作。
同时，为了增强防御力量，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攻势，还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除在8月末已将第65军调至开城地区（原在该地的第47军1个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1个师均归还建制）加强开城和朔宁方向的防御，将第68军由阳德地区调至洗浦里地区准备接替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防务外，9月上旬，又以第20兵团的第67军接替了第27军金城地区防务，第27军撤至马转里、阳德地区整补。另给主要防御方向上的第一梯队军各加强2至3个榴弹炮兵团，1个火箭炮兵团，1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及1个坦克团。在便于敌坦克突入和空降的地区，各军均增强了防坦克火器和高射火器，设置了反坦克、反空降地域。
为了准备空军参战，第23兵团已于9月7日入朝担任修建南市、泰川、院里机场任务。此后，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防止敌人在我侧后登陆，中央军委于9月17日决定，调第16军至东北通化地区待机，所属第47师则先期入朝，进至咸兴、兴南地区，归第9兵团指挥，担任海防守备任务；调第11军至凤城、安东地区待机，准备支援朝鲜西海岸作战。
同时，为了统一海岸防御作战指挥，经同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决定分别成立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
西海岸指挥所由韩先楚任司令员，人民军第4军团军团长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军第1、第4军团。
东海岸指挥部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兼任司令员，人民军第7军团军团长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16军之第47师以及朝鲜人民军第7军团。
10、1211高地阻敌130余次疯狂进攻
“联合国军”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于9月29日开始发动秋季攻势。
在“秋季攻势”中，南朝鲜第5师的任务仍是夺取1211高地。该师数次发动进攻无果，范佛里特将军起用在东海岸束草附近结束了整训的南朝鲜第3师（师长为白南权）担任进攻1211高地的任务，将南朝鲜第5师作为南朝鲜第1军的预备队。
《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较详细地描述了朝鲜1951年夏秋季作战情况，对其中的1211高地争夺战，是这样记述的：
南朝鲜第3师在美第10军主力炮兵的支援下，在841高地、1052高地、1211高地的全部正面从西向东并列第22、第23、第18三个团，从10月22日～11月2日发动了猛烈进攻。
空军冒着恶劣天气进行配合，200毫米的炮弹和155毫米加农炮弹简直要把山头削平一样，可仍然没能把山顶夺取下来。
第18团曾以主力从西希里的山谷攻击了1211高地的北翼，但陷入了反包围之中而不得不撤退下来。
这个1211高地的战斗的确非常激烈，出现了很多可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敢战斗的故事。这真是一次进攻者拼命进攻，防守者不折不扣进行死守的战斗。
北朝鲜公开史料对于终于坚守下来的1211高地特别用了较多的篇幅作了如下的评述：
“敌人在西部和中部战线进行攻击的同时，还向东部战线的文登里、沙汰里、1211高地、1052高地一带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在1211高地和1052高地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1211高地一带是美第8集团军司令在发动‘夏季及秋季攻势’时作为最主要攻击对象的地点。这样说是因为这一地点是从麟蹄和杨口分别通往末辉里的两条公路交叉点正面的制高点，在战略战术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即1211高地和1052高地位于杨口至沙汰里公路的东边，形成由南至北连接大愚山、加七峰、鹰峰等峰峦的苍本山脉，是这一地带的制高点。因之，敌人要从沙汰里方面突破我军防线向北扩展其势力，就要占领1211高地和1052高地。”
“1211高地一带，由于敌人的轰炸和炮击，山上岩石被炸粉碎，参天大树被连根拔掉或烧掉，山头被削低了几米。但是，在这座被浓烟烈火笼罩的高地上，我们英雄的战斗员们丝毫没有畏惧，怀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心，像不死鸟一样昂然站起来，坚决粉碎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没有让给敌人一寸土地。……敌人到10月20日共发动了130多次疯狂进攻，但敌人一无所获，只在我军阵地前面遗弃8000多具尸体而狼狈逃窜。但敌人仍然没有停止对这一带的攻击，他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夺取这一高地。”
“由于朝中人民部队的英勇防御战斗，使敌人的‘秋季攻势’到11月初完全遭到粉碎，敌人在这一作战中损失了7.9万多人和巨大的战斗技术器材，他们以这样损失作为代价，仅在西部和中部战争的一部分地区前进了2～8公里。敌人本身也承认这次战役的失败。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指责说：‘要用这样的方法作战的话，李奇微最快也得在20年以后才能勉强到达鸭绿江边’”。
“我军通过这次作战又积累了丰富的阵地防御的经验，特别是在与所谓‘技术优势’的美国进行积极的阵地防御战斗中切实体验到，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坚守防御阵地，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就要修筑坑道式阵地。这样，从这时起，前线战斗部队根据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指示，大力修筑阵地坑道。”
11、挖坑道对付美国人
狂轰滥炸吓不倒英勇而又机智的志愿军将士，他们终于在无数次血战中找到了对抗“联合国军”空地火力优势的有效办法，这就是“坑道战”。
面对数百倍于我的美军火力优势，志愿军部队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本能地开始挖洞躲避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这种单人防炮洞形如猫耳，它当时就有了30年后在中越老山战场再次响亮起来的名字——“猫耳洞”。
美国人的炮火越猛，志愿军士兵们就把洞挖得越深，左挖右挖，相邻的洞子连起来了，就成了马蹄形坑道。
较早觉察到坑道工事巨大战略价值的志愿军高级将领是“三杨”之一的杨得志。志愿军部队著名战将杨得志此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19兵团司令员，此时防守开城以南吉水里地区的65军伤亡很大，他得知这一情况时十分焦急，与政治委员李志民冒着敌炮火视察了65军。
在65军前线指挥部，杨得志对65军军长肖应棠说：“你打我，我让你打不着；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现在的问题是，先想办法不让敌人打着，再解决把敌人打死的办法，这方面我希望你们多想想，多谈谈。”
65军是聂荣臻元帅华北野战军的一支功勋部队，好些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第一次大城市攻坚战——石家庄战役。
杨得志对这些老兵们提起了那次战役：“我们在打石家庄时，采取了构筑进攻出发工事的办法，把大部队运动和囤积在敌人没有发现的战壕和坑道里，突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似乎打开了思路，肖应棠军长站起身：“最近发现战士们为了防炮，有的在阵地背面挖了防炮洞，效果不错。”
李志民虽然搞的是政工，却是个军政双全的将才。他也插话了：“跟小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在冀中开展过地道战。没有地道的地方，我们就在防御阵地挖好掩体，既能观察敌人，又能暗中射击。现在我们把过去的经验，结合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加以利用和发展，岂不更好？”
杨得志高兴得一拍桌子：“百闻不如一见，上前沿阵地去！”
一大群志愿军高级将领猫着腰冲上了前沿，枪弹不时划过他们身边，炮弹远远近近地爆炸着，杨得志看到整个高地上被炸得一棵树也没剩下：“偶尔碰到一两个树桩，只有一二尺高，上面也是弹痕累累。”
他们观看了1个连队的阵地上挖出的1人多深的战壕和防炮洞，这个连队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将几个洞连在一起，形成小坑道，可以多藏几个人。
连长介绍道：“美国鬼子打炮，我们躲到这防炮洞里去；炮火停了，我们再到战壕里去。”杨得志听了哈哈大笑，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一伸大拇指：“很好，还可以沉住气，等敌人靠近了再开火，这样可以多歼灭敌人。”
李志民又想起他打日本人的地道了：“再挖深些行么？挖通它，连起来，形成一个地道网。再多搞几个射孔和望孔，掩护自己，消灭敌人！”
这次视察后不久，65军的全体战士们一齐动手，将单个掩体连在一起，组合成一条条巨大的坑道，大的已经可以容纳1个连了。曾经被美国炮兵打得高喊“宁攻三个山头，不守一个山头”的干部战士们现在情绪高极了，对坚守阵地、依托坑道打击敌人充满了信心。敌军打炮，战士们进洞隐蔽；步兵冲击，战士们冲出杀敌。现在部队伤亡率已急剧下降。
杨得志立刻将65军的坑道防御工事经验向志司汇报，敏锐的彭德怀兴奋了，他知道志愿军地面部队终于找到了对付美国人火力优势的最佳办法！那就是挖坑道！有了这种坑道，美国人打炮扔炸弹，志愿军士兵都钻进洞子，根本伤不着。美国人火力转移，步兵冲击时，志愿军士兵再跃出坑道反击敌人，论步兵战斗力，美国人是志愿军的对手吗？战斗结果可想而知。64军1个连利用马蹄形坑道，一天内不但抗住了美军3万发炮弹和几百枚炸弹的轰击，还击退敌步兵22次进攻，杀伤美伪军700余人，自己只伤亡了21人，平均每击退一次进攻只伤亡1人。
彭德怀立刻向全国动员，在各个防守要点上都要修筑坑道工事。李奇微秋季攻势刚一结束，几十万志愿军士兵们开始挥镐举锤、兴高采烈地向石壁和土地开战了……
10月22日，李奇微秋季攻势以失败告终。10月29日，彭德怀正式通知各部，11月至年底，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攻战役。志愿军终于彻底实现了从运动战向阵地防御战的转变。
12、中国停战代表团的内部会议
1951年10月25日，交战双方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为了争取主动，使停战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国停战代表团在11月底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
李克农首先讲话，他传达了中央制订的谈判方案。
他说：“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金首相共同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在停战的问题上，我们主张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停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估计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李克农继续说，“这个方案经中央批准，打出去之后，对方有些慌乱。虽然他们放弃了深入我阵地后方划分停战线的要求，却仓促提了个以讹诈手段要开城的11月8日的方案，我当时就认为他们难以坚持下去，因为对方说不出任何理由来。果然，11月17日不得不原则上接受我方的建议。”
这时，乔冠华插话说：“对于索取开城的要价，我有一种感觉，它很可能是李承晚的主张。开城是朝鲜的古都，打了一仗丢了古都，政治上很难交代，美国人似乎也不得不应付一下。”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李克农点点头说，“所以要坚决驳斥。结果把它驳了回去。对其无理要求要驳，但要主动促进。停战线的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最主要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当然我不是说别的议程没有麻烦了。同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三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美方一贯的立场是无限制的监察，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关于战俘问题，”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又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13、中朝军队局部反攻和攻岛作战
敌连续发动的夏秋局部攻势，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遭到巨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以承认其飞机“误炸”开城为转机，表示愿意恢复停战谈判，企图以谈判缓和我可能的反攻。
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在谈判中，美方虽然放弃了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荒谬主张，但在其提出的新的军事分界线方案中，仍企图使我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并把开城划归敌方。
在这种情况下，志司为了增加对敌方的压力，打击敌人的士气，收复一些阵地和表示我之力量，以促进停战谈判，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以每军歼灭敌人1个连至1个营为目标举行小的局部反击。为此特意下达了作战指示，指出：“此次攻击意义甚大，必须取得胜利。”各军一定要有妥善的准备，周密的计划与准确的火力组织，每攻占一地必须决心巩固之，不得轻易放弃。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打敌反扑，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
为了粉碎敌人占我开城的企图，志司还于10月29日专令第65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应尽可能的向前推进，消灭敌之小部队。
以后，又于11月中旬以第63军进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65军打击向开城进犯之敌，并令第40军之第119师亦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我志愿军第一线之第64、第47、第42、第26、第67（第67军于11月7日由第12军接替）、第68军共6个军，遵照志司的指示，经过充分准备后，自10月30日起至11月底止，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守备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计对敌马良山、高旺山、正洞西山、394.8高地、注字洞南山、灰古介东南500高地、科湖里西山、938.2高地等26个目标，进行了34次进攻战斗，并在攻占敌人阵地后抗击了敌人无数次猛烈反扑，大量地杀伤了敌人。
其中11月4日，我第47军以2个步兵团11个连的兵力，在114门火炮，11辆坦克支援下，进攻美骑兵第1师3个连防守的正洞西山，经3小时战斗，即将守敌全部歼灭。
次日，敌以2个营反扑，我又在打敌反扑中给了敌人大量杀伤。敌重新占领该阵地后，我乘敌立足未稳，以3个多营的兵力再次反击，又全歼美骑兵第1师1个营另1个连大部，创造了在阵地进攻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光辉范例。
同日，我第64军以3个营的兵力，在60门火炮支援下，出敌不意地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进攻，经4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师第28旅1个营。5至7日，又连续击退敌多次反扑，共毙伤敌1740余人，巩固了这一要点。
此次反击作战，我取得了很大成功。计全歼敌2个营、13个连、5个排和6个连的大部，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攻占敌阵地21个，经与敌反复争夺，我巩固地占领了9个。
另外，我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骚扰的南朝鲜军，于11月中旬，以第65军部分兵力，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扩展土地280平方公里，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我沉重打击下，美方被迫于11月27日同我达成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准，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从达成协议之日起，如30天内停战协定尚未签字，则按将来实际接触线修正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
在正面各军对敌进行小的局部反击的同时，我为解除西部沿海岛屿敌特武装对我侧后的威胁，配合我在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决心收复这些岛屿。
自11月5日开始至11月底，我第50军根据志司确定的“由近而远，逐岛作战”的方针，连续组织了4次渡海作战，攻占了椴岛、艾岛、炭岛、大小和岛、大小加次岛、牛里岛、云雾岛等10余个岛屿，共歼灭敌匪特武装570余人。
在攻占椴岛战斗中，我航空兵首次直接配合步兵作战，以战斗机掩护船只集结和返航；并在攻占椴岛后，又出动轰炸机9架，在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大小和岛。与我第50军攻岛作战同时，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第26旅和第23旅亦相断攻占了大同江口之避岛、青羊岛及瓮津半岛附近之龙湖岛、昌麟岛、巡威岛、褚岛、六岛等岛屿，歼灭敌特武装200余人。至此，敌人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已被我清除。
14、迎风破浪勇夺大和岛
朝鲜的西海岸边，星罗棋布地排列着一系列大小岛屿。1951年11月间，志愿军海岸部队在年轻的空军配合下，连克椴岛、灰岛、大加次岛、小加次岛之后，将注意力集中到敌人在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据点——大和岛上。
大和岛，位于距铁山半岛30公里的深海中。它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在战略上有着重大意义。自从1950年冬天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以后，这里便成了他们的老营盘。敌人在岛上训练反动武装，经常派遣特务到我国东北和朝鲜后方刺探军情，进行破坏活动，威胁着中朝边境的安宁。
对于这根“钉子”，志愿军领导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它根除。
1951年11月30日。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志愿军某部将在这晚对大和岛发起攻击。下午4点，在攻击的出发地——小溪岛上，担当渡海作战任务的第1支队1营、3营，在码头上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待着登船的命令。海面上停泊着数十只小船。
太阳沉沉西坠，一层灰蒙蒙的雾霭，笼罩着远处的海面。渡海大军登上了船，小溪岛的山坡上响起了嘹亮的进军号角。数十只船如离弦之箭，迎风破浪驶出了港湾。
此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夜空中几点寒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照耀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船只开足了马力向前飞驶着，海浪猛烈地撞击着船舷，哗哗作响。船上的战士们谁也没讲一句话，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望着前方。一场恶战即将来临，气氛异常沉静，战士们兴奋而紧张的心情，非言语所能表达。
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剧烈地颠簸着，摇晃着，不少战士都晕船了，呕吐起来。但船只仍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急驶着。
船刚驶过椴岛不远，志愿军的重炮就开始向大和岛的敌人轰击，一道道闪光划破了海上的夜空。借着炮弹爆炸的火光，远远可以望见大和岛上耸立的山峰。
大和岛越来越近了。船上的勇士们脱去了身上笨重的棉衣，整理好武器，严阵以待。距大和岛只有1000多米了，岛上的敌人发现了志愿军的船只，打出了一串串照明弹，白森森的亮光，照得海面如同白昼一般。紧接着，敌人的炮火向进攻的船队袭来，炮弹在船前船后掀起了冲天的水柱。
“开足马力，争取登陆第一船！”船上响起战士们和船工们相互鼓励的口号声，数十只战船争先恐后地冲向岸边。
岛上的敌人凭险顽抗，轻重机枪和各种火器交织成一片火网，封锁着海面，企图阻挡志愿军登陆。95号船上乘坐的是无后坐力炮连4班的战士们。二炮手周庆康，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对班长说：“快开炮吧，我早就准备好了！”
“沉住气，不接近敌人，不能乱打。”
船队离大和岛越来越近了。突然，从一条战船上喷出了三道火舌，震耳的枪声响彻海面。船上的机枪开始压制敌人的火力了。95号船上的无后坐力炮也向敌人轰过去，3发炮弹，就打哑了敌人左翼的平射炮。接着，敌人的一挺高射机枪和一挺重机枪也被船上的火力所压制。
但敌人居高临下，火力仍很密集。89号船被打穿了，95号船也成了敌人封锁的重点。4班的战士们，任凭子弹在身旁呼啸而过，沉着地装弹，连续向敌人火力最猛处还击。二炮手周庆康胸部被子弹射中，鲜血浸透了军装，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继续装弹，终因伤势过重昏倒在船边。三炮手路之明立刻接替了他的工作，继续战斗。
大和岛已近在眼前了。但这时正值落潮，呼啸的海风，卷起巨大的浪涛。船将靠岸，又被巨浪给卷了回来。时间已不容许片刻耽搁。“同志们，为了胜利，冲啊！”志愿军的勇士们奋不顾身地跃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在汹涌的波涛中，游向岸边。
惊涛骇浪凶猛地冲击着岸边陡峭的石崖，发出一阵阵怒吼。战士们抓住崖壁石缝中的小树攀援而上，爬上了山头。9班班长瞿开富率领着突击班冲在最前面。距离敌人只有百余米了，他连投两颗手榴弹，并命机枪组射击。敌人倒下了好几个，其余的纷纷逃窜。
瞿开富率战士们猛追猛打，很快就接近了敌人的火力据点——灯塔。忽然，他的身子踉跄了一下，1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血汩汩地涌出，一直流到脚面，但他连看也顾不上看一眼，仍旧向前冲去。穿过灯塔的围墙后，瞿开富见一个窗口正猛烈地向外喷着火舌，他几步跨过去，朝里面扔了一颗手榴弹，趁硝烟未散之际，冲进了屋内。不料，躲在屋角未被炸死的一个顽敌，迎面射来一串罪恶的子弹。瞿开富连中4弹，顿时倒在血泊之中。战友们赶来了；瞿开富吃力地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吧，战斗要紧！”战士们眼含热泪，端起枪冲了出去，终于占领了灯塔。
这时候，7连副连长黄金明带领1排占领了220高地。灯塔后山和其他各个高地也接连被志愿军攻克。
两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大和岛上茫茫的夜空，报告着胜利的消息：
大和岛解放了！
15、志愿军电台被敌冒充联络
从1951年下半年敌我双方转为战略防御以来，多次发生了志愿军通信被敌侦窃的事件。总参谋部某部也曾多次向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通报，从侵朝美军总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发现，志愿军不少电台的不少电报已被敌窃收。
一天，志愿军司令部无线电第三区队李东祥区队长向通信处汇报：“今天同驻朝大使馆联络，发生了奇怪的事。”
“什么奇怪的事？”杜牧平着急地问。
李东祥说：“上午会晤时间是10时整，我们守听呼叫至12时，完全无效。下午会晤时间是16时，沟通联络后，我台问他台上午10时至12时为何不来会晤。他台回答说：‘上午10时联络情况正常，我台曾发电你台，其号数××，字数××。’我台再三检查，并未收到他台所说的电报。这不奇怪？”
对此，杜牧平怀疑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故即向崔伦处长汇报。处长同意立即向大使馆发电，查明情况。
大使馆回电详细说明了上午10时联络“正常”的情况。特别说到“上午10时沟通联络后，你台说干扰很厉害，要我台改频到××MC。之后，我台即向你台发报……”
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大使馆台被敌冒充联络了。通信处深深感觉到，敌人对志愿军通信已不单是旁窃电报，而已发展到冒充联络，破坏志愿军指挥了。为挫败敌人的阴谋，通信处在无线电联络上采取了新的措施。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这样，敌若不知志愿军的“敌我识别暗令”是无法冒充联络的。
通常，杜牧平对一线部队的联络情况比较注意，有时对在二线休整部队的联络情况注意不够。有一时期，第60军在二线休整。一天，杜牧平查看志司各台的联络情况报告表，发现同第60军已失去联络6天。他立即向崔伦处长汇报。
经分析后认为，因已采用“敌我识别暗令”。估计被敌冒充联络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该军遭敌轰炸，电台被破坏的原因。因此崔伦处长决定，派通信科乔俊参谋携15瓦电台1部、3名报务员前去查明情况。如果该军电台确遭破坏，就把所带电台留给该军，以恢复通信联络。
乔俊带领电台当夜起程出发。到达第60军后，立即会晤该军通信科刘文波科长。
乔俊首先说明来意：“志司同你军已失联6天……”
刘文波非常诧异，立即打断乔俊的话，说：“没有啊！我们同志司联络一直很顺畅。现在正在联络呀！”
乔俊非常吃惊地说：“请您现在带我到电台去。”
他们一起来到电台。乔俊立即接过报务员的班，两次向对方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均避而不答。乔俊紧张地校正了收发信机频率，重新呼叫志司台。沟通联络后，乔俊拍发了敌我识别暗令，对方也回答了相应的回令。此时乔俊对刘文波说：“6天来你们一直联络的是敌台。”他又指着耳机说：“这才是真正的志司台。今后每一次联络，都必须使用敌我识别暗令，否则就会被敌冒充联络，破坏我军的指挥。”
刘文波科长随即严肃地向报务员们强调了使用敌我识别暗令的重要性。
还有一次，志司通过某兵团线路的维护哨，曾向通信处报告，巡线时发现线路曾被人搭线，现场迹象表明，极可能是敌特搭线窃听。
为解决电台被敌冒充联络，到1952年的春夏，志愿军司令部决定电报通信由无线电转为有线电，无线电转为静默状态。
16、志愿军司令部来了贵宾
1951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告诉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要安排一顿湖南饭菜，他说：“杨大个，你是‘志司’办公室副主任，请安排一顿湖南饭菜，今天有贵宾来咱们这里。”
杨凤安说：“谁来这里呀，怎么今天由你洪副司令员亲自布置。”
洪学智说：“你暂时别管这么细。你安排好了，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这事先别惊动彭老总。客人还在途中。”
洪学智指的客人，就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她10月中旬参加“西北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参观结束后就顺便来到了距离很近的朝鲜。
这时，彭德怀正在作战室研究在重要阵地建立隧道式的据点，以抵御敌人的炮击问题。杨凤安来到作战室，对彭德怀说，洪副司令员请他到山边办公室去，有事商量。
彭德怀立即来到办公室，走进门，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几个湖南菜，有腊肉、辣子鱼等。他这时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见到陈赓、邓华、洪学智、甘泗淇都在这里，他好奇地问：“怎么今天有什么喜事，改善生活了，还是请客吃饭？”
洪学智说：“有贵宾到。”
彭德怀说：“洪大个儿，你又开玩笑了，我怎么事先不知道，哪里来的贵宾！”
洪学智哈哈笑了起来：“你一见面就会知道，还是你很熟悉的贵宾呢！”
陈赓、邓华、甘泗淇也都笑得合不上嘴。
彭德怀更是摸不着头脑，着急地问，“哪里来的客人？你老洪为咱们改善生活，这都是湖南家乡菜，好吃，大家请坐，别客气，请我的客，大家一起共享。”说完话，他高兴地坐下了。
这时，杨凤安引进浦安修。浦安修穿了一件棉布大衣，高高的身姿，面带微笑地走进室内。
彭德怀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出现在面前，立即站了起来，坦率而诚恳地说：“哎呀，是你来了，真没想到贵宾是你，我先坐下了，这不是喧宾夺主了……”
陈、邓、洪、甘等大笑起来。
彭德怀接着说：“你怎么来这里了，这里可是战场呀，是前线。”
浦安修理解彭老总，他总是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她很敬重地说：“彭总，怎么不欢迎吗？抗美援朝上战场我也有份，就许你出生入死、在战场冲杀，你有勇气来朝鲜，我也有勇气来。”
彭德怀高兴地笑了，说：“好，谁敢说女儿不如男。”
彭德怀与浦安修是1938年在延安相识，由李富春牵线搭桥走到一起的。
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可谓“速战速决”。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买了半筛花生，半筐苹果，为老战友祝贺结婚。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赶来了，吃了一顿较平常略为丰盛的晚饭，帮他们把行李搬到一起，热热闹闹了大半个夜晚。
几天后，战争的炮火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浦安修也很快去了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分管太行地区的妇联工作。
彭德怀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妻子。浦安修更是自立自强，她把情爱深深埋在心底，坚持星期六制度——每到星期六晚上，她才匆匆来到彭德怀身边，星期天拆洗衣服，搞卫生，忙碌一天，傍晚又匆匆而去。帮彭德怀整理好一切走了，留下一片柔情和温馨。
彭德怀与浦安修结婚十余年，而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其间，夫妻双双闯过几多战火，经历几多生死他们都记不清了，随着被风吹去的屡屡硝烟，飘去了，消散了。历史赋予彭德怀重任，战火催得彭德怀马蹄疾，使他们夫妻没有过花前月下的甜蜜，没有过消闲清谈的享受，更没有过歌厅舞榭中的浪漫。彭德怀总觉得对爱妻的亲情太少太少，欠下的情债太多太多。彭德怀常对人说：“安修把全部的爱都给我了，她长得很美，心也很美，可是我给予她的关照很少，我给她的爱很少，每每想起这些，心里十分的不安。”
17、“炸药库”里的一场舞会
1951年12月31日除夕。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同志们晚饭会餐后，因为志司没有组织大的文化娱乐活动，正在玩扑克牌。
陈赓副司令吃完晚饭后，到作战处看望同志们。陈赓进门后看到同志们在玩扑克，就向着作战处副处长杨迪说：“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今晚是过年除夕，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也不组织娱乐活动，让大家热热闹闹的过除夕嘛。”
杨迪说：“司令，志司没有组织晚会，我们就打扑克玩赶猪哩，我已经被罚几次了。”
陈赓说：“志司不组织大型晚会，各部门各单位也会自己组织着玩，你不可以组织小型晚会吗？”
杨迪笑着说：“司令，我组织打扑克也是小型晚会，准备玩到半夜哩。”
陈赓说：“这样玩太不热闹了，你不组织晚会，我来给你们组织跳舞晚会，玩热闹些。”
杨迪说：“我打听消息了，志政文工团都下部队去慰问演出了，组织不起跳舞来。”
陈赓说：“你怎么变傻了呢，没有文工团就不能跳舞吗？司令部的打字员、译电员、报务员是有女同志的，再找一位拉手风琴的，这舞会不就组织起来了嘛！”
杨迪笑着说：“这样的舞会只有您司令下令才能组织。司令虽然给了我令箭，但我可不敢用这个令箭，要机关各处派女同志来和我们跳舞。”
陈赓就要警卫员去给文印室、机要处、电台打电话，要他们各出两名会跳舞的女同志，快到“炸药库”来（志司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儿是我们写总结的地方），要直工处长派一名能拉手风琴的同志和一位打鼓的同志来。
同志们听了陈赓这样调遣，都很高兴，司令亲自给他们组织舞会，就在“炸药库”跳，使人们感动得简直要欢呼起来了。杨迪高高兴兴地对几位处长说：“不要高兴得发愣，我们赶快换一套干净的衣服，不要一身臭气，还要穿上皮鞋。”杨迪还要警卫员们，将床和桌子都靠墙，让出大一点的空间来。
不一会儿，6名女同志和拉手风琴的同志都来了，陈赓副司令对几位女同志说：“请你们来与这几位同志一起过除夕，跳舞，热闹热闹。”拉手风琴的同志带小鼓来了，说找不到打鼓的同志了。
世界上罕见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趣的故事发生了。
陈赓对拉手风琴的同志说：“你拉手风琴，我来打鼓，他们跳舞。”
作战处的同志们和那几位女同志都极为高兴，极为感动，兴奋得不知所措。
手风琴拉起来了，陈赓很懂得音乐韵律，鼓点敲响很久了，就是没有人开始起舞。陈副司令看到这种冷场的情况也急了，大声地说道：“你们怎么不下场跳舞呢，我打鼓没有打到点子吗？告诉你们，我对音乐可不是外行呀，鼓点一点也没有打错，赶快跳吧，不要让我白打了。”
同志们说：“司令亲自为我们打鼓，我们怎么敢跳呀！也不好意思跳呀！”
陈赓又对杨迪说：“杨迪，跳舞也由你负责，你带头跳，你再不跳，我就用鼓槌打你的脑袋瓜，快跳！快跳！”
杨迪笑着说：“司令总想锤我，那我就跳啦，你们也跳吧，不要成为我独舞了。”
这样，大家很欢乐地跳起来了。
中间休息时，杨迪对陈赓说：“司令，你的鼓点打得真好，能使跳不好的，跟不上乐曲的，都跟得好多了，什么都靠指挥好。司令您怎么不跳呀？”
陈赓说：“什么玩的我都会，这是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我所干的秘密工作必备的条件与知识，以便于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作掩护，但是也是因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不进舞厅，进了舞厅也不跳舞，要小心上女色的当，而且我两腿都负了伤也不能跳。”
这场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特殊的世界上仅有的舞会，一直跳到半夜，同志们仍然跳得很欢乐，但是看到陈赓副司令还在打鼓，他们不忍再跳了。杨迪说：“司令，请看手表，现在正是午夜24时，我们全体同志向司令拜年了！”大家都停止了跳舞，很自然地到陈赓面前向他敬礼鼓掌、拜年、祝贺新的一年的到来。
18、盘点
志愿军夏秋防御战役，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此期间，朝鲜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洪水灾害，敌人又趁洪水泛滥向我发动了以破坏我军后方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所谓“绞杀战”。洪水泛滥和敌机的狂轰滥炸，给我军后方供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部队粮食弹药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人民军队以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夜以继日地连续进行了3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且还胜利地对敌实施了小的局部反击，共歼敌16.8万余人，加上6月中旬至8月中旬夏季防御开始以前的歼敌数，共歼敌25万余人，志愿军共伤亡9.1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7：1。
志愿军取得夏秋防御战役的胜利，这不仅给了迷信武力的美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而且使志愿军取得了进行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作战的初步经验。敌人虽以重大的伤亡代价占领了我方646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不仅未能达到其通过发动局部攻势压我屈服的预期目的，而且在我严重打击下，不得不同我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了它原来的无理要求。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承认了美国这种做法是在战略上的失败，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李奇微“所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有的美国参议员则说，这种打法是得不偿失的。
夏秋防御战役，敌我双方都是以配合停战谈判作为直接目的的。因此，在朝鲜战场初次显示了作战与谈判密切配合的特点。在朝鲜战场上，我之主要对手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经过较量，它虽然承认了中朝人民的力量，被迫同我进行停战谈判，但并不甘心失败，仍在迷信武力，总想以军事压力迫我在谈判桌上屈服。
夏秋防御战役，是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对于敌之进攻，我采取了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的方针，亦即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方针。既不轻易放弃阵地，也不单纯死守。敌人进攻，我坚决阻击，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小规模的反击；敌人不进攻，我则寻敌弱点主动地进攻敌人，以此不断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作战过程中，我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原拟订实施战役反击的计划，适时地改为战术性的局部反击，打小歼灭战，这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使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保持了主动。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
夏秋防御战役进一步证明，我军面对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进攻，进行坚守性质的阵地防御，依靠山地有利地形和一般野战工事，以及灵活的战术，虽然可以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一定时间之内亦可以守住阵地，但在敌人猛烈的炮兵火力、航空兵火力和大量坦克突击下，很难做到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持久和稳定。在这次作战中，有的地段敌突入我军阵地较多，我伤亡较大，除了组织指挥上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阵地工事不坚固，不适应现代条件下防御作战的要求。战斗中，群众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贯通两个防炮洞的马蹄形的掩蔽部，即坑道工事的雏形，初步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为我军以后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此次作战经验表明，要保证防御的稳定性，除了要有坚固的阵地工事条件以外，在实施防御的组织指挥上，还必须注意：一要扼守要点，有重点地部署兵力、火力，切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二要掌握足够的预备队，以随时加强第一线防御和不失时机地组织反击；三要严密组织部队的换班，并掌握好换班的时机，避免为敌所乘；四要特别注意炮兵的使用，一定要在防御的主要方向上集中使用炮兵火力，并依据情况变化适时地进行机动，以有效地支援步兵作战；五要组织好反坦克、反空降，以防止敌坦克的楔入和敌以空降对我侧后攻击。在夏秋防御作战中，对于这些问题，凡属掌握较好的部队都较圆满地完成了防御任务，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很少丢失阵地，而且大量地杀伤了敌人有生力量；凡属掌握不好的部队，则丢失阵地较多，自己伤亡亦大，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对于反坦克作战，第67军、第68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他们在便于敌坦克行动的地区，集中所有的反坦克火器和工兵分队，组成了专门的反坦克部队，设置了反坦克阵地，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大量坦克的进攻。第68军在文登公路地区粉碎敌“坦克劈入战”的过程中，共击毁敌坦克28辆，第67军共击毁敌坦克39辆，击伤8辆。10月16日，在争夺月峰山的战斗中，我炮兵一举击毁敌坦克13辆。敌人由于在秋季攻势中使用大量坦克进攻遭到失败，后来在长期对峙作战中，就未再使用大量坦克直接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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