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可能引起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增长模式的关键，主要是看靠投入资源实现增长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这种做法出现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大约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也使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的欧债危机已经抑制了我国的外部需求，过分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应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十分迫切。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实施了多年之后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创新动力开始懈怠；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大幅增加，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剧了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货币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上升。
对经济形势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宏观政策的决策依据。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要防止“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多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制度条件和基本面支撑。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可能引起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
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世界经济到底缺什么？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想要解决，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个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认为，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正等待资金去投资，等待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互联网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正在使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统计，其在3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家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的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真正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仍然高达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创纪录的最低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而在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如今的世界，就像历史上一样，又碰到了一道坎儿，那就是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的繁荣必将回归，并能持续10-20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巨大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人类社会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全球经济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想要解决，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回过头来看中国，时至今日，金融危机仍在肆虐，市场信心一片低迷，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声音不绝于耳。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需要积聚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词可以比较好地总结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道路：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国际化。
首先，通过商业模式转型升级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进。比如马云，他把高科技和服务业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很多人的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而这个转型又带来另一个商业的转型，那就是快递行业的转型。顺风速递借助互联网发展和网上订购的大趋势，把自己的企业和产业做大，把传统物流业和现代化互联网商业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
再比如王健林，把盖房子这件事和整个城市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商业运作，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同时把商业地产模式再提升到文化产业，做电影院，做文化和娱乐产业，满足老百姓的生活和希望，这也是实业。
其次，是科技创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北斗星已经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不出若干年，卫星导航都会转向北斗星。
最后是国际化。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但高层次国际化工作才刚刚开始。从林毅夫开始，从思想领域开始，把中国经验总结成理论，不仅要让国外主流经济学家和学者理解，而且要让他们能够接受。再把中国一些比较好的经济宏观管理、产业升级方法和实践上升成理论，让非洲国家理解，逐步地接受中国模式。另外还有吸引外资，郭鹤年是东南亚华裔企业家，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把中国经济、物流和酒店服务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这些都反映了高层次的国际化。
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高层次深度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积蓄能力，不断转型，为登上下一个台阶做基础，将给我们带来希望。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赖于技术进步
刘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技术进步更新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期的长短和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经济危机揭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中许多寻租的空间，如对金融创新监管空缺，对资本信贷杠杆和流动过大监督不严等，都必须得到有效的改进，甚至要对市场经济某些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创新就是不可懈怠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内涵。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由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曾经提出“当代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力+管理）×科学技术”的公式。不论哪种表达，现代科学技术进步都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个人志趣研究、企业R&D（研究与试验发展）崛起与蓬勃发展等历程，现在已全面与生产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经济高度繁荣与它紧密相关，经济危机和复兴也自然与它不可分割。因此，两者关系需要专题研究。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导致经济增长与繁荣，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企业乃至社会都有能力把巨大的资本投入科学研究，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问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恰恰是这个经济长期繁荣越来越阻碍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基本原因有二。
首先，科学技术实践表明：一项新技术产品诞生，研究费用与中试费用、批量生产费用之比是l∶10∶100；当科研成果诞生后需要更大的十倍百倍的资本投入时，企业往往就不愿意承担了。只要老技术产品还有市场，还有利可赚，老顾客用惯了也不想改用、不习惯用新产品，为什么要生产新产品呢？更重要的是新产品生产线建设的投入巨大；老产品生产设备报废的损失巨大；加上开始试生产不可能大量生产，达不到规模经济等，都会造成过高的成本。新产品尽管技术上先进，但在经济上不可行或是企业不愿承担资本投入而无法成为商品。
其次，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企业赢利很多，因此，原来锐意创新开拓的企业领导人也逐渐保守懈怠了，并且因为“功臣”很容易终身制垄断领导权，即使退休，选拔上来的新领导层也不大可能是有能力有创新开拓精神的，往往是一些忠诚听话、维护传统利益的二三流人才，甚至是牟私利的小人，他们谁会关心、谁愿冒险去开发投资新技术产品呢？因此，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无法成为商品投入市场，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阻碍先进生产力诞生与发展，如新能源产业。风能、核能早已是成熟的技术，太阳能也早已应用于航天和军事用途了，燃料电池、锂电池等电动力也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凯特皮勒公司就生产出25马力燃料电池拖拉机了。然而，这些新能源及其动力都没有产业化。因为石油和内燃机历史地占有了市场，使它们的发展举步艰难。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得不到自由发展，于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劣质人才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阻碍着经济的创新和发展，直至酿成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现在流行一句话：经济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这话对，但不彻底。应该明确：经济危机对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是绝对的“病危”，而对于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是大好的机遇。只有一般产业、一般企业才是既有“危”又有“机”，改革与创新是他们的唯一生机。必须强调指出这里的“劣质人员”只是一个借用词，绝非人格侮辱的“劣等人”。他们只是在公平竞争中相形见绌的人，或者是在过去不公平竞争中利用特权占有其才能达不到之位置上的冗员。他们使企业劳动结构恶化，甚至因人力资源配置错位而阻碍优秀人才贡献才智，从而使企业失去竞争力，成为“问题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必须优胜劣汰。优胜使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优化，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而劣汰下来的人员经过自己重新学习或国家和社会无偿培训，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加上经过失业的磨炼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品格，他们同样平等地继续参与社会人力资源优化，在新的经济增长中将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当然，适当的失业保障是必要的，以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人道的生活水平。目前美国失业率已达10％，但社会仍比较稳定，正是当年“大萧条”后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结果。总之，经济危机中必要的失业不是坏事，有着优化企业劳动结构和社会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还须补充一句话：如果继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由仁慈的政府包下来而不“危”，那么国家和社会就会错失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了，必将陷入不可解脱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按照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科学理性地对待企业与劳动者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面对危机，要区别六类企业状态：
优质产业创业中的优质企业。政府应给予各种政策和资源扶持，使它们尽快脱颖而出；
优质产业成长中的优质企业。市场中资本、资源和人才竞争涌入，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政府无须干预。当然，政府任何应对危机的对策都不能伤及这些企业；一般产业的优质企业。遇到暂时困难诸如流动资金困难，政府及时给予救助，帮它们渡过难关；一般产业的一般企业。必须等待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必须的、足够的改革乃至破产保护之后，重组成为优质企业，政府才给予必要救助；一般企业的劣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中必需劣汰的，政府绝不救助，任其死亡淘汰；劣质产业，必须也必然在经济危机中劣汰，政府绝不能救助。不言而喻，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各种技术创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度过危机也必须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以造就新的优质产业和各类优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提供了廉价的自由劳动力，优质人才获得更多的选择空间，较多技术创新的资金，以及劣质产业、劣质企业让出的市场，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企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充分的环境。
应该强调提出：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手中的钱不是自己的，而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劳动的剩余价值，决不可乱花，随便救助一个企业。救助该死的劣质产业和劣质企业，充其量救成“植物人”，反而成为社会无底的负担，而不产生任何价值和社会财富，这就是赤裸裸地挥霍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即对人民的剥削行为！因此，绝不存在“大银行”“大企业”不可破产的咒语。政府救助的目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使社会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劳动结构优化，从而才能真正摆脱危机，实现经济新的更高的增长。所以，政府应模范地按市场规律和法则办事，警惕自己落入可能的反市场陷阱。
还应该强调指出：政府干预救助，也必须是等价交换。政府救助本质是借贷给危机的企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危机过后是要按市场规则归还的。危机过去，政府将及时退出，绝不是什么国有化！既是借款，就必须公平竞争，根据优胜劣汰原则借给优质产业和优质企业。技术进步的巨大意义还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危机揭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中许多寻租的空间，如对金融创新监管空缺，对资本信贷杠杆和流动过大监督不严等，都必须得到有效的改进，甚至要对市场经济某些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创新就是不可懈怠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内涵，由专家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前提。
科技进步应用停顿、下降可以成为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潜在信号。当科技进步应用为零时，它向人们警告危机已迫在眉睫了。技术进步更新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期的长短和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正是在这次大危机中，长期停滞的新能源、新动力产业在全世界崛起，推动着经济复苏和未来新经济大增长。据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年报：美国2009年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481兆瓦，总装机容量已达2108兆瓦，即使如此，两项仍低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居世界第四；即使如此，美国太阳能行业2009年收入已达4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36％，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经济危机是在经济长期繁荣中由于一系列反市场行为的出现和发展造成的。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须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办事；大力开拓和应用科技创新，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被淘汰了，劣质人员也得到了更新。留下来都是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加上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怎能不是更加高速、高质量的增长呢？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我们可以断言：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它不应只被看成是消极的，更应看到，只要坚定地按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应对，它在经济发展中就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先富的人与未富的人如何看待财富？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
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
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的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含义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含义。
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个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被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享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
前几年，有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会。好比在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科尔伯特（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市场经济要实现多元，至多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个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个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斗争，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业，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创业被歧视，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我们最近看到中央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
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创办非营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的，如果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都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进入门槛，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科学的进步，才有技术的进步，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是对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产权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必须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产权也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企业没有长远考虑，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无法被信任。产权也是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重要，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神学家威利姆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贾尔斯（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对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制度保护。例如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的侵害。第三个基础，企业家是市场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社会构成中，自然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决定着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创造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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