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居

    那时，凤凰村的房舍以泥砖屋居多，木格子窗，红瓦面，这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岭南民居。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渐被那种两三层高的西式建筑取而代之。我读大学时去花都看过重修的洪秀全故居，倘如实复原的话，就跟凤凰村的传统民居难分彼此。屋子分上下二进，设有天井，房子高大的难得一见了。经过“斗地主”等运动之后，富人淘汰殆尽。我高祖如拭公曾考上廪生，在衙门当差，就建了一幢上下二进九间大宅，前有天井，后有果园，多年后仍惠及我祖父。

    此类民居建筑材料，多是就地取材，墙基深挖，填以石头或砌以火砖，墙体即以泥砖为主（有钱人家亦在下部砌几圈火砖，无论火砖还是泥砖，均从泥巴而来，做法大同小异，只是火砖坯必须放入砖窑中以烈火焚烧数日方成）。横梁由粗大木头充当，主梁最好是觅得杉木，尽量笔直，削皮后，木匠以斧头沿墨斗黑线斫砍之，弯了就会影响到格子及盖瓦。桉树亦常充当房梁。升房梁的时辰颇有讲究，其隆重谨严跟奠基一样，都是要请用日子的。必有风水师乃至巫师坐镇指挥，主梁贴着兆大吉大利的黄符（所谓主梁，即是主客厅上的主梁，架在屋脊之上），再沿着屋脊梁两边逐条架设房梁，屋脊梁犹如鱼的脊骨，两边横梁如鱼刺附丽其上，远观之，犹如大鱼被啃光了肉，只剩下骨架。用铁钉将格子（多由尤加利树、松树等锯成）固定于梁上，屋面纵横交错，宛若渔网，再从网眼上铺设红瓦即可。瓦分公母，大片扁平者为母，供雨水流淌；小片弯弓状者为公，反架于两个母瓦之上，将水导引至母瓦槽上去，以防雨水入室。再以火砖盖压，以免因风移动。屋瓦略有缝隙，却防雨又透气，除非屋瓦被人用石头砸烂，或台风时被掀掉。在乡间，孩子打架最忌以石头砸人屋脊。既是软肋，也就总被捣蛋的顽童扔石头。每个房子装两三块由玻璃裁成的明瓦以采光，屋厅装多一块。

    时间长了，屋瓦积的落叶尘土一多，就长出杂草野花来，每年必须爬上屋顶清理一番，以利于雨水流淌通畅。否则屋顶变成了空中花园，不好看，兆头又不好，且易于风雨中坍塌。墙体开有窗口，是那种木格子窗，若干圆木柱，犹如栅栏一般，供防盗之用，也济不了事。窗门也是木头的，分为两扇，不利于采光，雨天即关紧，倒水泼不进。大门是木头打制的，门轴包着铁皮，以防磨损，出门时挂上铁锁，晚上睡觉塞上门闩，门闩也由木头做成。凤凰村甚少发生偷盗劫掠事件，除了乞丐、货郎（杂货佬，挑着一个微型的杂货店）及大队干部催收公购粮，也没有外人。人们懒得带钥匙，就塞在窗口或厨房门框上，待收工回来，伸手掏出来开门，倒也平安。那时乡村无人使用防盗门及防盗网，民风淳朴。室内多保留泥地，有钱人家亦有铺上陶砖的。

    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是适合南方人的。“人”字状的屋顶设计，乃针对南方多雨，高大的建筑物多加上木头制的“金”字架，以利于稳固，例如生产队的旧办公室。有钱人家，多在墙体上批荡（扇灰）灰沙（石灰混凝土），以保护墙体，亦显美观。后来有人在红砖屋上洗石米，贴瓷砖，道理是一样的。

    此类房屋中的天井，其设计堪称神来之笔，既利于四周的房间采光，又使整幢房子显得丰富而有层次。坐在厅堂里，不用出门，一抬头就望到广阔的天空、变幻的云朵及偶尔飞过的鸟，使人须臾不离大自然。在雨天，雨水如绳子粗暴地鞭打，但你大可沿着天井旁边的走廊行走，不遭雨淋，而又能融入雨景。粗大的水柱在瓦面汇聚成小溪流，并通过屋檐倾泻到天井上去。天井上摆着几只瓦缸及木桶，瞬间即满并溢出，水流叮咚，水花溅起。乡间的雨水干净清澈，虽不可饮用，用来洗天井及洗衣服却没问题。

    有时，我坐在天井旁边的屋檐，仰头望着雨水哗哗而下的天空。我只看到大雨，天空被充满和遮蔽了。直到夜晚，雨水仍在黑暗中倾泻，雨声嘹亮，天空在夜晚仿佛是一只不停泼水的盆子，无穷无尽，永不枯竭。那场大雨下了一昼夜。待翌日雨过天晴，天空纯蓝，干净，仿佛被雨水洗刷过的新陶罐，锃光闪亮。草木的清香来自山野、竹林、河畔乃至不可知的远方，从门窗及天井涌入，让人心旷神怡。

    我多次见过人们打泥砖及烧火砖。打泥砖的砖泥取自稻田，耙得稀烂、黏稠，取一个四方形模具，模具中先垫一张香蕉叶、报纸或塑料纸之类（以免砖坯跟地面粘连而无法剥离），将泥巴倒入模具中，抹平，将模具取出，再在地上打下一个。砖坯中夹杂着切碎的稻桩，这有利于牢固，倘若泥巴间以糠头（即谷壳），则更坚固耐用。有的地方以糯米粉、红糖诸物掺入泥土制砖，坚韧异常，但成本太高。村庄未见有人使用。打泥砖最怕雨淋，故多选在风高物燥的冬日制作，南方冬天日照稍逊，雨水却少得多。泥砖晾干后，堆叠起来，上面放“夹茅”以御风雨侵蚀，待建房子时用来砌墙。

    分单干不久，那些懂瓦工、木工的人，很快就在新分到的宅基地建起了新房子。都是一些新式建筑，跟传统的岭南民居迥然不同，略具西式风格。多是二层楼，更高大，更宽敞。在设计上，有楼梯、走廊和阳台，有钢筋水泥倒制的横梁，窗口宽大，墙体用红砖彻就。而过去则用泥砖，搭建阁楼的横梁也是木头。

    父亲也想建一幢像样的房子。那一堆钢筋就是他凭一人之力从县城挑回来的，每趟走五六个小时，每担挑两百多斤，这是疯狂之举。他之前陆续烧制了一些红砖。这次，他用钢筋混凝土自制了一批横梁，用水泥混凝土（沙子碎石从河里捞取）浇制水泥砖。他脑海里的房子举世无双，高大巍峨，跟人民大会堂在规模上有可比之处。因此，他制作的水泥砖巨大无比，觉得这样才牢固。他做好拆模后，根本无法搬动，叫大伯父帮忙搬了几次，大伯父不想理他了。他好生招待了几个后生，请其帮忙垒叠到一起。

    他只好继续去打红砖坯，准备在砖窑里将那座房子的红砖全烧制出来。每年农闲之际，他都陷身于此遥遥无尽的苦役之中，跟土与火搏斗。在烈火的焚烧之下，那些黏土制成的砖坯变成青色或红色的硬砖头。烧火砖的泥土要求较高，虽比不上陶瓷的土料，但也要黏性强，无杂质，入窑烧才不易皲裂。制砖坯时，得用力将泥巴掷入模具再以弓弦刮平，需要一定的技术，晾干后方可入窑。用柴火烧上三四昼夜（时间长短视砖窑大小而定），方才烧熟，又得放上两三月之久，热气散尽方可出窑。而入窑及烧窑更是技术活，火候拿捏必须炉火纯青。

    父亲从十八九岁起，持续烧砖十几年，每年或隔年就烧一窑砖，立志将一幢大房子的红砖全凭一己之力烧制出来。然而父亲不是一个好窑工，他烧制的红砖不是过了火，烧得粘成一团；就是半生不熟，松软易脆。一窑之中，可用的不到十之二三。这项工作在持续了十数年之后，他不禁沮丧地认识到，他没有这个能力，只好放弃。父亲垂垂老矣，建大房子的梦想已不可能实现。

    那些钢筋被父亲制成水泥横梁。人家的横梁修筑笔直，线条柔和流畅，而父亲做的粗大臃肿，表面凸凹不平，这就是父亲做瓦工的半桶水功夫。倒是结实无比，在屋檐下放了十几年，终究没有架到那座雄伟壮丽而子虚乌有的大屋上去。后来父亲找人帮忙架到溪上横放，充当小桥了。

    那时，我们住的老屋是祖母壮年时所建，一厅三房，分给父亲及两位伯父。大伯父头脑活络，分单干不久即在旧宅前面的宅基地上建新居迁出。二伯父在北京工作，不久家属亦离开村庄。

    房子搭有阁楼，我幼时常用竹梯攀上阁楼乱翻一气，常有意外的收获，如找到高祖如拭公的木头印章及父亲稀奇古怪的机械模型。父亲年轻时爱搞发明，当然无甚建树。厨房在大屋前面，乃用泥砖建一小屋。大伯父虽已搬出，原属于他的房子就堆放柴草农具之类的杂物，亦常做粪屋、鸡屋及牛栏，极不卫生。我就是在鸡粪、牛粪的臭味中长大的，细菌、虱子甚多，故常生病发烧。父亲对此颇有微词。二伯父尚有多间泥砖屋以放杂物，但禽畜怕人偷盗，就置放于祖屋中，我们一家人算是守护者了。

    夏季台风频繁，飞沙走石，摧折林木。有时台风在夜晚来袭，风声呼呼，旷野无人，除了雷鸣电闪，天地间一片漆黑。风暴如怪兽在屋顶、窗外怒吼，我常骇得无法入睡。父亲亦不敢沉睡，他得密切留意室外的动静。好在一夜无事。翌日，台风散去，遍地狼藉，枝叶散落。风停而雨未止，台风常带来暴雨，屋顶上泥砾散落，父亲又得爬上屋顶修葺被风吹乱的屋瓦，犹如理顺被洗乱的纸牌。

    每年至少刮七八次台风，我在一次次惊吓中度过了每一个台风之夜。睡到天亮台风亦消逝。泥墙最怕风吹雨打，逐层剥蚀，台风猛刮，墙头首当其冲，每一场暴风雨袭来都被磨去薄薄一层。尽管肉眼难以分辨，日积月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好在泥砖厚实，要完全蚀透亦非易事，又由于父亲常加修葺，好歹支撑下来。一九九七年初秋，举家迁至化州城郊，二〇一〇年秋天二堂哥将老屋推倒（在原址上建新居），在人间矗立了六十多年的老屋方完成使命。二伯父年近八十，他有三十年未曾回村（我从未问他何故），听说后略觉遗憾，幸好之前的一个夏季，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留个纪念，也稍稍弥补他的遗憾。

    2.副食店

    小店铺自从开张之日起，便显得老旧颓败，俨然是旧时代的产物。房子太残旧，那是一座两间的小平房，屋瓦碎裂，稍加修葺，内壁刷灰，但外墙的泥砖在日晒雨淋之下棱角尽失，泥路显露。这是生产队时代的杂物间。店主也衣饰老派，面目枯槁，据说他因独身而脸色蜡黄，缺少生机。铺子颇得地理之便，坐落于老村古井边、戏台前侧。店铺的开张使村民大感方便。它是一个日杂百货店，油盐糖烟酒茶及各式果脯花生红枣之类，颇为丰富，亦兼营火柴、电池、肥皂、铅笔、练习本等乡村日常用品及学生文具。拜神用的祭品更是不可或缺，如香烛、纸钱、花红和鞭炮都相当齐全。只要有市场，店主就会入货。尽管铺子的货物比石湾墟略贵，货物质量亦平常，但为了图方便，人们经常帮衬。

    铺子里也出售一些风车、公仔纸、玻璃珠、拨浪鼓、汽车模型和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价格昂贵。孩子垂涎三尺，大人任由孩子哭喊，不轻易出钱。有的孩子将买铅笔的钱拿去买了公仔纸或甘草榄吃。公仔纸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庄风靡一时的新兴玩具，所画人物来自当时走红的影视作品或小人书如《霍元甲》、《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之类。橄榄吃掉后，其硬核乃大受欢迎的玩具，有多种玩法，堪比玻璃珠游戏。

    铺子也是村子的通信站，平时聚集了一些闲人，大摆龙门阵。张家短，李家长，大到指点江山，畅谈国家大事；小至谈论某某被人家戴了绿帽，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蒙在鼓里。一些家伙吸着水烟筒，吐着烟圈，说得唾沫横飞，直至月影西沉，才满足地回家睡觉。在过年节或戏台有木偶戏演出时，店铺的生意会红火数倍。外地货郎也会挑着各类零食、玩具、针线之类闻风而来，却不及铺子品种繁多，又有平时熟客。

    铺子又是乡村跟外界联络之所。外头的邮递员不会入村，只送到石湾墟邮所了事，信件堆在邮所的桌子上，有没有挂号，一律不管。店主去墟上进货，顺手将来信悉数取回，就放在铺子的柜台上，等村民买东西或前来拿取。村民甚少信件，一有就必定重要。外面认识的人不多，进城打工的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若无要事不会写信。信件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也无从追查。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代父亲跟远在北京的二伯父通信。父亲写信没问题，他更乐意看我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高考前夕认识了一位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那时我二十岁。我们都写了点东西，在当地算是崭露头角，忝列茂名校园文学“四小名旦”，被赵红尘、浪子编的《茂名青年报》先后隆重推介。我们通信频繁。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难熬时段，我跟她通了十几封信，每隔三天两头，就能收到回信。她是我唯一的笔友。我们已超出普通朋友的含义，在信中隐约吐露了彼此倾慕的朦胧情意，羞怯、甜蜜而狂热。她只有十六七岁，写的散文华美、清新，仿佛雨后的山野，有着甘蔗林中涌起的清甜气息。她人美丽、聪慧，如花笑靥像午后的阳光般明亮，灿烂，清纯。我经常三天两头就跑到店子去。

    有一天，我收到的一封厚实的信，信封有熟悉的字迹：内有相片，勿折。我的手哆嗦着拆开了信封——一个穿紫色长裙的乡村少女冲着我粲然一笑，她伫立于甘蔗地里，白皙的手捏着修长的蔗叶。照片的景象楔入了我的脑海，尤其是她带笑的嘴角，让我每次忆及都泛起甜蜜。

    我在信中反复倾诉了乡野生活的艰辛以及对前途未卜的烦躁，泄露了心里的全部想法，主要对她的想念、祝福以及再次相见的愿望。之前，我们在化州短暂相聚。我的措辞委婉、含蓄，热情的字句充斥着一些爱恋和想念迷津般的隐喻。我想她能读懂，在她内敛、冷静的书信中，同样隐藏着雷管般猛烈的力量，一触即发。这一对情窦初开的小恋人，将隐喻艺术用到了极致而克制着内心烈火般的激情和爱欲。我还不懂得爱恋。我从来就不懂得谈恋爱或爱情的奥秘，至今仍无多大改观。我没勇气说出对她的朝思暮想，更不敢说出那个赤裸裸的字眼，爱，或我爱你。尽管我相信她对我也怀有纯真而赤诚的感情。也许，我被胸中熊熊燃烧的情感搞得头脑发热而心怀恐惧。我知道就要迈入一片未知而神秘的领域，我二十岁了，仍没有做好爱恋的准备。我们终究没有走到一起。当时，我坚信很快就会见面，事实上，我们此后再无机会相见。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初恋情人。

    我见过她一次，在高考结束后的县城中学里，在开始狂热通信之前。我故作深沉地说，也许我们明天就相见，也许要十年之后。没想到一语成谶。我俩的纸上交往持续一年多后，终结于莫测高深而威严冷酷的命运中。我搜罗这个小店铺的记忆时，她从我的脑海跳了出来，她的面容依然如此纯美，如此清晰。一个天才的乡村女诗人，她似已辍笔多年。我们渐近中年。距离我写这篇文章，时间过去了十七年。这个数目约等于她当时的年龄。据说她在粤西的一所乡村学校教书，我们失去了见面的理由、方式乃至其他可能。我想念她。

    铺子不是第一次装电视的，却是第一个在村子拉上程控电话的，既有利可图，又方便村民。在过去，有急事只能去石湾墟的邮电所拍电报或拨打电话，不能直拨，只能转接，我见过那台装着无数线圈和金属按钮的庞然大物，像一面衣柜伫立在漆黑的房子里，不是一般村民所能操作及消费得起的。尽管也向群众开放，很少有村民去使用。铺子的电话就方便多了，由于长途话费太贵，村民很少去打，却可以在外头打工的亲人打入时接听。每次店主收五毛钱，此乃双赢之举。对方先打一次，约好时间，由店主通知亲人，然后再打一次。店主其实起到了沟通传呼的作用，有时干脆只传口信。店主装电话时耗费不少，话费无须付出而有收入。

    后来，村子的店铺由一个增至三五个，之后又随着村子的人越来越少而相继倒闭。那个店主不在人世已有多年。那间泥砖屋亦塌掉了，跟坍塌的戏台及淤塞的古井相对应，并渐成遗迹，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3.晒坪

    在夏日，烈日和暴雨交替进行。有时一天之中下数场大雨，仿佛是前一场雨的重复或翻版，其降临的方式、规模、长度及雨量都难以区分。雨常突如其来，这让晒谷子的人非常头痛。在晒坪（村子的人称之为禾地，乃主要用于稻谷脱粒及晾晒之所，偶尔也晒一下豆类、花生、番薯干乃至柴草诸物），为了应付突袭似的夏日雨水，安排一些人看守晒坪上的谷子就很有必要。看守者通常由老人或小孩担任，大点的孩子还担负起照管弟妹的责任。看守者还得驱赶吃谷的家禽和鸟类，当然，偷谷贼也得防备。村庄很少出现明目张胆的偷谷子行为，这也跟严防死守有关。

    有必要介绍一下村子的几个大晒坪。在生产队时期，有一个集体的大晒坪，就修建在过江埠旁边、荔枝园旧址的对岸上。它由石灰混凝土浇铸而成，在混凝土变硬之前，用竹片反复敲打使之结实，凝结后牢固而光滑。

    由于晒坪是稻谷脱粒的主要场所，要经受连枷的拍打。连枷在村子叫禾把子，一种类似于双节棍似的农具，手执的长柄部分有两三米，将老竹连头挖下，中间穿孔眼，另一截是长达一米的木头，两截由“弄子”拴紧。一起一落间，短的那截棒槌重重落在稻穗上，谷子迸溅，禾叶稀烂，直到将饱满的谷子全跟禾叶分离，方才罢手。配套的农具还有禾叉（一种铁制的两股叉，装在木柄或竹柄上，作翻秆之用）、畚箕和扫把、笊篱、耙趟等。而盛装稻谷的容器主要是箩筐，这是一种常见竹器，细密，结实，筐口宽大，上有四耳，耳系绳索以利于搬运，乃村庄搬运稻谷的工具，跟竹扁担有如配偶，常出双入对。稻谷晒干后，还得搬来木头风柜扬场，采其精华，弃其糟粕，将混迹其中的秕谷及砂石清除、吹掉，方算是完成粮食的收割及晾晒之任务。至于碾壳烹食，还有贮藏于谷仓，那是下一步了。

    晒坪除了晾晒谷物，首先是作为打谷场。由整块巨石凿制的石碌也是脱粒的农具，怕有两三百斤，乃由石匠采制于深山。那是一具直径近一米、高半米的圆柱体物什，表面溜圆、光滑，两边的平面上凿着四方孔眼，装着两段方形楔子，以固定于“牛轭”（类似于套车的辕驾，以让牛拉动石碌在稻穗上来回辗动，以达到脱粒之目的）。

    牛拉着石碌在铺着厚厚稻穗的晒坪上绕圈子，驱赶耕牛的农夫手执鞭子，这根鞭子跟他牵着的缰绳，确定了牛行走的方向和速度。他手上的鞭子确保牛不敢擅自停顿，为了防止牛趁机偷吃稻秆，在牛嘴罩了一个“牛笠”。那是一个圆帽状的竹篾编织的“口罩”，孔眼有利于牛呼吸，却无法吃食。牛绳的另一端系着穿过牛鼻子的铜制“牛剑”，稍一用力，牛疼痛无比，不敢不从。牛拉动石碌的景象，犹如北方拉磨的驴，其工作方式及命运如出一辙。

    当时，大晒坪被分割成若干区域，每户占用一块。稻穗脱粒后，就将稻秆清除，剩下湿漉漉、黄澄澄的谷子，遂摊开在晒坪上晾晒。有时是晚上或凌晨脱粒，待太阳升起再晒谷。倘若将晒坪晒烫了再晒谷子，将事半功倍。这就有烘烤的味道了。随着岁月增长，村子人口繁衍日渐增多，就如大树分丫，新的小家庭不断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独立成户。山地和稻田也被分割出去，晒坪就显得太小了，僧多粥少。有人就觅日照充足的空地或在家门口修建晒坪，既属私人所有，就不必跟他人争夺集体的大晒坪了。

    我们家族在生产队成立之前，曾有一个老旧晒坪。其表面略有沆洼，倒是结实耐用，除了扫谷子有点费劲，倒也不错。曾被生产队收归公有，分单干后又还给我们。

    晒坪处于门星岭脚下，旁边有一丛桉树、相思树混合林，树荫茂密，有利于我带弟妹驻守在此看谷子。另一头有一棵龙眼树，夏日乃龙眼成熟之际，正好一边摘果，一边看谷，弟妹们乐不思蜀。龙眼略有甜味，就被采摘殆尽。六七月间，门星岭上的山稔子漫山遍野皆是，稔果熟时由青转红，继而发紫发黑，甜味弥漫于空气中，略为走动，就能采摘半篮。稔果熟透后，涩味尽除，清甜软绵，是山野仅能采摘到的几种野果之一了。孩子任务艰巨，有东西吃，也就好过了。我又带领弟妹扎稻草人，玩捉石子、过家家、买卖诸游戏，孩子们乐不可支，时间也就飞逝而过，熬到收割水稻的父母归来，也就松一口气。

    而看守谷子，除了驱赶鸟雀及鸡鸭外，最紧张的莫过于得注意雨水空袭。看云识天气，若天色突然暗淡，乌云密布，压顶而来，风由热变冷，那十有八九必有降水。村庄的人大呼小叫，相互提醒，仿佛消息树上放哨的人在大叫鬼子来了。大家紧张不迭地去收谷子。若东南角的中火嶂顶聚拢着乌云并不断扩大，村庄必有豪雨，屡试不爽。有时乌云聚拢，距离下雨尚有一段时间，经过紧张的收谷，总能抢在大雨倾降之前将谷装入箩筐并用塑料雨具及稻草遮掩，待雨过天晴再来晾晒。有时一天反复多次，累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最可怕的是天上阳光灿烂，毫无征兆，却突然下起大雨。无论如何拼命，弟妹齐上阵，有人用耙趟收拢，有人用笤帚扫，有人用畚箕倒入箩筐，谷子都不可避免被雨水淋湿。倘若瞬间又有烈阳，水影渐被蒸发，谷子就免了发芽之虞。

    大伯父开头跟我家共用那个老晒坪，两家各用一截，或者视需要轮流使用。他家里土地较多，稻谷丰产，就颇有不便。

    于是，他在门星岭东南面的向阳坡上，新建了一处晒坪，有两三百平方，彼处无大树遮蔽，光照充足。他又带领堂哥堂姐们掘了一条新路，由山脚通向晒坪。建成后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要挑着一担稻禾爬到山坡上的晒坪，或者挑着稻谷返家，都十分费劲。小堂姐瘦小，她挑着满满一担稻穗，只见到圆滚滚、黄澄澄的两团物事在山路上艰难地移动，却看不到她的半点身影，就如屎壳郎推粪球似的，异常艰难。待伯父发现这个难题时，晒坪已投入使用。人力物力均耗费甚多，只得硬着头皮用下去了。

    通常，晒坪旁侧都建有一间小房子，俗称禾地屋，平时可供装放稻谷、稻草之用，亦可供看谷者歇息。在下雨之际，将谷搬运到屋中，就凸显其用途。冬春二季，晒坪多闲置不用，屋子自然无须动用，那就成了山鼠的乐园，又暖和，稻秆又有余谷。既有老鼠，亦偶见猎狗出没。流浪汉（主要是外地来的乞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无衣御寒，倘若觅得野外的一间禾地屋，那是人间至乐之美事。主人也不去管他。

    某年，有两个流浪汉为了争夺某处禾地屋的暂时居住权，在晒坪上大打出手，翻来滚去，搅作一团，犹如两团肉球，从晒坪上滚到路边，又坠入稻田中。目睹者团团围观，大声起哄、发嘘，却无人阻止。一人头破血流，鼠窜而去；胜利者鼻青脸肿，却咧嘴傻笑，露出一嘴肮脏黑牙。他的衣服不成样子了，本来还庶几能遮掩身体，如今成了一束束烂布条挂在身上。没过几天，胜利者也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要离开，又到了哪儿，乃至他是死是活。

    4.谷仓

    稻子晒干之后，通常要好好贮藏，作为过冬的粮食，合理分配每天的膳食。当然得先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公购粮之类名目繁多），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实已所剩无几）。凤凰村人多地少，实行计划生育之后，部分迟到人世的孩子属超生之列，在分田时没份。我们家七口人，只有一亩多水田、半亩坡地，所打粮食不多，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只好将谷子严格控制，在吃饭喝粥之前，先杂以南瓜、番薯诸杂粮，以度饥荒。尽管如此，杂粮所收亦少，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让父亲伤透脑筋。

    在我们家，谷仓是用不着的。父亲买的几张锡皮谷卷，只望丰收时贮藏粮食，但从未动用过。所收的几担谷子，暂时存放于瓦缸之中，很快就消耗殆尽。

    家境殷实的人家，才用得上谷仓。他们专门辟了一间房子放稻谷，黄澄澄如金子的稻谷堆放在那里，一直堆到屋顶，四面均用石灰将墙缝抹得死实，只有一个玻璃小窗，略为透光。我估计老鼠仍不时光顾。这些善于掘洞的家伙，形容猥琐，内心狡黠，说不定已从地底或墙壁找到了通达谷仓的暗道。大多数人家都用那种锡皮或苇草编织的谷卷，将谷子贮藏起来，需要碾米时就用畚箕搬运到谷箩中去。谷卷底部连着地面，腰部呈圆筒状，顶部有一个圆锥状的盖子，看上去俨然是谷仓的模拟，只是小得多。

    我曾跑到生产队时期的谷仓看过，尽管尚未倾塌，屋瓦被风吹掉了一半，有两根横梁断裂。阳光长驱直入，粉尘及霉味直喷鼻孔，里头暗黑，发霉。墙角处结着几道银光闪烁的蛛网，堆放着铧犁头、耙齿之类的铁制农具，锈迹斑斑，还有朽坏的木头风柜、畚箕和谷箩。那个风柜的外形有点像《三国演义》小人书上画的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里头有一把大木秤。秤杆由大人手臂粗的树干制造，上面的铜漆秤星已被磨损，模糊不清，那个秤钩由生铁铸成，形如弯月，秤砣像打铁铺的大铁砧，将地底砸出了深坑。这样的杆秤称得起两百多斤。还有一块圆形木板，用阴文反刻着“丰收”二字，在过去要印在装满谷子的箩筐上，谷子会留下清晰的字迹，据说有防盗之用。

    这个谷仓废弃了，两扇木门只剩下一扇，门脚也毁坏了。里头当然没有一粒谷子，只有过去年代的证物。尽管生产队结束的时间未及十年，那些器物朽坏之迅速却让人不可思议，连谷仓也在坍塌和消逝，仿佛要迫不及待地抹去那个年代的记忆。看来不用多少年，它就能达到目的。

    5.土地庙

    在粤西乡下，每个村庄都有土地庙。土地是镇守此地的神灵，是农民的靠山。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拜神，人有三灾六难，都求神保佑，指点迷津，觅得生路、财路乃至灭绝仇人之法。土地庙就坐落于园山及黄栌山之间，中间隔着一道长滩，实乃牛洼山之山嘴处。土地庙不大，隐身于一处苍郁林莽中，那个小树林不大，却有古树名木，里面树种多样，古藤如龙蛇缠绕，有一两株巨木，数人合抱而不得。村庄自大炼钢铁的年代之后，只见速生林，没有巨木。林木常受集体斫伐，这些树木乃仅存之硕果。以个人之力，再贪婪亦不敢伐取土地神的树木，在集体迷狂症驱动下的人群，双眼血红，则不在此论。破“四旧”那阵，连庙宇也敢拆，连神像也敢砸。那处小树林古意纵横，有原始林莽之气象。它确是原始林莽残余之一角，可惜如今成了孤岛，正被时代的大潮所冲刷、缩减。它的面积越来越小了，仍有几分神灵之所的气象。那座树林遥望更像是一座法度森严、不同凡响的庙宇，那庙前的两株古樟树如巨人把守着门户。

    林间茂密幽暗，鸟雀啁啾，虫鸣唧唧。生长着金银花、白花茶、杜鹃花，花朵粉白粉红，香气弥漫。最奇的是仍有几株橄榄树及栗子树。树上果实无人采摘，栗子掉到地上，孩子在大人的怂恿下去捡拾。这是神赐给孩子的宝物。成熟的栗子从树上掉落，从暗红而尖刺密布的栗子皮中脱出，珠子般滚落地上，形如圆锥体，比板栗小得多。捡到了，用嘴一嗑，有仁的放进口袋，没仁的扔掉。捡回来让母亲炒熟，香味浓郁，肉质白亮如玉，是世间难得的果仁。每天清晨，都有一群孩子像老鼠从不同的方位潜入林莽，捡拾，嘴上沾着泥土，笑逐颜开。

    我小时候，村庄有栗子树的地方，仅土地庙一处了。据父亲说，他年幼时，此类野生栗树连同橄榄树、荔枝树、水蓊树等野果树，遍地皆是，一年四季，果子摘也摘不完。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村民饥馑，有谁去吃野果？在大炼钢铁时的熊熊大火中，难以计数的野果树连同巨木古树一齐被砍伐塞入土高炉。炼铁的结果众所周知，他们砍光的不仅仅是一些在人世间存活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树木，而是将孩子们的欢乐、梦幻和乐园连根拔除。这些古树一直受到祖先的礼遇及敬畏，尤其是土地庙，原本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成片均是原始森林，一直延伸到牛洼山的顶部，现今早已荒凉光秃，只剩下高及膝头的柴草及灌木丛了。土地庙后头的森林处，被砍伐后，辟作了桑园，如今桑园也不知所终。

    土地爷和夫人的雕像端坐于神龛之上，八仙桌供花男花女摆放供品（通常有鸡猪肉等三牲及鲜鱼果品茶酒之类），桌前摆放着一张草席，已发霉，沤烂，看来有好些年月了。庙前有一个炉子，烟囱高大，供烧纸钱花红之用。至于鞭炮，那是拜神不可缺少之物，就随便挂在庙前的树杈或藤蔓之上，被火药炸得剥皮露骨，不忍目睹。庙前的空地较大，地面被善男信女踩得瓷实光洁，可窥见高远的天空，阳光透射进来，使林子如开了天窗，异常光亮。这块空地就如绿涛汹涌中的一处岛屿，也正因为跟幽深林莽有所隔离，才不至于酿成火灾。也许是土地爷神通广大，故能确保无事。

    每年的节日社日（如一年四季的重要节日春节、年例、清明、端午、七月十四、中秋节等）定要拜神，虔诚者初一十五也少不了，平时有事相求或许愿还愿还要过来。土地庙长年到头，香火不断，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鞭炮声。节日前一天，亦是村中社日，做社有头头支持买猪、杀猪。以太公的名义分猪肉，按户分配，人人有份，抓阄领取，汤粥则每户一碗，以酬神恩。杀猪及煲汤粥，均在土地庙前完成。故庙前的一个灶头，铁锅及几副碗筷平时虽闲置不用，却又不可不备。一年之中，也能用上好几趟。

    拜神是个人的事，巫师却充当着神灵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传递着人们的愿望并征求神的看法，再转述给拜神者听，起到了沟通人间与神界的作用。巫师有一套说辞，其请神时灵魂出窍，全身痉挛，以神的名义告知神的启示，完毕方恢复常态。请神之后，四肢虚脱，大汗淋漓。巫师通常有一副牛角制作的卜卦，正面主吉，反面主凶，征求神灵时，抛卜卦以作定论，犹如抽签。巫师均为能言善辩之士，口若悬河，舌绽莲花，滔滔不绝，总能凭借大神之力，将求神的意愿顺利达成，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意兴隆、出入平安、子女升学之类，又或降妖伏魔、驱除邪祟，至少让其疑窦或恐惧尽消，全身兴奋或轻松而返。许愿之后必得还愿，巫师随人布施，并不主动索要钱银，人求神者既让其出力，必得酬报。年节之时，巫师每日所得，甚为可观。遇到包工头之类的暴发户，巫师一张利嘴，巧舌如簧，一番吉利言辞让其心花怒放，一两张百元新钞亦是常事。

    在凤凰村人看来，土地神除了保境安民，庇佑村中人畜，还有为人们指点迷津、排忧解难之能。总之，有麻烦去求神便是。

    随着村中人口迁徙日多，土地庙香火大受影响。在清明、中秋、年晚、年例等重大节日，人们无论走到多远，都要赶回村中拜神。土地神是村民最信赖的神祇，是他们走南闯北的唯一信念。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跟宗教尚有距离，跟所谓的虔诚亦无甚相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希望和能力，借此将荒凉而悲苦的日子持续。千百年来，农民都是路面上的尘土，深陷于车辙之中，人世艰难，江湖险恶，而他们无力以自保，亦无得力之团体以作庇护，只好相信冥冥中存在的天道及神灵。农民从来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但这个根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及匡护，待柱础毁坏而大厦将倾时，多少统治者才幡然醒悟却悔之晚矣。农民的生存之本是土地，在凤凰村不远的乡镇乃至县城，有大片良田被强征以做工业园或房地产，有的失地农民呼告无门。工业化的巨手虽然无处不在，却没可能延伸至此偏僻之地。农村里的新兴豪强或强抢或蚕食，将粮田化为鱼塘和速生林地，最可怕的是农民因种地没有出路而抛荒不种，宁愿背井离乡跑到城里干苦工，或做风险不小的走鬼。农民倘若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将国无宁日。

    他们对土地神的拜祭并非出于虔敬，而是祈求和希望。但愿神灵祝其行好运赚大钱，早年安守田园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如今是祝愿生意兴隆、买码中奖一本万利之类。不可简单地斥之为堕落，实则举目四望而一片迷惘。他们从不关心永生和天堂，对地狱和罪孽亦少有概念。他们只拜神敬神，谈论鬼怪是一个禁忌，但愿从不需要涉及那些恐怖的字眼，无须因诸事不顺流年不利，而在巫师的说辞和做法中跟这些邪异之物相遭遇。他们只关心此时此刻或尘世上的幸福，而无暇顾及更多。

    作为中国最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些拜神却称不上有何信仰的庞大群体，让人深感羞愧和不安。这跟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及其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相关。上一辈农夫多为文盲，且不去管他，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已成为村庄中的主体（他们大多数接受过较为完备的中学教育，尤其是初中，但没条件上幼儿园），他们从小学起便被教育要成为小草、螺丝钉，热爱头头和集体，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从结果来看，这些教育一败涂地。难怪这些学生考试时从不合格。当一个国家的底层人民将前途和命运寄于神灵的恩赐之上，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悲哀，简单地说其愚昧、贪婪是容易的，却显得冷酷和偏颇。当这一庞大群体依然保留着一百年一千年前的农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同样不可能有真正的前途。当乡村的人通过读书入仕，或在城市里混成新贵（尽管人数不丰且异常艰难），而仍旧被农民意识所笼罩；又或者市民阶层在从事艺术、科学和商业时，仍被农民巨无霸主宰他们的头脑和行动，要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让我担忧的是，土地神所象征的道德世界已摇摇欲坠，当拜神的人越来越多，却连土地神也不再相信而又无所凭依（找不到旧秩序）时，那才是大混乱之开始。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当农民像铺天盖地的蝗虫扑向城市时，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青色麦苗和金黄谷实，而是咒骂、驱赶和扑杀）。农民已无法返回故园。他们的生存处境并不乐观。他们从来不是城里的人。而城市的统治者和设计者，从来就不考虑城市的栖居处有农民的立锥之地。要不，为何城乡户籍壁垒森严二元对立至今不可摇撼？农民从不指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些正在失去土地（或抛荒土地）的人，游荡在城市中，只有过年过节才返回家乡，仿佛维系着他们的只有沉睡在坟墓的祖先和神祇的庇佑。他们对着神像叩下头颅时，重新找到了扑向城市的无穷信念和勇气。

    当下中国的现实是，建立在土地伦理和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已分崩离析，而工业时代的诸种福祉不可能真正惠及农民及其子孙。他们缺乏资本，也没有技术，致命的根源是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赤贫，在文化上同样匮乏，在政治上更属于喑哑的人群。他们发不出声音，也没有人代言。不是没有社会精英从各个偏僻的山村走出，并活跃于社会大舞台。但他们很少去考虑出生地的未来，以及留于斯者的前途。如我辈为农民说不了什么话。我对他们的了解太过肤浅，无力亦无法代表他们，尽管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却说不出这个群体内心的隐秘阴影，唱不出郁积于他们心头的忧愁之歌。

    6.不存在的房子

    父亲是一个乡间浪漫主义者，凡事率性而为，天真烂漫，那种异想天开、孩子气式的浪漫精神持续至今。他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爱说“活人还会给尿憋死”？他是农民，但像一个诗人。我号称诗人，却更像农民。

    我年少时身体瘦小，神情忧悒，怕跟人打交道，只有在空无一人的树林或田野才得到放松。忧伤像艾火在焚烧，我没有办法解决内心的冲突。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饥饿和自卑日夜折磨着我，除了像传说中的渔夫将魔鬼封锁在胆瓶之中，别无他法。胆瓶在下沉，一直沉入心底。我感到胆瓶在晃荡中发出声响，瓶中的精灵在暴怒而绝望地挣扎。这个少年，就是一间黑房子，对着整个世界闩上大门，简直是一间地下室。我在荒诞的处境度过我的黄金时代，我是指我的童年，我金色的童年并不存在。在铁桶的现实面前，我感到了压抑和窒息，我整个人成了一支利矛，但最终缩回心中的矛尖，犹如刺猬缩回了身上的尖刺。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所抓到的一切当成了反抗的武器，包括愤怒、悲伤和仇恨，就像一架愤怒的投石机，但我并没有将咆哮的石头对准世界，而是让其坠入心底。我忍受着这一切，包括沉重和聒噪，忍耐作为我的性格，已缓慢地成形。我的内心堆积了那么多沉重的石头，我整个人犹如一只装满石头的布袋，一种石头带来的沉重黑暗在我忧伤的脸庞和沉默的四肢泄露。我没有找到爱，我还不懂得爱的奥秘，换言之，我还不懂得在一间漆黑的房间中点亮那盏锈迹斑斑的油灯。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忧伤犹如乌云在乡村的屋顶聚拢。

    父亲是不同的，他身上那种奇特的、与生俱来的浪漫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父亲曾一度沉迷于发明创造而无结果，也热衷于堪舆、算命、中医等杂学，并略有心得。父亲为了留下祖母的遗像，自学过炭画，成了“画家”。父亲只念过初中，可以辅导我们五兄妹的功课一直到高中，除了外语。他擅长作文，我今天能从事写作，得益父亲甚多。他在六十岁之后，写了数十个笔记本无法归类的文字，惊动了当地媒体。父亲为了将多病的孩子养大，自学中医，略有心得。然而，在一个饥饿的年代，浪漫情怀是奢侈的，无用的，一个乡村浪漫主义者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壁。父亲的奇思异想没有结出一个像样的果子。

    他想建造一幢红砖屋，这是一幢旷世无双的房子，也是一幢未完成的房子，它一直未曾动工。父亲在头脑中无数次勾勒过它的范围和轮廓，挖好地基并砌起高墙，最好是买回那种光洁的方砖铺上地面。这是父亲毕生最大的梦想。在他的头脑中，堆满空想的砖头和檩梁，还有无数钉子和细沙。但这幢房子只存在于父亲的想象中，它不可能建造出来了。日渐老迈的父亲已力不从心，被迫放弃。一个人在年轻时代确立一项工作，并付出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结果却是不得不放弃。人的一生中，总是被各式各样半途而废的事情所耗损。当父亲站在宅基上凝视地底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的苍凉和遗憾，地底下本来生长着一幢瑰丽无比的大房子，但已没有机会破土而出。

    父亲年少时确立的理想未能实现，数十年过去，他生育的五个儿女长大成人，他也年逾古稀。在乡村，建房子是一件大事。一个人过得怎么样，看他的房子就知道了。建房子是一个人发达的标志，人们穷极一生的奋斗，目的是为了建造新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庄的房子大多是低矮的黄泥小屋，泥砖垒起来的墙壁，木头削成的横梁，阴暗、潮湿而充斥着尘埃。我就是在这样的房子中长大的，泥砖屋是祖母留下来的，墙壁被风雨剥蚀得一片斑驳，小窗的木格子被烟火熏得一片漆黑，灰白的瓦面堆积着落叶和尘土，还生长着杂草。

    我们当然想住上好房子，但建房子要花一大笔钱。父亲没有钱，他没有赚钱的能力。如果要靠赚钱去建房子，那永无实现之日。他去寻求一个不用花钱或者少花钱的建房计划，这听起来很荒谬！父亲决定自力更生。建筑房子的关键是拥有建筑材料，如果自己会砌墙的话，就用不了几个钱。父亲很早就着手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庞大的计划在他的头脑成形并付诸实践。他决定通过双手使这一切变成现实。他先后学习建筑和木工，花半年时间粗通了这两项技术。他在山坡大量种植桉树和杉木，桉树可作檩梁，杉木可锯成瓦格子。二十年乃至更早，树木就可以成材了，将会被砍伐并制作成檩梁和“格子”。

    为了建一幢房子，父亲决定付出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在他看来，这不算太长，房子能如期完工就很好了。建泥砖屋是较容易的，一个秋天就可以打好泥砖，但父亲矢志要建的是红砖屋，这样就难了。材料除了做屋梁和瓦格子的木头，关键是砖瓦，父亲决定自己把红砖和屋瓦烧制出来。当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时刚成年，这个异想天开的决定耗尽了他的青春。

    这些浪漫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将我们养大。他的工作集中在给我们寻找粮食。我们张开的嘴犹如深渊。母亲瞅着我们的空碗，唉声叹气，说大船载来也不够吃。这句话成了这个乡村妇人的口头禅。父亲将所有精力放在侍弄土地上，村庄分的一亩七分耕地，要养活七口人谈何容易？父亲每天踏着晨曦迈向山冈，锄头用坏了好几把，他终于开垦出好几亩山地。父亲在山地种上番薯、木薯、南瓜和棉豆诸物。由于土地贫瘠，没甚肥力，薯苗倒是茁壮，但收成甚差，薯实比指头大不了多少。如果说那些绿油油的叶片，犹如父亲那浪漫情怀的倒影，那么这些薯实就是残酷的现实。倒是南瓜和棉豆之类的蔬果收成不错。番薯叶、南瓜叶和豆荚叶，都是粤西乡间常见的蔬菜。有一段时间，南瓜是我家的主食。当回首往昔，我身边弥漫着一股南瓜的滋味，依稀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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