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苦行僧转世：蒲松龄身世之谜

    2.“蒲家菜”都有些什么？

    3.坎坷功名路

    4.画像上的蒲松龄为什么穿着官服？

    5.《聊斋志异》如何写成？

    6.蒲松龄有“第二夫人”吗？

    大家都喜欢看小说，如果我提个问题，中国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是《红楼梦》，它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如果我再问：哪部小说艺术形式和《红楼梦》不同，但在文学成就上可以与之媲美？

    那就是《聊斋志异》，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

    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名家很多，而堪称“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却只有一位，那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世界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望尘莫及的。但是，约三百年前的《聊斋志异》在数量、质量和影响诸方面，都超过了这些欧美巨匠的作品。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第一高峰是唐传奇，第二高峰就是《聊斋志异》。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第二高峰还高于第一高峰，《聊斋志异》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冠。而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擂台赛”冠亚军作者的身份又非常地不成比例：唐传奇由若干位进士共同创造，《聊斋志异》则是由一位秀才独自完成的。蒲松龄凭什么傲视世界短篇小说群雄，技压唐代数十名进士？他有什么特殊际遇？《聊斋》作者的身世之谜，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盎然兴趣——

    蒲松龄家境如何？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

    蒲松龄的功名之途是怎么回事？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

    蒲松龄写了那么多爱情小说，那他是情场高手吗？

    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有没有梦中情人？

    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吗？

    ……

    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考察蒲松龄的生平，除查找图书资料外，还曾沿蒲松龄青年时的“南游”路线考察，寻找蒲松龄的嫡系子孙谈话，甚至把“文革”时掘了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询问墓葬出土的状况。结果我发现，在世称“短篇小说之王”的“聊斋先生”身上，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

    1.苦行僧转世：蒲松龄身世之谜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传奇色彩。

    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槃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蒲槃惊讶地看到，新生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

    说自己是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杜撰的故事。中国古代作家喜欢将自己的出生蒙上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故取名“白”，字“太白”；陆游是母亲梦到秦观（秦少游）后出生的，故而取名“游”，字“务观”；而蒲松龄则是父亲梦到苦行僧入室后出生的。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本是读书人，后弃儒经商，家境殷富，成为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代在父亲的羽翼下安心读书，当地人口耳相传，说蒲松龄曾在青云寺苦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专门到青云寺考察，那里地处深山，寺院巍峨，古松参天，野花遍地，清幽寂静，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蒲松龄有多篇诗歌写到青云寺，当地也流传着蒲松龄苦读青云寺的轶事。

    但蒲松龄青春苦读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十五岁时，他跟哥哥们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都是秀才，两个嫂嫂却皆为泼妇，为了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们分走了，蒲松龄只分了薄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他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了进去。此外，他还分到了二百四十斤粮食，但这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的。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私塾教师生涯。

    私塾教师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的出路，但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上学，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你看，这家庭教师简直成万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确实生活艰难，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了，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水平却至少得二十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反过来说，蒲松龄教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大观园的半顿螃蟹宴。

    蒲松龄三十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他便不得不以卖文为生——靠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婚书、祭文之类的，但报酬往往也不过一斗米、一只鸡或者两瓶低档酒。

    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的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甚至会把人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有时会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呢？他经常在诗词里叫苦叹穷，《除日祭穷神文》里有这样的话：“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蒲松龄，这位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自称苦行僧转世的大作家，一生确实很贫苦，始终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

    2.“蒲家菜”都有些什么？

    现在一些当红作家常出入高级餐馆，什么海参宴、鱼翅宴，甚至黄金宴——用山东老百姓的话说，简直“吃黄了牙”。那么，大作家蒲松龄当年常吃些什么呢？

    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推出个“蒲家菜”的节目，那些色泽鲜艳、“清淡可口”的四菜一汤，据说都是蒲松龄当年常吃的菜肴。这“蒲家菜”很精致，但却未必是蒲松龄常吃的菜。菜的原料有鸡脯肉、海米、玉兰片，清淡固然清淡，却与“清贫”离得很远。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鹅的阔人换口味，价值甚至在鱼肉之上。穷秀才蒲松龄哪儿有常吃这种四菜一汤的美味的经济实力？

    如果从蒲松龄的作品中求证，可以发现，喜欢随手记下所见所闻与所吃的蒲秀才，从没记载过传说中他常吃的鸡脯、海米之类的“四菜一汤”。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写到很多菜蔬，山珍海味不多，农村老百姓的菜不少：“春半灰苔生旧圃，夏初扁豆上高棚。”“金酒刀蚕皆豆种，东西南北有瓜名。”蒲松龄把曲曲菜、婆婆丁、榆钱、杨叶都写进去了，而且还仔细写这些野菜的做法。但《日用俗字》并没写如何发海参鱼翅、如何做山珍海味，看来蒲松龄的饮食习惯跟《红楼梦》里的刘姥姥相似——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他的生活相当于中农水平吧。

    赶上灾荒年，蒲家没有干粮吃，就煮锅麦粥给孩子们填充饥肠。几个孩子对着一锅粥是群起而攻之：大儿子拿着饭勺到锅底捞稠的，喝得“呼噜呼噜”，满身都是；二儿子还没有跟哥哥争抢的能力，就拿了碗叫着和哥哥抢勺子；小儿子刚会走路，为了抢粥把盆碗都踢倒了；女儿虽饿但又不敢参加争食，只好可怜兮兮地看着父亲。蒲松龄心酸地担忧：我怎么养活这帮饿肚子的孩子啊！《日中饭》记叙了这个貌似有趣实则令人心酸的场面：“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这就是蒲松龄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词《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写的是中年时的生活：“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粹完之。”岁末敬神没有好菜，只有瓦炉的袅袅青烟和浊酒三卮。蒲松龄风趣地自嘲：灶神不会因为我敬神不丰，就到上天说坏话吧？

    《青鱼行》是蒲松龄晚年的诗，写蒲松龄看到青鱼很眼馋，可是吃不起——“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其实青鱼在当时是低档次的鱼，但晚年的蒲松龄仍吃不起。年逾古稀的蒲松龄还经常吃不到肉，七十一岁时他还在诗里说道：“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前些年我陪一位美国博士去蒲家庄，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热情地用“蒲松龄写过的煎饼和蒲松龄常吃的菜”招待我们。我相信那可能真是蒲松龄在春季，而且是在他经济比较宽裕时吃的菜：韭菜炒豆腐、鸡蛋煎香椿芽、凉拌曲曲菜和蒸榆钱儿。

    美国博士说：“在中国走了那么多地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吃到蒲松龄吃过的食物，在外国朋友看来，这是来华访学的最大收获。

    看到煎饼，洋博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奇：“哇！这就是煎饼吗？这就是蒲松龄写的‘圆如望月，大如铜钲’的煎饼吗？我还一直以为煎饼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大饼呢，原来不一样。”

    我一边教洋博士怎么把韭菜炒豆腐卷到煎饼里，一边讲蒲松龄后人给我讲的“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唐诗待客”的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六文钱。他的妻子刘氏愁得很，蒲松龄却说好办好办，如此如此便可……他让刘氏用两文钱买韭菜一把，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再用两文钱买冬瓜一个，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嫩叶儿，从鸡窝取出两只鸡蛋，便做起菜来。每上一道菜，蒲松龄都说这菜有一个别致的名字：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铺蛋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儿蛋白，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叫做“窗含西岭千秋雪”；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刻的小船，正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美国博士听到这样的“蒲家菜”，哈哈大笑。

    3.坎坷功名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一起到蒲松龄故居访学，我们在蒲松龄墓地的一棵树干上看到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

    失却青云道，

    留仙发牢骚。

    倘若中状元，

    哪有此宇庙？

    “乱弹琴！”殷孟伦教授气呼呼地绕树转了一圈儿，停下脚步又把打油诗念了一遍，然后长叹一声，“它倒有几分道理！人哪，就是生于忧患，隳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假如蒲松龄当年科举顺利，封建社会数以万计的“县大老爷”中就可能增加一员，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也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蒲松龄的才气肯定超过很多状元，但他却总考不上举人。过去人们试图对蒲松龄考不上举人做出解释，有个说法是：蒲松龄写鬼狐讽刺人，他参加乡试时，鬼狐就“入闱”干扰他……这种说法跟蒲松龄摆茶摊收集写作素材的传说一样，都是无稽之谈。

    说来有趣，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恰好是从他少年得志开始的。

    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均名列榜首，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

    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题是《蚤起》。“蚤起”这个题目出自《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那一段。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在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几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但蒲松龄却写成了一篇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惟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原文为文言）

    你看，这哪儿像八股文？这分明就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干脆虚构起来，写齐人之妇夜里辗转反侧，琢磨追踪丈夫的心理。这里有人物心理描写，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文章怎么能符合八股文的要求呢？但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认为，蒲松龄把人们追求富贵的丑态，通过“蚤起”两个字，写活了，写绝了。他写了八个字的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

    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官之路，但接连四次乡试——举人考试——却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蒲松龄用小品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的，只会写那样的文章，也只欣赏那样的文章，蒲松龄的才子文笔又怎么能入这些平庸考官的青目呢？

    因为施闰章的赏识，也可以说是“误导”，蒲松龄在最初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半个世纪的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政任期三年，学政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降级，考到一等，才有了做廪生的资格。所谓“廪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等有了空额才能“补廪”——蒲松龄做秀才二十年才得以“补廪”。岁考第二年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四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降级。按规定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的举人。

    蒲松龄一生大约参加过十次左右乡试，也就是说，大作家蒲松龄为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三十年的时间反复参加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诗词记录了这些尴尬的失败。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四十八岁的蒲松龄参加乡试，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闱中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十二行，每一行写二十五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也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不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就好像现在考试作弊被公开点名，是很丢脸的事。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他“闱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

    蒲松龄被考试折磨得如痴如狂，却不肯放弃对举人的追求。三年后，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蒲松龄又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为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因病没能考完，再次名落孙山！他在《醉太平》中写道：“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意思是说，就像有育儿经验的妇人把婴儿襁褓给包倒了。

    年过半百的蒲松龄仍不肯罢休，他的妻子刘氏劝他不要再考了，说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出将入相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虽然觉得妻子说得不错，却仍不甘心。他六十三岁时在《寄紫庭》中写道：“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说明蒲松龄再次在乡试中失利，此时离他“三试第一”已过去四十四年了。

    蒲松龄的升官梦破灭后，又寄希望于儿孙。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他的子孙不能飞黄腾达，他教的学生也同样没有官运。他四十岁后任教的毕府，过去出过尚书、刺史之类的大官，而蒲松龄在毕府三十年教出的学生居然无一人通过乡试。这一切都说明，蒲松龄治学跟科举考试是背道而驰的。

    蒲松龄在八股文上用这么多精力，未免可惜。如果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写小说上，《聊斋志异》的篇幅肯定可以翻一番。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

    现在我们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蒲松龄虽然喜欢写小说，却数十年如一日地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八股文，痴痴盯着“举人”这个头衔。直到晚年，当他因为写《聊斋志异》而很有名气时，他仍然认为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人总是很难认识自己，蒲松龄始终认为自己做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举人这个头衔，《聊斋志异》中就反映出他强烈的“举人”情结。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的“异史氏曰”中说，秀才考举人时有七种相似：刚进考场时，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点名时，考官训斥，隶卒责骂，像囚犯；等回到考试的号房，一个一个号房上边露出脑袋，下边露出脚丫，像秋末快要冻坏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神情恍惚，觉得天地都变了颜色，像出笼的病鸟；等到盼望发榜，草木皆兵，做梦也总是幻想考中——有时想到得志，顷刻间楼阁亭台都有了，想到失意，瞬息间骨头都烂了，这个时候坐卧难安，好像是被拴住的猴子；忽然，飞马来报考中的消息，报条里却没有我，这时神情突然变了，灰心丧气，像服了毒药的苍蝇，再怎么摆弄它也没感觉；刚刚失败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眼睛，笔墨没灵验，势必把案头的书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气，还要撕碎了用脚踏，用脚踏还不解气，一定要把这些书丢到脏水里，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人把八股文拿给我，必定要把他轰走，没多久，气渐渐平了，想求功名的想法又起来了，就像是跌了蛋的斑鸠，只好衔木营巢，重新另抱窠。

    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局者痛苦得要死要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实在是可笑到极点。“七似”对秀才考举人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感受，又是蒲松龄写出大量精彩科场小说的依据。

    4.画像上的蒲松龄为什么穿着官服？

    现在留存下来的蒲松龄的惟一画像是穿官服的，但是一辈子连个举人都考不上的蒲松龄哪儿来的“官服”呢？蒲松龄的官服其实是贡生服，蒲松龄十九岁成为秀才，七十二岁才成为贡生。贡生，是蒲松龄在科举路上苦撑苦熬数十年的最终成果。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满十年后排队挨号升的贡生，一个县三年可升一人。做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做官，于是蒲松龄有了个官衔：候选儒学训导。

    “儒学训导”是多大的官？儒学训导算不上是官，也没有品，算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中央有国子监，省里有府学，最低的是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可以派贡生做。但是，请注意，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有“候选”两个字，也就是说，你有儒学训导的资格，但能不能做上，还得由巡抚决定：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还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蒲松龄做廪生二十七年才挨上贡生，照此挨下去，这个大约相当于县中学副校长的“儒学训导”职位何时才能到手？

    所以，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这个“岁贡”，颇像现今大学评职称给资格很老的副教授的“资格教授”，不兑现工资和岗位，即所谓“地方粮票”、“评退教授”或“名片教授”。对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即便如此，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贡银。宣称“片纸不入公门”的蒲松龄不得不一再给县官上呈，请求县官来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旱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贡银交税。后来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有拿到。

    一年后，江南画家朱湘麟来到淄川，蒲松龄的儿子请他给父亲画像。蒲松龄穿上了贡生官服，他在画像上题辞时还表示担心：穿这样的衣服，会不会被后代人“怪笑”？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在清冷的书斋依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五岁。苦行僧入室而出生的蒲松龄，像高僧坐化一般离开人世。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儿子替他写传，在题目中郑重地冠以“候选儒学训导”。我每次看到这个题目时都感到震惊：人都死了，还候选什么？蒲松龄的儿子对父亲盖棺论定的“功名”的重视，表明了蒲松龄的态度。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蒲松龄追求一生，最终到手的举人还带个“副”字！实在可怜、可悲、可笑。

    但正是这“可怜、可悲、可笑”的命运，成就了古代小说史上的多篇精彩小说。《聊斋志异》是最早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小说写一个个秀才的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乡试，构成奇特的“死魂灵”求官书生群像，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奇观。其实，说穿了，这些有才气没运气的秀才，不过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已。

    5.《聊斋志异》如何写成？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的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h梟g）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橦洞讲学，听讲者何人？其中就有苏秦和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策略应运而生，还逐鹿中原使战争升级。淄川南部有座不高的山叫“夹谷台”，孔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曾经陪着鲁定公到夹谷台跟齐侯相会……

    这种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就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像《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等都是他的至爱，此外他还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在那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二十五岁时《聊斋志异》的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中得出的。

    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经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应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有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了无底深渊，他一边做私塾教师，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见缝插针地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一样麻，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但他还是着了迷似地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出来。

    蒲松龄三十岁时有过一生中惟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他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狐女和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他要把所见所闻写成一部“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磊愁。所谓“块磊愁”，乃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

    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两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他求取功名，便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说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说“聊斋”是聊天之斋。

    蒲松龄摆茶摊的说法，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的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我为糊口耘人田”，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聊斋自志》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三十六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

    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有趣的是，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而现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这部煌煌巨著里知名度最高的诗歌，竟然就是那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6.蒲松龄有“第二夫人”吗？

    蒲松龄十八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中描述到的爱情却种类繁多、笔触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的亲身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一九八〇年田泽长教授发表《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二十二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方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到家里，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三十岁时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

    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教师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以卖文为生，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还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的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是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按常理说，随便挖开一个清代小说家的坟墓是不可能的，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我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的几位嫡系后裔。他们介绍说：“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也有人说：“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还有人说：“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接着描述了当年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头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其后，他们便翻箱倒柜地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

    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但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中，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造反派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无论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结案的“明史之狱”，还是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都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然而，一九六六年秋，长眠了二百五十一年之久的蒲松龄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噩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和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二百五十一年的“老封建”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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