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葛巾：爱情最需要信任

    2.香玉：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3.荷花三娘子：珍重洒脱一花妖

    4.阿英：纷至沓来都为情

    5.素秋：可爱书虫，亦妖亦人

    6.黎氏：后娘化狼的故事哲理

    1.葛巾：爱情最需要信任

    在文学史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小说家的作品都会速朽，只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可以传之后世。

    《聊斋》就属于后者，为什么？因为蒲松龄有支魔法师的彩笔，他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而又为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巧做文章，做巧文章。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地上的鲜花、深山的野兽，都可以被他变幻成情重如山的人，创造出一个个“飞翔的灵魂”，写出一个个沁人心脾的美丽故事。

    《聊斋》如何写妖精？《聊斋》里的妖精有什么超凡脱俗的魅力？

    这话题太大，涉及事物太多，只能简而言之。

    花在人们生活中是最常见、最令人喜欢，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蒲松龄就用人们抬头可见、低首可闻、随处可见的花儿，构思了好几篇著名的《聊斋》故事，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中国古代作家写花的诗词很多，刘禹锡写“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杨万里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都是咏花的名句。

    有的诗人把花做拟人化描写，秦观写“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李商隐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李白献给唐明皇的《清平调》里把杨玉环比做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而不如李白会写诗的唐明皇对杨玉环认识得更贴切，他把杨玉环叫做“解语花”。

    话本小说有过《灌园叟晚逢仙女》，也就是人们熟悉的秋翁遇仙记，但并不是写人和花的恋爱的。前人小说的花妖故事少得可怜，内容也太简单。幸亏我们有蒲松龄，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地、多方位地描写花妖的作家。

    白居易的诗说：“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诗人在烂漫的春天孤零零一人独处时，把眼前秀色可餐的美丽鲜花当成是夫人，这是想象。宋代文人林逋说“梅妻鹤子”，诗人离乡背井，在抛妻别子的时候，把梅花当成是夫人，把仙鹤看做是儿子，这是精神寄托。到了蒲松龄笔下，牡丹、菊花、荷花就果真变成了读书人的妻子！

    花妖故事是《聊斋》里最引人喜爱的爱情故事，是最有诗情画意的篇章。下面我们看看《聊斋》里的花妖甲乙丙。

    爱情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美丽，是富有，还是狂热的迷恋？都不是，是互相信任，是相爱不疑。这是人花恋故事《葛巾》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牡丹花是富贵之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艳冠群芳。葛巾，是被封为“曹国夫人”的紫牡丹，即所谓的“姚黄魏紫”。

    中国有两个牡丹之乡，一个是山东曹州，现在叫菏泽，另一个是河南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人所共知，蒲松龄却用一个别致的爱情故事调侃——洛阳牡丹盛行天下，其实是洛阳人常大用从山东曹州把牡丹花神带回家的结果。

    常大用爱牡丹，不是一般的爱，而是癖好，是痴迷。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天气很冷的时候，他就在曹州痴痴地等牡丹花开，并作怀花诗百绝。牡丹含苞欲放，他的钱花光了，把春天穿的衣服都送到当铺里，继续等牡丹开花。

    常大用对牡丹的痴爱感动了紫牡丹花神葛巾，她化为“宫妆艳绝”的少女跟他相见。常大用一见葛巾，魂就丢了，直挺挺跪下：“娘子必是神仙！”

    他害了相思病，憔悴欲死，就在这时，陪伴葛巾的桑姥来了，说，我们家的葛巾娘子给你碗毒药，你赶快喝了！常大用说，我和葛巾娘子向来无怨无仇，为什么给我喝毒药赐死？不过既然是葛巾娘子亲手调的，与其我害相思病而死，不如喝了药送终。常大用把“药气香冷”的所谓“鸩汤”喝了之后，肺膈宽舒，病好了。

    美丽的葛巾既未卜先知又善良体贴，她给常大用送来的其实是治病的牡丹精髓。常大用在跟葛巾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葛巾“异香竟体”，“指肤软腻，使人骨节欲酥”，他拥抱葛巾时，感觉“纤腰盈掬，吹气如兰”——苗条的细腰似乎一把就能对握，呼出的气息带着一阵阵花香。

    两个人幽会时，葛巾“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薰，无气不馥”。常大用软玉温香抱满怀，写的是男子对美女的感受，实际上蕴涵着人卧花丛的感受。

    《聊斋》这类描写出现在洛阳人常大用身上，意味深长：因为洛阳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大本营。

    当年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先生曾经提醒笔者，研究《聊斋志异》要注意它跟《金瓶梅》的联系，确实不错。《葛巾》里的性描写跟《金瓶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都有对情欲的大胆描写，但《金》被看成是诲淫之书，被查禁；《聊斋志异》却“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这就是因为《聊斋》着眼于“情”，而《金》着眼于“淫”，有雅俗之别，高下之分。《聊斋》的性描写，是古代小说性描写的诗意化。

    葛巾与常大用相爱后，拿出银子给常大用，帮助他回家。常大用表示，为了葛巾，上刀山下火海，“刀锯斧钺”都不怕。葛巾被感动了，跟常大用一起回到洛阳，还把妹妹玉版介绍给常大用的弟弟做媳妇。

    葛巾对常大用没有任何世俗要求，只要求一个“情”字，只看重一个“情”字。她既不问常大用什么门第，也不问他有多少财产——一个把衣服都卖了的人能有多少财产——甚至不问他住在哪儿。一旦弄清常大用对自己确实痴情，葛巾就迈出果敢的一步，先是以身相许，后是毅然私奔。

    常家兄弟俱得美妇，家境也越来越富有，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常大用遇到葛巾，真是无处不美，无处不善，无处不顺，人财两得，赏心悦目，连入室抢劫的强盗都在仙女一样的常家美妇跟前退避三舍。但常大用自己却出问题了。什么问题？猜疑。

    婚后几年，大概葛巾以为凭数年夫妇之恩，就是直接告诉常大用她是花妖也无妨，就跟常大用说，她姓魏，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常大用怀疑，曹州的大家族没有姓魏的，再说，大家族连续跑了两个小姐，怎么不找呢？

    他为此专门跑到曹州调查，果然，曹州的大户人家里没有姓魏的，倒在墙壁上发现了一首赠曹国夫人的诗。而所谓曹国夫人，其实是一株像房檐那样高的巨型牡丹，是曹州最美的牡丹，被戏封为“曹国夫人”。这曹国夫人是什么品种？葛巾，紫色。

    常大用明白了，也害怕了，叶公好龙了。常大用喜欢牡丹花，喜欢美丽的葛巾姑娘。现在明白葛巾姑娘本身就是牡丹，二美合一，双美兼得，踏破铁鞋，上哪儿找这样的美事？

    可是常大用非但不庆幸自己傻人有傻福，倒杞人忧天起来——“疑女为花妖”，旁敲侧击，语含猜忌。葛巾，这个风姿绰约、温柔善良的花仙子，眼里揉不了砂子的花仙子“蹙然变色”说，三年前，我因为被你的苦思苦想打动，就以身相报，现在你倒猜疑起我来了，我怎么能继续跟你相聚呢？

    说完，她把玉版妹子叫了来，两位牡丹仙子“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常家两个传宗接代的命根子眨眼间就不见了。常大用还没回过神来，“二女俱渺”。

    常大用悔恨不已，可是，再怎么悔恨也晚了。几天后，儿子消失的地方长出两株特别艳丽的牡丹花——“堕儿处生牡丹二株，一夜径尺，当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

    从那时起，洛阳牡丹，天下无双。

    我看啊，这个常大用不是脑袋进了水，就是脑袋缺根弦儿。有这么好的花妖，比普通人美，比普通人善，比普通人好，比普通人能让家业昌盛，能让子孙绵延，这样的妻子，你在人世间打着灯笼哪儿找去？你就让她是妖好了，就接受她是妖，就偏偏喜欢她是妖，就永远爱这妖，有什么不好？他偏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

    常大用痴爱牡丹，但牡丹真来做妻子，他却无福消受，闹了个玉殒香销。这个常大用像一个最不称职的演员，硬是靠自己的愚蠢、穿帮、不开窍，把一部本来是花好月圆、娇妻佳儿大团圆的喜剧，演成了妻离子散、鸡飞蛋打的悲剧。

    “常大用”有什么用？一点儿用没有，笨伯一个。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像常大用这样的人经常可以遇到。本来是非常美满的结合，偏偏不珍惜好不容易到手的真爱，偏偏要鸡蛋里挑骨头，偏偏要互相猜忌瞎琢磨，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葛巾》给人的启示是：爱情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贫富，不是美丑，而是互相信任。

    蒲松龄在《葛巾》的篇末说：“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少府寂寞，以花当夫人，况真能解语，何必力穷其原哉？惜常生之未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真正的爱情能感天地、泣鬼神，只要真心相爱，就不要管对方的身份，哪怕是鬼神。

    像白居易那样的大诗人都肯把大自然的花当成夫人，常大用遇到真能说话的花神，又何必追究她的来历呢？太不达了。“达”，有通情达理的意思，有旷达的意思，还有想得开、想得透的意思。而所谓“未达”，就是猜疑，想不开。

    常大用的悲剧是因为“疑”，疑心生暗鬼，是很多爱情悲剧的根源。

    许仙跟白娘子的悲剧，也是因为“疑”。如果不是许仙自己对白蛇精又疑又惧，法海和尚又怎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跟“未达”的常生成鲜明对照的是，《香玉》里出现了一个生动的“达”人形象黄生。同样写世间男子和牡丹花神的恋情，《香玉》跟《葛巾》完全是两个境界：《葛巾》因为猜疑，劳燕分飞；《香玉》因为不疑，生死相恋。

    2.香玉：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在《香玉》里，黄生爱上了白牡丹花神香玉，不仅不相猜疑，而且当香玉成了花鬼后他也照样爱她，自己死了之后还要变成花，寄魂白牡丹花旁。黄生真是个彻底的“达”人，不仅对“异类”不疑，自己还要变成异类，以求长相依，他的“达”真是登峰造极。

    《香玉》这朵古代小说的奇葩，创造了古代文学爱情描写的又一经典模式。古代诗词小说写忠贞不渝的爱情，常用比翼鸟、连理枝来形容。杨玉环和李隆基在长生殿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六朝小说中韩凭夫妇生前不能相聚，死后墓地上的树枝枝相连，鸳鸯在上边啼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与封建家长抗争，最后变成交颈鸳鸯；梁山伯和祝英台则是一起化成了蝴蝶。

    黄生爱花，自己最后也变成花。后来他不开花，被拔了，本来盛开的鲜花，宁可跟相爱的人一起憔悴。这样的爱情，才叫缠绵悱恻。

    白牡丹花香玉在小说里先后以花、花神、花魂、花中美人四种姿态出现。

    第一次是真实的花。黄生喜欢牡丹，他住在崂山下清宫，看到一株“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

    第二次黄生看到的是牡丹花神。他遇到穿着白色衣裙徘徊在牡丹花下的女郎，所谓“素衣掩映花间”。黄生追赶，女郎吓跑了。“袖裙飘飘，香风洋溢”，这香风暗点是花神显身。

    然后，白衣女郎主动来跟黄生幽会，但好景不长，就两眼泪汪汪地告别了。第二天，丈余高的白牡丹被即墨蓝氏看中，挖走了。黄生明白素衣女郎正是牡丹花妖，他反而爱得更深，怅惋不已，作哭花诗五十首，每天到空荡荡的花穴前哭，“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他跟香玉的女友绛雪一起怀念香玉，却并不见异思迁，仍然苦恋香玉。他的痴情感动了花神，允许香玉来到他身边。

    第三次出现在黄生面前的香玉就是牡丹花的鬼魂。香玉“盈盈而入”来到黄生身边。蒲松龄把花的鬼魂状态写得活灵活现，似乎是真实存在的——“生把之觉虚，如手自握”——黄生觉得握着香玉的那只手空无一物，好像自己握着空拳；“偎傍之间，仿佛一身就影”——两个情人像平时那样相依相偎时，黄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靠在一个影子上。

    黄生很痛苦，香玉也很痛苦。香玉对黄生解释说，过去我是花之神，形体是凝聚的；现在我成了花之鬼，形体是飘散的，你就只当是在做梦吧。怎么样才能让美梦成真呢？香玉教给黄生：给白牡丹的萌芽每天浇上一杯特制药物，一年后，她就可以复活了。

    香玉第四次在黄生面前现身，就是牡丹花神复活，这是古代小说最美丽的片段之一。黄生看到“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

    这是个多么美妙、多么富于诗意的镜头，电影、电视、动画，不管怎么表现，都是美极了妙极了的镜头。

    黄生跟常大用完全不同，明知香玉是花神，反而爱得更深、更切、更执著。当他自己病重将死的时候，一点不害怕，认为自己死了，就可以永久留在香玉的身边。

    黄生死后变成一株“赤芽怒生，一放五叶”的花，伴随在白牡丹身边。因为赤芽不开花，被道士砍去，白牡丹也憔悴而死，成就了一个“花以鬼从，人以魂寄”的动人爱情悲剧。

    汤显祖说过，“情不起其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复生，成为千古绝唱。黄生和香玉为了爱，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也可以费尽曲折地选择重生，生生死死，痴情不变，写尽至情。

    牡丹花神香玉和痴情的黄生成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著名形象，崂山下清宫也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跟《香玉》里的黄生相似，《黄英》里的马子才也是个“达”的人物。他为了爱好菊花跟菊花花神黄英、陶三郎姐弟相识，后来跟黄英结了婚。

    有一次，陶三郎喝醉了，“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既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马子才知道黄英姐弟是菊精，“益爱敬之”——感情更深了，甚至在相爱中加上敬重的砝码，跟黄英保持着更和谐的夫妻关系。

    马子才对家里的花妖，先是见怪不惊，后是见惯不惊，但他的见怪不怪，却偏偏害死了他的好朋友陶三郎。陶三郎第一次醉倒变成菊花时，马子才很害怕，赶快跑去告诉黄英。黄英跑了去，把菊花拔下来，放到地上，说，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她盖上三郎的衣服，要马子才离开，“戒勿视”——千万别看。第二天，马子才到菊畦边看，陶三郎醉卧在菊花畦边。

    马子才似乎是个好奇心过头的人，他对三郎变菊花很好奇，故意把三郎灌醉，三郎倒到地上，又变成了菊花。马子才照着黄英的办法如法炮制，把菊花拔下来，盖上衣服，还好奇地守在一边。结果，菊花枯了，陶生死了。

    《香玉》和《黄英》在写人和花妖或花神的关系时，都着眼于“达”，但在分寸上又很不相同。《香玉》写爱情如火，情意浓浓；《黄英》写夫妻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黄英一直没显示花神身份——“终老，亦无他异。”

    《香玉》和《黄英》都写不疑不忌，《香玉》写的像是初恋，热烈而执著，于绚烂中见纯美，就像春光明媚中迎风摇曳的牡丹花；《黄英》似乎写经过漫长日月后夫妻感情的深厚而醇香，平淡之中见绚烂，就像飒飒秋风中不怕霜打的悬崖菊。蒲松龄真是擅长出新意、出奇招的小说妙手。

    3.荷花三娘子：珍重洒脱一花妖

    王渔洋这样评作《荷花三娘子》：“‘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诗句，可为此传写照。”意思是，《聊斋》的《荷花三娘子》很可能是受到陆放翁诗句的启发。蒲松龄转益多师，因为陆游的诗句而浮想联翩写出个《聊斋》故事，很有可能。

    然而《荷花三娘子》可能不全是受放翁诗的启发，它既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又相当富有哲理性。男主角宗湘若跟淫荡的狐女交往得了病，在驱狐过程中，因为他的仁慈心，放了狐女。狐女报恩，说宗生“当得美女，兼致修龄”，也就是说，他不仅会得到美女，而且会因为有了这个美女而健康长寿。

    狐女要介绍的，就是荷花三娘子。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荷花三娘子恰好是淫荡的狐女介绍给宗湘若的。她纯洁自重，跟男人打交道时非常慎重，非常矜持。宗湘若对她费尽心思追求，她一步一步地考验出宗生的真诚，才谨慎地接受他。

    宗生根据狐女的提示，在湖里看到了披着白纱、梳着少女发型的美人，也就是荷花三娘子，他赶快坐上船追赶，荷花三娘子随机变化成短干红莲藏到宽大的荷叶下；宗生又按照狐女的提示对荷花根烧火，荷花变成了美女，却故意说自己是害人的妖狐，“将为君祟”，想拒宗生于千里之外；宗生却痴恋不已，美丽的少女又化为怪石，化为纱帔；最后才感念于宗生的执著追求，接受了他的感情。

    小说里有一段有趣的描写：荷花三娘子怀孕十几个月，算着是应当生孩子的时候了，就进入房间，嘱咐宗生关上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自己拿把刀，割开肚脐之下，把儿子取出来，让宗生撕下一块绸布，把肚子束起来。过了一夜，她肚子上的伤口就完全康复了。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剖腹产记载了。

    荷花三娘子不久就离开了宗生，她对宗生说：“聚必有散，固是常也。”话里隐含着“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意思。

    在封建社会的爱情里，强调感情的融洽，强调在一起生活的质量，而不一定要长久相处，不一定要白头偕老，只要相处时有真情就好，这是比较新颖的爱情观。荷花三娘子，这个既珍重又洒脱的花妖，就像碧波上的红荷，格外秀丽。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葛巾、香玉、荷花三娘子、黄英，都是花神或花妖，但她们之间却找不到雷同之处，在其他古代小说中也找不到与之类似的相关作品。怪不得《聊斋》点评家要说：《聊斋》层见叠出，各极变化，如初春食河豚，不信复有深秋蟹螯之乐。

    4.阿英：纷至沓来都为情

    除花妖之外，《聊斋》中还写了很多自然界精灵。蒲松龄在人与大自然生灵的关系上巧做文章。《聊斋》的精灵故事，像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一篇一个新样式，一篇一种新内涵，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新奇感和深刻的哲理启示。

    这些精灵故事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种类繁多。大自然有什么生灵，《聊斋》就幻化出什么精灵——天上的小鸟、水中的白豚、地上的鲜花、深山的狼虫虎豹，甚至书里的蠹虫、田野的老鼠，都在《聊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和蔼可亲。《聊斋》中的精灵不像《西游记》里的妖精那样三头六臂、踢天弄井，而是特别富有人情味，像平常人一样，跟他们打交道的人往往不知道他们是异类，读者阅读之初也想不到他们是异类。《聊斋》中的精灵或妖精不是吃唐僧肉的妖精，而是帮助人、爱护人的护法者，情重于山、义重于山、情义至上。

    第三，鲜明别致的“物而人”。《聊斋》中的精灵亦妖亦人、亦物亦人的特点很突出，他们一直像平常人一样生活着，关键时刻，异类身份才暴露，异类和人交往的前因后果才会来个总交代。这批“物而人”的生灵构成古代小说史上一道特殊的美丽风景。

    第四，“异化”之中寓哲理。《聊斋》写精灵，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猎奇，也不仅是为了花样翻新，而是想阐明深刻的社会伦理。

    下面我们再看看《聊斋》中其他妖精们的故事。

    传统道德认为，人和人相处有两条重要法则：一条是重然诺，君子一言九鼎，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可以轻诺寡信，食言而肥；第二条是感恩图报，受了他人的恩惠必须报答，哪怕用生命来报答。

    蒲松龄按照他的理想主义构想，塑造了一批重然诺、重情谊、讲义气的精灵。这些精灵为了一个“义”字，为了一个“情”字，甚至为了人的一句玩话，纷至沓来进入人间，演出一幕幕回肠荡气的悲欢离合，构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直到今天，这些故事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如何真诚待人，仍有启迪作用。

    《阿英》像一首人和异类融合的小夜曲。《阿英》写的是一只鸟儿对人的一句玩笑话信以为真，执著地来到人间寻找真爱。

    一只小鹦鹉，彩翼飘飘为情来，福地洞天，别开生面。

    书生甘珏路遇美少女阿英，阿英说，令尊跟我有婚姻之约。甘珏回家告诉哥哥甘玉，哥哥却想不起父亲生前关于弟弟有什么婚姻之约。但他发现阿英长得“人世罕有其匹”，就欣然接受阿英为弟妇。

    阿英跟甘珏成亲后，甘家人发现阿英有分身法，甘玉就恳求阿英：“如其妖也，请速行，幸勿杀吾弟！”阿英闻言，化成鹦鹉翩然而逝。

    原来，甘珏的父亲养过一只聪明的鹦鹉，喂鸟时，四五岁的甘珏问：“饲鸟何为？”父亲就开玩笑地说：“将以为汝妇。”甘老头说养鹦鹉是为了将来给儿子做媳妇，不过说说而已，逗孩子玩罢了。但在鹦鹉看来，这就是婚姻之约，说过的话就得兑现，这只可爱的鹦鹉就千方百计把自己修炼成人身来给甘珏做媳妇。

    更妙的是，鹦鹉做媳妇做得特别尽职尽责、尽善尽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她为人既特别端庄又娇婉善言，这是暗点其鹦鹉的身份；二是她特别懂事，对甘珏的嫂子像对待母亲一样；三是她富于牺牲精神，因为她“自分不能育男女”，主动离开甘家后，甘珏娶了姜氏，却总不喜欢，为了让甘珏喜欢姜氏并跟她生儿育女，阿英竟然来给姜氏美容，“早起为姜理妆，梳竟，细匀铅黄，人视之，艳增数倍，如此三日，居然丽人”。

    阿英为什么要给本来是她情敌的姜氏美容？她是为了报答甘家对她的恩情，就像韩信报答漂母的一饭之恩。阿英为了长兄甘玉的传宗接代，还给一个又黑又丑但有“宜男相”的丫鬟用浓粉杂药末做美容术，七天后，居然变好看了。

    请看，三百年前蒲松龄就借人鸟之恋的神奇故事，写了神奇的药物美容，可惜没留下秘方。

    一只小鹦鹉，比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女性还要周到，还要贤惠，还要有牺牲精神。甘家也似乎跟鸟儿特别有缘，甘珏父亲死得早，哥哥甘玉把弟弟养大，打算给弟弟找个漂亮媳妇。他夜宿山寺，听到窗外有女子的说话声音，见几个漂亮女郎席地而坐，忽然那个唱歌的秦氏美女被一个狞恶的高个儿捉住，咬断了手指。甘玉救出她，说想娶她为弟妇，却被这秦氏姑娘——秦吉了——谢绝，说自己已经残废，不堪为配，答应“别为贤仲图之”。

    原来，这位姑娘也是只鸟儿，而秦吉了要给甘珏介绍的，正是鹦鹉阿英。后来当甘落难时，秦吉了又“飞集棘上，展翼覆之”，救了他。蒲松龄在《阿英》里把人和鸟的关系写得如此和谐，如此美妙，简直可以算是一部天人合一的“绿色环保”小说了。

    鲁迅先生曾说《聊斋志异》“异类有情，尚堪晤对”，意思就是，《聊斋》中的那些异类有着可贵的感情，可以跟人平等地交流，他们是为了一个“情”字来到人间的。

    蒲松龄的神奇就在于，人们通常感到恐怖、可怕、可恶的异类，到了他的笔下，也充满人情味儿。《蛇人》写蛇与人、蛇与蛇之间的温情，蒲松龄说，连蠢然一物的蛇都懂得珍惜感情，对于不讲情义的人，应该“羞此蛇”。

    《二班》则写一位医生替生病的老虎治疮，当医生面对恶狼时，猛虎跑来赶走群狼，好像人世间的朋友遇到困难时拔刀相助一样。

    《赵城虎》写老虎误吃了老妪的儿子，然后就承诺像儿子一样给老太太养老送终。赵城虎不仅切实做了孝子，在物资上“奉养过于其子”，还像儿子一样依恋老太太。老太太活着时，老虎“时卧檐下，竟日不去”，像儿子承欢膝下；老太太去世后，虎“吼于堂中”，像儿子哭慈母，“直赴冢前，嗥鸣雷动”，简直是孝子送葬。

    黑格尔说过：“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他还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蒲松龄以纯粹的虎形负荷完整而优美的人性，创造了奇异之至的美。《赵城虎》中处处都是猛兽行为，但其中包含的优美人性、如水柔情却令人心动神移。曾经食人的兽中王，成了可爱的人化“非人”、虎形义士。

    5.素秋：可爱书虫，亦妖亦人

    《聊斋》中的精灵，这些千姿百态的生物和人的个性结合构成的特殊形象，因为蒲松龄“示以平常”的描写，产生了“忘为异类”的效果。读这些精灵故事，感受到的是人生的穷通祸福和现实生活的爱恨情仇。

    蒲松龄亦人亦妖的障眼法，把小说里跟“妖”打交道的当事人迷惑了，把读者蒙混了。物而人，人而物，亦物亦人；人而妖，妖而人，亦妖亦人，使小说妙趣横生，扑朔迷离，最虚幻又最真实，最奇特又最平凡，最离奇又最合理。

    蒲松龄创造出比现实更深刻、更美好的虚幻假象。

    精灵虽千殊万类，但深刻的人文关怀却始终照彻毫末，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惊喜和快乐。特别是那些优美的女性精灵，像人间聪慧善良的少女一样，跟她们打交道的男性很难想象得到她们是“另类”，但她们身上又隐隐约约带有大自然生物赋予的特点和特殊美感。

    这些异类总是在关键时刻露出非人本相，而这些具备动物本相的美丽生灵不会给人带来灾难，只会考验人自身的善恶，自身的忠诚。他们留给读者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亦物亦人、亦妖亦人的诗意美感。

    素秋是个粉白如玉的少女，她的哥哥结拜了一位兄长俞慎。她用寻常的绸子剪成一个个小人，奔走上菜。俞慎的漱口水溅到了丫鬟身上，奔走的丫鬟就坠地变成了四寸长的帛剪小人。

    素秋不爱纨袴子弟的丈夫，便用幻术保持清白，每天晚上用眉笔画丫鬟，丫鬟就变成她的样子，跟纨子弟共枕席。素秋为丈夫所卖时，幻化成“巨蟒两目如灯”，将众人吓退。

    素秋身上一直带有明显的异类感，原来，她是书中蠹虫所化，而她的异类本相，小说很早就揭示出来了，她的哥哥死后变形被俞慎发现：“棺中袍服如蜕，揭之，有蠹鱼径尺，僵卧其中。”

    即使如此，人们读后，同样不会想到书中蠹虫，反而对素秋的过人聪明留下深刻的印象。

    《聊斋》“物而人”的突出代表是绿衣女。故事写于生深夜在寺中读书，有少女悠然而至，笑言“于相公勤读哉”？亲热而不轻佻。于生疑惑：深山中哪来的女子？接着推扉笑入的女子，一身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从她超凡脱俗的容貌，于生判断，眼前丽人绝非凡间之人，一再追问她住在什么地方。绿衣女以问作答：“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何劳穷问？”她表现得幽默俏皮又友好，拒绝得也婉转温雅。接下来，她“罗襦即解，腰细殆不盈掬。更筹方尽，翩然遂去”。于生发现绿衣女“谈吐间妙解音律”，求她唱曲儿，绿衣女以莲钩轻点足床而歌：“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衹恐郎无伴。”这唱词透露出绿衣女的身份：她本是小绿蜂，因为乌臼鸟吃掉比翼双飞的郎君，她孤栖偷生，不得不来到人间找书生为伴，夜深露重，绣鞋被打湿了。

    “物而人”在《绿衣女》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少女绿蜂会合无间。少女“绿衣长裙”，指绿蜂的翅膀；少女“腰细殆不盈掬”，实指蜂腰；少女妙解音律，实指蜂之善鸣；少女说“偷生鬼子常畏人”，不是畏人，而是畏乌臼鸟和蜘蛛。蒲松龄处处写美丽而娇柔的少女，却又时时暗寓绿蜂的身份——婉妙的身材，写蜂形；娇细的声音，写蜂音。

    那么，少女最后变成绿蜂就顺理成章了。于生送走绿衣女，“闻女号救甚急”。刹那间，少女变成了被蜘蛛网困住的绿蜂，少女号救声变成了绿蜂嘤嘤声，“哀鸣声嘶”。于生挑网救蜂，蜂投身墨池，走作“谢”字，纯粹的物显示了人的心态。

    有位女作家曾经跟我讨论过，《聊斋》中哪个女性最动人？她认为是绿衣女。她还认为，绿衣女和其他《聊斋》女性人物的极大不同，是她的低调、胆小和纤弱。

    绿衣女即使在快乐的时候也总是担心不幸发生。确实如此，绿衣女的低调和胆怯，很像人间遭受过爱情挫折的女性，她总是胆怯，实际上她是失去伴侣的小绿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绿衣女特有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特殊性，又极富美感。

    6.黎氏：后娘化狼的故事哲理

    蒲松龄的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说，他父亲创作《聊斋志异》不只为了搜奇猎异，诙谐谈笑，而有深沉的寄托——“大抵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诙谐调笑已也。”

    蒲松龄写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物”异化为人的故事，实际包含了劝善惩恶之意。就像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寓言，故事背后均藏有哲理。德国戏剧理论家莱辛在《论寓言的本质》中说：“寓言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创作寓言的目的，就是一句道德教训。”

    读《聊斋》，经常可以琢磨出那句道德教训。比如《黎氏》写后娘化狼，所包括的道德教训其实是：后娘化狼固然稀奇，恶狼似的后娘却需要警惕。

    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尤其是中下层家庭里触目惊心的是“后娶”，后娘虐待继子几乎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孩子的不幸又常常是父亲不负责任的结果。

    《黎氏》后娘化狼的故事，一直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谢中条丧妻后对女色乐而不疲，对抚养子女很不耐烦，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又是个放荡的男人。他在荒郊野外遇到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立即拖到深谷强暴。那女人竟然来者不拒，两个败类很快就谈婚论嫁。女的狡猾地说，做后娘怕人说闲话；谢中条马上许愿，我自己不说，什么人说？

    黎氏一步一步实现残害谢中条子女的计谋：她让谢中条解雇了家里照顾孩子的佣妇，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谢中条放心地把子女交给她；等到谢中条外出回家，一只恶狼冲门而出——“娘”变成了狼，把孩子吃了！

    最遗憾的是，恶狼怎么偏偏不吃了这个引狼入室的家伙？

    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家很喜欢写人的异化：卡夫卡写人异化为大甲虫，马尔克斯让人长出猪尾巴。孰不知，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早就用人的异化写出了含有深刻思想意蕴和巧妙艺术构思的文章。

    北京大学吴组缃教授写过这样两句诗：

    虫鸟花卉畜与鱼，

    百千情态足愉娱。

    《聊斋》中的精灵，即由虫、鸟、花、木、水族、走兽幻化成的人物，这些千姿百态的生物和人的个性结合而构成的特殊形象，是备受各阶层读者欢迎的成人童话，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我们再通过细读几个《聊斋》故事，看看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和妖精。相信许多读者看了会说：谁能不爱《聊斋》狐狸精？谁能不爱《聊斋》里的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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