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带来思考的“搞笑诺贝尔奖”

    哈佛大学从来不拒绝幽默，她主张学术自由，坚持为哈佛人创造轻松自如的学术氛围，因为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人的创造力才不会僵化。

    从1991年开始，哈佛大学每年都会在桑德斯剧场举办“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搞笑诺贝尔奖”是对诺贝尔奖的有趣模仿，它旨在通过奖励各种稀奇古怪的研究成果而使人们从各种有趣的研究中获得快乐和思考。

    这个奖项的创始人马克·亚伯拉罕说，尽管有不少获奖课题被认为滑稽可笑，但“搞笑诺贝尔奖”和正版的诺贝尔奖一样，有着实用或科研意义的研究成果。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的课题必须很独特，能激发人们对科学、医学和技术的兴趣。

    不同的是，“搞笑诺贝尔奖”的得主不会拿到任何奖金，也得不到各方的赞誉，但所有获奖的研究都会在著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

    为了与正版诺贝尔奖“分庭抗礼”，“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常常在正式诺贝尔奖之前一周举行。获奖者必须自费到场领奖，奖品也是由廉价的材料制成的手工艺品，但颁奖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往届“诺贝尔奖”获奖者。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搞笑诺贝尔奖”由哈佛大学幽默杂志《不可能的研究记录》、哈佛大学计算机协会等机构评选产生，2009年评选出的十大“搞笑诺贝尔奖”分别是：

    公共健康奖：由美国伊利诺斯州医学博士埃莱娜·博德纳尔与她的同事获得。她们设计了一种可迅速转变成两只防毒面具的胸罩，并获得专利。在紧急情况下，胸罩佩戴者除自己保命外，还可利用其他的面具救助身旁的人。

    文学奖：由爱尔兰警方获得，获奖理由是他们给看似名为PrawoJazdy的经常“超速者”开出了50多张罚单，而在波兰语中，PrawoJazdy的意思是“驾照”。爱尔兰警察由于不懂波兰驾照上的词语，错误地把PrawoJazdy当成了人名。

    兽医奖：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学者凯瑟琳·道格拉斯以及彼得·罗林森获得。他们在2009年1月份公布研究成果称，有名字的奶牛比没名字的奶牛产奶量高。

    经济学奖：由克伊普辛银行、冰岛国民银行、格利特尼尔银行以及冰岛中央银行4所冰岛银行的管理阶层获得。他们向世界展示了“小银行可以迅速成长为大银行，反之亦然”。

    化学奖：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科学家哈维尔·莫拉莱斯等人获得。他们通过实验将龙舌兰酒成功地转变为钻石薄膜。

    “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很搞笑，但它所体现出来的哈佛理念并不搞笑，而是值得人们尊重并深思的。它告诉人们，无论哪一项人类智慧的成果都应该受到尊重，无论它的意义大小，都应该被鼓励。让所有哈佛人都能自由地求知

    如果你走进哈佛大学的课堂，发现有的学生不好好地坐在椅子上，反而情愿躺在地毯上，枕着书包，喝着饮料，舒舒服服地听课，你千万不要见怪，因为其他学生，甚至连教授本人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种自由和个性，正是哈佛大学提倡和维护的。哈佛坚决提倡和维护思想的自由表达和才能的全面发展。哈佛认为，如果所有学生都按一个标准的动作坐着上课，肯定也会让他们按同一种标准的方式进行“思考”。

    哈佛大学从一所小小的文理学院发展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坚持学术自由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哈佛坚信：“只有坚持学术的自由，知识才能发展进步。学术才会兴旺。”所以，“学术自由”一直是哈佛大学坚持贯彻的办学理念。

    最早对学术自由做明确表示的是昆西校长，早期哈佛主要面对的是“废奴主义”言论自由的问题。后来的艾略特校长，是学术自由理念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他使哈佛大学从校董们和政治权势下独立出来，并从制度上保证了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教师有教的自由，学生有学的自由。

    教师的自由不受政府、社会和权威的限制，有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学方法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有平等竞争助学金的自由，有交友自由，有言论自由，有拒绝参加礼拜的自由等。

    直到现在，哈佛大学新学期第一周都是“自由选课周”，在这一周里，学生可以任意出入任何一个学院的任何一个课堂旁听，然后从兴趣出发自由决定自己想选修的课程。选课表上交之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随时删、减或更换。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下，哈佛大学可谓“名师辈出”，很多学生都会有他们自己“最难忘的一课”。

    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希尼曾经在英文系开设了一门诗歌课程。极具诗人气质的他讨厌在紧闭的教室里给学生讲授诗歌，他认为那样会让生命窒息。于是他将课堂设在了草坪上，学生们在大树下围坐一圈，在温和的阳光下、在水一样轻轻晃动的树荫里，在青草的香味和蹿来蹿去的松鼠间体会诗意。

    还有一门名叫“第一夜”的音乐课，这种纯粹的“满堂灌”式的授课方式在哈佛的确罕见，但它却最让人印象深刻。

    这门课的全部由5部著名作品面世的故事构成，在各学期里次第开讲。它们分别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亨德尔的《弥赛亚》。托马斯·凯利教授在这门课程的概述中写道：这5部作品是世界音乐史上最不朽的作品，它们诞生的“第一夜”是人类文化史的精彩瞬间。“第一夜”每周上两次课，在哈佛举办音乐活动的一个古典剧场里“上演”。教具是一架钢琴，一部幻灯机，一块黑板，一个大屏幕和若干台CD播放机。“演出”开始了！

    凯利教授制造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视听享受，包括大师的尊容，相关人物的画像，作品上演剧场新旧面貌的照片对比，“第一夜”的大海报；大师生平、日记和传记资料，当年的录音资料，乐队故事，指挥的故事；还有珍贵的乐谱手迹，著名交响乐队演奏该作品时的盛况，围绕这些大师和作品创作的电视纪录片，电影片段等。

    在整个课程中，每当提到百年前的音乐作品，必勾起与此相连的历史；描绘“第一夜”的古典剧场，必提及不朽的建筑和辉煌的绘画；而讲到那些迸发着激情的艺术家，必讲述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围绕这些杰出的音乐作品，必定有着不朽的灵魂。于是，一位位鲜活的音乐大师从作品中呼之欲出；幻灯中，在每一张发黄的乐谱上，那些100多年前被涂改过的乐符仿佛依旧跳跃着它们的生命力。这个矗立在城市喧嚣中的古老剧场，重新上演了一个多世纪前“第一夜”时那不朽的音乐瞬间。舞台上的托马斯·凯利教授忘我地沉浸在音乐和故事的海洋中，像个孩子，他时而播放精心挑选的曲目，时而用钢琴弹奏美妙的音符，动情解说着作品微妙的瞬间；他用法语、意大利语朗诵这些大师的音乐故事，他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和音乐节奏一起变换着身体语言在舞台上走动，他的忘我的诙谐表情感染着剧场中的每个人。

    整个学期，这5部作品轮流登场，每部作品结束前的最后一课是音乐实况欣赏课，凯利教授会请来一支乐队，伴随他的现场解说再现“第一夜”的激情。

    也许你会说，像这样充满自由的激情又富有想象力的课程必定只是哈佛教学中的特例，它并不能充分说明自由的氛围是普遍的，好的，那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美国人罗伯特·里德走入哈佛商学院的课堂，和他一起上一堂商学院的伦理课。它同样充满着自由的气氛，并且感染着你。

    罗伯特·里德在他的一本名为《哈佛第一年》的书中，以主人翁的身份描述了哈佛大学那个适者生存的环境，描述了他在商学院的第一课。

    “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堂课是两个课时的伦理课。上课所用的案例——我们在哈佛商学院要用的总共大约800个案例中的第一个——正躺在我的书桌上等我去阅读、分析和讨论。题目叫‘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墨西哥’，内容大约有15页。哈佛商学院教学案例的挑战性不在于阅读过程中，而在于准备在课堂上就案例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个案例是通过教授和全班同学对话的自由讨论来完成的，所以学生们必须在课前阅读和分析每个案例。

    “案例的中心议题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一位经理要决定是否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电话答录机生产厂。该案例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1使一些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2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3在一个充满贿赂和腐败的环境中如何定义行为的适当性。

    “我将案例材料阅读了好几遍，并在空白处做了详细的笔记，花了半小时来考虑所附的3个思考题。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该经理选择在墨西哥建厂，他应该就工资水平、工人福利、废料管理、童工问题、雇佣工人时性别上的要求以及贿赂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教授让我做开场发言怎么办？我早就听说过被叫起做开场发言是商学院生活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事实。如果说毕业后能拿到高薪工作的前景是吸引数千名学生在商学院拼搏两年的胡萝卜，那么被教授叫起做开场发言的潜在威胁就是那根大棒。有人告诉我，大部分课是由任课教授叫起一名同学做开场发言而开始的，这位同学要做5～10分钟的发言，总结案例中的几个要点，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还要为解决案例所描述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接下来，他可能不得不对其他同学对他发言的指责进行反驳。他发言得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同学的反应。

    “抱着侥幸心理，我希望教授不叫到自己。因为是第一堂课，所以我还认真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等我到教室时，已有一群人正在围看一张贴在教室门边的座位安排表。我赶紧走上前去，仔细搜索表上我的名字。先从‘爬虫阶’看起，还好，没有我的名字。再看‘花园阶’，没有；中间那一排也没有。难道是在‘天阶’吗？我急忙将目光转向‘天阶’，可惜运气没有那么好，最后我在‘警示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并且是左边第一个座位，紧临着‘大西洋’。

    “我看到教室的门边站着一个人，长相粗犷，留着长发，虬髯飘垂。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正要进入教室时，他看到我并向我伸出手来。‘早上好，罗伯。’他对我说。我微笑着向他问好，并握了握手，然后穿过教室走到我的座位上。等我坐下来才忽然意识到刚才那家伙就是我的教授！我还记得在夏天时我曾填写了一份学校的调查问卷并附上我的一张照片寄给了学校。调查问卷上说该问卷将用来帮助教授们对我的背景有一个感性认识。这个教授居然在上第一堂课之前就能凭照片认出每一个同学，这让我备感惊奇。

    “我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摆放着一个白色姓名卡，使整个教室看起来像联合国的一间大会议室。有几张面孔我已经熟悉，但是大部分人显得陌生。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个我未曾谋面的德国留学生，左边则是过道。

    “有些人在互相聊天，但多数人显得很紧张。不少人的眼睛透出睡眠不足的样子，那些被指定坐在‘爬虫阶’上的同学显得胆战心惊，我禁不住暗自庆幸自己能坐在‘警示线’上，我发现汉斯坐在教室的那一边，夹在几个美国同学中间。汉斯一直不停地用手调整自己的眼镜，显得很紧张。他带来了一大厚叠笔记用纸，足够几个人用好几个月的。

    “8点30分，教授迈进了教室，他扫视了一眼，全场鸦雀无声。突然他吼叫道：‘让冒险历程开始吧！’有几名同学发出笑声，多数人仍在沉默。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求在座的诸君为自己热烈鼓掌，因为你们大家都做出了十分出色的事情今天才能坐在这里，你们应该得到鼓掌欢迎！’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教授名叫萨姆·卢伯克，他讲话极富感染力，在谈论我们的情况时他说：‘你们中有一名同学，在调查问卷上写了一句妙语，现在我愿意把它与在座的各位一同欣赏。’他开始引用原话：‘我喜欢挑战、成长和激励。’他一边说着一边迈步登上台阶走向‘警示线’。‘谁推动我——’教授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停顿，才接着说，‘使我发挥最大的潜力。’他停在一个坐在‘警示线’中间的同学面前，‘克拉克先生，’教授问，‘你MBA生涯中的第一堂课由你做开场发言算不算是一个足够的挑战？’

    “听到这句话，可怜的克拉克同学几乎要昏过去了，大家哄堂大笑。卢伯克教授的讲话完美无缺，真是棒极了。

    “克拉克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做了一个不错的案例分析发言。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墨西哥建厂是正确的，条件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要确保那些墨西哥工人的工作条件要和该公司在美国的工厂中的情况差不多。卢伯克对他的模范发言表示感谢，然后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至少有７名同学举起手，争先恐后地要发言。

    “学长曾告诉过我，一旦开场发言结束，当那个做开场发言的同学在角落里颤抖的时候，其他同学争夺发言机会的战斗就开始了。不管发言内容是多么中肯贴切或是纯粹的迂腐空话，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尽管教授一再言明课堂参与分不是根据发言次数而定，每个人仍然是极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发言机会，以使自己能在同伴中脱颖而出。

    “同学们争夺课堂发言机会的表现因人而异。有的人发言时审时度势，制定了一套什么时候发言、怎样发言以及发言频率的策略；有的人在发言时首先肯定其他同学的正确见解，然后指出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人采取‘鲨鱼战术’，如果有一名同学的发言不甚妥当或显得可笑，他就唇枪舌剑，将对方批驳得体无完肤，用打击别人的方法来为自己得分。最终，每名同学的名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讨论时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课堂参与情况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占多达50％的比例。

    “现在，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许多同学甚至在其他同学正在发言时也一直举着手。尽管这种做法有点粗鲁，但据说早已屡见不鲜。

    “卢伯克对几个关键问题讨论的进展把握得游刃有余。这个案例产生意见不一致的原因相对较少。在墨西哥建厂实际上对美国人的工作并不构成威胁，它能给所在国带来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唯一产生争执之处是当地的腐败问题。一个拉美学生说在当地腐败盛行，如果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想在那儿建厂就不得不入乡随俗。另一名同学援引《国外腐败行为法案》说，如果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当地有任何失检行为，它将在美国陷入麻烦。这个问题把同学们分成两个阵营：实用主义者认为小规模的行贿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通过它能实现建厂的目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任何行贿行为都是不可忍受的。还有几个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支持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有向当地官员行贿的行为，那么将来就面临更多被敲诈的可能。

    “课堂讨论一直持续了将近４个小时，每个人都发过言，我本人持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做了几次不太重要的发言。最后卢伯克教授通过告诉我们实际发生的事情结束了当天的案例分析——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墨西哥建了一个厂，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该工厂的生产力水平很快就超出了预期的目标。在工厂开工兴建之前，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向所有相关的当地官员表明了该工厂绝对不会行贿的立场。这一原则得到坚持，腐败问题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卢伯克说我们大家做得很好，我们用鼓掌的方式结束了第一堂伦理课，并且大家对第一个做开场发言的同学也表示了祝贺。”

    这是哈佛大学一堂普通的课，哈佛教授们鼓励学生要“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真知”，所以，每位教授都鼓励学生积极发言，自由讨论。我们也从这堂课里深刻地感受到自由学习、自由讨论的气氛是如此的浓烈。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即使是不爱发言的同学也会受到感染，不由自主地举手发言。自由的授课方式不仅让学生们更有自信，也让他们在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中学到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并收获了真知。这的确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自由的大学生活

    在哈佛大学，基于各种兴趣的学校社团有800多个，每个学生至少都会加入其中的一两个。每年的新生一入学，开学典礼之后，就有一个“学生课外活动集市”，各种兴趣的社团一张桌子一个“摊位”，一连几天都在招兵买马。有的社团在大张旗鼓地办报办刊，有的社团专门为兔唇孩子募捐手术费，有的社团专门请成功的女性来学校演讲，有的社团在校园里模拟联合国……那一张张不同肤色的脸孔和充满激情的语言让人感到哈佛大学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青春的校园，这里到处都跳跃着年轻的活力、无羁的想象和浪漫的激情。

    哈佛学生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更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艺术活动，例如话剧演出、音乐会、舞蹈及各种艺术展览等。此外，哈佛每年还会举办艺术节，让学生们在这些充满着浓厚艺术氛围的活动中接受艺术的教育和熏陶，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有许多从哈佛走出的名人都是一些哈佛课外活动的“活跃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学生的“裸奔”传统，“裸奔”这个在常人看来需要很大勇气的活动在哈佛大学也有它的渊源。哈佛的“裸奔”传统是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学生运动的遗迹，哈佛的“裸奔”其实是“原始的尖叫”的意思。当时，崇尚自由、反抗传统与挑战权威正是那个年代校园文化的主流，“裸奔”就在那一时期在北美各高校流行起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与自由、反叛等相联系。并且哈佛校方对学生组织的“裸奔”活动不加干涉，这正是哈佛大学自由学风的体现，所以说“裸奔”正是哈佛大学自由精神的鲜明写照。

    参加“裸奔”活动的多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主要是一年级），在期末大考之前，为减轻考试压力或者一些其他原因，他们会选择在著名的哈佛园里举行半夜集体裸奔活动，也就是尖叫着跑两大圈。

    我们都知道，在哈佛大学读书，压力非常大，这就致使哈佛许多学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抑郁症，据说，在哈佛每年都会有因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失常的学生。但是，裸奔真的能减压吗？或许是的，试想，一个学生如果连裸奔都不怕，考试又能算得了什么？裸奔的传统之所以发展到现在，成为哈佛的一大趣闻，很大程度上也和学生学习压力过大相关。

    一名哈佛新生这样记述了她所看到的哈佛“裸奔”盛况——

    “裸奔准时在5月17日半夜12点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跑去看热闹，看到准备参加裸奔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往哈佛园的起跑点走，他们个个神态自若，有人穿着睡袍，有人裹着大毛巾，多数人则是光脚穿着运动鞋。

    “离裸奔开始还有15分钟，我们来到了哈佛铜像旁，这里已经挤满了前来观战的人，许多人手里拿照相机或摄像机。30多名身穿盛装的学生乐队成员围在哈佛铜像前，一名身穿苏格兰裙的帅哥甚至爬上了近两人高的哈佛铜像底座，昂首挺胸地站在‘哈佛先生’前，卖力地指挥着乐队演奏出激昂的曲子，为裸奔‘壮势’。一个身穿浴袍的男生高举写有乐曲名的牌子，他不断变换手里的牌子，乐队的演奏也跟着变换。在变换的间隙，所有人都发出阵阵尖叫。

    “哈佛园里很冷，裸奔的人一丝不挂，看的人却裹得严严实实。

    “一声哨响，100多人的裸奔队伍便从哈佛园的那头尖叫着冲了过来，男多女少，白花花的一大片人影从眼前快速闪过。参加裸奔的学生都很兴奋，虽然一丝不挂，不少学生还是像出席盛大的舞会那样，打扮得很有个性：有些戴着黑色的小礼帽、脖子上扎着黑丝巾；有的戴着墨镜，手里还拿着根拐杖；有的把身体画得五颜六色；一个高个子黑人学生，身上还滑稽地套着一副白色的小天使翅膀，并在裸奔中模仿天使的样子展开双臂，让黑色的皮肤与白色的翅膀相映成趣。

    “裸奔队伍大喊着狂奔了第一圈之后，许多学生体力不支，速度慢了下来，有的人干脆开始由跑变走。个别学生很害羞，但即使这样，也会坚持在众目睽睽下走完全程。

    “更多的学生似乎把哈佛园当成了T台，充满自信地向观众展示着自己：3个女生整齐地戴着运动帽、墨镜，手里拿着香烟，手拉手微笑着走过；一群男生举着大杯子呈喝酒状；3个男生踱着方步，频频摆出各种绅士的姿势……

    “不到20分钟，奔放的裸奔队伍和乐队就消失在哈佛园的夜色中。有人说，部分裸奔的学生接下来会跑到图书馆里慰问那些正刻苦用功的同学。”

    如今参加裸奔的学生不一定全为减压而来，更多的是为了挑战自己——裸奔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些崇尚自由的哈佛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在哈佛大学里“疯狂”一把，就是要让年轻不“留白”。

    哈佛校方对学生组织的“裸奔”活动从不加干涉，也不会派人到现场去监督。这一点正充分地体现了哈佛崇尚自由的精神。

    包罗万象，有容乃大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一边是热闹的抗议游行示威，一边却是绿荫树下的悠然自得，全然不顾周围人正在忙些什么。是的，这样的景象就在哈佛校园里。哈佛大学包罗万象，她以宽阔的心胸包容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她给予哈佛人的自由使她拥有了最丰富的色彩和最多元的性格。哈佛允许学生示威，甚至是对她的批判。

    一群哈佛学生的示威活动正在哈佛校园进行，学生们一致抗议校园的服装来源于血汗工厂，他们要求哈佛大学有义务为保障劳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做出努力，而不是变相鼓励和支持血汗工厂。有的学生高举着标语牌，牌上写着这样的话：“萨默斯校长先生，你妈妈不喜欢血汗工厂。”除了集会转圈外，学生们还四处散发传单，说明示威活动的原委，并号召更多的人加入示威队伍。关于这次示威事件，学生和校方的较劲儿已长达3年之久。

    最初看到这样的抗议活动总觉得有点滑稽，几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在校园内极为斯文地围成一圈，举着小喇叭并不时地喊几句口号，似乎并不在意是否有人关注，倒是校卫队的警察来了不少，但他们却像保护孩子的大人，只在一旁观望，并不妄加干涉。

    如果你以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玩闹，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类学生的抗议活动是非常有理性的，他们都经过科学的组织，有专门印刷的传单，言简意赅地向人们介绍抗议活动的来龙去脉。并且这些抗议绝不会失去秩序，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就像是一次学术活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这样的风格也会影响劳工阶层，2002年，哈佛大学所有看门值班的临时工聚在一起，抗议哈佛提供的待遇太低。这些劳工们聚集在哈佛门外的哈佛广场，但他们也像学生一样，准备了十分斯文的传单，绝无人身攻击或过激言语，而只是就事论事，我们不妨看一下这张抗议活动的传单：

    我们为何抗议？

    从去年春天起，哈佛大学就承诺要提高门卫管理员微薄的工资待遇。可是这一承诺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数以百计的门卫管理员每小时的工资仍然不到10美金，这点钱根本无法让我们养家糊口。于是许多门卫管理员迫于生计，不得不打两三份工。

    哈佛的门卫管理员和他们的家庭迫切需要公正的薪水和必要的医疗待遇。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哈佛广场街头集会抗议的原因。

    这件事在当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地方当局如临大敌，巡逻车、消防车、救护车满街都是，甚至连警察也蜂拥而至，他们隐藏在街巷后面，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但这些劳工们的抗议活动始终在一个紧张激烈的言辞和规范行为的对立统一中，直到抗议活动结束。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哈佛学生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如此斯文。比如在1969年，当时哈佛学生闹学潮就曾经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办公楼；在2001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学生们为学校低收入职工争取合理的生活待遇，再次占领了哈佛校园最古老的马萨诸塞楼长达3个星期。以至于这次事件之后，哈佛不得不颁布新的校规，强调非法占据学校设施者将会受到纪律的处分。

    这就是哈佛，允许学生的抗议，甚至还派出学校的护卫队来保护这些孩子，这是何种胸怀！哈佛深知，既要倡导自由，就包括学生的言论自由，甚至抗议的自由。自由的氛围是自由思想的源泉，哈佛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让他们的观点在哈佛这个大熔炉里相互碰撞、产生火花，她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每一个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宿舍管理上。

    在哈佛，住宿是一个大问题。哈佛大学的“住宿学院”生活是学生们人生中的一个难忘的经历。哈佛提供了足够的房间，保证每位学生在校住宿。大一新生住在学校中心哈佛园内的几座宿舍中，享受一年的熏陶后，就搬去外围的宿舍居住。

    大学一年级的住宿常常是学校为学生们安排，这种安排充分考虑到了民族多元化的特点，一个宿舍里会有来自世界各地、完全是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学生。而经过一年的文化、性格的相互磨合后，学生们就有了自主选择和谁住在一起的自由。所以，在哈佛，每个学生都必须清楚“我应该和谁住在一起”，因为这个决定将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大学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哈佛毕业生安娜在回忆哈佛大学的生活时，曾经很有感触地讲述了她的住宿生活。

    “大一时，我被分配到的宿舍就像一个‘大杂烩’。我们一共6个人：两个犹太人分别来自纽约和波士顿；一个从加州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一个从佛罗里达州来的印第安人；一个中国人；还有我。

    “为什么说是‘大杂烩’呢？因为，就我们的种族、背景和兴趣而言，确实像个大杂烩。我们的专业不同，有生物化学、物理、社会学、工程、经济等，大家将来想从事的工作也不同，有律师、医生、商人、工程师等。但是我们相处得非常和睦，就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我病了，他们就像家人那样照顾我。一个室友每隔两小时就把我叫醒，让我吃药。他们还帮我请假。我们朝夕相处，像真正的一家人。直到现在，我们还常常聚会。那一年的经历太难忘了。我认为是多元化赋予了它最重要的意义。

    “那个从奥朗日来的室友有些保守，我们常常在一起争论政治问题，甚至还会为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信仰社会主义，而我主张政治自由。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人。拥有和自己不一致的好朋友，我认为是件好事。”

    哈佛规定一年级的学生不能自主选择同宿舍同学，必须由哈佛大学统一安排住宿。学校常常安排2个人或4个人结为一组住同一间宿舍。由于哈佛宿舍的建筑结构特点，经常是两组学生住一个套间，中间有门相通。于是，就出现了很多6个人甚至8个人在内的大宿舍。

    哈佛新生入校后，最早遇见的就是同宿舍的同学。哈佛大学为每一个宿舍指定一名学监，学监由住在这里的研究生担任。他们负责召集学生聚会，组织交流会、生日庆祝会之类的活动。学监还会组织学术方面的讨论。

    哈佛的这种宿舍安排受到学生们的普遍认可。学生反映，他们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之间交往，这让他们感到新鲜又有趣，也充分体会到了哈佛的“多元化本科生群体”的真正含义。

    在哈佛，多数宿舍都包括了多个民族的不同学生。每个新生宿舍里的本科生都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他们之间看上去差别很大。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兴趣和观点来到哈佛，然后在新的大家庭里朝夕相处整整一年。这些背景迥异的学生从到校的那一刻起，通过第一次一起用餐、第一次宿舍会议、第一次周末活动等，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并找到了集体归属感。

    哈佛的学生住宿是个大问题，每个学生都认为它非常重要，哈佛认为：“不论学生以后是否还继续选择与一年级时的同屋住在一起，大一的集体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影响都非常有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多元化为学生们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

    哈佛明确提出：“从第一天起，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平时、周末，让一群不同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是哈佛的一个标准和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学生们能够从中感到快乐。”哈佛学生普遍对这种住宿安排制度响应积极。大一结束后，学生在自由选择室友时，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明确想法。有的学生甚至在第一学年的春季，就想好了二年级要和谁住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白人男生打算和另外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白人男生、一个海地人、两个美籍亚裔女生、一个黑人女生和一个黎巴嫩女生住在一起；一个西班牙人打算和两个黑人、6个白人、一个伦敦来的巴基斯坦人住在一起；另一个墨西哥人计划和一个拉丁人、3个白人、两个黑人和一个美籍亚裔住一起；一个美籍华裔女生准备和另一个美籍亚裔、一个黑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夏威夷人、还有10个白人住一起……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本科生到了高年级，在选择自己的同屋时都会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愿意和各式各样的朋友住在一起，享受多元文化带来的快乐，而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一年级住宿经历的影响。哈佛的住宿安排体现出哈佛教育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是基于平等的、包容的心态，她也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哈佛学生们。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最初的住宿安排不仅会影响学生在哈佛的生活和学习，也会对学生未来的所有社交，特别是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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