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听见妈妈喊：“孩子！孩子！！”
我一下子醒了，我醒来以后发现爸爸正双腿跨在窗子上，做一个跳的动作。他被妈妈的喊叫唤回来，匆忙抱起还在酣睡的松儿，与此同时，妈妈也拉起了我，我们踢开窗子跳了出去。我已经彻底清醒了，大地、房屋、树木、线杆陷在一片痉挛中，我听见大院里的人喊：“地动了！”
几秒种之间，所有的人都跑了出来，有的穿裤头，有的穿背心，还有的赤身裸体。好在是黑夜，是吓人而紧张的黑夜，是天塌地陷的黑夜，在生命都难保的黑夜面前，羞涩已变得无足轻重。人们聚在了碾道周围，这是一盘石碾，碾谷子碾玉米碾高粱，人们借这工具改善粗粮的做法，让单调的饭菜变换出花样。平时，它静静躺在大院的一个角落里，逢到使唤它的时候，它就通身发出喧响。据朱娘说，这碾子还是他家的老太爷置买的，买这碾子花了好几块光洋。但大院里的人使用起碾子来，谁也没想过它的主人是谁，好像当初的购买是应该应分的，后人永远不会领前人的情。
大地的痉挛在几分钟之后终于止息了，有房屋的玻璃发出碎裂声，天地安静下来但大家仍不敢回屋。光裸的人趁这会儿跑回家里扯了条被单裹在身上，又匆匆返回碾道。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聚在碾道周围，好像地陷以后碾道是唯一一块生存的宝岛。朱娘在角落里发出了声音，朱娘说：“地里有一条大鱼，它一眩眼就地动，它翻身天就塌了。”
人们似乎默认了朱娘的话，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在这节骨眼上，人也没了政治色彩，若在平时，这样的话朱娘是不敢说的。大伙儿又沉默起来，仿佛期待着大地的再次痉挛。但这痉挛终是没有再来，东方渐渐发白，天下起了雨。
这是冀中平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我们的县城在平原的一角，就像悬挂在平原檐下的一只灯笼，随着平原摇摆。
没过多久，西北天边又落下了三颗陨石。有人传说三颗陨石砸了三个公社。我父亲黄启蒙抖着一张《人民日报》说：“地转实为新地兆。”他的脸说不上是兴奋还是哀伤，反正很复杂，我也形容不出。
这一年，应该是令人哀伤的年份。春寒料峭的年头，一位伟人与世长辞。讣告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躺在枕上不停地落泪，以至那枕巾湿了一片。那是一个早晨，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晨，风从胸口掠过就像塞给你一块冰。我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许多人面色沉郁，可我还不懂得什么时候内心里应该真正地悲伤。县城里对伟人的悼念尚没有形成规模，人们躲在屋里悄悄地做白纸花，悄悄地悬挂在一只镜框上，那是伟人的遗容，英俊安详令万千人心里生出崇敬的遗容。
我在这天的下午见到了邵怡，她面色乌黑灰冷，就像从病床上刚爬起来一样。她的臂上戴着一块长方的黑布，胸前一朵白色的纸花。这是一张极其痛苦的脸，上面泛涌着悲伤的江河湖海。她望着天，嘴上不停地说：“我们这些人完了，彻底完了。”
我知道他说的“我们这些人”是谁，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到一位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真实而无法割舍的连带。
邵怡的屋里搭了个灵台，灵台上摆着镶嵌伟人照片的镜框，黑纱悬垂白花簇拥。灵台在床边的一角，邵怡用一个纸壳箱遮着，以免被人发现。邵怡说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她什么都吃不下去，端起饭碗就想哭，端起水杯也想哭。
我深深受了感染，一种悲痛的感染。眼泪禁不住汹涌奔流，但这眼泪是邵怡招惹出来的，不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还不知道真正悲伤的源头应该设在哪里。我带着脸上的泪水回到家，我妈妈正在洗衣服。她看到我脸上的泪说：“好家好业的，哭啥？”
我就把见到邵怡的情况说了一遍。我妈妈随之叹了口气，她一边往围裙上抹肥皂沫一边说：“好人没长寿，坏人活不够。”说着就端起盆子去外边倒脏水，我望着妈妈的背影，觉得她一点文雅的气质也没有了，张口就是俗不可耐的粗话。我失望地走进屋里，再不愿意跟她多罗嗦。
寒冷的春天很快就过去了，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迎接了那场吓人的地震。地震的第二天，我父亲黄启蒙就自告奋勇赶赴灾区救死扶伤，三个月后他才回来，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那里已成一片废墟了。”他的脸上带着对灾区人民深切的同情，随后他就和我妈妈一起翻找了家里所有的箱箱柜柜，把旧衣服捆了一大包送到街道，街道正组织人力物力慰问灾区。
我父亲从灾区回来后，工作节奏加快了。他几乎变成了一架机器，白天在医院给患者治病，晚上点灯熬夜写作。他对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似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那位女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一旦塑造成功，他的名字就会与日月同辉。
我爸爸黄启蒙是虔诚的，他的漫不经心只用来对待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已经习惯爸爸的冷漠了，习惯逃过爸爸的视线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我一本又一本地看书，家里所有的书籍都被我翻了个遍，我还喜欢唱样板戏。现代京剧《杜鹃山》我看了不知多少遍，连坏蛋温其久的唱腔都学会了。女革命者柯湘戴镣铐赴刑场那场戏令我心动和神往，且不说“胸臆间浩气昂扬”的唱腔，就女演员的作派和扮相始终让我想入非非，她的脸是那样明净，身材是那样颀长，她戴着镣铐怒斥敌人，动作灵活而轻巧。这是我在舞台上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几乎被她迷得发狂。只要我哼唱，准是她的唱段。我对着镜子学她的唱腔，模仿她的动作，把锁狗的链子解下来套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正对着镜子表演，我爸爸回来了，他默默站在我的身后，也许已看了我一段时间，我的表演一定引起了他的兴趣。待我停下来，红着脸看他的时候，我爸爸说：“能把戏唱好也不错，一招先，吃遍天。”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话的意思，严肃而认真地点头，我已经意识到人生存凭借技能的重要性。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就要把翅膀练硬。
我牢记爸爸的话，风里雨里练就翅膀。一晃就到了秋天，秋天的太阳白晃晃地悬在头顶，她的炽热远不如夏天，因此人们都感到秋阳的可贵，喜欢被她沐浴。就在人们拼命亲昵秋阳的时候，又一位伟人撒手人寰。这一回是全民族的悲痛，上上下下有组织地哀悼，人们在追悼会上放声大哭，一些年岁颇大的妇女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是伟人把她们从旧社会的火坑里解放出来，没有这位伟人就没有她们的今天。不久，礼堂里就放映了哀悼伟人的纪录片，又不久，新闻节目宣布北京要修建伟人纪念堂。
全国上下，立刻响起一片敬仰的呼声。先是韶山的红领巾给纪念堂寄了一包韶山的红土和几株松树苗，这一事件被新闻节目报道后，接二连三不断有人往纪念堂寄款寄东西，他们的名字一一在新闻节目里得到宣扬。
我父亲黄启蒙沉浸在莫名的激动状态，他每天拎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那半导体里传出的都是新闻节目。他一定有了宏大而别出心裁的设想，我父亲黄启蒙对他所做的事情从来全身心投入。
这天晚上，父亲黄启蒙在屋里打量着每一件摆设，他的目光在一只古色古香的笔筒上停住了，这是一件枣木镂花笔筒，黄启蒙有次到乡下义诊，在一个集镇上买的。卖笔筒的老太太说：“这是明代的玩艺，你看着给个价吧。”黄启蒙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老太太说：“一块钱不行，咋也得再添一块。”黄启蒙便花两块钱买下了这只笔筒，开始还不经意，只觉得古香古色很是雅气。有回县城里的一个深谙古玩的老翁，找黄启蒙看眼病发现了这件笔筒，不住地惊讶感叹，说黄启蒙买了件国宝，这样的笔筒只有皇室里的人才配享用。从那以后，黄启蒙对这件笔筒格外珍视起来，曾有几次想送给县长，都被杜小兰拦下了。眼下，他觉得这笔筒该派上大用场了，他要把它寄给北京的纪念堂，表示他最深切的敬意。黄启蒙把笔筒举起来，放在灯光下照耀，那天然的枣红色，那无懈可击的镂花工艺，让他自己也确信它的身价不凡了。这件镂花笔筒怎么也比韶山的红土和松树苗有价值吧？一旦被新闻公布于世，黄启蒙就将成为世界名人，这名声是他写10个剧本也抵不上的。
我父亲黄启蒙一夜都沉浸在出大名的遐想里，他想入非非，无法安眠。
第二天，我父亲没上班，径自跑到学校火柴厂找邵怡。邵怡写一笔漂亮的钢笔字，我父亲把一封给纪念堂的致敬信交给邵怡，让她帮助抄写一遍，还有笔筒的包装上要写两个醒目的条幅。邵怡当晚就来到我们家，她看了笔筒，古香古色的镂花工艺令她惊赞不已。当我父亲黄启蒙又把他的宏伟计划陈述一遍的时候，邵怡忽然说：“我看没必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寄出去一旦石沉大海，你找都找不回来了。”
我父亲一愣，继而自信地说：“不会，绝不会，纪念堂的人能这么没有觉悟？”
邵怡一笑，再也不言声，动手为父亲包装笔筒，一会儿就包装好了，用毛笔写了条幅，粘贴在包装盒上。
我父亲把笔筒寄走以后，就沉浸在遥远的期待之中，他对新闻的关注更甚了，半导体收音机随时随刻带在身上，有时骑车在路上也开着半导体。他期待着他名字的出现，那名字一旦出现，就如一声炸雷，令世人羡慕和惊赞。他很可能因此获得某个社会地位，如院长啦，门诊部主任啦……甚至卫生局长啦，黄启蒙深知中国男人的地位是以官级来论的，只有当了官，他和他的家人才能鸡犬升天。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父亲仍然没有等到消息。
一月又一月过去了，我父亲还是没有等到消息。
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开始怀疑邵怡当初说的话是不是得到了应验。他陷入了茶饭不思的焦虑中，拥有一个又一个失眠的长夜。不几天，两眼就陷成了坑。
我妈妈杜小兰看见我父亲的蔫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她一边干着家务一边数唠我父亲：“整天想邪门歪道，怎么样，被人坑了吧？那笔筒是古玩，过几年说不定能赚大钱。你寄给纪念堂，砸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活该，是你自找！”
我父亲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他用手指着我妈妈的鼻子说：“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罗嗦，我捋你嘴巴！”
我妈妈真的雅雀无声了，大概她也意识到方才的话戳得我父亲心痛。
从此，那只笔筒就成了我们家的禁忌，谁也不准问谁也不准提。只当它不是我们家的东西，随便扔出去打狗了。这期间，我父亲往纪念堂写了好几封信，查询那只笔筒的情况，但信如同笔筒一样泥牛入海杳无消息。纪念堂修好后，我父亲特地跑到北京去看那只笔筒，他逛遍了纪念堂也没找到，红土松苗都在，其它东西也有，就是没有那只笔筒。我父亲凭着一腔执着找到负责人，负责人摇头说：“当时纪念堂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许多东西，专门有人登记。要是当时找可能还会找到，现在已过了好几年，丢失的情况也是可能的。再有，你说你寄了笔筒，你又有什么凭据呢？”
我父亲这才想起他寄包裹的存根没有保存，当时他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从北京回来，我父亲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全家人谁也不敢招惹他，生怕他的一腔怒火泄到谁的身上。
我工作以后，曾在西北一座古城的博物馆见到过与我们家的那只笔筒相类似的工艺古玩，只是镂工比我们家那只粗糙一些，也是明代出品，标价20万元，相当于半套商品楼的价格。我当时想：父亲要是知道了这个信息还不苦恼得要自杀啊。我没敢告诉他，始终也没敢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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