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我听见语文老师说：“黄蓉，你站起来！”
我慢悠悠地站起来，颇有敌意地看着老师。老师姓白，叫白光，是这所中学最资深的老师了，估计有五十多岁了，头发已经花白。早就听同学说白老师爱喝酒，来上课的时候经常嗅到他一股酒气，他的脸和脖颈的皮肤泛红，就像鸡皮，据说那就是酒精腐蚀的结果。我心里暗暗嘀咕老师是不是喝醉了，故意在我身上发泄酒气，但又感到空气中没有酒分子。我把头低着，听凭老师责罚。
只听白老师说：“黄蓉，如果你不想听课，就请你从教室里出去，不要在这儿心猿意马、滥竽充数。”
我扫了一眼他板着的脸孔，起身就走了。我一直走，走出校园。真不知道这堂课白老师还怎样讲下去，我的行为一定使他失了面子。当天晚上，他就跑到我家来了，跟我妈妈汇报了课堂上的事情。我妈妈见老师生气了，就赶快烧饭做菜，留老师吃饭。白老师见桌子上摆好了酒菜，也就没执意走。
我妈妈说：“蓉儿她爸要很晚才回来呢，趁饭菜热着，老师就先吃吧。”老师也没推辞，就坐在了桌子旁。
我赶快将酒壶里的酒用热水温上，白老师手一挡说：“酒还是要喝凉的，凉酒从嘴里进入肠胃才能温暖全身。”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将凉酒倒入酒杯中，看着白老师一饮而尽。
白酒我们家里有好几种，牌子大多中等偏上。我妈妈给白老师喝的酒是当时的八大名酒之一：喜凤酒。产于山西。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认这种酒，逢年过节走亲戚送礼，如果带了西凤酒，那就是厚礼。白老师喝了第一杯酒后，直嚷好酒。我就又替他斟了第二杯酒。当三杯酒从白老师的肚里穿肠而过的时候，他显然兴奋起来了，红着脸说：“黄蓉，虽然你今天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好，但你还是满聪明的，你的语文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特别是你的作文可以说十分优秀。有许多篇作文我都想把它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但你太骄傲，俗话说骄兵必败，我只好把这种念头打消了。不过嘛，既然你愿意学文学，可以试着搞些创作。我把你写的作品，向报社推荐。”
我妈妈一听就高兴地说：“白老师如果把我们蓉儿辅导成作家也挺好，她从小就爱看书。”
想不到酒这东西居然这么神力无边，刚刚还处在对峙状态的白老师，几杯酒下肚，我们的关系竟沐浴着春风了。我不知是应该感谢酒还是应该感谢白老师，最终我成了白老师的得意弟子，他经常看我的作文，我也经常跑到他的家里接受辅导。
白老师的家在县城的西部，一间半平房，一间居住，另半间烧饭。他的爱人也是位老师，但身体不好，常年生病在家，家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白老师的儿子在我们学校上高中，个头显然比别的同学矮，也不爱说话，我去过他家几次，几次都发现他在一边看书，如果我们说话的声音太吵，他就拿着书本到外边去看，他看的书都比较深奥，什么《红楼梦》、《水浒传》等。那时候还不允许看这些古典名著，看这些书是要偷偷摸摸进行的。而白老师向我推荐的书都是一些当下时髦的应景之作，什么《金光大道》啦《艳阳天》啦《春歌图》啦。这些书里有许多英雄人物，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白老师经常谆谆教导我要学习这些书里的景物描写、人物描写、故事的构成……我就按他的指示每月写一篇这样的作文送到他家里，白老师不让我到他的办公室找他，怕引起别的老师的注意，我只好心领神会按他的吩咐去做。
第一个看我作文的往往不是白老师，而是他的儿子白小光。他看后从来不表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爸爸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出去玩了。我坐在炕边一边等白老师一边跟他的妻子说话，无意间我发现了白小光的一本日记，这日记就在桌子上放着，许是他慌慌张张地出去忘记收起来了，我悄悄地翻开，这是怎样的一本日记呀，里面罗列了社会上许多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记得日记上这样写道：“如今社会上，走后门者存有之，拉关系搞不正之风者存有之……”他的这些言论是与当时的社会背道而驰的，绝对是反动言论。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一瞬间对他产生的敬佩忽然被恐怖吓跑了。我想这事一定要告诉白老师，因为当时有许多知青写一些思念家乡的歌曲，已经被视为反动歌曲遭封杀了。
我在白老师的家坐不住了，我跟他的妻子撒了个谎就跑了出来。我想我要在路上迎白老师一下，这事最好悄悄跟他说。我还未走出几步，白老师就回来了。我的脸色当时一定很难看，白老师似看出我的情绪来了，首先开口问：“黄蓉，你的脸色不对。”
我大喘着气，结结巴巴说：“老师，白小光的日记里有反动话，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白老师的脸色刷地就变了，他急着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我说：“在你们家的桌上。”说完我就跑了，好像大难要临头了一样。我直跑到家，在家呆了一会儿，仍是不放心这事，我又开始往回跑，我怕白老师打白小光，我像侦探一样悄悄潜回白老师家，但我没敢声张，也没敢进屋。我在院子外边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朝白老师家张望，不知何时，白小光也回来了。只听白老师问了他几句话，噼啪的耳光就打在了白小光的头上，白老师吼道：“你一个小小的人懂啥呀？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你想当现行反革命，你妈妈我们俩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的父母。”
……白小光一定哭了吧，我再也不好听下去了，掉头就跑。从此，我不敢到白老师家去了，我怕碰到白小光。在他面前，我当了一回叛徒“王连举”。
白老师有天特意跟我说：“那天我回到家就把白小光打了。他那本日记也让我烧了。白小光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再也不写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了。”白老师还说：“我让小光向你学习，写一些应景之作，文章合为时而作嘛！”
这期间我的一篇习作被白老师推荐到县文化馆，在他们自办的一张小报上发表了，还给了两块钱稿费。习作的名字叫《女队长》，是说我们在一次挖梯田的劳动中，女队长如何不怕困难运土方流大汗。这篇习作纯粹是胡说八道，却博得一片叫好声。后来，伟人毛泽东去世一周年，县文化馆又要我写诗，我就随意写了一首。白老师看了看，没说什么，就把诗带走了。第二天，他给了我一首抒情长诗，悼念伟人毛泽东的，显然比我写得好多了，却署了我的名字。我的脸立刻红起来，白老师说：“是小光替你改的，但他成分不好，不能以他的名义发表。”
我这才知道白老师出身地主。
又过了几年，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大学了，知青也可以参加高考了。白小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的一所高等学府。他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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