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园拣起一枚桔黄的树叶夹在书里，一年一度秋风劲，我又升了一年级，即将面对纷繁的社会。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干什么？我妈妈杜小兰想入非非地说：“蓉儿将来去当翻译。”
翻译这个行当的确不错，可以多方位地了解世界上许多不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并通过翻译的媒介将异族文化、风俗习惯介绍给我们国家。翻译的角色是高贵的角色，可惜我连外语字母都没学过。老师让我们学习的对象是工农兵，我们的脑袋要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清洗，否则就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别说我们这些中学生，就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毕业后回乡务农仍然大有人在。一位姓白的女大学生就是很好的明证，她嫁给了一位光棍农民，因而成了大小报刊和电台炒作的明星，照片经常在形形色色的宣传橱窗里出现，她梳着两条大辫子，一双大眼睛，模样不丑。谁也不敢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只相信她响应党的号召，是众多青年学习的楷模。
真有人学着她的样子革命了。我们那座县城有一个大队叫土台子，这个大队基本在县城里，土地在县城的西边，层层叠叠的，是“学大寨”修造的梯田。土台子大队有个回乡女知青姓董，叫董小艳。董小艳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这两年她“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豁出性命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有一次修水库，为了寻找管涌的方位，她纵深跳入水中，差点送了性命。这事在全县知青大会上通报表扬，她为此被大队保送进了一所财校，两年毕业后，本应该由国家分配工作，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谁知她又鬼迷心窍要求回乡务农，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三个月后，她在自己家中的土炕上喝敌敌畏自杀了。
她死去那天，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上帝没因为她的死而表情阴郁，上帝永远是上帝，他随时接受死亡，也随时降临生命。她被一张席子裹住放在一块木板上，头朝里脚朝外，两只脚不大，穿着灰色的袜子。她的家门口是一座高高的门楼，她的尸体停放在门楼外，她属于冤死鬼，不能进家门。
她的父母都已年过半百，头发斑白了。他们趴在草席上哭，哭声时大时小时断时续，嘴里泛着白沫，不停地叨念着什么，就像哭腔的唱词。还有一位姑娘也哭得死去活来，是她的妹妹，有点缺心眼，不如董小艳，样样出人头地。想不到董小艳却刚强得把命没了，心眼好像也不是太全。于是有关董小艳的死因就传出了种种。
董小艳快毕业的时候，因在校表现出色，学校准备把他留在校团委。已经有领导找她谈过话了，就在她决定留校的当天，她看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社论仍是号召广大青年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社论同一个版面还安排了一组照片，大学生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镜头，有的担任县长，有的担任公社主任……董小艳看着看着，突然灵机一动，她要回乡务农，坚决回乡。势如破竹，谁也阻挡不住。董小艳兴致勃勃回了家乡，回到土台子大队。她以为县委要隆重召开一次欢迎会，像迎接天使一样把她安排到县委大院的某个位置，但她没有遇上这个场面，她冷清地回到家，逢人就解释自己回乡务农了，听她解释的人便笑她傻。起初，董小艳还不以为然，她认定县委迟早会派人来见她，她迟早会成为明星。她就这样一天一天等下去，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她没等来县委的人，倒是等来了同学们一批又一批的信件，他们在信上告诉她分配在了哪里，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最让董小艳神经受不了的是，她暗恋的一位男生居然与全班条件最差的一个女生结婚了。这天，董小艳看完最后一批信，将这些信一一捆扎起来，她扛着锄头到了田头，火红的骄阳直烤她的脑门，她坐在田埂上，无心耪地，望着眼前的一片青绿发呆。这时她才感到自己是世上混得最差的人，她想要的生活都没有给予。这样细想，就抖出了内心的悲凉。她的眼里悄然涌出了两滴泪，董小艳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
她匆匆回了家，家里无人，正好给了董小艳自作主张的机会。她铺开纸，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上说她对不起爸妈，下辈子脱胎成人再报答他们。她在遗书里夹了十元钱，让爸妈替她交最后一次党费。然后，董小艳就泪流满面喝了半瓶敌敌畏，待她的父母从地里回来，敌敌畏已将她的肉体腐蚀成僵尸了。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云一样被风吹走了，没有一点痕迹。
董小艳出殡那天，县委真来了两个人，他们问了情况，收了董小艳的党费就走了。人们以为报纸电台会出现报道，一天又一天过去，土台子大队陷入了无声无息的等待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出面去县委上访，不久上访的人带回信来说：“董小艳的自杀属于神经脆弱，证明她的革命意志不坚强。这样的人不宜宣传报道。”从此，董小艳就像一个错误的斑点被土台子大队毫不留情地抹去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令我不寒而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是董小艳的父母抱着那张破席子嚎哭的情景，它像某个电影镜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了。我想把它擦去，没有货真价实的橡皮；我想忘却，记忆的图像总是异常清晰。这倒使我对眼前的生活有了纯粹个人的考虑，我想董小艳是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农村？是不是真想把青春和热情奉献在修理地球上？社会正悄悄流传着许多知青抵触上山下乡的歌谣，有一首我就会唱：“世上人都记下我神经病患者，我的青春已被淹没，有谁同情我？……”这歌有点颓废，调子也灰暗，但却是真实的，代表了一部分知青的心理情绪。董小艳大学毕业回乡的这三个月里，是不是受了情绪的影响？因而才义无反顾地走上自杀的道路？……先不说董小艳，就是我自己是不是真正地热爱农村呢？我高声朗诵的诗篇不过是学校舞台上的演戏而已，我敢说我从骨子里不喜欢农村，更看不起农村人。
我父亲黄启蒙因为职业的关系经常接触一些农村人，这些农村人多半是他的患者，他们怀着重获光明的感激上门拜访我父亲，来客从不空手，或扛着一只羊、一只猪腿、一袋冻豆腐、一筐鸡蛋……进门后，两腿往炕上一盘，鞋子也不脱，端起缸子喝水像是猪吮泔水的动静。
我从来不拿好眼看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他们如果跟我说话，我就高傲地点下头，算是对他们的回敬。他们用过的杯子我不再用，他们用过的筷子和碗我不知要拿到水管下冲洗多少遍，他们走后我就把窗子打开通气，不管窗外多么寒冷。我妈妈杜小兰显然是一副热情的态度，这态度使来客们越发得寸进尺，路途远的甚至在我家过宿，待他们走后，我妈妈就把被子晾晒在太阳地里，偶尔我会看见那上面爬动的虱子。我看到虱子的时候就会跟妈妈大发脾气，我不理解妈妈怎么变成了这样一个钟情小恩小惠的人啊！一袋冻豆腐换来了被子上的虱子，那虱子不光吮人血，还令人恶心，精神不愉快。我妈妈却说：“交官穷交商富，别看这些人外表不干净，内心却是真诚地帮人。”
我妈妈杜小兰经常跟我讲起一件事，我父亲黄启蒙被揪斗的第二天，一位农村患者冒着满天风雪深夜从家里起程，赶着一辆马车，车上放着两口袋粮食，一口袋高粱，一口袋玉米，马不停蹄送到我家，他叩开门栓时，我妈妈看看表是凌晨2点，他脸上的胡须结满了冰雪，白蓬蓬的，很是壮观，又很令人心疼。我妈妈当时一定是哭了，她颤着声音接下粮食，给患者倒了杯热水，患者捧着搪瓷缸捂手，边喝水边告诉我妈妈说，他在路上碰见了山牲畜——狼！
我妈妈的眼睛顿时睁大了，流露出惊恐的光芒。
他说他幸亏带了一盏钆石灯，他把钆石灯点着了，狼看见光亮就跑了。
我妈妈大松了一口气，又给他加了一杯热水。这时我妈妈要给他烧碗面条吃，他摇头拒绝。他说他必须快走，天一亮人家就会看见他了。那时被揪斗的人就是阶级敌人，谁与阶级敌人往来就是没有阶级觉悟。患者走了，来时是一脸冰霜，回去仍是一脸冰霜。他的两口袋粮食使我们全家度过了饥荒，我妈妈把这事当成了“忆苦思甜”的活标本，让我时刻铭记普通百姓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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