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豆蔻无关的故事】
关于近代史,关于制海权,关于大航海时代,关于好望角,关于伊比利亚半岛,关于从这座极不引人注目的半岛中诞生的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纯物质的传说:
一切都缘自香料。
还有黄金。
或者,还有以基督的名义所进行的海域扩张。
我们相信,正是因为威尼斯商人失去理智地疯狂哄抬物价,以及被摩尔人所掌控了海上贸易权,才导致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我们相信,促动殖民者不惜身家性命冒险进入未知的海域,是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那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辞——他告诉欧洲人说,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尤其是日本,黄金堆遍地都是,以致人们都不知道应该用这么多的金子来做些什么了——如果说这种描述还不能引起人们的渴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相信,欧洲人与摩尔人,穆罕默德与耶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二者之间的搏杀一日也未曾止息,见证历史的是这两大教义,它们之间不断引起争端与杀伐,时至今日战火犹未止熄。
这些观念已成定论,但很少有人留意到,把这些观念强行塞入我们脑子里,都是弥尔顿爵士的功劳,后来的史学家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学者不断地重复这一结论,如美国人马汉博士就在他的《制海权》一书中将葡萄牙的迅速崛起与没落归结于上述两个原因。
而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弥尔顿爵士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英国人,他在1610年的殖民活动中于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港惨遭土耳其人的劫掠与囚禁,时间长达3年之久。此后他回到英国,撰写了一部《豆蔻的故事》,正是在这部书中,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腌渍肉制品的,而胡椒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何等的重要。
弥尔顿爵士的描述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欧洲人对于食物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如果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胡椒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也许根本就不会存在欧洲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欧洲历史上的确曾发生过“胡椒战争”,但欧洲人在寻找食物的替代物方面的智商被描述得如此之低,恐怕这一点连弥尔顿爵士自己也会不以为然。
更何况,将大航海时代的契因简单地归结于胡椒或是香料,却没有注意到胡椒或者香料,只不过都是大航海时代的结果,这种思维无助于我们理解海权时代何以会让葡萄牙率先暴发,而昔日那些庞大的贸易帝国又是如何衰落的。
有关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葡萄牙从立国到确立其海上霸主的地位,仅仅花费了500年——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解释,有的从葡萄牙国内的制度说起,有的从地理方面寻求解释,还有的将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而它唯一的缺陷就是无法用以解释为何其他的国家未能崛起。
所有的这些解释,都不是葡萄牙一国所特有的,包括地理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中都能够让我们找出其应该“崛起”的理由。至于国内制度与“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个理由的牵强性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矛盾?又有哪个国家的矛盾不曾“激化”过?有矛盾就一定要“崛起”吗?何以有的民族会因为内部矛盾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民族却“崛起”了呢?而率先崛起的却是葡萄牙,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回到葡萄牙自身上来寻找原因了。
我们缺少的不是解释,我们缺少的是合理的解释。
学术界的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如果这种解释根本无助于帮助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正起因的话,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解释。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行为模式,有其特定的内在文化基因。葡萄牙人于崛起的刹那又迅速没落,这昙花一现的辉煌究竟标志着什么?只有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最应该弄清楚的,否则,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将始终陷于循环逻辑的论证之中。
当一切与人无关的解释无法令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人本身。
所以我们需要从葡萄牙人的传统行为模式说起,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
【传奇人物与传奇时代】
从一开始,伊比利亚半岛就是一个为浓郁的传奇色彩所笼罩的世界。
有些人的名字远比他的民族更广为人知,当历史学者及考古学家们徒劳地到处寻找关于这个特定民族存在的证据时,一些人的名字却早已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景仰。
就像汉尼拔。
除了专业学者,很少有人知道迦太基人,而知道这个民族曾与古希腊人、后来是古罗马人陷入过长年的地中海贸易权争夺战的人更多。但是很多人却从不同的方面听到过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名字——汉尼拔。
汉尼拔更多地属于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英雄”,当他在前线与“崛起之中的农夫”——古罗马人进行着残酷的西西里岛及科西嘉岛争夺战的时候,却失去了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结果导致了汉尼拔连同他的军队陷入了绝境。
除了奇迹,那就只能用汉尼拔超常的智慧与军事天才来解释,他设法保住了自己的军队——从罗马大军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然后这支古老的迦太基军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继古希腊人之后再一次地“发现了”这座“安详”的岛屿。
这座岛屿上最早的居民是利古勒人,他们有可能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紧接着又一支被古希腊人称之为“伊贝鲁人”的民族急匆匆地赶来与他们会合,正当这两个民族其乐融融地过着他们茹毛饮血的生活的时候,拥有先进的冶金技术的凯尔特人也来到了这里。史学家在这几支民族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冷兵器,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完全是符合人类文明史的规律——通过战争的手段征服对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联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
卢济塔尼亚人。
但是卢济塔尼亚人出世的时间很不凑巧,甫一出世,就遇到了满怀着悲愤的心情进入半岛的汉尼拔。这位军事天才正想着要在这里把迦太基人的损失弥补回来。可想而知,卢济塔尼亚人的日子肯定好不了。
更糟糕的是罗马人也沿海陆两条路线匆匆追来了,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能够阻止得了汉尼拔的脚步,正是他把伊比利亚半岛建造成了一座对抗罗马人的前哨站,并统率大军经由陆路进入意大利后方。接下来是这位将军在意大利境内一连串的传奇战史,他屡战屡胜,所向披靡。这意味着罗马人只能强咬牙关,忍受着迦太基人的蹂躏,这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罗马人受够了,他们不想再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位年轻的天才军事将领尼禄统兵登陆伊比利亚。此后又是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十年后,当汉尼拔最为得力的助手——他的亲兄弟的头颅被罗马人掷进他的营帐里之时,他不由自主地脱口惊呼道:
“罗马人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
情况还真的是这样。
罗马人得到了伊比利亚。
为了便于管理,罗马人建立了西班牙行省,这样西班牙的名称就出现了。但此时,当地的卢济塔尼亚人却早已是忍无可忍了,零零星星的小规模抵抗运动渐渐地催生出他们自己的领袖。这位领袖的名字就是维利亚多,他的军事天才是那样的神奇而高超,吃尽了苦头的罗马人因而送了一个实至名归的绰号给他——伊比利亚的汉尼拔。
罗马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是维利亚多的对手,除了利用人性中最为卑劣的一面,他们肯定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战胜他。
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伊利比亚的耻辱,整个人类在这种耻辱的面前同蒙其羞——三名贴身侍卫刺杀了熟睡中的维利亚多,然后他们跑到罗马的将军西皮奥那里去领赏,却被西皮奥厌恶地轰出了营帐。罗马人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嘉奖这种无耻之行——尽管这三名侍卫正是罗马人所收买的。
接下来被刺杀的是罗马人塞尔托里奥,他是罗马的一名政治逃犯,逃入了伊比利亚阵营并取代了维利亚多的作用,只有卢济塔尼亚人能够接近他,也正是他们杀掉了他。
镜头拉回到古老的东方,中国的汉武大帝联合南匈奴夹击不肯被驯服的北匈奴,迫使北匈奴弃土而走,踏上了西征的漫漫长路,途中他们又遭到了鲜卑族人的羞辱与追逼,最终使得北匈奴人进入了黑海地区,踏上了多瑙河平原的土地。可怜的日耳曼、东哥特人沦为了北匈奴的出气筒,而西哥特人则向罗马人发出了紧急呼救。
罗马人响应了西哥特人的呼救,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迫切地需要大批的奴隶,这就构成了西哥特人命运的劫数。
现在轮到西哥特人愤怒了,他们是因为信任罗马人才来到这里的,而不是来做奴隶。他们的反抗显然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一时间罗马陷入到战乱之中。趁此良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底人等日耳曼部落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了罗马帝国,他们干脆将帝国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
更多的蛮族的涌入,使得西哥特人迅速地转化了立场,成为了罗马的同盟者,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正是因为这些前奴隶的忠诚与勇敢,才维系住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这种战争状态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穆斯林时代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战争的平衡。
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来自当地权贵的迫害,但是穆罕默德显然不认为像耶稣那样被对手钉到了十字架上有什么价值,他的选择是逃入麦加,并以此为根据地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圣战军队——穆斯林武装。
再没有比宗教的名义更易于引发追随者狂热的战争了,在麦加被征服之后,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和波斯等大部分土地也都被划入了神圣的穆斯林的版图。不久,曾经产生过伟大的汉尼拔的地中海名城迦太基也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接着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就导致了直布罗陀海峡向真主敞开了胸怀,于是摩尔人踏浪而来,时间在先知穆罕默德布道的100周年——公元711年。
“光复运动”开始了。
但没有人想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将会诞生葡萄牙。
就连出身于法国鲍尔哥尼亚家族的两名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想参加光荣的圣战而已,却没有想到自己缔造了此后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
【独立时代的弑母情结】
公元732年,欧洲的基督徒们第一次聚集在教会的战帜下,与穆斯林大军展开了普瓦提埃战役。这场战役阻止了摩尔人前进的脚步,也埋下了此后神圣同盟的种子——此后的十字军东征呼之欲出。预示着这一点的,是视荣誉与尊严为生命的骑士与贵族纷纷向伊比利亚半岛进发。
基督徒的光复运动带来了新的王国,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阿拉贡等,而行将开创历史新篇章的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正是从法国来到莱昂,并表示他们愿意向国王效忠,致力于抗击摩尔人。
此后的骑士文化将会构成欧洲战争的主体风格,包括葡萄牙在内,那些骑着战马手持长矛,身上披着厚重的金属铠甲的骑士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敢、荣誉与尊严意识,将会使得这一时代的特点更加鲜明。在这一时代成为过去之后,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进入我们视野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的征战应当不是一个乏味的过程,但我们缺乏与之有关的细节的描述,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莱昂国王感激这两名骑士的忠诚与勇敢,还有他们为王国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于是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这两名骑士。
除了美丽的妻子,雷蒙多和恩里克同时得到的还有大面积的封地。
雷蒙多得到了国王的长女唐娜·乌拉卡和加里西亚地区,于是雷蒙多此后就必须要与我们最熟悉的人——维京海盗们刀枪相见,这应该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恩里克得到了国王的小女儿唐娜·特莱莎和杜罗河两岸地区。相比而言,这个地区充满了变数,曾经数次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易手。最糟糕的是,但凡出任这片疆域的总督,无一例外地都想挑起事端争取独立。这表明恩里克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替国王照顾好他的女儿并守护疆土,与摩尔人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并维系领土的完整。
但是,独立的种子就在这一使命之中悄然萌生了。
1109年,后来的葡萄牙国王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出生了,他的母亲唐娜·特莱莎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伯爵夫人的麻烦到来了。
老国王在阿方索出世的当年便死去,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唐娜·乌拉卡继位成为女王,3年后波图卡莱伯爵唐·恩里克死去,这位法国流浪骑士的事业却仍然得以传承,但是阿方索的年纪太小了,只好暂由恩里克的妻子、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摄政。
和她的女王姐姐相比,唐娜·特莱莎的运气真的有点糟糕,她在摄政的第5个年头里,其统辖区域内的南部城市科英布拉就遭受到了穆斯林的围困,在这场守护国土和教主的战争中,她的女王姐姐并没有给予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伯爵夫人所能依靠的,仍然是来自于圣殿骑士团的帮助。
这些骑士们受到他们心中的荣誉与尊严的鼓舞,纷纷赶来向伯爵夫人表示效忠,在他们勇敢地击退了穆斯林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荣誉、尊严以及财富。
为了感谢这些忠诚而勇敢的骑士们,唐娜·特莱莎将其领土的中南部地区以及一座城堡赐予了圣殿骑士团,于是更多的骑士闻风而来,甚至有一些新的骑士团就在当地成立,这包括了济贫骑士团、阿尔维斯骑士团及圣地亚哥骑士团等。
骑士团的到来强化了前葡萄牙的军事及防御力量,但当地的居民并不因此而感激伯爵夫人。整整一个世纪,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被史学家描绘成荡妇和妓女,仿佛她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竟是葡萄牙的耻辱。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推翻权威——他们的保护人——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除非他们像今天这样成熟起来,才会给予他们当初的保护人以公正的评价。
对于14岁的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来说,情形正是这样。
就在这一年——公元1125年,14岁的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在赞莫拉大教堂拿起了属于他自己的剑,并拥有了一匹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战马,他正式成为了一名骑士,而成长时期的叛逆心理,也同时体现了出来。
成长意味着冲突。
小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甫一接掌国政,就立即对之前执政的生母宣战,年轻的小国王要求独立,而母亲则坚持认为他必须要继续接受保护,这种争执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之中,但在王宫里,这却意味着战争。
年轻的国王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而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却势单力薄,昔日那些蒙她荫庇的圣殿骑士团,如今却全都转入了她亲生儿子的阵营与她兵戎相见。做母亲的面对这种情形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痛苦,那只有被重兵围困的唐娜·特莱莎自己知道。
这时候唐娜·特莱莎的女王姐姐已经去世,新任国王是雷蒙多与女王乌拉卡的儿子阿方索七世。得到唐娜·特莱莎战败的消息,他立即统兵前来,把闹独立情绪想自立门户的表弟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围困在吉马良斯城堡,这一回轮到小家伙要吃苦头了。
这是一场独立战争,但其表现却更像是家族吵架。
所以小伯爵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授业师傅贵族埃迦斯·莫尼士——正是他亲手把小伯爵从一名不懂事的孩子训练成了一名富有荣誉感的骑士,当然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子吃亏——赶来调停。莫尼士向西班牙的国王承诺说,他将保证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放下武器,不再与生母发生战争。
很显然,国王也不愿意跟自己的表兄弟打这场战争,所以他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莫尼士的调停,立即撤军走开了。
但是埃迦斯·莫尼士对小伯爵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教育方式显然出了点问题,又或许是小伯爵对尊严与荣誉的理解与埃迦斯·莫尼士的理解完全不同,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刚刚从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城堡里出来,就立即横矛跃马,统领忠心的骑士们向着母亲冲杀过去。
母亲唐娜·特莱莎措手不及,匆忙间从其表兄弟费尔南·皮雷斯·德·特拉瓦那里借来了一批人马,与儿子交战于吉马良斯城附近的圣·马梅德,结果母亲特莱莎的部队抵挡不住血气方刚的儿子恩里克斯的部队,一败涂地,只好匆匆地逃回了西班牙老家。
从此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据有了葡萄牙。
这件事让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老师埃迦斯·莫尼士手足无措,有苦说不出。他知道自己有负于国王的信任,为了一个骑士的荣誉,他携家人远赴西班牙,表示愿意接受国王阿方索七世的惩罚。幸好阿方索七世足够聪明,最终没有责罚他——木已成舟,再责罚莫尼士又有什么用处?
阿方索七世非但没有责怪埃迦斯·莫尼士,甚至也没有责怪表弟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此时他正急于加冕成为西班牙皇帝,他只是希望唐·阿方索·恩里克斯能够出现在他加冕的教堂里,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和家族的荣誉。
然而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却拒绝出席这次加冕仪式。
他非要打一场独立战争不可。
他别无选择。
此时,葡萄牙人民期待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他不能够让他的人民失望。
【你永远无法想象的战争】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当年的葡萄牙独立战争了。
甚至连葡萄牙人自己,也许都早已忘记了。
因为他们不愿意遭受一个囚犯的嘲笑。
这名囚犯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西班牙人塞万提斯。
这名囚犯以一部不朽巨著《堂吉诃德》在全世界替他的民族赢得了荣誉,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荒唐至极的人物形象,他向着风车发起冲击,这勾勒出了当时代变迁之后骑士文化的没落及凄凉,一旦战争从它的过程直接走向最终的目的,整个文明世界都将为此付出代价——不唯是堂吉诃德。
当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尊严与荣誉感的骑士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沦为笑柄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哭声。
但是说到底,骑士的出现与雇佣军制度不无关系。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的关键取决于速度与耐力,马上的战士无疑比步行者更有战斗力,因此,中世纪时代欧洲的战士们,有地位的人骑在马上,就成为了“骑士”。但是,即使同是骑士,也不可一概而论。在法文和德文中,骑士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而英语中的骑士却多是指侍从或侍从官。大体上说,骑士制度的形成源自于“秃头查理”——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查理曼的孙子——他在出行的时候坚持要让侍从们骑马跟随,此后骑士就逐渐发展成为了我们在《堂吉诃德》中所见到的那样,一名骑士的身上总是裹着厚重的金属铠甲,就像一只大型的人肉罐头。此外体面的骑士至少要有一匹马替他驮运武器,还要有一个仆人替他料理杂务,一名轻装的骑者负责侦察,两名步行的战士负责保卫他——骑士的战马的饲养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在战斗中爆发出足够强大的战斗力。总之,骑士是一项高额的投资,正如同战争是有钱人的游戏,等闲人物断无资格问津。
长矛铁铠,头盔上插着漂亮的翎毛,盾牌上刻有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徽记,这一形象在欧洲社会中成为高贵的象征长达千年之久。而令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突破了时间的障碍而能够长久地享有荣誉与获得尊重,正是因为骑士们那不变的原则:
比结果更重视过程,视荣誉与尊严更甚于生命。
这让我们联想起讨厌的维京海盗,他们的行为准则使得他们更像是大海中的骑士——或者说,骑士们更像是陆地上的强盗——考虑到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留下来的并非是那么美好的印象,我们只能这样认为——除非我们能够将道德从行为法则中剥离开来,认识到维护荣誉与尊严的契约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在葡萄牙这座小小的半岛上所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征服者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新加冕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七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但如果你把这场战争理解成葡萄牙的独立战争的话,那你就错了。历史上记载的是两个阿方索很快就在谈判桌前坐了下来。穆斯林军队又打过来了,所以两个阿方索很快达成了协议——《图伊合约》。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把他从阿方索七世手中夺到的米纽河北部的加里西来地区还给西班牙国王,然后就匆匆出发去抗击穆斯林军队去了。
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一支数量庞大的穆斯林军团遭遇,那一天恰巧是圣地亚哥节,而这位神祇又是当地人所信奉的“摩尔人的克星”,所以当地人坚信正是由于圣地亚哥的帮助,实力明显超过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穆斯林军团才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打得大败而逃。
此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了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在当地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葡萄牙的独立战争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余下来的,就是兵戎相见。
两军交锋,血流成河,这是我们对战争的全部认知。
所以当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挥师北上,与其表兄——西班牙皇帝阿方索七世决战于阿尔克斯·德·瓦尔德维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准备迎接一场惨烈的战役,白刃相接,尸横遍野,这是免不了的。
可以确信,西班牙皇帝阿方索七世对即将到来的惨烈的战争是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调集了所有的精锐人马,与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对峙于加里西亚郊外。但最终,战争还是按照其内定的法则走向了骑士之间的对垒。
实际上,葡萄牙的独立战争更像是一场友好的骑士运动会。此战没有行军布阵,没有白刃格斗,没有杀人盈城,没有尸横遍野,凡属我们所知道的常规战争中应该有的情形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一场独立战争不仅在现在,即使是在当时也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只有骑士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战争。
一点没错,这是一场骑士们自己的战争,运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法则,遵守的是他们自己的规范,相信欧洲的骑士们多少年来一定会对此战津津乐道。但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学家根本就不肯承认这一天算是葡萄牙的独立日。或许在他们看来,缺少了言而无信的诡诈与嗜血残忍的杀戮,这样的战争又如何称得上战争?这样的独立又有什么意义?
总之,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他的表兄阿方索七世对阵交锋的过程中,双方出动的都是自己的骑士团,由出场的骑士们一对一地展开马上对决。这情景再度让我们回忆起维京海盗在海上相逢时的情景,人数并不是胜负的关键,结果更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样一个过程。
1140年,一个遭到历史学家的否认与拒绝的年代。
葡萄牙赢得了它的自由。
唐·阿方索·恩里克斯阵营中出场的骑士全胜,那位徒有虚名的西班牙皇帝怅然而返,留在他身后的是葡萄牙军队庆祝胜利时的热烈欢呼之声。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在此时开始了。
【父子战争:成长中的葡萄牙】
赢得了葡萄牙独立的征服者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晚年的运气有点不太好,他在其表兄阿方索七世死后,突然想入非非,想去做西班牙国王,但这一次常胜将军却吃了一个大败仗,甚至连同他本人都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俘虏,直到他被迫将占据的所有西班牙领土归还之后才得以被释放,回来后他郁郁而终。
此后是乏善可陈的“殖民者”桑绍二世,很有可能,塞万提斯的巨著《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雇用的仆人桑丘的原型就是这位国王。相比之下,继任者“胖子”阿方索二世就没有引起哪位文学巨匠的兴趣,所以他在历史上也就没有留下过多的谈资。
但等到了葡萄牙的另一位国王“主教”桑绍二世的时候,因为这位国王失去了教会、民众与贵族所有人的支持之后,所余下来的唯一支持者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熟悉而亲切的东西。
桑绍二世一生的兴趣有两个,一是扮演方济各会的僧侣微服私访,二是发动战争。前者倒也罢了,只要他不触及到贵族阶层的权益,地方贵族也就不会与他计较。但是桑绍二世的另一个爱好——战争,却让贵族们很不满意。
对于已经登上王位的桑绍二世来说,战争显然是项比假扮方济各会的僧侣更有趣的游戏。他统军南征,向着摩尔人统治的地区进行了领土扩张,并将葡萄牙的边境线扩展到了海边的阿尔加维。但是他的这一项功业并没有获得人们的称誉,相反,当地教会、贵族及市民代表联名向罗马教皇提出控诉,要求废黜这位贪玩的国王。教皇英诺森四世接受了请求,于1245年正式宣布废黜桑绍二世的葡萄牙国王的头衔,并任命桑绍二世的弟弟博罗尼亚伯爵即位。
博罗尼亚伯爵接受了教皇的任命,并签署声明说他将免去教会的赋税,然后登陆里斯本,准备即位。桑绍二世当然不会坐视权力被褫夺,这样就需要一场内战来解决问题。推究起来,这一场毫无名目的战争称得上是教皇的一个阴谋,英诺森四世应该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如果他不是智商太低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应该说已经达到了——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两年,最终桑绍二世众叛亲离,孤家寡人逃到了卡斯蒂利亚的托莱多,并于1248年抑郁而死。
像这种没有名目的战争,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着什么“闪光点”的。但科英布拉的城防司令马丁·德·弗雷塔斯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结论。
马丁·德·弗雷塔斯是一位军人,一位绅士,也是一位视荣誉与尊严比生命更重要的骑士。当桑绍二世被所有人抛弃之时,这位骑士的麻烦来临了,因为他曾经宣誓要效忠桑绍二世,可如今桑绍二世已经丧失民心,那么这位可怜的骑士应该怎么办呢?
追随新国王固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这有违一个骑士的尊严与法则,所以马丁·德·弗雷塔斯思前想后,决定坚持他的誓言。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但他别无选择——尤其是在桑绍二世已经失势逃到了托莱多。
博罗尼亚伯爵——不,他现在已经是阿方索三世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名字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会被这些雷同乏味的名字搞得晕头转向,这些贵族们在起名字的时候是如此的缺乏创意,这多少构成了研究葡萄牙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障碍——至少我们已经在这些完全相同的名字面前感到眼花缭乱了——阿方索三世在他的哥哥、前任国王桑绍二世出逃之后,命令马丁·德·弗雷塔斯交出科英布拉的钥匙。
这道命令遭到了马丁·德·弗雷塔斯的断然拒绝。
马丁·德·弗雷塔斯仍然在忠于前国王吗?
不,只有这位骑士自己才最清楚,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誓言。这就是骑士战争的游戏法则,阿方索三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阿方索三世非常的幸运,因为他的嫡亲哥哥兼政治对手在逃到托莱多的次年便死去了,那么,马丁·德·弗雷塔斯已经坚持了他的誓言与尊严,现在是他重新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骑士马丁·德·弗雷塔斯的确是作出了新的选择。
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托莱多,为运气糟透了地桑绍二世举行了丧礼,并在前国王下葬之前,将科英布拉城堡的钥匙象征性的放入到了死者的手中——马丁·德·弗雷塔斯骑士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誓言,维护了一个骑士的荣誉与尊严,他曾经承诺替这位失势的国王守护科英布拉城堡。现在,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城堡仍然在桑绍二世的手中,他从未因任何理由而失去过它!
丧礼过后,马丁·德·弗雷塔斯骑士返回国内,对新国王阿方索三世说道:“经骑士马丁·德·弗雷塔斯亲自确认,您的哥哥、葡萄牙国王桑绍二世已经亡故,而且他的灵魂已经获得了永远的拯救,现在我向尊敬的陛下交出科英布拉城堡的钥匙,愿意向你表示竭诚的效忠,并希望陛下能够接受我的忠诚。”
就这样,新国王阿方索三世得到了一位勇敢的骑士,而葡萄牙则获得了永世不朽的传奇。
继赶走了自己哥哥的阿方索三世之后,是“农夫”迪尼士出任葡萄牙的国王。说起来这位“农夫”在葡萄牙的历史上可是功不可没。他是一位诗人,一生中写了数百首流传久远的诗歌,他正式确认了海上贸易基金会,如果我们想找到为什么葡萄牙会在大航海时代率先脱颖而出,这个细节所为历史带来的影响就不能不加以重视。此外这位明明是诗人却被他的臣民戏谑地称为“农夫”的国王还开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几所大学中的里斯本大学。最有趣的是这所大学由当地所建立的基督骑士团所掌管。结果,就是导致了这些骑着战马的战士成为了最早丢下战马扬帆入海的冒险家。
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汇聚而成,直到形成最终的结果。
仔细推究起来,国王迪尼士之所以被他的臣民称为“农夫”,并非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讥嘲,恰恰相反,这是他的臣民对他的功绩最大的赞赏,将他誉为“三犁之王”,即土地——代表了农业、语言——代表了文化、海洋——代表了海外贸易这三个领域的耕耘者。
公正地说,当世人惊诧于小小的葡萄牙何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帝国的时候,不妨仔细地回想一下,历史上各国的诸多君王之中,有几个人曾有迪尼士这样的功业与成就?
除此之外,幸运的葡萄牙人还拥有着他们的圣·伊莎贝尔,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徒然羡叹而又无法得到的财富。
即使是在当今的葡萄牙,你也会听到有关圣·伊莎贝尔和她的玫瑰花的传说。这位伊莎贝尔正是“农夫”国王迪尼士的妻子——葡萄牙人的王后,但是这位王后从未有一丝一毫的骄矜,相反,她是那样地怜爱自己的国民,每逢遇到穷苦的人的时候她就慷慨地赐赠,其结果就是导致王宫中的食物及用品越来越少——都被善良的王后送给了穷人。虽然“农夫”国王也同样爱护他的国民,但一所空荡荡的王宫毕竟让他感到极度的不适,于是他严令禁止王后的乐善好施。国王受够了,已经忍受不下去了,但是王后却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慈善之心,所以她就经常偷偷地将王宫中的食物用品带出宫去,赠送给穷人。
神奇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降临了。有一天,王后正藏着一些食物想偷偷地溜出宫去,却迎面遇到了“农夫”国王。国王一看她那慌乱的神情,就知道她在做些什么。于是国王咆哮着命令王后将东西交出来。王后嗫嚅地撒谎说她并没有偷带食物出宫,只是带了一些玫瑰花瓣而已,这样拙劣的谎言又如何能够骗得过国王?愤怒的国王命令王后将东西拿出来证实一下,如果王后敢于撒谎的话……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连王后自己都目瞪口呆了,当她把偷拿出宫的食物拿给国王看的时候,却惊讶地看到所有的食物都已变成了玫瑰花。
我们不太清楚食物的分子颗粒是如何重新组装成美丽的玫瑰花瓣的,但是,善良的王后却早在教皇乌尔班八世正式册封为圣人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民众的爱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农夫”国王晚节不保,因为过于溺爱私生子而引发了葡萄牙国内的一系列的战争,而他的继任者“勇敢者”阿方索四世,就是在战争的硝烟中登上王位的。就在这期间,欧洲的黑死病爆发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发生了,这场悲剧就是尽人皆知的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之死。
伊内丝·德·卡斯特罗是当时的葡萄牙王子佩德罗新娶的王妃的闺中密友,她陪伴王妃来到葡萄牙,却与年轻的佩德罗王子一见钟情。但正是这场宫廷之恋,却引发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四世与王子佩德罗的一场激烈战争,而且险些将整个葡萄牙拖入到更为广泛的战争中去。
虽然王子佩德罗与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一见钟情,但由于王子的婚姻牵动着国内国际的局势变化,他必须迎娶这位王妃,不管他是否爱她。
闺中密友由此反目,当独居于寂寞王宫中的王妃发现她的密友夺走了她的丈夫的时候,她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则被佩德罗王子安置在了科英布拉——继马丁·德·弗雷塔斯的骑士传奇之后,这座古城堡发生了感人的爱情传奇,这样至真至诚的葡萄牙,又有什么理由保持它在历史上的寂寞?——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为佩德罗王子生下了两个儿子。此后失去了丈夫的爱情的王妃抑郁而死,佩德罗王子却兴高采烈,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迎娶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了。
但是,美丽的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身世太复杂了——不唯是她,整个欧洲王族的血统都因为不间断的政治联婚而搞得混乱不堪——把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复杂的血统弄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把佩德罗王子迎娶伊内丝·德·卡斯特罗做王妃的后果说清楚却很容易:
如果佩德罗王子真的这么做了的话,那么葡萄牙将卷入一场国际战争之中。他们必须要和卡斯蒂利亚王国打上一仗,或是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叛军打上一仗。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国王阿方索四世会作出何种选择呢?
阿方索四世的选择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战争中去。
这就意味着要改写历史。
佩德罗王子偶然离开科英布拉,再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他最心爱的女人被国王派人刺杀身亡。
阿方索四世的果断措施虽然不合情理,但却收到了避免将葡萄牙拖入到卡斯蒂利亚的内部战争的效果。
只不过,国王的选择却导致了葡萄牙国内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
父与子——一个成长中的寓言。
这就是葡萄牙!
伊内丝·德·卡斯特罗无罪而被杀,使得佩德罗王子悲愤莫名,他几乎丧失了理智,立即掀起了一场叛乱,统领叛军将他的国王父亲包围在了波尔图。可以想象被叛逆的儿子包围在城中的父亲的心境,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顾不上想这么多,因为战争过于惨烈,波尔图的守军用尽了办法想平息王子的怒火。他们将停泊在杜罗河上的所有船只的船帆和旗帜都扯下来填塞了城墙的缝隙,这才避免了因为城破而可能导致的更大的灾难。
这场战争以父子和解为最终的结果,但所有人都知道,输掉的人是老国王,因为他老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在这方面与叛逆的儿子抗争了。这是世界上每一个做父亲的悲哀,这个世界终归是属于年轻人所有,而年轻人也会逐渐老去,重复这一过程并循环延续。
新任国王佩德罗一世被称为“公正者”,他为欧洲文化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这一段爱情故事也成为欧洲文学家取之不尽的财富。但是佩德罗一世显然认为这远远不够,所以他宣称自己早已与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结了婚,并以残忍的刑罚处死了当初杀害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凶手。
然后佩德罗一世在阿尔科巴萨修道院为他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修建了陵墓,陵墓的设计体现出一种极度浪漫的风情。两座陵墓相向而坐,这种设计寄托了国王佩德罗一世的真诚的愿望,他希望当世纪末的再审判到来之时,当他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于陵墓中坐起来,他们第一眼所看到的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而是他们彼此。
美丽的爱情故事从此传颂,又一届国王——最不讨葡萄牙人喜欢的“美男子”费尔南多登基了。
这位美男子就是缔造了爱情传奇的前国王佩德罗与他并不爱的王妃生下的儿子,那么他的父亲会喜欢这个儿子吗?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不管怎样,美男子费尔南多还是在波尔图的海上贸易基金会——我们还记得,这是“农夫”国王批准设立的这个基金会——的基础上,在里斯本也成立了一家海运公司。此外,为了推进海上的贸易,他还批准了商人可在提出申请之后,于沿海的王家园林中伐取木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因此就喜欢他了,不会的。虽然他年轻美貌,但他在针对于邻国卡斯蒂利亚的决策上,却让葡萄牙人吃尽了苦头,所以他注定不会获得国民的原谅与爱戴。
当初,老阿方索四世为了避免卷入与卡斯蒂利亚的战争,甚至不惜引发了与儿子佩德罗的惨烈国内战争。但当这位美男子费尔南多执政的时候,他却愚蠢到了竟然干涉卡斯蒂利亚的内政,卡斯蒂利亚人决不会因为他的美貌就接受他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所以战争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徒有其表的费尔南多在与卡斯蒂利亚的三次战争中,均未能取胜,而且还导致蒙骚被卡斯蒂利亚人长期围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中,城中的居民陷入了绝望之中,幸好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想到了一条妙计:城中的守卫者将仅剩的最后一点面包向着攻城者投掷过去,并大声叫喊说城中的面包太多了,分给城外的攻击者一点吧,也好让他们有力气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卡斯蒂利亚的进攻者被这种情况弄得异常沮丧,考虑到城中的面包是如此之多,或许撤军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可想而知,巧妙地保住了蒙骚的国民们是如何看待引发了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国民插手国王的婚姻,他们无法相信这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费尔南多一世,既然他不能将福祉与安宁带给这个国家,那他还是走远一些的好。
【行将到来的伟大时代】
葡萄牙人称国王若奥一世的统治时期为“美好回忆”,这表明了这个小小的国家在经历了成长初期的蒙昧与叛逆之后,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智慧时代。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那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即将出现。但在当时,若奥一世所作出的决定并非是进军无垠的海域,相反,葡萄牙的远征军踏上了开向北非的漫漫征途。
这是在1415年的8月,距离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4年,随行的有4位王子,1.9万名陆军,1.7万名海军及200艘战船。在一举攻克北非的休达后,整个葡萄牙发现他们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
占领休达,是大商人们极力游说财政总监若奥·阿方索的结果,这起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通日后通往殖民非洲的通道。但是,只有当他们进入休达后才发现,被占领的休达似乎与他们的目标毫无关系,更糟糕的是,休达这个弹丸之地,却位处于直布罗陀几大势力争霸的中心。此后的西班牙及摩洛哥人都将会围绕着这一区域大动干戈,葡萄牙人必须要为休达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已是无可避免。
事实上,正是这座小小的休达导致了葡萄牙人日后的一次惨败,一名王子费尔南多——前面已经说过了,葡萄牙王族在取名字方面不仅缺乏起码的创意,而且过于执着,他们会一代又一代地沿用着同一个名字,直到让史学家吐血为止——因此而沦为了土耳其人的人质,并在长年的囚禁岁月中郁死他乡。
休达的困境,使得恩里克王子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事实上,这位恩里克王子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著名,大航海时代的许多发现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称为“恩里克发现”。尽管这位王子从不在现场,但除了他本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合适的名字了。
恩里克王子是若奥一世的第五个儿子,他同时还担任基督骑士团团长一职——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支为冒险主义所鼓动着的宗教武装是由“农夫”国王迪尼士所建立的,他们还掌管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里斯本大学。
战争是骑士的职业,所以恩里克王子率领他的骑士团参加了夺取休达的战役,这时候骑士团的表现已经不再像独立战争时期那样的绅士了。说到底,这样一支武装终归是野蛮的战争信条的守护者,尽管这种更为真实的面目仍然不足以说明一切,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
由骑士所掌管的学府,这种奇异的管理架构带来的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发生。
恩里克王子于阿尔加维的萨格勒士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汇集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与大航海有关的所有玩意儿——航海家、冒险家、亡命徒、逃犯、骑士、传教士、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造船工、愿意为了这种缺乏明显的预期赢利的行为付账埋单的大商人、贵族与实业家等。想知道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向无限的海域进发吗?这样的一群人凑在一起,除了航海冒险,你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这时候国王若奥一世去世,他的长子杜阿尔特执掌了国政。这位新国王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人文研究学者,他涉猎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是专家,他的著作《忠诚顾问》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保持良好的节操和杜绝恶习,这本书恰恰就是他个人品德的印证。
此外杜阿尔特国王还写了《如何用好马鞍的骑乘艺术》及《慈善之书》,由于他在人文思想方面的成就,为他自己赢得了“哲学家国王”的誉称。但就在哲学家国王埋头伏案著书的时候,由他的第五个弟弟恩里克所策划的大航海的序幕拉开了。
1434年,航海家吉尔·埃纳斯遵照恩里克王子的命令,率领一支由冒险家组成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北部的加纳利群岛的博日阿多尔角。在此之前,这片神秘的海域向来有“恐怖之海”的名称,为历来的船队视为死亡海域,因为那里暗礁密布,水流湍急,但是埃纳斯船长的船员自始至终也未曾经历过死亡,相反,他在新发现的海岸上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美丽的鲜花。
埃纳斯船长命令水手们采摘下一大束这种鲜花,将其带回葡萄牙,亲手献给了恩里克王子。这种鲜花从此得名为“圣玛丽亚之玫瑰”。
正当恩里克王子为他们的发现欣喜若狂的时候,葡萄牙的灾难却降临了,先是军队在北非遭遇惨败,接着是“哲学家”国王杜阿尔特去世。
葡萄牙再一次陷入了它那从未止息过的内战之中。
“哲学家”国王杜阿尔特死时,他的儿子小阿方索——又是一个阿方索,难道哲学家只顾着自己写书,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心思都没有吗——小阿方索只有6岁,所以杜阿尔特留下遗嘱:由王后摄政。
杜阿尔特的遗嘱引起了他的另一个弟弟佩德罗的不满——这个家族的名字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阿方索、佩德罗,你别指望听到一个新鲜一点儿的——佩德罗不喜欢哥哥的这道遗嘱,他耍了手腕,弄了心机,搞了政变,凡是不入流的招术他都运用到了,最终迫得王后出逃,于是佩德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摄政王。
这位摄政王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和他的兄弟恩里克一起发现了佛得角和几内亚,并亲自撰写了《阿方索法典》,这证明了他是一个精通法律的人。但是很显然,法律方面的专业能力并没有能够帮助到这位摄政王。1449年,在阿方索五世正式亲政的第3年里,葡萄牙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法律专家佩德罗丧命。此后一年,航海家恩里克王子辞世,这就为年轻的阿方索五世扫平了障碍,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情了:
仍然是问鼎非洲!
说起来阿方索五世的志向也是响应时代的召唤,当时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进而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围困,教皇大为震惊,下令欧洲各国立即组织神圣同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十字军”。葡萄牙人成为了这一号召的唯一热烈的支持者,幸运的是,教皇在发布命令之后就死掉了,葡萄牙才没有在这道命令上陷得更深。
但是阿方索五世还是毅然发起了针对北非的丹吉尔的攻城战,结果遭到惨败。幸好这时候商人费尔南·戈麦斯在航海中为年轻的国王带来了厚利:正是这位疑似海盗的商人冒险家第一次带领葡萄牙人穿越了赤道线,并为葡萄牙带回了成船的黄金、香料和象牙。这些财宝令葡萄牙举国震动,年轻的国王更是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夺取卡斯蒂利亚国政!
从航海大发现所带回的厚利突然转到葡萄牙的老冤家卡斯蒂利亚王国,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实在是令人费解,但当时的阿方索五世的确是这么干的,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葡萄牙的每一个国王都能够像“农夫”迪尼士或是“哲学家”杜阿尔特的话,那未免有些太不近情理了。
所以即将崛起的葡萄牙必须要再承担一次耻辱——与卡斯蒂利亚的托洛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阿方索七世负了伤,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人们的目光关注的是另一名负伤的勇士——阿尔费雷斯·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贵族,一位——骑士!
此战中,阿尔费雷斯是葡萄牙阵营中的旗手,负责维护王旗的安全。激战时卡斯蒂利亚骑兵突破了葡萄牙人的防线,攻到了王旗旁将阿尔费雷斯团团围住。对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夺下阿尔费雷斯手中的王旗,尽快结束这场乏味的战斗。但是阿尔费雷斯却拒绝放弃他的职责,这就意味着敌人只能对他采取一些更为强硬的措施。
卡斯蒂利亚骑兵挥剑,砍下了阿尔费雷斯的右手,逼迫他丢弃王旗。
然而阿尔费雷斯却又用他的左手握紧了旗杆。
卡斯蒂利亚骑兵再一次挥剑,砍下了他的左手。
阿尔费雷斯用他的两只断腕护住了旗杆。
紧接着他的两只手腕也被削落。
阿尔费雷斯神色如常,用他的牙齿死死地咬住了王旗。王旗屹立不倒,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一个末路骑士的尊严与信条。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有阿尔费雷斯这样的骑士存在,葡萄牙又有什么理由不强大?
卡斯蒂利亚骑兵惊慌而退,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大义无畏的人性尊严面前无动于衷。现在葡萄牙人要做的是,必须要通过大航海所带给他们的契机创造一个辉煌的时代,唯有如此,才是凝聚五百年之久的民族意志与精神的爆发的证明。
【辉煌时代的缔造者】
在将葡萄牙的海上贸易推向极致的“完美王子”若奥二世出场之前,我们先来纠正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西欧人何以像迷失了方向的旅鼠一样,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航海事业中去呢?
传说——提到西欧人,总是少不了这样或那样的传说,而在古老的东方,却似乎从未存在过什么像样的传说,这就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觉,仿佛欧洲人生来就是寻梦者——在东方,有一个庞大的基督帝国,一种说法是这个帝国建立在阿西比尼亚,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个基督帝国建立在印度,甚至连对欧洲人磨刀霍霍的成吉思汗,也曾让欧洲人为之激动过很长时间。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找不到这一传说的起源。挪威人说是冰岛,因为挪威海盗曾到达过那里,欧洲人说是中国,因为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那么这样一个传说究竟是起于何时,又是由何人最先传播开来的呢?
也许这样一个传说确实存在着可靠的源头,但是,仅仅这样一个传说还不足以产生如此巨大的诱惑力。同样的道理,有关香料,有关海上的贸易航线,甚至包括了国家民族的内外部原因及地理条件,都经不住推敲,无法导致欧洲人持续不断地掀起航海狂潮。
也许原因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一群航海家、冒险家、亡命徒、逃犯、骑士、传教士、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造船工、愿意为这种缺乏明显预期赢利的行为埋单的大商人、贵族与实业家等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样:
航海!
一切生物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单个的人是如此,群体的人更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一群农夫去田里耕种不会表现出惊讶的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一群水手扬帆出海表示不解呢?
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个结论,但是,早在若奥二世执政之前,他就已经继承了恩里克王子的衣钵,成为了一个航海迷与航海行动的支持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执政后的若奥二世必然会把他的目光投向海上,就像他的前任阿方索七世执拗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北非一样。这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而这个人的兴趣的形成,则取决于他周边的环境。
就这样狄奥戈·高出发了,他发现了刚果河,并到达了扎伊尔河口。
就这样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出发了,他发现了好望角,这让若奥二世欢喜若狂。
但是,若奥二世的欢喜马上就被航海家哥伦布浇灭。
此时的哥伦布已经到达了印度。他返回时特意在里斯本登陆,向若奥二世展示他的伟大成就。
但是若奥二世也不是好惹的,他向哥伦布出示了此前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签订的一份协议,并据此协议论断,哥伦布所发现的土地应归葡萄牙所有。
若奥二世所出示的协议是1478年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签订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根据这份协议,葡萄牙放弃对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权利要求,但是卡斯蒂利亚也不能再对加纳利群岛以南的将来可能被发现的新大陆提出权利要求。而哥伦布发现的安德列斯群岛无疑就在加纳利群岛以南。
明显缺乏政治头脑的哥伦布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形不知所措,只好返回寻求卡斯蒂利亚国王的支持。此时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已经通过婚姻关系合并成为了一个国家,改称西班牙王国。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国家当然不肯放弃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利益。最终,教皇出面调停,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小小的国家“瓜分了世界”。
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正式签订了分割世界的《托尔德希拉斯条约》。该条约于1506年正式被罗马教廷承认。条约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海里处的经线为界,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西半球归西班牙,东半球归葡萄牙。
或许是由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姻激发了若奥二世的灵感,条约签订之后,他野心勃勃地考虑采用同样的方法吞并西班牙,这样葡萄牙就获得了整个世界。这一计划可以说推行得天衣无缝,葡萄牙的阿方索王子与西班牙国王唯一的女儿伊莎贝尔公主的婚事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葡萄牙的运气有点糟,正当这项计划如期向前进行的时候,阿方索王子却莫名其妙地从马上跌了下来,重伤不治身亡。
吞并世界的计划失败,使得若奥二世郁郁寡欢,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但是在他的身后,一个华丽非凡的海洋贸易帝国已经显露出了它的庞大身影,除了若奥二世自己,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帝国的身影】
有必要谈一谈关于葡萄牙这个庞大的海外贸易帝国的组成,这一帝国由四个部分组成:北非帝国、东方帝国、巴西帝国和中南非帝国。
北非帝国对于葡萄牙人的自身安危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东方帝国则为葡萄牙提供了香料和瓷器,巴西帝国为其提供木材、蔗糖和烟草,中南非帝国为其提供了奴隶和宝石。如此巨大的财富将葡萄牙的国力推至了顶峰,如果不是葡萄牙人的“希望”塞巴斯蒂安执政,任何人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庞大的帝国衰落下去,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在塞巴斯蒂安出世之前,这个伟大的海洋贸易帝国却让“幸运儿”曼奴埃尔一世独享了。
曼奴埃尔一世甫一执政,便不理会多数贵族们的反对,挑选了阿方索五世统治时期的财政监察官的儿子——达·伽马担任远征舰队的司令官。让人困惑的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指挥官的名字——达·伽马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就是“床”。
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远征舰队的指挥官,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达·伽马率领商船“加布里埃尔号”和“圣拉法埃尔号”、快帆船“贝利奥号”以及一艘补给船所组成的船队出发了。他们绕过好望角,停靠在莫桑比克,到达了卡利卡特。但是当地人拒绝与这些陌生人签订贸易协议,达·伽马只好采购了大量的当地土特产后就返航了。
这次航行,达·伽马指挥官失去了他的一艘船和半数以上的船员,但是他却为葡萄牙带回了满船的金子、钻石、香料、宝石、丝绸和瓷器。整个葡萄牙王国为此而沸腾,达·伽马本人则被正式授予了“印度洋舰队总司令”的头衔。
接下来葡萄牙人发现了巴西。
这一次发现的具体时间是1500年5月8日,发现者为佩德罗·阿瓦勒斯·卡布拉尔——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昔日的骑士已经将他们纵横驰骋的疆域扩大到了海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与维京人的行为越来越接近了。
绅士佩德罗在这次航行中留下了永远也擦洗不净的斑斑劣迹。在这次远航中,他们拥有着13艘船以及1 500名战斗人员。他们沿途洗劫了穆斯林的商船,炮轰卡利卡特城。炮火从凌晨持续到午夜,也许他们现在能够理解维京人当时的冲动了,但对于荣誉与尊严的背弃,葡萄牙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昔日的骑士出现在海洋中,这标志着海洋冒险行动已经演变为国家行为。征服、征服、再征服,群体智商远未成熟的葡萄牙是如此急切地想要成为巨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够达到目的,但这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莫桑比克沦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印度次大陆的西岸突然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碉堡与教堂,马六甲、东帝汶、中国以及日本,葡萄牙人侵入的地域是如此的广阔,行政能力的不足催生出了他们的“副王制度”。
副王的职责无非是攻城略地,代表葡萄牙国王在印度洋流域行使权力,所以这些狂热的贵族在海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打杀杀,他们的敌人主要是当地人和阿拉伯人的混合武装,而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前几位副王很容易地占领了马六甲,打通了葡萄牙贸易帝国驶往中国与日本的航道。这时候东方贸易帝国已经基本形成,也就在这时候突然爆出了“卡斯特罗胡须事件”,这一事件再一次清晰地勾勒出了葡萄牙人可爱的性格。
这位卡斯特罗的全称是若奥·德·卡斯特罗,是葡萄牙国王任命的第四任印度洋副王。但是卡斯特罗的运气比较糟,当他赴任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将第乌围困了长达7个月之久,虽然经过卡斯特罗浴血奋战,为他的国家保住了这个商业重镇,但是整座城市已经在战火中破坏殆尽。卡斯特罗必须为他的国家重建第乌。
重建第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经费。副王卡斯特罗只好去向果阿市政厅借款。而商业借款是需要抵押的,但卡斯特罗除了国王的任命书之外一无所有,拿什么抵押给果阿市政厅?
万般无奈之下,卡斯特罗想到了一个怪异的法子。他割下自己的那高高翘起的胡须,作为抵押物抵押在了果阿市政厅。
以胡须作抵押,这对于现代人而言几近玩笑。但在当时骑士文化浓郁的欧洲,高高翘起的胡须向来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卡斯特罗割下了自己的胡须,这就意味着他付出的是自己的荣誉与尊严。葡萄牙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肃然起敬。时至今日,这位骑士的画像上,画的还是那副没有胡子的滑稽模样的他。
从拒绝交出科英布拉城堡钥匙的马丁·德·弗雷塔斯到忍辱割下胡子的若奥·德·卡斯特罗,从为了爱情不惜与生父兵戎相见的佩德罗到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王旗的阿尔费雷斯·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还不配拥有这个世界吗?
他们当然有这种资格。
于是他们进入了中国并占有了澳门,而这时候的中国皇帝正兴致勃勃地羞辱着他的大臣和百姓——明朝的皇帝有一个独特的嗜好,他们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大臣剥了裤子,用木棍重重地殴击他们的臀部——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格,对皇帝称自己为奴才,任何性质的自尊意识的流露,带来的将是血溅满门的惨祸。处于这种生存境况的中国人是无法理解什么是荣誉与自尊的,这就意味着中华帝国的末日已经到来。
但就在这时,如日中天的葡萄牙终于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机会——只不过,葡萄牙人机会的丧失与中华帝国毫无关系,因为西班牙的幸运时代来临了。
注定要名垂青史的费尔南·德·麦哲伦来到了葡萄牙宫廷,他请求曼奴埃尔国王资助他进行他的环球航行计划,但是高傲的曼奴埃尔国王弄不明白这项计划与他的贸易帝国有什么关系,就冷冰冰地拒绝了。
一次失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
葡萄牙仍然在成长之中,它的崛起是一个必然,它的迅速衰落同样也是一个必然,从葡萄牙人对待他们继任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的态度上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蒙昧时代的悲歌】
庞大的贸易帝国带来的是同样庞大的管理成本,但是葡萄牙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他们面对着殖民地区越来越多的管理费用时多少有些茫然失措。这情形正像是一个孩子突然获得了一家庞大的金融公司的管理权,而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它,所以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选择逃避,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葡萄牙人选择了逃避——或者说,他们选择了年幼的塞巴斯蒂安。
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要费一番唇舌,将那些传播日广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葡萄牙衰落的原因”排除掉。
有人认为葡萄牙人的战线拖得太长,敌人太多。但这个理由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难道即将取代葡萄牙的其他强国就可以做到“战线极短,没有敌人”吗?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随意地迁怒于别人是毫无道理的。
还有人认为葡萄牙之所以迅速衰落下去,是因为“海外收益下降”,这个理由就更是可笑了。如果这样一个理由也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又如何来解释此后相继崛起的国家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益处的呢?说到底,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否则其他国家就不会有什么机会。
唯一无可争辩的理由就是葡萄牙国内的享乐之风日盛,以及贸易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无益于其国内的技术力量的发展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葡萄牙的宗教迫害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剧了,甚至有时候远航的船长因为气候恶劣,脱口骂了某一个圣人,也会在遭到告发之后被投入监狱或是执行火刑。这种中世纪的愚昧现象竟然成为大航海背景下的葡萄牙的日常景致,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真的无法相信,葡萄牙自1541年恢复火刑以来,到1684年,竟然烧死了1 397人!
他们在逃避!
他们只相信那些他们所愿意相信的!
他们只倾听那些他们所愿意倾听的!
他们愿意相信什么?
他们又愿意倾听什么?
他们相信葡萄牙是全世界基督徒的救星,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为了拯救面临着异教徒威胁的基督教民。
而且他们只愿意听能够与这种想法相印证的话。
至少,3岁就获得了葡萄牙王位的塞巴斯蒂安天天听到的就是这些,他固执地相信的也是这些。
1568年,年满14周岁的小塞巴斯蒂安开始亲政,而在此之前他就被国民们授予了“希望”的称号。可想而知,那些国民们对他的希望是什么,塞巴斯蒂安比任何人更清楚。
一个民族——尽管这个民族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洋贸易帝国,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身上,这样的民族能称得上成熟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所描绘的故事终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全面上演了。葡萄牙人被他们的妄想所驱动,向着庞大的“风车”冲了过去,他们要挑战不存在的任务,而丝毫也不理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责任。
受这种荒谬透顶的想法的左右,葡萄牙人把香料贸易的成本的上升误认为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迫害,因此,他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拯救这个世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受到狂热的宗教分子的蛊惑,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呼吁,号召全体国民拿起武器,准备进行一场拯救世界的战争。
清醒的人并非没有,比如当时的战士作家迪奥多·多·科乌多。他主张放弃东方帝国,重建一个从安哥拉海岸到莫桑比克海岸,包括整个南部非洲在内的帝国。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按照科乌多的设想,新的帝国可以缩短航程,减少相对庞大的海外驻军及军费开支。但是,因为这一计划过于合理,所以它绝无可能受到葡萄牙人的注意和理睬。
类似的计划还有征服中国,重现昔日帝国的辉煌,这个计划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搁置了。
甚至连建造新的大学的提议也遭到了贵族与教士们的反对,葡萄牙不需要大学,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危险迫在眉睫——然而那只不过是庞大的风车而已。这些可怜的葡萄牙人,他们始终未能明白过来,骑士文化带给他们的不应该是狂人的梦呓,而是一个能够促使国民的激情与创造力爆发的规律法则——现在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恐怖威胁的话,那么建造大学对葡萄牙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所有的经费必须要投入到战争中去,别管是和谁的战争,更不理会这些战争压根就不存在。
成长之中的葡萄牙在以他们的臆想分析这个世界——从一开始,直到未来。而被忽略的,只有真实的世界与他们的民族责任。
所以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是任何人也没有能力阻止的。
葡萄牙的精锐海军集中于里斯本的港口,他们要追随年轻的国王踏上远征的道路,打一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圣战。
唯一的麻烦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以及他们到底存不存在。
患有严重妄想症的葡萄牙正在走向末路,但这时候拯救的机会真正来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掀翻了停泊在里斯本港口的全部船只。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敌人的话,对方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吗?
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国王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果断地采取了措施。
他偷偷乘船到达了北非。
临走之前,他再次下达诏令,号召他的人民行动起来,彻底将威胁着基督世界的异教徒摩尔人清除出这个世界。
塞巴斯蒂安国王和他的人民一样,只相信他所愿意相信的,只看到他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危机来临,他只能选择逃避——放着正路不走却偷渡到北非,这是典型的逃避心理在起作用,这种情形在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身上屡见不鲜。
但不管怎么说,塞巴斯蒂安终于平安抵达了北非,并积极着手搜集基督世界正面临着异教徒的威胁的证据。可以确信的是,他迟早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因此如果需要的话,他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
两年之后,也就是这位狂热的年轻人22岁的那一年,他终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
1576年,摩洛哥政府发生了政变,王位落入了由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者的手中。可以想象,当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多么地震惊——更多的还应该是狂喜,因为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异教徒在行动,土耳其人动手了,奥斯曼帝国即将调动他们的大军占领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当然没有!
整个欧洲对塞巴斯蒂安的这一说法无言以对。谁也找不到理由或借口反驳塞巴斯蒂安的论断,事实在这里明摆着。
是时候了,是骑士们挺起手中的长矛,纵马向那虚幻的“风车”冲过去的时候了,难道这时候还有什么理由让你犹豫吗?
1578年,刚刚年满24岁的塞巴斯蒂安国王率领着约2.5万人的大军,其中包括了5 000名外国雇佣军及骑士团,怀着神圣而悲壮的心情奔赴了北非战场。
所有的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大家最初还不知道他们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而且大军于丹吉尔登陆之后,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穆泰瓦基勒立即率众投降,而摩洛哥的新国王阿卜德·马利克急忙率步兵与骑兵共5万人迎战。
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军在马哈赞河畔的凯比尔堡附近发起强攻,拉开了马哈赞河会战的序幕。由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有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穆泰瓦基勒和摩洛哥国王马利克3个国王,所以此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三王之役”。
摩洛哥人在此战中拥有人数上的优势,更兼以逸待劳,而葡萄牙的海军虽然在世界上称雄,但其陆军的作战能力是非常差的。双方甫一接触,葡萄牙军队立即溃败,塞巴斯蒂安国王急忙率军渡河撤退。但世事难料,当他们刚刚渡至河心时,河水却突然毫无原因地上涨,先行过河的8 000人尽数被活活淹死,余下来的1.5万人走投无路,只好向马利克国王投降。
但是这位摩洛哥国王已经来不及享受他的荣誉了,他在此战获胜后的第二日因病身亡。
相信这次战争的结果正是葡萄牙人所不希望的,它看起来是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摩洛哥人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一场战争,摩洛哥人也只能按照战争的既定法则行事。
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经济的崩溃——大批的贵族子弟沦为战俘,他们的家族必须要用尽可能多的金钱将他们赎回来,摩洛哥人在这场战争中收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此次战争失利之后,塞巴斯蒂安永远活在了葡萄牙人民的心中。
事实上这位年轻国王在这次战争中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他的失踪却成为了葡萄牙人的一个永久的传说,这岂非是件怪事?
事实上,如果联想到葡萄牙人不过500年的历史——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神话体系都来不及建立,然而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需要这些,而在塞巴斯蒂安身上,他们获得了满足。这就不足为怪了。
【他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
葡萄牙人的心中有一个美丽的期待:他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他一定会回来、迟早会回来的!
这里的“他”,正是那位把葡萄牙帝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
想知道为什么葡萄牙民众会对这样一个年轻莽撞的国王如此地迷恋吗?
只要想一想,这个民族同他们那位失踪的国王同样地年轻稚嫩而充满了“希望”及幻想,这就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了。
塞巴斯蒂安成为葡萄牙人心中永远的“希望”,还有一个原因是“三王之役”给葡萄牙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的国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这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而已经强大起来的邻国西班牙却欣喜若狂。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郑重宣布:由于他自己拥有着一半的葡萄牙血统——这还是那位“完美王子”若奥二世惹下的祸,当初若奥二世意图通过婚姻吞并西班牙,就利用西班牙国王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伊莎贝尔的机会,强行让伊莎贝尔公主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小王子阿方索。然而上帝分明是不看好葡萄牙,与西班牙站在了一起。小王子阿方索失足从马上跌下来摔死了,还令若奥二世心灰意懒。看起来若奥二世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这一计划竟然向着它的反方向——有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
小王子阿方索虽然跌死了,但是他与伊莎贝尔的儿子菲利普却成为了西班牙的国王。当菲利普二世得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失踪的消息之后,就立即宣布:由于他有着一半的葡萄牙血统,所以,他有责任接管葡萄牙政权并拯救苦难深重的葡萄牙人民。
就这样,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的葡萄牙帝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甚至连其自治的权力都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说起来这都是拜若奥二世所赐,他的计划过于完美了,这一计划甚至在当事人已经不在世的情形下仍然在悄然运行着——只是这最后的结果,实在是让葡萄牙人有苦难言。
葡萄牙人失去了他们的一切。
时代进入了哈布斯堡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期,葡萄牙人在海外的所有资产全部被哈布斯堡剥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快了,以致让许多史学研究者都不知道该如何发表他们的意见。
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当然还是葡萄牙本国的国民。
虽然西班牙人过于蛮横无理,但是说到底,菲利普二世的做法终归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说到底,他身上的那一半葡萄牙血统确是货真价实的。除非,葡萄牙人能够找到一个比这个可恶的西班牙人更适合于成为国王的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拯救。
说到有能力将葡萄牙国民从西班牙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人,昔日的“完美王子”若奥二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看看他在当年为西班牙设置的圈套吧,它就像一根绞索那样简捷而有效——现在的葡萄牙人对此体会深切。
但是伟大的若奥二世早已埋骨于修道院之中,除非到了世界末日,上帝亲临审判的时候,否则谁也别想让他从棺木里爬出来拯救葡萄牙。
所以葡萄牙人只剩下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在战场上神秘失踪的塞巴斯蒂安国王。
于是葡萄牙就出现了这样的传说:塞巴斯蒂安并没有在北非战死,他会在某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重新回到里斯本的。
最初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一首半文半白的预言诗,史称“鞋匠的预言诗”。这首诗是一个不识字的鞋匠写成的,或许除了他本人之外,再也没人能够弄清楚他到底写的是什么。虽然后来史学家发现这首诗所写的内容不过是讥讽若奥三世将一个小镇及其全部税收送给他的弟弟当结婚礼物。但是葡萄牙人顾不上理会这些,他们只想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同样的,他们也只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
还记得塞巴斯蒂安国王被他的民众誉为什么吗?
“希望”!
没错,葡萄牙人需要的就是这个。希望——永远的希望!
这一希望甚至破除了时空的制约,整整延续了几个世纪。
在此后的葡萄牙历史上,凡是在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塞巴斯蒂安国王”冒出来做鼓动工作或是领导民众起义。此后在葡萄牙的贵族领导的新的独立运动的时候,其领导人仍然是“塞巴斯蒂安国王”。
1640年,当重新独立后的葡萄牙王国建立的时候,鞋匠那不可靠的“预言诗”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验证,这直接导致了里斯本的大主教下令,将那个不识字的鞋匠的塑像放到祭坛上当作圣人来供奉。而新国王若奥四世甚至公开宣布:不管任何时候,只要塞巴斯蒂安国王回来,他就立即让出王位。
很明显,若奥四世知道塞巴斯蒂安国王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但是,塞巴斯蒂安国王在北非战场上失踪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追究起来,这个责任要由骑士文化的伦理观念来承担。
骑士的尊严与荣誉,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对于一个重视自己的荣誉与尊严的骑士,如果看到他所效忠的国王遭遇了危险,就有责任挺身而出,替国王承担厄运。但“三王战役”时,塞巴斯蒂安是在渡河的途中突然遭遇到了洪峰,这个情况显然不在骑士伦理和规范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少个骑士愿意以身相代,也无法救回塞巴斯蒂安。
但事情的糟糕之处在于从理论上来说,凡是看到自己的国王身死而自己却仍然活着的骑士是可耻的,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自己的尊严与荣誉,没有履行替国王去死的职责。所以永远也不会有人承认他亲眼目睹了塞巴斯蒂安国王的死,这样一来事情就被弄成了一个悬案,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塞巴斯蒂安国王永远“在回来的途中”。
4个世纪之后,拿破仑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当时的里斯本居民心安理得地看着法国人的军队昂然入城,他们丝毫也不怀疑,塞巴斯蒂安国王很快就会回来带领他们赶走这些法国人。
另外一件事就更加可笑了。曾有一艘俄国军舰停靠在了里斯本的港口,不知道居民们从何处得来的消息,说是塞巴斯蒂安国王就藏在这艘船上——可怜的小国王,藏在船舱里边的他这时候应该是四百多岁了吧——结果港口上到处挤满了等待国王登陆的人。法国占领军的司令官儒诺将军为此大动肝火,下令用武力驱散这些忠于400岁老国王的怪异民众,并怒气冲冲地斥骂道:“你们等待的哪里是什么国王,明明是法国的敌人——英国人!”
这一离奇的传说还跨越了地域上的障碍,一直传到了巴西,其结果就是爆发了1897年的由这位四百多岁的“老国王塞巴斯蒂安”所领导的一次民众起义。
时至今日,“塞巴斯蒂安主义”已经成为葡萄牙语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而“国王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的”同样是一句习惯用语。前者是用来形容一种毫无根据的怀旧情绪,或对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无谓的妄想。而后者,则是用来嘲笑自己或对方的某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只有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半岛国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前所未有的海洋贸易帝国以及它又是如何失去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民族所运用的“塞巴斯蒂安”及“国王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的”这两个习惯用语理应有的更深刻的含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习惯用语透射出了这个民族的行为心理与行为性格。所以这两个习惯用语不应该——或者说完全不能够——又或者说不存在任何理由就只有一种表面的意义。正如昔日那庞大的贸易帝国再也不可能重现一样,他们的“希望”也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
除非,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情形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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