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早晨】
与葡萄牙所建立的海洋贸易帝国不同的是，它的邻居西班牙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公正地说，西班牙的庞大殖民帝国从未获得人们的道义认同，究其原因是出于技术手段上。
更多的时候人们拿昔日的罗马帝国与之比较，相对来说，罗马人在征战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维护着对手的尊严，他们甚至允许战败者获得公民权。正是这种行为模式催生出了充满传奇与迷幻色彩的骑士文化与伦理。
而西班牙——出于我们目前正在寻找的某一种原因——他们似乎更多地像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在行动的过程中重视目的更甚于手段，这样必然地使得他们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信念。伴随着庞大殖民帝国的出现，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却越来越远，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了他们和葡萄牙一样迅速地失去了一切。
事实上，他们从未据有过这些，他们最多不过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一位缺少教养的客人，只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了这些美丽的景致。只不过是一个发现者而已，这对他们来说未免是一个难言的失落。
这就是我们和他们——历史上以及现在的西班牙人所关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这一民族行为模式的形成，而这种行为模式又是如何构成西班牙人的宿命的？
我们必须要回到更早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我们还记得这里，当我们追述那个因为处于青春成长期而在行为中处处体现了叛逆的少年葡萄牙时，我们曾到达过这里。
和迦太基的传奇英雄汉尼拔一起。
史学家们毫无理由地断言说——至今我们也无法找出这种结论的依据何在——迦太基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深远。这让我们非常疑惑，是否要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的百年半岛叛乱归结于此？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的，也许只有马库斯·阿格里帕，他是罗马时代奥古斯都大帝最可靠的朋友，这一次他同样没有让奥古斯都大帝失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混乱局面在他的手中宣告结束。
400年后，西哥特人继汪达尔人及苏维尔人之后来到了伊比利亚，看起来他们是打算在这座美丽的半岛上长久定居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是东方的庞大中华帝国针对于异族的一场战争导致了半岛局势的变幻莫测，北匈奴人被嗜好武力的中国皇帝驱逐到了黑海，然后鲜卑人又将他们驱逐到了多瑙河畔，于是这群被追赶的落魄者用他们那凌乱的脚步踏碎了东哥特人的神圣宫殿，而目瞪口呆的西哥特人则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西哥特人无力反抗穷途末路的匈奴人，唯一的办法是向罗马帝国求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罗马帝国欣然接受了西哥特人的请求——把那些于落难之际投奔而来的西哥特人全都送到奴隶交易市场上卖掉了。
罗马帝国的这个不智之举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数不尽的麻烦，实际上庞大的罗马帝国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处理这些基本事务的理性，才让自己走向了末路。但这时候还是西哥特人不计前嫌地拯救了摇摇欲坠的罗马。他们愿意以同盟者的身份维系罗马帝国的统治，条件是罗马帝国必须尊重他们的自由权利。
获得这样一个忠诚的守护者，罗马帝国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西哥特人就这样以罗马帝国的同盟者身份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并建立了托莱多作为首都——这座城市在半岛上的地理位置极为奇特，不止一个国王在其王位遭到褫夺之后，把这里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之居。
但是，一个新进入的民族必然会带来新的麻烦——他们自己内部的，以及他们和土著人的。真正引发了半岛局势彻底改观，并最终导致了半岛上华丽的穆斯林文明建立的原因，却还是西哥特人自己内部的争端。这个原因的出现是有着时间依据的，当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居住了长达4个世纪之后，他们很难再把别人视为这座半岛的主人。
人们有理由认为，此次历史大事件爆发的契因是一起极不光彩的强暴案，除此之外的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解释事件进程中那过多的非理性因素。
前西哥特帝国王子阿契拉向驻扎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希望那些手持弯刀的阿拉伯人能够帮助他那被新王罗德里克废黜的父亲威提萨重新登上王位。这个想法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单纯地用“愚蠢”二字来描述这位王子是绝对不合适的，我们只能说，阿契拉王子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他太单纯了，单纯到了让人对他是否有着正确的思维能力产生怀疑的程度。
接到邀请的阿拉伯人欣喜若狂，真主作证，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是多么地热爱这座半岛啊，阿拉伯世界驻北非的总督穆萨·奴塞尔派他的亲信侍从泰利夫率领400名步兵和100名骑兵组成的柏柏尔先遣部队出发了，他们于公元710年的7月抵达了半岛南端，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
半岛对岸驻守着西哥特人的军队，由休达伯爵朱利安统领着，除非朱利安伯爵允许，否则阿拉伯人是无法如愿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而阿契拉王子的盛情邀请也必将落空。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西哥特人的休达伯爵朱利安出乎意料地允许阿拉伯人登陆，从此穆斯林正式进入了半岛地区。
那么，朱利安为什么会允许阿拉伯人泰利夫率领他的军队登陆呢？
其中的理由是受到史学家们多方面质疑的，但有一点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朱利安伯爵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弗罗林达，遭到了新王罗德里克的野蛮强奸——这种卑劣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注定了要遭到天谴的，即使是西哥特人的国王也不例外。
西哥特人的新王罗德里克开始为他的卑劣行为付出代价了。
公元711年7月，一支由7 000人组成的阿拉伯主力部队在柏柏人塔利格·齐亚德的率领下与泰利夫会合之后，向着伊比利亚的腹地纵深插入。此时的阿拉伯远征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人，他们在同月的19日与罗德里克率领的2.5万人哥特军队相遇于萨拉多河口。由于此战关系重大，哥特王国的主教奥帕斯也率领军队参加了战斗。正是奥帕斯本人的勇猛与智慧，成为了这场战争如期结束的根本原因。
战斗甫一打响，奥帕斯主教就统领他的军队从后侧向着罗德里克冲了过去，而罗德里克的正面是阿拉伯人泰利夫和塔利格，左翼是西哥特人王子阿契拉，右翼则是西哥特人的休达伯爵朱利安。惊讶的国王罗德里克发现他落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直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主教大人奥帕斯是被废国王威提萨的兄弟、阿契拉王子的叔父。
当阴谋如期推动，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已无任何悬念可言。
西哥特人的国王罗德里克从此在历史上失踪了，好像没有人认真追查过他的生死下落。
人们关注的是，阿拉伯的穆斯林从此成为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主人，以及新文明为这座半岛所带来的诸多变化。
【王朝兴起时代的英雄】
在阿拉伯人的传奇英雄阿卜杜勒·赖哈曼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是否有着明确的主权要求？
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他们的证据源自于占领军的行事风格，塔利格·齐亚德和他的部下似乎并不急于征服半岛，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大半个西班牙被纳入到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区域，而其余的地区，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复兴举动。
但是塔利格·齐亚德的个人风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阿拉伯人的北非总督穆萨·奴塞尔把他逮捕了，紧接着穆萨·奴塞尔又遭到了帝国首都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利德的逮捕。据说，哈里发之所以逮捕他的北非总督，是因为哈里发看中了穆萨·奴塞尔在西哥特王国所劫掠的战利品，就像穆萨·奴塞尔看中了塔利格·齐亚德的战利品而将他粗暴地逮捕一样。
从此拥有了安达卢斯省——他们这样称呼西班牙——阿拉伯人迅速向北方扩张，基督帝国的守护者法兰克帝国派出他们的名将查理·马特阻止了这一进程。细说起来，这场战争是有理由成为经典的，双方的军队都因为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而对峙了整整7天。这么长久的对峙对于一场战争来说未免太过于乏味了，最后是信仰真主的战士们开始攻击对手的防线，而信仰基督的战士们则用他们手中的长矛和大刀攻击对手的马腿，这对于习惯于进攻的阿拉伯战士而言是件极为苦恼的事情。但取得胜利后的基督战士的战报明显有点靠不住，他们竟然说自己杀死了36万阿拉伯人，而他们自己的损伤才不过1 500人，这个数字就连基督徒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起，所以这场战争的经典性就这么湮没了。
之后阿拉伯人陷入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争端之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这就是说，新的阿拉伯王朝的兴起势必会引发半岛局势的进一步动荡。
公元750年，“先知”的后裔阿拨斯联合他的盟友什叶派击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建立起了全新的阿拨斯王朝，并将首都迁到了巴格达。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血腥的清洗与屠杀，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倭马亚王子阿卜杜勒·赖哈曼就是这场血腥屠杀中的主要猎物之一。他当然不肯束手就擒，就只身逃往北非，经历了一连串惊险的追杀之后，他到达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他获得了当地守军的狂热支持，原因是在当地叙利亚守军中流传着一个传播久远的古老神话：在某一天会有一个雄才大略的王子来到这里并拯救这个世界，士兵们毫无理由地相信，这位传说中的王子正是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
就这样阿卜杜勒·赖哈曼拥有了他的帝国。
但是西班牙的总督尤素福·菲海里不喜欢这件近乎荒谬的事情，就带着他的军队前来阻止，这场战争爆发于科尔多瓦附近的瓜达基维尔河边，可怜的阿卜杜勒王子带着他的杂牌拥护者前来应战，但他们连自己的军旗都来不及制定，这就显得这场战争有点过于草率了。好在这位王子也不是一个讲究的人，他干脆解下自己的绿头巾，绑在旗杆上，从此西班牙的新王朝就有了他们的新旗帜。
这个新建立的科尔瓦多王朝从此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个亮点。这里有高等学校27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纷纷前来求学；图书馆里收藏着至少40万册珍贵的图书；公共澡堂300所；街道上铺设着清洁的青石板，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从路旁小屋里射出来的灯光将长长的街道映得灯火通明。相对来说，当时的欧洲简直成了野蛮人的居住地，即使是过了500年后，伦敦还连一盏路灯也没有；再过几百年，如果你走在巴黎的街道上，一脚踩下去就是湿漉漉的泥浆，泥浆直到踝骨。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让人回忆的年代，尤其是在盛景不复、危机日近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基督徒带着他们的两脚泥泞卷土重来。
公正地说，正是哈里发·艾米尔本人的荒淫无耻生活与近卫军的残酷粗鲁，迫使得大量的穆斯林信徒因为陷入了失望之中而重新改信了基督，科尔瓦多再也无法忍受贵族们对信仰的公然亵渎，决定彻底废除哈里发帝国，由阿卜杜勒·赖哈利亲手缔造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他的后代手中分崩离析，涌现出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马拉加、托莱多、萨拉戈萨等许多小王国，而西班牙的穆斯林反而被迅猛涌入的基督徒喧宾夺主，沦为了弱势。
事实上，基督徒们从未放弃过他们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努力，尤其是在九世纪初，在加利西亚发生了一件广为基督世界所关注的大事，即圣詹姆斯·圣地亚哥墓的发现，这为行将爆发的朝圣运动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圣詹姆斯墓注定了要成为整个西欧的宗教中心，这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而言意义重大。
基督教王国迅速地兴起了，莱昂王阿方索三世认为自己是全西班牙基督教的君主，他自称西班牙的皇帝并联合另一个王国纳瓦尔，意图扫平伊比利亚半岛上残存的穆斯林势力。
科尔瓦多的哈里发挥师北上，击败莱昂与纳瓦尔的联军。
莱昂与纳瓦尔重整旗鼓，歼灭了哈里发的军队并占领了萨拉曼卡。
然而莱昂与纳瓦尔双方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猜猜他们在这时候干了件什么事？
他们双方都派出使者向哈里发本人投诉对方。
半岛的穆斯林不知道拿这些基督徒们如何是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尔瓦多王朝注定了是要崩溃的，局势对于基督教王国来说相当有利。
就在这时候，西班牙历史上又一次的开门揖盗事件发生了，但这一次，始作俑者却是穆斯林。
当科尔瓦多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穆斯林的首要领主是塞维利亚的阿巴德王朝，王朝的创始人阿巴德是最早征服西班牙的叙利亚希姆斯联队的后裔，他采用了穆尔台迪德——意思是祈求天佑者，作为哈里发的称号。而他的儿子则称为穆尔台米德——仰赖天佑者。公正地说，穆尔台米德根本称不上一个暴君，事实上，他更多地有可能是一个诗人，喜欢美酒与鲜花，爱好文学与艺术，他对正在迅速崛起之中的基督教王国不怀丝毫的敌意，甚至愿意向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阿方索六世称臣纳贡。
真主在上，穆尔台米德愿意为这些异教徒们做任何事，只要他们别打扰他的吟诗饮酒就行。
但是卡斯蒂利亚迅速地攻陷了托莱多和瓦伦西亚。
基督徒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收复失地运动”。
既然是收复失地，阿方索六世当然不会再允许穆尔台米德继续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吟诗饮酒，这时候的穆尔台米德再也不能仰赖天佑了，他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穆尔台米德就考虑向北非强大的穆斯林尤素福·伊本·塔什芬求助。
这位尤素福·伊本·塔什芬原本是塞内加尔岛上的穆比拉人首领，而所谓的穆比拉人却是由一些狂热而极端的穆斯林宗教主义者所建立起来的军事修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非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莱木突奈人，这些人终生不解除脸上的面罩，以彻底铲除世界上所有的异教徒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西北非，并修建了马拉库什城作为新的帝国首都。这些新的穆斯林成员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以其强势的姿态展示着其惯于争斗的风格。
对于这样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即使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也心存疑虑，他们警告穆尔台米德说：“一个剑鞘里不能插进两把宝剑。”
而穆尔台米德却回答说：“我宁愿到非洲去放驼，也不愿去卡斯蒂利亚放猪。”
不太清楚非洲的放驼生涯较之于卡斯蒂利亚的放猪好在哪里，但当时穆尔台米德就是这样选择的。
就这样尤素福本人最终还是接到了邀请，率领他的两万余名戴着面罩的铁血战士踏上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宰拉盖与卡斯蒂利亚的军队相遭遇，并全歼了阿方索六世的军队，只有阿方索六世本人带了不足300人死里逃生，但是那些沦为战俘的基督徒战士们，却全被尤素福残忍地屠杀了。虔诚的尤素福将基督徒的首级垒成了一座高高的方尖塔，据说这恐怖的建筑是用来供穆斯林做宣礼用的，之后尤素福还把四万颗首级带回了北非，作为这次征战的战利品。
然后屠夫尤素福返回了北非。
然后他又回来了。
他第一次来到伊比利亚，是应穆尔台米德的邀请。而他再度回到西班牙，应该是听从了真主的召唤。
1090年11月，尤素福的征服军占领了格拉纳达，此后不久，塞利维亚和整个西班牙南部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可怜的哈里发——穆尔台米德被与他拥有同宗信仰的士兵押送到了摩洛哥，但是尤素福认为放驼这种职业对于曾经的一位哈里发来说未免太过于奢侈了。他将穆尔台米德监禁起来，不允许他从事任何职业，所以穆尔台米德只能依靠着宠姬与女儿的纺织勉强糊口，就这样穷困潦倒地度过了他的余生。
半岛的收复运动受挫，穆比拉人的宗教狂热持续影响着历史进程。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两大阵营对决陷入了僵持状态之中。
【吹响东征的号角】
对于我们来说，侥幸从穆拉比人的弯刀下逃得性命的阿方索六世，理应更为熟悉才对，因为他就是我们在讲述葡萄牙的历史时所说的那位莱昂国王。我们还记得，来自法国的两名骑士——雷蒙德和恩里克兄弟，他们正是宣誓了效忠于阿方索六世的。
雷蒙德得到了国王的长女唐娜·乌拉卡，但他却在穆拉比人手下吃了败仗，其后果导致了穆拉比人对西部杜罗河一带的大举入侵。于是阿方索六世就走马换将，将雷蒙德的兄弟恩里克——我们还记得，他娶的是阿方索六世的次女唐娜·特莱莎，还有一件为我们所忽略的事情是：唐娜·特莱莎实际上是阿方索六世的私生女儿，这就意味着——恩里克的地位多少显得有些尴尬，所以阿方索六世将他换到与凶悍的穆拉比人正面交锋的位置上，却让雷蒙德去对付沿海的维京海盗，这样的安排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穆拉比帝国取得了他们在西班牙南部的稳固地位，尤素福惯常的残暴风格势必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帝国的正常运行。事实上，尤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被人称为“虔诚的阿里”，就已经印证了半岛上居民的艰难处境。
而在基督阵营中，阿方索六世死了，他的女儿——雷蒙克的妻子——唐娜·乌拉卡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女王，而恩里克则感到非常郁闷，葡萄牙的离家出走自立门户行将提到议事日程。这时候阿拉贡王国取代了卡斯蒂利亚在基督阵营中的地位成了领导者。
与此同时，面对伊斯兰教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基督教皇乌尔班在克勒蒙发起了神圣同盟运动，一支由法国骑士所组织的军队发起了对萨拉戈萨的进攻，但是我们熟悉的雷蒙德先生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他遭遇到了历史上任何人也未曾战胜过的强大对手：衰老与死亡。
雷蒙德的死，导致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唐娜·乌拉卡成为了寡妇。
阿拉贡的国王“勇士”阿方索——看到这个太过于熟悉的名字，我们就知道麻烦要来了。我们的麻烦和女王唐娜·乌拉卡的麻烦——阿方索不失时机地向女王求婚，女王答应了他，因为他们双方都急于通过联姻的方式迅速地将半岛的基督教国家统一起来。
没有丝毫的爱情成分，纯粹是以从对方那里获取利益的婚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阿方索和唐娜·乌拉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了这起家庭矛盾之中，先是贵族，平民，而后是军队。
内战！
幸好有教会赶来调停这起过于激烈的家庭矛盾。教会宣布：由于阿方索和乌拉卡两人存在着血亲关系，所以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应该立即废除。
这起莫名其妙的婚姻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勇士”阿方索愤然返回了他的阿拉贡，投入到了他最喜爱的抵抗穆拉比人的战斗中去，他在响应了教皇吉拉修二世所号召的神圣同盟运动之后就死掉了，由于他没有子女，就留下遗嘱要将他的全部遗产捐献给教会和几个不同的骑士团，幸好贵族们及时地阻止了这个荒唐的遗嘱，选出了他的兄弟——教士拉米洛出任阿拉贡的新国王。为此教皇不得不颁发了许可证书，准许拉米洛二世还俗结婚。
而在卡斯蒂利亚，我们知道，女王乌拉卡去世之后，她的儿子阿方索七世继承了王位，这时候他那位出生于葡萄牙的表亲兄弟对自己的母亲特莱莎发动了成长战争，阿方索七世疲于奔命地赶去劝说调停并亲自参加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葡萄牙的独立战争何以会以如此绅士的方式来解决了，半岛上的局势过于错综复杂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阿方索七世没有被逼到发疯，反而在后来成为了西班牙皇帝，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
新的国家次第出现，这其中不停变动的地域疆界足以让最有素养的史学家为之发狂。比如说，纳瓦尔在勇士阿方索死后脱离了阿拉贡王国，这样一来，阿拉贡的统治疆域就明显缩小了。幸好那位刚刚脱下教士黑衣服的拉米洛二世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拉米洛就将女儿嫁给了巴塞罗那伯爵雷蒙·贝伦格尔四世，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将他女婿的加泰罗尼亚王国划归到了阿拉贡的统治之下。
1145年12月，教皇尤金三世号召并发起了第二次神圣同盟运动——或者称之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更易于我们理解——教廷同时宣布，凡参加针对于伊比利亚的穆斯林作战的十字军战士，享有与圣地十字军战士的同等待遇。这道命令彻底打破了半岛上的均衡局势，来自北欧的攻城机械和来自于意大利的舰队涌入西班牙，穆拉比人在基督阵营地全面反攻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半岛的局势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乐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两个国王甚至已经签订了如何瓜分穆斯林势力范围的正式协议，剩下的事情，就只是这份协约的认真履行了。
但是，基督徒显然低估了未来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穆拉比帝国，由嗜血如狂的尤素福·伊本·塔什芬所亲手缔造的这个极端帝国远不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脆弱，当穆斯林陷于他们的绝望的处境而无限悲观之时，新的先知诞生了。
穆罕默德·图迈尔特。
先知的临世势必会重新鼓舞起穆斯林心中那旺盛的斗志，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云变幻，行将进入一个称得上是血雨腥风的时代。
【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十字架】
基督阵营的步步紧逼，促使穆拉比人所建立的帝国接近于覆亡地带，导致帝国丧失自我保护能力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王室与贵族的虔敬心不足，只知道一味地贪图享乐。穆斯林那森严的戒律在这些人眼里看来简直不算什么，甚至连国王的妹妹在出门游乐的时候，脸上都没有戴上面罩。
即使是国王本人，也没有理由蔑视神圣的戒律——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国王的妹妹必须要为她的任性与不虔敬付出代价。
她在街头遭到了来自平民的殴打。
传说敢于动手殴打国王妹妹的，正是穆罕默德·图迈尔特本人。
这位穆罕默德·图迈尔特出身卑微，模样长得矮小而丑陋，但是他对于教义的虔敬却使他赢得了民众的尊敬，而他自己更是抱有强烈的圣洁愿望，并自称“马赫迪”的先知。他决心要排除已经渗入到神圣的伊斯兰教中的杂污，恢复教义的纯洁性，并由此发起了一场政治与宗教改革运动。
这位狂热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于1130年死去，而他的伟大继承者——阿卜杜拉·穆敏则推翻了穆拉比帝国并取而代之。这同样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君王，他建立的功业是如此之辉煌，比之于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单地说，由穆敏所缔造的穆瓦希德帝国是伊斯兰首次对北非的统一，而且是非洲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为了与自己的功业相称，从此穆敏自称阿里发。
穆瓦希德帝国在崛起之后，就重创了基督阵营的势力，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军队被驱出安达卢西亚，阿方索七世就是在这次撤退中死于非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岛的局势将在穆瓦希德崛起之后而彻底改观——重新为阿拉伯人所占据。但是，历史的行进总是透露出无尽的悲怆，正如穆斯林人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他们要“拯救整个世界”，在他们拯救了穆斯林自己之后，又拯救了基督徒。
这正是哈里发阿卜杜拉·穆敏所面对的现实，他除了要彻底铲除基督徒的军队之外，还必须面对着他同宗的“兄弟”，这其中还包括了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联军，以及穆斯林人自己雇佣来攻打同宗的基督教骑士。
穆西亚和瓦伦西亚的“狼王”穆罕默德·马丹尼什不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穆瓦德希帝国，但是面对强大的穆瓦希德的军队时，马丹尼什又力有未逮，于是半岛的战争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至少对于阿卜杜拉·穆敏的军队来说，这是件殊难理解的怪异的事情：
他们的敌人不再是此前那种手持十字架的武士，而是一手拿《古兰经》，另一手持十字架。
基督徒雇佣军与瓦伦西亚的穆斯林联军有效地终止了穆瓦德希帝国的前进，而对哈里发本人来说，更麻烦的事件还在后面。
葡萄牙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独立。
在奥里克，五个穆斯林的首领组成了强大的联军，试图阻止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们还记得，战役打响的那一天，正是葡萄牙人的“圣地亚哥节”，弱小的葡萄牙军队是如何将强大的对手挫败的，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但不管怎么说，年轻的阿方索一世被这场胜利所鼓舞，雄心勃勃地想得到里斯本。
或许是出自于恩里克的原因，他的儿子阿方索一世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法国的骑士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雷蒙德和恩里克，法国的骑士在维护他们的荣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天分。里斯本的围城之战持续了四年，而且看起来，这种持续状态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
4年之后，一支由英国人、弗莱米人和德国人所组成的第二次十字军分队途经葡萄牙，奥普陀主教听说了之后立即赶去见他们，劝说这些骑士们加入到围攻里斯本的葡萄牙军队中来。骑士们显然找不到什么理由回绝这一建议，在这支主力军的帮助之下，阿方索一世只花了4个月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里斯本的沦陷——或是收复也好，总之它已经归属了葡萄牙。
阿方索一世向着他更高的愿望迈进，他希望自己成为葡萄牙的国王。
教皇尤金三世承诺：只要葡萄牙每年向教廷贡献两斤黄金，阿方索一世的愿意立即就可以得到满足。
阿方索一世继续前进，现在他更看重骑士团的重要作用了，他委托新任的里斯本主教——英国人黑斯丁斯的吉尔伯特回他的家乡去为葡萄牙募集更多的十字军——去英国募集而非法国，这件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然后阿方索一世陷入了他和莱昂、卡斯蒂利亚两个基督徒王国的冲突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阿方索一世最亲密的战友、葡萄牙王国中最杰出的将领与永久性的传奇——无畏的杰拉德，他号称“葡萄牙的熙德”。正是他率领着骑士团驰骋于葡萄牙南部，将葡萄牙的版图画出了一个经历了千年之久从未曾有过任何变化的长方形。
但是葡萄牙终究要失去它的伟大传奇，这正如一个成熟的人终将失去他的美丽幻想。
杰拉德——这位伟大的军事将领开始走向了他的悲剧——和他的国王阿方索一世在与西班牙的冲突中一起沦为了卡斯蒂利亚人的俘虏，他们被迫交出了卡斯蒂利亚人索要的领土，这才得以释放。
很难说正是这次事件才构成了杰拉德与阿方索一世的冲突，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能够承担调解的职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整个葡萄牙大为震惊：
葡萄牙的传奇与骄傲投奔到了穆瓦希德帝国的阵营。
一个基督徒投入到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之中。
可怜的杰拉德，他在那群脸上终年蒙着面纱的伊斯兰人之中，会感觉到快乐吗？
但是，穆斯林对于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投诚无疑是持热烈欢迎态度的。杰拉德被任命为摩洛哥的总督，就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然后哈里发却下令处决了杰拉德，罪名是他企图将葡萄牙军队引入非洲。
这项指控是真实的吗？
杰拉德对基督的背弃，是否隐藏着葡萄牙一项深远的政治阴谋？
也许历史远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复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穆瓦希德帝国的新任哈里发尤素福一世亲率大军进攻萨塔兰，可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远不如哈里发所期望的那样美满——葡萄牙的守军发动了偷袭，袭入了穆斯林的大营并重伤了哈里发本人，哈里发在撤退的途中含恨死去。
此后是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葡萄牙的新国王桑绍一世幸运地搭上了这一趟班车——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就是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的人物原型——桑绍二世的贡献理应在历史上获得更高评价才对，在这次征战中有6 000名穆斯林战俘遭受到了十字军战士的屠杀，从北方赶来参加圣战的英国人、德国人和弗莱米人必须要对这一罪行负责。然而这些北方屠夫还想对希尔夫城下手，正是桑绍一世及时地阻止了他们。
这时候“全穆斯林的长官”穆敏的孙子曼苏尔横空出世了，这位穆瓦希德的第三任哈里发为他的民族和信仰带来了荣誉，甚至连萨拉丁本人都对他的英雄业绩表示出了由衷的钦佩。但是，阿拉科斯战役最多只能称得上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回光返照，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是决不会认可这一点的，他的军队在阿拉科斯遭到曼苏尔的全部歼灭，阿方索八世只身逃到了托莱多避难。
此后是双方长达十年的厉兵秣马和广结外援。
然后是1212年的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圣教大决战。
这场决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总人数超过100万人，仅由第四任哈里发纳希尔所率领的穆斯林战士就有60万人，但这位哈里发运气糟糕透了，他遭到了欧洲历史上最强硬的教皇——英诺三世。
面对穆瓦德希大军的咄咄攻势，英诺三世坚信：决定西班牙基督教历史命运的时刻到来了，他向全欧洲发出紧急呼吁——尤其是向法国南部和普罗旺斯的贵族们发出求援，要求所有的基督信徒放下他们的饭碗和农庄，火速增援伊比利亚。
基督教联军迅速地在托莱多集合起来，包括了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城市民兵、宗教骑士团、雇佣军、彼得二世统领的3 000名阿拉贡骑士和大批加泰兰十字弓手，葡萄牙和莱昂的分队，纳瓦尔国王桑绍七世的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远道自南法和欧洲各地的骑士，这些亡命徒刚一赶到，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血洗托莱多的犹太人社区，打算在战役打响之前先捞上一把。
而最令人失望的是法国骑士，他们赶到得还算及时，但退出得更为及时，还没有遇到穆瓦德希军队的影子，他们就纷纷退出了，理由是天气太热以及行军太累，而他们——他们显然是把这次战役视为了一次愉快的旅游，现在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足够的快乐，是应该回家的时候了。
孤独的西班牙人在别人退出的过程中继续前进，7月12日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两支军队终于在穆拉达尔山脚下的隘口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相互发现了对方。
13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会战即将打响。
穆斯林的大军排成三列，前面是柏柏尔和阿拉伯轻骑兵及弓箭手，后面簇拥着哈里发本人的黑人近卫军。纳希人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古兰经》——历史学家猜测说，如果哈里发知道这本神圣的教义需要他本人整整高举四天四夜的话，他当时肯定会换一个姿势的——纳希尔以他那悲悯的眼神俯视着这些异教徒，真主作证，纳希尔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不知悔改呢？
双方对峙了整整四天，直到16日清晨，联军才突然行动，战役正式打响了。
西班牙军队的左翼是阿拉贡的彼得指挥，右翼由纳瓦尔的桑绍指挥，阿方索八世坐镇中军——他老人家从托莱多的修道院中终于平安地逃了回来。阿方索八世的身边，是手持十字架的托莱多大主教罗德立哥。
公正地说，这场战役的胜利，一半要归功于这位不会拿剑的大主教，他出现在战场上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且他在战争的过程中，不断地为他的信徒们打气：“教友们，让我们为了圣战而牺牲在这里吧！”
再没有像大主教本人的激励更让基督战士们热血激奋的了，他原本可以不在这里，而是在更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他的选择却让每一个基督战士深切地意识到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应该说，那些簇拥着哈里发的穆瓦德希战士们也应该有这种激奋的信念才对，但是他们的防线还是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血战之后，被基督联军攻破了。
哈里发的黑人近卫军投入了战斗。
联军的攻势被遏制，被迫节节后退。
阿方索八世孤注一掷，亲率后备队组织起了冲锋——他显然是疯了，但战场上需要的不是理性，结果就是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这种疯狂面前吓破了胆，掉头落荒而逃，纳希尔和他的黑人近卫队暴露在基督联军的长矛之下。
纳希尔只身逃脱，超过10万的伊斯兰战士遭到了卡斯蒂利亚骑士的疯狂屠戮。
至此，半岛局势尘埃落定，再无悬念可言。
【混乱中的和谐与兴起】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时代正式结束了。
在古都科尔瓦多，宏伟的清真寺被改成了教堂，卡斯蒂利亚的菲迪南三世在杰恩条约中承诺说：保证为穆罕默德保留他的格拉纳达作为穆斯林的最后庇护所——但我们都知道，这道条约形同废纸，他终将在此后的时代以穆斯林人的悲惨命运作为一个残忍的标记，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西班牙民族的性格缺陷。
在昔日的穆瓦希德帝国的首都塞维利亚，穆斯林居民全部被赶走。
远在突尼斯的阿拉伯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兄弟在帕尔玛遭到屠杀与血洗，却无能为力。
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会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除了格拉纳达之外，整个安达卢西亚、阿尔加维、穆西亚、瓦伦西亚的穆斯林领地全部被三个基督教王国所瓜分：
卡斯蒂利亚！
阿拉贡！
以及葡萄牙！
截至现在，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进程仍然在循规蹈矩地行进着，我们从其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崛起”于世界。事实上，相对来说，西班牙的历史甚至比葡萄牙更短，如果说葡萄牙的行为模式类同于一个青春蒙昧时期的少年的话，那么西班牙，他更多地像是基督家族中因为头脑不清醒而失去了继承权的长子，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西班牙人的行为模式带有着明显的癫痫症状，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切入了人类的潜意识之中。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怪异事件，是人们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关系进行思考的。
西班牙人最具自毁性质的莫过于针对于穆斯林人的血腥虐待及宗教法庭的设立，简单地把这些责任归咎于伊莎贝拉一个人显失公正，在这里存在着的，与葡萄牙一样，是一个成长中的群体的主动选择。
卡斯蒂利亚迎来了阿方索十世的统治时代，这应该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但是他们自己却拒不承认这一点。
这位阿方索十世如果拥有更为理性的国民的话，他的事业决不会像现在这样默默无闻。他是一位知名的天文学家，曾经针对于托勒密体系中的漏洞说过这样的话：“我若是上帝的顾问，就会向上帝提出星体应如何运行的建议”，他是欧洲人中少有的几个在天文学上可以跟阿拉伯人相抗衡的学者之一，这是国王的荣誉，但却是西班牙人自己的耻辱——那些徒有虚名的西班牙学者们，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研究与贡献，竟然及不上一位国事繁重的国王，难道他们自己不感到羞愧吗？
他们的确感觉到了羞愧——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无知，而是为国王本人。
西班牙人说：国王研究天，却失去了地——这是非常情绪化的评价，其中所充斥着的厚颜无耻足以令任何人为之惊讶，那么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不过是一个缺乏最起码理性的极端行为者，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是那样的疯狂扩张，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如此。
除此之外，阿方索十世还是一位法律事务方面的专家，他奠定了西班牙的法律体系，并亲自主持撰写了《法律集成》一书。
西班牙人曾是如此地接近理性的道路，而且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选择了远离他们的目标。
1357年，阿方索十世在攻克阿尔戈西拉斯之后，病死于营中。虽然此时直布罗陀仍然未能收复，但是，柏柏尔人再也无法左右西班牙人的命运了，他们终于可以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一种更为任性的极端模式！
此后阿拉贡人进军地中海，并利用西西里晚祷事件对驻扎在那里的法国人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
此后阿拉贡人据有了西西里，并建立起了他们的商业王国。
半岛局势恢复了平静，带来的是大批雇佣军的失业，于是这些职业战争专家就转向了东方，为拜占庭帝国效力，但是他们差不多都被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因为他们的雇主认为他们太过危险。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蔓延带来的是阿拉贡地中海商业王国的衰落，而新继任的阿拉贡国王约翰一世又偏巧是一个诗人，并且死于一次围猎事故中，卡斯蒂利亚趁机占有了阿拉贡。
现在，西班牙人终于有机会面向世界展示他们那近乎疯狂的极端个性！
这种极端的个性就表现在：他们并不介意自己做了什么，重要的是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感觉及反应。
正是这样一种行为心理，所以他们建立起来的不是贸易帝国而是殖民帝国。
同样是这样一种行为心理，他们丢掉了自己曾经到手的一切。
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别人的目光。
正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比葡萄牙更不成熟，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才会这样的极端而不可理喻。
他们只是极端任性的孩子，时时处处挑战极端规范以期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种极端的个性表现早在阿方索十世在专注于天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这位理性的学者在私生活方面却极不严肃，有失一个君王的体统。他与贵妇人埃丽奥诺·居斯曼出双入对形同夫妻，并生下了7个孩子——也有人说是5个，但是数量在这里并不起决定作用，所以阿方索十世的私生子究竟是7个还是5个，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件事意味着对拥有合法名分的彼得的继承权力的威胁和对他母亲的侮辱，所以彼得一世以“传统的西班牙的方式”悍然起兵，发动了叛乱，处死了他母亲的情敌埃丽奥诺。
一个人必须要为他自己所遇到的麻烦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他需要越来越多的麻烦以证明自己的时候。
1351年，彼得一世迎娶了法国公主——波旁家族的布兰琦为妻，但是布兰琦刚刚到达巴拉多利德，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彼得一世的异母兄弟——也就是被彼得一世处死的贵妇人埃丽奥诺的亲生儿子，这时候他正担任着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团长。征服布兰琦，这应该看做是王朝政治的延续，表明埃丽奥诺的势力依然存在着并继续挑战彼得一世的权威。
彼得一世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他那鲜明的“西班牙风格”。
他下令处死了情敌。
而后被指控为通奸的布兰琦也神秘死亡。
与正发生在葡萄牙的父子之间温和的冲突相比较，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极端，什么又叫越轨与任性。
极端的措施就像是从山坡上往下推石头，你推下去的可能只是一小块，而最后得到的却有可能是一次天崩地裂式的山崩——彼得一世所面对的情形，正是如此，他的残忍与血腥势必引来同样的残忍与血腥，这是人世间屡试不爽的铁律。
特拉斯塔马尔伯爵亨利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亨利伯爵是埃丽奥诺的另一个儿子，他的母亲被彼得一世处死了，他的兄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那么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为了母亲，为了兄弟，更是为了自己，亨利伯爵起兵叛乱。
亨利的同盟军、百年战争中的法国英雄伯特兰·盖斯克兰带着他的雇佣军加入到了亨利的阵营之中，他们拥戴亨利在布尔戈斯称王，并真诚地赞同亨利打算拿彼得一世的老婆和女儿来玩玩的决定。
彼得再一次显露出了他那冷血而残忍的面目，他处死了所有与亨利接触过的人——这种粗暴野蛮的行为再一次地暴露出了他性格中不成熟的极端成分，他是那么容易地迁怒他人，而且做事不计后果，只图一时痛快。
正是这种不成熟的性格使得彼得作出决定：向法国的敌人——统治法国南部的黑太子爱德华求助。继克勒西和普瓦提埃之后，黑太子很乐意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第三次教训教训法国人，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亨利伯爵和盖斯克兰的军队在黑太子的弓箭手下溃不成军，连盖斯克兰元帅也沦为了黑太子的俘虏。在这笔战争生意中，盖斯克兰蚀尽了老本——为了赎回自由，他支付了很大的一笔钱。
亨利侥幸逃脱，但他并没有为这次的失败而气馁，因为他知道英国人不会太久地停留在半岛上。果然，英国人不久就退走了，亨利伯爵和他的法国雇佣军再次卷土重来，这一次，却不会再有人肯帮助任性的彼得一世了。
次年——也就是1368年，亨利联军在托莱多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残酷的”彼得一世，彼得在突围中被抓获。不同于英国人所奉行的游戏规则，亨利为他的异母兄弟也提供了一次机会——两个人的殊死血搏。不能确定这场光明正大的决斗是否真的公正，因为结果正是亨利想要的，他用匕首捅死了他这个不共戴天的异母兄弟。
考虑到曾经沦为英国人俘虏的盖斯克兰元帅正在他的庄园里享受着自由的快乐与悠闲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西班牙人的游戏法则明显过于严厉了，这种严厉的法则更多地取决于结果而非过程，这就偏离了游戏的本身，让他们的未来因为过于明朗而变得乏味起来。
亨利拥有了西班牙，并继续帮助法国人对英国进行报复性作战——这个爱记仇的家伙，他的行为模式与法则与彼得一世同出一辙——4年后卡斯蒂利亚的舰队重创了英国人，从此使西班牙保持着他们的海上优势长达200年。
到了亨利三世的时代——1401年——被挤压在格拉纳达的穆罕默德七世突然打起精神卷土重来，但穆斯林重返半岛的希望在5年后化为了泡影：洛斯·克莱哈里斯一役再度使穆斯林回到了他们的格拉纳达。
亨利三世还未来得及惩罚穆斯林就去世了，现在轮到他的儿子约翰二世即位，他在教皇尤金四世鼓动的十字军的支持下曾与穆斯林有过一番拉锯战，但这次又让穆斯林人占到了上风，这就导致了约翰二世的执政时代黯然无光。
约翰二世的统治虽然没什么起色，但在惹麻烦方面却颇有几分创意。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是阿拉贡王国的玛丽亚，后来即位的亨利四世正是她所生。约翰二世的第二个妻子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她生了一个女儿，名字也叫伊莎贝拉，还生了一个儿子阿方索。
而后亨利四世也娶了两任妻子，第一任是纳瓦拉的布兰卡——她因为没有生育而遭到废黜。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是葡萄牙的胡安娜，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贝尔特拉尼娅。
现在西班牙人的麻烦在于，来自于葡萄牙的王后胡安娜，她的私生活很不检点——有关她的秘密情人的传说在民间悄然流传，虽然这只是她和丈夫亨利四世两个人的事情，而且亨利四世的名声也不见得比他的妻子好在哪儿去，但这种情况却为胡安娜的生女贝尔特拉尼娅的血统是否纯正带来了疑点。
托莱多大主教认为自己有责任匡正基督世界的道义，于是由他率先发难，带领一群贵族正式宣布废黜国王亨利四世，并声称亨利四世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女，无权问鼎王位。他们拥护亨利四世的异母妹妹——约翰二世和伊莎贝拉生育的阿方索为王储，但是命苦的阿方索却在这一片拥戴之声中死掉了，死时年仅15岁。有人说阿方索的死是亨利四世干的，这种指控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只是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于是大主教及其支持者们转而支持亨利四世的异母妹妹、约翰二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年仅17岁的伊莎贝拉为王储。
亨利四世徒劳地想阻止这件事情，但是伊莎贝拉，这个最终使西班牙走上霸主顶峰的女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她派人秘密地与阿拉贡王子菲迪南谈判，以婚姻为筹码换取双方更加稳固的权力。事情泄露后她被亨利四世囚禁了起来，但她还是逃到了自己的支持者——阿拉贡大主教那里。这位大主教违背了基督的教义，替她和她的堂兄弟菲迪南出示了一纸假的许可——当时的法律规定，堂姐和堂弟结婚必须得到教皇的许可——最终这两个最具智慧头脑的政治生物结合了，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亨利四世的勃然大怒。
怒不可遏的亨利四世孤注一掷，宣布自己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将成为西班牙的新女王，同时派出军队去逮捕伊莎贝拉。但是军队却遭到了大主教鼓动起来的民众的抵抗，最终使得这次逮捕行动流产了。绝望之中的亨利四世不得不向他的法国盟友求助，他决定把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吉恩斯公爵。但是路易十一却担心这一婚姻会导致吉恩斯公爵的势力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因此派人把自己的弟弟吉恩斯公爵给毒死了。
亨利四世没有丝毫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痛苦地忏悔，发誓说他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是合法的，但没人听他的。伊莎贝拉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出兵支持他的外甥女贝尔特拉尼娅，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伊莎贝拉也有着葡萄牙王室的血统，在这种潜在的心理支配之下，尽管葡萄牙的军队取得了南部王国的支持，但仍然没有任何理由取胜。于是志得意满的伊莎贝拉在托罗战役中将葡萄牙军队赶走之后，就将她的外甥女贝尔特拉尼娅驱赶到修道院中去了此残生了。
菲迪南王储在伊莎贝拉即位的次年，也登上了阿拉贡的王位。
现在，卡斯蒂利亚终于和阿拉贡结为一体了，此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阻挡西班牙行进的脚步。
默默地于格拉纳达的清真寺里作着祈祷的穆斯林们已经听到了半岛上空敲响的丧钟。
这丧钟也于同时为西班牙自己敲响。
【弯月旗下的最后挽歌】
坦白地讲，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绝不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且她似乎也没有什么优雅可言，这个长着圆脸，一双褐色眼睛和深色金发的女人，她自幼在卡斯蒂利亚的乡间城堡中长大，她的父亲似乎无意让她受到将来成为一个女王的系统性训练，她本人更不在意这些。但应当承认，她还是有着许多优点的，精力旺盛，富责任感，对于宗教比别人表现得更为虔诚——最后这个因素将会构成西班牙人及穆斯林、犹太人的必然悲剧，这一点就使得西班牙更接近了葡萄牙——他们终将在过于狭隘的信仰路上狭路相逢——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是对这个原因作出无益的说明而已。
客观地说，不要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在整个欧洲，也很难找到比这个女人更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了，她对于自己所需要的是如此熟稔，可想而知早在乡间城堡的时候她就一千遍一万遍地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她选择菲迪南做她的丈夫，搁置葡萄牙而先将阿拉贡合并在卡斯蒂利亚的版图之内，正是因为菲迪南身上有着诸多她需要的东西——他是在加泰罗尼亚内战的混乱中长大的，从小就受到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此外他在军政行动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是葡萄牙人所无法给伊莎贝拉的——而她又是多么的需要这些东西啊。
这是一对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夫妻，他们之间既没有什么爱，也不存在着怨恨，但是出自于女人的天性，伊莎贝拉对菲迪南的不忠极为不满，而且她也无法忍受丈夫那过多的私生子的任性所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力量也无法撼动，因为他们都像对方那样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很少见面，各自拥有着自己的枢密会议、宫廷和政府，但这两套行政体系所运行的轨道却是如此的和谐一致——菲迪南有着被马基雅维利称道的精明狡猾的政治头脑，而伊莎贝拉在魄力和远见上更胜对方一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和谐完美的夫妻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之间还需要什么不理智的爱情吗？
而这时候，被基督徒重重围困的格拉纳达、穆斯林最后的宫殿，已经顽强地固守了整整300年了。
穆斯林人之所以能够支撑得这么久，得益于格拉纳达险要的地形。这座森严的城堡坐落于塞拉·内华达和贝提·科蒂莱拉山脉的包围之中，只有几条险峻的山路才能到达，而这些道路都被坚固的要塞城堡守护着，勇敢的穆斯林忠实地守护着他们最后的故乡，抵抗着他们宗教的敌人。尽管势单力孤，但他们已经用了整整30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
但是现在，一切都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格拉纳达的苏丹哈桑·阿里爱上了一个女基督徒索拉雅，为了回报苏丹，这个女人改信了伊斯兰，然后赶走了王后法蒂梅。但是这个终生用面纱遮住她美丽脸庞的女人不肯罢休，她逃到瓜迪斯，把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加冕为格拉纳达国王，并组成了一支军队与自己的丈夫作战。
祸起萧墙之际，苏丹哈桑·阿里仍然拒绝向基督人朝贡，并攻占了卡斯蒂利亚的城堡扎哈拉。伊莎贝拉和菲迪南这对夫妻立即在科尔瓦多集结军队，但随即被哈桑·阿里击退。次年哈桑·阿里再次成功地袭击了一支由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所指挥的军队，这时候哈桑·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也想趁此良机进攻卢塞纳，结果却兵败被俘。
伊莎贝拉和菲迪南很清楚这个王子的价值，他们在1483年8月与这位穆斯林的王子签订了科尔瓦多条约，答应用西班牙的军队帮助他恢复王位。
两年以后，哈桑·阿里死去，王位由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十一所继承，但是他马上发现这个王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大麻烦，他面临着基督徒的猛烈进攻，而率领这支基督徒军队的正是他的亲侄子。穆罕默德十一经过几次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兵尽粮穷，被迫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侄子。此后这位国王隐居到了非洲，他身上穿着褴褛的衣服，衣服上绷着一条标带，上面写着：好心人，求你施舍一点给安达卢西亚苦命的国王吧。
但是穆斯林女人法蒂梅的儿子——穆罕默德十二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叔叔多在王位上坐了8年，事实上4年后伊莎贝拉和菲迪南就又回来了，与他们一起来到的还有1.3万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这些西班牙人在攻占了要塞巴扎和阿莫里亚之后，又经过了3年的准备时间，菲迪南亲自率领着1万人马进入了格拉纳达平原，修筑了永久性工事彻底地封锁了格拉纳达，城中的穆斯林人负隅顽抗，但是一座被围困的孤城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期待来自于非洲的援兵？那更是不可能的幻想。
1年以后，兵尽粮穷的穆罕默德十二与菲迪南签订了投降协议。菲迪南许诺说：3年之内，城内的穆斯林居民可以随时自愿前往非洲，愿意留下来的人，基督徒将保证他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条件，如果穆罕默德再予以拒绝的话，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1492年1月2日，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位国王宣布放弃抵抗。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帮助，这位国王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投降的机会。
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整个欧洲的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同一时间敲响了，基督徒们在庆祝他们的盛大节日。
而失意落魄的穆罕默德十二、这位安达卢西亚最后的伊斯兰君主却只能带着他的母亲和妻子，踏上了凄凉落寞的流放之途。途中，当他扭过头去，再看一眼他那曾经的首都的时候，他的母亲，那位鼓励他奋起反抗父亲的强悍女人法蒂梅厉声斥责道：
“你未曾像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怪不得要像妇人一样流涕痛哭！”
同他的叔叔一样，穆罕默德十二世也流落于非洲——仍然是和他的叔父一样，他的后代从此沦落成了乞丐。
穆罕默德在上面哀叹泣别的那个高地，因此而得名为“摩尔人最后的太息”。
但是这个名称绝对不确切。
事实上，穆斯林的叹息只不过刚刚开始。
因为伊莎贝拉在这里。
西班牙人那极端的个性，在这个女人身上终将体现到极致。
一如葡萄牙。
他们原本是兄弟。
【黑暗时代的落寞】
葡萄牙的宗教狂热曾经抚育出他们的“希望”塞巴斯蒂安，正是这位年轻的国王亲手葬送了葡萄牙的盛世。而西班牙，它那比之于葡萄牙更为狂热的宗教热忱却因为他们过于任性与放纵自己，而走上了另外一条离奇的道路。
比如说：他们仇视犹太人——却和一个犹太人签订了地理大发现的合约——这个犹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此前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事件之于西班牙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让我们重新审视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云变幻，我们应该能够回想起来，当来自于北非的穆拉比王国在半岛上渐而走向他的衰落之时，一个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图迈尔特——他只是一个贱民，身世微寒而且模样丑陋，却以他那近乎疯狂的宗教狂热缔造了全新的穆瓦希德帝国，一度为半岛上的穆斯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险些让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付诸东流。
毫不夸张地说，宗教的作用与意义很可能超乎于我们的想象——而伊莎贝拉，和她的堂弟丈夫菲迪南，比任何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知道1492年对这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的时代，是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的时代，是拉斐尔的时代，是提香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新教伦理全面兴起的时代，教会势力对其的压制与其发展势头同样强劲的年代，而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正以抄本的形式在贵族沙龙与闺室中秘密流传。
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原因，西班牙建立起了他们的宗教法庭。
但是，轻率地将西班牙在宗教方面不可理喻的狂热解释为他们的任性与过于极端的性格，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的是，伊莎贝拉的生母死于精神疾病，而她和她那英俊的堂弟生的女儿胡安娜，却同样将这种困扰带给了西班牙人。
关于这位在欧洲病理学上有着突出“影响力”的女儿，伊莎贝拉女王在给西班牙驻佛兰德大使的信中写道：
“她对我说话十分无礼，若不是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她对我的侮辱与不敬。”
女王的御医在写给菲迪南国王的信中也写道：
“我们认为女王的生活受到了公主殿下的严重干扰，我们祈祷这团邪火（指胡安娜）早日熄灭，她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一直都在影响着女王陛下的生活和健康。”
事情远不止如此——实际上，胡安娜的丈夫，英俊的菲利普亲王比任何人更为讨厌他的妻子，想一想她对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吧，她苦苦纠缠着他，不允许他在外边寻花问柳——这好像无可厚非——而且她总是身藏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并曾经袭击了一名她认为和她的丈夫有染的侍女，剪掉了对方的头发，还狠狠地扇了她几个耳光。
胡安娜的丈夫受够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就把她锁在了王宫里，每天以虐待她为乐事。而胡安娜对此甘之如饴，并亲切地称呼这位对她穷凶极恶的男人叫“我那世界上最英俊的丈夫”。
在伊莎贝拉去世之后，菲利普和被他长期囚禁的妻子胡安娜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君主，岳父菲迪南显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结果，就干脆利索地毒死了自己的女婿。
这个结果导致了菲迪南的女儿彻底成为了一个疯子，她禁止任何女性靠近丈夫的棺木，据说是出自于嫉妒之心，而她自己则经常地把棺材打开，温柔地拥抱丈夫那散发着恐怖味道的尸体。虽然后来她还是允许别人把她的丈夫下葬了，却是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对于这起怪诞的丧礼，她解释说：
“作为一个寡妇，我灵魂中的阳光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不会再把自己暴露于白昼的日光里。”
听听她的说话，你简直怀疑疯掉的人到底是谁。
一位不知名的僧侣——如果这个僧侣不是心存险恶的话，那么他的宗教妄想狂疾病一点也不比胡安娜更轻——他告诉胡安娜说：她的丈夫将在14年后重返人间。这个荒谬而邪恶的预言导致了西班牙王室中最恐怖的事件发生。
胡安娜虔诚地等待了14年，然后她命人打开了她丈夫的棺木。
她的丈夫当然不会复活——但这件事情——这种对于教会僧侣缺乏最基本的理性的信任，却最终成为了西班牙人的宿命——我们知道，胡安娜之所以如此信任一位僧侣的信口雌黄，实际上不过是受了她母亲伊莎贝拉女王的影响。
对那些患有严重妄想症的教士们的胡言乱语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点在女王伊莎贝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后果也更为可怕。
托马斯·汤戈马达，此人是伊莎贝拉的私人忏悔神父，此人像他的宗教对手穆罕默德·图迈尔特那样地富有智慧与思想——这就意味着可怕的煽动和影响力，此外他比任何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更不近人情，更加不可理喻。
托马斯·汤戈马达极端仇视穆斯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极端仇视犹太教，这在宗教上也说得过去。他还极端仇视清教徒，这是当时欧洲较为流行的时尚，我们不能要求这位神父在这一点上免俗。他仇视一切非基督徒，这就稍显过分了。此外他还极端仇视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种泯灭了他那天赋智慧与思想的偏执念头，他也不会那么热情地鼓动伊莎贝拉在西班牙成立天主教法庭。
托马斯·汤戈马达出任该法庭的法官，同时出任该法庭的陪审团，起诉律师也是他，负责调查取证的调查人角色也由他独自不辞辛苦地担当了起来。他喜欢用火刑来对待所有他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猎物”套上铁皮靴子，在刑讯的过程中往铁靴里灌进滚烫的铅汁，同时命人将铁皮靴子砸扁，这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过程在罗马教皇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甚至曾发生在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身上，因为他公然倡导令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
可想而知，落入刽子手托马斯·汤戈马达手中的牺牲品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这种指控的依据何在，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被刽子手们缚在烧红了的铜柱上哀号呻吟，无论罪名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一例外是要承认的。
托马斯·汤戈马达在火刑柱上烧死了不少于2 000人，如果他不是过于慈悲的话，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翻几倍。
犹太教民成为法庭的主要受害者同样是出自于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坚持，他显然无法理解伊莎贝拉女王和菲迪南在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上的暧昧态度。迫于教会和法庭的压力，伊莎贝拉和菲迪南联合签署了一项布告，勒令西班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改信基督，否则的话，他们必须要在4个月内离开西班牙，而且不允许带走自己的财产。这项布告所产生的效果远比布告本身更血腥，西班牙人中最精明的商人和掌握了技术的手工艺人成批地遭到不明势力的屠杀，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替他们主持公道。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们试图让伊莎贝拉回忆起她在接受穆斯林的投降时的承诺——女王以她神圣的名义，和菲迪南国王一道，曾许诺保证所有的穆斯林的生命安全和信仰自由。但是伊莎贝拉已经记不起来这些了，在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努力之下，数量超过300万的穆斯林或遭到驱逐或是被处死。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怀疑西班牙航海的本质冲动——那仍然是源自于其骨子里的宗教狂热与任性，不断推进的殖民统治区域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宗教法庭的边界扩展，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他们显然从未曾考虑过。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欧洲大陆君临天下的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王朝只是它的一个分支。所以自始至终，西班牙的君主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视为基督阵地最前沿的守卫者，这正如那些在北美洲以野蛮手段攻城略地的各地总督，他们只不过是效命于他们的西班牙国王。
而西班牙，则是效命于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缺乏创新思想的国家竟然能够建立起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表示惊讶或不解，那完全没有必要。
正如伊莎贝拉女王那患了精神疾病的女儿胡安娜死抱住她丈夫那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尸体不放一样，西班牙从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他们的职责与使命，所以不管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出多远，最终他们都会选择这个不变的结果。
被称为热那亚人的哥伦布像女王本人一样看透了她的内心，正是这种高度的智慧洞察力，使得他踏着政治迫害日愈加紧的步子走入了女王的宫殿，女王用她那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个犹太人，难道他不知道由女王亲自签署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已经生效了吗？他那20万同胞此时就在这片土地上陷入了求死无地的境地。而他，却想入非非地向女王提出来一个极度荒唐的探险计划，这真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人们都说，西面的大洋是不可逾越的。”女王冷冰冰地告诉这个异教徒。
“哦，”哥伦布回答说，“那么他们以前是怎么说格拉纳达的呢？”
女王的表情透出几分心不在焉，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说格拉纳达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她已经在这里。
带着她的宗教法庭。
几个月后，当哥伦布终于沮丧地离开西班牙，准备去法国碰碰运气的时候，女王的信使在距圣塔菲城4英里的松木桥村追上了这个犹太人。
他是唯一被女王请回来的犹太人。
目的是为了扩大女王心目中宗教法庭的边界。
新的发现就这样来临了。
在这西班牙最黑暗的时代里。
【征服者和他们的黑暗时代】
每一个人都知道大航海发现的重要意义，除了西班牙的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唐·哥伦布本人之外。
作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中的一方，犹太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西班牙王室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包括了贵族的身份及军方的授衔在内。然后他开始用一份假的航海日志欺骗着那些满脑子迷信的愚蠢的船员，带着他们去寻找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所提及的中国以及日本，据那位信口开河的旅行家说：在那两个东方国家里，黄金多得遍地都是，以至于当地人都不知道应该拿这么多的黄金做什么了。这种传说无疑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没有发现中国，他到达了美洲。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他郁郁寡欢，不久就去世了。
这时候在葡萄牙，一个生计无着，因战争而跛了一只脚的小军官苦苦寻找着他的人生解决方案。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天文学家，这家伙全然不理会哥白尼临死之前在火刑柱上所发出的凄厉哀嚎之声，他仍然相信日心说，并偷偷传播有关地球是圆的这种注定了会引发大规模宗教血案的“歪理邪说”。寻常人等如果听到了这番谬论最多不过是付之轻蔑的一笑，而这个小军官却从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希望。
冒险家麦哲伦与天文学家路易·法莱鲁一拍即合，他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寻找资助者帮助他们实现一次很有可能——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首次环球旅行。
这时候西班牙的国王是那位发了疯的胡安娜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帝保佑，这个年轻的国王神智绝对正常，可是他的后代就不好说了，比如说后来的查理五世——他的神智也是绝对的正常，但正是这种正常的神智带给了他太多的烦恼——因为他的长相极端不正常。据说有一位西班牙农夫在第一次见到查理五世的时候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叫喊了起来：“陛下，你快把嘴闭上，咱们村儿的苍蝇可凶呢！”
倍感郁闷的查理五世于是写信给法国国王，向对方解释自己这个令人不安的外貌特征，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可我不咬人。”
幸好查理一世没有他的后代这种烦恼，但是他那被囚禁在疯人院中的母亲也足够他受的了，所以他赶快与跛子麦哲伦签订了合同。上帝在上，快找点能够引发公众关注的事情来做做吧，他决不希望西班牙从早到晚谈论他母亲的病情。
麦哲伦获得了他的机会，而他的搭档，天文学家路易·法莱鲁却因为通过占星术测算出如果他踏上这次旅程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他宣布退出这次冒险行动。
而麦哲伦却开始了运用各种不入流的手段威胁他的船员们向着茫茫的大海深处前进，并以最残忍的手段对待那些叛变的人，把他们剁成碎块，尽管他对中途逃跑的船只和船员无能为力，但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几条船，逼迫着他们一直向前，向前。直到有一天，海岸上的人们竟然听懂了麦哲伦的奴隶恩里克的马来话，从此这位奴隶成为了世界上首次完全环球绕行的人，而麦哲伦自己，他却在抵达成功的最后关头，在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冲突中遭长矛刺死。
伟大的狂想家麦哲伦死了，他在这次环球旅行中共花费了3年的时间，出发时的5艘船只回来一艘，船上的256个人，也只回来18个人。
麦哲伦的航海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无主土地被发现，殖民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包括哥伦布在内，人们称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人为“征服者”。
评价这些征服者的行为道德不是我们的工作，弄清楚他们是谁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征服者的行为中找到一个共同的模式——如果这个模式真的存在的话——以印证这昔日庞大的殖民帝国崛起并陨落于倏忽之间的原因。
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是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他曾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萨拉曼卡学习，19岁时来到新大陆寻找财富。后来他娶了古巴总督委拉斯克斯妻子的妹妹。这桩婚姻印证了他的能力——在征服女性的那颗柔软的心方面绝对是一个高手——这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1518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墨西哥，次年他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打败了一支印第安人的部队。当地的玛雅贵族十分惊恐，于是送给了科尔特斯20名女奴和许多珠宝，其中有一名叫玛丽娜的女奴后来成为了科尔斯特的翻译兼情人，她成为征服北美的玛雅人的重要力量——有人因此将玛雅娜视为“叛徒”，这种指责实在是毫无道理，这些滥加指责的人显然忘记了玛雅娜只是当地人送给科尔斯特的一件礼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再要求送出去的礼物仍然效忠自己——此后科尔特斯进军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并将迎接他们的阿兹特克皇帝蒂祖马抓了起来。普遍的观点认为科尔特斯的行为明显缺乏道德依据，但我们知道，这正是征服者的惯有风格，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时候科尔特斯遭遇到了麻烦，总督——是他亲自委派科尔特斯来的，但现在他担心科尔特斯会反叛，于是派了军队来逮捕他。但是科尔特斯可不像阿兹特克人的皇帝那样软弱，他立即离开特诺奇蒂特兰前去与逮捕他的军队交战，留下了副官佩德罗·德·阿尔瓦拉留守。不料这位副官激变有方，应对乏策，他在科尔特斯离开后遭遇到了当地人的反叛，佩德罗滥杀无辜，杀死了600个酋长和三千多平民，结果引发了当地的激烈反抗情绪。
这时候科尔特斯的俘虏就起到了作用，他把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蒂祖马带出王宫，命他弹压当地人的反叛情绪，蒂祖马于是顺从呼吁他的人民放下武器，并从此宣誓效忠于科尔特斯，不料这时候突然有一块石块横空飞来，将这位性情温和的皇帝当场打死。
失去了对付当地人的有效武器，科尔特斯只好带领着他的军队秘密地撤出阿兹特克，这次撤退事件从此成为了西班牙人永远的伤痛，并被称为“悲惨之夜”——超过半数以上的西班牙占领军被当地民众打死，所劫掠来的财富和辎重也几乎全部丢失。
次年科尔特斯卷土重来，当他赶到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联军纷纷赶来参与这场推翻自己君主的战争，这里边有一组数字能够说明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
科尔特斯率领的西班牙军队：800人。
科尔特斯率领的印第安人军队：2 500人。
主动加入到科尔特斯阵营中效力的印第安人联军：6万人。
围城时间：75天。
城中战死及饥饿而死的人数：24万人。
这场战争奠定了科尔特斯在西班牙人心目中的地位，此后他先是被任命为“大洋新西班牙总督兼海军大将”一职，然后这一职位迅速地遭到宫廷的褫夺，科尔特斯死于贫困潦倒之中。
另一位名气丝毫也不逊色于科尔特斯的征服者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有理由引起许多人的刻骨痛恨，因为他竟然以仅有177人的军队击溃了印加帝国的8万正规军队。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皮萨罗的行为标志着极端的权力已经失去了其合法的及合理的依据。
我们知道，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华尔帕并不太在意这些外乡人，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同族人有可能对他的任何形式的冒犯——无论是针对他的权力，还是针对他的尊严，这都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因此他颁布命令，凡属超过10个以上士兵的调动必须要持有他的手书，这样他就彻底断绝了同族中那些觊觎他的权力的人利用军事机器威胁他权力的可能。这道命令有效地保护了皇帝本人的权力及尊严，阿塔华尔帕确信他已经高枕无忧了。
所以当皮萨罗率领他的小分队长驱而入的时候，引发的是沿途驻军的无限惊恐，他们不能够在没有皇帝本人的手书的情形下擅自离开自己的驻地去追击这伙陌生人，能把这伙人长驱直入的消息让一个信使飞马报告给皇帝就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了。
但是皇帝本人还没有接到信使的报告，皮萨罗的小分队就已经抵达了他的皇宫，并派人邀请皇帝本人与他们进行谈判。每一个皇帝都愿意向处于自己权力范畴之外的人展示自己宽大的胸怀，阿塔华尔帕没有理由是个例外。于是他来了，还带着他的皇家卫队，但是这些手持落后冷兵器的美洲人不是西班牙军队的对手，他们很快在一场伏击中被击溃，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华尔帕沦为了西班牙人的俘虏。
皇帝本人提出，他愿意以黄金交换他的自由。
皮萨罗当然不会反对这个提议。
不料就在筹集黄金的过程中，印加人的一支军队偷袭了西班牙人，企图营救他们的皇帝。不确定他们是接到了皇帝本人的秘密手书而行事，还是纯粹自作主张。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让皮萨罗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皇帝本人，他必须要与他的庞大帝国脱离关系。
皮萨罗采用了欧洲最典型的方式，绞死了这位皇帝。死前他还做了这样一件事：他强迫阿塔华尔帕皈依了天主教——如果这件事的意义不是证明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边界在扩展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皮萨罗心里有一个隐秘的愿望——他渴望着绞死一个天主教徒，不管他是谁。
印加帝国的覆亡带来的是西班牙远征军的内部分裂，皮萨罗的助手迪戈·阿尔马格罗希望能够与皮萨罗分庭抗礼，但是支持他的军队被拥护皮萨罗的人马打败，阿尔马格罗沦为了俘虏后被立即处死。
1540年9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厌倦了皮萨罗，就指派克里斯托瓦尔·卡斯特罗来接替皮萨罗做秘鲁的总督。但是皮萨罗没有接到这纸命令，在此之前，阿尔马格罗的儿子，小阿尔马格罗以典型的西班牙方式为他的父亲复仇，带人冲进总督府杀死了皮萨罗并接管了权力。而后小阿尔马格罗被克里斯托瓦尔·卡斯特罗所击败，随后就被处死了。
佩罗德·德·巴尔迪维亚也是值得提到的征服者之一，他曾效命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并参加了镇压老阿尔马格罗的战争。等到小阿尔马格罗杀死皮萨罗的时候，巴尔迪维亚已经赴智利做了总督，他首建了智利的首都，并对阿根廷进行了探险，但是当地土著阿拉乌卡诺人不喜欢他，不断地对他发动进攻。1553年12月25日——那一天恰好是圣诞节，巴尔维迪亚被当地人杀死。
征服者也并不都是目不识丁的亡命之徒，希梅内兹·德·奎萨达算得上征服者中的另类，他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萨拉卡大学——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也曾在这所欧洲最著名的大学里学习过——取得了法学律师的学位，他在1536年被派往圣马尔塔做大法官，但是当他抵达之后，却成为了当地的总督。他发现了新格拉纳达，还建立了圣菲波哥大城。此后奎萨达与同样是征服者的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等人抵达同一地点，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征服此地，争执不下之时，他们只好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裁决，国王卡洛斯一世不支持奎萨达，奎萨达一气之下又回去干他的老本行——替人担任法律事务顾问去了。但等到了1550年，奎萨达又被作为元帅以及总督派往波哥大——如今的波哥大堪称南美的雅典，学术气氛浓厚，不知是否受到了奎萨达个人风格的影响。
被誉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的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起初却只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破产商人，1510年他跟随马丁·恩西索的队伍前往巴拿马海岸的达里思湾，在那里建立了居住地。
当地的殖民者认为马丁队长不称职而将其罢免，并自行举行了选举。地区总督尼奎萨认为这是对其任免权力的冒犯，决定惩罚这些殖民者。巴尔博亚加入到殖民者一方并带领他们打败了总督派来的军队，这使他赢得了当地殖民者的支持，西班牙国王顺水推舟地任命了他为达里恩地区的总督兼军队长。此后，巴尔博亚在寻找黄金产地的时候代表欧洲人第一次穿越了巴拿马峡谷，并于1513年9月25日到达了西岸，他比麦哲伦更早地发现了太平洋，并将其命名为南海。
此后，“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达维拉被国王派来了达里恩，从此巴尔博亚改任了巴拿马总督并听命于达维拉。到任不久后达维拉就逮捕了巴尔博亚，但是因为找不到有关巴尔博亚叛乱的证据，达维拉释放了他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
此后巴尔博亚再度被达维拉逮捕，执行这道命令的恰好是征服了印加帝国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史学家坚持认为达维拉这样做是因为嫉妒巴尔博亚的伟大成就，但这种分析无助于解决巴尔博亚的困境。他在被捕之后很快就遇害了，事后证明针对他的指控全都是子虚乌有。
巴尔博亚的死令史学家痛惜不已，因为他是一个温和的征服者，一个杰出的统帅和探险家，对被征服地的印第安人有着征服者少有的尊敬与爱护，从未曾滥杀无辜。史学家甚至希望征服印加帝国的是他而不是屠夫皮萨罗，那样的话当地人不会遭受到血腥的大屠杀，印加文明也不会遭受到灭顶之灾。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固然是人之所愿，但是不要忘了，征服者有其特定的行为模式，凡是在行为表现上与这种模式不相符合的人，必然会遭到淘汰。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借口除掉了巴尔博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理会大主教的请求，他那狼藉的名声为征服者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国王本人也在忧虑这一点。于是国王派较为温和的索萨来接替他的职位，但是索萨却在途中死去了，达维拉继续拥有巴拿马，并在建立了巴拿马城后向北进入了尼加拉瓜地区，此后的余生他一直在那里——和他同样恶劣的名声湮没于他亲手缔造的殖民城市之中。
与巴尔博亚一样，同样不被认可的殖民风格还有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他在25岁的那一年发现了哥伦比亚海岸，并在那里弄到了大批的黄金，不过他在将这些黄金运往多明哥的途中遭遇海难，巴斯蒂达斯死里逃生，但是所有的黄金都沉入了大海。
他失望地返回了西班牙，在那里他的损失稍微得到了一些弥补——西班牙国王安慰了他并愿意补偿他的损失。从此这位幸运儿在西班牙过起了衣食富足的庄园主生活，一直到了他80岁的那一年。很难理解西班牙王室是如何想起这位与世无争的老人的，他们似乎不愿意让他安详地休眠在自己的卧床上，把他派到了哥伦比亚地区进行殖民拓展活动，他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到达了目的地，并在那里建造了圣马尔塔城。
历史学家不无疑虑地将他对当地居民的宽容视为一个老人的慈悲心肠，禁止了部下对印第安人的劫掠活动，这引起了那些亡命之徒的愤懑和不满，一起险恶的刺杀行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策划并实行——针对于一个足够资格成为他们圣使的老人——巴斯蒂达斯遭到重创后去古巴的圣地亚哥接受治疗，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恢复了，毕竟他的年龄太老了。安排这样一个老人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我们或许可以略窥到西班牙人那极度矛盾的心态。
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那过于偏执的行为模式让他们身不由己。
征服者中也不乏非常有趣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就是其中一位，此人有趣并非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而是他的际遇。他似乎命中注定是这起漫长的征服过程的见证者与目击者，他几乎——完全可以说——征服史上的诸多大事，他都曾有幸适逢其会，他甚至给我们这样一种奇怪的印象，似乎他生来就是要见证这一切的。
他曾参与了“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达维拉的队伍并作为巴拿马地峡的向导。
1519年他参与了巴拿马城的建立。
1542年他又出现在弗朗西斯科·科尔瓦多的远征军中参与了对尼加拉瓜的征服，同年建立了莱昂城，他被任命为首任市长。
1532年，他又出现在皮萨罗的队伍中，与皮萨罗一同征服了印加帝国。
1533年，是他带领远征军征服了厄瓜多尔地区，并建立了基多城，一年后又建立了瓜亚基尔城。
1536年他出现在哥伦比亚，并建造了波帕扬和卡利两座城市。
1542年，当小阿尔马格罗为他的父亲报仇，杀死皮萨罗并拒绝接受卡斯特罗的命令的时候，又是他派兵帮助卡斯特罗击败并处死了小阿尔马格罗。
贝拉尔卡萨尔仿佛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精灵，他频繁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地点，并与所有的重要事件相遇，如果不是他的部下豪尔赫·罗布雷多发动叛乱的话，他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在征服历史中，他打败了罗布雷多，并将其判处死刑，随后他遭到滥用权力的指控，这个指控有力地终止了他继续亲历所有的事件，只好返回西班牙去为自己辩护。
他死于途中，而征服者仍然继续前进。
如果说贝拉尔卡萨尔个人的历史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的话，征服者中还真的有人对那传说中的古老神话深信不疑。
庞塞·德·莱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关庞塞的个人历史笼罩在一片迷云之中，没有人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龄。他第一次登陆历史是出现在埃斯帕尼奥拉岛，并立即得到了素有“最残暴的征服者”奥万多的信任。此后他发现了波多黎各港口，并成为了全岛的总督、法官兼军事长官。他开发了这片岛屿，又因为金矿的发现把他自己卷入到了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之中，西班牙宫廷不喜欢他这种过于拘泥的征服风格，就把波多黎各并入了圣多明各，于是我们的征服者庞塞从此就失业了。
神秘的庞塞不肯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于是他向国王提出建议，请求国王委派他去寻找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青春之泉——这样的传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着，但出现在波多黎各，显然有着更深一层的寓意。
当地人坚信，在日落之地的某一个岛屿上有着具有神奇魔力的喷泉，任何人只要用泉水沐浴，不但能驱除疾病，治愈伤口，而且能恢复青春活力。
国王批准了庞塞的计划。
但是，缺乏想象力的西班牙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吗？
我们很难确定这一点，尽管北欧的海盗拥有着他们独特的童话文明，但是西班牙人，他们对于宗教是如此的狂热，有什么理由相信土著居民那毫无根据的传说呢？总之，仅凭这点细枝末节就轻率地断言西班牙人在进行一次他们民族的寻梦之旅，这肯定依据不足。
事实上，西班牙人很清楚他们在寻找的是什么。
佛罗里达被梦游者庞塞发现了，于是他的青春之泉被抛到了一边。西班牙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庞塞，从此开始了他与加勒比人的战争，直到他最终被加勒比人杀死，他的梦想才宣告结束。
最后需要提到的征服者是胡安·德·拉科萨，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显赫的征服战役，虽然他曾有过六次西航的丰富经验，但在一系列过程中他只是一个配角——正如机动船上的动力装置，只有征服者才知道他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
胡安·德·拉科萨是海图专家，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海图，才有了诸多征服者的传奇。1500年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就是出于他的手笔，这让欧洲人第一次一窥世界的全貌，印第安人以一支毒箭作为对他的伟大功绩的评价，在他们的眼里，满腹经纶的胡安·德·拉科萨与其他征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家族从王室中获得了大笔的赔偿与资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职位成为了乌拉巴法警总长——这在征服者之中并非是绝无仅有，但我们仍有必要提到这件事。
征服者的队伍不断在扩大之中，西班牙人持续得到了他们渴望的新的传奇。但是这些历史距离我们太近了，西班牙人来不及粉饰这些，就将他们的缺陷与弱点暴露在世界面前。这当然是西班牙人的忧伤所在，但公正地说，这也是西班牙人的幸运。
仅仅基于道德的立场评价征服者的行为是符合劝世标准的，但无助于帮助我们确定起一个更为有效的思维模式。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所有的征服者——不论他们是目不识丁的亡命之徒也好，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也罢，他们都必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才足以担当征服者的重任：
统帅才能——这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这种才能就像麦哲伦那样饱受非议，可缺少了这些，也就不存在征服。征服者不仅要率领部属与当地人作战，更要随时防范着部属的反叛，任何错误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永远也不存在补救的机会。
强烈的野心与冒险精神——这是促动大航海时代的内在契因。苛求一个近乎疯狂的冒险家像个绅士那么温文尔雅，正如希望一只非洲的猛狮像一只腊肠犬那样伶俐——我们不能建立这种荒谬的标准来苛求那个伟大的时代。
本能直觉更胜于思想的行动者——这是征服者成功的关键。他们要进入的是危机四伏的陌生地带，四周密布满怀敌意的土人与当地的庞大军事势力，森林、山峦与河流同样是充满了不测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你已经遭遇到了什么，更不可能知道随之到来的将是什么——也只有极端的西班牙人才会选择这种极端的生活，但我们永远也无法建立一种极端情境之下的道德约束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西班牙——一个被自己的极端个性所蛊惑着并进入一个极端时代的伟大民族，如果说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此的话，那么他们的失败也是一样。
极端的深处是平和，成功者的行为思想中蕴藏着失败的种子。在危机时代抵达之前，人人都会因为体会到这一点而感受到那种不寒而栗的心灵震颤。
【海盗来了】
征服者为西班牙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润，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海上帝国。关于西班牙海上帝国的富裕程度，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是一定需要的。比如说，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人所得，只需要这一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就在西班牙人享受着他们的历史盛宴之时，一批不受欢迎的粗鲁客人赶来，并毫不客气地主张他们的权力：
海盗！
这时候的海盗已经不再是古世纪的维京人了，他们更多的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孵化了这些穷凶极恶的亡命徒的温箱，正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圣多明各。
大批的欧洲移民潮水一般地涌入圣多明各，他们之中有潜逃的罪犯、政府流放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飘零四方的水手、落魄的骑士——当然也有一些职业海盗。起初这些多数聚集于海地的托尔蒂岛，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和谐地相处。
没过多久，这些成分极为复杂的欧洲移民就在当地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组成一伙一伙的小型武装组织，乘坐着机动性很强的船只出海抢劫。当时的舆论把这种情形归结于西班牙政府的治理不善，并敦促他们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西班牙人的讨伐队就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围剿这些横行不法的盗贼，恢复当地的局势平静。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印第安人被灭绝了——这同样归罪于西班牙当局。而那些强盗们，却在托尔蒂岛修建了一座海盗城堡，并使其成为了加勒比地区的海盗都城。
海盗都城的建立，标志着海洋贸易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海盗时代的来临，无论西班牙人是否喜欢这一点，都只能接受。
正是这些无法无天的海盗们，亲手终结了西班牙的辉煌时代。
成群的海盗船在海面上游荡着，像凶猛的狗鱼那样追踪着西班牙的商船，只要稍有机会，西班牙的商船就会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海盗的陷阱。不计其数的海盗船就像是从海洋的深处冒出来的怪兽，凶猛地扑上来将他们的猎物撕得粉碎。而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只能是束手待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这些海盗的命中率是如此之高呢？
原因是一艘法国的海盗船在一次袭击行动中，除了劫获到西班牙人大量的黄金之外，还无意中发现了一幅价值极高的秘密军事地图，图上标明了由美洲向西班牙运送金银财宝的秘密航线。有了这张秘密军用海图，海盗们如获至宝，从此引发了一系列针对于西班牙商船的袭击事件。
海面上的防御线实在是有点太长了，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保护自己。这座庞大的海洋帝国就如一只体形巨大的软体水母，面对着数不清的狗鱼的啄食，他们迟早也会丧失最后的保护能力。
实际上，对于西班牙的积怨与不满由来日久，尤其是英国人，他们最早表态坚决反对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而且这种积怨更深地源自于罗马教皇。针对于教皇所约定的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训谕，一位英国贵族毫不客气地对西班牙驻英大使说：
“教皇无权划分世界，也无权把国土随便送给他所喜欢的人。”
但是世界还是遭到了瓜分，这使得英国人大为不满。于是英国人转而支持被称为“海狗”的海盗们，授权他们公开抢劫公海上的西班牙船只，特别是抢劫从南美洲往西班牙本土运送黄金和财宝的船队。最让人惊讶的是，英国政府甚至为这些海盗们颁发了“合法”的海盗证书，称这些持有证件的海盗船为“武装私掠船”或“武装民船”。
回顾英国人历史上的这一不可原谅的历史污点，归因于伊丽莎白女皇那高达300万英镑的私人债务。很显然的是，任何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意能够替女王解除如此之大的负债的可能性并不大，正是这一原因让女皇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私奴贩子走到了一起。
这个私奴贩子就是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他参与黑奴买卖赚到了大笔的金钱，这件事引起了女皇的愤怒，女皇指斥霍金斯的行为不合乎一个英国人的基本道义准则。针对于这一项后果严重的指控，霍金斯向女皇公开了他的财务收入。
贩卖黑奴所带来的暴利令女皇陛下立即将道德与道义搁置到了一边，而是兴致勃勃地加入到了约翰·霍华德的私奴贩子团伙中来，并成为霍华德此后那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恶性罪案的主要资助者。
英国人不可能指望一个靠着私奴贩子解决她的财务问题的女王在面对于西班牙的商船上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所以大不列颠在这个时候注定要同时收获到利益与污垢。
任何人都能够理解西班牙商船“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当时所面临的惊讶：他的船在公海上遭到了公然的袭击，船舷被猛烈的炮火所击中，数不清的海盗跳到他的商船上来。为首的一位英国绅士热情地与船长进行了典型的西班牙式的拥抱，并礼貌地将自己的名字告诉这位彻底昏了头的船长：
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霍华德的外甥，他从13岁时就跟随着约翰·霍华德从事海上不法生意，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名传广远的英雄人物之一。
当时“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可是……可是英国并没有对西班牙宣战啊。”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弗朗西斯·德雷克不以为然，“我拥有女皇陛下亲手颁发的抢劫证书啊。”
德雷克把他的合法抢劫证书拿给“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看，此时这位船长的情绪已经不能再用惊讶来表示了，甚至连震惊都不能恰当地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德雷克这个名字，还将伴随着西班牙一起，直到西班牙彻底衰落为止。
可以这样说，正是德雷克——和他那位苦心栽培他的舅舅约翰·霍金斯一起，亲手断送了西班牙的辉煌世代。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德雷克同样是一个征服者。
西班牙人征服了世界，而他则征服了西班牙。
英国海盗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景之一。除了德雷克，还有大名鼎鼎的摩根——此人在海盗时代的光荣业绩构成了摩根家族那庞大资本的最初来源。约翰·霍金斯——从私奴贩子到大不列颠最有钱的人，再到海军上将，尽管英国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称职的人，但是那不光彩的海盗旧事未必能够成为他家族的荣耀。细说这些职业海盗的生涯会让我们陷入道义的绝境之中，但是德雷克，他的价值显然不仅如此。
有一件事被大多数史学家忽略了，弗朗西斯·德雷克，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想一想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吧，清教徒就意味着残酷的迫害与暗夜的惊恐与逃亡，德雷克一家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逃到了泰晤士河口南岸的一艘废船上苟延残喘——考虑到西班牙正是宗教迫害案的高发地带，德雷克与西班牙日后的关系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
13岁就下海谋生并成为一艘船的船长的德雷克，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皇陛下最忠实的卫士。为了替女皇“报西班牙多方侮辱女皇陛下之仇”，他在1577年12月13日扬帆出海，带领着160名海盗离开了普利茅斯，前去袭击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殖民地。
有意思的是，德雷克在这次冒险奇袭的旅程中并没有到达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到了南美洲尽头的火地岛，并在发现了南极洲之后又发现了一座海峡，尽管他并没有穿越这道海峡，但这道海峡还是被地理学家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德雷克海峡！
但是很显然，德雷克对于名垂青史的地理大发现缺乏兴趣，他念念不忘的是回报西班牙人的沉舰之仇——那次事件发生在1567年，他在协助霍金斯从事黑奴交易的过程中，在圣胡安·德·乌略亚岛遭到了西班牙人的伏击，因为按照西班牙的法律，凡外国人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这次伏击事件中，霍金斯的5艘船舰有3艘被当场击毁，其余的两艘在霍金斯与德雷克的分头率领下，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逃回英国，而且他们的船一驶入港口，就立即沉没了。
逃脱性命的德雷克发誓要报复。
此后他曾两度化装成西班牙人，潜入到德·迪奥斯港。西班牙人从各个殖民地所开采的黄金和珍宝都要经由这里装船转运。强大的西班牙军队驻扎在港口附近，其周密的防范措施无与伦比，任何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这里得手。
但是德雷克还是成功了，他袭击了这座防范得铁桶一样的港口，而且只用了18个人。
以突击队的形式奇袭德·迪奥斯港固然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却绝非德雷克的原意。
实际情况是，德雷克当时只能凑足这几个人手，如果能够更多，那他的把握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正因为这次军事行动明显失之于冲动与草率，不仅出乎他本人的预料，理所当然的也是出乎西班牙守将的预料。
西班牙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在自己的驻地腹心遭受到敌人的攻击，等当地驻军清醒过来并弄清楚德雷克一伙只有十几个人，急忙追上来的时候，德雷克已经得手远遁。在这一次成功的抢劫中，德雷克一跃而成为了英国知名的大富豪，他劫到了价值数十万西班牙金币的财富。当他带着这些赃物归国的时候，普利茅斯教堂里的钟声齐鸣，人们从教堂中蜂拥而出，欢迎他们的英雄平安归来。
从英国人欢迎德雷克的态度上，或许我们可以对当时的英国民众心态有所把握——伊丽莎白女皇加入到霍金斯的私奴帮伙中来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事实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已经登上了这条贼船。
在德雷克偷袭德·迪奥斯港之前，西班牙人所拥有的海上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整个英国在这种强大力量面前颤瑟不已，他们从不敢奢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拥有着与强大的西班牙抗衡的力量。但是德雷克的胜利，令失落的英国人于绝望之中看到了无尽的希望。
英国人终于发现：西班牙人并非是坚不可摧的，至少，他们拥有了一支足以令强大的海洋帝国为之畏惧的力量——海盗。
更沉重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海盗德雷克的肩上，这时候他又完成了一次堪可与麦哲伦的业绩相媲美的功业——环球旅行。这次行动再一次振奋了英国人的精神，并再度将英国人的声望推到了顶峰。
然后他又干了一件事。
彻底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正式宣告了庞大的西班牙海洋帝国末日的来临。
【毁灭的季节】
我们几次三番地对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表示了非议，但在当时的西班牙，情形却大不一样。
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小小的西班牙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威慑海洋的巨大力量，得益于王室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把世界分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乖孩子，那是出自于教皇对他们虔诚的奖赏，而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西班牙又如何向可敬的教皇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但是，“教皇子午线”意义绝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教皇的乖孩子平分世界，这对于欧洲各国的污辱程度是无以复加的。但除了欧洲人自己，其他民族很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也就很难理解英国人或是法国人在当时的那种屈辱感受。
可想而知，英国和教皇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双方的关系非常糟糕，用水火不容来形容，也丝毫不显得夸张。
英国拒绝归顺罗马教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教廷无法容忍英国人的放肆，下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
女皇被逐出欧洲人赖以维系的精神家园，这对于欧洲各国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而英国自己却只能独自咽下这枚苦果，最多不过是偷偷地与盟友法国人暗通款曲——在经历了百年战争之后，这两个国家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昔日的仇敌尽释前嫌，携手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西班牙。
最后决裂的时刻总是要到来的，或迟或早，因为教皇的忍耐不是无限度的。
强大的西班牙愿意与教皇携手教训不驯服的英国女人——伊丽莎白女皇，而教皇却希望能够使用更温和一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总之，教皇不忍心看着他的子民流血——无论是任何理由，这都是教皇也极力想避免的。
最温和的办法莫过于由教皇发布训谕，用另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替代犟脾气的伊丽莎白女皇。教皇最瞩目的人就是因为苏格兰的政变逃到了英国的玛丽。虽然玛丽一来到英国就遭到了伊丽莎白的囚禁，但是她的支持者——与教皇的支持者从未放弃过营救她的努力，如果以她来取代伊丽莎白，英国的民众和贵族不至于产生过于激烈的对抗情绪。
用心良苦！
这就是伟大的教皇。
但是，事情的发展显然脱离了教皇的预期，苏格兰玛丽——这是当时人们对她的爱称——和她那些支持她的天主教徒们密谋刺杀伊丽莎白，但是消息走漏，不驯服的伊丽莎白借机处死了苏格兰玛丽。
坦率地说，伊丽莎白的行为显然是出于过度的愤怒而缺乏理性的考虑。在当时激烈对抗的局势之下，处死苏格兰玛丽就意味着和教皇彻底决裂，就意味着英国必须要同时对抗整个欧洲——包括最强大的西班牙。
苏格兰玛丽的死就意味着战争，甚至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英国的灭亡——因为当时的英国只有34艘战舰。而她所面临的强大对手——西葡联盟——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有一百多艘战舰，三千余门大炮，数以万计的士兵。最盛时西班牙拥有着千余艘船，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从未曾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与之对抗。
如此不对等的实力对比，令整个英国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正在这绝望的时刻，他们的海盗德雷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25只海盗船，加入到了保卫英国的战斗队伍之中。
这位英国的英雄海盗在到达之前就已经提前为他的国家效命了。他在前来的路上沿着西班牙的海岸线一路扫荡，在西班牙最重要的加的斯港港口外，他击沉、俘获了停泊在海湾中的西班牙36艘补给舰。在将船上的所有货物搬到自己的船上之后，他一把火将所有的船只全部烧掉了，大火映红了加的斯港的上空。就在西班牙惊心不定之际，他又气势汹汹地率领4艘军舰闯入了加的斯港湾之内，劫掠并烧毁了33艘西班牙船。
德雷克的海盗行径为英国赢得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时间——西班牙人因为后勤补给线遭到破坏，不得不把对英国人宣战的时间延长了一年。
最令西班牙人恼火的是，由于德雷克将补给船上的木桶一把火烧掉，为西班牙人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他们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材制造木桶，而这种潮湿木材做成的木桶不久就裂口重重，导致里边的食物腐败变质，从而引发传染病流行。最终的结果是无敌舰队的伤病员不断增加，军队中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作战准备行动和军队的士气。
素来保守的英国人对于德雷克的海盗行为表示了最大程度的欣赏，他们戏谑说：德雷克烧掉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让西班牙人倍感痛楚却无可奈何。
接下来德雷克又狠狠地在这场战争中捞了一大票：他顺手打劫了西班牙国王的私人运宝船，弄到价值11万镑的财富。
如果说，在此之前德雷克就是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那么现在，他们则把拯救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给了这个海盗。这种信任是完全毫无保留的，昔日的私奴贩子、德雷克海盗生涯的引航人、如今的英国勋爵、海军上将约翰·霍金斯被女皇任命为统帅，德雷克被任命为副统帅。现在这两人终于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他们仍然是像以前那样的相互信任，而且这种情况从未曾改变过。
战斗按照既定的法则向前推进，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终于逼近了英国海域，两国正式宣布进入了战争状态。
西班牙的舰队由梅迪纳公爵率领，其装备如下：
无敌舰队战船134艘。
船员和水手八千多人。
摇桨奴隶两千多人。
船上的步兵数量为2.1万人。
而得到德雷克和他的海盗们的支持的英国方面丝毫也不逊色：
战舰130艘——其中多是商船改造的私人战舰。
船员和水手九千多人。
没有摇桨奴隶，也没有步兵。
人员与装备的不同透露出双方所采用的战术大不相同。
西班牙方面：准备利用步兵的优势，运用传统的战法冲撞敌舰，在强行登艇后进行肉搏，然后夺取英国的船只。
英国方面：英国的战舰虽然不如西班牙，但却都由霍金斯这个老资格的海盗根据海战的法则重新做了改进，特点是船体小，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炮数量多，射程远。霍金斯考虑的是在战斗进程中不与敌舰进行接触，采取远距离对敌舰开炮的方式制胜对手。
1588年7月22日，英西两国的舰队首次发生交火，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无敌舰队”的后卫舰队遭到英国炮火的猛烈轰击，而无敌舰队则重创了英国最大的军舰“凯旋号”。
25日，双方经过象征性的交火之后，各自掉转方向返回港口，因为弹药基本消耗光了。英国战船借天时地利还可以在附近的港口获得补充，西班牙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天黄昏，“无敌舰队”驶到加来与格里斯尼兹港湾稍事休息，弹药得到补充的英国战船尾随追来，并一直行驶到对方轻武器射程的边缘线上，穿来插去进行着海上编队表演，西班牙人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28日凌晨，老海盗霍金斯在旗舰“皇家方舟号”的主舱召集作战会议，会议决定给西班牙人一个永久性的教训。
会议之后不足两个小时，“无敌舰队”的哨兵不无惊讶地发现有几艘轻装船只在向他们靠拢，突然之间小船上发出熊熊火光，眼见得火船撞过来，无敌舰队的大小船只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统帅梅迪纳急忙下令各舰砍断锚链，想等到火船过去之后，再重新占领这个投锚地。
这道未加深思熟虑的命令彻底断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所有的船只不顾一切地夺路而走，结果互相碰撞，甚至相互打了起来。更糟糕的是舰队由于过度的慌乱，砍去了两只锚，只靠剩下的一只锚已经系留不住，只能顺波漂流，结果被老海盗霍金斯一路追赶，打得西班牙人毫无还手之力。
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双方舰队始终维持着交火状态，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此的让西班牙人沮丧：
英国方面阵亡了一名舰长和二十余名水手。
西班牙方面已经不需要详细的统计，仅仅格南费里尼斯一战，“无敌舰队”就死伤超过了1 400人。
同年8月，英西两国在加来北海上进行了二次会战。战争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双方的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
这次的会战结果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更为悲惨，他们的重炮无法击中英国人那些海盗风格鲜明的轻船，而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却被英国人轰得彻底丧失了战斗力——16艘军舰被击沉，两个分舰队的旗舰中弹或被撞伤，一个分舰队的司令被俘。
“无敌舰队”的意外覆灭彻底击碎了西班牙人的信心，此前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永远也不可能被战胜的，他们此前所创造的奇迹太多了：发现新大陆、几百人征服南美洲、环球航行、大败土耳其舰队、白角矿的发现和开采，遍布全球的贸易点和殖民地……这些年来幸运一直伴随着他们，使得他们错误地以为上帝和他们在一起。
但是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不是上帝，只不过是教皇本人。
【1588年的逃亡】
从1588年开始，西班牙人就开始了他们的逃亡。
事实上，英西海上战争的失利，西班牙所蒙受的损失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是，“无敌舰队”在战败后逃亡归国的途中所遭遇到的一连串厄运，却给这个民族的心理笼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当时西班牙残余的舰只乘着风势向北逃窜，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但是，就在遭受到重大损失的舰队抵达苏格兰西北岸的拉斯角时，遇到猛烈的大西洋风暴掀起的巨浪。战舰有的漏水、有的损坏，而船员们则处于极度的饥饿和疾病状态之中——德雷克毁掉那些木桶在这时候起到了作用，船上的传染病迅速地流行开来，谁也没有办法制止。
绝望的水手们在海上随风漂泊，死亡以各种方式频繁地拜访着他们——许多战舰撞到了岩石之上，另一些战舰漏水而下沉，连同船上的战士们一同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
厄运形影不离地跟随着这些命运的弃儿，狂猛的风暴整整吹袭了一个月，直到这些漂泊者丧失了最后的希望为止，这才停息下来。
一些战舰在爱尔兰的海岸外失踪了，海水中飘浮着数以千计的西班牙战士的尸体，幸存者九死一生地爬到了岸上，但很快就被当地人杀死，侥幸逃过当地人追杀的，却只能是活活地饿死在海边的岩洞里。
4个月后，“无敌舰队”的残余返回了西班牙，但这时候它们已经再也不能称为一支舰队了，仅有43艘残破的战船返回，幸存的战士更是让整个西班牙为之恸伤。
时过400年，人们开始追思西班牙的失败因由。
早在无敌舰队覆灭之初，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说过这样一句话：
“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样大的权力，只要愿意的话，我可以轻而易举再建立一支舰队，只要源泉不断，一道流水固然有时被阻止，终究无碍大局。”
这句话使得腓力二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注定了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除非我们能够认真地思索这位国王敢于说出这番话的内在原因，否则的话，除了简单地把西班牙衰败的责任归咎于这位脾气爽快的国王，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根本就无从谈起。
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是建立在部分事实上，而对于不支持这些观点的事实，该观点是不予理会的——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是欧洲最专制的国家。王室以天主教会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加尔文教的新教徒实行残酷的“男的杀头，女的活埋”的迫害。从而造成了尼德兰一片肃杀。而这座城市的税收占到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王室的此举无异于杀鸡取卵，其结果，正是因为尼德兰的溃疡渐渐地毁掉了西班牙帝国。
还有更多的事实似乎也在为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提供证据：
早在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已使国王和贵族分权形成共识。面对早期的民主政治，西班牙王室从政治、宗教、经济、法制上反其道而行。当卡斯蒂利亚这个西班牙最富裕的城邦同盟会议宣布：“君主，你应知道，国王不过是人民用薪水雇佣的仆人而已”时，国王的回答是坚决的武力镇压。在血腥中巩固的封建王权，严重地阻挠了民间和城镇的早期资本主义机制。
类似的分析与说法还有很多，这些说法带给我们一种古怪的印象：
如果西班牙不存在上述诸多问题，那么此后的事件——“无敌舰队”的覆亡和西班牙的衰落就不会发生。可是这可能吗？
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这样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么他们又何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必要把问题回溯到最初的本源，问题的表述也就有了不同的形式：
西班牙为什么要设立残酷的宗教法庭？以及西班牙为什么要残酷地迫害清教徒？
与此相对应的问题则是：
教皇为什么愿意将世界瓜分给葡萄牙和西班牙，却对英国大动肝火？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之所以禁不住推敲，就是因为这些解释只不过是事情的表象——或者说，是事情的结果，是一桩人所不知的秘密交易。
西班牙之所以发展成海洋帝国，是因为教皇的鼎力支持。
而教皇之所以支持西班牙，正是因为西班牙的专制与宗教思想的禁锢。
中国有一句禅语，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禅语用来表述西班牙的崛起与没落，却是恰如其分。
正是因为西班牙在宗教政治斗争的阵营中选择了教皇，所以才会在得到教皇的支持之下得到了他们的海洋殖民帝国。而同样是这样一个原因，他们又失去了一切。
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聪明绝顶而又极端任性的孩子，他之所以聪明绝顶是因为他那过于任性的风格，而他之所以极端任性又是因为他的绝顶聪明。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在天主教这个大家庭里，他最先得到了宠爱，因此而放纵娇惯，拿走了属于他及不属于他的一切。在被他拿走的这些东西的所有权遭到质疑之前，他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而我们，也同样是如此。
所有的人都要逃离，我们能够随同西班牙人一起，从自己的错误迷思中逃离。
这就是西班牙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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