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

    建立动态的和谐社会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等。

    民主改革是必须的，民主是可遇的，而且民主是中国应该走向的道路。

    我们平日里选择阅读图书，有些是因为作者说的话很重要，文采也好，所以选择读；还有些书则是因为形式，或是它出现的时机跟它所谈论的内容隐隐约约预示着当前某些局势的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是俞可平教授。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他写的，而是将他的访谈录结集成册。

    俞可平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政治学博士，是个很重要的政治学家，曾经写过很多重要文章，做过不少创新研究。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个机构本来负责的是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翻译和研究，但最近几年中央还赋予它一个任务，就是给中央的政策提供意见，于是很多人就称俞可平教授为中南海的“文胆”和“智囊”。这本书里有一些记者曾很坦率地问到这个问题，但他否认了。至于这本书为何忽然很受关注，除了因为俞可平特殊的身份外，还有这本书的书名。

    曾几何时，“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概念我们都是不大欢迎的，觉得是舶来品，甚至觉得跟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冲突。但是，我们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看到俞可平教授很公开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讲得非常刺激。

    俞可平说：“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们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他们的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那么，官员们当然就会不满了。不满还不能明讲，不能说自己反民主，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说民主不符合国情，民主的条件我们还不够成熟，你看我们公民素质就是不行，紧接着又说民主的毛病如何如何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危害，所以结论是“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即便如此，俞教授依然认为民主改革是必须的，民主是可遇的，而且民主是中国应该走向的道路。

    说到道路，我要先介绍一下这几年在国际政治学界很流行的一个概念：good 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和good government是不一样的，英文里government就是指统治，而governance讲的是管制，好的管制跟好的政府、好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就传统而言，我们看一个国家情况好不好，是看这个政府做得好不好、效率高不高、廉不廉洁。但是俞可平教授就说现在西方国家，大家都流行谈的是good governance，而good governance强调仅仅政府好是没有用的，还要整个公民社会跟政府互相配合。

    以往我们觉得所谓管制，就是这个社会要想健康有效地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政府。但是时代不同了，政府不能再决定一切了，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以及商业力量。这个社会要正常地运转，要达到良好的管制，需要公民社会跟政府共同合作。所以good governance指的就是公私之间、官民之间良好的互动与协作。

    问题是中国有公民社会吗？俞可平教授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多研究，他很肯定地说，我们绝对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都是民间团体，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所谓的民主改革，就是要依赖它们跟政府一起改革，一起推动。

    很多老外观察家特别关心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政治改革，老是拿这个东西开涮，提问题。或许从前老一辈里还有很多人很忌讳这些，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就说到，我们现在村一级正在做民主选举，等到这一级搞好了，将来也会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搞的。这话在国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俞可平教授也提出政治必须往这个方向改革。他还提出一个很好玩的概念，叫作增量政治改革。什么叫增量政治改革呢？请注意，不是说渐进的政治改革。过去经济改革讲渐进，他现在讲增量。增量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公民权利，有基本人权、自由和政治权力，而这些量我们要好好保存，不能够再侵犯它，不能够再剥夺它。

    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可言，政府牢牢掌握一切，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保存好我们的公民权利，改革就是要增加这些权利的数量，慢慢增加它的分量和质量。我觉得这话跟温总理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公民政治权利要不断地扩大，这就是民主改革。

    此外，增量改革跟渐进改革还有一个不同，它虽然也讲究平缓，讲究有程序的改革，但是到最后，必须有一个从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改革必须要有突破性进展。就像当年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把市场经济的概念注入进来，不就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吗？我觉得这些观念都非常值得重视。

    最后，俞可平教授还对当前我们讲的和谐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上面施高压，压下来，老百姓乖乖听话没有意见，这是静态的和谐社会。而我们真正要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动态的和谐社会。举一个例子，北京以前是严令禁止放鞭炮的，这叫静态，是强行压制下来的，就像我们筑堤防去堵洪水一样。但是现在可以放鞭炮了，只不过是“限放”，而限放就能够控制鞭炮的质量，控制它的来源，以及什么时候放，在什么地方放。类似这种搞法就是疏通性的，像疏通洪水一样。这样形成的社会才叫动态的和谐社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启蒙与救亡的纠结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杂著集》等。

    “救亡”与“启蒙”是彼此纠缠不清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需要启蒙呢？说不定就是为了要救亡。

    如今我们讲的“五四”指的不是一个狭义的政治性事件，不是1919年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贯穿社会、文化、政治各领域的综合性运动。它时间跨度较长，内容较庞杂，参与的人员也非常多样化。关于这个运动，后人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诠释，想去了解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主题是什么，意义又何在。过去20年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面的阐释。

    李先生是中国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他对美学和康德哲学的研究名震士林。我记得他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讲的是康德哲学，明明写得非常专业和技术化，但不知道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那阵子，很多人都会拿着它看。你会发现那些文艺青年再看不懂也要拿来看，真是个奇怪的现象。而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1987年出版的，里面有一篇文章特别重要，叫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启蒙与救亡”是李泽厚先生对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动向的主题式掌握。他说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和民主启蒙工作上。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目标看起来政治性还不强，“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李泽厚引了陈独秀的话，说“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五四尤其是它之前的新文化运动都强调启蒙，但由于五四运动是个爱国运动，于是就把“救亡”的主题也引了进来，而“救亡”与“启蒙”是彼此纠缠不清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需要启蒙呢？说不定就是为了要救亡。

    这本书里提到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彼此支援，马上就干柴烈火，一起上了。书里还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五四时期有一些激进青年批判孝道，回家就跟父亲说，我以后不再叫你父亲了，以后就管你叫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之所以如此，为的就是追求解放，要从家庭的牢笼和过去的封建思想里解放出来，结果却解放到了这种地步。

    当年的知识者抨击“孝”有两方面的特征，一个是启蒙性的，追求个体解放，要从那种腐朽的大家庭里冲出来，追求自由和平等。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这个“孝”不就是以前封建王朝对皇帝忠心这个“忠”的基础吗？“孝”是“忠”的根本，因此批判“孝”，它一方面是启蒙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性的，是要推倒过去的，是要救亡的。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认为个人的解放启蒙是最重要的，比如像我刚才讲的父子关系要改变，女人要出走，等等。这就意味着个体思想都要解放出来了。问题是个体思想解放有用吗？像鲁迅那个有名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因此我们发现个体反抗没有出路，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一个最明显的答案是：回到最激烈的政治改革上。

    回到激烈的政治改革，用李泽厚的讲法就是“救亡”，要救中国于一个灭亡的危险时刻。这个想法压倒了个人启蒙，压倒了个人解放。在这种救亡主题的领导下，大家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找一个政治上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一个革命方案。当时曾有很多种候选方案，一度最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关于此，李泽厚的解释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切实可行、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就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而且列宁主义是在对各种社会党和修正主义激烈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要建党，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全党服从中央、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的队伍。因此，你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个特别切实可行的方案。

    有趣的是，共产党成立后，这套思想开始流行。很多知识分子一开始也追求自由主义，讲个人启蒙、个性解放，要用理性怀疑过去一切价值标准等等，但当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之后，就开始反对或者颠覆过去的想法了。为什么呢？李泽厚在书里讲道：“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不大愿意谈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等等，并不是因为学理上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接受，而是觉得这些东西现在多谈无益。

    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有的一种救亡紧迫感所造成的。比如戊戌变法的时候，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中山先办教育，孙中山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由此可见，救亡的主题在当时是多么重要，多么具有压倒性。可问题是救亡搞了那么多年，大家就会忘记启蒙了。这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高峰时出版的，里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印象还保存着当时那个温度。所以李先生就说，你看，1949年后，“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约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这些难道不是五四时期用启蒙的主题去反对的东西吗？怎么又悄悄地回来了呢？

    《八十年代访谈录》

    找回失去的常识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自由作家、撰稿人。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

    八十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

    很多人都在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旧，因为八十年代是运动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特别是对一些读书人或是喜欢亲近文化的人而言，八十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之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十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得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New Fashion（新时尚）的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八十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应该说几乎都是“弄潮儿”。

    谈八十年代的文章常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八十年代，上接七十年代，这20年似乎是一个聊天的时代。或许七十年代还有很强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上面，但是大家私底下已经会自己找空隙聊天了；到了八十年代，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但即便如此，民间聊天的气氛却越来越浓厚。

    所谓聊天的气氛指的是当时的文化圈、学术圈、思想界的人，给人的感觉好像特别有时间，常常挨家挨户地串门、聊天、侃大山，一谈谈到深夜，甚至干脆在人家家里睡上一夜。关于这个经历，这本书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对诸如知识分子社会学或者知识史进行研究，研究这种串门或者口述的文化怎么散布、怎么结社等等，应该很有趣。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觉得八十年代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那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你的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甘阳，这位八十年代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慢慢身上就会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的，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法会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注重讲思想，所谓思想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

    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九十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八十年代有思想，九十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和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八十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时，往往举出八十年代作为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八十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八十年代的专业著述，大都激情有余、功力不足。……套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代人的工作，那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八十年代一改革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

    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比如说上海《12人画展》，就隐藏着这样一条线索。即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些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八十年代的时候多牛、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他们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八十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八十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八十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的《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

    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八十年代的中国有点儿像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信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也就进入史册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当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其实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说：“你们在什么西方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就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

    此外她还评论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文革’前的音乐家也是只有一腔热情为民族为革命，而不会动辄就想什么历史意义的。真正的精英意识应该是指对专业质量的纯粹追求，而不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的社会有了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八十年代的问题上。

    但是话说回来，八十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和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八十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

    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作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八十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八十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七十年代》

    酝酿在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一本收录了30篇记忆文字的集子，内容都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本书由北岛、李陀主编，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从阿城、王安忆、阎连科、韩少功、陈丹青等人的眼睛中，拼出一幅那个模糊年代的清晰画卷。

    到了七十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七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文化受到很严重的摧残，八十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的中坚分子都是经历过七十年代，从八十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烙着七十年代留下的印记。为了追溯这样一个历史轨迹，我给大家介绍一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

    由诗人北岛和文学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不是一本访谈录，而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他们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中找出了一些共性。

    什么共性呢？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七十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他们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

    张郎郎在《宁静的地平线》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朱正琳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以后，大家已经意识到表达的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朱正琳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办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朋友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问美国。70年代后半期，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来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权”，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记录下这段回忆，起了个小标题叫作《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的，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见面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是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的建构。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出现与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形成的，都很值得研究。当然，你也不要把这些小型的沙龙想象成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它无非就是大伙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迹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了一个老人的书。那个老人是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一见红卫兵的模样就知道挠他们哪儿是痒处，因此老给他们讲故事，而他们逼他交代，其实也是想认真地听他讲故事。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面。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海外知识，这是一次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人家交代的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一个沙龙，变成一种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说：“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这些“革命小将”听了并不生气，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六十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而幻灭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却又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林彪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人去反思。

    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力、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那时候他们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朱德也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呢？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果然，下午四点，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再看文学评论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他经过一个街口，见到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也不去留意。但他们同伴中有一个人眼尖，一看觉得不对。怎么不对？这是刷什么标语呀？大字报上居然写的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还照例打上了“××”。

    他们说，哎呀，这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副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然后大家就学着电影里的说法，说哎呀，变天了。这就是当时人所谓的变天。

    我看过很多人回忆，对“变天”感受最强烈的是林彪叛逃。黄子平教授说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岛开一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平时集合后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幅也语焉不详，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这时候他就判断一定是有什么事。他是这样形容的：“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把自己掐死了。……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

    或许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疑惑：怎么可能是林副主席呢？本来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本来是毛主席身边的接班人，怎么一下子就叛逃了呢？确实有些奇怪。

    黄子平写的《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一文中，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结果被退回来了。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看，你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那封情书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二、要互通情报。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呀？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呢？

    黄子平回忆说：到七十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谁谁跟谁谁好上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众多女知青被淫辱的事件，一个连队的指导员被检举，有人就说：“嘿，这家伙，还真能改善生活哩！”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那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那个地方很奇怪，明面上是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徐冰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讶异，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文革”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小时候我在台湾念书，有部电视剧叫《寒流》，是一部政治宣传片，拼命丑化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文化大革命”，渲染中共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明就说到，她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阎莉，曾经在电影院售票处被人耍流氓。阎莉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一种极端压制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和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是文工团团员。“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简素的年代里，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都能够找出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奇怪。

    另外，除了性、感情、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的食堂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半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红烧牛肉，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张郎郎也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在坐牢时认识了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个名厨，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待过。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他，说他买菜的时候可能有猫腻。他半夜逃出使馆，结果被抓回国。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叛国投敌”，于是老李就得进来跟他们待一块儿。一伙人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和本子，一本正经围坐在他周围。老李就用他的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张郎郎评价道：“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菜谱来，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说到文化传承，很多人都说，“文化大革命”砍断了中国文化原先的脉络。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发现毁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断。说不定就是这样在监狱里面，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厨师跟狱中的朋友们一起说说看他当年一道菜怎么怎么弄，虽然大伙儿现在手上什么工具、材料也没有，那些菜都只能当传说来听，但保不齐哪位出去之后凭着这个记忆当起个体户，重新又给弄起来了。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与冰封，但很多文化的种子被埋在冰原底下，待到稍微有点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得不大好，但起码是出来了。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

    英美媒体值得尊重的地方

    王尔山，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国际部高级记者、美国普氏能源资讯的广州首席分析师，现供职于《南方周末》。

    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去确保编辑、记者、评论员能够很独立地、很自由地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追求自己相信的真理。

    新闻的尊严来自于新闻的自由。所谓新闻自由，指的是编辑和记者能够不受到外力干扰，不受到政治、老板、商业甚至广告客户的影响。前些年，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正式收购了赫赫有名的《华尔街日报》。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震惊，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华尔街日报》是很厉害也很独立的一份报章，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却常常爆出一些消息，说他会亲自干预旗下媒体的编辑工作或内容运作。

    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繁体字版叫《真相何在》，简体字版叫《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作者王尔山。她曾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跑遍了英美几家大报，访问了它们的主编，集成了这本很好看的书。

    《华尔街日报》这几年来最有名的事件就发生在“9·11”时，因为它的总部正好就在世贸中心对面，当天世贸中心塌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影响得根本没办法正常运作。按照别的报馆的做法，很可能第二天就出不了报纸了。但是他们仍然很努力地把工作分散到几个不同的地点，由一个技术总监指挥全局，第二天报纸如常出刊，连老对手《纽约时报》都对它非常敬佩。

    《华尔街日报》能够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正常出版，是一种勇气与毅力的象征。对当时很多纽约客来说，这表示恐怖分子打不垮他们。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明他们很敬业、很专业，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报纸的独立性。

    《华尔街日报》的独立性来自哪里呢？书里的访问也提到了，我们都说《华尔街日报》比较偏右，偏向共和党，常常有人写文章支持对伊拉克开战，为布什政府辩护。但这只是它评论的立场，那些不利于共和党、不利于白宫的新闻还是照样出现。

    《华尔街日报》严格执行一种美国式的报纸观念：新闻报道要力求客观。所以它的评论与新闻完全是两个部门，不大往来，甚至内部还有点矛盾。那些跑新闻的记者通常都有点中间偏左，所以很不喜欢往右靠拢的那帮评论部的家伙，私底下都叫他们“纳粹党”。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作者怎样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西方的主流媒体，它们怎样在机制上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总觉得英美民主国家那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念很流行，实际上它也会受到干扰，尤其是财政干扰。

    比如我能不能随便骂我的广告客户呢？如果我的广告客户很有名，在我们这边买了很多广告，养活了我们这份报纸，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公司有内部丑闻，该不该揭发呢？怎么去揭发呢？这里讲到的就是采编独立的运作方式。

    《卫报》是一份我很喜欢的英国报纸，这本书里也访问了该报主编阿兰·鲁斯布里杰。《卫报》这份报纸很奇怪，它历史悠久，1821年就创办了，一开始是一份倾向工人运动的报纸，后来有30年由一个老总把持着，他的立场很坚定地中间偏左，但是他儿子接班后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成立一个信托基金会，等于由一个慈善基金会来管理这份报纸。这样一来，别的报纸可能因为想赚钱，不敢得罪一些商业客户，但由于管理这份报纸的是个基金会，不是一家企业，它的采编完全独立，因此不受商业压力的影响。

    从1821年创办至今，《卫报》一直保持中间偏左的言论倾向。我的政治立场也是这种所谓的中间偏左，即自由左派或改革派的立场。我很喜欢看《卫报》的国际新闻，觉得它报道很详实，至少在中东问题上，它不像其他英美报纸总是偏向以色列，而是帮巴勒斯坦人说话。

    另外一个跟《卫报》的政治立场、社会哲学立场完全不一样的报刊我也很喜欢看，那就是《经济学人》。中国读者都知道《经济学人》是本杂志，一周出一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创办人乃至现在很多员工，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份报纸，这很奇怪。

    为什么我不欣赏《经济学人》的立场，但还是喜欢看呢？因为它的报道的确做得好，而且它的评论都是有观点的。因为它对发表文章的作者采取匿名制度，保障大家能够追求一个融通的世界观，所以你不会看到里面有一个特别响亮的作者跑出来讲一套跟整本杂志不一样的东西。

    讲到新闻自由，《经济学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不准许有单一大股东，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掌控整本杂志的取向，它的编辑工作就能保持彻底的独立了。

    看到这些英美主流报刊，即便我们有很多不同意它们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尊重的是，它们怎样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去确保编辑、记者、评论员能够很独立地、很自由地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追求自己相信的真理。

    《笔底波澜》

    百年中国言论史

    傅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在《书屋》《随笔》《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100多万字。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笔底波澜》等。

    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浙江民间学者傅国涌先生著的《笔底波澜》，是百年中国言论史[1]的一次细致梳理。傅先生是一位在杭州闭门读书、做研究、写文章的民间学者。他虽然身不在庙堂，没有在大学谋得一官半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做学问的学者，一个有良心的学者。他一方面很勤劳地著书、发表文章，另一方面潜心于研究问题。

    这几年他很关心近一百年来中国言论史的变化，这本《笔底波澜》便是他的研究笔记。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怎样把“传媒要说真话”这个概念带到中国并得以巩固下来呢？影响最大的人物便是王韬，他是香港人的骄傲。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循环日报》不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印刷的报纸，却是第一份办得成功的中文报纸。王韬办《循环日报》是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效仿对象，努力形成公正的舆论。十年间，他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同时代的报纸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一个人的笔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舆论倾向，他还自己办报纸，最有名的是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认为办报馆是对国家有益的。报纸等于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

    梁启超在报纸上洋洋洒洒地写评论文章，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就喜欢看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说出了老百姓想说的话，他很懂得了解时代的民情。当一个时代到了关键时刻，很多东西要变化，谁能够把握那种求变的情绪并能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成功了。梁启超正是如此。

    1909年，一代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办过一份报纸，叫《民呼日报》。他说：“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晚清对于舆论有很多压制，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奋不顾身地起来反抗。到了军阀割据时期，大家日子过得更不好了。

    1921年的时候，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呼吁全国所有报章一起来捍卫言论自由。怎样捍卫呢？根据《中华民国约法》，人民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北洋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其实是限制上述自由的。于是当时全国报界联合会就呼吁大家联合抵制政府、批评政府。

    最后《大公报》出场了，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份报纸。大公报有“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就是不卖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业利益；不私，不以报纸这个公器为私人用途，满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随潮流。要做到这四点，实在不容易。迄今已经一百多年，我们中国做传媒的人，有谁能认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人做到了呢？

    《货币战争》

    从抄袭看我们对无知的恐惧

    宋鸿兵，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1994年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硕士学位。2007年出版《货币战争》一书，成为轰动海内外的畅销书。

    即便是这样一本书，错了那么多，错得那么离谱，有很多违反常识的地方，但是它居然受到欢迎，成了畅销书，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中国出版界过去几年来出现过很多怪现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书，明摆着是抄袭的作品，但照样在市场上很好卖。另外一种情况是，干脆虚构一些书出来。什么叫虚构？一些书会标榜自己是《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在全世界如何受到好评，等等。你一看，是本翻译的书，作者是一个洋人的名字，你再仔细查下去，原来这本书根本不存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从来没有这本书。这本书明明就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却假托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说它是翻译过来的，还要假装它颇受好评是本畅销书。现在这样的情况好像已经减缓下来了，没那么恶劣了，但是又出现另一种情况。如今市场上出现很多书，你找不到作者，找不到编者，只找到一个人，叫“编著”。

    “编著”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一般有书标明编著，它应该在里面详细说明什么地方是编的、什么地方是写的。可能一本书有很多个作者，而他是作者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作者，同时他又负责编辑这本书，这可以叫编著。但在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的“编著”让你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这个编著者亲手写的，还是他到处拿人家的东西编过来的。而且即便是拿过来的，他也不说明，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在我看来，“编著”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这种称呼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事实上我以前介绍过，我甚至还形容它是一本灾难，就是这本曾经非常红的《货币战争》，编著者是宋鸿兵。请注意，他不是作者，是编著者。

    关于作者宋鸿兵，这本书后面介绍说他20世纪90年代赴美留学，但他学的不是金融，学的是信息工程和教育学，长期关注并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经做过金融机构房地产方面的高级咨询顾问，也做过一些与IT有关的工作。

    这本书为什么如此轰动呢？简单地讲，它是一个阴谋论的故事，说从林肯总统遇刺、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爆破等一系列事情，原来背后都是有阴谋的，而这个阴谋跟一个家族有关。这个家族太厉害了，所以它能够搞定大家，让大家发现原来在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都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有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说法如果真成立的话，那真是闻所未闻的震撼事件。原来我们全世界的金融秩序甚至政治大事、国际战争，都是这么一个金融家族为了个人私利，为了垄断财富，为了牟取暴利而搞出来的，甚至连美国联邦储备局也是他们的傀儡和玩偶。

    这本书到最后指出所谓的“货币战争”，即中国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就要跟这些大家族、这些贪婪的银行家对着干。而中国怎样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呢？他提出的想法很有意思，就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他认为现在社会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也都是这些银行家搞出来的阴谋。因为当货币没有黄金或者白银在背后支撑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们操纵，让他们从中赚取暴利，进而吞吃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这就是整本书要讲的事。

    这本书畅销后立刻引发了一个争论：这些说法那么奇怪，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大家一查才发现，原来这本书居然有七八成抄袭自一部纪录片。1996年美国有一部纪录片叫The Money Masters（《金钱主人》），片长几个小时，讲的故事跟这本书里的故事很接近，但是它没有尝试把这个阴谋全部归结到一个家族身上。当年这部纪录片出来时就很惹人非议了，很多人觉得那里面的考据不够充分，也不够真实。而这本《货币战争》居然有七成到八成是照搬那部纪录片的，甚至连里面的注释、引述也都一一照用。这样来看，这本书你能说它是一本信得过的书吗？

    后来我发现很多网友说，你不能因为《货币战争》是抄袭之作就说它没有价值。就算是抄袭，它抄得好，人家说的观点如果是对的，你管它抄袭不抄袭。甚至还有人认为，像我们这种骂这本书是抄袭之作的人其实是想诬蔑它，是想掩饰这本书提出来的“真相”，说我们是在转移焦点，因为我们真正应该聚焦的是这本书里提到的“阴谋”到底是不是事实，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这样发起的，中国现在金融开放是不是会面临危机，而我们现在关注这本书抄袭，本意是想掩盖这些东西。好，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研究这本书是否抄袭这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态度问题。你抄袭一本书，但是你可能怕人家说你抄袭，于是说你是编著。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我对你的信任，而且我马上就会对这本书产生警觉，怀疑它里面各种资料、细节到底能不能够支撑它提出的观点。很多读者看到这本书时觉得简直像看小说一样刺激，结果就忘记查考他提出的这些观点的背后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支持。

    举一个例子，本书开头部分大概是作者自己写的，不是抄的，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多少财富是世界之谜，保守估计是5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后面有注释，写它引自1962年的一本英文书，书上说在1850年的时候，估计这个家族拥有的财富大概是60亿美元，其间通货膨胀156倍，所以到今天是50万亿美元。请看，这就是问题所在：1850年的时候，这个家族可能有相当于今天50万亿美元的钱，但不是说今天。这本书就这么偷梁换柱，虚虚掩掩地让你觉得他说的是今天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这么多钱。如果你发现整本书充斥着诸如此类的细节时，它里面提出来的东西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事实上，关于《货币战争》，有两点让我觉得特别震惊：第一，在这样一本书里，你可以看到作者对国际金融机构所掌握的资讯甚至不及大学一年级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简直是错误百出；第二，即便是这样一本书，错了那么多，错得那么离谱，有很多违反常识的地方，但是它居然受到欢迎，成了畅销书，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们来看看他对美国历史上一些中学教科书上都会讲到的有名争论做出令人极度惊讶的扭曲。书里面提到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开国英雄。我曾经说过杰弗逊在美国“建国之父”那一群人里，其最大的特点是彻头彻尾站在贫民这一边。他强调个人自由不能被中央政府侵犯，所以他反对任何国家级和联邦级中央政府权力的扩大。但我们看看宋鸿兵这本《货币战争》，里面引述了杰弗逊很有名的一段话：“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请注意，在《货币战争》里，杰弗逊是一个英雄，他反对美国那种联邦储备银行，说联邦储备银行完全是私人银行，会侵犯大家的财产权利。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杰弗逊只是不赞成有一个中央银行，而不是反对私人银行，他赞成各州有自己的银行。当时跟杰弗逊势不两立的一个人物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是美国“建国之父”之一。汉密尔顿在这本书里被描绘成一个反面人物，因为他一直主张建立美国联邦储备局。

    美国联邦储备局在这本书里被描绘成受一些私人银行家摆布以牟取暴利，把大家的血汗钱全部吞掉的一个可怕机构。本书首先暗示汉密尔顿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这是真事。他反对杰弗逊的观点，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国家银行，终于使美国联邦政府在当时成立了第一银行。这个国家银行成立之后怎么样？书里有一句话说“汉密尔顿最终成为巨富”，这句话我觉得太诬蔑汉密尔顿了。汉密尔顿后来的确很有钱，但那是因为他结束官宦生涯之后去当律师了。他的钱是他当律师赚回来的，跟那些私人银行家没有关系。但这本书就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用暗示的方法把汉密尔顿这个美国“建国之父”描绘成一个参与私人银行家阴谋的阴谋家，搞了一个中央银行出来，把大伙的钱吸进去，然后也为自己赚到钱。

    我们接下来再看美国联邦储备局。我看过英国《金融时报》访问宋鸿兵的报道，宋鸿兵说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原来美国联邦储备局居然是一个私人银行，由此可见其经济学知识浅薄到什么程度。任何读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应该了解中央银行是怎么一回事，而全世界众多中央银行里面，很多人都觉得美国联邦储备局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甚至值得学习的机构。它既是中央银行又是私人银行，它是私人的，目的是要摆脱国家对它的干预，之所以想摆脱是因为有时候政府会为了短期的理由而多发行一些货币。如果把中央银行变成一个私人银行的话，它就跟政府保持了某种距离，意味着它有独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受政府短期政治目的的影响，这就是它成为私人银行的理由。

    说到所谓“私人银行”，请注意，这本书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书里描述美国联邦储备局是私人银行，是一个纯粹的私有机构，股东们直接就可以在里面牟利了。各位请上网查一查，任何一个关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网页都会告诉大家：没错，美国联邦储备局每年有两百亿美元的红利，但它大部分的盈利都要上交美国财政部，而不是落到私人手中。至于那些股东，只能分到6%的区区毛利。它的股票虽然由私人银行拥有，但这些股票一不能出售，二不能转让，三不能抵押。对很多私人银行来讲，加入美国联邦储备局成为它的股东基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没什么好处的。所以美国曾经出现过很多私人银行家想尽办法退出联邦储备局股东的行列。

    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为什么会流行这种“阴谋论”，其背后是有原因的。第一是我们的无知，第二是我们的恐惧，我们总是对无知的东西感到恐惧。

    注释：

    [1]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近代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他们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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