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历尽坎坷

    乱世佳人——在我的内心，总愿意这样看待战火中的林徽因。在青春和沧桑之间的过渡，或许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道路，只不过，这过程于有些人来说较慢，而对林徽因，却可以是瞬间的变换。

    那个吟吟浅笑的林徽因还在眼前，那个活泼任性的林徽因还在心间，她的诗还那么清新，她的文字还那么优美，而转眼间，她却要经历残酷的战火，为一个家庭的奔波操劳不已。从山西回到北京，林徽因先给不满八岁的女儿梁再冰去了信，彼时女儿正和大姑妈一家在北戴河度假。

    “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们一起也很安稳的，我也就不叫你回来。我们这里一时也很平定，你也不要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没料想，这样的信刚寄出没多久，林徽因就发现，北平的情况远没有她料想中那么乐观。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日军进城，全城戒严。在前途未卜的时刻，营造学社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不愿离开北平，他把学社的未来托付给了梁思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决议，一起离开被日军占领的北平。

    另一方面，进驻在北平的日本人也没有得闲，他们寄给梁思成夫妇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们参加。林徽因和梁思成当下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向南方迁移。就这样，他们的流亡之行正式开始了。

    若换作平常人家，随身携带的行囊定然满载着家当细软，而林徽因他们带的更多的，却是古建筑研究资料。不论是林长民送给林徽因的坐佛，还是梁启超送给梁思成的铜镜，那些承载着无尽亲情和回忆的物品，只能尽数舍弃在家中，以便为他们携带的资料腾出更多的空间。

    一路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再乘船去烟台，而后又是青岛、济南、郑州，最后他们来到了长沙。紧接着，金岳霖、张奚若等人也先后落脚长沙。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在刺耳的空袭警报中度过。长时间的奔波劳顿累倒了何雪媛，每次听到空袭警报拉响，一家老小都要相互搀扶着跑到临近学校的空地去避难，等待空袭的过去。

    在动荡的日子里，普通百姓大概只惦念着活下去，而知识分子们却期冀获得精神上的交流。那些在北平经常来往的好友有不少逃亡到了长沙，每天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都要到处去串门。他们想要实际参与到抗战中去，他们不想被国家当成保护的对象，成为战争的累赘。

    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抱怨这动荡的时局，宣泄心中的积郁。“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还我东三省！”“抗战必胜！”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划破战火包裹下的长空，如此激越，如此振奋，时刻提醒着人们，胜利就在前方。

    但是，活着毕竟是一切思想的前提。当日军飞机投放的炸弹掉落时，林徽因的大脑一片空白，那颗炸弹距离他们所在的院子只有不到十六米！完全凭借着本能，林徽因拉起孩子就往楼下冲，炸弹爆炸的气浪将她抛到空中，房子塌了下来，成为一堆废墟。

    这是和死神真正的擦肩，长沙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他们再一次收拾行李，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好不容易将一家五口塞进严重超载的长途汽车，他们却不知道，这辆车并不以昆明为终点站，他们中途还要经历不可知的劫难。

    流亡路上，往往是汽车把他们放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第二天，他们再到汽车站继续搭乘南行的客车。1937年12月24日的深夜，汽车在行进的半山坡突然抛锚，林徽因和梁思成只能在漆黑的夜晚一起推着汽车前行，借此取暖。终于，由于受不了舟车劳顿，一家人走到晃县时，林徽因病倒了。

    感冒引发了肺炎，对虚弱的林徽因而言，这有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在当时，不仅整个县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药品，甚至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难民。似是冥冥中自有天佑，几乎绝望的梁思成忽然听到附近一家旅馆里传来小提琴的动人旋律，他想，“这拉琴的人一定是来自北京或者上海。”他敲开门，房间里住的是八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员。

    这些飞行学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天了，正等车到昆明去，得知了林徽因的状况，他们自愿腾出了一个空间。与此同时，好运接连降临到林徽因的身上，困在这个小城等车的外地人中，恰好有一位女医生，她给林徽因开了一些当地能买到的药，两周后，林徽因持续的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在这段时间，梁思成夫妇和八名年轻的飞行学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梁思成夫妇落脚昆明，学员们还经常去梁家看望他们。这些学员的父母大都身处沦陷区，他们像孩子般地依赖着梁思成夫妇，而林徽因也总是把他们当弟弟一样看待。

    待到身体稍有好转，林徽因一家又踏上了南行的旅途。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对剩下的路途做了一个匆匆的描述：“此后，又有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插曲。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

    1938年1月，历经磨难之后，梁家终于抵达了昆明。或许他们心里都明白，往后的日子里定然会充满无奈，在战争面前，个人的命运不过是一叶孤舟，又岂能在惊涛骇浪中保全？然而就算风尘满面，心中尚有梦在，他们要将营造学社重新组建起来，要继续在建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若深陷在泥淖，尚可长出一朵白莲，然而被战火熏染后的魂灵，却再也无法经洗涤重回当年的诗意烂漫。没有可惜，没有哀叹，恰似万物有时，不如就遵循内心最真实的变幻。在这之后，林徽因很少再写新诗，即便有，也总透着淡淡的萧索。然而也唯有如此，才真实地记下了她一生中生命的历程、情感的轨迹。

    停顿·暂居昆明

    都说，每个女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江南。有时是小桥流水温柔了岁月，有时是细雨朦胧串起了伤感。北方一望无际的原野总那么豪迈，南方莺飞燕舞的春天总让人忍不住流连。然而，境随心转，国难家仇之际，再是杨柳依依也不免唏嘘感叹，哪怕烟雨画桥，也难消满腹辛酸。

    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如今再站在南方的蓝天之下，林徽因却再难寻回幼时的悠然。那个扎着小辫、活泼可爱的自己早已被遗忘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心境的变迁，只能用沧桑的目光来审视这战火纷飞的人间。

    昆明不比长沙，这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大片的花海和纯净的蓝天遥相呼应，让人未饮先醉。然而抗战爆发以来，大批的人涌入这里，战争将所有的心揪得紧紧的，“美好”早已不复存在。

    此外，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迁移到了昆明，在这种情况下，这座城市蓦地被汇入了大量现代、文明的血液，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落脚的据点。林徽因和梁思成也不例外，他们在昆明一家姓黄的人家暂住下来。

    在这艰苦的流亡时光里，身体每况愈下的不仅只有林徽因，刚刚抵达昆明，梁思成便病倒了。想着终于来到了相对安全的后方，他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一身的毛病全部都找了上来。

    自古受万众瞩目者，或有他人未有的经历，也或有他人未尝过的苦痛。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伤到过脊椎，如今经过长途跋涉，病情发作，背部疼痛难忍，常常让他彻夜难眠。而后梁思成又患上了牙周炎，满口牙齿痛得连水都不能喝，医生只能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

    在流亡的时光里，不知有多少能人志士不堪劳苦，陨灭在历史的星空里，而挺过来的，又不知有几多留下满身疾患，饱受病痛折磨。为了照顾思成，为了维持生计，在刚来到昆明的日子，林徽因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并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以获得一个月40元的课时费。

    生活烦琐而忙碌，林徽因很少再露出笑容，她每天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分配少得可怜的收入。这样压抑的日子随着金岳霖、张奚若等一行人的到来，终于告一段落。金岳霖写信给费正清，他这样形容久别重逢的林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

    实际上，林徽因再度绽放的笑容却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我喜欢听老金和奚若的笑，这多少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毕竟还是同一类人。”

    在晃县帮助过他们的那几个空军学院的学员毕业了，他们加入了战争的行列。几个年轻人偶尔回来看望他们，听着他们对这场战争所怀抱的必胜信念，林徽因和梁思成由衷地为他们骄傲。然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们一个个牺牲于与日寇的空战中，每一次听闻他们阵亡的消息，林徽因都要痛哭一场。

    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活着。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他们不能忘记未尽的梦想。梁思成致信中美庚款基金会，希望他们能给予基金补助，帮助他恢复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不久，学社的骨干成员刘敦桢携家来到了昆明，莫宗江、陈明达等其余成员也先后来到这里，拿到基金补助后，营造学社西南分队正式组建了起来。

    在我们不曾经历的苦难中，我敬佩这一群人，他们原本都是学校的教授或知名学者，却因为硝烟的弥漫，远离故土，四处流亡。他们不甘做战争的累赘，宁愿在贫困的处境中发光发热。每天面对流弹的擦肩，奔跑在生和死的边缘，却从未丢弃过心中闪烁的信念。

    当时，美国方面已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并愿意为林徽因治病，他们回信断然拒绝了邀请：“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后来，林徽因病重的时候，梁思成也曾责怪过自己，让她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从而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从没后悔过自己所做的选择。

    1938年10月，梁思成和学社成员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考察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等几十处昆明主要古建筑。1939年秋，梁思成一行离开昆明，接连考察了四川西康地区的众多古建筑，并获得许多重要发现。

    与此同时，敌机也来到了昆明的上空，空袭警报一遍遍回荡在昆明城内，闹得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开始往郊外迁移，位于昆明东北二十里处的龙泉镇龙头村，成了营造学社新的落脚地。

    在当时，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纷纷来到龙泉镇，躲避空袭、建造住房。林徽因和梁思成也选择了一处空地，一起画图纸，建起了他们平生第一次为自己设计的住房。金岳霖在他们房子的旁边加盖了一间“耳房”，他为能再和林徽因一家做邻居而感到无比开心。

    那些大多数妇人日复一日的家务事，反而成了林徽因最大的苦恼，她不愿在没有意义的琐碎家事中匆匆度过一生。再加上盖房子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别人一屁股的债务，林徽因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花费在如何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上。

    老金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提及林徽因的状况：“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然而金岳霖的情况也不乐观，在林徽因1940年11月信给费慰梅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了金岳霖的生活：“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得以维持。随着轰炸的日益加剧，营造学社不得不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迁，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三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李庄。

    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提到此事，万分沮丧：“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

    就这样，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不离开朋友，离开刚建好的小屋，再一次踏上流亡的旅途。他们不知道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他们更不会预料到，一家人要在李庄那个贫困的小山村一住就是五年。

    藏起了风花雪月的情怀，只为在战火中多一份安然。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死，他们却依然可以乐观开怀。为了抵达一个地方，他们曾历经磨难，等到真的将要离开，却发现一切又过得太快。人生有无数个驿站，离开了昆明，前方还有新的驿站仍在等待。

    染疾·氤氲残香

    从喧嚣跌进沉寂，只需一刻，而等到一颗心尘埃落定，却要花费若干年。在命运的面前，一个人的努力似乎那么渺然，用尽全力去呐喊，也散不尽满腔的积郁，最后只剩颓然。

    花开鲜艳，花落难寻。曾以为，饱经风霜的花会散发更醉人的清香，然而时光流转，逐渐明白风刀霜剑只会加速一朵花的凋零，一朝飘落枝头，从此再难寻觅。

    在流亡的时光，林徽因日渐消瘦，往日的灵动和神韵已经逐渐流逝在奔波的旅途中，刚到李庄，她就再次病倒了。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除了一条水路外，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村子的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差很多。更严重的是，位于四川的这个村子阴雨连绵，过于潮湿，非常容易加重林徽因的肺病。

    林徽因始终高烧不退，梁思成担当了丈夫、医生和护士的多重身份，每天给林徽因打针、量体温，他把大部分的薪水都给林徽因买了药品，生活一度非常拮据。不仅日子难过，亲人的去世和朋友的相继离开更给人以精神上的打击，而这些都和病痛一起，折磨着瘦弱不堪的林徽因。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小弟林恒死于在成都上空的一次对日空战，梁思成前往成都料理他的后事。怀着对弟弟的无比思念，以及对在晃县认识的那八名阵亡学员的哀悼，她在三年后写了《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林徽因吃得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差。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得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因为缺钱，梁思成甚至连一支温度计都无法给林徽因买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梁思成只能拿出家里的东西一件件去典当。

    梁思成明白，在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必须要坚强和乐观。因此，纵然生活再困难，他也从来不在林徽因面前表现出对生活的抱怨。他总是和林徽因开玩笑：“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而实际上，他拿自己珍藏的“宝贝”当回来的，往往只是两条草鱼而已。

    每一天躺在病床上，林徽因感觉时间像静止一样，少了朋友们的欢笑，她枯坐在床上，静静聆听着时间每一分每一秒在耳边流淌。等身体稍微好转一些，她就要靠在床头，为思成和孩子们缝补衣物。好在梁思成非常细心，他从中研院的图书馆里带回书给林徽因看，这帮助她充实了大部分的时间。

    今天十二个钟头

    是我十二个客人，

    每一个来了，又走了

    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

    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胸怀

    黄昏却蹑着脚，

    好奇地偷着进来

    我说：朋友，

    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

    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

    黄昏黯然，无言地走开

    孤单的，沉默的

    我投入夜的怀抱。

    这首《一天》作于1942年，当时38岁的林徽因抱病在床，却并未抛弃她热爱的文学。梁思成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理想，在关于建筑的事业上，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都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受“国立编译馆”委托，梁思成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林徽因虽在病中，但是为了支持梁思成的事业，她坚持翻阅二十四史，为撰写内容做资料准备。

    那些他们用生命保护下来的资料，在每一次的颠沛流离中都没有失去，现在，它们成了梁思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林徽因很开心能帮助到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这样描绘他们在李庄的情形：

    “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粮，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对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即便是在病中，梁思成眼中的林徽因也依然是“迷人的病妻”。而对于能一起所做的工作，梁思成更是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工作”。尽管拮据的生活使得这些描述只能写在破碎的纸片、包猪肉的油纸上，他们却仍乐于向朋友们分享生活的点滴。

    纵然困窘，纵然艰难，却仍要笑看风起云涌，让时光静静流转。只因相信彼岸花开，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所以从不畏惧前途艰险。曾经欢乐的时光印在心间，林徽因静静等待，等待朋友的到来，再让自己恢复成最美的姿态。

    振作·苦中寻乐

    太多的过往不能驻足，匆匆别离。有时候我们都很贪心，不论是健康、爱情、友情、成功，我们一样都不愿舍去。往往是被幸福提高了生活的预期，所以每一次伤痛的到来都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然而，今日的失去又何尝不会化成新的所得？总在雨过之后期盼天晴，总在残酷面前祈求光明，也便得了一份闲庭信步的悠然，一份看破红尘的豁达。

    如果我们将人生比作一场旅行，每个人都要背着沉重的包袱上路，里面装着健康、装着希望、装着朋友、装着欢笑。但是，当沉重的负担压得人们无法喘息，残酷的环境要求人们必须舍弃时，这一路上，有的人就丢掉了欢笑，有的人丢掉了朋友，也有人丢掉了希望。然而，在林徽因一生的旅途中，她丢掉过健康，告别过朋友，充满过忧伤，却从未舍弃过希望。

    总会有一丝曙光照进无边的黑暗，总会有清风吹过死水、荡起涟漪，总会有欢笑绽放唇边，总会有朋友重聚的那一天。林徽因躺在病床上，沉浸在一本本书籍中，建筑的、文学的、中文的、英文的，她在一天天的时光里静静沉寂，静静守望。

    终于，老金的到来给他们苦涩的生活添进了第一勺糖。金岳霖借休假的时间长途跋涉，从昆明赶到了李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这些都成不了金岳霖赶来看望林徽因的困难，反而，不能和梁思成、林徽因在一起的日子煎熬着他，每一天都显得分外漫长。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离开了梁家，我就像没了魂一样”。

    但是越过千山万水，好不容易见到的人儿却已消瘦得认不出来。金岳霖震惊于林徽因的变化，躺在病床上的林徽因枯瘦如柴，只有从她依旧明亮的眼中依稀能透出点往日的风采。金岳霖强打起精神，他给林徽因讲述外面的状况，讲述着这个闭塞的小村庄里所不知道的消息，每一件都能引起林徽因莫大的兴趣。

    追随着林徽因的脚步，不论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金岳霖都不愿离开。那些能够舍弃的情感，或许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至少在金岳霖，真正做到了一生相随，一生守望。只有一直陪在身边，才会获得心安，尽管只能做一世旧邻，金岳霖亦无所抱怨。

    为了给林徽因滋补身体，金岳霖跑去市场买了十几只刚刚孵化的小鸡，并在空地上饲养起来，慢慢看着它们长大。说起来，身为单身汉的金岳霖也算是个养鸡行家，由于一直单身，他便在家养过一只斗鸡。斗鸡的脖子可以伸很长，每次金岳霖吃饭时，斗鸡就立在一旁，瞄准时机啄食桌上的饭菜。不久，金岳霖也就养成了与斗鸡同桌共食的习惯。

    除去对林徽因的照顾，其余的时间他便撰写他的哲学论著《知识论》。恰如梁思成和林徽因没有丢弃他们的建筑之梦一样，金岳霖也没有停止过对于哲学的求索。在敌人的流弹四处坠落的昆明，金岳霖完成了他的哲学著作《论道》。据说，在昆明敌机轰炸的当口，普通人家拖着一家老小四处逃难，金岳霖的怀里却始终是抱着一摞资料。

    林徽因虽然有病在身，她却仍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他们。于是，在她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便坐在床上，替梁思成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典籍，替金岳霖翻阅哲学方面的资料。《中国建筑史》的第七章，第六章的部分，以及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都是由林徽因负责完成的，因此梁思成曾说，林徽因实则是这本书一半的著者。

    一个女人究竟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能让她在病床上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从林徽因身上，总是能感受到坚强勇敢，感受到正面的影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的理想穿越千年，扎根在一个柔弱女子的心里，同她对建筑、民居的设想不谋而合。

    本着更加实用、更加有意义的目的，林徽因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住宅方面的实验设计，她梦想着能让广大老百姓拥有适合自己生活的居住空间。于是，在参考大量资料后，她整合编撰了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并发表在李庄印制发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连年的战火驱散了所有的闲淡，从前的岁月静好一去不返。偶尔有明月倾泻窗前，伴着夏虫低鸣、清风拂面，却再也激不起心中那一抹诗情。或许已经足够幸福，毕竟有过那么多年的美好青春，再提笔，流泻笔端的也不会再是诗情画意。国恨家仇，这本应离林徽因如此遥远的词汇，却真切地烙印在她的脑海，挥之不散。

    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再打到这里来，我们怎么办？”林徽因十分平静地回答道：“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据梁从诫后来回忆，他当时看着眼前的林徽因，一瞬间感觉那似乎不是他平日里的妈妈。从林徽因骨子里发出的对生死的淡然、洒脱，教会了小小的梁从诫，什么是中国读书人的风骨。

    开心之时，时光转瞬即逝；忧愁之际，却是度日如年。转眼间，林徽因已经在战乱中度过了五年的时光。在这期间，即便是过着艰苦无比的生活，林徽因也没有中断和朋友的通信。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描述着她和梁思成、金岳霖在李庄的生活：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金岳霖则接过林徽因的话题，在信中写下几行附言：“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每每收到林徽因的来信，费慰梅都要为那些残破的信纸而揪心。她知道，哪怕是信封上贴着的那张邮票，也要用掉林徽因一大笔开支。尽管费慰梅曾多次寄钱给梁家，以补贴他们的日常用度，但是她心里明白，那些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这漫长的战争中，还要靠他们自己挺过来。

    像是一首乐曲，演奏到了低沉的篇章，林徽因依然在聆听，在哼唱。不得不承认，她纯净如莲的笑仿佛能散尽天空中一切的阴霾，她热情似火的心能暖化任何寒冰。所以朋友们愿意围着她，听她偶尔的刻薄也好，看她常有的任性也罢，只因曾经靠在一起温暖过，此生就不愿别离。

    飘摇·踽踽独行

    生命中的故事有欢喜，有悲戚，当再回首淡泊了曾经的过往，终于认清，自己只不过想守一份静默，得一世安暖。无论在世人面前展露多少欢颜，独自默然的时候，也会悲戚，也会伤感，故乡之路漫漫，何时才能归来？

    想说未说的话语，都被埋藏在心间，既然不知何时能圆满的梦，何苦说出来。在李庄卧病在床的时光，林徽因不敢过于悲戚，只怕这情绪散播开来，平白给大家添了伤感。然而即便不说，每个人却没停止过想念。

    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

    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

    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

    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

    是乡愁，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

    还是这条独自转折来去的山路？

    是村子迷惘了，绕出一丝丝青烟；

    是那白沙一片篁竹围着的茅屋？

    是枯柴爆裂着灶火的声响，

    是童子缩颈落叶林中的歌唱？

    是老农随着耕牛，远远过去，

    还是那坡边零落在吃草的牛羊？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山拗子叫我立住的仅是一面黄士墙；

    下午通过云霧那点子太阳！

    一棵野藤绊住一角老墙头，斜睨

    两根青石架起的大门，倒在路旁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

    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这首《十一月的小村》写在林徽因病中的李庄，没了往昔的灵动，处处透着深深的萧索。“乡愁”、“寂寞”、“病”、“烦乱”……这每一个词都敲击着读诗人的心，透过纸上的字，直想到当年躺在床上的人儿。

    冰凉的夜色，掩盖不住揪心的过往；斑驳的月光，拼凑不出故乡的影像。有金岳霖和梁思成陪伴在身旁，林徽因尚能在嘴角扯出一丝微笑，她只是在心里盼望，不要让无边际的时间拖垮了自己心中残存的希望。

    1942年，费正清从美国绕道印度，从印度搭飞机到昆明，而后又前往重庆。在重庆，费正清和前去谋求政府资助的梁思成相遇，随即，费正清表示想立刻赶往李庄，去看望林徽因还有一些曾经熟悉的老朋友。

    从重庆到李庄的水路要走三天，当费尽周折看到林徽因时，费正清着实吓了一跳：简陋的住所，林徽因消瘦的身形，还有两个眨着眼睛的孩子。费正清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他们就是这么挺过来的。

    望着这样的景象，费正清叹了口气：“我很赞赏你们的爱国热情，可在这样的地方做学问，也确实太难了，你们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要是美国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善自己的生态条件，而绝不是工作。”

    费正清实在不忍，他决定要给予梁家更多的协助，但是事实上，他刚到李庄也病倒了。由于在来李庄的路上感染了病菌，费正清在刚到李庄的头几天一直高烧不退。由于林徽因的病房和费正清只有一厅之隔，梁思成只得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奔忙、量体温、送食物，陪他们说话。

    总是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热情，就能淹没所有的寂寞。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能重燃起对生活的信心。在朋友们的关怀下，在费正清的资助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境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

    “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生活上稍微松了一口气，梁思成又将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工作中去。当时，梁思成迫切需要费正清帮他一个忙，那就是把他们以前绘制的关于中国古建筑的80多幅图稿做成微缩胶片，以保证他们在出版前可以获得一套复制品，并且在战乱中方便携带。费正清答应他们，会予以全力协助。

    除了《中国建筑史》之外，梁思成还用英文编撰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主要以照片和图版为主，配以文字说明，以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古建筑成就，也为了完成心中长存的梦想。而这梦，是由他和林徽因一起完成的。

    1944年，美国开始在日本领土进行大规模轰炸，中国长期以来的抗日战争也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1945年，费慰梅来到重庆，来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费慰梅后来的回忆中，她提到：“我们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费正清先出发，比我早了三年。”

    当费慰梅来到重庆时，梁思成作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彼时也在重庆。梁思成需要负责编制沦陷区重要文物建筑的目录，他和营造学社的罗哲文一起，在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上标注出古城、古镇以及古建筑，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其中，罗哲文注意到，这些被梁思成标注的城市中，还包括日本的古城京东和奈良。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眼中，所有的古建筑都是历史的遗迹，并没有国界的区分。他曾说：“奈良古建筑跟我们各自国家的古建筑一样，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请为全人类，不要轰炸它们！”

    此后，美国在对日本进行的大规模轰炸中，日本很多城市都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唯有京都、奈良两座古城得以幸免。在外人看来，这件事无异于一种奇迹，罗哲文和梁思成心里虽然清楚，却对其中内情闭口不言。

    直到多年以后，日本奈良召开了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会议，会上梁思成因为跨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而被称颂，日本人民称之为“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及此事，哽咽着说：“父亲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动容。

    像是蒲公英，明知道乘上风以后，旅行便一切都成为未知，却仍要鼓起一口气，飘飞。梦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不能主宰未知的命运，却仍不肯辜负心中的信念。哪怕此刻的笑容之后，迎来的将是无尽的苦涩，也要趁着这片刻的好时光，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风花雪月只属于安逸的附庸；也许，背上行囊的人没有权利回头。曾经的儿女情长早已敌不过日子的沉淀，好在还有人陪在身边。不知道乌云什么时候会消散，却已经学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40岁的年龄，早已无关于韶华，曾经爱做梦的林徽因如今却仍在梦着，梦着雨过天晴，日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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