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规律，我们可能在一夜之间超越平凡而成功，也可能因为狂热与诱惑而一败涂地，然而无论怎样，我们注定会越来越熟练。
（1）大时代规律：观念整合，商业文明攀升全新高度
有关德隆帝国的覆灭，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与原因，更可以轻易地将败局归结为企业家的野心与不择手段，对于其他有相似境遇的企业，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结论给它们的故事添上注脚，但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条：
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和按照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存在着绝对的冲突。
主题介绍：畸形的新观念——没有节制的大游戏——大一统文化——崇尚征服的商业文明
1.1：畸形的新观念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无视中国的人几乎已经消失了。
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于全世界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讳莫如深，事实上，以中国国土之广，人口基数之大，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比起这一点来，我们所需要解读的，是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有没有到自己寻找方向的时刻？
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的竞争中，国家也好、企业也罢，其财富增长的方式都不再源于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人的智力能量，来自于新观念促发的新模式。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在过去的工业时代、大生产时代中，我们可以以能源、人力、物耗等方面的投入，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回报，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知道，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劳动力资源，也会面临着过度使用的极限，这样一来，以投入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经历了一个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遭遇到狭长的瓶颈，于是，收益的边际效应开始静悄悄地发挥作用。
这样的设想并非捕风捉影，我们身边的日本就是如此，在资源型工业方面，国土狭小的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和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相抗衡的，而这就要求日本必须从成功的传统模式中转型。
同样的，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度依赖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平面化，纵观中国的规模企业，很难找到哪一家真正形成了精细的财富创造模式，而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尽早摆脱旧观念的桎梏，寻找出一条财富创造的新道路来。
另一方面，一部分富有前瞻性的企业家，也早已发现了这一问题。
在这些企业家们看来，中国企业必须找到未来的获利来源，他们甚至意识到了利润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成本更低的好产品，更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实力。
这是一个几乎不需要论证的逻辑，更是一条连大学生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法则，观念需要整合，产业需要重组，似乎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共知的常识。
然而，由于一条或几条隐性规律的作用，使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被扭曲成了极近复杂的面目，由此而生的新观念也呈现出畸形的形态。
在过去十年的中国商业界，众多苦心经营的企业家，似乎在一瞬间迷失了方向，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开始沉迷于资本运作所带来的成长快感之中，却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靠得住的盈利途径。
于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见证了许多神话般的崛起，同时也听闻了更多商业帝国轰然坍塌的巨响。
1.2：没有节制的大游戏
2000年，这一时间点对于我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我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我们也可以认定，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无论如何，它都不应当是一场大游戏的起点。
在2000年温暖的春日里，唐万新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成为了当日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标志，可以说，无论由谁来撰写中国经济史，唐万新以及他麾下的德隆集团，都是注定要被记入其中的。
从1996年起，地处西北边陲的德隆集团，先后控股数家上市公司，从而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财团型企业，和德隆合作过的上市公司，一度多达40多家。
凭借着超过1000%的巨额涨幅，德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跃升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庄家，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全世界的经济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出离我们所有人想象的是，德隆的掌舵人唐万新，并不完全是一个缺乏战略眼光的赌徒，与此相反，在唐万新看来，全球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演变，而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传统产业的问题在于体制落后、观念落后，投资分散，因此，如果能将其优化整合，将会带来一次全新的经济腾飞。
假如抛开德隆后来的悲剧命运，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10年前的中国，拥有如此眼光的企业家可谓凤毛麟角，更与我们今日的分析不谋而合。
就中国而言，经济最大的发展空间始终在传统行业，不仅10年前如此，今日如此，即使10年后也同样如此。
即使是最苛刻、最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一点：只有传统产业，才能将中国劳动力与资源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只有传统产业，才拥有最大成熟市场，一个不需要开发与探寻的市场，只有传统产业，才会尽可能弟规避开发展道路上的风险。
这是一条一流的策略，却在执行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了末流的豪赌，变成了一场缺乏节制的资本大游戏。
截止2002年，德隆集团伸出了它的手，将宝贵的资金先后投入重型汽车业、连锁超市、旅游业、畜牧业、种植业，鼎盛之时的德隆，已经控制了1200亿元的资产，在20多个领域里拥有500多家企业和30万名员工，假如要在中国寻找一个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那么舍德隆再无别家。
大概除了唐万新与他的幕僚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在这一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德隆如同一个吹得太鼓的气球，只需轻轻地一戳，一切便会砰然而无。
历史总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来展示它的神奇，德隆的鼎盛时刻，正是唐万新意得志满的时刻，这样的时刻，也正是这个商业帝国濒临坍塌的时刻。
德隆集团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利润才是基础，一场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无异于投机式的赌博行为，正因为德隆集团的扩张过于迅速而疯狂，才注定了后来这场无节制游戏的快速崩盘。
几乎在一夜之间，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银行的紧缩贷款，德隆集团的资本瞬间蒸发，对于唐万新与德隆集团来说，意味着产融整合战略付之东流，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未来商业帝国的灰飞烟灭。
1.3：大一统文化
德隆帝国的崩溃，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无节制游戏。
关于这一点，你甚至可以暂时放下本书，打开电视机中的经济频道，你一定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国内企业家，都在以相同的口吻讲述着一个或准备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计划；无论这些计划听上去有多么的花样迭出，其核心却只有一个——多元化发展。
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预测，中国绝大多数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将会相继把他们的手伸向这些领域：汽车、房产、地产、金融、教育、保险、医药，毫无疑问，这些领域的利润是最可观的，然而究竟能有多少企业能够在这些领域里存活下来，实在还是一个不乐观的未知数。
德隆帝国的覆灭，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与原因，更可以轻易地将败局归结为企业家的野心与不择手段，对于其他有相似境遇的企业，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结论给它们的故事添上注脚，但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条：
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和按照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存在着绝对的冲突。
就这一点来说，既是造成那些“德隆现象”的原因，也是新时代中观念整合的动力。
当长期的计划经济将企业的创造力捆绑到最低程度时，资本市场这种极具诱惑力的成长机会，自然不可能逃过企业家的法眼，为了让企业获得尽可能快的发展，在小范围内做出经营业绩的众多企业，立即开始了上市增值的过程，丝毫不去考虑市场风险，也不再甘于脚踏实地地追求企业利润，仅仅将希望寄托在资本市场的操作上，想要藉此创造新一轮的神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隆的悲哀，乃至众多企业的集体悲哀，都在于它们过早地介入了一场游戏，游戏本身无害，问题是在一场规则尚不完善的游戏中，随时可能被重新洗牌、重新清盘，在这样的游戏里，它们玩的过于忘我，丝毫不知节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这是中国企业的集体宿命，即使再过十年，只要还存在着上面提到的双轨冲突现象，多元化的道路便注定布满荆棘。
放弃你所不能，将你能的做到极致，这样一句在励志教材中常常出现的话语，实际上却是中国企业成长的最好选择。
以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并不困难，难的地方也不在于十年太久，而是它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严重不符。
那么，大一统的文化是什么，它的表征又是什么样的，对于企业家和企业来说，这样的传统文化有何影响，都需要我们将目光聚集，在耐心的探寻中寻找答案。
1.4：崇尚征服的商业文明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着严重的“大一统”情结。
假如你对主流的历史读本和影视作品加以观察，就会发现此种味道极其浓厚，我们沉迷于秦始皇的“六王齐毕，四海一同”，我们赞叹着唐玄宗时代虚假的“盛世幻象”，为了满足这样的情结，我们甚至对成吉思汗与八旗部落的”跑马圈地”大加称颂。
这样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帝国历史的长河中，假如一个王朝能够使要服甚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能够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保持辽阔疆土与强大国力，那么统治者一定是有道明主，是圣贤一样的君王，更是政治昌明的象征。
为了表征出”大一统”的景象，历代统治者在登基即位、或是进行各种国家庆典活动时，都要大肆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远方少数民族进献的奇珍异宝、怪鸟怪兽，以礼招待和重赏少数民族的头领，甚至不惜代价地装点出太平气象。
这样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一脉相承，并逐渐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已经步入了新的文明阶段，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存在于骨子中的“大一统”情结。
历史的得与失，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然而仅就商业领域而言，”大一统”的情结，以及企业为此而进行的多元化扩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功勋彪炳，暗下里却难以逃避危机四伏。
首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做大”未必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
比如说，德隆一度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许多企业也曾提出过进入世界500强的口号，它们几乎用快过瘟疫的速度，将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等分支结构开遍中国，然而却因为推进太快，缺乏扎实的跟进工作，使得管理链变得无比脆弱，以至于在高层发生的一丁点风吹草动，都会产生类似蝴蝶效应的结果，引发全盘的大地震。
其次，多元化道路必然带来资源的分散。
拿德隆来说，其涉足的产业超过了20个，而名动全国的三九药业，也同样打出“八大产业，八大金刚”的运营思路，乃至更早阶段的南德集团，从生产午餐肉到火锅连锁，从儒商大学到发射卫星，这样的经营广度，显然超离了一家企业应有的能力。
再次，多元化必定意味着多面作战。
当一个企业的项目遍布国内，铺陈海外的时候，就必然会与各地方政府大打交道，在一个民营资本尚未得到推崇的时代，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便很难获得政府的救助与扶持。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多元化道路带来资金链的拉紧。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失败的企业，无一不以财务危机为肇始，当企业家试图依靠并购，来实现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时，就必定会出现“天下无人不欠”的债权人分散现象，而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又使得它们的负债成本要比国有企业高得多。一笔短额的贷款，常常要被无限地拉长使用，这样的模式，显然是危险至极的。
在新旧体制变革的时代，中国的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比起旧日里按部就班的运营模式来说，这些机会来的太快也太多，以至于许多企业被眼前五彩缤纷的诱惑所吸引，根本无从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中作出卓越发展。
然而，只有专注才是利润的唯一途径，打个比方来说，可口可乐专注于可乐，而后成为饮料业中的魁首，大众汽车专注于汽车，得以长久屹立不倒，当一个企业进入某个行业的时候，只有先做到专业化，然后将业务全球化，这才是利润来源的最好保证。
（2）大时代规律：规则替换，拉动中国商业环境转型 (1)
强势资本注定要吃掉弱势资本，货币资本注定要吃掉实物资本，生态环境中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在资本市场中同样适用。而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的战争，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食物链法则。
主题介绍：不新颖的新规则——国际资本绞杀战——外资的新猎物——以不变应万变
2.1：不新颖的新规则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一个话题长久不衰：经济危机。
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于经济危机理解完全不同，但是对于它的恐惧感，却没有任何的分别。
中国人害怕“经济寒冬”。
在恐惧中生活的人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他们了解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领教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这一类人而言，经济危机的全部形象，无异于一场无形的地震。
正因为如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们多半会着力渲染，将所知所闻结合理论，联系现状，成为这个时代中最悲观的一个族群。
另一类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同样惧怕，但这种惧怕却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到了第一类人的传染。
假如我们对群体心理学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传染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传递，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突破人的思想想象，仍然不会停止下来。
因此，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尽管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没有少挣一分钱，少坐一次车，却仍然感觉自己身处危机冲击第一线，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纵观世界经济史，这并不是人类所面对的第一个经济危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像这样的危机，每隔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它仅仅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组成部分而已——有高潮，就必然会有低谷，有发展，就必然会产生衰退，只不过我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机会也没有渠道感知危机而已。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在这一场经济危机中惊慌失措，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像个毫无经验的新手。
“我们需要了解国际商业社会的规则。我们只是处于一个周期性的成长逻辑之中，在努力创造价值的同时，要注意与国际市场接轨，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本是一段丝毫不需要论证的观点，它甚至因为过于正确而失去了特色，假如你学过最基本的国际贸易理论，就完全可以做出同样的论述，可是当它从无数经济学家口中反复说出来的时候，让人听来便顿生悲哀之感。
新规则并不新颖，我们的旧体制却着实旧到令人感叹，而在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企业会成为牺牲品，实在令人无从知晓。
2.2：国际资本绞杀战
说起来，当我们喊出“适应规则”的口号时，就已经宣告了我们落于人后。
规则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由先来者制定，后入者遵守，先来者修改，后入者服从，先来者掌控，后入者跟随，在这个过程中，先来者已经通过规则确定了优势地位，无论后入者如何挣扎，都很难在规则的束缚下做到羽翼渐丰。
我们用了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积蓄资本，最终有资格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候，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的积聚，所为的就是去参与一场他人制定规则的游戏吗？
当我们的民间资本成批流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场与国际资本的绞杀战开始了，在这场游戏中，不一定会出现赢家，但我们却注定会是输家。
现在也许有人提出质疑，资本的意志不是注定要流向高利润领域吗？如果我们逆之而行，不是在与规律抗衡吗？
的确如此，不过这仅仅是资本的第一规律而已，在实际的资本运动中，还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是：
强势资本注定要吃掉弱势资本，货币资本注定要吃掉实物资本，生态环境中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在资本市场中同样适用。
而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的战争，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食物链法则。
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产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而金融、房产则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资本战争的最重要法则，就是以虚幻的高端产业，侵蚀竞争对手低端产业的利润。
用股票来吃掉对手鞋业利润，用房地产来侵吞对手的农产品加工利润，用精妙的资本操作技巧来控制对手的工厂、矿山、土地，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过范例。
无论有多少花哨的词汇和统计方法，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关于社会财富的划分，都只有两个大类而已，实际财富与虚构财富。
所谓的实际财富，指的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产业、产品、人才储备。
所谓的虚构财富，指的是可有可无的高端服务业、奢侈品、金融行业、证券、基金、甚至包括除贵金属之外的所有货币。
历史上的中国，有许多国家利用国内的奢侈品、货币来交换邻国的粮食、金银、矿产，最终成就霸业，而那些被吸干血脂的国家，则因为建立了太多的服务业，出售了太多的实际财富，以货币储备来代替实物储备，走上了一条财富积累的歧途，就这样在资本的运作中轻易败下阵来，最终元气亏损而国破种灭。
这样的规则简单至极，甚至连中学生也能一眼看穿，然而这规则之所以能运行千年，甚至在现代社会中屡试不爽，其原因就在于它洞察了人性的弱点。
就人性来说，当我们面对着金融市场的暴利、房地产市场动辄亿万的商机时，很容易对步步为营、苦心经营的生产行业丧失兴趣，将资本投向前者，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选择。
对于任何企业家而言，其最终目的都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将企业做大做强，而投身资本市场恰恰是最方便的办法。
正因为如此，想要让民营企业抵御这样的诱惑，明显是与人性相违的，正因为如此，投身资本市场就成为必然，而与强势资本搏杀的结果，势必引发实际财富不断外流，虚构财富不断流入，生产资金外流，华而不实的证券与股权流入，实物外流，虚物流入，消费市场门可罗雀，资本市场人头攒动的一系列结果。
民营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无疑是出于利己的考虑，但当这种个体行为叠加在一起之后，得到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常规的生产活动利润是固定的，只能以扩大经营规模的方法来实现增收，而如果把实物储备卖掉，换取直接的货币储备，就有望博得厚利。
当这种零散的企业个体行为集合起来的时候，最后形成的却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损害，更糟糕的情况是，由于有”大鱼吃小鱼”规律的存在，手执弱势资本的民营企业，想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存活下来，最终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大鱼，是势如登天的难事。
（2）大时代规律：规则替换，拉动中国商业环境转型 (2)
可以说，在金融衍生产品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财富严加守护，也很难确保它不被强势资本冲击，小鱼即使安静地苟且求活，尚且不能保证不被大鱼吞食，更何况我们主动把有限的实际财富送到他人嘴边。
在真实的战争中，一个战士倒下去，会有千万个战士跟上来；而在这场资本的绞杀战中，一家大型企业倒下去，绝不会有千万家企业跟上来，与此相反，倒下去的企业，甚至会带着一整条产业链走向覆灭。
2.3：外资的新猎物
如果说，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带给民营企业的是一种冲击，那么，这种游戏带给国有企业的将是一场劫难。
相比于民营企业，国企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弊病，然而却因为国有资源的优势和长时间的运营，其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多年沉淀的存量资产、大批的专业人才、优势品牌、市场份额，和它的资产比起来，这些社会资源显然是更有价值的宝物。
国有企业的经营，不是以纯粹的商业准则来衡量的，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机构，可以说任何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国有资本的利益，因此也就在政策、市场准入、资金与扶持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民营企业在国企面前如同草莽绿林遇上了正规军，不要说并驾齐驱，甚至连望其项背也难以做到。
当大量外资涌入我们的市场之后，我们固然获得了相当的活力，却也不得不直面其带来的负效应。
在10年前的中国，外资还仅仅以低调的方式，依靠合资合作的手段来获取利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收购、控股缤纷呈现，在注入外资的企业中，甚至不乏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这样的前景显然是令人寒意顿生的。
以国际资本为活力，是本土企业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强势资本加资源优势只能带来垄断，而这只垄断的手偏偏来自于他人，一旦遭遇时局变化，我们的相关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便毫无保障，无论经济如何繁荣，无论我们有多少外汇，都买不来足够的安全感。
更可怕的是，无论是资本的流量和持久性，民营企业都无法与国际强势资本抗衡，在“大鱼吃小鱼”的法则面前，民营企业是绝无任何机会的。
政府之所以对民营机构和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有所控制，无非是担心国有资产流入民间，流入普通人的腰包，却未想到外资的冷酷面目，要远比民间资本狰狞得多。
当民营企业因为外资的冲击而倍感困顿的时候，国有企业却因为与外资的结合而陷入一场潜在的灾难之中。
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命题：国际资本的介入，必须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度量，而这个度量的把握，就在于该如何处理产业选择这个关键性命题上。
2.4：以不变应万变
在经济思想上，中国的企业家们从未比一个农民走得更远。
如果一个农民家中的粮仓存有几年的余粮，有那么几匹粗布，再养上一些家禽家畜，有了果树、丝蚕、桑树、鱼塘……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财富，足可以保证他全家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即便是遇到灾荒年景，也能平稳过渡。
生活有了保障，就难保不会做非分之想，就难免会羡慕富家翁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学着人家做生意，认为应该弃农从商，钱庄要开，酒坊也要开，甚至不吝代价，把田地丢得一干二净。
然而，将实物换算为金钱，对于农家的富足生活来说，意味着一个沉重的打击。
无论是牛羊还是稻谷、或者是丝绸、鸡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钱庄一天的财富流量，类似这样的计算方法，彻底否定了农家的生存价值，得出来的结果卒难令人接受。
比这更难以接受的，是新经营模式本身，农产品的利润低微，哪怕是要进行一次最基本的借贷，都需要用实物财富来交换，三掏五掏之下，农家的实物储备就被掏空，几年的生活保障就此付诸东流，所换回来的货币财富，还不够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经营。
现在，当我们站在经济危机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时，就会发现这两者有着何等的相似性。
当我们的经济繁荣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射到更远的地方；当我们的经济增长有了保证时，就会想着发展金融业、发展高端服务业；当我们的就业刚刚出现起色时，就会想着赶超发达国家，把实业经济抛之脑后，弃而不顾。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当它们刚刚完成、或是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专注于制造业、不再愿意从事土气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把有限的资金注入到房地产、金融领域去寻找高利润。
诚然，这些领域的利润是惊人的，然而当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这些领域就是危险的。
实业能提供的利润有限，而且绝不可能在短期产生大量现金流，特别是我们的实业基础并不发达，也就没有资格在资本市场上从事更大规模的运作，所以，以小小的绩效，并不能支持金融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流量，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微小波动，为了支撑庞大而高息的融资平台，我们的企业就必须从实业中抽取资金，向金融领域输血。
就这样，我们从踏实经营中所得到的利润，一元一元地全部送给了资本市场，而且还要被迫赔入更多的资金，最终包括我们的老本。
在资本市场的搏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残酷过程，它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风光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摩根集团，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而更为神秘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其资本积聚早在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时代就已开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无数企业与金融机构死掉了，能活到今天的资本玩家，无一不是脚踏尸体浴血而来。
也许，我们的经营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样的思路实在过于超前，过于大胆，想要实现在资本市场掘金的目标，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只能以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方式来融资，换取倾身一搏的筹码，如此的行为方式，无异于在钢丝绳上闪转腾挪。
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仍然是后来者，在这个发展阶段，踏实地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运作，其实并无不妥。
或许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济与中国的大国面目严重不符，血汗工厂只能让我们越落越远。然而我们可曾想过，经济的真实含义在于经世济民，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经济增长，脱离了这些，即便用钱买来了短暂的风光，也绝不可能长久。
经济危机中的资本大逃杀已经表明，没有了实业，国家的经济也就失去了基础，针头线脑总要有人来制造，粮食总要有人来种，不变的东西未必是守旧与停滞的象征，实际的情况却是不变可应万变——沃尔玛直到今天，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世界级企业，雷曼兄弟曾经风光无限，下场却无尽凄凉。
或许，直到我们真正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那些一度被我们轻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们的发展与稳定是何等宝贵。
（3）大时代规律：经济模式变换，点燃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主题介绍：模式变在何处——”内需说”的误区——民富论——增长引擎在何处——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
3.1：模式变在何处
我们每天都在谈到改变。
改变的含义很简单，今日与昨日的区别，就叫做改变；当我们的境遇好于昨天时，这种改变就被称为发展；当我们的境遇变得糟糕，这种改变就叫做倒退。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境遇变得更好，经济学也恰恰是一门让人更幸福的学问，然而真实的市场却总是变幻莫测，往往与人的判断背道而驰。
在过去的10年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也许就是经济模式的变化了。
当我们谈论到模式的变化时，往往会联系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或者是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其实，对于经济模式的真正含义来说，前者讲的是体制，后者讲的是手段，一个概念过大，一个概念过小。
所谓的经济模式，是经济体内外部的机制，打个比方来说，体制是我们积累财富的环境，手段是我们积累财富的工具，而模式则是我们积累财富的方法。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生产。
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对于经济学而言，创造财富的概念，就意味着农民种植的稻谷，工匠制造的产品，技师发明的技术，矿工挖掘的矿石，除此之外，无论是商人的倒买倒卖，还是公务员的政务处理，以及社会其他成员的经济行为，要么归属于交换，要么归属于分配，唯独不属于生产的范畴。
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正是基于生产而逐步发展，可以说，生产是我们经济模式的最大特色。
然而，单纯的生产还不足以让每个人都拥有财富，当我们用全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每个生产者的视角都是有限的，而市场的视角却是全局的，流通的价值就此显现了出来。
有的地方遍地煤炭，有的地方却急缺燃料；许多地方山上的树木只能烧火，但拿到木料市场上就价格倍增，水边的渔民对鱼类不屑一顾，但内陆地区却情愿以真金白银来进行交换。
同样的物品与资源，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价格，对于不同的交易对象也同样价格不同，而这三点正是决定价格的三大要素，也是构成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更是财富增长的整套机制。
无论由国家承担经济的主体，还是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将稀缺的资源流通开来，那么经济体内部的资源总数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财富却交互增长。
因此，生产—消费的经济模式，无疑是经济体内部，以及经济体之间最理想，最稳妥，同时也是唯一的财富累积方式。
然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却正在被打破，组成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再着力于旧的财富累积模式，转而将精力投放在对社会已有财富的分割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证券市场的发展，正是经济模式转变的最典型体现。
当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翻云覆雨、不断进行金融扩张的时候，靠的并非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利润，而是幕后无法言说的技术操作；当我们的上市企业在股市上不断增发的时候，靠的也并非是自身的良好绩效，而是浮夸的企业财务报表、产业发展的虚假利好消息。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证券市场，从来都未曾有过足够的实物财富作为支撑，当我们的民众为看似繁花胜锦的行情所迷惑，将毕生积蓄投入到证券市场中时，就意味着拿出自己家的木料钢筋，来为一座虚幻的空中楼阁添砖加瓦，当这座空中楼阁轰然倒塌的时候，被抽走的永远是那些实心实意为其输血的人们。
同样的，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在房价一高再高的过程中，上涨的并非是建筑物的材料成本，也远非建筑所需的人力成本，而是少数资本大鳄别有用心的炒作成本，当我们倾一生之财买下一套房子之后，拿到的实物财富，要远远低于它的交易价格，因此当楼市崩盘的时候，最终的受损者只能是房子的购买者。
这些看似不断增生的财富，实际上完全不是生产所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场对民众财富的全新分配，金融产品、房地产商品价格中每一分钱的上涨，都是从民众财富中抽取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模式最大的改变，就是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既包括强势者对人类多年积累的现有财富的洗劫，也意味着一场对未来财富分配体系、财富分配规则的改变，正在我们身边悄然进行着。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只有一个：通过分配来取得财富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生产。
资本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钱四脚，人两脚”，这句话的含义是，用钱来赚钱是最快的，由人来进行生产活动，永远也比不上资本滚动的利润产生速度。
当一种经济模式容忍资本运作导致普通民众无法守护自己的财富时，就意味着这个模式开始了对民众的奴役，这样的情形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
尽管国家可以将经济发展赋予市场来完成，但当面临着经济模式背离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时候，市场的主体功能就迅速地削弱，于是，政府的职能就此显现了出来。
3.2：“内需说”的误区
在生产——消费——分配的经济链条上，想要将经济模式的重点从分配重新拉回到生产上，就势必要经历消费环节。
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惜代价地实施四万亿资金的投资计划，旨在以拉动内需的方式，促进经济模式的回归。
然而，当我们的主流舆论集中在”拉动内需”的话题上时，这个并不为普通民众熟知的概念，正在静悄悄地走入误区。
对于人性而言，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除掉少部分清心寡欲者，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向往着更加富足的生活，而这就决定了人们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然而，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是有限的，现实的购买力更进一步约束了这种无限的消费欲。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在现时的经济模式下，想要让我们收入普遍再上一个台阶，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特别是当绝大多数企业都沉迷于分配财富的资本游戏时，这种想法就更加难以实现。
正因为如此，当媒体频繁提出”人人多消费一点，经济会变得更好”的说法时，实际上便已经将拉动内需的概念引入了歧途。
政府所实施的“拉动内需”，其用意无非是消耗掉过剩商品，从而推动新一轮的财富创造，而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需求，而是这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消费者的收入来说，本身已经处于一种虚高的状态。
当我们的房价飙升到惊人数字时，倾一生的积蓄，也无法购买一套商品房，然而住房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为什么民间舆论大声呼吁，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原因。
商品的价格过高，民众的收入却不见增加，而民众的购买欲望却始终存在着，只要民众的购买力不提升，过剩的商品就始终没办法消耗，重新疏通经济内循环的工作就始终无法完成。
这样看来，并非是民众拒绝消费，而是民众的购买力始终无法承担消费，就此而言，媒体企图通过鼓动消费来拉动经济内循环的主张，无疑是走错了路。
假如拉动内需的含义是将民众手中的财富吸引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通货膨胀，而非鼓励消费，用一次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其效果要远大于单纯的市场手段。
因此，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鼓励消费”，重点并不在于鼓励老百姓寅吃卯粮，将银行的钱取出来花掉，把腰包里的钱掏干净，而是建立一个让民众敢于主动消费的体系。
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商品服务的价格下降，民众的购买力同样会提高，而这一点正符合价格决定需求的经济学理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拉动内需，所谓的鼓励消费，其重点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体系，在于由政府出手，鼓励市场自由竞争，鼓励商家价值创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进而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并非是挖空心思地改变消费者行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大而无当的消费机会。
那么，一定有人会提问：这种提升购买力的方式，岂不是以降价打折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价格降了，民众却希望再低一些，由此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消费性经济的思路中跳脱出来，进入到一轮全新的思辨当中。
3.3：民富论
想要让经济的内循环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除了实现“国民皆富”，再无其他路径可选。
看起来，良好的经济内循环与国民皆富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才是具体的方向。
无论加大出口，还是拉动内需，其终极目标永远也无法脱出共同富裕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有怎样的花哨名词，指的永远都是政府收入与民间收入的全面增加。
在任何一个时代，共同富裕都是经济管理者所追求的美好愿景，然而10年以来，在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之所以为了同一目标却产生了分歧，是因为在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新旧模式对于经济活动意义完全不同。
在坚持财富分配模式的学者们看来，之所以无法实现经济体内部的良性循环，是因为社会总资产量极其有限，而有限的资源又被民众分散掌握，因而总是无法实现集中投资，总是无法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利润，无法实现财富再增值。
因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民间资本有效地吸引到金融市场、大型工业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来，用不断的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而坚持生产—消费模式的学者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国民经济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础，之所以不能实现”国民皆富”的目标，乃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够，民生项目的投资不够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任何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都会影响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经济学观点，其终极目标并无不同，也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是因为受到中国独特的经济状况所限制，才引发了孰优孰劣的争论。
在过去的10年中，民间掌握的资产性财富，只占到了总量的四分之一，而这就意味着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是普通民众绝难享受得到的。
就任何一个家庭而言，其收入的组成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每个月的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然而当我们掌握的资产性财富过少的时候，这条收入的渠道就基本上被堵死了。
于是矛盾就此出现，如果我们把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让上学与看病的费用降低下来，无疑意味着普通民众收入的增加，然而这样的投资回报却是缓慢而隐性的，但如果把钱花在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钢厂船厂等大型工业上，效果无疑是明显而迅速的，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才有无数主流经济学家不断呼吁，要求经济转型，要求不断投资大型项目，其利益的着眼点立足于眼前，却忽略了千秋万代的民生问题，其带给经济的损害与刺激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在民众收入迟迟不能提高的问题上，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国企同样未能尽责。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的国有企业每年都要丢失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就业恰恰是影响民众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实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过来看，尽管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投入寥寥可数，民营经济却仍然默默地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民众的收入因何迟迟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关键，莫过于让民众先富裕起来，全面回归从生产到消费的旧有经济模式，由国家强制向民众提供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或产业，当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解决了民生问题，
这个方案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方案却是要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因此，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更有力、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引擎，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3.4：增长引擎在何处
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风头浪尖，只不过这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资、地产以及生产力提高，凭借着多方面的拉动，经济甚至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一跃而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凭借着这一点，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国。
然而，当我们对这种高速度的发展进行考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增长的基础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就更加显得摇摇欲坠了。
拉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因素无外乎两条，第一条就是加入WTO后的刺激作用。
当”中国制造”的神话响彻全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只要我们的商品还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市场，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增长。
第二条因素说起来颇为耐人寻味，严格地说，它并不单纯是以生产来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一种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即以资本炒作的形式来实现财富再增值。
这条因素就是在过去10年中甚嚣尘上的房地产浪潮。
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来自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最近几年中，我们频繁地谈到城市化的问题，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经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
所谓的城市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过程，既有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前者代表了数量，后者代表了质量。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尽管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人口以几何数级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每天都在发展，我们的楼越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价格，却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无法承受了，不要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备如此大的消费能力。
于是，问题就此而生。
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人人捂紧腰包，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商品不再好卖；而本来就难以为继的楼盘销售，顿时变得更加困难。这就意味着先前的两大超级因素不复存在，因此，在新的经济增长点被找到之前，无论是实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还是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状况，都很难有大作为。
正因为如此，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叵测的伪命题。
我们的经济一直在保持增长，然而那指的是GDP的增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皆富，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当民众手中的资本性财富过少的时候，无论GDP增长多少，都和民生挂不上太多关系。
所谓的GDP增长“保七争八”，其实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多建几条铁路，多建几座机场，就足以保证增长的稳定。但是，这样的投资却是对民生毫无裨益的，普通民众绝不会因为这些投资多赚到一分钱，而重复建设对资源造成的浪费却在所难免。
反过来，假如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待问题，就意味着一个财富时代的来临。
可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实际上处于传导链的末端，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中国来说，保证充分就业才是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关键，至于GDP究竟会增加几个百分点，反而并不重要。
从大的方面来看，经济危机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常态，在2020年之前，势必要走出这样的低谷，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复苏乃至增长，必然要以各国的国民经济为动力，比起短视的拔苗助长行为，唯有立足于长远，才能走得更远，而非更快。
假如不能未雨绸缪，那么亡羊补牢总还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把前面的事情做好，那么后面的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稳妥也最应当做的工作不是挖空心思地去找到经济的”兴奋剂”，唯有让民众富裕起来，让所有人都得到温饱、有医疗服务、保证子女教育，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有可靠收入的就业岗位，才是我们亟需修正之处。
3.5：未来的零负增长时代
我们的民族具备一种独特的思维惯性，这指的是当我们习惯于某一种固定的状态后，便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
比如说，我们已经习惯于GDP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而当这个增长势头减弱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恐慌中，那么，假如有一天我们的GDP增长滑落到3%甚至更低呢？
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日子迟早会出现。
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我们的变革，一定会发生在经济模式方面，当我们立足于长远，不再单纯依靠大规模投资来创造GDP增长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GDP增长放缓的日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赶上美日等国是必然之势，也必然会出现经济高度发达之后的增长停滞现象，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必然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这样的阶段可能会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
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够保证生存，保证继续积累财富，保证不断地成长，保证不悲观、不绝望，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4）大时代规律：伦理颠覆，促使人际关系支离破碎
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正是人性的贪婪，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更是构成了这个社会前进的助推燃料。
当这种贪婪被冠以进取心、事业心的名义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因此而遭到动摇，直至最后的颠覆。
主题介绍：灰色的商业时代——公民不服从——新伦理，新信仰——夺食的群狼
4.1：灰色的商业时代
我们正处于一个灰色的商业时代。
所谓的灰色，并非指经济的萧条，也绝非物质生活的倒退，过去的10年没有出现这些负面现象，未来10年也绝不会出现。
灰色的含义，在于它的隐晦性，在于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经历一个不可言说的灰色过程，更在于我们做过，并且还要做一些不可言说的灰色行为。
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中走来，走向市场经济的当口，在这个制度渐变的时刻，任何对旧制度的打破、任何对旧观念的创新，任何对旧思路的背离，任何对旧伦理的无视，都意味着冲突与矛盾的出现。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企业也好，个人也罢，在原始积累的阶段，在事业突破的阶段，无不存在着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一个极端事例发生在2003年10月，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当主持人发出“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的提问时，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面面相觑，最终迟疑地举起手的，只有寥寥的五六位。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些企业家的心目都默认了一点——有灰色行为是正常的，没有反而是不正常的。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为稻梁谋，不得已参加这样那样考试、选拔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具备了获得机会的资格，但为了通过所谓的选拔机制，最终不得不以种种作弊手段攻城拔寨。
我们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做出这样的行为，然而我们却绝少有人为此感到羞愧难当，我们为何如此？
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因为即便我们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么便会落败于他人。
这种从众的心态与未来的欲望挑逗，构成了这个时代中最有趣的风景线之一。
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的必然现象，当我们的时代处在转型当中时，任何的墨守成规都意味着未来的落后，而任何的尝试与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规则、现有体制的挑战与突破。
4.2：公民不服从
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刻意地去突破体制，挑战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样的体制与规则已经出现了缺陷，所谓的灰色行为，就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问题，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事例与自行车有关，在上海的一个本不应有红绿灯的路口，却不知为何设置了红绿灯，于是许多市民行至此处时，往往会用违章来换取时间，为此宁愿接受交警的处罚。
这其实是社会学中一个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现象，当某一条或是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社会成员主动对现行法律或政策拒绝遵守或执行的”违法”行为。
可以说，我们所谓的“灰色行为”，其实正是这一现象的又一表征。
我们无意于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合理与否，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其背后的规律是中国文化中权谋思想的映射。
正如一位文学家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所以才会有种种妄度与猜测。
当我们对一切都不再信任时，自然也就不存在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不存在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不存在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每时每刻的活动中，让我们的时代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这个意义上，“灰色时代”的存在，固然成为了中国成长的阴暗面，然而，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东西，被放弃的东西固然可惜，但这却正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4.3：新伦理，新信仰
我们有过自己的伦理标准，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抛弃了它。
我们从未有过全民族的信仰，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它。
在过去的10年里，当自由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我们的旧体制时，也将一个困扰了我们千年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乃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假如一个人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哪怕他占有了较多的份额，只要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永无止境，这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
然而，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正是人性的贪婪，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更是构成了这个社会前进的助推燃料。
当这种贪婪被冠以进取心、事业心的名义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因此而遭到动摇，直至最后的颠覆。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财富堆积起来的时代，这并非是指我们的眼睛里只有钱，而是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与金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靠着金钱取食，我们靠着金钱穿衣，我们靠着金钱行动，我们靠着金钱住宿，无钱不饱暖，无钱不安心，靠着一张张货币所换来的服务与物质供应，我们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明天我们变得身无长物，那么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无异于堵死了求生之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费尽心思地求财，才将我们人生的成功定位在收入的多少，而工作恰恰是决定我们收入的唯一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职场的成就，代表了人生成功与否的指标。
当我们升职加薪的时候，当我们创业成功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不虚此生；反过来，当我们降职降薪、失业离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人生也变得再无意义。
唯有事业上的成功，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与成就感，唯有我们的事业才是需要竭尽心血的唯一对象，在这样的逻辑下，旧的伦理标准已经悄悄地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以事业为核心的新社会道德。
事业意味着一切，财富意味着信仰，工作定义了人生，岗位界定了生活环境，当我们的伦理道德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限定我们几千年的伦理轰然倒塌。
4.4：夺食的群狼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传说中，狼都被刻画成狡诈、凶残、贪婪的形象，这样的结果固然与文学家的着力渲染有关，然而，最终决定这一切的，仍然要归结为狼的本性。
狼不是独来独往的动物，独狼的生存能力是有限的，在围捕猎物的时候，狼群所表现出的高度协作性，在自然界中唯有蜂蚁堪于比拟。
狼群懂得照顾弱小，懂得最合理的分工，在抗击强敌，抵御天灾的过程中，狼群的集体意识令人赞叹。然而，狼又是性情至残的动物，这并非指它们对待猎物的态度，而是它们在对待同伴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酷与残忍。
在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当集体向人类发动进攻的狼群中有牺牲者的时候，群狼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同伴的尸体啃食一光；
当狼群中的首领年暮力衰，为后来者取代的时候，群狼总是任由其落魄出群，潦倒致死。
这种看似残忍的狼群文化，其实与我们的伦理观并无不同。
当我们无视亲情的时候，当我们将物质生活为主体的生存看做人生目标的时候，当我们将个人事业成长定义为一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全社会逐利时代的来临，其最终结果无外乎全社会成员的互相碾压，最终使社会观念偏离了人类的道德情操。
在通往2020年的后半程中，这样的情势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变，这并非是一个悲观的论断，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商业社会文明中浸淫太久，为新伦理标准影响太深，断然不可能在10年的时间里完成伦理的重铸。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们的思维无法加速转变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个任务交付给时间来完成。
（5）大时代规律：思维创新，引领新旧思维激烈碰撞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正是中国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主题介绍：历史中的思维病根——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民众的守夜人
5.1：历史中的思维病根
关于大国崛起原因的讨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维。
所谓的外向型思维，即意味着国家的外向型战略，无论用和平的手段开拓世界市场，还是用坚船利炮来完成这一目标，其最终结果都是在金融和商业领域昂首而立。
当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新问题的开端。
为什么我们从未有过外向型思维？
为什么我们出现过“走出去”的契机，却又无声无息地消弭？
以及，当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时，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光已经落在国门之外？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究竟会走得更远，还是停留在原地踯躅不前？
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只言片语所能够说清楚，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们唯有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寻找答案，
我们常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殊不知性格与特点，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比如说，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大陆性国家，而类似英国、美国，以至于更古老的罗马、无不是地处海岛、半岛、或双面临海的海洋性国家，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德国，其生存环境则是诸国环抱，处于地缘政治学所称的核心地带。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才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了极大的地理特征。
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是横无际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屏障，南方是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与热带丛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尔高原，正北方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亚荒原。
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在三千年内从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于在独特的地理形态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谋求发展，当这种习惯积淀日久，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时，也就意味着它从属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任何离经叛道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全社会的合力痛击。
5.2：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
当我们习惯于关起门来寻求发展的时候，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长时期的内部战略模式，使得我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当外部因素出现不利情况的时候，所导致的问题往往会更加严重。
当我们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对国际形势的环境去进行判断时，很难准确的形成对趋势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
正如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欧美国家的危机恶化之后，我们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范，甚至于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受到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身处危机策源地的欧美国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处在价值链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与工作量最大，却有着最小的收益，与此正相反的是，整个美国却在此同时，静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
当美国全国上下，利用宽松的消费信贷条件寅吃卯粮的时候，当普通民众用分级贷款大肆购车购房的时候，为这些人买单的却是日本、沙特和我们这些手中握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危机，美国人毫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握有铁打的王牌——美元贬值。
可以想象的是，美元早已成为全球性货币，那么假如美元贬值一半，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就跟着上涨一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逃掉了一半的实际负债，这一大笔金融烂账，最终便将丢给持有美元的国家，谁手中的美元储备越多，谁遭到的损害便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购买力的每一次下降，就意味着美国再次逃掉了天文数字的债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悲剧性的后果，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危机中表现得如同一个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时间以来，从未主动地参与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游戏，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在经济强国的圆桌上，早已没有了我们的位置。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人民币不具备国际支付功能，这使得我们想要实现”走出去”的外向型战略，就必须要先将我们的资源、我们生产制造的产品贱卖出去，换取随时可能化为废纸的美元，承受着美国的金融烂账，为每一个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
这是一个令人悲意顿生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场蕴含着思维碰撞的贸易战争，正在紧锣密鼓之中轰然打响，而在这场战争中，一股几乎快要淡出我们视线之外的力量，注定要发挥重大的作用。
5.3：民众的守夜人
这股力量的来源不在别处，正是我们的政府。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堪称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极度不均衡的架构中展开的。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了之所以要拉动内需，在于我们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的收入还很不足，缺乏一个有厚度的中产阶级，来支撑并不发达的国民经济。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是，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民众所掌握的资本性财富可谓寥寥。
假如我们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一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当其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国民收入的分配，都集中于个人而非政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的关卡，然而GDP增长的好处，却很难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收入上。
由于民众的收入迟迟不见提高，导致其消费能力停滞不前，当我们的生产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所生产的产品就必然出现大量过剩的现象，那么这些商品，就只能依靠出口，只能依靠国外的需求来消费。
我们付出了资源、付出了劳动力，换回来的却只是随时可能贬值的纸质货币，这样的情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更严重的是，当金银本位制被罢黜后，没有贵金属保障的纸币，就直接成为了代表财富的符号，于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强势货币，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普世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这样的情况本无不可，然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人并非是公正无私的上帝，只要他们存在着通过滥发纸币掠夺资源性财富的欲望，就注定要有人成为受害者，正如同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那样。
民穷弊端的暴露，直接说明我们的民间资本，还不足以将对外的贸易战争进行到底，而资源性财富的大量外流，更将我们打持久战的能力消耗殆尽。由此，国家就必须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充当民众守夜人的角色。
国家利益的本身要求于政府必须要具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功能，这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全社会四分之三以上的货币性财富，以及几乎全部的资源性财富，以中国的资源总量来计算，这样的力量是惊人的。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对资源进行全面掌控，合理利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以实物储备来替代货币储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强势货币发行者对财富的掠夺。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以巨资向国民经济、科技领域投资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全面提高，从而带来的是国民收入增强与国家的财富积累。
可以设想的是，当我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具有了创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当这一切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也就初步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出危机的阴霾。
（6）大时代规律：全民博弈，促动全视野人文景观浮出水面
自由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获取利润靠的是低成本下的高效率。
遵守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高，违背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低。于是原本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守夜人，忽然间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变化是民众绝难接受的。
主题介绍：超越市场的经济管理——大政府下的民众心态——全民博弈的来临
6.1：超越市场的经济管理
当我们对于规律的探寻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必须回到一个看似无甚价值的问题上。
国家在管理上应该不应该有着商业性行为，或者说，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国家的职责究竟局限在何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众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对于国家的需求仅限于提供保护作用。对于民众来说，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众遭遇风险与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能提供一种权威而强大的暴露力量。
在我们步入市场经济体制多年之后，国家的这项职责似乎慢慢地被人淡忘于思维之外，而现在，该是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之所以我们仍然要寄全部希望于政府，原因就在于这种职责的存在，有着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
这种理论依据的来源，就是基于最宝贵的经济规律，出自于对自由竞争的防护，我们必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自由竞争的终极加以提防。
市场经济时代带来的是无形的资本搏杀，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中，这种搏杀带来的是资本的严重两级分化，当世界各国纷纷投入数额惊人的资金，旨在挽救各自市场的时候，其背后蕴含的货币贬值效应迟早会释放出来，这些毫无保障的滥发货币，必然会让身处价值链末端的我们付出代价。
从全局的角度看，我们的国民经济明显缺乏与大国相抗争的能力，因此资本被侵吞是必然之势。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勉力经营的商业组织，也同样不具备与国际资本展开竞争的能力。
除此之外，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中，我们的民众也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
商业市场讲求的是效率，无论企业主愿不愿意，都必须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而作为原料的商品，都有其固定的价格，逃避缴纳的税赋则意味着以身试法，唯一能够降低的，就是万千雇员的工资收入，从这个道理上来说，越是能压低雇员工资的企业，就越具备竞争优势。
资本的持有者为了牟利，对工资的压榨是永无止境的，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极致时，就和18世纪的种植园经济毫无差别，劳工或雇员的工资降到了生存下之下，也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拥有自由身的奴隶，当他们无论怎样勤奋工作，都无法保证家庭温饱的时候，市场就开始了对民众的奴役！
当这样的市场经济背离了民众价值观的时候，便是我们的国家走向前台，发挥威力的时刻。
当市场手段无法达到道德标准的时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强力干预，来修正市场竞争的结果。
市场并非永远都灵，并且并非只有市场才灵，当其他的国家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大肆掠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已经失去了公正性，难以保证人人均衡。
由此，我们渴望看到的是，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远的时间段内，借助政府的力量，在新经济时代的恶性竞争中保持生存，脚步不紊，健康前行。
6.2：大政府下的民众心态
现在来让我们研究第二个问题：当国家深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会有什么影响及后果？
在过去的10年中，国家的经济行为，无非局限在垄断资源，以及对部分产业的垄断专营而已，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格局，国家还设立了政府采购政策，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货物进行买卖，当价格过低的时候就大量买入来托市，当价格过高的时候则成批卖出以稳定物价。
然而当国家深入地介入经济活动中时，政府成为最大的商人，对于民众的心态却有着料想不到的影响。
要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比起人类的欲望来说，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而人的欲望却是无穷的，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当国家将本已有限的资源再加以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民众所能掌握的资源更少，而一旦国家在政策方面出现偏差，势必导致民众对资源性财富所带来的好处无从享受，其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于是，这种由国家下场，亲自参与的商业博弈，在规律上势必要出现先天的不公平。
除此之外，由国家出面来替代民众，成为经济活动主体时，难以保证在实际的操作中，政策的推行者不会借此机会谋取私利，从而使财富流向另类的去处。
更严重的是，当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以强势面目出现时，社会对民众的教育，也在一瞬间失去了道德依据。
自由经济中的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获取利润靠的是低成本下的高效率。
遵守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高，违背市场规律的，获利自然就低。于是原本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守夜人，忽然间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变化是民众绝难接受的。
正因为如此，当国家的在道德伦理上失去引导作用的时候，必然会带来民风失控的局面，无人不尝试着用最严酷的手段，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中占取利好，从而引发一个全民博弈时代的来临。
6.3：全民博弈的来临
比起其他人来，你现在更有可能在2020年获得成功。
之所以会这样说，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比起没有读过这本书，没有参与过我们有关十大规律的人来说，你不但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忧患意识，更对时代往何处去了然于心。
当你先于他人到达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将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当你领悟了这些规律的时候，就注定了你会在这场全民博弈中占得先机。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规律对于我们的意义都非同寻常，由它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竞争策略，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对规律的巧妙运用，而恰恰是这样的运用，才对我们未来10年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
这种帮助可以是各个层面的，大到对国家经济的未来走势先知先觉，小到让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掘一桶金，守护自己的财富不遭稀释与被掠夺的命运。
在未来的10年中，将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而无论这些变化的花样有多少，种类有多少，都很难逾越我们所总结的规律，说到底，经济学是一门不确定的学问，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只存在于对其不甚了然的人群中
我们已经在繁花似锦的大时代中走过一半，一开始我们被隔离于规律之外，随着大势漂流，而当我们了解到规律之后，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它巧妙运用。
在过去的10年中，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从冲破旧规则、旧体制开始，到创立新世界，创立新规则为止，这其中的变化就是我们对规律的洞察，对控制权的掌握，当我们尝试着用他人还不了解的概念与技术进入市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新市场的创造。
手握规律，我们可能在一夜之间超越平凡而成功，也可能因为狂热与诱惑而一败涂地，然而无论怎样，我们注定会越来越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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