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了神秘与不确定的庞大谜局中，我们曾经超越过常规，也曾经创造过奇迹，假如当我们重新思考超越常规、创造奇迹时的状态，就会发觉这些时刻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谜一样的中国
在过去10年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题，一个令人叵测难解的故事，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中国。
德国哲人莱布尼茨有谚：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旨哉斯言，世界上同样没有两个相同的国家。
当我们对世界历史进行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尽管一个国家的经验，可以被照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然而无论成功与否，总是会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经验可以复制，国情却不可能相同。
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着无数不为人所知的谜局，恰恰是这些谜局，才构成了每段国情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也正是这些谜局，才促生了国家成长中的种种问题、障碍与风险，才给我们留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更给后来的写史者留下无尽的猜测。
尽管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有着自己的谜局，可是，在过去10年的中国，存在的迷局却是最多最复杂的，在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里，本已年深日久的传统，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在许多人还来不及察觉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变成了一座工厂、一个商业实验室、一处五光十色的新景观，各股力量在这里此消彼长，相互博弈，试验着这样那样的经验，套用着这样那样的模式。
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切又是那样的隐秘而不明就里，这一切都来的迅速，这一切又都像是有着一个世纪的积蓄……
总之，在过去10年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巨大的谜题，一个令人叵测难解的故事，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中国。
（2）谜局的答案
我们亟需对谜局中一个个谜题进行深度挖掘，这样的挖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有一个答案必定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这种挖掘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我们民族的改变一样。
任何貌似合理的故事，往往都是不可信的，它越是无懈可击，往往就越是漏洞百出。
任何看似迷惑的事情，往往都是最清晰的，它越是迷雾重重，往往就越是简单明了。
因此，当一个庞大的谜局，以云山雾罩的态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去解开它，由表及里、由近及远地去探求，反复不断地去推敲、归纳、想象和推测谜局内部的实情，去观察过去10年意味着什么，未来10年又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站在2020年的节点上时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会是值得的，答案就如同水底的礁石，迟早会露出峥嵘面目，而假如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却没能及时思考，没能及时探求真相的话，那么这个庞大的谜局就始终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抢在大时代的下半程，仔细地探寻它，接近它，实现它，即便结果不佳，但过程却是绝对有益的，假如把这个过程看作一项职业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职业，我们每一个人通往2020的必由之路。
那么，这个看似庞杂无比的谜局，究竟存在着那些谜题呢？
第一， 规则——当我们身处国际大环境中，竞争主动权的归属是如何配置的。
第二，制度——新旧经济制度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纠缠。
第三，观念——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时期，各种观念在经营者的头脑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碰撞与摩擦。
第四，资本——主宰西方社会发展的因素，在中国发挥了何种效应。
第五，资源——我们的资源现状如何，在未来十年中它的作用。
第六，模式——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运行。
第七，技术——这一被国人频繁提及的词汇，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主导几何。
第八，潮流——我们的文明如何发展，又将往何处去。
第九，伦理——这一决定人际关系的力量，在中国所经历的变迁。
第十，来自外部的声音——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更需要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关于这些谜题的答案，10年前的今天我们就曾经发出过质询，然而却未能得到一致而又准确的答案。
尽管我们的探寻仍未结束，但在这个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中国却经历了一场辉煌的变革，特别是对于已经沉寂百年的中国来说，这种变革的意义就更加深远，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疲惫，同时也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也就成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共同记忆。
在这个充满了神秘与不确定的庞大谜局中，我们曾经超越过常规，也曾经创造过奇迹，假如当我们重新思考超越常规、创造奇迹时的状态，就会发觉这些时刻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我们亟需对谜局中一个个谜题进行深度挖掘，这样的挖掘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有一个答案必定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这种挖掘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我们民族的改变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谜题进行细致的考量，结合理性的分析，以这十大谜题为契机，对未来10年的中国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调查。
（3）10大调查之一：规则在中国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主题介绍：天下第一关——中国经济保卫战——规则的牺牲品——规则的真正含义
3.1：天下第一关
在未来的很多年中，当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经济史的时候，21世纪的起点一定是2001年。
当911事件、安然丑闻、纳斯达克股灾等一系列震荡让世界环境变得躁动不已时，中国却在遥远的东方，因为数个喜讯的到来，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第一则喜讯发生在7月13日，耗时日久的申奥大业终于成功，这使得2800亿元的大宗资本，终于得以投入基础设施与场馆建设之中，其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凡的。
第二则喜讯更多集中在精神层面上，在三个月后，中国男足首次冲入了世界杯决赛圈，由此掀动了国人的心理狂潮。
比起前两者，第三则喜讯对国人的影响未必那么强烈，然而对中国经济而言，它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在经历了无数轮唇枪舌战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终于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入关成功，正式成为WTO成员。
三大喜讯的突如其来，令中国民众欣喜若狂，时人评价道：”这三件大事的意义，简直等同于三大战役，重要的是在这三大战役中，中国都是最终的胜利者。”
于是，习惯于讲兆头的中国人，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就体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兆头，假如我们还对十年前的那一幕有所记忆的话，那么这份记忆必然还满载着和风细雨的气息。
然而，当我们走过了10年的历程，再回头看待历史的时候，再对所谓的三大喜讯做一体会，挂在我们脸上的笑容便极可能平添几分苦涩。
首先，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决赛圈净吞九蛋，一无斩获后铩羽而归。
其次，我们曾经憧憬着以奥运为契机的新一轮经济腾飞，并没有如期出现，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反而遭遇到了经济的冰点，不管造成衰退的原因来自何处，它带给中国民众的恐慌情绪却是无比真实的。
这两者带给我们的负面感受是强烈的，但同时也是短暂的，然而比起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件来说，它们的意义便顿时变得微不足道。
关于WTO带给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然而无论结论是什么，这个影响都注定是一个持续到接近无期的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入关的繁难，并不在于取得一个承诺，而是怎样在新规则的竞争下不被淘汰出局，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WTO的“天下第一关”之谓，绝非浪得虚名，事实上，早在我们入关之前，就已经对此有了思想准备，然而比起实战中的风波谲诈、行情险恶，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实在还是太多。
3.2：中国经济保卫战
事实上，当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后，由此引发的三大问题便以严峻的形态，迅速横亘在我们面前。
其一：人民币如何保持汇率稳定，保持不贬值。
其二：我们将如何激活经济，启动内需。
其三：如何令已经看似病入膏肓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以当时的形式来看，这三大问题所带来的的严峻形势，绝不下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对的国际封锁，无论三者中哪一条出现问题，其带来的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时人甚至戏谑地评论道：这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如果要为这“三座大山”排一座次的话，那么最急者当首推确保人民币不贬值，但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则更令人心急如焚。
鉴于这样的形势，中国确定了自己的三步计划，即在首先确保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以宏观调控政策为手段启动内需，最终以“重组、改革、加强管理”为解决方案，坚决实行”国退民进”的资本战略，保证妥善解决三大问题。
就这样，一场旨在于适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捍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经济保卫战，就在世纪之交轰然打响。
其实，早在1998年的夏秋之交，我们与国际资本的绞杀便以开始，只是由于信息的闭塞，时至今日我们才得以见识到几分经济战争的残酷。
在那一年的8月5日，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炒家，为了确保将人民币汇率压制下去，便针对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大打出手。
仅仅在一天之内，国际炒家们便抛售了200多亿港元，当这笔货币被港府全额吸纳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第二天，在其后的六天中，炒家持续抛售港元，整个货币市场战火连天。
时间行至8月13日，中国政府终于介入了这场对抗，于是，港府在大陆强势资金的支持下，在股票与期货市场中开始了与炒家的直接对抗，双方皆对外宣布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时至8月28日，对抗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当日，炒家的抛盘近乎疯狂，而已近力竭的港府继续照单吃进，当收盘那一刻到来时，恒生股指稳稳地停在了7829的点位上，国际炒家最终弃械投降。
这是这场经济大战中，中国最具华彩的一场胜利，在整整持续一个月的绞杀中，我们利用储备已久的实力，采用兵来将挡的策略，最将索罗斯集团的计划一举击溃。
于是，在大战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场仓促的遭遇战中得一先手，取得了颇为骄人的阶段性胜利，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得到了缓释之后，我们便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后面两个更为繁复的问题。
拉动内需与国企脱困，看似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却有着完全一致的指向性。
这就是采用各方面手段，将暮气沉沉的国有资本分阶段撤出市场，改由更富竞争力的民营资本来充当经济主体，即我们常常提及的”国退民进”。
资本市场风波谲诈，一招不慎便可能身受覆顶之灾，国有资本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尽管其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庞大的躯壳也意味着转身的艰难，即便有望获得胜利，也难免在过程中伤痕累累。
由此，让竞争力更强，操作更灵活的民营资本去适应国际市场的新规则，无异于将“正规军”从战场中抽出，改由”游击队”来负责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这样的战略，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战果呢？
3.3：规则的牺牲品
即使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待，十年前那场”国退民进”的变革的力度之大，也足以令我们感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直到2003年这场运动进入尾声，在全部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从23.8万户直落至15万户，这也就意味着，足足有四成的国有企业，就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消失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简单地走向死亡，而是通过这场”国退民进”的运动，成功地转型为民营企业，而根据调查显示，有超过25%的民营企业，正是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当灵活多变的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充满活力的品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显露出来。
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的口号，正是在此时被喊响，而事实上，开始于98年的“中国制造”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发威，每一个动作都折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光芒。
从一系列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神话的轮廓所在，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可查的650类商品中，我国已有上百种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名列首位，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第四大生产国的头衔，更为GDP增长提供了接近40%的贡献，更令国人荣耀的是，一批名声显赫的民营企业乘此而崛起，大有俨然一路诸侯的势头。
看上去，以制造业为手段的“民资游击队”，似乎已经在入关之后站稳了脚跟，逐步适应了新规则，并呈现出活力四射的面貌来。
事实果真如此美好吗？
我们果真适应了规则，在全球经济中步步为营，以至于分疆裂土了吗？
恐怕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至少在我们在08年经济危机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层面上。
当我们自感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适应，甚至于可以巧妙地利用之，而自感得计的时候。当我们满足于世界工厂的美誉时，当我们为初步步入工业社会而兴奋不已时，其实已经标志着我们在规则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所谓的规则下，中国经济正遭受着一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厄运。
所谓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其实是个贬义色彩极浓的词汇，假如我们对现代工业的流程稍有了解，就足以知道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顾客确认、品牌建设、终端渠道这六大环节中，价值最低，效益最差的便是生产环节。
我们付出了最辛苦的劳动，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消耗着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所得到的收益却是最少的，按这样的情形来看，当我们的民营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风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着越大的亏。
同时，在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美誉背后，却埋下了消费品生产严重过剩的隐患。
在全国纳入监控的650类商品中，其中有620类商品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局面，而我国民众的收入却得不到及时提高；于是当过剩的生产，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保障时，这些商品就必须依靠国外的市场，而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严重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
当我们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时，国外市场却表现出消费过剩，当这两种“过剩”的情形相互遭遇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看似平衡的局面，然而这种平衡却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付出与收益严重不符的代价来实现的。于是，当国际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中国的实体经济遭到最严重的损伤，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3.4：规则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自以为适应了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规则的牺牲品。
假如我们对童年游戏还存在着记忆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理解这样的情形。
在孩子们的恶作剧式的游戏中，大孩子总是规则的制定者，即我们所说的“出主意的人”，而相对老实的孩子、年岁较小的孩子则永远是规则的履行者，实际活动的执行者。
小孩子去做事，大孩子坐享其成，取经我来，背黑锅你去，这其实才是规则的真正含义。
从本质上讲，游戏规则就是一个遵守者与服从者被损害的过程。
按照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被应用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赢家绝不会是一个规则的应用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或许在10年之前，“应用规则”的说法还对我们有利，但放眼2020，这痒的说法早已落伍，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
或许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以重新的视角来考量中国，不过，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我们才会明白，在这场以规则为纠缠核心的游戏中，我们所经历的艰难、痛苦、与彷徨。
（4）10大调查之二：制度在中国
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主题介绍：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国退民进”中的悲剧——政商博弈学
4.1：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
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有关制度的探讨。
在中国，以利益为导向的新制度，与以政治为导向的旧制度，究竟还会发生怎样的纠缠？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无数人论证过，近乎于老生常谈般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还在谈论老问题，原因就在于国家商业主义始终存在着，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面貌。
事实上，国家商业主义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国有产权制度，都意味着一种国家干预与调节社会经济行为，而就现实来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涉与调控，这既是国家与生俱来的只能，也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
假如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商业主义并非新生事物；由国家出面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活动，并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内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2000年之久。即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主流论述，原因就在于其的确存在着合理的地方。
当国家对市场法则善加利用的时候，当国家对经济规律熟练掌握的时候，当国家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运动的时候，当国家着眼于未来，积极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的时候，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恶性竞争与资本过分膨胀的抑制作用，对私营经济的扶植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除此之外，国家商业主义的存在，更可以直接为政府创造巨大的财政收入，尽快达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国家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同样存在着两极的影响。
尽管国家干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当国家以经营者的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其旨在争夺利益的目的性就变得明显起来，而除了资本之外，国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间经营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政治权力。
毫无疑问的是，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产权明晰的过程中，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产生思路分歧的时候，政商博弈的结果往往以企业快速衰败告罄。
在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中，当民营企业尝试着进军重工行业与垄断性领域时，往往在经营上有所斩获，却不得不面对政策上的风险因素，由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在每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在接受政策重点治理的领域里，许多民营企业纷纷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
4.2：“国退民进”中的悲剧
当时间行至2002年的时候，中央所实施的“国退民进”战略已经运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要么消失，要么转变了产权属性。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由此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鲜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以蓬勃之势前行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内，却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悲剧，正是这些悲剧的出现，才令我们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心存疑虑。
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由于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产权明晰过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应当在市场竞争领域中焕发更大生机的民营企业，就此出现了种种致命的危机。
最令人心惊的悲剧发生在名噪一时的健力宝，直到1998年的时候，无论从产量、产值还是利税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国的饮料行业中稳居龙头，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其掌门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已经因为产权的分歧而势如水火了。
在国退民进的大前提下，将健力宝出售给民营资本，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出售的态度——可以卖给任何人，唯独不能卖给李经纬。
就这样，在2002年1月15日，当地政府单方面做出决定，用3.38亿元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让出去，而根据统计，当时健力宝的总资产高达35亿元，仅其账面价值就有6.5亿元之巨。
据说在签约转让当天，李经纬于会场之上“含泪望天，一言不发”，几乎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转让后的健力宝很快陷入了经营决策失误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濒临破产，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沦为二流企业的健力宝再度被转让给台湾统一集团，不仅昔日的风光不在，甚至于我们只能在回忆里找到这个名字。
相似的悲剧发生在2002年3月11日，这一次的主角是华晨汽车。
与健力宝情况不同的是，酿成华晨汽车悲剧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竞争，在华晨汽车的战略规划中，企业必须扩大到其他地区，以全国性布局来形成产业优势。
然而，在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各地区无不希望将资源、企业牢牢控制住，地区与地区间则抱着浓厚的敌意，于是，当华晨汽车希望将新项目投放到浙江宁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当华晨汽车所在的辽宁省意识到华晨的“离家出走”势头后，华晨汽车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中，而这一次政商博弈的结局则是：不仅华晨的战略规划成为泡影，其整个企业也都被一次性地划归到辽宁政府名下。
4年后，原本仅年利润就可达18亿元的华晨，已经沦落到亏损4亿之巨的地步，甚至于连工厂生产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除此之外，广东科龙电器、春兰空调集团等一大批企业，也纷纷在政商博弈之中损失惨重，这些在市场竞争中辉煌一时的企业，却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举步维艰，甚至于血流成河。
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10年中不断发生，我们所知所言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而在多如牛毛的失败性案例中，关于政商博弈的现象实在过于频繁，从而留给我们无尽的唏嘘、感叹以及亟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企业陷入新旧经济制度的纠缠中？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何以应对这一情况？
4.3：政商博弈学
在旷日持久的政商博弈之中，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不言而喻，在两种制度的纠缠中，我们的民营企业为此付出了颇为沉重的代价。
受制于我们悠久的国家商业主义传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并不会如某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分离开来，必定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特征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在经营之外，掌握一种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与素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西村的掌门人吴仁宝，在他担任村支书的48年时间里，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读报与看电视新闻，借此来把握政治形势的脉搏。于是我们看到，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华西村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时期的先进典型，由此带来的是几何数级的财富增长。
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这种洞察力，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我们看到，10年来许多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无不在商业上展现出惊人的才华，然而却在政商博弈之中处理失当，将企业拖入坠落的深渊。
作为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做出了这样的断言：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当一个企业家做出这样的论断时，不能不令我们哑然，这既是杜鹃啼血般的无奈心声，也是夹缝求生的真实写照，从“国退民进”的政策实施以来，迄于今天为止，差不多十年有余时间，这十年，堪称中国企业家最惊险的十年。
在下一个十年里，出于国家商业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制度将会很难脱离计划经济制度之外并存，由此，政策上的小小变化，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无论是未来的创业者也好，现存的经营者也罢，都必须在纯粹的商业思维之外，学会分析商业环境的能力，领悟到“政商博弈学”的精髓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数年里，以垄断性行业为中心，资本的重组活动必将屡次发生，当国家致力于国有资本的重组活动时，我们需要做的唯有慎之又慎。
毕竟，除了商业挑战之外，我们需要面对的还有太多太多。
（5）10大调查之三：观念在中国
如果说十年前崛起的企业是“工业型企业”的话，那么在现在，以至未来十年中崛起的企业必然是“知识型企业”。在工业社会中，显性知识构成了创新与成长的源泉，而在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这一模式已经被悄悄取代，迎来的是一个隐性知识为王的时代。
主题介绍：隐性知识时代的来临——最重要的产业
4.1：隐性知识时代的来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了无数企业一飞冲天的例子，然而这些崛起的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着一大共同的特性：即它们盈利的方式都是通过由资本带来的规模化经营。
假如我们要为当下中国的企业分一分类的话，那么将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分类的依据只有一条：企业盈利的观念究竟在何处？
在过去的十年里，企业能够盈利，主要靠的是规模化经营带来的低成本，而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盈利靠的是以技术、先进概念为核心的经营知识理念。
按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十年前崛起的企业是“工业型企业”的话，那么在现在，以至未来十年中崛起的企业必然是“知识型企业”。
当我们的概念中出现这样的分野时，就必须要对知识的内涵进行一番了解。
在人类的文明中，知识可以分成两种，能够通过书面记录、数字描述等方式明确表达的知识，被称为显性知识，反过来，那些无法形成文字，也没有明确程序，甚至于不能言传只能身教额度知识，被成为隐性知识。
在旧工业时代中，所谓的创新，无一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发明，专利的创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显性知识的代表，相反，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另类的成功范例，有许多企业家凭借想象力、经验、智慧、直觉以及灵光一现的创意，在实干与资金的青睐下，将构想转化为现实。
于是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中，显性知识构成了创新与成长的源泉，而在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这一模式已经被悄悄取代，迎来的是一个隐性知识为王的时代。
4.2：最重要的产业
事实上，当我们还在这里为知识经济不遗余力地普及宣传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居于人后。反过来，这样的情势也标志着一点——越是落后，就越是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当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时，却不得不为此承受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来自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不断责难，来自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投诉和贸易报复。
除此之外，有关环境的重度污染，资源的高消耗，也同样令我们难以忍受。
在最近的20年来，“中国式成本”的实质，已经显示出我们强大竞争力背后的假象，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特的永久资源，其真实内容只是廉价的土地租用费与丰富的劳动力而已，事实上，我们从来未曾拥有过独特的企业资源与能力，更不具备在未来知识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
比这一点更令人心焦的是，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甚至于还未能建立起“知识为王”的新观念，停留在过往的荣光中，迟迟不远走出。
事实上，在当下的国际商业格局中，停留很可能意味着就此被淘汰出局。
就目前来看，作为纯粹低成本生产基地的中国，在世界工业分工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几乎超过一般的在华独资经营外商都认为，比起越南、柬埔寨等一些拥有更低廉劳动力、更低廉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其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竞争优势。在这些受访的企业中，甚至有超过两成的企业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移到那些更低成本的国家去。
尽管对于我们而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继续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当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不再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个“中国制造”时代的终结，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规模化生产、所有的产业链建设，都将成为我们未来失败的注脚。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着眼于长远的时候，“知识型工业”的价值，才愈发显示出其宝贵性，对于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究竟什么才是最大、最重要的产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还是汽车业？上述哪个产业都不算。知识产业才算是所有产业中首屈一指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探寻没有白费工夫，在未来的十年中，假如我们得以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在这一层面上有所突破，那么也就意味着一直困扰我们的产业升级找到了最直接的出路，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或许就代表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前行之路。
（6）10大调查之四：资本在中国
无论我们秉承哪一派的经济学观点，却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资本业已成为所有经济体争夺的唯一目标，谁掌握的资本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大，谁就会在未来活得更好，反过来，资本短缺就意味全面的劣势，不惟难于成长发展，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主题介绍：资本市场的恶性喷发——资本的争夺——民间力量的自我救赎
6.1：资本市场的恶性喷发
假如我们对经济学稍有认识，就会知道资本市场的谲诈与难测，而通过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也了解到资本市场对于经济的负面作用。
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10年的中国，最迅猛、最景气、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增长，竟然是由股票开始的。
1999年的5月19日是一个既普通又不寻常的日子，说它普通，是因为这一天和所有的暮春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说它不寻常，则是因为这一天注定要写进中国当代经济史的教科书中。
就在这一天里，已经沉寂了达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突然发生了井喷。
在那一天的收盘时刻，沪深两市的股指分别上涨了51与129点，继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凌厉涨势，在长达三十二天的持续大阳线中，上证指数以凶悍的势头节节攀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由1109点直冲1700点，这样超过50%的涨幅堪称世上罕见。
为了纪念这个令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日子，中国的股民按照传统，自发地将这一股市井喷奇观命名为——5？19行情。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波行情始终持续不倒，直到2001年的6月14日，沪市大盘一举冲上2245点为止。
资本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风向标，当中国的股市在鲜花与掌声之中不断上涨的时候，以互联网为龙头的新经济形态，也在沉寂之中打造出全新的泡沫。
6.2：资本的争夺
当我们为股市的疯狂所震撼时，有一个非说不可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就是商业社会对于资本的争夺，从人类踏入商业社会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始终尖锐地存在着。
关于资本的争夺，指的其实是商业市场中需要投入的领域，总是超过能够用于投资的资本。于是，这里就引发出了两个相对矛盾的概念，其一我们称之为竞争，其二称之为合作。
所谓的竞争，指的就是争夺对资本的控制权，即决定谁掌握资本投入方向的权力，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对资本的控制，是通过妥协、博弈的方式来达成的，而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分配。
无论是竞争也好，分配也罢，其过程必然是激烈而充满血腥气息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股市中所出现的疯狂，从表面上看来自于制度的缺憾，少数庄家的恶意操控，实际上却反映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中国的企业无不处于资本荒。
因为资本短缺，所以才会投身于证券市场，借此融到更多的资本，因为资本短缺，才会在不断看涨的行情中推波助澜，以其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秉承哪一派的经济学观点，却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资本业已成为所有经济体争夺的唯一目标，谁掌握的资本越多，谁的话语权也就越大，谁就会在未来活得更好，反过来，资本短缺就意味全面的劣势，不惟难于成长发展，甚至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在这一激烈的争夺过程中，所有的经济体都会被卷入其中，这其中包括了所有的个人、所有的企业、行业，甚至还有国家。
6.3：民间力量的自我救赎
国家之所以加入对资本的争夺行列，其原因就在于其同样具有经济主体的职能，也就同样存在着对资本的需求。
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加之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业竞相出现暴跌的局面，使得掌握了大量资本的国有银行自顾不暇，纷纷开始了紧缩银根的“保护钱袋子”行为。
然而，出于对国有大型企业的保护性扶植，所有银行无论大小，都坚持对其继续过去宽松的信贷政策，转而从民营企业那里大量抽取资金，由此带来的是大批中小民营企业的关停并转，其状况几乎可用一个“惨烈”来形容。
迫于无奈，许多走投无路的中小民营企业，不得不向那些潜伏在地下的“非正规”资本伸出求助之手。而正是在这场民间资本自我救赎的运动中，一个闪亮的因素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个因素就是民间资本的运作效率。
早在这场危机之前，我们就曾经见识过，横扫全国的“炒房团”、“炒煤团”，而这些商业扩张的背后，无不有着高效率的金融机制在支持。许多细小的资本，正是通过种种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最终汇集到一起，形成了有效的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其速度与最终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质量，都是国有金融机构所绝难匹敌的。
于是，就在我们的国有资本自身难顾之时，民营资本却悄然地起到了救市托市的作用，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假如能够给予这种民间的金融体系以恰当的身份，那么对于中国资本界或许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7）10大调查之五：资源在中国
所谓的资源大国，便不仅仅在于掌握资源的多少，更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无论是为了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还是在和平时期谋求国家平稳发展，都需要妥善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进行配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必须千谨万慎，从资源角度强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主题介绍：有关财富的重新定义——资源的战略经济学——资源在中国
7.1：有关财富的重新定义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财富。
当我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变得日渐丰饶时，当我们的媒体报刊屡屡提及这个话题时，我们仿佛已经步入了一个财富时代。
然而，我们可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财富？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沿着历史追溯行进，让我们一睹财富的终极定义。
对于人类而言，最准确的财富形态指的是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精神两方面需求的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上能满足你各种生产生活需要的物品就是财富；精神上能让我们感到愉悦舒畅的也同样是财富。
在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生存而服务，因此所出现的交易，也无非是以两条鱼换一只陶罐，两头羊换一只狗，交换行为带来的是人类生活上的便利，并不存在其他的情况。
然而，当货币出现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
货币的出现，本身是为交易提供一种交易媒介，让想要换狗的人不需要随身牵着两头羊，换鱼的人不必随时捧着一个陶罐，就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符号，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作为财富的符号，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价值，因此用来充当货币的物品，无论在今天看来价值几何，在当时就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贵重物品，这也正是为什么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扮演货币角色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出于便利的需要，我们选择与黄金或白银挂钩的方案，用纸质货币来执行流通功能，这样的方案本无不可，然而，当这个方案被废止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
从货币的属性上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生是货币，但货币却只是代表财富的符号，只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而已，于是，当纸质货币脱离黄金、白银和一切实物之后，这种货币和一张普通白纸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区别了。
在去年的金融危机中，非洲的津巴布韦无疑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500%，在那里，一只鸡的价格是1300万津巴布韦币，单张的小额货币，其纸面价值实际已经低于纸的价值，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其政府甚至发行了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当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时，其经济状况也就如同钞票上石块垒出的的图案一样，变得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轰然倒塌。
我们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那么当实物财富不断变得珍贵而稀缺时，也就意味着货币信誉的逐渐滑坡。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实物财富也就变得越来越昂贵，这就意味着纸质货币必然逐渐贬值，即使是目前看起来相当强势的货币，只要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总量不断减少，那么其贬值趋势就是注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津巴布韦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我们的明天，在经济规律的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当我们有感于这样的惊人现实时，所必须要做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审视财富的定义，而归根结底来说，在人类的文明史中，物物交换占据了最长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那些能够满足我们生活需求的资源，才是最值得宝贵的财富。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以资源为代表的实物财富，才是人类社会中永恒的财富，其中越是稀缺的部分，就越是值得我们珍藏。
7.2：资源的战略经济学
历史告诉我们，资源性财富的价值，是人为规定的货币绝难比拟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来说，资源性财富的价值弥足珍贵，由于货币是社会财富的计量方法，也就说明了哪一个国家拥有的有色金属、煤炭、森林、石油等珍贵自然资源越多，哪个国家与资源挂钩的货币也就具有更大的信用保障。
除此之外，资源还是国家建设重要的原料，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建设，开发任何一项工程，最终都需要直接依靠资源。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掌握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后，就意味着在手中握有可以不断升值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分国家、民族、也不分时间、空间，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随时将其兑换成任何形式的货币。
事实上，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当国家处于与其他国家的对抗中时，这种意义就变得更加深远了。
从宏观的角度讲，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决不局限在部落时代简单的军事手段，而是更深层的经济实力上的对抗，假如在这场对抗中，有一方的经济实力不济，那么便很难维持这种长时期的消耗，对抗的周期越长，获得胜利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在普通人看来，在一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军队的军事素养，然而实际上，真正起到作用的，往往是交战双方可动用战争资源的比较。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国家在它独特的发展历程中，就把基于资源的这种竞争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我们的战国时代，当秦始皇决意灭亡楚国时，特别向他的将领们询问需要动用多少军队，年轻的李信回答要二十万，而另一位老将王翦则给出了六十万人的答案。
在王翦看来，作为南方大国的楚国，其疆域广达五千里，其人口密度和资源广度都极其惊人，仅楚国的粮食储备，就足以支撑十年的战争需求。像这样的资源大国，其潜力是相当雄厚的，足可以集中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
正因为如此，王翦才坚持认为，秦国若要击败楚国，必须集中所有的战争资源，在短期内形成压倒性优势，才有望获得最终的胜利。
出于盲目的自信，秦始皇没有采纳这条战略，然而事实证明了王翦判断的正确性，当秦国的二十万军队进入楚国之后，楚国凭借着源源不断的供给作为后援，采取坚壁清野的固守战术，使得秦军始终无法迅速决战，而当秦军的补给线出现问题之后，其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资源的竞争。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旧工业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力，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出现了百万黑奴的买卖，才出现了数十万华工远走美洲的悲惨场景，然而正是通过这样的资源掠夺方式，才奠定了欧美国家现代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
当人类步入了工业时代后，资源的定义扩宽了，在现代战争中，战争的周期变得越来越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战争资源消耗的增加，当庞大的军队在战场作战时，每一天都要消耗天文数字的战略资源，并且已经从最初的人力、粮食等层面，扩展到包括了石油、煤炭、科学、技术产品、智力等多个方面。
以1967年中东的六日战争为例，以色列在一天时间内就打光了几年里的战争储备，假如没有美国不惜成本的大力支援、或是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今日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势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供调配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也就具有越强的国际竞争力。
当这样的观念为世界各国广为接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场针对资源的大争夺拉开了帷幕。
7.3：资源在中国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资源贫国，对于这一点，我们有着印象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资源却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掠夺，我们可以在此毫不夸张地断言，中国正在一步步脱离资源大国的地位，朝着危险的深渊走去。
这绝非危言耸听的大话，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资源的消耗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速度，更令我们揪心的是，在这些所谓的消耗里，真正被用来投入建设、生产的资源却寥寥无几，一句话，中国的资源，绝大多数都在通过出口的形式，流向手握大把强势货币的国际买家。
举例来说，单就稀土资源而言，我们便正经历着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稀土对于现代工业的价值，丝毫不亚于粮食相当于民生，特别是在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物资，而我们对于此项资源的占有，达到了世界总量的72%，以至于我们曾经自豪地喊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样的响亮口号。
然而，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对于这样重要的资源，非但没有做到掌控，反而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
从1990年开始，到2005年为止，在这短短的15年中，我们稀土资源的出口量增长了将近10倍，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我们大幅度地向外出口时，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
这样的现状令我们痛心，然而更糟糕的远远不止于此，在我们最新探明的三大金矿中，外方的控股比例无不超过了80%。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的煤矿、铁矿无一不遭受着相同的命运。根据专家的统计，我国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极有可能在未来的10年中缩减一半，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彻底消失，我们的钨矿资源则只能承受二十年的消耗。
令人无可容忍的是，当国际买家以近乎压榨的价格疯狂聚敛中国的资源时，我们国内的商家偏偏又在相互压价，当国际投资者开发以资源为依托的低级加工业时，我们国内的矿山、工厂、偏偏又在争先恐后地抢夺这种”变相贱卖”的机会。
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时，这样的现实就更令我们坐立难安。
当世界各国纷纷以实物储备替代货币储备的时候，我们却在选择用资源来换取靠不住的财富符号，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在不远的未来，当我们的资源短缺时，我们将付出何其昂贵的代价，来赎回那些本应属于我们的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资源大国，便不仅仅在于掌握资源的多少，更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无论是为了赢取一场战争的胜利，还是在和平时期谋求国家平稳发展，都需要妥善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进行配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必须千谨万慎，从资源角度强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当下，正处于金融危机的最后阶段，受此影响，全球的矿产资源价格也开始出现下降，国外一些资源类企业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缩水，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最好的机会，唯有趁着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矿产价格暴跌的机会，积极储备最宝贵的资产，才足以保证在未来不至于为资源而忧。
（8）10大调查之六：模式在中国
正如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所论述的那样，“存活下来的物种，即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对于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更换而言，这样的论述庶几近之。
主题介绍：一个简单的定义——莫衷一是的模式纠葛——生物法则的商业应用
8.1：一个简单的定义
在开始有关这一主题的探寻之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概念。
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东西？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商业模式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和它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每一个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相应的收益来源与方式。
这样的定义或许让我们倍感困惑，其实，商业模式的真实含义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企业究竟要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来赚钱。
比如说，奶制品企业靠卖牛奶来赚钱，网络公司通过点击率来赚钱，通信公司通过收取用户使用金来赚钱，零售企业通过销售商品和提供仓储来赚钱，可以说，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场合，商业模式就同样存在。
当我们明晰了这一概念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探寻，让我们一睹在过去的十年中，商业模式这一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概念，究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8.2：莫衷一是的模式纠葛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于各种商业模式对头脑的洗涤，几乎是每一个资深经理人都记忆犹新的。
商业模式是企业在竞争中决胜的关键，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然而对于其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对于其模式路线，对于其关键点的选择，对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位置，通过某种商业模式，企业的未来在何处，短期与长远目标又分别是什么，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企业经营者，每一个经济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要说。
正因为商业模式的多样性，才促生了许多的争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的商业模式是最理想，最能帮助企业赚钱的，凭借这这样的信念，许多已经赚到钱的企业家，频频在媒体上宣扬自己的商业模式，而那些惯于批判的经济学者，则在为他人查疑补漏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夹带私活，更有许多尚未完成创业的热血青年，更是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将自己的计划推销出去，以实现其商业梦。
于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炉，无论其是否经过实践的检验，都不免于成为众人的标靶。而在这个批判与被批判的过程中，越是到争论的高峰，就有越多的商业模式被抛出。
在过去的十年里，先后有四五种商业模式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比如曾经风靡一时的“剃刀模式”、曾经为人称颂，直到今日仍然是主流认知的“店铺模式”等等
所谓的“剃刀模式”，指的是用极低的销售价格抛售基本产品，甚至于不惜亏损，而以十分昂贵的价格出售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服务，而所谓的“店铺模式”，则是在具有潜在消费群的地方开设店铺，通过展示其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来赢得消费者。
事实上，每个人都了解的一个常识是：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都不在于其本身有多高明，只是因为这种模式被应用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合而已；反过来，任何一种商业模式的失败，也不代表其一无是处，只是因为这种模式恰好无法被消费者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电子商务界大为成功的EBAY，却在中国难敌阿里巴巴的淘宝网，这并不说明EBAY本身的失败，只是由于中国的广大中小企业，需要一个运营成本较低的销售平台，而淘宝网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的性质，无论一个商业模式有着怎样的内核与外部形态，以下三大要素都是它所必须遵守的。
这三大要素就是：必须提供独特的核心价值，难以模仿的完整机制，脚踏实地的实际操作。
看起来，这三大要素似乎流于空乏，然而这却是所有成功商业模式中所蕴含的共性。
8.3：生物法则的商业应用
所喜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关心这种纠缠。
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现在唯一重要的，就是企业成长的效率与速度，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商业模式的应用，都不过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效益，规避更大的风险，而这已经成为了一条公认的定理。
无论是采用怎样的模式，其目的不外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一个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是否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能力，这是一个企业所要超越竞争对手时所必备的条件。
除此之外，任何商业模式的变迁，都只不过是为这种核心竞争力打上注脚而已。
30年的风雷激荡，30年的融合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从公有制企业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从铁饭碗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跃迁，从经济这个字眼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熟知的过程中，我们正一步步走向更现实的层面。
正如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所论述的那样，“存活下来的物种，即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对于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更换而言，这样的论述庶几近之。
（9）10大调查之七：技术在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开始增强时，许多媒体才以乐观的态度，适时地抛出了“工业霸主”的称号，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全部，就在我们乐此不疲之时，世界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当我们的社会过渡到信息时代，衡量的标准静悄悄地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尽管构成经济主体的仍然是工业社会中的各个部门，但是其衡量标准却由生产规模变为了核心技术。
主题介绍：垄断者的困局——与历史擦肩而过——技术中国说——技术的自我救赎之路
9.1：垄断者的困局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定律——垄断带来超额利润。
然而，这条看上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却被一家中国企业悄悄地颠覆掉了。
这家名叫双童吸管厂的企业坐落在浙江义乌，和平淡无奇的名字相比，它的经营规模之惊人，甚至远迈我们的想象之外——该厂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厂，仅其一年的产量，就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四分之一。
在这家工厂里，每天都有60条生产线全力开工，在其日产的8吨吸管中，有90%的部分一生产出来，就被直接装箱配送，销售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可以说，在全世界每四个人里，就有一张嘴正与双童的吸管做“亲密接触”。
当一个企业占据了如此的市场份额时，无论在理论上，或者是在实际领域中，都算得上当之无愧的垄断经营者。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双童的利润状况究竟如何呢？
答案恐怕同样出离我们的想象——一家如此之大的企业，每年的利润总额居然只有区区60万美元，而这也就意味着，双童每出口一根吸管，只能从中间挣到0.08分钱！而这尚且是行业中的龙头，是企业中盈利的典范，其他规模更小，效益稍差的企业，其利润额度就可想而知了。
垄断企业为何难以实现超额利润，生存空间为何如此急剧压缩？
想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当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大困局。
9.2：与历史擦肩而过
事实上，在中国的广大企业中，类似于双童厂的情形大有所在。
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占据了近乎大半的市场份额，然而却不得不赚取极尽低廉的利润额度，如此还要面对来自同行业者的价格竞争，其生存空间之狭窄，几乎可以用卑微两字来形容。
我们之所以要承受如此的现状，其真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在制造业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优势领先地位。
在这里，一定有许多人会提出尖锐的质疑：我们目前制造的各类产品产量，已占到全球产品总量的近百分之三十，堪称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凭借着这样的数据，足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膺霸主的地位。
按照人们惯常的逻辑，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如此发达的制造能力，也就意味着其拥有了工业霸主的地位。而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历史的确印证了这一点。
作为世界第一轮工业革命的出发地，英国是第一个成为世界工业霸主的国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使得英国在18世纪晚期大步迈进工业化的行列，直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原材料方面，英国占据了全世界的原材料市场，几乎所有可能用到的工业材料，都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输往英国，而英国以此加工出来的工业产品，又返销到这些地方，由此，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全世界的工业生产总值有一半来自英国，其工业霸主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英国称雄的同时，美国也正在完成其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拥有广袤的领土，而其大力建设铁路、运河，优先发展运输业的战略，使得其交通网横跨整块北美大陆，由此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其制造品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订单从沦于战火之中的欧洲各国，雪片般地飞往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了工业新霸主，而日本在战后亦紧随其后，依旧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为其提供加工业务，在左手进右手出的格局中，同样获利颇丰，问鼎魁首。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开始增强时，许多媒体才以乐观的态度，适时地抛出了“工业霸主”的称号，然而，人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全部，就在我们乐此不疲之时，世界却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由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文明进步，而文明进步则带来了实力评判标准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全世界都处于农业社会状态下，因此评价一国实力是以农业水平为标准的，开垦的熟地越多，粮食产量越大，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
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社会的评判标准，自然要从一国的工业水平来衡量，炼出的钢铁越多，工业制成品越多，工业生产规模越大，自然就会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我们的社会过渡到信息时代，衡量的标准静悄悄地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尽管构成经济主体的仍然是工业社会中的各个部门，但是其衡量标准却由生产规模变为了核心技术。
诚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在一个扁平的世界中，所有人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紧密联系，全世界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各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来参与全世界分工，从而构成了一种由各国分别扮演各自角色的全维度经营模式。
不幸的是，在这场世界化的大分工中，中国的特点在于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充裕的自然资源，从而将“组装车间”的重担一肩挑上，而最关键、利润点最高的部门，却落在牢牢把持技术优势的欧美国家。
9.3：技术中国说
在这里，一件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工业体系，正在静悄悄地陷入一个技术困局之中。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落后的国家，运用技术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温习常识的过程。
这种技术困局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大要素。
第一， 核心技术严重匮乏。
第二，对于引进技术的消化能力匮乏。
第三，低技术产品产量严重过剩。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困局三大要素，正是针对当下中国工业体系的现状而言的，当我们对现实进行考量的时候，会发现最近10年内所出现的现象，都能够归结于这三大要素之内。
第一个要素的具体表征在于。我们的企业在产品的关键技术上，很难完成自给自足，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构成现代工业的各门类中，至少有50%的核心技术要依靠外部获得。如果我们继续探究便会了解，当一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时，是绝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来为工业发展做支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业品以及重要生产设备方面，持续依赖国外进口，以至于在许多领域酿成了代价惨重的事件。
我国曾经拥有200余家DVD生产企业，其产量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然而，该行业的2300多个专利，却基本上集中在世界上十家大型电器企业手中。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一瞬间内便改变了这些企业的命运。
在2002年，包括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在内的六家企业，突然史无前例地联合起来，发布了一项“DVD专利联合许可”声明，在声明中，这六家企业要求世界上所有生产DVD的厂商必须向他们购买“专利许可”。
按照这样的要求，中国的DVD厂商要向6家外国厂商缴纳每台高达2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然而，在激烈的厂家竞争中，中国企业每出口一台30美元的DVD机，却只能赚取1美元的微薄利润。因此，这样的通牒无异于扼住了中国200家DVD企业的咽喉。
于是，曾经喧嚣一时的中国DVD产业，几乎在一瞬的时间里销声匿迹，转眼兴亡判若云泥，甚至于连“爱多”这样的著名国有品牌，都不得不走向覆没。
比起第一个因素来，我们对技术的消化能力更足以令人心惊胆寒。
历史上的近代中国，对于技术从来都抱有极强的消化能力，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自于70多年前的中国，其时，德国纳粹政府向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轻武器，其中尤以毛瑟98K步枪的修改型最为著名。
仅仅时隔两年，德国专家就惊讶地发现，中方应用自己的技术储备，在毛瑟98K的基础上，成功地研制出仿造产品，其中各组件的机械性能，比起原型枪来基本持平，而低廉制造成本，使得我们可以在物资匮乏的前提下迅速地形成量产，满足装备部队的需要，而这种“山寨版”的毛瑟98k，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中正式”步枪。
反观当下的情况，我们目前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仅仅为1：0.07，而这个比例在韩国是1：5，在日本则是1：8。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说明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困局中的又一重大症结。
当我们频繁引进设备、频繁引进技术的时候，却丢掉了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消化法宝，从而得上了“技术依赖症”，这样的情势势必让我们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
9.4：技术的自我救赎之路
假如我们对工业制造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同为制造业，却存在着高端与低端的区别，而区分高低端的标准，只取决于技术含量。
于是，类似于飞机、轮船、高科技设备等领域的制造业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端，相反，鞋袜衣装等日常小手工品，则代表了制造业中的低端领域。显而易见的是，一架飞机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绝不是鞋袜所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高端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原料、技术以及完整的生产链做支持，比如说，造一家飞机，需要牵涉到铝合金工业、橡胶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等许多门类，这种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刺激效应，是低端制造业所难以比拟的。
事实上，即使在低端制造业领域里，我们会在技术领域遭遇相当棘手的情况。
在2001年9月，温州的许多企业，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中欧贸易纠纷案”的主角，而这场贸易摩擦的起因，则发端于小小的打火机上。
作为中国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每年都要外销5亿只打火机，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数量是销往欧盟各国的，其产值颇为可观。
于是，为了防止这一趋势的继续扩大，为了控制价格低廉的中国火机进入市场，欧盟特别启动了一项技术壁垒，规定凡进口至欧洲的低价打火机，都必须加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然而这项技术却全部为外国企业所掌握。
在我国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法规最终未能成行，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种类似于“扼喉咙”的行为一次得逞，中国火机的命运，便必将如同DVD一样再次败走麦城。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工业中的技术困局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毕竟，当我们落后太久的时候，朝夕之间的努力是无法弥平差距的，然而，假如一任此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都将会面临着一种“十面埋伏”般的败局，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随着一部分落后国家人力资源优势的不断凸显，我们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流失，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困境。
（10）10大调查之八：潮流在中国
中国历时千年的乡村文明，正在过去的10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
当我们的舆论、资本、政策、文化等多方因素联手起来，极力编造出一套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故事时，本身缺乏判断能力的乡村居民，就这样被灌输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其灾难性的后果却是难以估量的。
主题介绍：纷繁的城市化问题——乡村文明的消失——潮流在中国
10.1：纷繁的城市化问题
假如我们回过头去，为中国过去10年的社会发展挑选出一系列最为严峻的问题，那么我们必将会获得不胜枚举的答案。
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待业人口激增、交通问题严重……
当我们为这些复杂纷乱的问题头痛不已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将问题的症结归纳在城市化之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上述所有问题的存在空间，基本都集中在我们的城市中，而且越是规模较大的一线城市，上述问题的反应也就越严重。
从我们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走一条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然而尽管我们的意识足够领先，实际执行却恰恰相反，我们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现象是，一个坐拥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却没有相应的支柱工业或核心工业来作为经济的支持。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大大落后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城市中，高度匮乏的工业企业，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艰难的城市化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缓慢，直接带来的是当地政府利税收入的停滞不前，在北方一些城市中，随着许多旧有大型企业的破产，这种情况就变得愈发严重。
政府收入的匮乏，又直接影响到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人口飞速增长的时候，配套设施的匮乏，就必然会导致市容市貌的落后、交通拥挤、民众基本需求无从解决的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工业化进程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所带来的更严重后果，在于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维持在一个饱和的状态，从北方城市中大批量的下岗职工，再到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我们看到的是更加突出的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矛盾。
根据学者的测算，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行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每年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机会来完全吸纳剩余劳动力。
于是便有呼声四起，认定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才造成了今天的这一局面，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持该观点的学者举出了数据作为参照。
根据估算，进城务工农民的人数每年约在1亿人左右，仅上海、北京两市就超过600万人。而正是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使得城市中原本就已经非常薄弱的基础设施更显紧张。
由此，这一派观点大声疾呼，要求国家实行政策性措施，让剩余的农村人口回归乡村，以彻底缓解城市中所出现的压力。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以当前的形势来看，那些散落于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是绝难再重返其家园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就必须从过去十年的潮流变化中寻找答案。
10.2：乡村文明的消失
假如我们要为上一小节中的问题寻找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这就是中国历时千年的乡村文明，正在过去的10年里消失得一干二净。
当我们面对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时，当我们身处经济衰退中，指望数百万农民工能够返回乡村，在那里独立创业来减低城市压力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一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在过去的10年里，农民赖以生存的乡村环境，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
绝大多数的人类文明，源自于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则是从乡村开始的，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中，总是饱含着对乡村生活的赞美。正如许多田园诗所称颂的那样，在许多城市民众的心中，乡村是美好的象征，更是人类最根本的回归之地。
即使在发达的欧美国家，乡村文明也没有因为城市化进程而遭到破坏，反而始终代表着国家精神的坚实基础，大到政治理念、社会结构，小到个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生活，都不是由城市的单方面文明所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城市代表着文明的花朵，而乡村则是文明的根基。
在美国，总统可以邀请政要到乡村共享烧烤，资本大亨也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场，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提到乡村生活的时候，总是有着由衷的羡慕，因此让城市中的居民，始终在精神上与乡村保持这有机联系。
然而在过去10年的中国，乡村社会仅存的最后一丝根脉，也正在悄悄地走向覆亡。
本来，我们可以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程度地保留这种乡村文明，让我们在遭遇城市化压力过大的时候，足以有退让的余地，将人口压力转移至乡村。不幸的是，受都市文明的侵扰，种种怪异的畸变理论，逐渐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
在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看来，乡村代表着落后，代表着愚昧，反过来，只有城市才是先进与文明的象征。
当无数的专家学者着意于此，大肆渲染人类社会必然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于是，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许多自命不凡者开始向农村传播所谓先进的城市文化，编造着城市化等于现代化的神话；与此同时，忙于赚取利润的地产开发商们，早已不满于城市内高昂的地价，继而将视线投向农村，将那些承载了浓厚乡村文明的村落拆毁，将乡村居民赶入一栋栋死板的水泥建筑。
当我们的舆论、资本、政策、文化等多方因素联手起来，极力编造出一套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故事时，本身缺乏判断能力的乡村居民，就这样被灌输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其灾难性的后果却是难以估量的。
乡村文明成了落后的代表，乡村居民则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这样的情形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乡村民众所产生的自卑也就愈发强烈，在他们的心中，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快脱离乡村、永远脱离乡村，永久性地离开这被蔑称为落后之地的家园，城市的居民也因此而产生了种种倨傲的情绪。
乡村的人口蜂拥入城，城市人口却绝不会向乡村转移，而城市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当成千上万的乡村人口集体涌向城市后，势必带给城市空前的压力，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述的种种问题。
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乡村的资源飞速流失直至走向灭绝，而这些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并没有能够很快适应陌生的城市文明，当他们在城市中虚度时间，想要重返乡村时，却发现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乡村文明，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形同空壳。
10.3：潮流在中国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潮流已经成为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之所以这个名词在媒体、舆论以及我们的生活中被反复地提及，其原因就在于其包含的特性。
对于潮流而言，其形式与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我们对潮流是否留心，都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而这正是潮流的特性所决定的。
所谓的潮流，无论是文化现象也好，社会趋势也罢，甚至于服装款式、大众口味，其共性就在于拥有异常迅速的传播速度，惊人的波及范围，以及对社会底层大众惊人的影响力。
当我们了解了有关城市化与乡村文明灭亡的内容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正是一个时代中潮流的最好反映。
无论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还是乡村文明的灭亡，其速度都是异常惊人的，
就波及范围而言，在当下中国的每一个村子里，都有着相当比例的进城人口，反过来，保持了真正意义上乡村文明的村庄，也由于潮流的波及之广而寥寥无几。
更重要的一点是，以民众的判断力与群体思维能力，是绝无能力对潮流做出抗拒与抵御的。
正如法国心理学家庞勒？古斯塔夫所说的那样，民众究竟能够有怎样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影响民众的潮流具备何种性质。
当这种性质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那么民众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而有益。反之，如果主宰民众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潮流，那么民众的表现就会是非常可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国民正在被操纵着，投身于一股完全与国情相违的潮流之中。
这样的现实令我们悲凉，然而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力量将会无所作为，唯一能够寄托希望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由社会自动完成潮流的逆转。
（11）10大调查之九：伦理在中国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主题介绍：理想社会的模型——不均衡的社会——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
11.1：理想社会的模型
在过去的十年中，互联网业的发展，带来的是网络文化的极度繁盛，除了酝酿出无数流行文化的符号之外，关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大讨论，也同样构成了网络文化的一大特征。
在网上的一些论坛中，我们随处可见这一类问题，最终形成了两派甚至数派的争辩，而假如我们把这些看似纷乱的问题做一总结，那么其争论的焦点就只有一个。
怎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
对于这个命题，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构成争论的根源，因为对任何一个命题而言，其结论总是唯一的，区别只存在于证明的过程之间，而假如一个命题不存在唯一的结论，那么这个命题必然是伪命题无疑。
不幸的是，关于社会合理性的命题，恰恰是一个结论颇多的伪命题。
不过，对于这些莫衷一是的结论而言，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怎样的最终社会形态，假如它是合理的，那么它就势必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的，反过来说，一个得到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就意味着它的合理性。
这样的社会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中，其理想社会的形态正是这样的。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各个方面的力量能够互相制约和互相抵消，各个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均衡性，因此它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均衡社会。
11.2不均衡的社会
当我们了解了上面的概念之后，一个新问题就又向我们走来。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符合均衡社会的标准呢？
我们很想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现实的残酷，注定了这个肯定的答案，只能成为我们美好的愿景。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是否达到均衡状态，是很容易判定的。
比如说，在一个均衡社会的条件下，国家的税收标准，既可以保证国家的必要财政开支不至于出现赤字，又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免对民众的收入造成伤害。
再比如自然资源的分配方案，在均衡社会的条件下，既可以保证国家的自然资源不至于出现过度流失，保证国家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掌握足够的战略资源，又足以保证民众可以享受这些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福利。
还有宏观经济的增长，在均衡社会之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当同时存在着内外两种循环体系，以内循环作为增长的原动力，外循环作为增长的助燃剂，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健康的国民经济作为主导，以外贸经济作为补充。
除了上面这些范畴，均衡状态所能应用的主体还有很多，而无论是这些主体中的哪一个，无不体现了均衡状态的内核：让各个方面的愿望都得到满足。
当所有人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需求被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社会波动。
经过前面的探讨，我们了解到的现实是，举凡均衡社会的标准，我们极少能够达到。
之所以在中国没有出现均衡社会的形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体系结构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
在中国，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人群，构成了社会体系的底层，而为数极少的权贵阶层，则居于这个社会体系的顶端。前者以最多的人口基数，却掌握了最少的社会财富，后者以寥寥无几的人数，却将大部分社会财富收揽怀中，当这种不均衡的状态与底层民众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构成了今日中国颇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11.3：一个阶层的示范作用
很明显，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体系而言，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垄断，与来自于底层民众的需求，构成了强烈的冲突。
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
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就更显得珍贵。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所秉承的伦理道德观，是基于均衡社会条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调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生活的富足，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还远远未能达到实现其功能的水平。
对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而言，其基础是建立在收入之上的，可以说，只有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较大幅度地超越了社会平均标准之后，所谓的中产阶级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形成。
而保证民众收入的超越，就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作为保障，一是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其二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
而这两点，我们做得还远为不够。
基于上面的探究，我们就了解到了这样的事实。
在一个均衡的社会体系中，必须保证足够大的中产阶级存在，而就目前来看，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然而比起来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这种增加的速度实在是过于缓慢。
除此之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这既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也同样表现在这一阶级的观念上。
就当下中国而言，大凡在收入上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社会群体，无不向往着更高层面的物质生活，而这样的要求是与均衡社会的宗旨相冲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社会总财富达到一定的总量之后，新一轮的财富创造就变得困难起来，而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索取，就必然有人要失去，这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进一步提升物质生活的要求，实质上意味着对底层民众的掠夺。
其次，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利益诉求，对于权贵阶级的超经济掠夺，中产阶级所持的态度除了羡慕之外，竟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争辩与对抗。
由此，我们便得出了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憾所在，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无法在短期内予以改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待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形成，期待着中产阶级利益表达渠道的形成。
一旦这种期待成为现实，那么就将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格局。因为就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而言，其本质就是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全部自觉意识。
（12）10大调查之十：世界看中国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所有人震惊，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莫不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世界看来，中国由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一个电影中神秘与落后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岛，逐渐变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个初步呈现出现代化面貌的国度。
主题介绍：世界眼中的中国
12.1：世界眼中的中国
在松下集团总裁松下幸之助的众多名言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世界败北！”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能算是一句对中国的褒奖，甚至于，我们要将这句话看成是一种负面的嘲讽。
作为一个商业帝国的领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考虑的因素只有一个——如何用自己的产品占领中国。
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另类的被侵略状态之中。
和百余年前那次持续日久的侵略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再遭遇后膛枪与坚船利炮，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无不同——流走的是真金白银。
然而，之所以我们没有产生任何被侵犯的耻辱感，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次关闭日久的国门，是我们自己亲手打开的。
尽管差别微妙，其意义却绝不相同。这一次的国门开放，意味着一次长久的酝酿。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所有人震惊，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莫不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世界看来，中国由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一个电影中神秘与落后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岛，逐渐变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个初步呈现出现代化面貌的国度。
从过去的一无所知，到今日的全球闻名，中国之于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以几何级数的变化速度日益激增，甚至于在非洲一些国家里，我们正以昔日不列颠或法兰西等列强的面目出现。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沉默了百余年的民族而言，这种辉煌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在现阶段正面临着数不清的困局与麻烦，更有许多人希望藉此来抹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一干成绩，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否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体验着从未有过的感觉。
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的那样：“提到过去，每一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一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就我们前面所经历的探究过程而言，正是处于过去和当前之间，无论能否得到时代的承认，发生的已经发生，该发生的还会发生，所有的结论，都需要后来者自己给出。
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于是，我们便处于全世界矛盾的眼光之中，同时也为自己的处境而矛盾——既为眼前而困顿，又为未来而期盼。
事实上，当中国加入了WTO组织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端。如同淙淙溪流一样，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的激增，最终形成了滔滔洪流直奔入海，跃入国际市场之中。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在中国的几十个产业之中，矛盾与期盼交替地行进着，这种博弈与交融并存的局面不仅发生在当下，更存在于未来十年，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无论其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所需要做的都是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继续着我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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