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毁灭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但是，它也带来了朝代兴替、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契机。在战争中古人发展出无限的智慧，在你死我活、血火交织的战场上，人们为着求生图存、战胜对手，必定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少胜多、声东击西、诱敌深入、调虎离山……在战争中，我们可以悟出很多，真假、虚实、刚柔、正奇、进退、攻守。而战争的惨烈与残忍更使我们懂得，只有和平才是最宝贵的。
我国古代军队何时有了参谋人员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在军队建设方面自然也起步较早，并且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促进着我国古代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虽然军队从很早以前便出现了，但我国真正的军事参谋人员是何时出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依然存在诸多疑问。
在商朝最初建立的那段岁月，商汤身边有一位得力助手，他就是伊尹。他们之间最着名的故事发生在灭夏的时候，伊尹为商汤出了一计来试探夏的军事实力。伊尹指导汤“阻乏贡职”，夏桀见商汤不来进贡不禁大怒，发动大规模军队前来讨伐，此时伊尹看出夏的实力依然很强大，灭夏时机欠佳，便让汤前去请罪。过了一年，汤再次“阻乏贡职”，这次夏桀却没有号召力再调动如此重兵了，成了孤家寡人。伊尹此时提出，这才是攻打夏的正确时机，于是商汤一举灭桀，完成了一个朝代的更替。在这个过程中，伊尹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堪称参谋，于是便出现了参谋人员最先出自商代的观点。
伊尹再料事如神，毕竟也只是单独的一个臣子，他在行使臣子的职能时，出了一些有助于军事胜利的计谋，如果就这样把他算作最早的参谋人员，会不会太过宽泛与草率呢？
《三国志·魏书》中倒是明确记录了汉末出现的参谋这个职位，那时叫“参军”，有参谋军务之意。例如东汉灵帝时的幽州刺史陶谦便担任过车骑将军张温的参军，为其参谋军事。不过，从商代到汉末，这个时间差太过悬殊，其间有没有出现过参谋这种性质的职务呢？
在周代姜太公撰写的《六韬》里，竟然系统详细地描述了军事参谋的分工和职责。记载中，这种参谋人员共有72人，分管谋略、兵法、侦察、通信、工程、气象、地理、宣传、粮禄、医药、财务等工作，真是让人惊叹。不过，这么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为何没有出现在重要典籍《周礼》当中，也算是个让人蹙眉的难解之题。
那么，这三种答案到底哪个才是出现参谋人员的真实时间，还需要人们等待更多更充分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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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姜子牙所着。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它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着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孙子兵法》是如何传入日本的
《孙子兵法》可谓我国古典军事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的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不光历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对这本着作推崇至极，国外热爱中国文化的军事人才也对其有着执着的追随。按照一般的看法，日本、朝鲜应当是最早得以研习、传播这本着作的异国了，而对于《孙子兵法》进入日本的路线，学界却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唐朝开元年间，日本一名叫吉备真备的留学生结束了在华的学习生活，踏上了回乡之路。据记载，他用大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金钱买了大量的书籍带回了国内，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一本史书《续日本记》便记载过，在他回国多年后，奈良王朝派人前往太宰府向吉备虚心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等军事知识。如果这本日本史书的叙述属实的话，那么便可以证明，在唐朝时候，是吉备真备循海路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并广为传播的。
不过，唐朝时候吉备真备的这一功劳也许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吉备不一定是第一位将《孙子兵法》带回东瀛的功臣。早在吉备真备学成回国前，日本的土地上便流传有《孙子兵法》了。相传有几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来的兵法家，在日本传播中国兵法，甚至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而被授予了荣誉。因此，《孙子兵法》由朝鲜半岛的人传入日本也是有可能的。最具说服力的是，《日本书记》成书后，书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的句子，竟与《孙子兵法·计》篇中的“出其不意”和《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如此吻合，让人不得不对这种说法也认真地进行考虑。
在这样的争论中，《孙子兵法》最先要么是直接渡海来到日本，要么是先经过朝鲜半岛然后由那里的人再传播下去。不管《孙子兵法》最早走向世界的征途是沿着怎样的路线，我们始终坚定地相信，这份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向世界进军的路上，依然蕴含丰富，充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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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且最着名的军事着作，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全书共13篇，十分系统地阐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军事策略，每一篇目负责讲述一类军事策略。例如，《计》这一篇主要讲庙算的内容，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一篇是全书的纲领；《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取得以多胜少的效果；《九地》则讲依据“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富有哲理，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官武将何时有了分工
说到文官武将，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众多文武人才。文官中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武将中的李靖、李绩，都为唐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到了南宋，岳飞也曾掷地有声地评论说，只有做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才能做到重整河山。看来，在古人心目中，文官武将的职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底是从何时起，维护国家统治的官员们被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种了呢？
在西周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专职军事的官位，但另外的官员也要在战时从事指挥工作，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官员是要求文武兼修的。在久远的黄帝时期便设立有“司马”这个官职从事军事首领的指挥工作，到了夏朝又出现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商朝的“马、亚、射、戍、卫”的概念更是将武官职能系统化。不过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虽然文武官员的分工在这时有所设立，文官掌管日常行政，武官掌管日常军政，但是到了战争来临之时，卿、大夫等人也是要率兵出征的，甚至连君主也要亲率部队，尤其是在春秋时期，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
到什么时候才出现了文官负责统天下、武官负责打江山的局面呢？一般认为到了战国时期文官武将才真正有了明显的职能界限。此时，地主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君主为了防止卿、大夫等贵族力量利用军权威胁统治，决定采取文武分治的方法，以相、将为百官之首。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军队数量的增加，军事指挥逐渐发展为一门复杂的工作，从事此业的人才都要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仅凭文人拥有的那些书本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从此，文官便仅在朝中讨论政事，武官则在外守护国土。
历史上的文官武将虽然分工不同，却共同维护着中华广大疆土的稳定和繁荣。大中华的每一块土地上，都凝结着文官们的智慧和武将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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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之下，文官武将人才最为聚集的时候要数唐初了。那时最着名的便是唐太宗的凌烟阁24功臣，其中的人才既有文官又有武将，为大唐王朝贡献血汗。排在位首的便是通博文史的长孙无忌，他为人谨慎，一直辅佐李世民，并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建立了唐朝政权。他是唐朝建立过程中不能不提及的开国功臣，曾被封为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排在末位的秦叔宝则是位武将，以勇猛剽悍着称。他参加了李世民的历次征战，每战必先，常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武德年间，参与玄武门之变，事后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
骑兵出现在什么朝代
看过《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的历史爱好者们一定不会忽略那些在奔跑的骏马上射箭或是在马上手持利器的战斗场景，这种在陆军当中骑马执行任务的部队，我们称之为骑兵。《史记》有“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之语，看来骑兵在我国由来已久。我国是最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那么，我国的骑兵最早出现在什么朝代呢？这还要从更早的步兵、车兵说起。
我国在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多为以车战为主，步兵为辅的形式。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在战争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作战方式也发展为车步并重的形式。此时，各国的军队中开始出现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进行战争的需要，骑兵终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了战争舞台。
战国时期，骑兵这一兵种得到了各国的重视，各大国纷纷建立属于自己的骑兵部队，成为争霸路上的重要筹码。最先提出改革为骑兵策略的是赵国的赵武灵王，他针对本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现象，也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支骑兵部队在赵国强大起来，赵国也因此大增了军事实力，并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不光是骑兵的比例在军队中迅速上升，骑兵的装备也在这段时期发展完备。战国以及后来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使用青铜剑、戟作战。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添加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出现“险则多其骑”的说法。
看来，骑兵这一独特的兵种是在战国时期出现并发展壮大，后来逐渐得到广泛应用的，对后世的军事发展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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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提出用利用骑兵的高速冲击力打闪击战的第一人，大概非秦末楚汉时期的起义军领袖西楚霸王项羽莫属了。在骑兵还没有配备马镫的时代，项羽就想到了十分先进的骑兵战术，即先用骑兵突击打乱敌军阵脚，步兵紧跟骑兵的步伐歼灭被冲散的敌军，这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思想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十分超前。正是由于项羽在与刘邦的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骑兵给刘邦造成了多次惨烈的打击，才使刘邦认识到骑兵的力量并下定决心组建骑兵部队，还在战术上模仿了项羽骑兵的一些策略。这也间接地为后世大汉王朝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提供了范本和经验。
我国海军是何时出现的
当今中国的海军力量强大，报纸上和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我国海军的船只舰艇出航训练或与外国互访交流的画面。作为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历史古国，我国的海军编制其实由来已久，那么，你知道我国的海军最早出现在何时吗？
春秋时期吴国的“舟师”，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海军。当时的吴国东临大海，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吴国先进发达的造船技术，冶铁业和铁工具的使用更是加速了吴国的造船能力和造舰技术的提高。吴国还因此被称为“不可一日而废舟揖之用”的国家。
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一些主观原因也推动着吴国海军的诞生：当时，吴国、越国和齐国之间的战争异常频繁而激烈，为了防御敌国从水上进攻。一些近河傍海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舟师的建设，都有一支颇具规模的舟师，而其中吴国的舟师建立最早也最为强劲，《左传》中就曾经有“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的话。
舟师中运用先进的作战手段，对舟师的运作也提出了十分复杂高级的要求。这时的舟师不仅要求其本身具有作战的能力，而且还要求有协同作战的能力；不仅有单一的船队，而且有混合编组的船队。舟师中还按照不同类型和不同用途进行整编，由各种战船组成的舟师，就好像今天由各个舰只组成的混合舰队一样。舟师中所用的武器以及配备的军事人才，也都处于当时的先进水平。那时为了扩大疆域，争夺霸业，吴楚、吴齐、吴越之间都曾进行过几次水战，是为中国最早的水战和海战。
吴国舟师不仅在与楚、齐等国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还曾参与征服南海的活动，将珠崖、儋耳两地收回，使它们重回大陆的版图。舟师甚至在吴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看来，最早的中国海军不仅实力雄厚，还功能强大，为后来的海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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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海军的水平在春秋时期之后仍然在不断发展，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力的增强，我国古代海军再次走向海洋，并达到一个全新的顶峰。那时的造船水平更为先进，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鹊”的战舰，该舰“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鹊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鹤翅翼，以助其船”，这种构造使得船只虽遇风浪，不易倾覆，仍可继续作战，这种稳固性和抗沉性较强的江海两用新型战舰，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隋唐战舰武器配置有矛、弩、抛石机、铁汁、火炬等齐全的设备，为战斗的进行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你知道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吗
商代末期，商纣王昏庸淫逸，造成国家的衰落，而此时的一个小国周却在迅速强大。周武王在姜尚等人的帮助之下，把握有利战机，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这段历史被称为武王伐纣，它是周兴商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其他的相关事件都有着重要影响。可就是这样标志性的事件，各种史书中却没有它发生的确切时间。
基于武王伐纣的重要地位，我国将推算武王伐纣的时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全力支持专家们的研究。中国史学界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古文字学家等各方力量也对这个千年悬案进行了严谨认真的考证。
史籍中虽然没有确切的发生时间，但却有间接的天文现象泄露了“天机”。在《洪范篇》中指出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另外在《淮南子·兵略训》中提及，武王伐纣时部队向东方沿着木星的方向前进，此时空中出现了彗星，头向东，尾向西。这两种天文现象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武王伐纣时间的线索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专家的研究下，这层神秘的面纱被一步步揭开。首先，我国着名的天文学家张钰哲教授曾与助手张培瑜合作用电子计算机推算哈雷彗星回归时间，他们将时间上溯4000年，发现公元前1057~前1056年哈雷彗星的确有过回归。当时所说的彗星现象会不会就是这次哈雷彗星回归呢？另一方面，“岁”指木星，“鹑火”则为黄道十二次之一，相当于狮子宫，根据专家的推算，公元前1057年的确发生过“岁在鹑火”的现象。两方面终于相互印证，再加上后来通过碳14测年等方法将公元前1057年又后推12年，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凿的答案：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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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流传的商纣王形象多是骄奢淫逸或是凶狠残暴的，“纣”这个名字也是后人封给他的。实际上，商纣王的真名叫子辛，也称为“帝辛”。虽然他作为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在统治策略上执行了非常错误的路线，加上专宠妲己，造成了商朝的灭亡。但商纣王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史中记载的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臂力过人，并且在对抗东夷的战争中带兵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如此说来，万人唾骂的商纣王还是有些许历史贡献的。
姜太公是哪里人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歇后语几乎无人不知，而这句话的主人公便是历史上的着名人物：姜太公姜尚。姜太公在春秋时期是齐国的重要功臣，他是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和军事指挥，是齐文化的创始人，更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深远的韬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历代公认他为“百家宗师”。
于是，人们对姜太公的籍贯十分好奇，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却冒出了众多解答。例如冀州、河南汲县、东海东吕乡，都是历代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可是姜太公只有一个，不可能分身数个地方，那么哪个才是姜太公的真实籍贯呢？
《孟子·离娄上》有云：“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后汉书》中的记载则是：“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博物志》中有“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之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又是“东海上人”。那么，“东海”、“海曲”和“东吕乡”到底是指哪里呢？这三者是指的一个地方吗？
在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之下，谜底慢慢地被揭开。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而西汉时期的“海曲”也是现在的日照；再看“东海”，当时是指山东东部的黄海之滨，不也是指如今的日照地区吗？如此一来，对于“东海说”，虽然各种书籍记载的名称有所差异，但最后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山东日照。而且相比于其他的说法，“东海说”也就是“山东日照说”具有更为翔实的依据，因此似乎更有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4000多年前的山东日照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姜太公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也合情合理。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姜太公全智全能的智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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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的文治武略不仅造福周朝，还影响深远。他的思想理论更是博大精深。着名的《六韬》就是记载姜太公军事思想的传世佳作。就连“兵圣”孙武及其饮誉中外的《孙子兵法》，虽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的军事思想也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足见姜太公的军事思想之神力。不仅如此，姜太公还提出了“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的仁义之道和“仁、义、忠、信、勇、谋”六守之理，不愧是一代思想大师。
蚩尤使用金属兵器了吗
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黄帝、炎帝和东夷的首领蚩尤打了一场着名的战役：涿鹿之战。在这场战役中，蚩尤率领的队伍不仅骁勇，而且他们运用了先进的武器：金属兵器。人们由此认为，是蚩尤最先发现了金属并发明了金属兵器。在距今遥远的炎黄时代，就有了先进的金属武器，这真的可信吗？
据说，蚩尤发现冶炼技术是在祭天卜民和烧制陶器时，发现葛卢山和雍狐山上的石头熔化后有铜，于是命令其兼并的81个氏族采矿石与水砂，冶炼金属制成戈、矛、剑、铠等。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也有许多史料证实了这个故事。《世木·作篇》中曾记载蚩尤“以金作兵器”。《山海经》、《管子》、《太平御览》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太平御览》中提到的“造冶者，蚩尤也”。就连很有说服力的《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是这样说的，看来蚩尤发明金属兵器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另外，还有一些史实能够证实蚩尤的确使用过金属兵器。一是蚩尤最先创制“五刑”，行刑时是需要用锐利的金属兵器的。二是蚩尤与炎黄联军对峙，能与联军相持抗衡，令黄帝九战九不胜，原因很可能是其武备精良、士兵勇猛，从侧面又印证了金属武器的存在。蚩尤虽然在涿鹿之战中战死了，但是对历史的影响却远没有结束。直至秦汉时期，大战之前双方祭祀的对象都是蚩尤，他被尊为“兵主”或“战神”。《史记·封禅书》中也记载了祭祀蚩尤的壮观场景，刘邦还在长安建造了蚩尤祠。从历史记载来看，蚩尤虽是一个败兵之首，但后人对他的敬奉祭祀，一直延续到千年之后。究其原因，恐怕与他钢肠铁骨的王者风范以及发明冶炼制造金属兵器的伟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虽然在那时金属还未得到推广使用，但金属被蚩尤发现，并用于制造金属武器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蚩尤的这一功劳没有人能够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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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不仅是金属兵器的创造者，更重要的是他与黄帝、炎帝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你知道蚩尤是现今哪些民族的祖先吗？据考证，蚩尤是苗族的祖先，那个时代叫做“九黎”、“南蛮”等，《国语·梦语》中有云：“九黎，蚩尤之徒也。”此外，蚩尤还是其他一些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也是羌族的祖先。如今出现了一种更为令人惊奇的考证，那就是蚩尤更是汉族人的祖先，不禁令人惊叹。可见，蚩尤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战争方阵出现在何时
中国古代战争中常常十分讲究阵型，将步兵、骑兵、车兵等兵种按照一定次序进行排列。从而形成或大或小的方形阵势。在作战时，这些方阵更是变化多端，收缩自如，令我们这些后人感到惊奇和神秘。那么，如此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战争方阵是从哪个时代开始运用，又是哪位豪杰发明出来的呢？
在炎黄时代，黄帝曾创制了一系列兵法，其中包括着名的“丘井之法”、“握奇阵”，这两个名称也许听着比较陌生，但原理却简单易懂。所谓“丘井之法”，即设立八家为一井，十六井为一丘。后来发展为“握奇阵”就更加具体了，操作方法是将一支军队分为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这样的安排方式使得部队被分为八个区域，作战时可以达到一方受敌，其他区域方便救援的效果。后来诸葛亮发明的八阵图，据说也是根据黄帝的这种阵型继承发展而产生的。
不过，“握奇阵”虽然在记载中被描述得非常神奇，运用自如，但这毕竟只是个理论成果。在炎黄时期有没有被用于实战还是个疑问。
倒是后来《孙膑兵法》中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得到运用的方阵形式。当时的排列方法是：由一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并且安排时做到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兵力安排在后的样式。真正成熟的方阵需要充分的条件来支持，一方面金属兵器要得到充分的运用，另一方面还需要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实质是力量的对抗。到了春秋时期，这两方面条件都在逐步发展成熟，因此也应该是在此时，真正用于实战的方阵才产生出来。加上春秋战国那段混战的岁月，更加有利于方阵的发展。
从“丘井之法”、“握奇阵”，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方阵，它们都是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即使是后来在春秋时出现的真正的方阵，也依然带有早期黄帝的研究成果的身影。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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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古代的阵法，不能不提一个在小说中常常被描绘得出神入化的阵法，那就是诸葛亮的八阵图。《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三国演义》中将诸葛亮的八卦阵描述得可谓神通广大，屡试不爽。说诸葛孔明御敌时以乱石堆成石阵，按遁甲分成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变化万端，可挡十万精兵。虽然不像《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么神奇，但诸葛亮的八阵图的确蕴含着丰富的黄老学派理论，并且影响深远。
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一场十分着名的战争，按照《史记》的记载，就在这场战役中，庞涓失策死在孙膑手下。《史记》中具体的描述是这样的：
公元前343年，魏赵两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出田忌、孙膑两人率军攻打魏国。魏军首领庞涓看到齐军来袭，赶忙回头打击齐军。此时，孙膑想出行军灶之计，逐天减少军营中灶的数量，庞涓看到还以为齐军害怕了，于是只带领一些骑兵前来追赶，行军至马陵，看到树上刻着的“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方知上当。这时埋伏在附近的齐军一拥而上，借用当地险峻的地势，将魏军团团包围。庞涓知大势已去，于是自刎而死。
在《史记》的记载中，庞涓显然是这个队伍的总指挥，而且最终战败而死。既然《史记》中这么记载，按理说可信度是很高的。但颇具戏剧性的是，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中却冒出了与上述故事相矛盾的地方。那就是，早在马陵之战发生的11年前，齐魏之间另有一场战役——桂陵之战，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围魏救赵”。在这场战役中，孙膑就运用障眼法，让魏军首领庞涓以为齐军兵少人寡，滋生轻视之心，造成战败的后果，也使得自己被齐军俘获。这是孙膑自己的描写，造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庞涓在11年前就被俘获了，怎么可能去指挥后来的马陵之战呢？如果11年前孙膑就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庞涓为什么会再一次上当呢？
对比两份史籍，似乎有太多疑点。这其中能不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呢？也许一种情况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记载这两个战役的时候有所混淆；另一种情况则是，在这11年间，庞涓可能因为国与国之间调和矛盾等原因被释放回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的这一矛盾，看来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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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与庞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峙两军的首领那么简单，他们早年便有一段难解的纠葛。孙膑与庞涓早年同为兵学家鬼谷子的门生，孙膑比庞涓稍年长，在才学能力方面也优于庞涓。后来，庞涓嫉妒于孙膑的才识，便借魏惠王之名邀请孙膑到魏国做客，却说孙膑来迟，怠慢了魏王。私下对孙膑执行了膑刑，剔除了他的膝盖骨，使孙膑丧失了行走能力。孙膑的原名虽然未被史籍记载，但他在经历此事后改名孙膑，说明这一奇耻大辱对他的影响之深。
纸上谈兵的赵括葬身何处
说起赵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着名典故：纸上谈兵。相传赵括是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之子，自幼便饱读兵书，讲解起兵法来滔滔不绝，但却不会活学活用。在秦赵对垒的长平之战后期，赵括代替廉颇担任赵军主帅，不想却因指挥失误造成赵军全军覆没，自己也难逃一死。
如此看来，赵括应当是葬身在长平之战的发生地了。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1951年4月20日，在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发现了一只胸部有两处箭伤的男性骨骼和一把随身佩剑。高平县就是几千年前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如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长平之战的故事，连这里的地名也与这场战役息息相关。例如箭头村、围城村、参军村等，发现尸骨的“老背坡”相传就是因赵括中箭后被一个老头背到坡上而得名。有如此吻合的历史传说和赵括中箭而死的记载，我们已经很难否认这具尸骨不是赵括的了。
不过依然有细心的人们提出了疑问：赵括死前是承袭了父亲马服君的爵位的，按照赵括的身份，随身的佩剑上应当有“赵括”或者“马服君”的铭文，可是这把佩剑上为何找不到任何线索呢？另外，赵括埋葬的地方没有任何碑铭、墓志等标志性的记号，缺乏这些关键的标志，能确定埋在此处的人就是赵括吗？
通过查阅史书，及考虑当时的紧急状况，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推断：赵括在死前刚刚承袭爵位不久，按照战国时期刻制铭文的惯例，王侯将相多是在政治上做出杰出贡献，有了自己的封地和长期固定的官爵后才会着手铸剑并刻上自己的名字，年轻的赵括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从这个角度上看，赵括基本上没有资历和时间为刚刚承袭的封号专门铸剑。至于没有墓碑等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仍处于战役进行阶段，士兵们为了防止赵括葬地被秦军发现破坏，不敢放有任何标志，加上时间匆忙、全军覆没等原因，赵括便不得已长眠在此。
败军的首领在千年后重见天日，而秦国的雄霸而起和赵国的纷纷扰扰却永远留存在泛黄的历史纸张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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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在战国时期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对秦国、赵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场战役，使得原本最有实力统一中原的赵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秦国则借助这次战役的胜利一跃而起，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从而加速了秦国统一全国的进程。不仅如此，长平之战还是中国历上史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在战役结束后，40万赵军惨遭坑杀。
长平之战真的活埋了40万赵军吗
作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长平之战至今仍然让人们难以忘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战役伤亡异常惨重，《史记》中甚至有秦军坑杀了40万赵军的记载，着实令人痛心。
在古代汉语中，“坑杀”有活埋的意思，于是很多人都认为当年秦军残忍地活埋了40万赵军。如果严谨地考虑一下，40万人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面对活埋的命运，他们怎么可能毫无反抗地乖乖就范呢？我们不得不对《史记》原文再次进行考证了，而考证的重点，主要围绕两个关键词汇进行，一个是“坑杀”，另一个是“40万”。
其实“坑杀”在古代不只是“活埋”一种解释，还有暗中杀害、设计杀害或是大量杀害的意思。这两种解释，似乎每一种都比活埋更说得通。《东周列国志》中的说法证实了第一种猜测，当中记载道，秦军假意答应接纳赵国降军，并编入秦军编制和秦军驻扎在一起，赵军官兵还以为能逃过一劫，都很高兴，没想到晚上休息时，秦军突然发难将赵军降卒悉数杀害，只放走了几百个老弱病残。这不就是“坑杀”吗？在现代的考古发现当中，长平之战遗址发现的许多尸骨上有遭到砍、射的痕迹，还有的仅有躯干而无头颅，有些保存着射进人的胯骨中的短箭头，这些都可以说明这些赵国士兵都是被杀死后掩埋的，而不是活埋。
另外，赵军在当时屡屡失败的情况下，还能够达到40万这个庞大的数目吗？在这里，要么是司马迁记载时稍稍夸张了一些，要么就是这40万中还有其他的成分。回顾历史，长平之战是因秦赵两国为争夺上党地区而起，而长平就在上党，当时上党的居民实际上是站在赵国一方的。由此看来，也不能否认被杀害的赵军中混有大量的上党百姓。
无论我们怎样为这段历史寻找更加合理的解释，有一点是确凿的，那就是，秦军活埋赵军40万的几率很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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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这场战争发生于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秦赵两国，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切断了韩国上当都和国都的联系。战争使赵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令秦国国力大幅度超越于同时代各国，极大地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参战人数赵军45万人，秦军保守估计也在百万以上。
春秋五霸都是谁
春秋五霸的故事是春秋战国时期留在我们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这些豪杰在动乱的时代都曾有一段属于自己和国家的传奇。春秋五霸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大多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五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五个人能够“当选”春秋五霸还真的经过了一番激烈的竞争呢。
对于五霸都是准，从古至今有许多种说法。除了齐桓公、晋文公是固定下来的人选，还有十余人受到“提名”，包括着名的吴王夫差、阖闾，越王勾践等人，还有昆吾、大彭、豕韦这些夏商时代的人物。他们入选五霸，皆有史书上的相关记载支持，还有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做支撑，使得五霸中剩余三个席位的赋予更加具有悬念。后来，人们还是运用了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终于确定了这五位英雄。
《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是在鲁成公二年，齐晋交战齐国败绩，于是齐派遣宾媚人前去晋国求和，宾媚人提醒晋国要以“四王”、“五霸”为榜样，不要灭亡齐国，并得到了晋国的允诺。看来，早在鲁成公二年，“五霸”就已经形成了，这说明后来崛起的吴越两国国主不可能在此行列。同样是《左传》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齐桓公是中国的第一位霸主，“霸”一词始于桓公。看来，夏商时期的英雄们也要退让了。
经过反复对证，终于确定了如今这五把交椅的主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他们个个为国家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这样通过时间的上下限来排除不合理人选的办法多少有一些苛刻，但是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非要从众多豪杰当中选出五个货真价实的霸主来，还真的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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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春秋五霸”的概念不同，“战国七雄”指的不是五位国主，而是五个在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它们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在战国中期逐渐形成，初期魏国的实力是七国中最强的，燕国最为弱小，齐、赵、秦也实力不俗，楚国则雄踞江南。后来，秦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上升，开始不断兼并其他国家，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统一了天下，自此七国争雄的局面结束。
越王勾践藏兵于洞确有其事吗
北纬30度线曾一度被人们称作“神秘线”，在这条线的附近，人们先后发现了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等等令人称奇的事物。如今同样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安徽黄山地区，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观走入人们的视线，那就是花山谜窟。
这些在山体中隐藏的洞窟已探明的共有36个，它们互相并不连通，洞口只有一个，朝向也各异。洞的外面多是荒草丛生或是乱石堆砌，如果不细心恐怕根本认不出来。洞内却异常开阔，每个洞都好像大院一般宽敞，有房间的隔断甚至还分楼层。洞内设有水井、蓄水池等等设备，俨然防空洞一样装置齐全。在这些洞窟中，存在一些人为雕琢的痕迹，例如刀痕、直线弧线的印迹，不禁让人们对这些古洞的用途展开充分的想象。有人说可能是采石场，有人说是道家福地，但都没有充分的根据。
由于考古学家考证出这些洞窟开凿于春秋时期，于是另一种说法逐渐兴起：这些洞窟是越王勾践在反击吴国前的秘密练兵之地，这种可能性能够成立吗？从地域分布上看，黄山市这块土地在春秋时期正是由吴越两国相争夺：越国兴起时，曾拥有这块土地。后来被吴国占领，到公元前475年越国灭亡吴国之时，这块土地重归越国管辖。另外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482年越国首次伐吴，用兵接近5万，之前却没有记录显示越国有如此众多的兵力，所以很可能是在此地秘密练就而成，战时一拥而上的。
由于洞窟数量众多以及洞内面积广大，加上洞内还有完备的生活、训练设备，藏兵之说显得更为可信了。不过目前这只是一个推测，真正能够证明这一猜想的证据，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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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句名言的后半句为我们讲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国仇的故事。吴越两国斗争历来激烈，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国水师，没想到大败，于是勾践听从范蠡的建议投降吴国。在吴国的三年他饱受凌辱，却始终不忘国耻，睡在柴草上，并时常品尝苦胆之味以提醒自己身负重任。被释放回国后，勾践秘密练兵，与人民共同劳动，使越国再次强大起来，后来终于完成了灭吴大任。
千年古剑为何不朽
说起古剑，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几千年前九州故土上的刀光剑影，还有那些各怀绝技的英雄豪杰。剑寄托着古人的豪迈气概，同时也承载着后人对前人的追思。不过，你可曾想象到，千年之前的古剑还能够尽显当年的本色呢？
一支考古队在挖掘春秋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把古剑，剑身上刻的字样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越王勾践自用剑”这一行古篆穿越了千年仍然散发着自信的光芒，展示着当年的霸气。这把千年古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却依旧寒光四射、锋利坚韧，令人惊叹。在科技相对落后的春秋时期，是什么样的锻造技术造就了这样的不朽古剑？
在后期的研究中，专家们在宝剑身上发现了一种物质，它就是金属铬，它被牢牢地镀在了古剑的身上，保护着它，使它经历千年的风霜仍旧可以英气逼人。不过，令专家们困惑的是，铬这种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量很少，要想从岩石中提取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况且铬作为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熔点在4000摄氏度左右，古代人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将其熔化并迅速镀在剑上呢？
无独有偶，在秦始皇陵的发掘过程中，也有一批这样的不朽古剑现身。专家们发现，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古剑，每一把都具有致密的内部组织，光亮平滑的剑身，磨纹细腻的剑刃，整齐的纹理。经过科技人员的测试，这些古剑的剑身上竟然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要知道，铬盐处理的方法直到近代才被人发现并运用。千年前的高超技术，不禁令后人惊呼神奇。更神奇的是，当人们将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从一把被压弯的古剑上挪开时，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俨然我们现在的“形态记忆合金”！
一个又一个的神奇发现在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无尽的困惑，是什么原因使得千年以前的人就掌握了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是什么原因使得“技术早熟”现象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看来，这些疑团要在日后的发现中慢慢来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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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中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冶炼技术已得到普遍推广，其生产规模也大为扩大，铁器已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已占全部农具的65%。铁制的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种类繁多，质量良好。
秦人铸铜剑为何加长
秦始皇完成了中华的第一次大一统，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朝代，遥望秦朝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似乎有太多的历史之最，当这样的成就反映到铸造领域，我们不难发现秦剑乃是中国青铜剑铸造的最后一个巅峰。
荆轲刺秦的故事大概无人不知，《史记》中对这段传奇的描写十分生动，同时引起了我们对其中一个细节的注意。当刺客荆轲手持匕首企图攻击秦王时，秦王一边绕柱躲闪一边拔剑反击，拔了三次竟然没有拔出来。司马迁解释说，那是因为秦王佩带的剑太长了。
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群中的一个重大发现证实了这一故事。考古学家们在俑坑中发现了一批长约98厘米的柳叶状长剑，这些长剑又细又尖，千年后仍不失锋利，令人啧啧称叹。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的宝剑仅有56厘米长，如果往前追溯的话，剑的长度就更短了。这样长的一批宝剑是如何铸造而成的？秦人又为何要制造这一批长剑呢？
在铸剑的过程中，剑身的质量优劣与熔炼时加入的金属含量息息相关。在铸造青铜剑的时候，如果向铜中加入的锡含量不够，剑身就会太软；如果加多了锡，剑身又会变硬变脆，因此铸剑时加入锡的含量是很不好把握的。可喜的是，铸剑工艺在秦国得到了很大发展，秦人在铸剑时加入的铜锡配比恰到好处，使得铸得的宝剑刚性和韧性兼备，攻击性也大大提升了。
不仅铸造技术的进步为剑的加长提供了客观条件，秦人在不断的战斗中也发现了长剑的优越之处，那就是长剑更有利于刺杀敌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这大概也是促使秦人不断钻研铸造工艺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样，秦剑的加长的确对秦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帮助颇大。虽然这些长剑曾充当了残酷战争中的工具，如今却安静地躺在博物馆中，接受众人的观赏，让人想起那段争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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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武器，古文中“短兵相接”的“短兵”指的就是剑。剑又被称为“百兵之祖”，足见其重要地位。相传创于轩辕之时，“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但这只是个传说。剑真正产生于商代，那时剑长仅有二三十厘米左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的铸造达到巅峰。剑作为一种武器的衰落是在唐朝，那时战场上人们多穿戴铠甲，剑失去了攻击力，逐渐发展为一种礼仪上的装饰，代表地位等级或富贵。
秦朝时就有现代化的军事制造业吗
秦国军队可谓战国末期军事实力最强的军队，到了秦朝其军事力量更是不容小视，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数量巨大的兵器、车马，以及着名的兵马俑都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秦军的勇猛。
出土的秦朝兵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管是从材质上还是样式上，在当时都应当是属于先进行列的，例如箭头都被设计并制作成具有三个流线型表面的形状，宝剑的剑面也发展出现精确的棱面。由此可以推测在兵器制造过程中一定运用了不少高超的技术。要知道，如果只是几件精美的兵器，是可以由零散的高级工匠制作出来的，可是如此庞大的队伍中，人人都配有先进的武器，秦朝的兵器制造者又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大项目的呢？
在观察这些兵器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那就是这些兵器身上都刻有字样并且多为人名，出现最多的就是“相邦吕不韦”，吕不韦又是谁呢？吕不韦是当时秦朝的丞相，职能与我们现在的国家总理相类似。在吕不韦自己编撰的《吕氏春秋》中曾记载有“物勒工名”，也就是说工匠在完成制造任务后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之上。既然兵器上有那么多的“吕不韦”字样，看来他不仅要像总理一样处理政事，还要负责担当兵器制造的总管了。
不仅如此，兵器上的名字还泄露了更多的历史往事。兵器制造光靠总管的监督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还需要类似厂长、车间主任直至工人这样的权责分工。在秦朝，总主管下设工师相当于厂长，再往下还有相当于车间主任的丞，最底层则是负责直接操作的工匠了。看来，一个兵器的制造管理过程要分为相邦、工师、丞、工匠四个等级，一旦发生问题，可以迅速通过兵器上记录的人名找到负责者。
看来，秦朝迅速有效的兵器制造流程是建立于如此严谨的管理等级之上的，难怪当其他国家仍停留在零散铸兵阶段的时候，秦朝的兵器已经源源不断地送往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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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似百科全书的传世巨着，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言。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做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秦军南下的后裔在哪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还派兵向北打击匈奴，向南征服南越。据历史记载，秦王嬴政调遣了50万秦军南下，统一南越，将其并入中华版图。后来那些秦军去了哪里呢？他们的后代如今又在何方？
就在人们苦苦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一项广东的人口调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还促使人们将它和秦军南下的历史联系起来。一个是现代的人口调查，一个是千年以前的历史战事，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呢？
在广东省龙川县的陀城村，一项专项调查显示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村落竟然有179个姓氏存在，令人惊叹。要知道，之前被誉为“中华姓氏第一村”的浙江温州龙湾村，也不过有87个姓氏而已，而陀城村民的姓氏几乎占据了《百家姓》的三分之一！如此多的姓氏家族聚集在同一个村落，说明这个村子绝对不是按照传统的几家几户繁衍而成的，这些村民的祖先想必也不是土生土长的陀城人。
追溯历史，这里恰好是一个重要人物成长发迹的地方，他就是赵佗。当年秦始皇就是派遣他和任器两位大将率五十万大军平定百越，之后应赵佗的请求，秦始皇还送来1500名女子与士卒们结合，共同生活在南方。如今在陀城村，还有30多座秦朝的姓氏宗祠，以及历史悠久的古城基、越王井等珍贵的秦朝遗址。说到这里，谜底差不多就已经揭开了，50万大军在南方的居身之处不是别的地方，正是这个远在广东的陀城村。
陀城村不仅在秦代是中原文化南下与百越文化交流的结合地，而且也是千百年来东江中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同时又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至明初循州治所。它在历史沿革中的文化发展，多多少少也得益于最初的中原人口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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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姓氏和姓氏分布是中国一项特有的国情，它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祖宗遗留下来的基因资源分布、当今海内外的寻根，以及今后人口发展趋势等诸多问题。例如中国由于姓氏随男的传统，姓氏在遗传学中与遗传疾病还有密切的联系，一些遗传疾病通常在同姓间传播。因此，统计好姓名的数量和分布，对于研究人类遗传学有很大帮助。此外，同一个姓氏的人并不一定是同宗族的，一个大姓有时候竟然有上百个来源。因此，姓氏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姓氏也是一项重要又系统的工程。
楚汉争霸的决战在何处
历史上着名的楚汉之争进行了5年之久，在刘邦的指导下，汉军逐渐由弱变强，到了公元前203年，汉军在战斗中不再受到楚军的牵制；而项羽此时却三面受敌、粮草不济，处于绝对的劣势。
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军向楚王进军，双方在垓下进行了惨烈的决战，这次战役以汉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楚军近10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一度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项羽，被迫走向了穷途末路，自刎于乌江，上演了“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垓下之役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它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更是刘汉王朝奠定霸业的关键一仗。
“垓下”是项羽的亡命之地，却是刘邦的福地，那么现在垓下这个地方又在哪里呢？20世纪，我国着名的历史学者郭沫若先生曾在自己的着作《中国史稿》中推测，垓下很有可能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南部、沱河北岸。这种说法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例如《水经注·淮水篇》记载：“汶水东南流，经汶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无独有偶，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也有载言：“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看来，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要知道，垓下之围发生以前很短时间内，刘邦项羽还在一个叫做固陵的地方有过一次交锋。在这场战役中刘邦受项羽的追杀退守在固陵，坚壁不战，直到获得韩信、彭越等人的救援，才开始反击项羽。在这么短的战役间隙中，双方的军队都不可能进行长途的行军，那么垓下这个地方应当是在固陵附近的。固陵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地区，如果垓下真的在安徽，这个移动距离未免太过遥远了吧？
不光如此，安徽灵璧地形是一马平川，且河道密集，攻守条件皆不相符合，根本不像是“坚壁不战”的所在地。综合这些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垓下不在安徽，而是在固陵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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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项羽自刎乌江的原因，历来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在最先的记载中，项羽是因为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刎，这种说法是由司马迁提出的。因为距离楚汉之争的时间最近，因此也比较有说服力。还有人说项羽自杀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不再让人民受苦，这样的说法虽然将项羽刻画得十分善良义气，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依据，加上与项羽本人好战的性格不相符，很少被人提及。
汉高祖在白登之围中是如何脱身的
在中国古代，中原统治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始终存在，有时甚至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是最主要的威胁力量，秦始皇派兵攻打匈奴之后的几十年中，北方还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但秦末中原发生了着名的楚汉之争，匈奴又趁机南下，企图侵占中原土地了。
白登之围就发生在汉初，那时的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兵南下，包围了韩王信的封地马邑。韩王信在当时没有得到汉王朝的信任，因此汉王朝并未派兵援助。韩王信最终抵挡不了进攻，向冒顿单于投降，匈奴也从其口中知道了更多汉王朝的情况，继续南下进攻，将晋阳团团包围。汉高祖听说后亲临晋阳，率兵与匈奴对峙，匈奴制造出队伍里都是老弱病残的假象，假装后退，汉高祖便带兵追击，没想到在平城出现了大量的匈奴精兵，将汉高祖一直逼退到白登并包围起来。
当时，白登内外的汉军不能相互接应，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局面下，汉高祖是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得以成功脱身的呢？
据说当时陈平向汉高祖献了一计，他派人将一幅美女的画像暗中送往单于的后妃阏氏的住处，并对阏氏说这就是汉高祖即将献给单于的美女。阏氏害怕自己会失宠，便赶紧对单于说，中原之土受到了神明的庇佑，即使匈奴攻下了它，也不可能占有它，提醒单于最好能够对汉军网开一面。单于听从了妃子的劝告，果然放走了包围圈中的汉军，汉高祖也因此死里逃生。
看来，汉高祖能够从如此危险的境地中被解救出来，竟然是依靠了一张美女图。这样的结局不仅让我们惊奇于古人随机应变的智慧，也感慨万分，假如没有这张美女图相助，汉王朝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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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之围大概可以算是汉初汉军与匈奴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次战斗让汉高祖看清了匈奴的军事实力，在以后对待匈奴的态度上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强硬，而是听从大臣刘敬的建议，挑选了一位宫女所生的女儿，称作大公主，嫁给了匈奴单于，从此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这样的解决办法叫做“和亲”，是从汉初开始运用于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较好的选择，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也有过类似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为汗血宝马不惜发动战争
汉武帝在后人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位具备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伟大皇帝，按理说他的任何决策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例外，那就是汉武帝为了得到一匹优良的汗血宝马不惜向异国大宛发动战争。这样不符合武帝性格的历史故事，你相信吗？
事实上，马这种动物在古代是非常受到重视的，自古便有“伯乐识千里马”的典故，尤其是历代君主，更是将拥有马匹的数量和质量视作一种国家实力的象征。《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记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虽然根据我们现在的常识知道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以飞上天的“天马”，但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在当时的确是很独特和珍贵的。当时在汉朝与大宛的贸易来往中，有不少汗血宝马在交易的范围内，但真正的优良汗血宝马却一直被大宛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外人并不知晓。
偏偏汉武帝是一位爱马如命之人，当他得知大宛有这样优良的汗血宝马时，便忍不住派使者前去索要，却没想到遭到了大宛人的拒绝。想必大宛人觉得汉王朝离自己的地盘天遥路远，武帝拿他们也没办法。不料汉武帝当下派李广利率大军前去征讨，一支穿越沙漠的远征军出发了。
两次讨伐大宛之后，汉武帝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极品马。但当时的大臣们以及后人却对这样的做法颇有微词。武帝历来识大局，为何为了一匹马就这样兴师动众呢？我们大概可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找到些许答案。一方面，当时搜集优良马匹不仅仅是武帝的个人爱好，同时也是与匈奴作战的当务之急，只有拥有了较高质量的马匹，才有可能在与匈奴骑兵的对抗中不再身处劣势；另一方面，大宛拒绝了大汉王朝的要求，只有强硬对待，才能够彰显汉王朝的强大实力，对其他邻国也是一种震慑的办法，颇有些杀鸡儆猴的意味。
看来，汉武帝为了一匹汗血宝马发动战争的事实是存在的，但如果狭隘地认为这是为了满足武帝的私心，就是一种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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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的功劳不可计数：在政治方面他颁布了“推恩令”，加强了监察力度，加强了中央皇权；在经济方面他将冶铁、煮盐都收归官营，掌握了经济命脉，推行重农政策，兴修水利、发展屯田；军事发面他加强了中央军权，派遣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将中华疆土向西北进行了大面积扩张。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达到了鼎盛。
李陵投降匈奴了吗
李陵是西汉着名将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他年轻时为侍中建章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大军被匈奴困于汗山，汉军死伤惨重，李陵兵败被俘。此时，边关盛传李陵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听说此事后，非常恼怒，群臣也骂李陵不忠，唯独太史令司马迁却始终坚持为李陵辩护：“李陵忠诚信义，作战勇敢，转战千里，如今身陷匈奴，他之所以不死，估计是想留着有用之身再为汉朝立功。”
可是，汉武帝却听不进去，司马迁也因此获罪，被处以宫刑，使得司马迁从此专心致志撰写《史记》，不再过问政事。
李陵被匈奴擒住以后，数年内杳无音信，后来朝廷曾派公孙敖带兵去设法抢回李陵。公孙敖去匈奴后无功而返，为了回复皇上、完成任务，他谎称李陵在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汉武帝因此大怒，诛杀李陵母亲、弟弟及妻儿。其实，据考证，替匈奴练兵的是早年投降匈奴的汉都尉李绪，而并不是李陵。
后来，苏武出使匈奴，李陵宴请苏武，曾吟了一首《别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一曲歌罢，李陵朝着南方跪拜不起，苏武望着他，叹息不止。这足以说明，李陵即便是降了匈奴，其目的仍是想为汉朝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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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优于其他军事人才的一点是他不仅精通军事，而且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可以说是文武兼备。他的主要作品《苏武李陵赠答诗》《别歌》《答苏武书》都是在汉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艺精华。《汉书·苏武传》中曾记载有李陵的这首《别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充分显示了当时李陵内心的痛苦，悲剧色彩溢于言表。
诸葛亮究竟有没有借过东风
在《三国演义》讲述的故事里，赤壁之战前夕，孙刘两家联合抗曹，设计火烧曹兵，需要借助东南风的风势。可是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成天北风呼啸，寒风怒吼，不可能有东南风。诸葛亮便自告奋勇登上南屏山设坛祭风，终于从老天爷那里借来了三天三夜的东南风，帮助周瑜大破曹操80万水军，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诸葛亮的神通广大，可是这样的传奇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记载，再加上所谓的设坛祭风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不禁让人们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由于罗贯中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凭空添加了一些原本在三国时期不存在的情节，使得后人认为借东风一事也是子虚乌有，连鲁迅也评论道，罗贯中“状诸葛多智而近妖”。
可是要知道，如果没有东风的帮助，赤壁之战中孙刘两军又是怎样胜利的呢？只有一种解释能够说得通。那就是借东风的史实是存在的，只是没有运用设坛祭奠那种玄乎其玄的做法罢了。
诸葛亮不仅精通兵法、玄学，还对天气的状况颇有研究，他知道民间有一句经典的谚语“冬至一阳生”，意思是冬季到了冬至的那一天，气温会由冷转暖，此时温度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引起风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东南风是可能出现的。其实，当时连曹操也知道这个道理，在赤壁之战发生的当晚，程昱提醒曹操小心提防东南风，曹操却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看来并没有把这个东南风当回事，才酿成了后来战败的悲剧。
如此说来，《三国演义》中虽将诸葛亮刻画得过于神机妙算，但对于“借东风”这件事，还是的的确确按照历史而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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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当年借东风的确是使用了玄学中的一些技巧，有人认为这种技巧是奇门遁甲之术。所谓奇门遁甲，包括数理奇门遁甲和法书奇门遁甲，后者迷信成分较重，诸葛亮当年运用的很有可能是前者。数理奇门遁甲主要是利用《周易》八卦、洛书九宫和六十甲子等天文历法知识，将时间、空间、天、地、人结合在一起进行预测和选择有利时间方位的一种方法，行兵打仗时，用以选择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帮助决策。但是也有反对观点认为，假设诸葛亮真的精通于奇门遁甲，为何掐算不出失街亭的悲剧呢？这样的争论至今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诸葛亮斩马谡仅仅是因为失街亭吗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可谓《三国演义》中一段重要的情节。在小说当中，司马懿率军出关，马谡主动请命出战，守卫街亭。但是在守街亭的过程中，马谡自恃有谋，不听从下属王平的劝告，导致蜀军被魏军围困，直到诸葛亮使用了空城计，才为蜀军解了围。回到军中，马谡挥泪向诸葛亮请罪，诸葛亮无奈也只能判处了他死刑，含着眼泪将他推出辕门外斩首。
这段描述成为后来众多戏剧作品的重要素材，京剧中“失、空、斩”的传统剧目，就是来源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的传奇故事。这些剧目本来是想要表达对诸葛亮公私分明、纪律严格的称赞，不过仔细想想，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仅仅因为一场战斗的失败就判处部将死刑，那诸葛亮运用军法是不是也太过严厉了？会不会这其中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说起马谡这个人，他在战事开始之前就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吹嘘自己对兵法的熟悉；战斗打响后更是嚣张，不仅骄傲轻敌，还不顾下属建议，运用了极其危险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可见他是一个像赵括一般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这样的人诸葛亮自然是不想长期留在军中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马谡举动失宜，违亮节度，大意为所破。”马谡不仅在作战态度上有很大的问题，他还自作主张，违背主将诸葛亮的旨意，差一点把诸葛亮困在司马懿手中，这一点也是诸葛亮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调动不灵的将军还要他何用？
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马谡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大义凛然，而是在战败后选择畏罪潜逃，这种行为使他罪加一等。不管是从战前、战中还是战后马谡的表现来看，让他继续从事军事指挥都是很危险的，为了严明军纪，也为了警诫他人，诸葛亮还是下达了死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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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使用空城计的情节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计谋：空城计。空城计是一种心理战术，是在己方无力守城的时候故意暴露出城内的空虚，使敌方产生怀疑而不敢轻易上前，这种战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充分掌握了敌方将领的性格才能够使用。实际上，诸葛亮没有使用过空城计，是罗贯中将这个计谋强加在他身上的。但是空城计在春秋时期即有人应用，而且西汉着名大将李广也曾用过此计，化险为夷。
血吸虫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负吗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在《三国演义》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说是公元208年，曹操屯兵赤壁，被刘备、孙权用“火攻”之计杀得大败。一直以来，学术界也认同这一看法，但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异议。
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中并未提到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采用火攻之事。《三国志》中另一处记曹操给孙权的书中也写到，赤壁战败，是因为曹操军中流行急性血吸虫病所致。
有关学者指出，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曹军训练水军时正值易感染的季节。士兵们感染上此病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冬季交战时正好发作。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那么为什么交战双方处在同一环境中，孙、刘联军却没有流行血吸虫病呢？这是因为孙、刘联军长期在虫病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对血吸虫病有较强的免疫力，士兵们即便感染上血吸虫病，多数也是慢性的，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也早已死亡。而曹军多为北方人，对此病免疫力差，因此极易突然发作。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曹操训练水军是在黄河以北的邺（今河南安阳县境），那里没有血吸虫病，而且曹操一路紧紧追赶刘备，真正在赤壁停留的时间很短，加之曹操的水军大部来自于刘表部，他们是湖北人，具有免疫力。因此，曹军仍是被“火攻”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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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虫，学名是侵扰锥猎蝽，它能在黑暗中潜行，刺穿熟睡者的皮肤，偷取血液。它会传播一种寄生虫，从而引发一种致命疾病——南美洲雏虫病。中南美洲几乎有1800万人患有南美洲锥虫病。当今已有疫苗可预防。一般情况下，在皮肤感到不适之后，马上在身体各处寻找吸血虫并立即挤出，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如有异常应马上接受相关治疗。
诸葛亮出山前在哪里躬耕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理论家。他的才识、谋略享誉古今，在历代的小说和戏剧中更是被刻画成神机妙算的伟大军师。不仅他成名后的故事家喻户晓，连他青年时期的事迹也颇受关注。
诸葛亮向刘备上呈的《前出师表》中曾经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年轻时的身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概诸葛亮也没想到，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引起了千百年来对他躬耕之地的不休争论。
“躬耕于南阳”这句话本来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南阳就是诸葛亮年轻时耕地的所在，可是偏偏有人考证说，古南阳非今南阳，诸葛亮真正的躬耕处是现在的襄阳。两“阳”说并起，必然一真一假，到底哪个“阳”才是诸葛亮年轻时候的处所呢？
且看诸葛亮自己是怎么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是诸葛亮在寻求一个能够保全性命的地方，而只有远离政治、军事交锋的中心，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的襄阳正是权力中心，诸侯刘表在此设置据点；而南阳却与襄阳相去200多里，远离纷扰，的确是一个“苟全性命”的好地方。再看“不求闻达于诸侯”，诸侯刘表此时就在襄阳，如果诸葛亮身处襄阳，还口口声声地说“不求闻达于诸侯”，岂不是太过虚伪了呢？这也完全不符合诸葛亮的性格特征。
另外，当时的南阳虽然远离政治军事的中心，不受权力争夺的叨扰，却是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诸葛亮不仅能够生存得较好，还能及时获取外界信息，避免落后于时代。恐怕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吃喝不愁、远离纷争、信息通达的地方，诸葛亮才会想到“三分天下”的雄才大略吧。
南阳襄阳两说虽然争论多时，但只要严谨地考证诸葛亮自己的意愿，还是能够确定真实的答案，也就是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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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诸葛亮的处所数不胜数，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武侯祠了，武侯祠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成都武侯祠。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成都武侯祠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名胜古迹，也是成都市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成都武侯祠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最有名的要数文、书、刻号称“三绝”的《蜀丞相诸葛武候祠堂碑》。另外，祠内的一幅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也很知名，上联引用杜甫的诗句，下联则由董必武提对。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三国演义》中精彩的“七擒孟获”可以说是诸葛亮在为蜀国效命期间的一大丰功伟绩。相传在刘备病逝之后，蜀国的南方相继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亲自率军前往云贵地区平定了叛乱，让这里实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在南征的过程中，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七次擒获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了他，终于感动了孟获，停止了叛变行为。
在感叹于诸葛亮善用妙计的同时，一个疑问慢慢浮出水面，孟获再怎么说也是个少数民族首领，军事才能应该说得过去，怎么会被诸葛亮抓住七次呢？所谓的“七擒”，和孟获名字里的“获”字，也太过巧合了吧？一查史料才发现，当时的第一手资料《三国志》以及诸葛亮的自述《出师表》中，都没有记载过七擒孟获的事情，那么，所谓的诸葛亮“七擒孟获”难道是虚构的吗？
《滇元纪略》中曾经提到过七擒孟获的7个地点，或许这些地点可以提供一些考证的线索，这7个地点分别是：白崖、邓赊豪猪洞、佛光寨、治渠山、爱甸、怒江边、怒江的蹯蛇谷。经过专家的考证，这几个地点几乎覆盖了如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要知道，诸葛亮率军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是建兴三年的春天，在当年的秋天就班师回朝了。除去从成都到云南路途中的三四个月，诸葛亮连走完这些地点都困难，又怎么可能在每个地方都进行战斗呢？
综合各方面原因可见，传奇故事“七擒孟获”其实并不存在，孟获此人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事实上，诸葛亮在当时对待少数民族的策略上比“七擒七纵”还要高明得多，他笼络了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达到了节省兵力和边防稳定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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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有一块珍贵的“孟孝琚碑”。这块清代出土的碑中记载着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孟姓在两汉时期是云南最着名的两个大姓之一。这样的证据让人们不禁想到也许孟获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在许多唐宋的祭祀画像中都有孟获这个人的一席位置，在画像中他被称为“扫坛蛮王”。年代久远的碑铭和画像都仿佛在提醒人们孟获的存在。
周瑜果真是被气死的吗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样一个纵横古今的描绘说的正是三国时期吴国着名大将周瑜，他在孙策死后全力辅佐孙权，成为东吴军队的年轻将帅。可惜天妒英才，周瑜在而立之年就死去了。
在《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段子，诸葛亮与周瑜三次斗智，周瑜终因肚量狭小而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死后诸葛亮还前去吊唁。“既生瑜，何生亮”就是根据这个典故而流传下来的。看过这个故事，在对诸葛亮的机智感到敬佩和对周瑜的心胸感到惋惜之余，不禁有所质疑：周瑜再怎么说也是出身名门，颇有教养，更别说他具有作为一位军事将领所必备的眼光和谋略了，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诸葛亮气死了呢？当年孙策临死时嘱咐孙权的“外事不决用周瑜”之托，刘备说的“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之语，都间接地表现出周瑜实际上是一位心胸宽广，目光长远的优秀将才，是不可能因为一时气急就离开人世的。
事实上，根据正史的记载，周瑜是在36岁时得病而死的。历数周瑜为吴国效命的岁岁年年，无一不是在操劳中度过，那时他政事、军事都要过问管理，肯定会出现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了。早年周瑜曾受箭伤，波及脾脏，加上他日后忙于国事，并没有认真地对身体内外伤进行调养，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体力不支的重要原因。这些生活中的疏忽所带来的恶性后果终于在他36岁时，在一团忙乱中爆发出来，使得这位“羽扇纶巾”的英雄英年早逝，着实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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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周瑜可说是一个完美之人。先说德：他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性度恢弘众将诚服。再说才：他弱冠征伐为东吴开国立下汗马功劳；赤壁又力挽狂澜立下头功；后又亲冒矢石为东吴开拓荆州。丰功伟绩不去多提，单说当时人对他的评价。他的文武全才在时人眼中已是万众瞩目。“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这些就是时人对周瑜才智的评价，而且说这些话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再说风度，周瑜是出名的儒将，是一个风雅超群的人物。最后说说他的朝气，周瑜不仅具德、才、风度，他又独具一种朝气，一种锐意进取、自信、豪迈的英霸之气。他的完美无缺可谓人如其名：如瑾似瑜。
淝水之战缘何成为以少胜多的战役
淝水之战是我国古代四大以少胜多战役中发生时间最晚的一场战役，同时也是胜败决定最为偶然的一场战役。虽说古往今来每一场战役的胜负都是有原因的，但却没有哪一场的胜利方如此得益于机会和运气。
西晋的统治在腐朽没落中黯然结束，中华大地跨入了纷烦复杂的南北朝。此时的北方主要受到强大的前秦控制，皇帝苻坚励精图治，放眼全国，颇有一番统一全国的志向；而由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则偏安东南一隅，与世无争。到了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仿佛是在响应“分久必合”的规律，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亲率90万大军，毅然向东晋都城建康发动了攻击；东晋则在谢安等主战派的领导下，决定迎击。
东晋军队东拼西凑，出战时也不过10万军队，与前秦90万大军这个数字相差悬殊。区区10万军队，怎样对付得了九倍于他们的来自前秦的剽悍军队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苻坚带领军队到达淝水边上之时，收到了东晋发来的战书，要求前秦军队后退，等东晋军队渡江后再与前秦军决一死战。这时苻坚表面上答应了退兵，暗中却授意各路将军，待东晋军渡江时就趁其不备，来个突然袭击。这个计划本来天衣无缝，奈何前秦军营中一直埋伏着一位高级间谍，他就是来自晋朝的俘虏朱序。正是他在前秦军队后退时大喊：“秦军败了！”使得军心大乱，几十万秦军纷纷溃逃，整个军队顿时丧失了战斗力，这场本来秦军胜算极大的战役就这样在一片大乱中草草落幕了。
仅仅是“秦军败了”这一句话就能起如此大的作用吗？其实早在战役真正打响之前，朱序就已经开始在暗中发布谣言，扰乱军心了；加上后退的真实目的并没有传达到每位战士那里。战士们听到这样凄惨的呼号，难免乱作一团。苻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善待俘虏的代价竟然是失去了一次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以致这场战役失败后再也没能重振雄风。而东晋这一方却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白白捞到了一次战果，又将自己的政权保留了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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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神奇的战争故事，还流传下来几个颇为着名的典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说的就是战役开始之前，由于秦军军营内的各种谣言，造成将士们人心惶惶，连看到一草一木也以为埋伏有敌人。“东山再起”说的则是东晋名相谢安在前秦军队到来之前本来已经隐居多年，可是随着国家出现严重的危机，谢安又被重新请出来做官，担任这场战役的主要领导。
陈庆之真的率七千骑兵横扫北魏了吗
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土地上征战不休，许多富饶之地沦为荒野。但这样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军事家，其中最为着名的一位要数陈庆之了，连“用兵如神”的毛泽东看了他的传记，都给出了“令人神往”的评价。这位陈庆之又是何许人也？
在主要依靠家境门第做官的南北朝时代，出身微贱的陈庆之本来是没有什么跻身统治阶级的机会的，不过他有一专长，那就是他的棋艺超群，受到了南齐贵族萧衍的赏识。后来萧衍抓住机遇，推翻了南齐的统治，建立了南梁，陈庆之自然也得到了提拔，获得了主书的官职。
当上了主书的陈庆之本来很安于现状，不过萧衍却对陈庆之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在北魏的徐州刺史请求归降南梁的时候，萧衍便派出了陈庆之前去招降，虽然这是一次几乎零风险的出征，但就是在这次出征后，陈庆之找到了指挥军事的感觉，并将自己多年的棋场经验很好地运用在了战场上。也就是在此之后，陈庆之的军事才能不断上升，史书中屡屡出现他以少胜多的记载，最令人惊叹的要数公元529年陈庆之带领7000士兵攻打北魏，护送元颢回洛阳称帝的那一次了，《南史》、《梁书》中都提及了他以7000将士对抗几十万北魏大军的神话。
不是将领出身的陈庆之有什么能耐，能够创造“七千战胜数十万”的神话呢？推究当时的北朝历史，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陈庆之杀向北魏夺权时，北魏国内兵力空虚，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挡来自南梁的袭击。再者，《南史》、《梁书》这些史书运用的史料皆来自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下，难免出现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现象，尤其是当时的史书浮夸现象严重，所谓的“几十万”这个数字就更不可信了。
看来，陈庆之带领军队直捣北魏的历史是确有其事，但那也是因为当时对手力量太弱了。至于7000对几十万这个比例，就完全属于南梁记载的夸张了，这也提醒我们在了解这些传奇故事时，也要小心地分辨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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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之（公元484~539年），南朝梁将领、杰出的军事家。因出身寒门，长年不得重用，41岁始独立领兵，战斗生涯只有15年，少为梁武帝萧衍随从，后为武威将军。陈庆之身体文弱，不善于骑马和射箭，但是却富有胆略，善筹谋，带兵有方，深得众心。身为将领，善抚士卒，能使部下为其效死力。他一生征战，常设奇谋，多为以少胜多，而且长于攻城。无论是北伐横扫河洛，或挥师驰骋边陲，均充分显示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唐使王玄策异域借兵横扫印度是真的吗
唐朝对外关系中，和印度的交流算是比较密切的，而且唐朝与印度的交往，多为友好的交流，很少有敌对的交锋。但在这其中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最为称奇的还要数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故事。
王玄策在唐贞观年间担任出使印度的使节，给朝廷带回大量的佛教法物，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一位优秀的“大使”怎么会参与战争呢？他又有什么能耐攻下了一国呢？
公元647年，王玄策在唐太宗的派遣下再一次出使印度，顺便拜访吐蕃的松赞干布，了解文成公主的生活状况。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印度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罗顺那篡位成为新的国王，他听说唐使要来，便派2000人马在半路伏击，王玄策一行完全没有任何准备，除了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被扣押之外，余部竟全部战亡。
王玄策和蒋师仁成功逃脱后，一路骑马来到尼泊尔，向尼泊尔借来7000骑兵。加上松赞干布支援的1200精锐骑兵，王玄策带领着接近一万人马直奔印度。在北印度，王玄策用尽唐代攻城的各种手段，攻下茶博、罗城两城，逼得阿罗顺那逃回中印度。之后，王玄策又在中印度集结军队力量，活捉了阿罗顺那，灭亡了中印度，又顺势攻打东印度，东印度惊恐中表示臣服于大唐。
王玄策回国后汇报了战果，唐太宗大喜，颁布诏书封赏王玄策，授予他散朝大夫的名号。一位使节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大唐帝国扬眉吐气，的确值得敬佩。分析这场横扫印度的战役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不仅仅有王玄策等人的英明决断，还与大唐帝国在附属国中的名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大唐帝国的名望不高，尼泊尔、吐蕃又怎么会伸出援手呢？
虽然这场战争的记录已经尘封在书籍当中，但我们仍须记住这样一位勇敢果断的“大使”——王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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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唐朝最着名的对外战争，要数新罗战争了。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670~676年，是唐朝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两国为争夺被灭亡的领土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受到西南地区吐蕃局势的影响，唐朝政府采取了退守政策。最终两国经过协商，以大同江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唐朝开始了对大同江以北的辽东地区的统治，同时，大同江以南也进入了统一新罗时代，东北亚地区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阶段。
中晚唐蜀兵为何不断叛变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玄宗、唐僖宗先后迁往成都，这个西南地区的边城一时成为了大唐皇室的避风港。虽然远离了北方的安、史势力，但这里的形势也很严峻，并没有任何平安可言。据历史记载，这里的节度使带领军队屡屡造反，有时甚至与南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里应外合，一同削弱唐军实力，在史书上留下了“唐蜀兵孱弱”的记载。
作为唐朝军队的一部分，蜀兵难道不应该同大部队一起打退外族进攻，共度难关吗？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叛变呢？纵观中国历史，将士一般情况下都是忠诚国家的，只要朝廷重视他们爱护他们，这些勇士就会毫不犹豫地为国效力，为什么偏偏蜀军是个特例呢？
问题出在朝廷对蜀兵的态度上。唐朝政府历来是比较提防蜀地军事发展的，常常有意地削弱蜀地军队实力。在兵源上，发配到蜀地戍边的民众都是“成都顽民”，据说他们不能适应蜀地的山川地形，连徒步行进都会满头大汗，更不要提披甲上阵了。在待遇上，将士得到的俸禄极其微薄，发放的米粮常常在途中被蜀地官员克扣或者以次充好，引起将士的不满。对于这些不满情绪，朝廷不但不加以克制，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采取置之不理的方式。
朝廷这样对待蜀军，无非是要达到弱地方强中央的局面，尤其是对于巴蜀这个多事之地。因此每当节度使组织军队造反的时候，多因为蜀兵的“孱弱”而终告失败。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唐朝面对南诏、吐蕃的进攻，只能派出蜀兵来抵挡，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蜀兵不是纷纷溃逃，就是做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内应，反过来一起攻打唐军。这样的安排也许是无法避免的悖论，但更能反映出中晚唐之所以“久衰不盛”的一些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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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绝不仅仅是唐朝一场地方叛乱那么简单，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这场动乱最终平息了，但它带给唐王朝的影响依然是极其深远的。安史之乱之中和之后所波及之地都经历了巨大的浩劫，出现不可计数的流民；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由于政府的无力监管而日益猖獗，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廷还失去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往日的民族大融合盛景一去不复返。
宋、金战争中的“拐子马”是什么
在800多年前的宋、金战争中，金兵常使用“拐子马”这种特殊部队，岳飞在绍兴十年（1140年）郾城战役中，命步兵持长斧入阵，专斫金军马足，建立了大破“拐子马”的奇功。
很长时期内，不少人认为“拐子马”是一种穿铁甲的骑兵，三骑一排，用皮绳连接，同进同退，因而也被称为“连环马”。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中都认同此说。但这一解释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果真如此的话，骑兵根本无法发挥其机动灵活的突击威力，难免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所以，这种假想未必正确。
那么“拐子马”究竟指什么？宋史专家邓广铭所着《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对此做了详尽的考证，指出，“拐子马”之称，出于当时金国部队中“河北签军”之口。所谓“河北签军”，是指从河北地区民户中被金强征入伍的汉人，因而“拐子马”一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言，此其一。
其二，北宋时，汉人习惯称对称的东西为“拐子”，宋人笔记中不仅有“拐子马”，还有“拐子城”、“两拐子”等词。
所以，“拐子马”是指军阵中左右两翼对称的骑兵。北宋灭亡后，这一北宋人的词语，仅保存在中原与华北地区居民的口语中，未被南渡的军民带往南方。故南宋中后期人茫然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所以才有了“连环马”的解释。
至此，历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是否可以说已得到澄清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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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战争是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至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宋朝为抗击金军南攻，收复失地而与金朝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宋金战争持续百余年之久。北宋由于采取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政策，至末年，兵备废弛，战斗力低下，尤其奉行妥协求和的国策，终为金所灭。南宋虽仅据半壁河山，采取偏安江南的自守待敌的消极策略，但国力尚丰，军民同仇敌忾，依江河设防，据险坚守，加之名将辈出，所以能与金旷日久战而未亡，最终联蒙灭亡金朝。
为什么忽必烈两征日本都失败了
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战无不胜的蒙古军何以两次败给一个小小岛国呢？
忽必烈第一次征日行动是在征服朝鲜半岛之后进行的。第二次东征时南宋已经灭亡，这一次他能腾出手来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仅考虑军事实力，元朝登陆并侵占日本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只可惜天公不作美，元军两次东征都遭遇海上风暴，与胜利失之交臂，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忽必烈两次败给日本，可以说是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首先在“人和”方面，当时的元朝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将子民按照民族分为四个等级，汉人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处在等级的最底端，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于是，战争发生后，汉人及其他族人并无真心为元朝卖力，东征的时候，蒙、汉及其他族人很难达到团结一致。而且，以范汉文为首的指挥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导致群龙无首，部队瓦解，也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在武器装备上，日本战刀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元军使用的则是质量稍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对砍时刀刃发生卷曲。这些确实是东征日本的不利因素，但强大的元朝败给日本，仅仅是因为这些吗？
“天时不利”是东征流于失败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两次东征元军都在海上遭遇了风暴，造成的损失极大，两次东征中牺牲的战士其实大部分是死于海上风暴。至于风暴对元军舰队破坏为什么如此大，也是有原因的。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和沿海地区还没有完全被忽必烈征服，所以东征舰船是由技术较落后的其他族人负责营造的，导致船只质量较差。同时，东征时元军舰船多是河船，对海上风浪抵抗较弱，遭遇海上风暴时大多被摧毁，将士大部分葬身大海，导致元军不战自退。
不过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台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神的庇护，由神吹来保护小岛的，他们信奉这样的风为“神风”。不管怎么说，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的确在天气因素上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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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成吉思汗之孙，元帝国的缔造者。他建立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史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事实上，全盛时期的元帝国，版图之辽阔是史无前例的。它北边包括今天的外蒙地区乃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西边的直辖疆域，到现在新疆的罗布泊附近，另外还有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这四个藩属国，它们的疆土加起来几乎覆盖中亚、西亚乃至东欧；东面濒临大海，包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南面一直到达南中国海。
努尔哈赤是中炮而死的吗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攻打宁远城时，遭袁崇焕率领的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后金军队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
清史专家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顿，积劳成疾。同年7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23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8月7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11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40里的鸡堡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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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作为中国皇权达到顶峰的清朝的开拓者，不仅是一位军事家，他在政治改革、思想转变等方面的成就依然可圈可点。后人总结努尔哈赤的十个贡献分别是：统一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制定满族文字；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丰富军事经验；制定抚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正是这些顺应时代的决策，奠定了清朝前期强盛繁荣的局面，也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
“闯王”大军是败于鼠疫吗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带领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军京城，气势雄壮。可就在40多天后，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受到清军和吴三桂部队的联手抗击，仅剩3万人在坚持抵抗。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是什么原因使得闯王的强大部队人数锐减，竟然从百万之众减少到仅余区区三万士兵？
对于李自成在京城的战败，自然众说纷纭。李自成部队最先进入北京城后采取安民政策，后来却开始大肆搜刮，收集财富，造成城内人心惶惶，由此李自成败于失去民心的说法开始浮出水面。另外还有腐化堕落、骄傲自满、财力不足等现象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归结成失败的原因。
上面的这些现象存在与否还是个问题，即使存在，也是些个别现象。因为李自成治军严谨是众人皆知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闯王军队仅凭几十人仍坚持战斗的传奇了。那么，到底什么因素直接导致了闯王的败北？成为这支不可攻克的军队的克星呢？
明朝末年京城地区流行鼠疫，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免疫力的外地人最具杀伤力了。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时，正值三月份天气转暖，大规模鼠疫开始爆发的时候，人数众多的将士们日日集结在一起，难免会引起鼠疫在军中的传播。
文献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贼过处皆大疫。”这说明闯王的军队不仅是被传染的群体，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染源。大概这就是为何李自成多次招募将士仍然不见战斗力提升的原因，凡是进入这个军营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鼠疫。
看来，那些骄纵、腐化等说法并不是李自成最终兵败的唯一原因，甚至仅占很小的比重，倒是这场夺命的鼠疫，断送了李自成的称霸前程，改换了历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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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由鼠疫杆茵引起的自然疲源性烈性传染病，也叫做黑死病。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鼠疫大流行时波及我国，史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张献忠真的屠蜀了吗
明朝末年，农民战争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在众多农民起义队伍中，张献忠带领的一支部队一直在长江流域活动。后来张献忠率军攻陷了成都，并很快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西国，开始了在四川统治的生涯。
根据清朝一本书《蜀碧》的记载，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十分残酷的统治，甚至可以用“杀人不眨眼”来形容。张献忠杀人手法多样，对身边的人常常是稍有不满就施以杀戮。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案，张献忠以举行“特科”考试为名，召集整个四川的知识分子前来应试，当这些文人都聚集在大悲寺之后，张献忠却找借口命令重兵将他们团团包围并全部杀死。这次屠杀使5000多名知识分子化作冤魂，着实令人咋舌。
不过，《蜀碧》这本书的作者是乾隆时期的翰林院编修，也就是一位为清政府服务的官员，他的话真的可信吗？清朝编修的《明史》中也有“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惊人数字，这些来自清朝的信息会不会是为了掩盖当年清军在四川的残酷镇压呢？要知道，四川民众在反抗张献忠残暴统治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清的斗争，清军对这里的无辜民众也进行了相当数量的屠杀。
首先，清朝的记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六万万”这个数字。明末清初整个中国的人口不过六千万，哪里来的六亿人口，这样的夸张显然是蓄意诋毁。
我们的确不能否认张献忠在四川地区的屠杀，但是清军在四川地区为了达到镇压目的同样使用了残忍的手段，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毕竟，在张献忠部队和清军的双重扫荡下，四川的芸芸众生竟从600万人口的繁荣沦落到40万人的凄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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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除了留下无以计量的尸骨，还留下了千船沉银的谜案。300多年前，张献忠打劫来千船的金银珠宝，并携带它们由成都顺水南下，不料却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近年来该地建设工程增多，在一次引水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铲出众多银锭。据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成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的重要物证。
大英帝国也曾向清政府赔过款吗
中国近代的历史总是与割地、赔款等屈辱的词语分不开，究其根源，与中国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等方面的落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你可知道，几百年前，在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大英帝国还曾向清政府赔过款呢。
17世纪初，西方国家纷纷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中国这个充满神秘色彩和致富机会的国度。在一本名叫《西方列强与澳门的关系》的书中曾经为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一件趣事。
17世纪，葡萄牙在远东地区的贸易霸权逐渐丧失，葡萄牙的商船常常受到荷兰船只的劫持，为了不再受荷兰人的欺负，葡萄牙人找到英国这个合作者，共同牵制荷兰。英国这时也恰好需要葡萄牙的关系来打开中国市场，于是两国政府一拍即合，签订了葡萄牙同意英商进出澳门进行贸易的协议。
当英国的威德尔船队来到澳门时，受到了当地葡萄牙商人的排挤，葡萄牙人向清政府报告说这些人是荷兰人，企图进行破坏活动；又想方设法阻止英商的贸易活动。在这种情况，英国船队无地安身，只好继续向北行进，来到广州海域附近的虎门。这里的官兵呜炮警示，威德尔等人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发起挑衅，炮轰虎门炮台。攻下炮台后，又继续向内河行进，一路烧杀抢掠，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还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虽然广州政府组织军队进行了猛烈地反击，仍不能阻止他们的暴行肆虐。后来，威德尔等人意识到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实在不好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对自己今后的贸易没有益处，于是只好请出葡萄牙人在其中周旋。
经过双方的协商，英商最终在广州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向清政府赔款2800两白银，这才了结了事端。据说这是中英之间就贸易问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却充满了火药味。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这只是一桩趣事，但它却拉开了中英近代贸易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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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和众多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条约，绝大多数都属于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拉开了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序幕，成为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奠基石。《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三个文件初步建立了中国不平等条约的体系。这些条约中，清政府不仅割让了领土，还将通商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后来，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陆续签订，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堕入丧权辱国的深渊。
中国明清时期出现过黑人雇佣兵吗
雇佣兵自古至今都是一种较为奇怪的兵种，这些士兵不会像其他的军人一样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战，而是以打仗作为谋生的手段，成为了一种获取报酬的职业军人。不过很少人会想到，在我国古代的明清时期，也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存在，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雇佣兵还是黑人呢。
明清时期，许多非洲的黑人或是来自马来西亚等地的黑褐色人种，经常出现在中国境内。他们大多是被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带来中国的，因此多在香港、澳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艰难谋生。他们在当时其实是这些港口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军事战斗方面也备受重视。
说到黑人的战斗能力，明朝曾有过“此类善斗”的记载。大概是黑人善斗的特性被发掘了出来，澳门开始雇佣黑人作为职业军人。到了清朝，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向朝廷奏陈澳门情况时就说过：“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练，无间寒暑。”可见这些黑人战士的训练也是很严格的。
说起当时最有名的黑人军队，就要数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掌握在手的黑人军队了。那时由于黑人在澳门不能获得公平的待遇，他们便逃跑投奔郑氏军队，为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效命。这些黑人士兵多为基督徒，他们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忠诚于自己的主人，加上郑芝龙对黑人士兵十分宽容理解，使得黑人士兵在郑氏军队中能够与其他人和平相处，并且为郑氏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有一定数量的黑人士兵加入。
不过，后来这些华人眼中的“黑人”慢慢淡出了历史的视线，这些士兵中少数与当地人通婚，继续繁衍下去；绝大多数还是在孤独中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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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等地逃出来的黑人，有些进入了郑氏军队效命，有些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为广东地方政府服务。据记载，在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舰队在广东内河进行勘测活动时，中国舰队出面阻止，当时就使用了一些黑人作为通事，即翻译。一本书叫做《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其中便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总兵”的手下，而且多达200多名。
施琅是忠臣还是叛将
1661年郑成功率领军队将荷兰殖民者从台湾岛驱逐了出去，收复了台湾。20多年后，也就是在1683年，施琅奉旨攻打台湾，降服了在台湾割据多年的郑氏集团，使得台湾纳入了大清版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台湾的回归和开发问题上，施琅都是功不可没的，但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仍是有褒有贬，甚至有不少人说施琅是个叛将，这又是为何？
要客观地看待施琅这个人，还要从他的早期经历说起。
施琅从17岁起就在郑芝龙手下做一名小军官，后来归乡3年，在1643年重新加入郑军。顺治六年，郑成功等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并力邀施琅入伙，于是施琅又一次投靠郑氏集团。一开始郑成功十分器重施琅，施琅也竭忠尽智，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到了顺治八年，郑成功包庇了一位在施琅那里犯了法的亲兵，施琅与郑成功二人反目成仇，郑成功曾派人暗杀施琅未遂，不过却杀掉了施琅的父兄，使得施琅对郑成功彻底绝望，转而投奔了清廷。
因此，如果将施琅简单地视为一位“叛将”，实在是不妥。毕竟，包庇罪犯以及后来杀掉施琅的父兄都是郑成功的过失。如果不是郑成功的办事方式太过粗暴简单，施琅也不会如此愤然离开。
施琅在为清廷服务期间，曾多次提出收复台湾的想法，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肯定。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领2万大军和300多艘战舰向澎湖发起了进攻，并在不久后攻下了台湾岛，郑克爽等人投降清朝。这一战使得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也实现了康熙皇帝“四海归一”、“天下一统”的愿望。
台湾收复后，康熙帝认为这是一个弹丸之地，不必太过重视，这时还是施琅提出了台湾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并提醒康熙，台湾仍被荷兰等国觊觎着，不可不防。康熙最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府，隶属于福建省，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
可见，不管是从收复台湾还是从决定台湾去留问题上，施琅都坚决地扞卫了清政府对台湾的主权，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清政府来说，施琅的确是一位忠臣，而他当年离开郑氏集团的“叛将”身份，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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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在1864年2月上奏康熙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中指出了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倘若放弃台湾为“红毛”（荷兰人）占据，“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现在，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突显，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稳定。
石达开缘何出走
15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曾有一位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将军“石敢当”，他就是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中较为勇猛的一位——石达开。在永安建制封王之时，洪秀全将石达开封为“翼王”，有“羽翼天朝”的含义，足以看出洪秀全对石达开寄寓了的深切希望和深深的信任。
定都天京后，石达开一直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事，对于其他诸王的奢侈享乐行为，石达开向来是敬而远之，洁身自好。后来他率军西征，大败湘军，功劳卓着。实际上，表面太平繁荣的天朝中隐藏着众多的矛盾，这些矛盾终于在1856年的“天京政变”中全部显露出来。石达开本来企图阻止这些无谓的争斗，不料他反对滥杀无辜的倡议被北王韦昌辉误解，以为是在偏袒东王。面对北王的加害，石达开无奈开始了逃亡，自己的家人和部下则被北王势力残忍地杀害了。
“天京事变”结束后，洪秀全迫于朝中无人，又重新将石达开召回天京，主持政务。这一次，太平天国的各个首领本应该吸取教训，再创辉煌，可是为什么几年后石达开又再次出走了呢？
石达开回到天京时，受到了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洪秀全也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任命他掌理政务。石达开不计前嫌，马上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辅政。据记载，在他辅政的半年时间内，天朝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又重新回到正轨，并有转好的趋势。可就在天朝慢慢走出阴影的时候，洪秀全的目光又重新放在了统治集团内部上，对于石达开极高的威望和赫赫战功，他心中再次不安起来，往日杨秀清独揽大权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于是，洪秀全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王，授意他们在政务上进行干预，使得石达开受到了极大的牵制和排挤。
在不断地排挤和架空形势下，石达开可以选择这样几条路，分别是退隐归乡、率军远征、取而代之、投奔清军。石达开这样的一位忠臣，绝对不会选择叛变；退隐归乡的想法在那个斗争激烈的时刻也是行不通的。此时的石达开只有选择率军远征，这样既可以远离朝中纷扰，保住性命，又可以为天朝另辟根据地，也算是一条出路了。
于是在1857年，石达开带领一批队伍离开了天京，奔赴安庆，从此再没有回来。石达开的离开，不仅带走了一大批天朝中的优秀军事力量，也带走了太平天国重振威风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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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波及范围最大时覆盖长江中下游数省。太平天国的建立者是洪秀全，他最初假借西方基督教义，将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进行结合，吸引了大量民众。太平天国不同于或者说先进于其他农民起义的地方在于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首次提出了废除旧土地所有制，成为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位“新新人类”，他就是洪仁玕。洪仁玕写着有《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虽然这份纲领得到了洪秀全的高度赞成，但仍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和当时落后的时代局面而成为一纸空文。
天京之围中洪秀全是自杀而死吗
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时年51岁。关于其死因，史学界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记载，洪秀全是由于天京危急，日日烦躁，最终服毒自杀。但很多学者对洪秀全自杀一说表示怀疑。
20世纪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
自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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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虽然在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耽误了太平天国的前程，但纵观他的一生，他仍旧为太平天国做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位特定时代造就的英雄。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的天京陷落，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长达14年，将太平天国的势力发展到18个省，攻占下的城市不少于600个，迅猛的发展状态对中外反动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当时农民阶级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即使这个制度没能广泛应用，但对于他也算是功劳一桩。尤其是他在晚年赞成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体现了他较之其他农民阶级领导者的开明思想和开阔眼界。
清朝军舰何以扬名美国内战
说起清朝的军事水平，在世界上是谈不上先进的，清朝军队甚至还常常因为武器设备的落后而受到外国的欺侮。不过，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一艘名叫“大清”的军舰却屡次立功，扬名南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清朝制造出了先进的军舰吗？
这艘战舰的曲折命运，还要从一对美国兄弟的经历说起。1859年华尔兄弟来到上海谋生，当时正值太平天国的队伍席卷江浙一带，上海附近也乱成一片。华尔兄弟抓住这个机会，纠集了一些流落在当地的菲律宾人和军事流氓，组成了一支洋枪队。这支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终于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华尔兄弟此时也发展为上海滩的军火商。
听到太平军要扩充军备，一路打到北京的消息，在上海的清官员顿时惊恐不已，华尔兄弟趁机提出了去美国购买军舰的建议。他们一方面对清朝官员渲染太平军士兵的勇猛、太平军水师的可怕，使用低价策略，声称“40万两白银就可以购买大兵轮一艘、小兵轮四艘”；另一方面则不断向清朝官员表明忠心，承诺不会做任何有损清政府的事。
经过不懈的游说，华尔兄弟终于在离开上海时拿到了40万两白银，后来还利用内战导致造船厂生意应接不暇等一系列借口要求追加资金，又骗取了上海方面汇来的60万两白银。其实他们并没有将这100万两白银全部用于造船，而多是用于个人的挥霍，仅用了一小部分经费打造了几艘比较劣质的军舰，分别是“江苏号”、“浙江号”和“大清号”。后来，中国国内矛盾迭起，清政府内部一团混乱，也就没有人再来追究这笔巨款了。
1863年时南北战争进入转折点，此时这三艘战舰被北方军收入麾下，开始为北方海军服务。据说，这三支战舰中“大清号”吨位最大，火炮最多，在战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当时的一支名舰，也永久地留存在美国的史册中。
看来，所谓的“大清号”并不是大清国建造的，最后也没有用于清朝的战争当中，而是在遥远的美国发挥了作用，真可谓阴错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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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许多清朝大臣意识到建设国家海军的重要性，当时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就是主张建设海军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部署下，清朝海军逐渐形成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三个重要力量，其中北洋水师是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水师，曾经在当时的亚洲也是名列第一的海军。但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某些官员的盲目指挥和保守战略，加之冒险作战，导致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随后全军覆没。南洋水师实力比北洋水师弱很多，曾经多次在反抗法国侵略者战役中有过突出的贡献，但因为清政府后来不够重视这支舰队的建设，1885年被法国海军直接在石浦港消灭。三大水师中福建水师是实力最小的，而且一直没有打过仗，最后被清政府解散，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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