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夏朝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历时500年，传14代17王。其领域范围大致是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西起今天山西南部，东到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接湖北，北至河北。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结束，阶级社会的开始，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由于历史久远，有关夏代的资料匮乏，历史上就是否有夏代存在还长期争论过。如今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夏王朝的确立

    大禹治水有功，得到众多部落的拥戴和舜的信任，禅位为首领。大禹死后，其子启破坏禅让制，自己继承王位，并杀死与他争夺王位的伯夷。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夏启即位后，政绩显著，包括有扈氏在内的众多部落都到夏朝都城阳翟朝拜，夏王朝的统治完全确立。

    太康失国

    夏王朝基本稳定后，统治者启的生活日益腐化，疏于朝政。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也只知道享爱，不修政事，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是启的五子争王位，接着是武观叛乱，这为其他部族的侵略提供了机会。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回的时机，掌握了夏的政权。史书上称“太康失国”或“后羿代夏”。但后羿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为了玩乐，把政事交给寒浞经营。寒浞勾结后羿的“家众”，杀死后羿及其家属，篡夺了统治权。

    少康中兴

    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但太康无能，被传说中的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弟弟仲康为王，自己掌握实权。仲康死后，儿子相即位。臣子寒浞杀后羿和相，自立为王。相的王后缗怀着身孕逃奔到“有仍”（今山东济零县），生少康。少康长大后，聚集夏残存势力，灭掉后羿及寒浞残余，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中后期统治

    “少康中兴”后，少康的儿子杼彻底肃清了寒浞的势力，并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到了鼎盛。其后的五代六王，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第十五代夏王孔甲，好方术鬼神、淫乱，引起诸侯的反叛，夏王朝逐渐衰败。至末代暴君夏桀，夏王朝已经不复稳定，诸侯叛乱时起，终于被黄河下游的部落首领商汤所灭。

    盘庚迁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此后的三百年中，商朝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乱，加之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商朝多次迁都。至第20代王盘庚时，为了改变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盘庚决心再次迁都。当时贵族阶层贪图安逸不愿搬迁，他们煽动平民起来反对盘庚迁都。盘庚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盘庚对臣民训诰，耐心劝说平民同意迁都。在盘庚的坚持下，商朝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盘庚迁于殷后，整顿商朝政治，商朝复兴，此后二百多年再没有迁都。因此，商朝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称为殷商、殷朝。

    武王伐纣

    商纣王是历史有名的暴君，史载他建琼楼瑶台（摘星台），终日与爱妃妲己及群臣“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纣王加重赋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若有百姓反抗，他就残酷镇压。纣王还设置了酷刑“炮烙”，将反对者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纣王的残暴统治激起人们的不断反抗，社会动荡不安。此时渭河流域的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周武王姬发积极策划灭商。他重用有才华的姜尚，国力日益增强。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在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了誓师大会，决定讨伐纣王。牧野之战，周大胜，商王朝统治结束。纣王自杀。

    周朝

    周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如将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等。据说周初共封71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加强了地方的统治。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统治人民。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两个历史时期。西周始于武王伐纣，都城镐京，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共历12王。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前，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直至公元前249年，周王室被秦国所灭。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从周朝起，境内民族不断融合，华夏民族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族的前身，此外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周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和瓦解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周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中国后世历史影响深远。

    姜太公钓鱼

    传说纣王手下有个大臣，名叫姜尚，又叫姜子牙，他见纣王如此胡作非为，便弃官逃跑，隐居在渭水河岸边，此处是诸侯姬昌的势力范围。姜子牙知道姬昌胸怀大志，渴求人才，就在渭水边“钓鱼”。一般人钓鱼用的是弯钩，弯钩上面挂着鱼饵，然后把鱼钩放入水中，诱使鱼儿上钩。可是姜子牙钓鱼却不这样，他的鱼钩是直的，上面不放鱼饵，而且离开水面足有三尺高。他一边高举钓竿，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不愿活的鱼儿，你要找死就自己上钓吧！”他这种奇怪的钓鱼方法，很快传到姬昌那里。姬昌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派士兵去叫他。姜子牙见士兵前来，根本不理，边钓鱼边说道：“钓，钓，钓！大鱼不上钩，小鱼瞎胡闹！”士兵的见此情形，赶忙跑回去报告姬昌。姬昌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凡的人才。于是，他带上厚礼，亲自去请教姜子牙。周文王认为姜尚就是自己祖父盼望的能人，便请姜尚一同回宫。姜子牙见他求贤确实是诚心诚意，便答应替他出力。所以姜尚又被称作“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覆水难收

    姜子牙在商朝当官的时候，因为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弃官而走，隐居在陕西渭水河畔。为了取得周文王的重用，他经常在小河边用不挂鱼饵的直钩，装模做样地钓鱼。姜子牙整天钓鱼，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的妻子马氏开始埋怨他，并且嫌他穷，不愿再跟着他过苦日子。后来，姜子牙终于得到了周文王的重用，他又帮助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了西周。马氏见他又开始有权有势，非常后悔当初离开姜子牙。就找到姜子牙，请求和自己恢复夫妻关系。姜子牙看透了马氏的为人，不想和她和好如初，就把一壶水倒在地上，叫马氏把水收起来。马氏赶紧趴在地上，但只收起来一些泥浆。这时候，姜子牙冷冷地说：“你当时离我而去的时候，就注定不能再在一起，这就好比倒在地上的水，难以再收回来了！”马氏虽然懊悔不迭，但想起自己当初所为，也无言以对了。

    姜太公爱屋及乌

    商纣王死后，武王心中并不安定，他问姜太公：“我们进了殷都，对旧王朝的士众该如何处置？”姜太公回答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同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如果不喜欢那个人，甚至他家墙壁上的篱笆也厌恶。因此，要杀尽全部敌对分子，一个也不留下。”武王认为不行。周公说：“我看应当让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武王觉得此计甚好，便照此办，天下果然很快安定下来。

    周公摄政

    灭掉商朝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周成王即位。由于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朝政，称为摄政王。“摄政”一事引起周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动乱，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趁机挟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周公派兵镇压，三年后终于平定叛乱，管叔和武庚被杀，蔡叔被放逐，周王朝的统治得到重新稳定。此后，周公旦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命商代移民营造洛邑，两年后又建成了东都成周，派周八师驻守，并强制性地将商人迁进来以便监视，形成了周控制东方的中心。周公旦见天下政局已安定，就还政于周成王，自己留守成周。功成身退前，周公旦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的教训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周公旦退位后，花费余生制作礼乐，完善周王朝的各种典章法规。临死时要求一定将自己葬在洛邑，表示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的忠义事迹为后世儒家推崇，被尊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人。

    成康之治

    武王、周公旦等为周王朝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到了成王统治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成王病重时，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儿子康王。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康王来到周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礼乐并行，民众得到很好的教化，40余年不曾动用刑具。这段时间是周王朝最强盛的阶段，后世将成王、康王统治时期誉为“成康之治”。

    国人暴动

    西周后期，奴隶主对奴隶实行极为行严酷的统治。为了不屈服于奴隶主的暴力统治，奴隶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而奴隶主的统治集团，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对他们的反抗，更是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其中周厉王时代的统治最为恐怖。他连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对内实行“专利”政策，任用卫巫严密监视人民，而且严禁人民议论政事。凡被检举者，就会立刻处死。人们为了免遭迫害，虽然表面不敢说话，但每个人都怒目而视，以沉默作为反抗。这种恐怖的局面，一共延续了3年之久。最后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在公元前841年发动了武装暴动。这次震惊全国的国人暴动，首先在京城爆发，而后蔓延到京城周围的城市。平民和奴隶们纷纷冲入镐京，而后杀进了王宫，但是周厉王早已仓惶出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宣王中兴

    宣王是暴君厉王之子。目睹了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即位初期虚心谨慎，勤于政事。在周定公和召穆公的辅政下，重修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礼法。对内整顿吏治，严禁各级官吏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放宽了国家对山林川泽的控制；分公田于奴隶。对外征讨四夷，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秩序。这些措施使西周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改观，社会生产得到复苏，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宣王中兴”的表象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晚年的宣王又固执己见，周王朝国势衰退不可避免。

    犬戎攻入镐京

    犬戎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陕、甘一带，猃、岐之间的一个民族，随着周王朝势力的削弱而逐渐兴盛，西周中后期成为周王朝的首患。周幽王即位后，以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国内矛盾加剧。周幽王又立褒姒为后，一味追求淫荡奢靡的生活，一手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国人皆怨。褒姒的儿子伯服被立为太子，废太子宜臼逃奔申国，激怒了母舅申侯。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引导犬戎大军攻破西周京都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

    石碏大义灭亲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哥哥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州吁担心自己的王位不稳，就与石厚商量计策。石厚向自己的父亲石碏讨教。石碏说：“州吁即位，应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地位才能巩固。”石厚怕周天子不许可。石碏又说：“周天子信任陈桓公。”于是州吁和石厚就备了许多礼物请陈桓公帮忙，不料二人刚到就被陈桓公扣留了。卫国派人去陈国，把州吁处死。由于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大臣们一致认为应当从宽。石碏却派家臣到陈国去，把石厚杀了，此举被后世称为“大义灭亲”。

    名人

    汤

    汤是帝喾之子契的14世孙，商族第15代首领，商王朝的建立者，又称太乙、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等。商族原来是活动在夏朝东边部落，因汤施行仁政，爱护百姓，深得民众的拥护，周围的一些小国慕名前来归附，商族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当时，夏王桀残暴无道，夏王朝内部动荡不安。汤趁此时机开始取代夏的计划。他在伊尹的帮助下，先灭掉了商附近的一小国葛国，之后经过11次的出征，先后灭掉周边十余个拥护夏朝的小国，成为当时的强国。汤发布征伐夏桀的誓师辞《汤誓》，于鸣条之战中一举灭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定都于毫。

    伊尹

    伊尹（前？—前1713）原是有莘国的农民，位卑却心忧天下。为了接近贤明的成汤，他甘为有莘氏之女的陪嫁缕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同时与成汤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见其才能，成汤便免其奴隶身份，命为宰相。伊尹因此顺利辅佐成汤灭夏建商。成汤死后，伊尹先后辅佐卜丙、仲壬、太甲等多位商代君王。太甲不遵汤规，横行无道。伊尹就将他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太甲忏悔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位。公元前1713年，伊尹在亳（今山东省曹县南）逝世，享年百岁。作为开国功臣，伊尹受到历代商王的尊崇。

    武丁

    商朝第23代君王武丁即位后，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当时历史上最繁盛的的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是盘庚弟弟小乙之子，相传他在少年时代被父亲勒令生活在民间体察民情，这些经历为他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奠定了基础。武丁即位后，先为父亲守丧3年。亲政后，武丁勤于政事，任用傅说、甘盘等贤才，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之后武丁不断征战四方扩展疆土，先后平定了西北和东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建立起南至江淮、北达河套，西起渭汭的广大疆域。武丁当政59年时间里，商王朝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妇好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女性政治家和军事家，商王武丁的妻子。根据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文献得知，妇好曾多次受命征战沙场，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她还任占卜之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活动。妇好墓中出土了精美的骨刻刀、铜镜、骨笄、玛瑙珠等许多女性专用的饰品，以及大石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除却这些女性的小玩意儿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是重达9公斤、饰有双虎噬人纹、铭刻“妇好”文的大铜钺（钺是古代军事统率权即王权的象征），这充分说明妇好生前力大过人，武艺超群。

    周文王

    周文王是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周侯、西伯、姬伯等都是对他的称呼，文王是他死后追封的尊号。周文王原为商朝的诸侯，位居三公，封为西伯。他是一位礼贤下士、尊老爱少的统治者，因不满商纣王暴政，被拘于羑里。《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记载他被拘时的作为。文王归周后，不断发展生产，训练军队，灭掉周围的小国，势力日增。至姬昌去世，周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

    周厉王

    周厉王是周王朝第十代君主。他在位期间，任用贵族荣夷为卿，横征暴敛，推行专利政策，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不但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也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周厉王还派人秘密调查口出怨言的人，一旦发现就立刻处死。平民再也不敢说话，在路上遇见也只能以眼色诗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的统治终于激起民愤，他最终在国人暴动事件中被赶出王宫，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并最终死在那里。

    周幽王

    周朝最后一个皇帝周幽王是个极其昏庸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不理朝政，整日只知道吃喝玩乐。宫中有个叫褒姒的妃子，长的美貌绝伦，周幽王非常宠爱她。褒姒是个贫民女儿，被抓到宫中以后整天眉头紧锁，从未笑过。周幽王想尽各种办法取悦褒姒，可她就是不笑。一天，朝中大臣给周幽王想了个好主意。周幽王按照事先安排，带着褒姒来到骊山的城楼上赏月，两人对饮过后，周幽王命人在烽火台上点火，一时间狼烟四起。附近的诸侯便带领人马奔向骊山援救，当各路大军赶到烽火台下，才发现这里太平无事，再加上后面的援兵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这路乱作一团，褒姒见这情景终于笑了。不久，北方的戎狄真的发动了进攻，周幽王命人点火，这次诸侯以为幽王又在戏弄他们，都没来援救，结果戎狄的军队攻占了骊山，杀死了周幽王，抢了褒姒，接着攻下都城镐京。

    伯夷和叔齐

    商朝末年，河北卢龙的南边一带为孤竹国，孤竹国君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伯夷，三儿子叫叔齐。叔齐从小聪明好学，才智聪颖，孤竹国君特别喜欢他，一心想立他为太子。当国君年老病重时，伯夷不愿看到兄弟相残，便借口为父亲上山采药，离开了皇宫，再也没有回来。叔齐见哥哥如此义气，心里不安，趁王宫里的人没注意，也逃了出来。所以孤竹国的王位只好由老二来继承了。叔齐逃出了王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深山隐蔽处找到了伯夷。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投奔西伯侯伯昌（周文王）。不久，周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想称霸，决定出兵攻打纣王和其他国家。伯夷、叔齐为了不愿让自己的国家受侵，所以不顾一切地阻止周武王，但周武王仍然决意灭商。最终，周武王杀死纣王，吞并了其他诸国，建立了周朝。

    伯夷、叔齐已经无法在周朝称臣，孤竹国也被灭了。兄弟二人无家可归，只得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人烟稀少、树木丛生的首阳山，在一处山洞里隐居下来，兄弟二人忠贞不屈，宁愿整天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也不吃侵略家乡的国家土地上长出的五谷。当地有几户老百姓看到他们整天吃野菜，便好心地送来粮食。可是兄弟二人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时，一位农夫说：“你们吃的野菜不也是周国国土上长出来的吗？”伯夷、叔齐听了农夫的话，觉得言之有理，心里更加深了对周朝的愤恨，后来连野菜也不吃了，以示对周朝和周武王的不满和反抗。后来，村民们便发现伯夷、叔齐这两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死在山洞里了。

    军事

    尧舜禹与三苗之战

    大约公元前22世纪，原始社会晚期，华夏集团黄帝的后代，经过长期争战，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战争。战争初期，尧在丹水（今陕、豫、鄂境之丹江）之战中击败三苗，三苗不服；舜时，与三苗的战争仍然不断，为伐三苗，一面发展生产，一面大习武事，后来，舜亲征三苗，一直打到今洞庭湖一带，为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禹伐三苗。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从此，三苗部落逐渐衰亡。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其目的不再是单纯的部落之间的复仇械斗和对生活居地的争夺，更主要的表现为对财富与战俘的掠夺。

    商汤灭夏桀鸣条之战

    约公元前16世纪（一说17世纪），中国夏朝和商朝交替的时候，商朝军队在鸣条（今中国中部河南封丘东）击败夏朝军队，夏朝灭亡。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战前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微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

    牧野之战

    商朝末年，在商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贵族矛盾锐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西方属国——周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任用贤士，修德以倾商政，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东进。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的暴虐和诸多罪行，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并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商军十几万之众在猛烈的攻击下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灭亡。牧野之战结束了商六百多年的统治，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

    文物

    石器

    石器是人类最初的、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是原始人类在青铜器出现之前广泛应用的劳动工具，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二三百万年的辉煌。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它是把石块打击而成的石核或打下的石片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新石器时代盛行的是磨制石器，它是先把石材打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研磨加工而成。种类有斧、凿、刀、镰、犁、矛、镞等。目前已经出土的石器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如大汶口文化的石钺、石纺轮、石锤，大溪文化的石凿、石锄、巨型石斧，长安花楼子遗址的石戟等。石器工具显示了原始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有些石器还直接影响到青铜器的形制，人们还可以从已出土的石器中了解到原始社会使用工具的情况和农作物情况。

    青铜器

    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的青铜器物为最精美。中国青铜器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的精华。另外，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也遥遥领先，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夏代的青铜器中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当时的礼制和政治制度相呼应。商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但出现大型器物，而且还刻上了繁缛精致花纹。随着礼制时代的来临，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风格纤巧、清新，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秦朝以后出现的青铜器礼器比重下降，钱币、度量衡和铜镜青铜器的主流。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32.84公斤，形制雄伟，是世界上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该鼎形庞大浑厚，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司母戊大方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司母戊大方鼎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人发现，最初被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又被重新掩埋，1946年重新出土，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文化

    鼎不但是我国古人的炊食器，也是一种特色文化的代表。商周时期，鼎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还是祭祀用器物的代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鼎也因此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鼎成为意义重大的祭祀礼器后，制作也日益考究，造型凝重，竭力显示严鼎盛的气势。鼎还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周代君王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鼎”字因此也具有“显赫”、尊贵”、“盛大”等象征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鼎尊贵的地位始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此后，鼎就从一般的炊器发展成为传国重器。商周时期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故后来又有“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的说法。鼎是青铜文化的主要标志，鼎上刻写的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及其载体大篆金文书法艺术等，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鼎的身价也更加不凡，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文物。

    甲骨文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地的农民发现这些骨器。农民以为是“龙骨”可以治病，便卖到药店。清光绪二十五年的一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疟疾，请医生来看病，医生为他开的处方中有“龙骨”这一味。王懿荣等到抓药人回来后，拿起“龙骨”观看，忽然发现“龙骨”上面有一些刀刻的痕迹，再仔细观察这些痕迹，似乎又不是画。王懿荣是研究古文物和古文字的专家，经过初步思索、分析，他认为这些痕迹，很可能是古人留下的文字。王懿荣马上派人把药店的“龙骨”全部买下来。后来，经过对这种“龙骨”进行仔细研究，王懿荣终于发现，这些“龙骨”全是些龟甲和兽甲，上面的文字是在原始图案和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些文字大多是“卜辞”，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向他们的祖先或鬼神占卜或祭礼的纪录。后人把这些文字称之为“甲骨文”。

    古都安阳

    远在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就在安阳境内建都。夏朝后期为安阳为都城，当时称西河，今位于安阳市东南。殷商时期安阳为商相都及殷都。汉末以后，以邺城（今安阳市东北18公里处）为中心的安阳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王朝的都城。不计五帝时期，安阳作为都城的历史有488年。

    古都洛阳

    洛阳古称豫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洛阳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城市的兴起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古都”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墨客骚人云集，因此有“诗都”之称，牡丹香气四溢，又有“花都”的美誉。洛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洛阳最早是西周的东都，叫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正式成为东周的都城。以后，战国时期改称为洛阳。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武周（武则天）先后在这里建都。

    古都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公元前11世纪，西周在西安建都，称镐京。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定都于此，取名为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因此西安位居中国古都之首，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牙雕

    象牙质地细腻，光洁如玉；坚硬，不易脆裂；其珍贵性可与玉石相媲美，有“有机宝石”的美誉，历代帝王都把象牙作为皇家供品。因此以象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倍受收藏家珍爱，成为古玩中独具特色的品种之一。牙雕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都发现有象牙梳子等牙雕用品。牙雕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牙雕艺术品，著名的有：月曼清游、代的镂雕花卉圆盒、万寿菊、大吉葫芦式花薰、鹌鹑盒等。国际动物保护组织下达对大象的禁捕令之后，象牙材更加难得，牙雕艺术品也因此更加珍贵。

    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件，具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因此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早在商代我国就已有了金器，历经各代王朝，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久盛不衰，其中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顶峰。与以前各朝相比较，唐代的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多彩，唐朝还在汲取外域文化并融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制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器型与纹饰。唐朝以后，金银制品呈现与其他器物相结合的趋势，采用铸造、锤鍱、錾刻、累丝等多种技术将宝石、美玉、翡翠、碧玺等镶嵌在金银器上，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壁产品，涉及领域也更加广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金银器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郑州商代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约25平方公里，经考古证明它是早于安阳殷墟遗址的商代前期城市遗址，距今约3600年的历史，为研究商代奴隶社会和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发现有大量的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葬等遗迹，出土过铜器、石器、蚌器、玉器、陶器及原始瓷器等遗物，其中两件王室铜方鼎是珍贵的历史遗物。在郑州商代遗址还发现少量的刀刻字骨和陶文符号，陶埙和石埙等乐器。根据发现的宫殿遗址、城墙、铸铜遗址、制骨遗址、陶窑遗址等遗迹和有关遗物推断，郑州商代城址曾是一座都邑，极有可能是商初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亳都，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可能将改写。

    妇好墓遗址

    妇好墓是中国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中出土了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等近两千件随葬品。其中铜器468件，更有105件铜礼器上铭刻“妇好”或“好”字，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所出铜器大多可作为断代标准器物，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

    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位于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从汉代至今，管九村土墩墓群屡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一批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填补了福建北部地区西周至春秋考古学的许多空白，展现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同时对于研究土墩墓的起源和发展演变规律也有着重要价值。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城西南兴镇三星村一带，距今约有4800到2800年的历史，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对重新认识巴蜀文具有重大的意义。自1929年春天三星堆出土第一个具有古蜀地域特色的玉石器以来，各组织及政府对三星堆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祭祀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数千件珍贵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诸多空白，揭开了早期巴蜀地区的神秘面纱，表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是最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虽然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发掘近80年的历史，但仍存七大千古之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巴蜀图语”怎么解释？解答了这些难题，对了解巴蜀文化甚至中华文明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

    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址。它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瓦（瓦的发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这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却是我国以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惊人地相似。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当时封建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建筑组合的变化体现着当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丰镐遗址

    丰镐遗址是中国西周都城遗址，也就是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在马王村、洛水村、客省庄等地有夯土建筑基址，客省庄附近的10余座基址，多数在100平方米上下，其中4号基址的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虽然基址破坏严重，但从宏大的规模，附近出有排水设施和西周板瓦等来看，当初应是大贵族的住宅。丰镐遗址中还发现陶窑、铸铜用的陶范及制作骨器的遗存，其中有些应是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张家坡、客省庄及普渡村等地发现了墓葬，以及祔葬的车马坑、马坑、牛坑等，总数有1000余座。1984年在张家坡发掘3座大、中型墓，其中的157号墓是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中所出铜器有井叔铭文，发掘者认为是井叔的墓葬，位于其两侧的是井叔妻室的墓。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装饰品和漆器。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是中国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位于湖北黄陂叶店。盘龙城筑于府河北岸的高地上，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城墙是夯筑的，四面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壕沟。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建筑，在东西60米、南北100米的夯土台基上，依南北中轴线筑起3座坐北朝南、前后并列的大型建筑。经发掘的1号建筑基址面积490平方米，高20厘米，上面建有四间横列的居室，各有一门朝南，四室与檐柱之间有一周外廊。城外有居民聚落和手工作坊址。城西、城北、城东发现有墓葬。其中城东李家嘴的2号墓使用雕花木椁，有多人殉葬，随葬青铜礼器25件，还有铜钺等兵器及玉器，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盘龙城遗址在当时是商朝在南土的一个方国。

    周代土墩墓群

    周代土墩墓群位于江苏省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在此发掘出土以几何印纹陶、原始青瓷器为主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各类文物达3800多件。周代土墩墓群的发掘使江南土墩墓自发现以来，首次以其明确、翔实、可靠的田野考古学资料确立了它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横水西周墓葬

    横水西周墓群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横北村，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80余座墓葬。其中，两座重要墓葬———夫妻异穴并排合葬墓规较大，随葬品丰富。据推测，两座合葬墓为“倗国”墓地。在地处晋文化中心区的晋南新发现了一个“倗国”，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晋文化和晋国历史乃至西周历史，都是极其重要的新资料。

    流水青铜时代墓地

    流水青铜时代墓地位于新疆于田县昆仑山深处流水村附近的阿克布拉克台地。考古人员进行连续发掘，共清理墓葬65座。对出土人骨的初步鉴定表明，3000年前昆仑山北部地区的种族混杂程度已很高。流水墓地是首次在昆仑山北麓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也是迄今在昆仑山北麓地区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文化，为探讨昆仑山北麓地区古代居民的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

    平遥古城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它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至今已经有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较完整地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县城风貌，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平遥县境内具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北汉的文庙大成殿、镇国寺万佛殿、北齐的双林寺、唐代清虚观、清康熙时代的惠济桥，等等，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目前全县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0处。平遥古城保存了明清时期汉民族城市的几乎所有特征，为人们展示了一副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里头宫殿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在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以及大型夯土基址、车辙、绿松石器及其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最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其中至少存在2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周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上述发现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炭河里西周城址

    西周城址遗址位于湖南宁乡炭河，在此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西周城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地处著名的殷墟遗址之北。经过钻孔、解剖和发掘，发现了城墙基槽，并得知城址大致呈方形，面积约4.7平方公里。在城址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发现大型夯土基址区，发现数十处夯土基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基址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目前可以认为，城址的年代为商代中期。洹北商城的发现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缺环，有助于了解洹河流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和以城市为代表的早期国家社会性质，有助于了解殷墟作为都城出现的年代和性质、聚落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因而，对于中国建筑史和宫殿发展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商代男子发饰

    根据出土的资料发现，商代男子发饰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本图为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等等。商人还用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发髻，帽箍等冠饰。

    鞋子起源

    原始人的鞋子是野兽皮改制而成。先把兽皮切割成数块，同时割制一些窄皮条。然后将整块切割合适的兽皮包扎在脚上，这就是最原始的鞋子，称为“足衣”、“裹足皮”。今天人们习惯以兽皮作为鞋的原料由此而来。夏商时代，出现了用草编织的草和以动物皮制成鞋。周代，人们用麻、葛编织鞋子，称为屦。商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屦的材料主要是草、麻、皮、丝等。周代等级制度在鞋子上也开始显露出来，如周天子穿用双层底的“舄鞋”，贵族男子鞋履大多用皮革制作的平底翘头鞮，贵族女子穿丝履，普通平民穿用麻、葛平底编织履，最下层的奴隶鞋履材料多为草茎、树皮、粗麻类等粗劣材料。至此，中国人的鞋子基本奠定了以兽皮、皮革、丝织等材料制鞋的基础。

    典籍

    中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其中记载了“夏历”的方法，即把一年分为12个月，对每个月的天文、气象、物候、农事、田猎、政事等都有记载。由于《夏小正》的历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联系的，为农事活动的安排提供了依据，所以人们也将“夏历”叫做“农历”，成为中国古代常用的历法形式，一直沿用至今。流传下来的《夏小正》内容已有部分残缺和错乱。它是否是夏代的作品还有待考证。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列儒家经典之首。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

    万年历

    万年历，是记录一定时间范围内具体阳历与阴历日期的年历，是为了方便有需要的人查询使用。“万年”只是一种象征，表示时间跨度大。相传，西周时期有位叫做万年的樵夫，非常爱观察和思考，除了做工之外就是思索怎样精确确定时间。他最开始是根据太阳在一天中的移动变化设计了一个“日晷仪”，刚开始日晷仪确实能方便计时，但是一到阴雨天，日晷仪就失去了作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后来万年终于利用滴水的方法成功实现每天计时。以后万年更细心地研究节令变化，经过了数十个寒暑，终于归纳出节令变化的规律并命名为“太阳历”。当万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给皇帝祖乙时，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祖乙深受感动，就把太阳历改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这就是“万年历”的由来。

    政体

    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富有的氏族贵族成为最早的奴隶主，奴役和贫民逐渐沦为奴隶，人类进入奴隶社会。通常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奴隶社会基本特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是平民而非奴隶，因此可以说中国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

    世袭制

    世袭制是中国帝王承袭长期的方式，即王位按血统关系世代相传，可传承的有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禹死后，本应由部落推举的伯夷继承首领之位。夏启在父亲的栽培下羽翼丰满，他杀死了与他争夺王位的伯夷，自己为王。从此开创了中国“家天下”的世袭制，一直延续到清末代皇帝，都是采取这种方式继承王位。

    分封制

    分封制是中国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的制度，由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相传夏朝少康封幼子曲列于缯，其后裔在商周时期一直列为诸侯。周灭商及评定叛乱后，在全国实行大分封，以封地联通居民赏赐给同姓及开国功臣。被分封的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但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和提供军役、力役等遗物。战国时，各国仍多分封侯君，但侯君已多不掌握封地的政权和军权，而且封地褊小，多不世袭。秦灭六国后，虽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但在20等军功爵中的“列侯”、“伦侯”等仍有食邑的特权，这也是分封制的痕迹。项羽曾经恢复分封制。汉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只是封国的权利更少。晋武帝曾大肆分封，造成八王之乱。后世虽保存了分封制，但实权日趋缩小，分封制名存实亡。

    宗法制度的形成

    宗法制起源于商，完成于西周，是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极广的家族组织制度。规定，一个父亲所有的儿子中，嫡长子为继承人，有权继承家族的财产和统治权及爵位，历代照此相传，叫做直系，是该家族的大宗；其他儿子是旁系小宗，每宗又按照此法分为大宗和小宗。这样时代延续下去，构成一个多级的宗族组织系统。今天人们常说同姓之人500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就基于此。

    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实为我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目的是维护贵族世袭的统治。宗法制包括嫡庶系统的法则和家庭中祭祀、婚嫁、家塾、庆吊、送终等事物的家法，其核心是嫡，即正妻所生的儿子、长子继承制。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制度。

    人祭、人殉

    人祭、人殉是一种起源于奴隶社会殉葬制度，在中国以商代最为典型。据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记载，商朝有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构成。贵族不仅无偿占有奴隶，而且可以随意杀戮奴隶，杀人祭祀（人祭）和活人殉葬（人殉）就是最典型的奴隶杀戮活动。殷墟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曾发现1500左右个祭祀坑，2000千多个殉葬之人。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殉葬制度在商代的盛行。

    商代占卜

    商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宗教意识。他们崇拜上帝（非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天上的王）、崇拜山川风云等自然力量，认为世间到处都有鬼魂的存在。基于对这些神秘力量的恐惧，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时候，诸事必定占卜以定吉凶。占卜时，人们先灼烧甲骨，根据甲骨上裂纹的走向和排列结构来断定事情的成败吉凶。最后还将吉凶的情况刻写在甲骨上，以备日后查看是否应验之用。商人总结出很多占卜的知识，《周易》就是较著名的占筮书。

    诸侯

    诸侯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各诸侯名义上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周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周初的诸侯由中央统一控制。春秋时，诸侯强大，周王室衰微，诸侯脱离了周天子的控制并出现割据纷争的局面。汉朝分诸王、列侯二等，诸侯国由皇帝派相或长吏治理，王、侯仅食赋税。

    夏商官制

    夏商因历史久远，后人无从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只能从甲骨文及远古史书中窥见一二。夏朝最高统治者是“王”，其下设有各种职官。商沿袭前朝，最高首领也称“王”。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叫内服，内服设有百官，称为百辟。内服可分为政务官、宗教官、事务官、武职官等几类。政务官又有有尹、冢宰等之分。宗教官有占、卜、多卜、亚、祝、史、作册等。史官为记录王事活动的官，与作册职掌相近。事务官是负责某种具体事务的官。武职官有亚、多亚、马、多马、射、戍、卫、犬、多犬等，商王和奴隶主贵族是军队统帅。内服以外的诸候统治区域称为外服，包括商王亲属的受封地和被征服部落的臣服地区。候、甸、男、卫、邦伯等是外服的重要统治者。

    西周官制

    西周在中央确立了师、保的中枢队员地位。周王之下，地位最高的是太师、太保、太宰，它们辅佐周王，统领百官，执掌朝政。西周官制沿袭商朝内、外服制度，更加细致和完善。内服官中，朝廷的官员分为公、卿两个等级。公一级的有太师、太保、太史。卿次于公，他们是公下面依照分工处理朝廷政务的官员，主要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司寇、司士、太宰、公族等。司徒主管农田图籍及人民户口等，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掌管军队和军赋。司空掌管百工执事及土木营建。司寇主管刑狱治安。司士，主管贵族的刑罚及版籍爵禄。太宰本是周王的家务总管，掌管王的饮食起居、车驾仪仗、王家财产、王后命令等。因与周王接近，成为周王亲信，所以他的权力和地位也较高。公族是掌管公族内部画事务的官。西周内服官的爵位分为公和伯、候两等。太师、太保、太史皆为“公”爵；凡由王畿内贵族入朝为卿的称“伯”爵，四方诸候入朝为卿的称“侯”爵。

    周文王有亡荒阅

    “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左传？昭公七年》）。所谓“有亡荒阅”，就是周文王针对奴隶逃亡现象制定的法律。规定，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这项清查奴隶逃亡的制度受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监

    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统治商朝救民。纣王之子被封于殷，继续统治殷民。同时，武王还派遣自己的兄弟在殷都附近监视武庚。殷都东建立有卫国，由管叔监之；其西建立鄘国，由蔡叔监之；其北建立邶国，由霍叔监之。这三人并称“三监”。

    周宣王不籍千亩

    “籍”是实施井田制时在公田里举行各种耕种的典礼，“千亩”就是公田。“籍千亩”是惟有天子具备举行大礼资格的神圣行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平民已不再满足耕种公田，而对私田的收获越来越关心。在这种局势下，周宣王决定废除“籍礼”，取消公田，改为将公田租给农民耕种，按一定的数额征收田租和田税，这就是“不籍千亩”。“不籍千亩”的改革是井田制崩溃的标志，此后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封建性的租佃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太原

    《国语？周语上》说周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料”就是数量的意思。料民太原就是西周政府调查户口落实税负的历史事件。西周后期，因连年对外用兵，周王室财政日趋紧张，国势衰竭。为了调查核实居民户口，以便征收军赋、田赋和兵役，以扩充兵员和充实财力，这就有了“料民于太原”的事迹。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周人已认识到人口调查与税收负担的辩证关系。

    西周最高的长官

    太师、太保与掌管册命、记事、历法的太史并称“三公”，是西周最高的长官。西周初期的长官只有太师和太保，这些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氏族社会中的长老。太师和太保的职责就是引导和监护嗣位的首领，一般来说，太师偏重武事，而太保则偏重于文教。不管太师还是太保，同是王室的辅佐，出征时都可作为军队统帅。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周公曾为太师，召公曾为太保。

    圜土、囹圄

    夏、商、周的监狱通称为“圜土”。地下挖成圆形的土牢，或地上围起圆形的土墙，以防止罪犯逃跑。圜土是我国最早的监狱，《竹书纪年记载：“夏后芬（启以后的第七位夏王）三十六年作圜土”。囹圄也是监狱的代称，“囹圄，周之狱名也。”（《说文》）。成语身陷囹圄由此而来。

    刑鼎

    刑鼎是铸有刑法条文的鼎。《左传？昭公六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鼎在古代的作用就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晋国最先将刑律铸在铁鼎上，这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将法律上升为国家大事的史事，可惜遭到以德服人的孔夫子否定。

    九锡

    九锡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功臣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王莽、曹操、司马昭、孙权、桓玄、刘裕、李渊等都是接受过九锡的历史名人。“车”是金车大辂（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马”是黄马八匹，德行较高的人可赐以车马。“衣服”指衮冕之服，能安百姓者方能受赐。“乐”为定音、校音的器具，能使民和乐者可赐。“朱户”指红漆大门，民众多者赐之。“纳陛”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贵宾专用通道；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能进善者赐之。“虎贲”是守门的卫士或卫士的兵器，能退敌者赐之。“宫矢”是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能征讨不义之人者，赐之。“斧钺”，能诛有罪者赐之。“鬯”是供祭礼用的香酒，孝、道兼备者赐之。

    太监发展史

    殷商的甲骨文中有“凸刀”字，意思是阉，可见当时已有阉割之人。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周礼》中的寺人、內竖、閽人等职就是。但是数量不多且地位地下，只负责杂役，传令等工作。秦朝时，受宫刑的人多起来，使用閹人的机构亦增多，閹人当政开始出现。汉代，侍候皇帝的人统一被叫作“宦者”、“宦官”，东汉明确规定宦官要全部用阉人，大规模宦官当政的局面出现。唐末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宦官当政。明代是太监在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号称l0万宦官，遍布政府各部门，以太监充任的特务分布全国。清朝时对太监控制得十分严格，设定了等级极为严格的太监制度，除了清末有一两个受宠的太监外，宦官弄权的情况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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