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东周开始

    周幽王死后，申侯与各诸侯拥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因镐京惨遭犬戎兵火摧残，加之西方犬戎的威胁，无法再在此定都，周平王被迫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东迁，因此周平王重建的周朝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0）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春秋时期，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结束。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到东周灭亡（前256）三十五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前221）为战国时期。

    周郑交质

    东周时期，周王室势力更弱，周天子不得不依靠各诸侯的支持才能维持。其中郑国是各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执掌朝政的卿士，他们郑国仗着强大而在朝廷专横跋扈。周平王怕郑王权利过大，就想为人虢公为卿士。郑庄公因此质问周平王是否有虢公为卿这回事。畏惧郑国的势力，周平王矢口否认。郑庄公要求与周王室交换人质为信任。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这就是周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事件，这件事充分表明周王室地位的衰落。

    祝耽射周桓王

    太子狐作为人质被宋到郑国之后，整日郁郁寡欢，没得到继承周天子的王位就死去。其子姬林即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认为父亲的早逝与郑庄公有莫大的关系，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罢免了他。郑庄公回到郑国后，大力发展郑国的势力，不把周桓王放在眼里，连续五年不去向周天子纳贡。周宣王大为恼火，亲自率领蔡、卫、陈三国军队讨伐郑庄公，不料却惨败，周宣王本人也被郑国大将祝耽射中。为了避免承担杀害天子的罪名，郑庄公却鸣金收兵。郑庄公派大臣祭足慰问天子，说是对自己士兵约束不严而令天子受惊，特来请罪。旁边的大臣也都帮着郑庄公说好话。周宣王还没来的及回答，祭足就向天子谢恩，带着礼物到兵营慰问。周郑之战就以祭足的“慰问”收场。从此周王室更被诸侯所轻。

    春秋

    周平王迁都洛邑后，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起来，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一时期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大夫专政与夷夏斗争同时进行，周王只留有天下主人的虚名。因孔子修书《春秋》，后人就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春秋（前770—前476）。春秋初期，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170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位于今天山东的齐、鲁，位于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今天山西的晋，位于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于今天陕西的秦，位于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于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于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十几个诸侯国凭借实力，依靠战争扩充领土，并互相争夺，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春秋五霸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诸侯。齐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历代君主励精图治，发挥滨海鱼盐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齐国国力逐渐强大。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即位后，以管仲为相，全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大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然后齐国就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成为霸主。楚国服从后（前656），齐桓公的霸业发展到顶峰。齐桓公死后，齐国出现争夺君权的内乱，力量削弱。楚国乘机发展势力，先后灭掉楚国北边几个小国，打败宋国，试图称霸中原。后败于晋，转而向东发展。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新即位的楚庄王锐意改革，国力更为强大。再次攻宋，晋人不敢去救，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楚，楚庄王称霸。

    楚国逐鹿中原的同时，西部的晋国也不断发展，晋文公重耳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在楚、宋之战中，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大败楚军，成为霸主。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弭兵会盟后，中原战争减少，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有所动作。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大将，先伐楚，攻进楚都郢，又挥师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兵败被俘。阖闾因伤逝世，夫差即位。勾践求和，送给夫差珍宝、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继续向北挺进，大败齐军，成为霸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休养生息，积聚力量，终于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越王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是齐国强大、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重要前提。管仲改革的目标是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主要内容有：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对外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此后国力大振。

    “鹿之谋”

    春秋时期，楚国产鹿。一天，管仲派了100多名商人到以高价购买楚国鹿，扬言：“齐桓公最喜欢鹿，无论多贵，都要大量购买，供齐桓公玩赏。”楚成王以为齐桓公玩物丧志，齐国很快就会王国，于是便发号施令，鼓励大家去捕鹿，卖给齐国商人。楚国百姓纷纷弃农捕鹿，后来连军队的士兵也偷偷上山捕鹿卖钱。一年后，楚国的百姓各个腰缠万贯。可是，楚国的大片良田却荒芜了。这时，管仲又下令各诸侯国不得将粮食送往楚国，楚国人饿死、逃荒者众多，民心、军心一片混乱。管仲见时机成熟，率大军向楚国发动攻势，楚国被征服。

    老马识途

    管仲随齐桓公北伐孤竹，在返回的路途经国一个叫迷谷的地方，只见平沙一片，无边无际，军队迷路了。眼看大军就要困死于此，管仲向齐桓公建议道：“马也许认得路。咱们挑几匹当地的老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块地方。”齐桓公点头答应。果然老马识途，大军在这几匹老马的带领下走出了迷谷。后来“老马识途”就引申为富于经验，能起指引作用的先导。

    召陵之盟

    春秋初年，楚国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向中原挺进，有与齐抗争的势头。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齐桓公率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攻溃楚的盟国蔡国，并以楚不向周王室朝贡为由在楚国边境驻兵。楚国为避齐锋，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也认识到两虎相争，双方都会有损失，就与楚国使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召陵之盟”是管仲“尊王攘夷”政策的又一次胜利。此后，齐桓公的霸权地位更加稳固，霸业也发展到顶峰。

    葵丘之盟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公元前651年邀请宋、卫、许、曹、鲁诸国君，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盟约主要内容有：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阻改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

    贱土之盟

    公元前632年四月，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军，五月，邀请诸侯于郑的贱土（今河南原阳）相会，并召周襄王在贱土朝见，行献楚俘之礼，周襄王命晋文公为诸侯之伯。其后，晋文公率齐、鲁、宋、蔡、郑、卫诸侯结盟。盟约规定结盟各国协力辅助王室，不得相互侵犯。这次会盟的主要意义就是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弭兵会盟

    周简王七年（前579）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的弭兵会盟是春秋弱国宋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第一次弭兵会盟中，宋国大夫向戍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盟会，目的是调停两国间的战争。会议约定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破坏协议者将遭到各国共征讨。之后长达数十年与会的十个国家没有发生战争。第二次弭兵会盟中，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使者在宋国的西门之外参加了盟会，鉴定“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盟约。弭兵会盟对春秋时期的割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春秋历史的进程。

    “退避三舍”的由来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受到迫害，流亡在外，后来逃到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作贵宾，用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十分感激，对楚成王说：“如果我能回过的话，愿意和贵国和平相处，在两军相遇时，一定退避三舍。”（古时行军，每30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就是自动撤退90里的意思。）公元前636年，流亡19年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到了晋国。恰逢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像晋国求救，于是晋军和楚军在战场上相见了。楚军气势很盛，主动向晋军逼近，晋文公为了信守诺言，连续后撤。晋国一口气退了90里，到了城濮这个地方才停下来，并布置好作战的阵势。骄傲的楚军一位以为晋军害怕，就轻率得发动了进攻，结果被晋军打得大败。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确立了自己强大的地位。晋文公后来也成为中原有名的霸主。

    “卧薪尝胆”的由来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都想征服对方，因而发生过很多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公元494年，吴王夫差大举进攻越国，在会稽山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不想亡国，便向吴王请罪投降，表示他和夫人愿做吴王的臣仆和奴妾，夫差骄傲起来，不听谋臣的劝告，答应了勾践的要求。在吴国时期，勾践为夫差牵马、喂马，守墓；在夫差生病时，他甚至帮他尝粪便来辨别病情。三年以后，勾践因为取得了夫差的信任而被放回越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雪耻，发愤图强。他每天晚上睡在柴堆上，并且在柴堆上面挂着一个苦胆，在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时，总要去舔一下苦胆，尝尝它的苦味。他一边卧薪尝胆，磨练他的意志，一边又在国内努力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并且在太湖之中秘密训练军队。在此同时，他还把越国的两名美女西施与郑旦献给吴王，让夫差整天荒淫无度，沉醉于美色当中，不再理朝政。经过十年，越国集聚了雄厚的力量，终于转弱为强，打败了吴国。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楚庄王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多用来形容有才华的人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施展才华，就能做出惊人的业绩，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便是这样一位贤君。楚庄王（前613—前590年在位）即位后面临朝政混乱，为了稳住事态，他表面上三年不理朝政，实则暗地里在等待时机，人问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在位22年，为了楚国的振兴，物色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为朝廷所用。他知人善任，广揽人才，重用了苏从、伍参、孙叔敖、沈尹蒸，让他们整顿朝纲，兴修水利，重农务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国家日渐强盛，先后灭庸、伐宋、攻陈、围郑，陈兵于周郊，问鼎周王朝。前597年，于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迫使宋订下城下之盟，并陆续迫使鲁、陈、宋、郑等国归依，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伍子胥一夜白发

    楚平王荒淫无耻，见到儿子伍子胥未婚妻漂亮，便在娶亲时用调包计占为己有。随后以谋反之名在全国通缉伍子胥。伍子胥经过多次转折，最后逃到了昭关地面，渡过了长江，便是吴国了。行至傍晚，伍子胥在昭关附近碰见老医生东皋公。东皋公依照外面悬挂的缉拿图像，一眼便认出了伍子胥，可他表示同情他，叫伍子胥在自己的茅屋里面等着，自己找朋友救他。东皋公走后，伍子胥不能辨真伪，便在茅屋了急得团团乱转，想走，可人生地不熟，会更加危险；若不走，万一老人去告发他，就插翅难逃……就这样，他既恐又愁，等到东方发白了，老医生回头一看，一夜之间，伍子胥的头发、胡须竟然全都变白了！东皋公没有负伍子胥，找来了朋友皇甫讷，两人最后终于设计让伍子胥化装逃出了昭关。

    伍子胥鞭尸雪耻

    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杀，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相谋夺王位。在伍子胥的帮助夏，公子光杀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统治期间，任命伍子胥为大夫，处理吴国大事；同时封孙武为将军，整顿军事。吴国很快强大起来，先后兼并了多个小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带领伍子胥、孙武进攻楚国。经过多次的争战，吴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伍子胥回到自己的祖国，刨开楚平王的坟墓，用钢鞭不停地抽打他的尸体。抽完之后，伍子胥嚎啕大哭：“上天作证，我今天终于报了大仇！”

    田单的火牛阵

    战国时期，燕国进攻齐国，一连攻陷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随后又包围了莒城和即墨。这时，齐国的守将田单就派人散播这样的话：“我们最害怕的是燕国人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这样的话，即墨城里的人就会人心涣散；我们还担心燕军挖掘我们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要是那样的话，齐国人一定会灰心丧气，失去斗志。”燕国将军听了这些话，信以为真，果然照着做了。即墨人看到燕军如此残忍，而且侮辱齐人的祖先，纷纷请战，决心以死抗战。另外，他还让即墨城里的财主用黄金收买燕国的将领，假装齐国要投降，请他们进城后保全自己的家人。燕国将领一见这么多的黄金，喜出望外，真以为即墨就要投降，更加放松了警惕。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田单开始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城里的一千头牛集中起来，每头牛身上披着一条被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的图案，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油的芦苇。趁着黑夜，他们用火点燃牛尾上的芦苇，把火牛放出去。因为牛尾着了火，这些牛疼痛难忍，横冲直撞，五千名身穿奇异服装的士兵紧跟其后，向燕军的阵地冲去。燕军在黑夜里毫无防备，仓皇应战，他们看到一大批怪物向自己冲来，吓得魂飞魄散。齐国的将士随即冲上去，把燕军杀得七零八落。最终，燕军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火牛阵”。

    孙武三令五申

    孙武带着《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说觉得兵法还可以，但不知道能否合乎自己的军队。孙武就说可以试试看。吴王就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训练时，孙武将众女分成两队，由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宫姬当队长，然后解说步伐。解说完毕，令她们操练，可这些女兵要么不能依令行动，要么出错，活着干脆嘻嘻哈哈大笑。孙武已经三番五次告戒她们，可是毫无起效。孙武便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急忙求情，众女兵再也不敢儿戏了。后来人们就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覆向人告诫的意思。

    范蠡知子

    越国宰相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子人，被判死刑，决定秋后处决。范蠡急忙准备了千两黄金和一封书信，命小儿子到楚国请楚国宰相帮忙。大儿子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交给自己办。范蠡说：“如果派你去，你二弟必死；小弟去了才能救活你二弟。”大儿子不服气，范蠡只好让他去，临行嘱咐无论事情能否成功，礼物千万都不要带回来。长子刚动身，范蠡就叫小儿子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到楚国去接二哥的尸体。范蠡的长子到楚国后，向宰相呈上了礼物和书信。第二天，宰相便以楚国将有天灾为借口，请求楚王大赦天下，以免除灾难。范蠡的二儿子因此获释。范蠡长子不想白白丢掉这千两黄金，便又取回。楚国宰相非常恼怒，于是对楚王说：“大王大赦天下，本为消灾，岂料有人说我受了范蠡的贿赂，为了范蠡的儿子才提议大赦。如果放了他民愤难平。”楚王就下令斩杀范蠡的儿子，人头落地的时，范蠡小儿子运的棺材正好赶到。范蠡的长子自幼经历贫困，深知钱财得来不易；而小儿子却是范蠡发达后出生的，对金钱不以为意。因此，范蠡知道，长子一定办不成此事。后来人们就常以此事说明“知子莫如父”的道理。

    柳下惠坐怀不乱

    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为人刚正不阿，虽多次遭到贬谪也不离开祖国，受到孔、孟等大家的赞赏。《荀子？大略》中记载，柳下惠夜宿郭门时，遇到一没有住处的妇人前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把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二人同坐了一夜，没发生非礼行为。后人就以“坐怀不乱”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

    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和国家形态。《老子》中记述了这种生活状态：国家尽量小，人口尽量稀少。即使有许多器具、车辆、船只、兵器，人们也不去用它。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人民重新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不让人民去冒险，也不向远处迁移，满足于原有的风俗习惯，人们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适。邻近各国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互相听得见，但人们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些充分表明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父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从小跟着母亲生活，他从小就喜欢读书，遇到不懂得就请教别人，他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他精通“六艺”，即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等。后来当了一个小官，因政治见解与当权者不和，就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都未成功。当时各国国君都希望自己能称霸，这与孔子的“仁政”很不相符，因此他并不受欢迎，有时还很狼狈，连饭都吃不上。但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他整理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故被公认为我国第一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两小儿辩日

    《论语》中记载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甲小儿认为早上太阳比较近，中午远，理由是物体离得近者大远则小，而早上太阳“大如车盖”，中午才“如盘盂”；乙小儿认为恰恰相反，早上远而中午近，理由是早上凉快中午热，正是太阳越近才越炙烤大地。两小儿说得都有道理，孔子也不知道怎么判决。两小儿因此笑道：“谁说你无所不知啊！”孔子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无怪乎被奉为圣人。

    “桃李满天下”的由来

    春秋时期，魏国大臣子质失势，就一个人来到北方朋友家避难。为了糊口，子质以教书为生。比较个性的是，学生不论贫富，只要愿学，都可拜他为师，子质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只有一条，他的学馆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凡是来上学的学生都要先跪在桃李树下认先生。子质指着已结果的两棵树教导学生们，要像这两棵树一样开花结果，只有做好学问，才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在他的严格管教之下，子质的很多学生都成了栋梁之才。学生们感念子质先生的教诲，都在自己住处亲手栽种桃树和李子树。后来子质到各国游历，碰到了在各国当官的学生和他们栽的这两种树，便自豪地说：“我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啊！一个个都很有作为！”后来人们就把“桃李”指代学生，把学生多称为“桃李满天下”。

    惠施学富五车

    “五车”，《庄子？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说的是战国人惠施藏书其多，却杂乱不纯，而且言而不当。所谓“其书五车”是指他的藏书丰富，古时候尚未发明纸张，书都是用竹简做成。惠施看过的书能把竹简装成一车，也可谓“饱读之士”了。

    祸起萧墙

    春秋时期，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季家的辅相子路和冉求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向孔子说了这件事。孔子认为二人做得不好，颛臾是鲁国的地盘，他们应该阻止这场战争。二人回答说他们也不愿意这么作。孔子就劝说二人，如果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应该辞职。冉求分辨道：“颛臾离季氏封地很近，现在占领它正是良机。”孔子教训道：“冉求！君子应该避免哪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味找藉口为自己开脱的行为。真正让人归附的方法是发扬文治教化。如今你们二人辅佐季氏就是这样用武力吗？国家支离破碎你们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使用武力。我怕季孙的忧愁不应该在颛臾，而是在萧墙之内啊。”孔子说了这话不久，季家兄弟内部果然发生冲突。后世就把内部发生祸乱的行为称为“祸起萧墙”。

    秦穆公称霸西戎

    齐桓公和晋文公相继成为霸主之后，西方逐渐发展起来的秦国也蠢蠢欲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向试图插足中原，但与晋国几次交战都以失败告终，南方又有势力强大的楚国。秦穆公只好转而向西方发展。通过多次与西戎交战，秦国先后征服西戎十四国，为秦国疆土增加了几千里疆土，为之后挺进中原打下了基础，也对西部的开发和民族融合有积极意义。秦穆公也因此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春秋五霸的说法之一就是秦穆公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并称。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为了共同的利益，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文约，盟约内容是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共同的敌人。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其实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了这份盟约，故称“侯马盟书”。它的发现对揭示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古代盟誓制度及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的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当时社会纲纪紊乱，局势动荡不安，各国以下犯上争权夺利事件层出不穷，与周礼的要求极不相融，这是忠义的儒家学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称礼乐为崩、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诸侯国之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周王室内部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普遍，有权势的卿大夫和诸侯取代了周天子的地位；嫡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这些都与西周时期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截然不同。

    熊掌难熟

    公元前626年，楚成王的长子商臣联合楚国大臣潘崇于深夜闯入王宫，欲持剑杀死楚成王。楚成王说，我已经命人烧制熊掌给我吃，等熟了我吃好了你们再杀死我不迟。潘崇厉声说道，你妄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熊掌难熟。说罢就用束带将楚成王勒死。楚成王在位46年，颇有作为，使楚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除了晋国、齐国、楚国、鲁国等，几乎中原各诸侯国都尊他为霸主。但楚成王在王位继承人上欲废长立幼，终于导致宫廷政变，身死叛臣逆子之手。

    弦高救国

    公元前475年，晋国国君刚刚去世，秦国准备趁机攻打晋国的盟友郑国。秦国的军队向郑国开去，很快就进入了必经之地滑国。郑国的牛贩子弦高正赶着一群牛准备回家，半路上得知秦国要攻打郑国的事，非常吃惊，但是他很快镇静下来，从街上买了一套华贵的官服穿上。而后，从牛群中挑选出12条又肥又壮的牛，迎着秦军走去。弦高来到滑国境内，果然看见秦国将士和几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开来，他不慌不忙地迎上去，笑容满面地对秦军大将说：“我国国君听说将军要率兵来敝国，特地派小人送上12头肥牛，慰劳贵国军士！”秦国大将很吃惊，料想郑国已经知道秦国出兵的用心，只得假惺惺地说：“听说郑国国君新亡，新国君继位不久，国内动荡不安，敝国国君特命我带兵来加强贵国的军力，以免遭到别国袭击。”弦高听了，不甘示弱地说：“郑国虽是小国，但为防大国袭击，一贯加强防守，随时准备歼灭入侵的敌人，请大将军放心吧！”秦国信以为真，只得中途退兵而去。

    赵氏孤儿

    春秋时期，赵氏家族在晋国朝廷里历代为官，他们为政清廉，一心为公。晋灵公残暴不仁，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身为宰相的赵盾就劝说灵公，不要再滥杀无辜。灵公不但不听，而且还派人多次暗害赵盾。赵盾只好到别的国家去，但他还没出国境，堂兄赵穿就把灵公给杀了。赵盾立即返回都城立成公继位，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之职。成公很明事理，不但没有惩治赵氏，还很器重赵盾，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赵盾的儿子赵朔。晋景公即位后，赵盾去世，奸臣屠岸贾得到重用。他一直对赵氏家族不满，现在利用皇帝对他的器重，借口当年灵公被赵穿所杀，就将赵氏满门杀害。只有怀着身孕的赵朔妻子偷偷逃入王宫。后赵朔的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得知此事，他们为了保住赵氏的唯一血脉，设计了苦肉计。程婴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公孙杵臼，让他们躺在深山里，然后向屠岸贾告发。当屠岸贾把他们杀死后，程婴就带着赵武隐藏在深山中。15年后景公重病，前来算卦的人说是因有功于晋国而被害的人在作怪。景公最后得知赵氏孤儿的真相后，就恢复了赵家的地位和权利，把赵武立为赵氏继承人，并铲除了奸臣屠岸贾。

    春秋无义战

    “春秋无义战”出自孟子，意思是春秋时期的没有正义的战争。东周时期周王室严重衰微，势力较大的诸侯国经常为争霸称雄而发生战争。如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征讨其他诸侯国，晋国、楚国、吴国、越国、秦国等大国也都以各种名义打击弱小，扩充自己的势力。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实是一种兼并掠夺战，最终目的都是想取周王室而代之。孟子所说的“无义”就是不义，不合乎周礼及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念。

    曹刿论战

    齐桓公即位后，对收留公子纠的鲁国打击报复，于公元前694年率军攻打鲁国。鲁庄公正要迎战，平民曹刿不顾同乡的耻笑请求进见。曹刿问鲁庄公：“王您以什么作为后盾对抗强齐？”庄公说以衣食之类养生的物品来获取民心。曹刿又说：“这些小恩小惠并不能令百姓心服。”庄公道，我忠诚地供奉神灵，定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曹刿对道：“这些小小的忠心并不见的使神灵满意，他们也不会保佑你的。”庄公又道，我会对所有的诉讼案件合理裁决。曹刿仍说：“这只是你尽了本分而已，可以凭这个条件与齐国军队相抗衡。作战的时候也请允许我跟随吧。”双方军队会于长勺，这就是著名的长勺之战，曹秽采取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最终打败了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战事典范。

    唇亡齿寒

    春秋初期，晋国的邻近有虢、虞两个小国。晋献公想攻打虢国，但晋军必须经过虞国。于是，晋献公就以美玉和名马作礼物送给虞国国君虞公，要求借道虞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不要答应，说道：“虢、虞两国好比嘴唇和牙齿。如果没了嘴唇，牙齿就会受冻。一旦虢国被晋国灭掉，虞国一定会跟着被灭亡”。虞公利欲熏心不听劝告，答应了晋献公的请求。晋国很快消灭了虢国。晋军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借口整顿兵马，驻扎在虞国。然后突然发动袭击，又灭掉了虞国。后来人们就用“唇亡齿寒”一词来比喻双方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重耳流亡

    晋献公宠爱妃子骊姬，想把骊姬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就把原来的太子申生杀了。申生的兄弟重耳和夷吾都感到危险，逃到别的诸侯国避难去了。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夷吾夺取了君位后想除掉重耳，重耳不得不再次流亡。重耳先在狄国住了12年，发现有人想刺杀他，又逃到卫国。卫国看重耳这么背运，就不肯接收他。重耳后来又相继流亡到齐、宋、楚、秦，只有楚成王以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对此感激不尽，对他许下日后若两军交战，自动退避三舍的诺言。又过了7年，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并登上王位，这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后来，晋文公对在他流亡期间帮助过的人都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唯一遗憾的是错杀了恩人介子推，为了纪念他，晋文公定下清明节的习俗。

    楚国包藏祸心

    春秋时期，郑国向交好于楚国，就把公子段的女儿嫁给楚国的将军公子围。楚国却带兵去迎亲。郑国的子产识破了楚国的诡计，就派子羽出城说：“郑国都城小，你们来迎亲的人太多，都城容纳不下，不如双方在城外举行婚礼吧！”楚国代表以婚礼乃终身大事，不好在野外举行为由，且关乎到两国的颜面，坚持要进城举行。子羽只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郑国小，虽希望仰赖大国，但自己也要做好防备，这才是大策。你们心怀鬼胎暗取我国，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楚国见阴谋败露，想郑国定有防备，便让楚兵一律不带武器，全部空手进城。郑国这才答应在城内举行婚礼。

    按图索骥

    春秋时期，秦国人孙阳善于相马，人称伯乐。孙阳把自己相马的经验写成书，是为《相马经》。孙阳的儿子熟读《相马经》后，认为自己学到父亲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找好马去。一天，孙阳的儿子在路上看见一只癞蛤蟆，其前额和《相马经》上好马的特征相符，就以为自己找到了千里马，马上跑去告诉父亲说：“我找到一批好马，跟你书上画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孙阳哭笑不得，只好说：“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后来人们就把机械地照书本上的知识，不求事物的本质的情况叫做“按图索骥”。

    公孙子都暗箭伤人

    隐公十一年，郑庄公在宫前检阅部队，发放兵车。老将军颍叔考和青年将军公孙子都因争夺兵车而发生争执。颍叔考拉起兵车转身就跑，等公孙子都追上大路，颍叔考早已不见人影，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七月，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在攻城的时候，颍叔考率先爬上城头。公孙子都怕颍叔考立下大功，心生嫉妒，便抽出箭来对准颍叔考就是一箭，颍叔考一个跟斗摔了下来，郑国的将领还以为老将军是被许国兵杀死的。后人就将那些采取不光明的手段暗地里伺机伤害别人的行为形容为“暗箭伤人”。

    魏绛和戎解忧

    魏绛，又称魏庄子，春秋时期晋国八卿之一。使他留名青史的就是提出了和戎政策。和戎是晋国相邻的北方少数民族，时常与晋发生战争，成为晋国边患。晋悼公四年（前369），悼公正欲再次讨伐和戎，魏绛向他陈述了和戎的“五利”：发展对戎狄的贸易；边疆稳定，利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两国若和好，可在诸侯争霸中有威慑作用；减少军资消耗，保存晋国实力；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宁和睦。晋悼公深为信服。魏绛从国家大局出发，冲破传统偏见的束缚，积极主张和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汉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先例。和戎政策实施后，晋国北部边疆再无大患，人民得以全力发展生产。

    三家分晋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长期争霸，战争不断，中原霸主晋国就是如此。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其中以智的野心最大，一直想吞并其他三家。因此，他以国防的名义让另外三家各拿出100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韩、魏两家马上就屈服了，唯独赵家不服。智家大夫智伯瑶十分恼火，便想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家。赵家大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便率兵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智伯瑶紧追不舍，包围了晋阳城，但久攻不下。最终，智伯瑶决定用晋水来灌晋阳城。此时晋阳城眼看就要失守了，赵襄子的一个门客出主意说：“游说韩、魏两家，让他们和赵家共同打败智家。”于是，赵襄子向两家派出使者。韩、魏两家想到赵家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当即就和赵家联手，反过来引水淹了智家。公元前403年，当时的天子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从此晋国就被三家所瓜分了。

    战国综述

    随着社会文明度的加深，统治者贪欲急骤膨胀。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也越打越大，动辄几十万人。刘向将这段历史编成一本书，名为《战国策》，人们就将这段历史称为战国时期（前476—前221）。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内的政治、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卿大夫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诸侯国公室，在互相的争斗中争先扩充自己的领地。如晋国六卿斗争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王正式承认了他们三家的诸侯之位。这一时期，以魏国李悝改革为起点，各诸侯国争先进行旨在富国强民的变法运动，借以适应优胜劣汰的政治、军事法则。

    胡服骑射

    战国时期，赵国处在强敌的包围中，东有齐国，西临秦国，南靠魏国，北接燕国。赵武灵王继位后很想使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觉得赵国的作战方式很落后，作战时拉着笨重的战车，远远不如骑马作战行动迅速。而且，赵国军队的服装又笨又长，打起仗来很不方便，经常吃大亏。一天，赵武灵王对大臣肥义说：“北方的胡人穿着短衣骑马打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要是向他们学习，不也就常打胜仗了吗？”肥义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可是，一些王室成员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却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向胡人学习是丢了老祖宗。肥义说：“古时候，舜帝发现一个部落的舞蹈好，也会向他们学习。况且大王要改变赵国落后的军队，就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于是，在公元前302年，赵国采用“胡服骑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是齐、楚、燕、秦、韩、赵、魏，称为“战国七雄”。魏国自李悝改革后，在吴起、西门豹等臣子治理下，经济发展，军事强盛，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排挤，离魏至楚。楚悼王重用吴起，推行吴起变法，楚国也日益强大起来。在齐国，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鼓励臣民进谏，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魏的强国。后来齐国人用田忌和孙膑，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打败魏军，齐军从此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经济、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战国中期之后最强大的国家。燕国是西周之后的一个重要封国，在长期发展中靠兼并邻国发展壮大。赵、韩起源于三家分晋，通过军事兼并也都在战国七雄中占有一席之地。

    合纵与连横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最为强盛。齐、楚、赵、韩、燕、魏六国都很害怕，于是提出了“合纵”抗秦的主张。因为这六国都在秦国以东，纵贯南北为“纵”，所以这个联合抗秦的行动称为“合纵”。最著名的当数燕国的“苏秦合纵”了。苏秦为了组织联合反秦的行动，行使反间计，先后在齐、赵、魏、韩等国活动了十几年，可是最终还是因为六个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团结不起来而使“合纵”告以失败，苏秦也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连横”是与“合纵”唱反调的。因为从东到西叫做“横”，所以人们把主张跟秦国联盟的行动称为“连横”。这里最著名的便是张仪了。张仪是魏国人，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欺诈蒙骗，手段卑鄙，是个典型的政客。而在“张仪连横”中，却以各国归顺秦国、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告终。

    养士

    “士”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产物，广泛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及各生活领域，对推动历史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士人为荣，齐国的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是当时著名的养士大户，每人养士均在三千以上。上层权贵通过养士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为号召天下、称霸诸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网络人才、礼贤下士成为风气，人才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充分应用。“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毛遂，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另外还有可歌可泣的荆轲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养士。

    狡兔三窟

    冯谖见到孟尝君对自己很好，于是决定报答他。这时，孟尝君要派人到封地收债，冯谖说：“让我去吧！”可是，冯谖到达封地后，不仅没有向欠债的老百姓要钱，反而当众烧毁了借据。孟尝君听说了冯谖的所作所为后十分生气，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只好这样了。不久，孟尝君被罢官了。他只好回自己的封地居住。当他走到封地时，却看见那里的百姓倾城而出来欢迎他。这时他才知道，冯谖当众烧毁借据，的确是为自己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孟尝君向冯谖表示感谢，可冯谖说：“这只是第一个洞穴，只有再营造两个洞穴，您才可以高枕无忧！”接着，冯谖要求孟尝君给他准备马车和财物，然后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到各国拉关系去了。没多久，孟尝君就接到国君的道歉信，信上说：“我不该罢你的官，我现在请您回来接着做我的大臣吧！”这是第二个洞穴。在冯谖的建议下，孟尝君请求国君，允许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宗庙，这样孟尝君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这就是冯谖为孟尝君营造的第三个洞穴。果然，孟尝君后来当了几十年的高官，却没未招来灾祸。

    田氏伐齐

    齐国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被授予征伐违抗王室的权力，因此齐国在诸侯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初期，齐国王室大权旁落，被卿大夫田氏所控。公元前545年，田桓子联合齐国大族鲍氏、栾氏、高氏灭掉齐国权臣庆氏，后又联合鲍氏灭栾、高二氏。此后田桓子转而讨好公族与国人，实行以大斗出货，小斗收进，这样民心就归向田氏，田氏获得了公族与国人的支持。公元前489年，田乞为齐国宰相，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前476年，田常割齐地自安平（今山东淄博）至琅琊（今山东胶南）为封邑。至此，齐政皆归田氏。公元前386年，周王室册命田和为齐侯，正式将田氏列为诸侯。不久，齐康公病逝。姜氏统治的齐国消失，田氏齐国取而代之，因此战国时代的齐国也被称为“田齐”。田氏子孙获得齐国政权的过程被史学家简称为“田氏代齐”。

    齐威王论国宝

    齐威王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国君之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善于纳谏的齐王就指的是齐威王。公元前355年，齐威王和魏惠王相约在郊外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国宝吗？”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过一寸、可照亮十二乘车的大珍珠。你的齐国这么大，怎么会没有宝贝呢？”齐威王说：“我的国宝与你想的不一样。我的大臣檀子镇守南城，楚人不敢来侵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盼子镇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到黄河来打渔；我的官吏黔夫镇守徐州，燕国人在北门礼拜，赵国人在西门礼拜，随之有七千多家人来投奔齐国；我的大臣中种首负责治安，齐国出现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这四位大臣的光辉足以光照千里，岂至二十乘车呢！”魏惠王听后面有愧色。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战守多年，赵衰魏疲。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孙膑率军8万奔赴邯郸救赵。田忌准备直奔邯郸解救。孙膑认为，魏军主力都在赵国，国内必定防守不严。不如趁此机会围攻魏国都城大梁，魏军必班师回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魏军果然匆忙回国。魏军行至桂陵要隘，突然遭到齐军的埋伏，魏军大败。赵国之围遂解。孙膑采取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它撤兵的战术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行动，后来围魏救被兵家列为三十六计中重要一计。

    鸡鸣狗盗

    公元前299年，孟尝君被齐王派遣入秦，却不幸被秦昭王扣留。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姬求救。宠姬答应救他，但却要求将献给秦昭王的白狐裘送给她。孟尝君门下有一个善于偷盗的门客，将狐裘偷出，送给宠姬。宠姬果然说服了秦昭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逃到函谷关时，秦昭王又反悔，派兵追击。按惯例，函谷关大门只有到鸡鸣时才能开放。眼看秦兵将至，孟尝君门下有一位会鸡叫的门客，他的鸣叫引起众鸡齐鸣。守关者开启关门，孟尝君顺利逃脱。“鸡鸣狗盗”这个成语以后就用来比喻卑下的技能或具有这种技能的人。

    信陵君窃符救赵

    公元前259年，秦国趁赵国长平之战中大败而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诸侯求救，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军10万援赵，行至中途因惧怕秦军而停止前进。魏国公子信陵君注重诚信，他想尽办法盗出魏王调兵的虎符。然后拿虎符到晋鄙军中假传魏王命令，获得兵权。信陵君挑选了8万精兵，奔赴邯郸救赵。赵军与魏军在邯郸城里外夹击，秦军打败，邯郸之围解除，赵国暂时转危为安。

    春申君自掘坟墓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十分担忧。后来，在赵人李园的设计下，春申君娶李园之妹为妻，李园妹有身孕后，献给楚考烈王，生下的儿子就被立为太子。春申君以为凭借父子关系，将来自己一定还能得到重用。李园凭借妹妹的关系逐渐掌握楚国大权，他暗中豢养了刺客准备刺杀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春申君的门客朱英提醒他注意李园，但春申君没有理会朱英的警告。楚考烈王去世，春申君前去王宫奔丧，却遭到李园安排在棘门刺客的埋伏，当即身亡。同时，李园将春申君的家人满门抄斩。同年，太子继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楚国令尹。

    宣太后掌权

    宣太后（？—前265）是战国时期秦武王的嫔妃。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抗鼎与人比力气，胫骨被砸断而死，上层权贵争权夺利加剧，秦国一片大乱。在燕国为质的赢稷被燕、赵秘密送回秦国。宣太后与同母异父弟弟魏冉及燕赵两国一起将儿子赢稷拥上王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19岁即位，宣太后掌权。她任魏冉为相，专管朝政；封同父弟毕戎为华阳君；封儿子公子悝为高陵君；封另一个儿子公子市为泾阳君，合称“四贵”。宣太后与其娘家人把持朝政36年，开创了女人干政的先例。

    滥竽充数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喜欢听竽，尤其是多人合奏时，那种宏大和气派，令人难忘。由于吹竽者待遇优厚，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也混在乐队中做样子。齐宣王死后，其子继位，是为齐湣王。齐湣王也喜欢听竽，但更好听单独演奏，好要求乐师们各自吹出不同的风格。南郭先生无法在乐队中立足，只好连夜收拾行状逃走。

    荆轲刺秦

    荆柯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他从小就力大无穷，是当时的第一剑术高手。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两年后，秦国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向燕国进军。燕国太子丹十分着急，就找荆柯商议刺杀秦王。于是，荆柯就带着流亡在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的地图去进献秦王。临行前，大家都赶到易水河边为荆柯送行。太子丹送给他一把锋利的匕首。高渐离弹起了琴，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柯到咸阳后，受到秦王接见。在秦国的朝堂上，荆柯捧着地图和装了樊于期头颅的木匣献给秦王。秦王打开木匣，看到了樊于期的头颅，就命荆柯将地图拿来。当地图全部打开时，荆柯事先卷在地图里的匕首露了出来。秦王惊呼“救命”，荆柯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着秦王的袖子，右手里的匕首刺向秦王的胸口。秦王挣断了衣袖，跑到了柱子后面。后来，秦国的医官把手里的药袋向荆柯扔了过去。荆柯一闪身的工夫，秦王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柯左腿。此时，侍从的武士一拥而上，杀死了荆柯。

    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邺城太守。他出道邺城时，发现当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百业萧条。经调查发现邺城屡遭水患，女巫勾结群丞假借河伯娶妇之名榨取民财，百姓困苦不堪。西门豹将计就计，巧妙运用三老、巫婆等地方豪绅为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之后，西门豹颁布律令，禁止巫风。人们再也不敢提为河伯娶亲的事，远赴他乡的人们也打破回来务农经商了。西门豹还叫水工测量地势，动员邺城一带的百姓开了12条水渠，因漳河水灌溉庄稼。邺城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百姓也都安心耕种，邺城经济发展很快。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门豹还加强了邺城的军事防护。在西门豹的治理下，邺城很快民富兵强，成为魏国东北重镇。

    赵太后新用事

    最早的垂帘听政是赵国时期的赵太后。当时的风气是老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皇帝如果年纪太小，则小皇帝的母亲可以辅政。但因朝中官员不得直接观看和接触太后，辅助的皇太后就坐在皇帝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坐论朝中大事。这就是垂帘听政的由来。赵国赵惠文王死后，孝成王年幼，就由母亲赵太后垂帘听政。秦国趁机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答应帮助的条件就是，让赵太后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作人质，太后不让去，群臣劝谏无效。老臣触龙以讽谏的方式说服赵太后，终于为国家解围。

    触龙说赵太后

    公元前265年，秦国进攻战国，夺取了赵国三座城池，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应援救的条件是，以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赵太后不答应，齐国也不派兵救助。赵国大臣纷纷劝说太后答应齐国要求，以获得赵国的安宁。赵太后大怒，扬言：“谁再提以长安君为质，我就唾他一脸。”群臣不敢再言。左师触龙去见赵太后，慢步向前。到了太后面前谢罪道：“老臣脚有毛病，很久没能来看您。又担心您老人家的身体，所以来晋见。”赵太后说：“我也老得快不能动了。”触龙问候了赵太后的饮食等家常话题，赵太后态度缓和了很多。二人聊到子女时，触龙认为赵太后疼爱女儿燕后比长安君更甚，因为她希望燕后的子孙后代都继承侯位，为国家作出贡献。赵太后也认可子孙只有多做贡献才能在赵国站住脚。触龙趁机提到长安君位高却无作为，要想今后在赵国被人敬仰就要趁此机会为赵国做贡献。听到这些，赵太后答应了将长安君作为人质的提议。齐国立刻派遣大军前来救援，秦军很快撤退。

    “廉颇老矣”

    战国末期，秦国屡屡侵犯其他诸侯国，楚、韩、魏等国先后失去大片的领土。秦国也曾多次进犯赵国，但赵国有良将廉颇等驻守，秦国妄图占领赵国的计划屡屡得空。为了驱除霸业的障碍，秦国发誓一定要攻下赵国。秦王知道如果不除去赵国大将廉颇，赵国很难被拿下。因此秦王派人以离间计使赵王撤掉廉颇，好纸上谈兵的赵括被任为赵国大将，结果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王想重新启用廉颇，派人去请他出山。不料这位使者却是廉颇得罪过的人，即使看到廉颇威武如初，他禀报赵王时却说廉颇老矣，一顿饭功夫竟然三次上厕所。廉颇因此错失为国效力的良机。后来楚国请廉颇为将，但廉颇一心装着赵国，期待他日仍能驰骋于赵国的疆场。廉颇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怀着满腔的忧国之愤死在楚国。

    屈原投江

    战国末期，楚秦交战，楚国屡战屡败。秦国为了早日灭楚，便约楚怀王带武官会盟，并说，只要同意两国联姻就可言归于好。楚国包括太子子兰在内的亲秦派，就礼劝说楚怀王答应秦国的要求。唯独屈原看出了秦国的阴谋，他极力劝阻说：“秦国如虎狼一般，这次邀请大王，一定不坏好心，大王不可前去。”楚王不听，离开楚国赶往秦国，谁知刚一到武关，秦国立刻捉住楚怀王，以他为人质，要求出国割地。楚怀王到这时后悔莫及，他拒绝秦国的要求，又冒险逃走，后被捉住，病死在秦国。楚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后，受奸人蒙蔽，将屈原革职流放出去。屈原在流放的日子里，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国家，他不断写诗歌颂自己的祖国，揭露统治集团的污浊与黑暗，时时担忧自己的国家的命运。后来他来到汨罗江，抱着一块大石头，最后一次望向楚国的都城郢都，然后跳进了汨罗江。

    宋玉曲高和寡

    楚襄王问宋玉：“你最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为什么有人对你有所议论呢？”宋玉回答说：“是，请大王先听我讲个故事。有客人到我们郢都唱歌，他开始唱比较流行的《下里》和《巴人》，城里能跟着他唱的有好几千人。后来客人又唱通俗的《阳阿》和《薤露》，城里能跟着他唱的少了一些，但也有几百人。再后来客人唱起格调高雅的《阳春》和《白雪》，城里跟他唱的只有几十个人了。最后客人唱出难度更大的商音、羽音，又杂以流利的徵音，城里跟着唱的只有几个人了。因此，”宋玉总结道：“唱的曲子格调越是高雅，能跟着唱的也就越少。圣人有奇伟的思想，一般人怎么理解我的作为呢？”楚王甚是信服。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废除官爵世袭制。对于那些国家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爵禄享有特权的人，剥夺其官职和俸禄，把这些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第三，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第四，实行“平籴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食作为储备，使粮食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止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第五，改革军制，精选武士。中选者免除全家徭役，并奖给田宅。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

    吴起变法

    政治家吴起来到楚国后，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住持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均爵平禄，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这也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楚悼王死后，吴起遭到贵族射杀，变法也因为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虽然失败，但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楚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有：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公元前338年，孝公死后，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的罪名将商鞅车裂。

    商鞅立杆

    商鞅变法初期，虽拟好新法，却不知如何才能使人民相信。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将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唐雎不辱使命

    唐雎是战国时代魏国的策士，他有胆有识，忠于使命，并敢于为国献身。秦王想与安陵君交换土地，安陵君不乐意但又不敢得罪秦王，就派唐雎出使秦国。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让安陵君扩大领土，安陵君不听我的好意，是轻视我吗？”唐雎根据安陵君的意思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而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被拒绝的秦王发怒了，对唐雎说：“天子发怒，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雎对到：“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白光直冲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平民还没发怒上天就降示征兆。再加上我。”说着拔出宝剑站起来。秦王吓得变了脸色，长跪着向唐雎道歉。唐雎就这样冒死粉碎了秦王吞并安陵的阴谋。

    颜触安步当车

    战国时期，齐国贤士颜触奉齐宣王之命入宫见驾。颜触来到殿前的阶梯处却驻步不前，任凭齐宣王怎么呼唤，就是不过去。颜触说：“如果我走到大王面前去，说明我羡慕他的权势；如果大王走过来，就说明他礼贤下士。我宁可大王礼贤下士。”齐宣王与颜触就此关于仰慕权势与礼贤下士、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展开了辩论。争辩以宣王理亏认输而终，他想留用颜触。颜触拒绝说：“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意思是我想要自由，每天晚点吃饭，也像吃肉那样香；安稳而慢慢地走路，像乘车那样快乐。

    河图洛书之谜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关于他的起源和内涵，几千年来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关于河图洛书起源有多种说法。一是伏羲受河图，画八卦。依据是《尚书？顾命》中说道：“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二是黄帝受河图，作《归藏易》。依据是《竹书纪年》说到“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三是尧帝得龙马图，依据是《宋书？符瑞志》：“帝在位七十年，修坛于河、洛，新闻社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省龙马衔甲赤文，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专绳。”此外还有帝舜得黄龙负河图说，大禹受洛书说，成汤至洛得赤文说，文王受洛书、应河图说，成王观河、洛，得龙图、龟书说等等。

    至于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宋以前古籍文献一直没有记载，后人认为对此也有集中说法，一来源于道家炼丹养生术；二来源于对天河即银河星象的观测；三来源于对古气候、方位的观测；四来源于北斗斗柄指向及由此而产生的古代历法；五洛书起源彗星的气体尾巴轨迹，河图数导源于《周易？系辞》“天地之数”。

    老子出关之谜

    《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称老聃，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后来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发现他是圣人，要他把自己的智慧留下来才放他出关，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道德经》因此而诞生。而后老子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后“莫知其所终”。这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确凿的说法。

    有说法认为老子出散关，经流沙到印度，就是释迦摩尼的老师。历代不少认为这一说法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还有人说老子晚年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又有人说是西行时遇半路打劫之人遇害。也有人说老子回乡归隐了，老子的家乡就在今天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这才有了传说中的“孔子问礼”。最近又有说法，老子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后，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

    西施生死之谜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最终归宿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墨子？亲士》篇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浮：沉也；鸱夷：皮袋。唐诗中多次提到西施沉水的事。“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李商隐《景阳井》）“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皮日休《馆娃宫怀古》）民间的说法是西施最终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当然，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才子佳人最好的结局。然而在《史记》这样权威的史书里，虽然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没有西施的只言片语。西施最终去向真是难解之谜。

    秦始皇身世之谜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嬴政生于赵国。其母亲是赵国大将的女儿，送给子楚之前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庄襄王，后来赵姬怀胎十二月产子生下嬴政。由此看来，嬴政实际上为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班固在《汉书》中直接称呼嬴政为吕政，认定了嬴政为吕不韦之子。明代王世贞《读书后记》却指出这段历史的伪劣性：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吕不韦的门客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以泄愤，而编造此说。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提出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的可疑性。学者郭志坤在《秦始皇大传》对郭沫若的质疑又作出针锋相对的批评，肯定了二者的父子关系。秦始皇身世的问题可能还会争论下去。

    和氏璧下落

    赵国的和氏璧最终被秦王嬴政获取，他将和氏璧制成御玺，成为国家权利的象征。至西汉，和氏璧成为传国玺。汉哀帝刘欣病死后，新帝年幼，和氏璧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逼皇太后交出和氏璧。王莽政权垮台后，和氏璧一度挂在赤眉义军首领的头颈上。东汉初年，和氏璧重回汉宫。汉献帝时，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来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后曹丕篡权，得传国玺。司马炎又篡权，传国玺归晋。十六国时期，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后来再传冉魏，晋将领，历经了宋，齐，梁，陈，隋，漠北突厥，李唐，后梁，后唐。石敬瑭攻陷洛阳时，和氏璧神秘失踪，无人再知其下落。

    节气的来源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后来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后来到了《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吕不韦奇货可居

    吕不韦早年经商，后来他遇到子楚，就用商人的头脑干出一番立主定国的大事业。秦国人子楚是赵国的人质，无论是他的出身还是他的境况，都处于劣势，在一般人的眼中无异于废物。吕不韦一见，却认子楚为“奇货”，可以囤积谋利。于是赠子楚以黄金，令他可结识上层宾客。吕不韦自己又拿出五百斤的黄金买奇物珍玩，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华阳夫人向安国君要求立子楚为嗣。华阳夫人无子，愿意通过控制立嗣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子楚就这样从庶子又是人质的地位越上秦国继承人的地位。子楚即位后，就是庄襄王，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不韦的回报是丰厚的，他成了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有钱有权。庄襄王在位三年而崩，新王嬴政即位，称吕不韦为“仲父”。

    名人

    春秋第一霸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在诸侯中确定了自己的首领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桓公之父襄公在位时，因暴政使国人怨声载道，人人愤恨。小白进宫劝谏，襄公不听。他在鲍叔牙的劝说下，出奔到莒国。公元前685年，襄公的族弟以孙无知与大臣连称、管至父串通发动政变，杀了襄公，篡夺了王位。一个多月后，雍廪、高傒诸大夫又杀了公孙无知等，准备迎接出奔在鲁国的小白哥公子纠回国即位。而国内高氏、国氏等贵族支持小白继位。小白抄近道首先回到齐都临淄，当上了国君，即齐桓公。他重用鲍叔牙，不计前嫌，任命曾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国，把国家大家事委托于管仲，让其一展才华。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招纳四方志士，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还兴兵伐鲁，占领了鲁国的遂邑。后又归还战争中夺取的土地，各国诸侯认为他是一个可信的贤德之君，愿和他同盟，使他的声誉鹊起。齐桓公派遣使臣朝拜刚继位的周僖王，赢得了周天子的欢心。他召集各国诸侯到北杏开会，被推举为盟主，后又在幽地与宋、鱼、卫曹等八国歃血为盟，齐国称霸的局面终于确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

    管仲（前？—前645）因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而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少时丧父，家庭生活贫困，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经营商业，为后来辅助齐桓公经济富国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后来管仲从事政治活动，曾支持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力荐，不计前嫌，拜为齐国上卿。在政治上，管仲推行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还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对外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在经济上，管仲主张发展经济以富国强兵，进行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等一系列经济改革，齐国国力由此大振。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成效显著，对整顿齐国内政、发展经济、充实国力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孔子曾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管仲的政治、经济思想收录在《管子》中，该书共24卷，85篇，今存76篇。

    贤君魏文侯

    魏文侯是三家分晋时魏桓子的儿子。在他的贤明统治下，魏国从小诸侯国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都为后世帝王所推崇，他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在思想上，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家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收买人心的政治目的，成为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创世人；在政治上，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和法制建设，不但直接影响了秦国的商鞅变法，而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在军事上，启用乐羊、吴起等大将，增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奠定了魏国的百年基业。综上所述，魏文侯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贤君，政治上有作为，思想品德上合乎儒家要求，同时又具备法家思想。

    伍子胥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夫，著名军事家、谋略家。伍子胥出身楚国显贵，因父、兄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而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伍子胥入吴后，遇吴国贵族公子光，献计为其夺得王位，就是吴王阖闾。在吴王的支持下，伍子胥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为了报父兄之仇，伍子胥还引吴灭楚。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夫差急于图霸中原，在与越国交战胜利的有利形式下却允许越求和，否定了伍子胥乘势灭越的建议，为后来吴亡于越埋下了祸患。伍子胥最终被夫差逼死。

    晏婴

    晏婴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在齐国任相时，先后辅助过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而闻名于诸侯。晏婴为相期间，对内辅国政，谏齐王；对外以灵活的外交策略捍卫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对此十分推崇。他主张以礼治国，赞同偃武修文，反对齐国参加对外战争；主张宽政省刑，反对横征暴敛；尊礼尚贤，节俭爱民。晏婴对齐国贡献很大，司马迁将他与管仲一起作传。

    宋襄公

    泓水之战中，礼乐仁义至上的宋襄公怕伤害敌人而失去作战的时机从而输掉了战争，宋襄公这种努力保持君子尊严、在战争恪守道德约束的举动贻笑千古。但是，宋襄公也因此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与唯利是趋决定论者孙武相对的著名人物。后世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发展成为兵儒合流的军礼，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也因此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百里奚

    晋献公灭虞后，将虞国大夫井伯、百里奚作为俘虏陪嫁到秦国。因不堪忍受奴隶的生活，百里奚逃到宛（今河南南阳），却又被楚国俘虏。秦穆公胸怀大志一心想建立其霸业，却苦于无贤才辅佐，听说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秦穆公本想以重金将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又怕楚人不给，最后以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这时候百里奚已经70多岁了。秦穆公亲自为百里奚打开奴隶的桎梏，与之商讨国事，两人一直探讨了三天。秦穆公十分高兴，封百里奚为相。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也称他为“五羖大夫”（羖的意思为黑色公羊）。百里奚还向秦穆公推荐自己的好友蹇叔，蹇叔因此也被秦国封为上大夫。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国终于称霸西戎。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却又为人朴素，即使贵为大夫也毫无架子，受到秦国人的尊敬。他死时，秦国男女悲伤万分，孩子们不再唱歌，工役们不再叫喊。

    二桃杀三士

    战国齐景公时，拓疆开边的田开疆、斩鼋救主的古冶子、打虎救主的公孙接三人号称“齐国三杰”。这三人都非常勇武，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但三人却恃功自傲，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齐国宰相晏子屡谏景公除掉“三杰”，景公因爱惜勇士，不忍心。有一天景公宴请鲁昭公，“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宾主皆欢时，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晏子亲自去桃园摘得六个金桃，齐、鲁二国君各享一个，二国宰相各享一个，晏子奏请将剩下二桃赏给功劳大的臣下。齐景公让在场的诸臣自我荐功，而由晏子定夺。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功劳，得到晏子的肯定，这样二桃就归他二人所得。待到田开疆说到自己开疆拓边时，晏子认为他的功劳最大，但桃已赐完。晏子就说等到来年桃子再熟时再行奖赏。田开疆以之为耻，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因功小而食桃也感到耻辱，遂相继自杀。

    目睹此景，堂上两国君目瞪口呆。晏子却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我国内多的是，少几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晏子就这样用两个桃子杀死三人，为齐国消除了隐患。

    “士为知己者死”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曾先后服侍过晋国权臣范氏和中行氏，都没得到重用。后来又投靠智伯，智伯给他很高的礼遇，豫让因此感恩。后来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智氏，杀死智伯，这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豫让逃到深山中，思念智伯的好处，便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如此待我，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即使为他报仇而死，死了也有颜面面对他。”第一次刺杀赵襄子时，豫让伪装成服劳役的人，暗藏匕首，混进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觉得豫让形迹可疑。抓起来审问时，在豫让身上搜出了匕首。豫让见身份暴露，便直言不讳地说：“我要为智伯报仇！”赵襄子佩服其忠勇，对手下说：“你们放了他吧，以后我小心就是了。”

    豫让第二次刺杀赵襄子时，他在自己身上涂上漆，使自己浑身长满毒疮；又吃下火炭使嗓子烫哑，形貌因此而大变，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见如此这般，他的朋友认为他侍奉赵襄子，一定会得到重用，豫让认为那样做有悖君臣大义。豫让摸准了赵襄子的活动规律，提前埋伏于一座桥边，不料又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问他：“您也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你怎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成为智伯的家臣。智伯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道：“范、中行氏众人带我如普通人，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我就以国士报之。”赵襄子很感动，但再也不能把豫让放掉。豫让见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算是已经报了仇。赵襄子将自己的衣服给豫让，豫让一剑将衣服斩为两截，仰天高呼曰：“我死后可以去见智伯了！”说罢，伏剑自杀。豫让的事迹传开，天下志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也因此流传千古。

    张仪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割据战争频繁。为了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防止强国的兼并，又能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这个时候最杰出的纵横家，对各诸侯国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仪为魏国贵族后裔，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而成为著名的纵横家。拜为秦相后，张仪从秦国的礼仪出发，施展浑身解术，游说于魏、楚、韩之间，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为秦国拉拢、使之归附于秦，或者拆散诸侯国之间的联盟使之削弱，这些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优势，为秦国开疆拓土及强大立下汗马功劳。

    苏秦

    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出身贫寒，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仅仅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燕、韩、赵、齐、魏、楚六国，促成六国的大联合，迫使秦国废帝退地。苏秦虽出身贫贱，却人穷志不短，立志要做出一翻惊天地的大事业，少年时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首次学成归来之后，他的演说并未打动任何一位官员。苏秦认为此次的失败是因为自己知识疏浅，机遇还不成熟，于是又将昔日的藏书一一拿出来苦读，“头悬梁”就是苏秦勤学的著名事迹。苏秦的二次游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推举为纵约长，配六国相印，权倾一时。后又为齐国宰相，因替燕国行反间计被齐王杀害。

    蔺相如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初为赵国宦官头目缪贤门下的食客，在和氏璧事件中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受到赵王的重用。秦王因以没有得到和氏璧为借口派兵攻打赵国，并在战场上处于优势。在战争的相持阶段，秦王约赵惠文王共赴渑池之会。在渑池会上，秦王仗着自己国强马壮，对赵王进行言语上的不敬。蔺相如凭着自己的大胆果敢，使赵王最终免辱于秦，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回去后被赵王拜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由于蔺相如是凭着言语而立功，受到赵国大将廉颇的质疑。蔺相如最终以开阔的心胸赢得了廉颇的好感，后来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护卫赵国。

    吕不韦

    秦始皇一统天下与吕不韦的功绩不可分割。吕不韦是卫国珠宝商人出身，家产万贯。在邯郸做生意期间，结识秦昭王的孙子子楚，对其非常喜欢，赠子楚千金以助其王储之争。子楚即位后就是庄襄王，吕不韦被拜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吕不韦主持秦国朝政期间，励精图治，秦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方面出现了繁盛，为以后一统天下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权利冲突，吕不韦遭到秦始皇的嫉恨，最终被杀。历史上有吕不韦为秦始皇亲生父亲的传说。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春秋末年（约前580—前500），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郑店）人，谥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道教奉为教主或教祖，尊为“道德天尊”，是道家理论的奠基人。据《史记》记载：老子曾担任“周藏室之史”，深懂周朝的图书典籍，学识渊博，目睹了周王室的衰微后，便弃官西去，抵达函谷关时，遇到了关令尹喜。尹喜请求他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这里说的“五千余言”其实就是指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文圣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去世，享年73岁。他是儒家的始创人，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蔡、楚、宋等国，致力于宣扬其政治抱负，回复周代时的礼乐，但终究不得要领。因此，孔子因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心灰意冷，随即返回鲁国，当时恰好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经68岁。从此他潜心于讲学和著书，为民间私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此其间他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并撰写了《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期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孔子一生和弟子们的谈话，去粗取精地摘录了下来，这就是历史上的国学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兵圣孙武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孙武自幼好学，尤其喜欢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后来因避齐乱投奔吴国为将，帮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屡立战功。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总结历代战争胜负的经验教训及各方面的因素，著“兵法”多篇。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在世界上亦具有很大影响。此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酒圣杜康

    杜康，字仲宁，白水县康家卫（今杜康镇）人。生卒无可考。据传，杜康又名少康，夏朝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第五位国王，少年的杜康以放牧为生，带的饭食挂在树上，常常忘了吃。一段时间后，少康发现挂在树上的剩饭变了味，产生的汁水竟甘美异常，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就反复地研究思索，终于发现了自然发酵的原理，遂有意识地进行效仿，并不断改进，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酿酒工艺，从而奠定了杜康中国酿酒业开山鼻祖的地位，酿造的酒也被命名为“杜康酒”。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有“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杜康死后葬于康家卫的水沟，人们叫它杜康沟。杜康的墓冢在沟东侧的小沟，小沟外依崖窑洞里有杜康的塑像，庙会时人们焚香叩拜，乞求神灵。

    师旷

    师旷，字子野，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主要活动在公元前558—前532的30多年间。师旷天生双目失明，自称盲臣，又称瞑臣，是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他还是位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师旷音乐知识非常丰富，不仅熟悉琴曲，并善用琴声表现自然界的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听力超群，有很强的辨音能力。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师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但却比较保守，晋平公喜欢新声，曾听师涓演奏新曲，师旷当场攻击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师旷认为可以通过音乐来传播德行。晚年的师旷已精通星算音律，撰述了《宝符》百卷，在明、清的琴谱中，《阳春》、《白雪》、《玄默》等曲解题为师旷所作。

    伯牙

    伯牙原姓俞，名瑞，伯牙是他的字，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伯牙是春秋时代的琴师，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故被人尊为“琴仙”。据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俞伯牙的作品。《荀子？劝学》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可见他的琴艺之高超。相传代表作品有《水仙操》、《高山流水》。

    范蠡

    范蠡（前517—前448），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越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被尊称为“商祖”、“商圣”，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范蠡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拜为大夫。勾践三年（前494），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偕妻等入吴称臣，范蠡作为吴国人质2年。范蠡归国后，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图强雪耻。经过10余年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直到最后吞并吴国。范蠡在灭吴后，决计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发了大财，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薄，把钱财都分散给穷朋友和疏远的亲戚。范蠡能发家致富，又能散财，在人们心目中是难得的活财神。

    鲁班

    鲁班（约前507—前444），原名公输般。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和发明家。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据很多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对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进作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约前690年—？），姓姬，名不详，卫公子硕和宣姜的女儿，后嫁给许国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春秋卫国（今河南省淇县）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自幼酷爱学习，能歌擅诗。夫人成年后，才貌出众，卫国将她许配给许穆公。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后来夫人得知国破君亡的消息，她悲痛欲绝，并向许穆公提出援助卫国的要求。许国君臣怕得罪狄人，只派了使者到卫国吊唁。许穆夫人和自己身边随嫁的姬姓姐妹，毅然驾车奔卫，以共赴国难。经过长途跋涉，夫人从许国回到卫国，立即向她的兄长卫文公建议，向齐国救援。齐桓公答应了卫君的请求，帮助卫国收复失地。又于公元前658年在楚丘（今滑县东）建立都城。从此，卫国又复兴起来。许穆夫人的《竹竿》、《泉水》、《奔驰》三首诗收于“国风”内，数千年来一直被传颂。

    俞伯牙与钟子期

    俞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但是能真正听懂他的曲子的人却不多。有一次，俞伯牙乘船沿江旅游。船行到一座高山旁时，突然下起了大雨，船停在山边避雨。伯牙耳听淅沥的雨声，眼望雨打江面的生动景象，琴兴大发。伯牙正弹到兴头上，突然感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抖，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伯牙走出船外，果然看见岸上树林边坐着一个叫钟子期的打柴人。伯牙把子期请到船上，两人互通了姓名，伯牙说：“我为你弹一首曲子听好吗？”子期立即表示洗耳恭听。伯牙即兴弹了一曲《高山》，子期赞叹道：“多么巍峨的高山啊！”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子期称赞到“多么浩荡的江水啊！”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心声，你真是我的知音啊！”于是两个人结拜为生死之交。

    伯牙与子期约定，待周游完毕要前往他家去拜访。一日，伯牙如约前来子期家拜访他，但是子期已经不幸因病去世了。伯牙闻听悲痛欲绝，奔到子期墓前为他弹奏了一首充满怀念和悲伤的曲子，然后站立起来，将自己珍贵的琴砸碎于子期的墓前。从此，伯牙与琴绝缘，再也没有弹过琴。

    管鲍之交

    “管鲍之交”说的是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自小家贫，早年出来做生意，遇到鲍叔牙，两人彼此欣赏，成为朋友，就合伙做生意。管仲出本钱少，却拿分红多。鲍叔牙也计较，他知道管仲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钱是否够用。有些事情，以管仲思想办事反而办砸，鲍叔牙不但不生气，还安慰管仲时机不好，不要介意。两人参军作战，管仲临阵逃脱，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牵挂家里老母。管仲曾三次做官，均被罢免，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无才，而是认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二人从政时，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小白。兄弟二人争夺王位以小白胜利告终，管仲被囚禁。助主有功的鲍叔牙谢绝了小白提供的相位，大力举荐管仲。最终说服小白重用管仲，而鲍叔牙自己甘当管仲的助手。在管鲍二人的协助下，小白终于称为春秋第一霸主。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左伯桃与羊角哀

    春秋时代，结拜兄弟左伯桃和羊角哀均有治国安邦之才，两人决定结伴到楚国辅佐明君。路遇深山大雪被困，两人互相照顾着缓慢前进，然而衣、食两缺，弟兄二人性命难保。左伯桃让羊角哀下山寻水，自己赤身冻死，为羊角哀留下供暖的鞋、袜、衣、物。羊角哀为左伯桃重义舍身的精神深受感动，无论什么环境都经常祭奠他。左伯桃的坟和荆轲墓相隔不远。相传荆轲因刺秦王失败，死后精灵不散，与他诉说荆轲的凶暴。醒来后的羊角哀提剑到左伯桃坟前说道：“荆轲可恶，吾兄一人打不过他，让小弟来帮你的忙罢。”说罢，自刎而死。当夜，狂风暴雨，雷电交作，隐隐闻喊杀之声，天明人们发现荆轲的坟爆开了。楚元王知道左伯桃和羊角哀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为二人修建一座忠义祠，碑记其事，至今香火不绝。

    范蠡与西施

    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大臣提出用“美人计”麻痹吴王夫差的斗志，被越王采纳。越国大夫范蠡周游全国，遍访佳人，在浣纱江畔，与家在古苎萝村的西施相逢，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然而当时国难当头，范蠡为了国家存亡，背叛、出卖了爱情，他把有“沉鱼”之貌的西施选进宫里，与其他美丽的越女一起进行歌舞礼仪训练，约于公元前490年，以西施为首的越女被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到了吴国后，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国事，为勾践东山再起起到了掩护作用，吴国最终被勾践所灭。传说，吴国灭亡后，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激流勇退，与西施泛舟五湖，不知所终。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堪称儒家的第二代传人。因此历史上总把孟子和孔子相提并论，合称“孔孟”。孟子自幼便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便以孔子的继承者自称，广招弟子，并且到各国游学，宣扬他的“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先后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拜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与礼遇，可是因其思想保守，和当时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重用，惟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最后也未能成形。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开始著书，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都很多，故而又分为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分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大凡都保存在这七篇当中。

    荀子

    荀子（前313—235），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历史上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出入很大。荀子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最有名的儒学家。他的思想都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等多国，后来，在兰陵安居下来，一直到死。在兰陵时荀子开始从事教书与著书的工作，历史上著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在这时候的学生，他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然是儒家的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照单全收。而是将儒家学说进行融会贯通、加以发挥，并提出了“性本恶”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

    庄子

    庄子（约前369—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的宋国人，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期的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后世习惯将他与老子并称作“老庄”，而将他们的哲学称作“老庄哲学”。庄子早期曾在家乡蒙地作过漆园吏，后来一直隐居。他生活清苦，却淡泊名利，楚王听说了他的贤德，便派使者以千金相馈赠，并邀请他出任宰相，被他拒绝了。随即终身不再出仕，隐居于抱犊山中。庄子一生学识渊博，交游甚广，著有《庄子》一书，主导思想是对《老子》的继承，然而却也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全书十余万言，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其中，《渔父》、《盗跖》、《胠箧》等篇，主要是用来攻击孔子的言论，从而辨明老子的学说，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韩非子

    韩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于贵族，是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无从考证，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喜好著书。韩非曾与李斯是同学，共同师从荀子。韩非目睹当时韩国衰微，多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并没有听从他的谏言。韩非痛恨朝廷不能够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反而重用一些没有实际经验、好空发牢骚的人。于是他借鉴了历史的得失变乱，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面世后，得到了秦王的大加赞赏。后来奉韩王之命出使秦国，因为李斯的嫉贤妒能，使得韩非受到了秦王的猜忌，最终被李斯用毒药毒死。

    商鞅

    商鞅（前390—338），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也称为卫鞅。商鞅起先在魏相公叔痤的手下担任中庶子一职。公叔痤得知商鞅怀才不遇，便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并未被惠王重用，等到公叔痤去世后，秦孝公下令于国中求贤能之人，于是商鞅西行进入秦国。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拒绝施行儒家的仁政德治，而对霸道非常崇尚，这与商鞅的法家思想不谋而合，于是商鞅在秦国一度得到了重用，并在秦国推行了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实行变法，较为彻底地革除了旧的封建制度，使得秦国迅速走上了强盛之路，成为战国时期第一强国。后来，因为商鞅的变法触及到了贵族保守派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陷害，被处以车裂极刑。

    墨子

    墨子（约前468—376），名翟，鲁国人，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的说他是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是“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墨子曾经做过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对尧舜大禹极为称道，明于《诗》、《书》、《春秋》，因对儒家的烦琐礼乐甚为不满，于是放弃了周天子的礼乐之道转而习从夏政。墨子一生提出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主张，而以兼爱为核心。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的学者总结其经验写了《城守》二十一篇。另外，他还在名辩说方面颇有建树，成为当时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著作《墨子》一书中。

    名家代表

    尽管名家最后很不景气，可是却出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公孙龙和惠施。公孙龙（约前325—前250），战国时赵国人，有人说他是魏国人。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因此他的辩论主要是围绕语言的自身展开的，是脱离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公孙龙生平最擅长的就是同异之辩，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主要论辩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惠施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前380年），传说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的学者，堪称名家鼻祖，与庄子是好朋友，曾经做过魏国相国；后来惠施想要联合齐、楚共同抗秦，结果以失败告终，受到了张仪的驱逐。惠施一生才思敏捷，睿智善辩，尤其擅长雄辩和逻辑推理，曾经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家辩论的高潮，所以历史上流传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的说法。

    扁鹊

    扁鹊是医家的代表，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说他是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由于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扁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投入到医学研究，并能广泛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踏遍了齐、赵、卫、郑、秦诸国。公元前310年，一向忌妒扁鹊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将扁鹊刺杀，终年97岁。

    屈原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政治家，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人。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顷襄王即位后，屈原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屈原不但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赵奢

    赵奢，生卒年不详，号马服君，汉族“马”姓起源。战国后期赵国名将，受封国尉。战国八将领之一，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前324—前299）到赵孝成王（前265—前245）时期，享年约60余岁。赵奢初任赵田部吏，后任将军，善于用兵。公元前270年，秦进攻赵国要地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国派将军赵奢前往救援，赵奢在离邯郸30里处屯驻28八天，造成赵军不敢去阏与作战的假象。暗中派间谍侦察敌情，掌握秦军动态。后乘秦军之不备，以两天一夜的时间，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立即用1万人占据了北山，居高临下，大破秦军，赵奢本人因功而封为马服君。这一战重挫强秦，使得秦国多年不敢小视赵国。

    廉颇

    廉颇（前327—前243），山东德州陵县人，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将领，拜为赵国国相，受封平信君。廉颇征战数十年，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曾经率军攻打齐国，取昔阳，威震东方；在鄗代之战中，大败燕军主力，阵斩栗腹，长驱500里，进围燕国都城蓟，逼燕割15城给赵国。廉颇为人襟怀坦白，敢于知错就改，“负荆请罪”传为千古佳话。他年老时，不得赵国重用，致使这位为赵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代名将，抑郁不乐，最终死在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廉颇的陵墓在今安徽省寿县城北7公里的八公山之放牛山西南坡上，墓面西，周长300米，西临淮河，南北东三面环山，一代风流领山川之胜，英风浩气激荡千秋。

    赵括

    作为大将，赵括可算是军事史上的反面教材。秦军攻打赵国时，因为有名将廉颇指挥，在取得一些微小成就后，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秦相范睢为了除掉廉颇，派人潜入赵国实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廉颇哪是秦国的对手，秦军最怕的是马服军的儿子赵括。”作为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学习兵法，用兵之道背诵得滚瓜烂熟。但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他和父亲赵奢辩论战术时，父亲尽管说不过他，但是从没有夸奖过他。赵括的母亲打听其中的原因，赵奢说：“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拼搏，这孩子谈论起来却大不以为然。赵国不用他领兵还罢，若是用他为将，将来断送赵军的一定是他！”然而，赵王听信流言，决定任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知道后上书反对，赵王不准奏，她便恳求赵王恩准将来不受儿子的牵连。后来，秦军和赵军在长平大战，这算得上是战国时期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了，据说是“血流成河，喊声如雷”。40万赵军投降秦军，大部分被秦军活埋。赵括也被射杀，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乐毅

    乐毅，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他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率燕军半年内连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为燕国雪耻，报了强齐伐燕之仇。乐毅一生中最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就是统帅燕、韩、秦、赵、魏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大获全胜。这场战争，史称五国代齐之役。乐毅的卓越军事天才在此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乐毅晚年在得到赵国赵惠王的优厚礼遇，并曾于公元前282年统率赵军攻伐魏国，攻取伯阳。后来燕惠王致书乐毅邀请他返回燕国，但为乐毅婉言谢绝，一代名将最终卒于赵国。

    田单

    田单，生卒年不详，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战国时齐国杰出的军事家。他擅长智慧谋略，爱民如子。田单初为市吏，并不出名。燕军攻占临淄时，他将全家撤退到即墨城（今山东平度东南），参加即墨的防守工作。后来即墨长官战死，他被推荐出来作将领，坚守即墨。公元前279年，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改用骑劫为将，又用火牛阵击败燕军，一举收复七十多城，创造了战国后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堪称军事神话，被齐襄王任命为相国，封安平君。齐王建元年，即公元前264年，入赵，被任为相国，封平都君。田单卒于大约公元前260年，被埋葬在安平故城。

    王翦

    王翦，生卒年不详，频阳东乡（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子孙三代都是秦国的名将，受封秦国武成侯。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国之外，其余五国都被王翦父子所灭。王翦少年时期就喜爱兵法，事奉秦始皇征战。他灭赵国，平燕国，破楚国，征百越，威震天下，在征战中没有一例败绩，擅于审时度势，为人谨慎，有政治头脑。王翦毕生的代表一战就是用60万大军对楚国的大战。这一战成了三十六计中“以逸待劳”的典型战役。王翦虽然功高，但不能助秦建德，以巩固国家的统治，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李牧

    李牧（？—前229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战国末年赵国最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军衔，受封赵国武安君。李牧有着极高的威望，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他是战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攻守兼备的名将，擅长出奇兵以少胜多，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以抵御秦国为主。李牧曾以一人之力，保赵国不亡，但后来受秦国反间计，被人诬陷，被赵王斩杀，一代名将星落长空，也使赵国自毁长城。

    孙膑

    孙膑（约前380－432），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孙膑早年曾经和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出任魏将后，嫉妒孙膑的才能而将其骗至魏，施以膑刑（割去膝盖骨）。后来孙膑逃往齐国，为田忌门客，助田忌赛马获胜，被荐给齐威王。威王器重孙膑的军事才能，任之为军师。孙膑在战争中，巧用奇兵，接连打败强大的魏国，威名迅速传遍天下。马陵大捷之后，齐王要给孙膑加官受爵，但他执意不肯，连军师一职也请求免除。后来，他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招收几个学生，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作战经验，撰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雀山西汉墓中又重新发现。

    白起

    白起（？—前258），也叫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统帅。官居秦国尉，受封秦国武安君。白起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白起用兵，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发起进攻。白起的作战指导特点有三个：一是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而且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二是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对敌人穷追猛打；三是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白起纵横疆场，百战百胜，擅长歼灭战，杀人无数，令六国闻白起之名胆寒，是中国历史上战将的一大奇迹。然而后来他遭到秦国范雎的嫉妒，被之诬陷，自杀身亡。

    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战国初期著名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在魏国任西河郡守，在楚国任国相。后世把他和孙子合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即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他在魏国与其他诸侯国打了72仗，其中64仗全胜，其余平手，从无败绩！在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深得部众之心。后来他在楚国发动变法，被受利益损害的贵族杀害。

    甘德

    甘德，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战国时楚国人，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的先驱之一。甘德的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齐威王、宣王的时代。当时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历史上将甘德与石申并提，将二人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石申是魏国人，晚于甘德，著有《浑天图》，为先秦浑天思想的代表作。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二人同为先秦杰出天文学家，故人们把二人合举并称。甘德对行星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对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独到发现；他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在历法方面，甘氏的岁星纪年法独树一帜，尤其是以12年为周期的治、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在当时以及对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甘德的天文学贡献，与其他各家相比，在战国时代是最大的。

    战国四公子

    战国末期，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四人以养士著称，被后人称为“战国四公子”。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是魏昭王少子魏安嫠王异母弟。他为人谦谦有礼，不以富贵骄士，是战国四公子中真正做到礼贤下士者，受到士人的敬仰。各诸侯国也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地十余年”。春申君是四君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他在外无宾客之助，内无王室之亲的情况下，以靠士人力量和自己的才能，五年将兵救赵，八年北伐灭鲁，复兴楚国。以非王室宗亲而身为楚国宰相二十余年，最后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虽名相国，其实王也”。

    孟尝君是齐宣王的侄子，少有远谋而“名声闻于诸侯”。他待士人平等，且常施恩惠于士人亲戚，因此士人也多归孟尝君。秦昭王闻其贤能，曾扣他于秦国，他在鸡鸣狗盗者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后孟尝君支持齐国、韩国、燕国、赵国、魏国联手攻秦，受到纵横家苏秦的赞赏。平原君是赵武灵王之子，才能一般却喜好宴请宾客，有士人三千，毛遂就出自他的门下。相对于孟尝君灭族、春申君灭族，信陵君才不得用抑郁而死，平原君是四公子中结局最好的一个，一生无大难，得善终。

    五大刺客

    荆轲、曹沫、专诸、豫让、聂政是春秋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刺客。荆轲刺秦王的悲壮、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勇，二人事迹流传千古。另外三名的英勇事迹也非常动人。曹沫是鲁国大将。在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时，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强迫他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被迫同意。曹沫以其忠诚的勇气和不烂之舌要回了国家的土地，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堪称最成功的刺客。专诸是春秋时期吴国人。吴公子光欲杀王僚自立，专诸经伍子胥推荐结识公子光。后来他用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死王僚，吴公子光因此而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作为刺客，聂政更为出名。他帮韩国大夫严遂刺死了与之争夺王位的侠累，后拨掉自己面皮，挖掉眼睛，掏出肚肠，自刎而死。聂政的姐姐跑去认尸，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英雄事迹，也自杀身亡。

    范雎

    范雎是战国时魏人，与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谋略家，为秦国的强大和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范雎早年家境贫寒，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一年后使得秦昭王的晋见，从此跻身秦国权要。为达到兼并六国的目的，他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使秦国由近及远，得一城是一城，逐步向外扩张蚕食，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对内，范雎提出“固干削枝”的政策打压秦国贵族权利，秦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家政权更巩固。范雎因此受到秦昭王的特别优待，身居相位十余年。

    甘罗十二拜相

    甘罗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少年英雄，12岁任秦相吕不韦的侍从。吕不韦想请大臣张唐赴燕，屡劝无效。甘罗为张唐分析天下局势，数列出使利弊，张唐叹服而欣然应命使燕。不久，经吕不韦荐举，甘罗作为秦王特使奉命赴赵。甘罗在赵国成功说服赵王发兵攻燕，秦国因此不费一兵一卒得城五座，被秦昭王封为上卿（战国时诸侯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丞相），满朝为之震动。在战国异人辈出的时代，甘罗年仅12就能以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成为强大齐国的丞相，这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李冰

    李冰（前302—235），今山西运城人，是我国科学治水的典范，战国时期伟大的水利学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他领导创建了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秦昭襄王末年（约前256—前251）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李冰创建的都江堰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修建了岷江流域的其他水利工程，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工程专家。

    毛遂自荐

    公元前258年，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个门客同行，还差一人，毛遂自荐前往。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三年，在诸多门客中地位甚低，因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平原君不怎么重视他。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明了自己的才能，终于脱颖而出，得到平原君的认可。他们一行见到楚王之后，平原君与楚王议论很久，楚王仍然没有答应派兵救赵。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持剑威胁楚王，并直陈利害关系。楚王被毛遂正气凛然震动，当场答应与平原君歃血为盟，出兵救赵，赵国之围很快解除。平原君回国后，认为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遂拜毛遂为上客。成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就是来自这一历史事件。

    钟离春

    钟离春，战国时期齐无盐邑（今山东省东平县无盐）之女，齐宣王之王后，中国有名的“四大丑女”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有载的第一位著名女政治家。钟离春又称钟无盐，她德才兼备、容颜却极其丑陋，到了四十岁仍未嫁，钟离春虽然长得非常难看，但她志向远大。当时齐宣王执政，政治腐败，国事昏暗，而且性情暴躁，喜欢吹捧。钟离春为拯救国民，冒死请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危难四条，并指出如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大为感动，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其谏议为宣王所采纳，立为王后，从此齐国大治。

    孟母

    孟母（？—前317），仉氏，孟子的母亲，战国时期以教子有方而著称。孟母是位伟大的女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按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才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孟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活动，至今还留传有“孟母三迁”的美谈。孟母的“断织督学”也成为教子典范。如今在山东省邹城县北二十里的马鞍山麓，还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历代都有石刻颂扬她的坚贞志节与慈母风范，并建有孟母祠。

    孙膑与庞涓

    孙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与庞涓一起拜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在魏国做官时被庞涓陷害，失掉了两块膝盖骨，以致终身残疾。后来，孙膑逃到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公元前341年，魏国派庞涓出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孙膑出兵救韩。孙膑先采用当年“围魏救赵”的战略，不直接救韩，却举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庞涓接到告急文书，只好退兵救魏。庞涓没有一心回兵，而是派人查探齐军人马数量和去向。手下人察看了齐军第一次扎营的地方后报告说：“齐军建的炉灶够10万人吃饭用。”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魏军赶到齐军第二次扎营的地方，数了数炉灶，只够5万人吃饭用。第三天，魏军赶到齐军第三次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发现只够2万人用的了。庞涓这才松了口气，得意地分析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怕死，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工夫，就逃走了一大半。”于是命令魏军不分昼夜地猛追齐军。当魏军追到马陵，前面的士兵报告说：“路被木头堵住了！”庞涓上前查看，去见一棵树的树皮被刮掉一块，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下！”没等魏军反应过来，齐军乱箭齐发，魏军溃败，庞涓拔剑自杀。

    忘年之交

    今天人们称那些不依据年龄大小而按照双方理想志趣结交的朋友为“忘年交”，然而，忘年交最初并没有此意。战国时期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忠君爱国，满腔热情，不幸遭到小人嫉恨，失宠于楚王。诗人屈原整天为楚国的前途忧虑，吟诗抒怀以表达自己的苦闷。屈原在《橘颂》里提到：“年轻人，我愿与你作个忘年的朋友，不屈不挠，为真理奋斗终身。”这里的年轻人，指的就是志趣坚定、赋性坚贞、植根深固的橘子。这首诗暗喻了屈原以物喻人的文学才华。屈原与人解释说，我已年近五旬，而这些橘树才十多年，我欣赏橘树的品质，愿与他交个不以年龄为界的好友，做永远忠于国家的人。这就是忘年交的由来。

    将相和

    廉颇是赵国大将，战功赫赫。蔺相如起初是无名小卒，在和氏璧问题和渑池会上处理问题得当，被赵王封为相，职位高过廉颇。廉颇对此很不服气，他对人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蔺相如闻言，遇到廉颇都绕着走。同朝为官总有时候躲不过去的，一天二人恰好碰面，蔺相如又要避开。其门客以为他怕廉颇，就有些看不起他。蔺相如说：“秦王多强大，我却在朝堂上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们，难道我就单独害怕一个廉将军吗？我想，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正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在啊，如果两个老虎相搏斗起来，那情势发展下去，一定不能一起生存，这正合秦国的心意，我对廉将军一再退让，正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把私人恩怨的小事抛在脑后啊！”廉颇听闻，羞愧万分，就袒露身体背着荆条，亲自到蔺相如家去谢罪，说：“我真糊涂，差点儿误了国家大事。料想不到您的胸怀这么宽广啊！”两人从此誓同生死，共同保卫赵国。

    诸子百家

    背景

    中华民族作为四大历史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涵盖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开始蓬勃发展，堪称学术的黄金时代。当时，由于政治局势发生剧变，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招揽人才，贵族政治逐渐走向没落，正面临着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都在进行着复杂而激烈的争斗。于是，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从本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解释，或提出个性鲜明的主张。他们各自著书立说，云游讲学，高谈阔论，互相辩难，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世人，一时间，就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争斗，其中，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文化基础的奠基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弥久深远的影响。百家争鸣具体来说，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流派的涌现以及各流派之间相互争芳斗艳的局面。

    “诸子”

    所谓“诸子”是指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诸子”后来指当时涌现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也是先秦向汉代过渡过程中各种政治学派的统称，也属于春秋后期才产生的私学。

    “百家”

    所谓“百家”是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百家”意味着当时的思想家比较多，其实就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是诸子根据各自思想的不同形成的学术流派，因此“百家”和“诸子”之间有着紧密的相连。发展到后来，人们往往将“诸子”和“百家”相提并论，用“诸子百家”来统称先秦的学术思想派别。这里的“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

    百家由来

    对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是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的。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首次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他的《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等五家，使得百家成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承袭了刘歆的说法，并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便根据他的提法把“小说家”去掉，将剩下的九家统称为“九流”。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界全都依从了班固的观点，百家于是就变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又增补了“兵、医”两家，他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直到现在，人们对于“百家”的看法还是各有依从。

    九流

    “九流”具体指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六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首次对诸子百家进行了划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的最后一篇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论六家要旨》，在那里，司马谈将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进行仔细地归类划分，分为六个学派，分别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可以说是开创了将“诸子百家”归类划分的先河。

    名家

    名家提倡的是循名责实的学说，这一流派提倡“正名实”，也就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在战国时期，天下动荡纷乱。礼崩乐摧，很多礼法都是名存实亡。正是这种契机，促使了名家的崛起，他们注重强调事物的“名实相符”，试图让天下的万事万物步入正轨。名家着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相比，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正名实”的方法。他们对事物的分析主要依靠逻辑思维，而所辩论的内容，又多半是一些与政治实务不相干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领域里，一直都被冠以“诡辩”的恶名。名家最后走向没落，除了是因为不受统治者的支持以外，也是因为后来的弟子们没能提出超越前人的主张，始终走不出前人的园囿。

    阴阳家

    阴阳家从自然观出发，依循《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根据《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了“大九州”的论断，认为中国是赤显神州，里面有小九州，而外面则被称为“大九州”之一。从历史观的角度，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进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也就是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照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事万物都与五行密切相关，各自拥有自己相关的五德，然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论证当时的社会变革。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同儒家的仁义学说。同时又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了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依然存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内容就融入到了儒家的思想体系里，还有一部分内容被原始道教所吸收，因此，曾经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就不复存在了。邹衍（约前305—前240），战国晚期齐国人，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学问迂大而宏辩，所以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又称邹子。邹衍曾经游学稷下学宫，凭借满腹经纶名重于齐。到魏国后，受到了魏惠王隆重欢迎。到赵国，平原君将他视为座上客。到燕国，燕昭王亲自在前面为他引路扫尘，听他讲学，为他修筑竭石宫，对他行弟子之礼。可见，邹衍作为阴阳家的代表，在历史上是颇具影响力的。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都已经亡佚。现在只能从《吕氏春秋》、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一些段落里领略他的思想。

    纵横家

    所谓“纵横家”是指到处宣扬“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的政客。上面已经介绍过，苏秦和张仪是历史最著名的纵横家。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张，历史上就不会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纵横学和纵横家了。苏秦和张仪的学说多散见于史书之中，而鲜有专著。

    苏秦字季子，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研究纵横之术游说各国，但并没有得到采用，于是便改为游说六国合纵抗秦。起初，六国都对他的主张很感兴趣，他也因此成了六国的宰相，可是后来，终因六国不能合作，他的合纵策略土崩瓦解。最后，在齐国被处以车裂。苏秦有《苏子》三十一篇，现在已经亡佚。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里的记载有所不同。张仪是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的纵横家。后来到了秦国，出任秦国宰相，期间使用卑劣手段游说各国，使得各国单独和秦联盟，各个击破了六国，瓦解了它们的合纵，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完成了统一。《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以及和他有关的材料，如今已经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能算作一个流派，因为他并非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之列后，这个学派才被正式定名。当时，各流派为了让自己的主张成为主流话语，都相互吸取对方之长，然后用以攻诘对方，或用以补充自己学说的缺陷。“杂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他博采众长，将各流派的主张中可取的东西兼容在一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策略。

    杂家代表

    说起杂家，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代表。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曾在秦国担任相国13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本是一个大富商，但却很有政治眼光，利用自己的殷实家产，将身为赵国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当成奇货好生供养起来，终于用金钱开路，为异人谋得太子一位，让他顺利地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而吕不韦也因此被封为万户侯。后来，赢政接替异人之位，因为吕不韦在朝中专权，便将其罢免，吕不韦到头来落了个自杀的下场。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由他组织手下门客编写的。堪称杂家著作中的泰斗。

    农家

    农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代表人物为许行。农家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探讨和总结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技术，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呼声。《汉书？艺文志》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以为：“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农家的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等等，均已佚。《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等书中有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辩证法思想。

    小说家

    小说家大多出身稗官，也就是出自以说故事为生的人。《汉书？艺文志》中介绍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小说家都出自民间。因此，小说家的主张足以代表全国各地的民风民俗。然而，却也因为他们终究是小道消息，所以并不被世人所看重，这也导致他们最终走向灭亡的最直接原因。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通称，也用来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进行研究的流派。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在我国古代，各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国将军事放在了第一位，企图用武力征服天下，这样一来，穷兵黩武就成了当时各国的特色。当然，战争是讲究一定战略的，因此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涌现出来一大批以研究兵法为主的兵家，他们根据实战的经验以及对战争的研究制定了相关的兵法。关于兵法，可以将它看成是国家战略上的指引，也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指导如何领兵打仗的兵书。因此，兵家在历史上是颇受关注的。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最早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基本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也随之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就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黄老学家

    黄老学家是道教学派的一个分支，因奉黄帝为始祖，老子为近祖，所以得名黄老学家，主要代表有慎到、田骈、接子等。黄老学家立足于老子天道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家的德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形成自己清静无为、爱民惠民、刑名法术的新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较大。

    儒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长期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而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得以展开的。儒家学派就是将这些文化要素全盘吸收后，又将它们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流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率先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改“学在官府”的贵族特权教育，而大力宣扬“有教无类”，从而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有了广泛而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被全社会所接纳并逐渐儒化全社会。

    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口号，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成为正统思想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此以后，便成了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汉朝以后，历朝历代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将儒家著作改得面目全非，儒学也因此随着朝代的演变而被演变成了许多学派，其中就有程朱理学、心学等派别。民国以后，得以保存的就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促使国人重新对文化作出反思，因此就有许多人又对儒家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从而产生了新儒家。发展到现在，儒家的地位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

    儒家的核心思想

    儒家最为崇尚的就是《周礼》，他们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这样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就是“仁”。“仁”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深受历代统治者以及学术界所尊崇，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儒家的伦理观

    “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所谓“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如果想要实践仁德，就离不开“忠”和“恕”。“忠”就是尽自己的本分；“恕”就是推己及人。提倡用“礼”、“乐”来教化人、约束人的行为，从而陶冶人的性情。儒家的伦理观其实又被称为伦理儒家，它的主旨就是：讲求三纲五常的同时也强调孝道，家庭和睦，社会团结等等。总体来看，儒家的伦理观有功有过，我们现在应当学习的就是它的功的一面。

    儒家的政治观

    儒家倡导的是民生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孟子说了一句话，对这种民生政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人，其次才是国家、政党、统治者。这样以来，正好契合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归西周时期的德治。从而让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各尽本分，以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就是儒家的正名思想。儒家的政治观又被成为政治儒家，因为其中有些方面是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所以它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儒家的教育观

    儒家首次打破了贵族教育的局面，首倡平民教育，让教育走近千家万户，使得私学得以兴起。儒家的教育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经济与教育统一；个体与社会统一；本体论、任性论、道德论与教育论的统一；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的统一。说到儒家的教育观，我们不能不提到孔子，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颠覆了“学在官府”的世俗观念，他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最为理想的教学方法。他还提倡“温故知新”以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让古代教育走向宏观，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儒家的宇宙观

    儒家对鬼神之说始终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这和儒家利用礼乐来达到对人民的教化的初衷是相吻合的。虽然不谈论鬼神和人死后的事情，但是孔子却抱有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的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

    儒学的影响

    我国古代整体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在中国文化领域独领风骚。自从汉武帝遵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文化就一直作为正统思想而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它也因此成了我国先民理论思维的源头，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儒学着实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也不可能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我们汉民族以及全中国其他民族的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也一直是指导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学对国民的教化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儒学的影响，才使得中华民族拥有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特殊气质，儒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不会因为时空的转变、社会的前进而有丝毫改变，反而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与时俱进，经久不衰。

    道家的形成与发展

    道家是我国古代的主要哲学派别之一。该派因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而得名。道家产生于春秋后期，据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记载，道家最初被称为道德家，从《汉书？艺文志》里才开始称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因此提出了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主张。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首倡以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并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著名论断。认为万物始于道又终于道，而道是永恒不变的。老子还认为，道是普遍的法则，并由此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道家的代表，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使得道家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可以和儒家、墨家等大家相提并论的派别之一。

    道家的核心思想

    “道”是老庄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万物的本源。“道”便是循环不息。道家遵从虚无、飘渺的论断，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当顺应自然，便可达到“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的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追求逍遥以及心灵上的释放。因此，道家大肆张扬自然主义：主张回归自然，不脱离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此，老子提出了人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保持和发扬人朴素的自然本性：提倡反璞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

    道家的政治观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不断，百姓疾苦，人们只有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去治理天下，才能换来天下的和平安定。并希望最终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因此，道家的政治观就是清静无为，说无为就是无不为，所以不必求诸于神而应以自我为神。他们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精辟政治主张，他们认为在上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而治”。“无为”其实就是“顺应自然”。圣人治理天下，就是要顺应民心，不能干扰百姓的天性，要让百姓自然地去发展。

    道家的人生观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着实超过了一般的世俗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并非人为，而是认为天下的至善，要端在于返璞归真。道家强调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于清净无为，返璞归真，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本性，因此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达到至善。另外，万物都有其对立面，物极必反。如果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必然会达到相反的效果。因此，道家要求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所有礼教上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所以，在精神上，道家追求的是宁静与自由。

    道家宇宙观

    道家的宇宙观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并附带有阴阳学的五术，组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字宙学体系。主要将地球分为三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那个三界。第一界就是人、事、物，第二界就是天、地、人，第三界就是时间、空间、宇宙。现代科学往往将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称作时空，也就是宇宙。而在古代，宇宙并非此意。那时所讲的时间，不像现在的时间只有单纯向前的一面，道家文化的宇宙观中所讲的时间同时还承载着负时间，也就是向后倒退的，甚至还有零时间，也就是停止的状态，其次才是正时间，犹如我们现在所讲的向前行进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了超前预测的方法。

    道家对隐士影响

    道家的社会哲学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并不是目的本身，所以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不需要提出什么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善恶，故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生存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存之道。正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以自我发展为主的，更多的是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有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安定了中国千百年来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中的士大夫，让仕途上不得志的他们有了新的寄托，那就是听从道家的主张，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远离世俗纷扰，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这些正是古代隐士的真实写照，因此，道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隐士。

    法家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先进的诸侯国逐步开始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让自己的国家在争霸中取得霸位。于是，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的社会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后来便发展成了法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内容。有了思想的指导，各诸侯国真正进入了变法的高潮时期，法家由此真正产生并走向兴盛，随后便有了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法家思想。秦始皇正是用法家的思想完成了全中国的统一，法家是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这一时期是法家的全盛期。可是好景不长，法家随着秦王朝的颓然崩溃，也从此走向没落，被儒学所替代。尽管法家在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它却成了我们研究秦朝历史的重要参考。

    法家的核心思想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为重视法度的一派，它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家认为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品的所有权；“兴功惧暴”，也就是鼓励人们立战功，从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以在兼并战争中获胜。法家强烈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积极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车轮是不断向前的，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进，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地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另外，法家还非常重视耕战，即农耕和战争，他们主张严明刑法，赏罚分明。

    法家影响

    法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后世的封建法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纷乱的战国时期，更是起到了整治社会秩序、富国强兵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注重实际需要，不崇尚空谈。春秋战国历经几百年的战乱，正是因为法家，才得以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封建制度经过法家之手，在2000多年前就确立了郡县制，使得推行法家主张的秦王朝的政体成了后世历代王朝争相效仿的楷模。可见，法家就像涌动的暗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着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但法家仍存在着它固有的局限，法家为了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而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的的某些限制措施，对后世造成了不良影响。

    墨家的形成与发展

    墨家学派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该派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子早先学习的是儒学，后来他认为儒家注重礼乐，主张厚葬，对于民生极为不利，于是便极力反对，最终丢弃儒学，而开始创建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对上劝谏王公大人，对下教习匹夫徒步之士，他广收生徒，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被称作“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到的俸禄也必须向团体奉献。墨家成员大都产生于职业士兵或雇佣军中，因为只有亲历战火的普通人，才能有真切的厌战感，才会渴望和平。

    因为墨家主张的是“兼爱”、“非攻”等尚贤尚同的政治纲领。讲求的是刻苦与节俭的生活，这些都很难遵从，又因为有关记载甚少，所以日后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

    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墨家的思想体系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哲学思想上的严密逻辑性，以及其辩学上的深奥。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些都反映了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思想特征。同时，这些主张揭露、抨击了贵族统治者的奢靡生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墨家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墨子的本身成份——“贱民”分不开的，从而就决定了墨家的阶级命运。因为小生产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所以代表其思想的墨家也从未占过上风。墨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根本，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做到兼爱，才能使国家得到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来进行政治通知，才能使社会得以安定。认为之所以人类受到战争纷扰，都是因为人类曾经积下了种种罪恶，是因为人类互相之间不相爱。

    墨家的伦理观

    墨子提出的“兼爱”主张，是墨家思想的精髓，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一种挑战和突破。墨子曾潜修孔子的学说，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所提倡的“仁爱”说是为世袭贵族制度、为“亲亲”“尊尊”的宗法观念服务的，儒家之爱实际上是将平民百姓放在了被奴役和驱使的位置上。墨子认为这是一种等级之爱。于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兼相爱”，“兼以易别”，以“兼”来代替“别”。这是很具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次把平民当成了爱的主体对象。这种对宗法传统、等级思想的批判精神和朴素的平等思想，在以后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不断地得到弘扬。

    墨家的政治观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精髓。墨子主张“尚贤”、“尚同”，提倡任人唯贤，消除等级观念，从而使天下得到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士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当中。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主义政治，为的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强烈要求革除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平民民主政治主张的第一人，从这一点看，墨家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对照墨子之后的儒家政治思想和主张，更能显示出墨家在政治方面的历史进步性。

    墨家的经济观

    在经济观方面，墨家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用以减少久丧厚葬以及奢侈浪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加速生产效率，有利于发展经济。并且墨家还非常重视生产技术，他们认为生产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颠覆了许久以来注重烦琐的丧葬仪式，看重物质享受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一次经济上的伟大进步。

    墨家的宇宙观

    墨子提出“非命”论，他认为命运不能够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他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蕴含了不少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另外，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也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能够决定自然界的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能对人世的政治起着支配的作用。他坚信“天之爱民之厚”，只要君主违背了天意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反之，如果君主顺应民意，必会得到上天的赏赐。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会专门针对人间的君主或贵族进行赏善罚暴。

    墨家的影响

    墨子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长久处于阶级压迫下的小生产者被解救出来后，在阶层上具有的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被后世唯物主义思想家继承并发展，而他的神秘主义的糟粕却也被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借鉴和吸收。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就中国的主流思想而言，墨家的学说往往被视为异端，他的学说可以说是对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颠覆，首次把关爱的目光转向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主张阶级对等，体现了人生关怀，公然向统治阶级和旧贵族挑衅，为后世的农民战争提供了精神鼓舞。

    典籍

    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所以金文也叫钟鼎文。据容庚《金文编》记载，金文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起商初，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记事涉及面很广，为后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论语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记录整理而成。《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主要的经典之一。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六艺

    “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儒家经书。《乐》已散失，其余五部与《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并称“四书五经”。儒家也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才能。即“礼”为礼节，“乐”为音乐，“射”为射箭技术，“御”为驾驭马车的技术，“书”为书法，“数”为算法。

    道德经

    《道德经》又名《老子》，微言大义，虽然只有短短五千言，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都遵照自然规律而发展变化，而“道”就是世界的本源。全书体现了老子哲学的精髓——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对于人而言，他主张学习处世的智慧，低调生活，以柔克刚；在政治、社会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尽管《道德经》中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狭隘，但是总体来看，《道德经》却使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动摇。可以说，《道德经》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

    尚书

    《尚书》本称“书”，汉代时改为“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件和部分事迹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现存《尚书》部分内容是儒家后来加上去的，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起自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100篇。它汇集了大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是研究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的“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录君臣谋略史事；“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性质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而且对《尚书》的真伪、聚散考订复杂，后人对《尚书》的理解就非常困难，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只能根据先秦语言进行翻译。历代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和注释很多，最通行的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合编而成的《十三经注疏》，虽然也真伪参半，但还较有参考价值的。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过去只称为《诗》，后来儒家的学者把它奉为经典，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共收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类。风有周、南、召南、邶、卫、王等共15国风，共160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作品；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大雅全部是贵族作品，只有小雅是民间歌谣；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都是贵族的作品。《诗经》的精华是民歌部分。

    它鲜明地表现了人民的爱憎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面貌为我国古典诗歌奠定现实主义基础。

    “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指的是《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风，是指国风，就是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雅，是周王京畿的乐歌，周王京畿被周人称为夏，古代雅、夏通用，故有此称。“雅”分大雅、小雅，意与后世的大曲、小曲相近。颂，是形容、赞颂的意思，是当时统治者进行祭祀时的乐歌。

    赋比兴是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最早用于描述《诗经》。赋，是陈述铺叙的意思的创作，详细生动地叙述物象。南宋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这种写法，雅诗、颂诗中较多，国风中较少。比，就是比喻，以这种物体比喻那种物体。如《魏风？硕鼠》以大老鼠比喻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兴，是“起”的意思，有开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先言咏起所咏之物，也就是说用事物作开头，再引出自己想要说的事物。赋、比、兴对于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形象塑造、心理描写、意境形成等都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发展成为诗歌常用的创作手法。

    春秋

    东周各国的史书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得以保存，成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春秋》原文只有18000多字，简练地记载了鲁国十二代的历史，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的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由于文字短而所含内容长，所以原文不易为人理解，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对《春秋》进行了诠释。《春秋》编撰具有非同小可的历史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对记录历史的真实性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孔子还开了私人著书的学术先风，后来的百家争鸣与此有莫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春秋》中明确的时间顺序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影响很大，其内在的法律精神和外在委婉平易的“春秋笔法”也为后人所称道。

    左传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以《春秋》为基础，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是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基本以《春秋》十二代君王的次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主要内容有：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当时的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无所不包，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左传》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在史学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还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典籍，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

    国语

    《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记载了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的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重要史事，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在内容上记录了春秋各国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情况，是研究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材料。在思想上，《国语》较为崇尚礼的规范，德的精神，突出忠君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人才和民意，含有很强的民本思想，这是我国几千年的古文明中非常积极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

    《战国策》是书写战国时期的国别体史书典籍，所记年代约上接《春秋》，下至秦王朝统一。汇集了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等国的策士著作和史臣记载，展示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特点，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战国策》客观记录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的状况，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地记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士人的精神风貌、思想才干和人生风采，反映出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化的历史特点，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战国策》还是杰出的文学著作，在人物形象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方面运筹帷幄，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时期。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研究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等各方面医学理论，是我国中医学的圣经，几千年医药养生修炼的源头。《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立了中医学上的“脉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养生学”、“运气学”、“病症”、“诊法”等学说和医治手段，它不仅仅是对疾病进行机械的治疗，还包罗万象，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黄帝内经》堪称一部关乎宇宙天地、生命奇迹的伟大著作。《黄帝内经》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最早见于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书现存内容主要是《素问》、《灵枢》两卷。

    伤寒论

    《伤寒论》是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重点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后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进行辩证施治的医治方法。张仲景根据人体抵抗能力的强弱、病症程度等因素，提出“六经”的病症分类法，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从而根据病势进退缓急及症状特点对症医疗。《伤寒论》是张仲景对前人医学成就和自己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汉代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世医家奉为医学经典。

    楚辞

    《楚辞》中主要收录的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除了屈原，该书还搜集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但流传不多。《楚辞》中的屈、宋作品多涉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等，多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浓郁的抒情风格、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楚辞的基本特征。《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一统文学史的地位，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后人将以“风”为代表的《诗经》与以“骚”为代表的《楚辞》并称“风骚”，成为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三礼”

    “三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有关中国古代礼法、礼制、礼教的典籍，包含着信仰、风俗、刑政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它是记录周朝各种制度的典籍，汉世初出，汉代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周礼》全书六篇四十二卷，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系统地记载了周代的礼制体系，涉及到周王朝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仪礼》

    《仪礼》是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典礼仪节的第一部著作，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礼仪，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下17篇，分别是《士冠礼》、《昏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仪礼》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内容上只记载了各种礼仪的形式，没有相关的解释，文字艰涩难懂。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关于儒家礼制的资料汇编，在“三礼”中成书最晚，影响也最大。《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各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描述了儒家憧憬的大同社会，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总之，《礼记》内容包罗万象，集中而完备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甘石星经》

    战国时期，齐国天文学家甘德写了一本《天文星占》，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写了一本《天文》，后人将二人的著作合为一体，新书就是《甘石星经》，成为我国天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著作。《甘石星经》里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成就。记载了有关当时人们对月亮和月食关系的认识，肯定了日食发生在每月初一或最后一天，记录了800多个恒星的名字，根据天象划分了星官，记载了五星运行情况，还提到木星具有卫星的事实。书中还保留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星表，该星表比欧洲最早的星表还早200多年。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宰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该书保存了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补充了其他史书的不足。司马迁认为《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余万字。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又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以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则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涉及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是诸子各家学说。全书语言简洁，又生动形象，如“刻舟求剑”等寓言脍炙人口，流传千古。

    诸子散文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为宣扬自己的观点，纷纷著书立言，由此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的繁荣。《论语》的语录体，《老子》的格言体，《墨子》的专论体，《庄子》的诡辩艺术，《荀子》的说理艺术等，都是散文佳作。诸子散文各具风采，其中又以《庄子》成就最高。

    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是相对于诸子哲理散文而言的，一改诸子散文析理论辩、记人记事的风格，而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涉及诸侯国之间纠纷缠斗的政治、军事、外交诸多事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这种散文的代表，以《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最高。其中《尚书》收集了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散文集。

    经济科技

    先秦经济

    先秦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夏朝时，人们的农业知识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出土物铜铲等就是证明。西周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实行井田制；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春秋战国时期，土地逐渐私有化。商业和手工业兴起是在商代之后，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西周时允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的商人可分享政权，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渐繁荣，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战国时代，各种形式的货币出现。

    恒产论

    “恒产论”是孟子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内容是要求国君或朝廷把耕地授与劳动人民永久经营的田制思想，实现人与土地相结合，建立起家庭生产方式。孟子从安定社会秩序出发，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财产，是维持人本善的必要条件，巩固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国家推行这种小农经济才能使人们致富，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稳定。

    农战论

    农战论是商鞅主张国家富强的一种经济思想，《商君书？农战》中完整阐述了农战思想和政策主张。“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农战论就是重视农业和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主张力求“农”和“战”完美结合发展，以达到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目的。农展论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思想，为建设中央集权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平籴论

    平籴论是战国初期魏国相李悝提出的稳定粮价的措施。李悝为五口之家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得出农民生活异常困难的结论。李悝认为，粮价太贵或太贱都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为了减轻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只有保证粮价的稳定。而粮价的稳定又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李悝提出“尽地力”的办法，即增加农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通过平衡粮价，使农民生活得到保障，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这样就发挥了土地的潜力，达到国富民足的境界。平籴论实际上是利用经济杠杆来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本末论

    本末论是古代以“本”和“末”来描述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先秦时期表现为重本抑末论。当时的思想家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尤其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促使统治者为富国强兵而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活动首位。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的典型事例。秦汉之后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重本抑末思想，“末业”的概念更为广泛，增添了商业和商贾，官营工商业出现。但已经出现反重本抑末思想，发展民间工商业的观点在不断扩大影响，元代通过重商来指导对外贸易。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的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的呼声。鸦片战争后，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愈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才论

    “三才者，天地人也”。三才论讲的就是天地人之间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易经？系辞下》、《吕氏春秋？审时》对三才论都有所论述。三才论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被广泛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为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同

    “大同”是中国历史上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同”一词最早出于战国末期的《礼记》，孔丘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资其子，使老有所终，状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句话，大同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

    官山海

    “官山海”即“管山海”，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山林川泽的资源，属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干涉主义。“官山海”理论是最早由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提出来的，《管子？海王》中有“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字样。西汉的《盐铁论》中也有“食湖池，管山海”的说法。在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这段历史中，“官山海”的内容主要指盐、铁二者由国家专营。后来酒、茶也收罗在专营的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宋代，香料、药材等也归国家专营。到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官山海的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自由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子母相权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大臣单旗反对，首次提出子母相权论。它是一种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子母相权论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个理论，对后世货币理论研究影响较大，《国语？周语下》中详细记录了单旗的货币思想。子母相权作为成语在今天又有新的含义，即经商取利或放债取息。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兴盛于分封制式奴隶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因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土地被分隔成方块，形状像汉字“井”，故称“井田”。西周时期，井田制达到鼎盛。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分封制，当时井田属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规定封建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井田制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周走向强盛。

    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开始土地交易活动，土地个人私有制出现。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至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井田制彻底瓦解。

    奢俭论

    古代的“奢”、“俭”隶属经济思想范畴，“奢”与“俭”相对应而存在，先秦诸子一致崇俭黜奢。儒家为了维护消费等级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即人在消费过程中超出了周礼的规定为“奢”，低于周礼等级标准就为“俭”。墨家提倡“节用论”，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时应本着有用性的原则适度消费额。道家则宣扬“无欲”，反对和排斥对奢侈品的欲望，崇尚知足。先秦诸家的奢俭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是中国人以俭为美德思想观念的渊源。

    民本论

    民本论主要是先秦思想家对人民地位、性质及其作用的认识，著名代表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民舟水喻。主要内容包括民为邦本、立君为民、民主性思想几部分。“民为邦本”是民本论最基本的含义，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国家兴亡和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立君为民”是对君主提出的要求，君主要做到治国为民，从思想上重民、爱民，在经济政策上利民、富民，在政治生活上安民、济民，在文化上教民、育民。除了民本思想，民本论中还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成分，如“天下为公”、“主权在天”、“立法利民”、“恭行天罚”等。

    义利论

    “义”，指人们行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利”，泛指各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义利论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人们逐利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中国不同时代有各种义利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义利观各有不同，儒家思想的“义以生利”，先义后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经济思想。墨家主张“交相利”，即各阶级之间彼此尊重，利人利己。道家提倡“无为”，既反对仁义，也反对追求财利。法家重利轻义。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法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贵义贱利成为正统的经济思想教条。虽多有反对之声，义利之辩也不时出现，贵义贱利却也一直作为正统经济思想流传。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战、汉文帝的重农措施、清初对经济的调整等，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典范。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破坏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这样一来国家赋役的来源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突破社会固有的关系，届时一切封建秩序都陷于混乱。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而使得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加剧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货币拜物教思想

    货币一产生便成为人们追求和崇拜的对象，中国古代的文字作品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很多货币崇拜现象。先秦时期曾流行一句民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表现出金钱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吕氏春秋？去宥》中通过一位求金欲者的故事讲述黄金在人们眼中的魅力，《史记？货殖列传》甚至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和元末高明的《乌宝传》更是货币拜物教思想这种文字资料的代表。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优秀作品多采取刺世文章的形式，主人公多为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大贾富商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也是金银崇拜在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赋税”的由来

    从“赋”字的汉字结构来看，它由“贝”和“武”二字组成。“贝”是古代最原始的事物货币，后来指代珍宝、货币；“武”即武力、军事，代指强制性手段。西周周王室和诸侯国君对所征的兵车、兵器、衣甲等军用品称“赋”。“税”字由“禾”、“兑”二字组成，有兑换的意思，即农民交纳粮食，国君诸侯保护他们的土地和人身安全。赋、税二者性质本不同，自秦汉起才有“赋税”一词，通常指按地、丁、户征收的土地税、壮丁税、户口税等。后来逐渐演化为多种税的统称，与“租”基本相同。

    华夏第一商

    通常认为华商始祖为夏朝时商部落首领王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还有记载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服牛乘马，以为专利了。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王亥是位英明能干的首领，他把商部落搞得欣欣向荣，率领拉着货物的牛车队伍到其他部落去进行物与物的贸易，导致部落经济的发达，人们就把他们的部落称为“商人”。商取代夏，王亥和他肇始的商业活动功不可没。王亥作为部落首领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经商：在跟易氏的部落进行交易时被杀。王亥源于河南商丘，商丘政府近年花巨资修建了“商祖文化苑”。今天的商人通常都会到商丘来祭祀商祖，以求商祖保佑他们事业有成、发财致富。

    白圭

    白圭（前370—前300），名丹，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先后在魏国、齐国、秦国做过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他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治生之术”等古代经济思想。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他根据古代岁星纪年法和五行思想，认为天时的好坏与农业的丰歉，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规律。这种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又形成了白圭经商致富的原则思想，即“治生之术”。他“治生”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正如今天流行的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自己反而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自己就大量抛出，这种低进高出的做法必能积累财富。就个人素质来说，白圭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基本品格，在做生意上利人利己。同时，商人还应具有极强的自制力，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

    最早女商人

    《史记》里记载的巴寡妇是中国最早的女商人。巴寡妇名清，生于秦代，继承了祖传的丹砂矿。因她勤劳能干，经营得法，开矿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成为除皇帝之外最富有的妇人。据查，在秦朝时期，欧洲尚未出现规模上万人的“企业”，因此可以说巴寡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巴寡妇一样有中国女性传统美德，除了勤劳和智慧，作为商人她还为富能仁，将自己所赚的钱财拿来广做善事，还曾捐银一万余两资助修筑长城来保家卫国。秦始皇曾赞道：“能守基业，用财自卫，不容侵犯”，可称“贞妇”，特地为她修建了一座“怀清台”。巴寡妇的事迹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第一官商—管仲

    齐国人重商是世人公认的。管仲在从政之前也是位著名的商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管仲曾这样回忆自己这段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些话暴露了管仲的贪财行为，连自己的朋友都要算计，实在是精明。管仲治理齐国时，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因此本人也大福。《史记》记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由此可见管仲富极人臣的事实。管仲身为宰相而以富为人表率，齐国人争逐财利可想而知，直接导致了齐国商业的繁荣，引发了齐国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

    最早的关税通行证

    安徽省博物馆陈列着战国时代的一件通行证，名为“鄂君启金节”。金节是战国时期国君直接颁发的通行证。这块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为青铜制造，上有错金铭文，由舟和车节两组构成。每组五枚，形式相同，它们合起来恰好称为一个竹节的竹筒形。舟节和车节上的的铭文全部是由金缕错金而成。鄂君启金节是研究楚国交通、商业、地理、符节制度、楚国王权的集中和强化，以及楚王与封君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最早的关税记载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税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宋武公时，长狄族前来伐宋，宋国司徒皇父领兵迎敌，杀死地方元帅缘斯。于是“宋公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其中的“门”就是关，“征”就是征收关税。这就是我国对征收关税的最早记录。宋武公把一个“关”的税收赏给功臣，可见此时关税收入的丰厚。由此推测，中国对关税的征收时间可能会更早。

    最早的市场预测

    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最早提出市场预测，并主张官府积极参与市场预测。计然认为，根据市场需求的不足和过剩就可以推断出物价应该抬高还是降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级则反贱，贱下级则反贵。”即价格提高，社会需求量就会减少，商品就会因过剩而价格下跌，而价格的家底又导致社会需求量的增加，商品供不应求而涨价。这与马克思的市场价格规律相似。鉴于市场价格的变幻莫测，计然主张“平齐物”，即谷贱时官府收购，谷贵时官府评价出售，从而到达稳定物价的目的。这种思想堪称国家干预经济的源头。越王构建采纳了计然的经济思想，越国很快国富民足，成为春秋强国。

    最早的货币

    贝壳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称作“货贝”。贝具有坚固耐用、不易磨损、轻便灵巧、易于支付的特点，是充当货币的适宜材料。而且贝壳色泽光洁，形态美丽，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贝通常以“明”为计算单位，两串10个或20个叫做一明。贝除了用来做商品流通之外，还经常被当作珍贵的赏赐品，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这种贝币。所以汉字里很多与财富及价值有关的字体中有含有贝，如财、货、资、贮、贫、贱等。

    水利概说

    水利是古代农业的命脉，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史上修筑了众多令世人惊叹的水利工程，为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水利工程历史悠久，早在夏代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设计水平很高的都江堰工程。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非常发达，出现了郑国渠、灵渠、京杭大运河、钱塘江海塘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规模大，设计巧妙，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丰富水文知识。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韩国看秦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实力，特派水工郑国赴秦兴修水利，企图利用浩大工程消耗国力。秦王嬴政就命令郑国在秦修筑郑国渠。在郑国的亲自主持下，一条长达300余里又不易塌陷的水渠修成。与韩国初衷所不同的是，郑国渠不但没有损耗秦国的国力，而且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关中干旱平原因此成为沃野良田，粮食产量大增，极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直接支持了秦国的统一。为纪念郑国的功绩，郑国渠的名字由此而来。郑国渠首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影响深远。

    都江堰

    战国后期，秦国为了统一中国，不断加强国内建设，尤其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命令水利专家李冰做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马上对蜀郡的农田水利状况作了考察。他发现蜀地四周都是高山，中间却是块大盆地。要发展农业，关键是要解决这里的农田灌溉和排涝问题。岷江从西边的岷山上流下来，湍急的水直流到灌县，因为地势突然变得平缓，泥沙就大量沉积下来，河床也增高，河水常常泛滥成灾。然而盆地的东边却被玉垒山阻隔，岷江的水流不过去，又常常闹旱灾。所以，李冰决定在灌县城郊通玉垒山，引水分洪。在此同时，为了将江水引到东边，灌溉东边的大片农田，他还在这段江中筑坝使水分流。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李冰终于组织数十万民工完成了都江堰这项伟大水利工程。此后，蜀郡的盆地也开辟出了千顷良田，成为有“天府之国”之称的鱼米之乡。

    农耕技术的发展

    农耕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演变上，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在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从材质方面：石，骨，木---青铜，铁。

    （2）从工艺方面：打制---磨制----冶炼，铸造。

    （3）从牵引动力方面：人力----畜力。

    （4）犁耕、播种、灌溉技术不断进步。

    五谷

    “五谷”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微子》，一老农对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通常认为稻、黍、稷、麦、菽（即大豆）是这里所说的“五谷”，也有人认为麻（指大麻）、黍、稷、麦、菽为五谷。不论哪种说法，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分类概念，可以看出稻、黍、稷、麦、菽、麻是当时最重要的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一词也成了粮食作物的总称。

    五谷的起源

    五谷是人猿分离和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基础，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农作物的栽培。稷（谷子）是我国原产，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说明我国在农耕时代就开始栽培谷子。从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黍穗和黍壳看，黍也原产于我国。我国最古的文献里将大麦、小麦通称为麦，后来大麦、小麦名词先后出现，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出土了小麦种粒。稻也原产于我国，根据多处远古遗址遗物看，早在四五千年到六七千年以前，我国的水稻生产已得到普及。世界各地栽培的大豆也是从我国传过去的，由于菽的难保存性，至今尚未发现大规模大豆的出土，但可以肯定我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植大豆。大麻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纤维作物兼食用作物，根据出土遗物看，新石器时代北方已经栽培大麻，南方可能也已栽培苎麻。

    蚕桑溯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传说中蚕桑、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这说明蚕桑生产在我国很早就已开始。直到公元5世纪，罗马人还不知道从中国运去珍贵丝绸是从蚕儿嘴里吐出来加工而成的。蚕桑在我国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被刀子切过的蚕茧，山东益都等地的殷代奴隶主的坟墓中还发掘到一种玉蚕饰品和丝绸残片，说明蚕桑已为当时人们所熟悉。在长江流域，江苏吴江县的梅堰发掘到印有蚕纹的黑陶，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绢片、丝带、丝线等。这说明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已经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了。

    陂塘

    陂塘及坡塘、池塘。《国语？周语下》中说：“陂塘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畜水曰陂，塘也。”韩愈曾在《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提到：“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曹寅作诗《闻蛙》：“南园旧经行，陂塘盛藻荇。”由此可见，陂塘是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芍陂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

    井灌

    井灌是利用提水设备提取井水灌溉农田的措施，是地下水的一种利用形式。井灌的历史悠久，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有木结构水井，是已发现的最原始的水井，距今约5700余年。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自战国后，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如唐代应用水车提取井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根据不同的砌护材料将水井分为石井、砖井、苇井、竹井和木井等，并明确提出井以深、大为佳。

    农具史

    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创造出许多农具。最早的农具原料是石、骨、蚌、角等，原始人类用石斧砍伐树木和杂草、整地；用尖木棒松土播种；用石刀、陶刀和蚌收割庄稼；用石磨盘、磨棒和石臼加工粮食。战国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主要有镢、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为铁制农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战国后期，铁制农具出现并推广，成为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铁制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清除大片森林变为耕地、牧场，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对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有重要影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汉以后中国农具种类逐渐增多，包括取水机具、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播种农具、耕除草农具、收获农具等几大类别，各类中又有不同的工具类型。

    “六畜”

    “六畜”指的是马、牛、羊、猪、狗、鸡，《三字经》里说道：“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共鸣器

    共鸣器是古人用以侦探敌情的工具。《墨子？备六》记载了几种战国初期的共鸣器。一种是在城墙根下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深坑，坑内埋置一个容量为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聪敏的人伏在瓮口听动静。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不仅可以发觉，而且根据瓮声的响度可以识别来敌的方向和位置。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个深坑内埋设两个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瓮，并将这两个瓮分开一定距离。根据这两个瓮的响度差来判别敌人所在的方向。还第三种方法是：一个瓮和前两种相同，也埋于坑道内；另一个瓮大，要能大到足以容纳一个人。将大瓮倒置于坑道地面，并让监督者时刻将自己覆于瓮内听响动。利用同一个人分别谛听这两种瓮的声响情形而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以上几种侦探方法被历代军事家沿袭使用，唐代李筌、宋代曾公亮、明代茅元仪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述了类似的方法。20世纪初一些国家和民族还继续采用这些古来的共鸣器以备战争需要。

    墨子的科学成就

    墨子不但是墨家的创始人，而且在科学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据说，墨子可能是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天资聪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600斤重的物体；制成的木鸢，能在天上飞三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还发明了坑布之法引导山民坑染布料。墨子还把自己对坑布技术的感悟上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这就是后来他写的名篇《所染》。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在墨子的著作中，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

    军事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也称齐鲁长勺之战。长勺之战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事中规模不大，但是它以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取胜而著称，也是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战事典范。中国春秋初期，即位不久的齐桓公，拒纳管仲内修政治、外结与国、待机而动之谏，于周庄王十三年（前684）春发兵攻鲁。鲁国谋士曹刿随着鲁庄公出战。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形势，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后，鲁庄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曹秽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攻破敌军。而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强大的兵力主动向鲁军发起连续3次进攻，都受到鲁军的挫败造成自己战力衰弱，斗志沦落。曹秽见时机已经到了，建议庄公传令鲁国全线出击，鲁军发动于是凭借高昂的气势，一鼓作气勇猛的冲向敌人，冲跨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秽阻止。曹秽仔细下车观查，发现齐君撤退的时候是手忙脚乱的，才下令继续追击，结果齐军遭到重创，齐以失败告终，最终鲁军将齐军驱逐出鲁国的边境。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时夏，宋襄公率军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回师，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的箭伤，连其禁卫军也悉数被楚军所灭。泓水之战因为思想保守、墨守陈规而导致失败，宋国也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越灭吴之战

    周元王元年至三年（前475—前473），在吴楚争霸战争中，越军于吴城（今江苏苏州）攻灭吴国的作战。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越军在笠泽之战中击败吴军后，随即进攻吴都吴城，未克。周元王元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吴国经多年战争，士民穷困疲惫，青壮年大多阵亡，无力抵御越军，一战败北。越军采用围困战法，包围吴城，长达三年之久。吴军终于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三年，越军乘势攻破吴城。吴王夫差率残部逃往姑苏山。越军追至，又将其包围。夫差派人向勾践求和，未允，被迫自刭而死，吴国遂亡。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晋文公战胜楚军，建立霸权的战役。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齐、秦、宋等国联合，进攻依附于楚的曹、卫二国。楚军北上援救，联合陈、蔡在卫国的城濮（今河南濮城）与晋交战。战争开始，楚占优势。晋军尊重诺言，先“退避三舍”，然后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猛击。楚军大败，晋国从此成为霸主。楚国通过侵略扩张，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各个弱小国家，中原除了晋、齐、秦三大国外，实际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当楚国正在分派重兵阻止秦国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之时，宋国却背叛了楚国，倒向晋国，既给欲图霸业的楚国当头一捧，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抱负。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居于劣势的晋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采取政治外交联盟，造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然后，避楚锋芒，退避三合，诱敌深入，合兵突击，取得决战胜利。此战的“退避三舍”方针，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秦军围攻韩国上党（今山西沁河以东地区）。上党郡守冯亭不敌，献上党于赵，借赵军抗秦，引发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战。开始赵国以廉颇为将，他凭借险要地势坚壁增垒，采取固守不战的策略。秦军久攻不下，历时三年。公元前260年，秦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赵王中计，改任赵括为将。秦利用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交战时假装不敌赵军，连续后退。赵括率领赵军开垒出击，长驱直入，攻击秦军营垒。秦军早有防备，赵军不能攻下其营垒。此时，白起派出两支奇兵，由左右两翼迂回，切断赵军退路。赵军被围困，只得筑垒坚守。赵王忙派兵增援。秦王知道赵派援兵后，便往河内（黄河以北）征发年满15岁的男丁参加长平之战，堵截赵国援军。9月，赵括将赵军分为四队，轮番冲击，企图杀出一条血道，但未成功。赵括被射死，40多万士卒被迫降秦。白起怕赵军日后反叛，只让年少体弱的二百四十人归赵，其余全部坑杀于长平。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赵军先后死亡达45万人，赵国实力由此大为削弱。

    长平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杰作，白起依靠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给赵军以毁灭性打击，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此兵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全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生优育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又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具有朴素的军事辨证意义。

    三十六计以次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代虢。

    最早的骑兵部队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我国古代军队中，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07年，赵国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胡族的入侵，抛弃了传统笨重的战车，开始改用“胡服骑射”，组建骑兵部队，于是在战场上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了主动。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孙子兵法》为春秋末年吴国的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全书共十三篇，分别是：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它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的合的天才产物。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是孙膑辞官归隐后，潜心军事理论研究，写成的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早有著录，其后失传，《隋书？经籍志》即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与7月两次公开出版。共364简，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该书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孙膑兵法问世之后，虽曾失传，但在《史记》、《通典》等古籍中仍然保存了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竹简《孙膑兵法》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该书因袭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杂有一些迷信观念，则属糟粕。

    《吴子》

    《吴子》相传是战国初期吴起所著的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末年已经开始流传。《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兵书。《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朝的姜太公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等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散佚了很多，尽管该书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宋代以来，《司马法》一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美化上古教化，突出仁义说教，它的拘泥保守的思想也是不可取的。

    政体

    春秋官制

    春秋时期的官制与西周基本相同，各诸侯国根据周天子的官制，在自己国内设置相应的小朝廷，个别诸侯国设置职官的名称与西周稍有不同。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基本上实行国、野制。国，是指国都及附近地区；野是国以外的远方农村。根据田、野的不同组织形式，分别设置各级官吏进行管理。

    战国官制

    战国时期是我国官制基本形成时期。总体来说，战国各国大都实行以国君为首，下有相、将二官分管文武的中央集权体制。丞相是百官中最高的行政长官，承君王之旨，辅理国政。将的地位仅次于相，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多以擅长统兵作战的武将充任。将职称将军，有时为了突出最高统帅的地位，设有上将军、大将军等。将军之下，设有国尉、都尉等高级武官。各国在地方多设置郡、县，实行以郡领县的两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是守，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守下设郡尉，主管郡内军务。郡下设县，长官称令。令下有丞，分管财政和讼狱；有尉，管军务；有司马，管马政；有司空、管县内土建工程及刑徒。

    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4年，鲁国废除过去按井田制征收赋税的制度，实行不分公田和私田一律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这就是“初税亩”。“初税亩”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国家不再凭借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而是以国家的身份依靠政治权力按土地数量征税，具有政治强迫性、收取固定性、缴纳无偿性的的特征，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正式形成。“初税亩”的实行使鲁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其他诸侯国纷纷仿效。

    九州、九鼎的由来

    相传黄帝将天下化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大禹治水成功后，利用九州进贡得来的金属，铸造了九个鼎（一说仅一鼎，因材料来自九州，故称九鼎），还在九鼎上记录了九州的地理状况。因此，代表天下九州的九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夏、商、周各代帝王都将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各诸侯国也希望据为己有。

    七教

    七教是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一种伦理教育术语，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之间各自应当遵从的伦理规范。孟子曾将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也有“五教”的说法。孔子的七教指的是：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谦让，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孔子认为这七教是治民的根本。

    庙号

    庙号起源于商朝，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的皇帝不称庙号，只称谥号。唐以后，谥号的文字加长，才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如建立唐朝的李渊是唐高祖，接替李渊即位的李世民是唐太宗。汉朝对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因此不少皇帝都没有庙号。后“祖”逐渐泛滥，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除了中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越南李朝、越南陈朝、後黎朝、莫朝、阮朝帝王也有庙号。

    谥号

    谥号是古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的称号，常见有表扬的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等，批评的炀、历、灵等，同情的哀、怀、愍、悼等。如广施仁义、敢做敢为的汉景帝，能克定祸乱、威强睿德的汉武帝。与一般人不同在于，皇帝的谥号由礼官拟定，报请新皇帝裁定公布。同一王朝各代帝王谥号是不能重复。早在西周时期谥号便已在贵族之间普遍采用。秦始皇为维护帝王的尊严，不准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评议，下令废去对皇帝之谥。西汉吕后当权时恢复谥号，一直沿用到清末。谥号最初只有一个字，发展到后来成了褒义词的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谥号也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越多，溢美程度最高，谥号最长的皇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尊号

    尊号就是表示对当权者尊敬的称号。秦统一之前帝王被称为天子、帝、皇、王、后等，秦始皇后则称为皇帝。为了凸显皇帝的权威，臣子们会绞尽脑汁在“皇帝”之前冠以一系列形容词加以润色，使之更加崇高和神秘。而且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太祖乾德元年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圣德皇帝”；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与之相对应的皇后及太后的尊号，称为徽号，如慈禧的徽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后是中国古代皇帝法定母亲的尊号，自西汉历代沿称。皇帝以嫡子即位后，生母在则以嫡母为皇太后，无生母则以先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先帝皇后皆无，则以抚育皇帝的先帝嫔妃为皇太妃，有时也加封为皇太后。皇帝以庶子继位的，则以生母为皇太后，如果嫡母也在，则并为皇太后，且嫡母皇太后通常位在生母皇太后之上；但是生母身份过于低微的，不能称太后，最多只能被尊为皇太妃。皇帝以旁支入继的，以继母（先帝皇后）为皇太后，且须认继母为嫡母。继位皇帝与先帝同辈、甚至较先帝为尊辈的，则以皇帝本人的法定母亲为皇太后。北魏比较特殊，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实施“母死子贵”制度，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皇子，一律被赐死。幼龄皇子需要旁人的呵护，因而出现保太后（或褓太后），她在新帝登基之后，以新帝之保姆为皇太后。因这项制度太残忍，北魏中晚期不再严格执行。

    皇后

    皇帝的正妻称皇后，在后宫的地位等同于皇帝在前朝的地位，是众嫔妃之主。皇后的名称从秦沿用到清末。“后”原意为君主，如大禹的儿子启称为“夏后氏”，射日的后羿等。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后”经常被用来代指氏族中的女性首领。后来词意逐渐演化为帝王的正妻。周以前天子的妻子还称为“妃”，周朝开始称为“后”。《礼记？曲礼下》明确规定：“天子之妃曰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与始皇帝相称的就是皇后。

    公主

    公主起源于周朝。周天子嫁女时，由同姓的诸侯主持主持婚礼，因诸侯被称为公，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当时诸侯的女儿也称为公主。从西汉开始，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为公主，且皇帝的姊姊称为“长公主”，先皇帝的姊妹为“大长公主”。汉代的公主有皇帝赐给的甲第，还都有自己的封邑，如舞阳公主封地就为舞阳县。晋代的公主封“郡”，简称“郡主”。两汉到晋的县主和郡主都指皇帝的女儿。至隋唐，太子的女儿为郡主，诸王之女为县主。明清两代亲王的女儿为郡主，郡王的女儿为县主。

    车裂

    车裂是古代一种非常残酷的死刑，普遍认为，执行的方式是：将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分别系于五车之上，然后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将肢体撕裂。民间俗称的“五马分尸”就是指车裂。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将“五马分尸”刑当作正式刑名颁于天下，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独一无二之例。车裂的残酷性一方面在生理加重了受刑者肉体的痛苦，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戕害了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德观念。因此，对受刑者来说，以全尸死去是他最大的奖赏。历史上死于此刑的有秦国的商鞅、宦官嫪毐、东汉黄巾起义组织者马元义、隋代礼部尚书杨玄感等。

    “陛下”

    “陛下”中的“陛”，原指帝王宫殿的台阶。《荆轲刺秦王》：“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此进至陛下。”这里的“陛下”就是大臣谒见帝王时所处的地点和位置。因帝王两侧的侍者时刻在皇帝旁边戒备，臣子称呼皇帝时不能直呼天子，必须先呼台阶下的侍者而告之，因而称“陛下”，意思是通过在你台阶下的臣属向你传达卑者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久而久之，“陛下”一词就成为帝王的尊称。

    圣上

    圣上是封建时代臣民对在位的皇帝的尊称。皇帝的权利极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皇帝的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约束皇帝的只能靠其修养，只有通过道德力量的感化、用圣贤的道理来教训他，把皇帝培养成有道德的“圣君”。因此皇帝就成了“圣上”。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表示以玩法作弊，颠倒是非。春秋楚襄王二十六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而弱小的郑国根本没有抵抗能力，郑国战败，郑王颉被俘虏。楚国公子围想冒认俘获郑颉之功，和穿封戌发生争执，一时没有办法解决二人的冲突。他们就请伯州犁作公证人，判定到底是谁的功劳。伯州犁命人带了郑王颉，向他说明原委。接着伸二指，用上手指代表公子围，用下手指代表穿封戌，然后问他是被谁俘获的。郑王颉受伯州犁语言暗示，加之被穿封戌俘虏，心底狠他，就指着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围所俘虏。伯州犁便判定这是公子围的功劳。伯州犁和郑王颉合作成全了小人，像这种枉法舞弊的行为就被后人称为“上下其手”。

    《法经》

    《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由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制定。《法经》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威胁国君统治的最大隐患，所以将它们放在最前面。由此可见，《法经》的阶级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将法律的锋芒直接指向劳动人民。《法经》基本汇集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法律成果，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战国诸侯曾侯乙墓中。曾侯乙编钟共65枚，分八组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刻着的乐律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中国两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恢宏的乐队，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的创造反应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

    最早的镀铬技术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很高的兵器。著名的秦始皇长剑历经两多年不仅表面没有生锈，剑身布满了精美的纹饰，而且锋利依旧。经过专家测定，宝剑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且比例掌握恰到好处，使得宝剑坚硬锋利而富有韧性。经测试还发现，这柄剑表面有一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这表明中国人在秦代就已经掌握了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现代人知道镀铬技术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德国人还因此申请了发明专利。谁也没想道早在2200年之前的中国就有了铬盐氧化处理技术，但古人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化学方法在兵器上镀铬至今还是一个谜。

    圭表

    圭表是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一种天文仪器，“圭”即度量。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度的，由正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圭”和直立在平地上的标竿“表”两个部件组成，圭和表互相垂直组成。根据正午时度量表影的长度可以推定二十四节气，从表影长短的周期性变化可以确定一回归年的日数。根据《考工记》可知，战国之前的人们已懂得使用铅垂线来校正表的垂直，用水平面来校正圭的水平。今天河南登封观星台和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保留着保留有古代珍贵的圭表。

    瓷器

    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已经是中国的代名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工艺较为粗糙，被称为“原始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当时的北人南迁及厚葬之风盛行，形成了以浙江上虞为中心的瓷器发源地。随着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至宋代时瓷业已达到最为繁荣的鼎盛期，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瓷器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众多的陶瓷产区，著名的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多姿多彩的瓷器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古文明文化，而且对东亚及世界古文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陶瓷与丝绸被世界并称为“中国两大物宝”。

    玉崇拜

    《说文解字》说，玉具有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等五个优美的特性，凡具这五个特性的美石都称为玉。由此看来，玉在中国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早在旧时期时代，中国古人就发现玉石的可贵之处，根据它比一般石头硬的特点，人们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根据它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但是由于玉石加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玉器并不多，只有族长、祭师等少数头面人物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所以玉器就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由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古玉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和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直到今天，人们一看见古玉，在欣赏它的造型、沁色、、质料时，心中油然而升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已出土的竹木简帛书

    竹木简帛书是纸张问世以前的书籍，盛行于甲骨文、金文之后的秦晋时代。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秦简有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的460支，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也出土了10种秦简，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六百余支。甘肃破城子旧居新发现简牍19000多支，是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

    帛书又称绍书，是古代用墨写在丝帛上的典籍资料。帛书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期，下限是南北朝。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帛书，是1942（一说1934）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这件国宝出土不久就落入美国人考克斯之手被带到美国，几度易手，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28件帛书，内容大部分是汉以后失传的佚书，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

    铜镜

    铜镜是古人用铜做的镜子，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不仅被用来照面饰容，还是一种可以驱邪的法宝。如古代的武士甲胄后背或前胸多嵌有一块“护心镜”。铜镜“观照妖魁原形”的功能还被用于今天的民居建筑习俗中，人们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意为镇邪驱怪。铜镜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铜镜背面的纹饰和铭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小小的镜背面积上选用的纹饰更是时代的代表，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而且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风格各自不同，所有它又成为古代墓葬中断代大标准器之一。

    晋国古城遗址

    晋国古城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汾、浍两河交汇处，约有33平方公里，仅存宫殿台基残迹。春秋时期，今侯马一带是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晋国208年的历史使其空前辉煌。如今已经在侯马附近发现多处古城遗址，一处3000平方米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铜贝、包金贝、大小铜器、包金器、玉器、骨器、装饰品、铜锭、铝锭、陶范，及编钟、编磐等。在牛村古城东南还发现3800多平方的盟誓遗址，发现四百多埋葬着牛、马、羊和玉币等牺牲的坑，其中41个坑内出土了约数千件盟书。晋国所在的春秋时代正处于我国奴隶制度崩溃、封建社会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晋国古城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1961年，“侯马晋国遗址”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淄齐国故城

    临淄齐国故城位于今临淄市临淄区齐都镇，临淄是我国历史上周代齐国的国都，故城内外，文物浩繁，历史陈迹遍布，被誉为“地下博物馆”。齐国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两城相连接。大城南北4.5公里，东西3.5公里余，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郭城；小城南北2公里，东西1.5公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两城面积15.5平方公里。故城的城墙残垣尚存，夯筑痕迹依稀可辨，城门十三座。城内道路纵横，多与城门相通。现已探明主要交通干道十条，小城内三条，大城内七条。道旁居住、作坊遗址遍布。

    曲阜鲁国故城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内及其外围地区。鲁国故城是周代鲁国的都城，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西汉的三百多年间，故城从西周到汉代共经过八次大规模的兴建修葺，后为县治。宋代迁县治于寿丘，城逐渐毁废。鲁国故城周长11.9公里，城垣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2.7公里，城的四周围有城壕；东、西、北三面各辟城门3座，南面辟城门2座，门道宽7—15米。今日的曲阜市位于鲁国故城的西南角，面积仅占故城面积的七分之一。内城在故城的西南角，约占大城的四分之一。内城的中心有一片高地，是宫殿区和太庙的所在地，宋代在高地建立的周公庙，保存至今。高地的四周分布着衙署、商业区和住宅区。故城的北部和西部是冶铜、冶铁、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排列十分密集。西部还有墓葬区，现已发掘了100余座周代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的青铜、陶、骨、蚌等器物，这些随葬品带有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也证明了周代鲁文化是综合了商文化和周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

    楚纪南故城

    楚纪南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当时称为“郢都”，也称“纪郢”，位于湖北省江陵县城北5公里处。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5.5公里，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6.7米的城墙遗迹，都是由夯土筑成的，十分坚固。城的四周开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两侧还有类似门房的建筑遗迹。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城内夯土建筑的台基十分密集，高低不等，有的高达6米。遗址内遍布古井、窑址等遗迹，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以及东周的文化遗物，俯拾皆是。在城内东南部发掘的东周时期的房屋，墙基长60米，宽14米，规模较大，应为当时宫殿建筑的组成部分。城内的凤凰山，在楚都徙陈（今河南淮阳）以后，成为秦汉的墓地，著名的西汉古尸、大量的汉简及精美彩绘漆器，均出土于此。

    郑韩故城遗址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两国的国都。位于今新郑市区周围，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基宽40—60米，高15—18米。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施。郑韩故城内文物遗迹星罗棋布，目前发现城门遗址4处，在城内南北走向有一隔城墙，把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区、缫丝作坊遗址。东城内分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和韩国铸铁、制骨、制玉、制陶等多处遗址。故城内外有郑韩两国贵族墓地多处，其中大型韩王陵墓群12处。平民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城东黄水河东岸、城南和城西双洎河西岸一带，城北墓葬极少。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天下名都；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维吾尔语称“雅尔果勒阔拉”，位于吐鲁番市以西10公里的雅尔乃子沟中30米高的悬崖平台上。交河城为车师人所建，建筑年代早于秦汉，距今约2000—2300年。现在的交河故城为唐代遗存，建筑布局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全城只有南门、东门两座城门，所有建筑几乎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最高建筑物有三层楼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古城中央有一连接南门和佛教大寺院的南北向的子午大道，把古城一分为二，分为东区、西区。东区为官署区，东门高高矗立在高达几十米的黄土崖岸上，城门遗址保存较好，两侧岩壁上设置的门额方孔、放哨望的角楼哨所遗址清晰可辨，几口大型深井星罗棋布。西区为手工作坊和居民住宅区，发现有陶窑遗存。北部区主要是佛教寺院区，气势雄浑的佛教大寺院在交河子午大道的北端，与东西官署区、手工作坊、居民住宅区呈一品字结构，鼎足而立。塔林西北方不远处发现著名的地下室佛教寺院，为西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赵邯郸故城

    赵邯郸故城位于邯郸市区及其西南郊，包括赵王城及大北城两部分，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遗址。赵王城为赵都宫城遗址，分东、西、北三城，平面呈“品”字形。城内地面上有布局严整的龙台、南北将台等夯土台，地下有面积宽广的夯土基址，显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都市建筑的基本面貌。大北城发现了作坊、炼铁、陶窑遗址。赵王城总面积约1888万平方米。全城分廓城与宫城，两部分相距60余米。宫城习称赵王城，由西城、东城、北城组成，平面似品字形，位于今邯郸市西南4公里处，城内面积约505万平方米。廓城位于宫城东北，平面为不规整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240米，南北长4880米。除西垣的“铸箭炉”、“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处有地面上断续的夯土墙以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地表以下0.2—8米的深处。大北城为当时的商业、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城址已湮没，现在尚有插箭岭、照眉池、梳妆楼、铸箭炉等遗迹。

    中山王陵

    中山王陵位于河北省的平山县，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山国是春秋末年由鲜虞人建立的一个小国，中山古城即是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王陵区共3处，分布于古城的西部及西北部，现已发掘了两座大型陵墓。两墓地面均有夯筑的巨大封土堆，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陵墓上还建筑有供祭祀用的墓上建筑。陵墓的两侧各有2座陪葬墓，封土前有对称排列的车马坑、船坑和杂殉葬坑。陵内墓室为中字形，中间为方形的椁室。中山王陵共出土随葬品19000余件，其中包括青铜礼器、陶礼器、漆器等，其中许多器物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于认识中山国的历史及文化，有极大的意义。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墓葬，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形成年代约为公元前433年前后。曾侯乙墓为大型木椁墓。墓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总面积约220平方米。木椁分为东、中、西、北四室，其间分布有众多随葬器物。曾侯乙墓共出土遗物15404件，可分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竹器等八大类。出土物数量众多、规模宏大，为中国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所罕见，其中的“曾侯乙编钟”更是闻名世界。曾侯乙墓的发现，向人们展现了失载于文献中的曾国的历史。

    大堡子山遗址

    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礼县，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了大小各类遗迹近700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大型“乐器坑”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青铜乐器和石磬。大型“乐器坑”的发现，为确认被盗秦公大墓的墓主人、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和铜器铸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青铜时代遗址位于新疆若羌罗布泊，发现罕见的具有祭祀功能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部分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保存较好，采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遗存的时空关系基本廓清。它将在更宽的领域对周边其它地区的考古产生影响。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是新疆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进展。

    九连墩战国墓

    九连墩基地位于湖北襄樊市和枣阳市的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村，全长约3公里。这两座墓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均呈长方形。墓坑东面带斜坡墓道。葬具均为二椁二棺。外椁均为5室，内椁置于中室内。外棺为长方盒形，内棺为悬底弧形，棺内均存人骨。九连墩两座楚墓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对楚文化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越国贵族墓

    越国贵族墓位于江苏无锡鸿山，它的发现首次完整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在同一墓地的埋葬规律，并将墓葬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代表了越国贵族的5个等级；7座墓葬共出土2000件随葬品。其中丘承墩一座长57米的“中”字形特大型越国贵族墓葬，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分为墓道、主室、后室3部分，主室还用木板隔成南北侧室。该墓共随葬各类器物1100余件，大多为精美绝伦的成组成套的青瓷礼器、乐器和玉器，展示了迄今为止江浙一带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越国随葬品的风采。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玻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是研究玻璃起源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难得材料。鸿山贵族墓地的时代为战国早期，即越国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出土文物丰富，等级差别明显，是继印山大墓之后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对越文化及越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都开封

    开封又称东京、汴梁、汴京、汴州、大梁，地处黄河中游冲积扇平原的东部，位于豫东大平原的中心位置，北邻黄河、依赖着河湖纵横、灌溉发达、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自古以来既享有“五门六路、八省通衢”之称，一直是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统治中心。开封曾是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及北宋、金的建都之地，七朝都会。开封最早是魏国的都城，叫大梁，唐朝改作汴州。公元907年，朱温建立的后梁，也以开封为都城。接着，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这里建都，同时改称为东京，又称开封府。公元960年，赵匡胤定都于开封，建立了北宋。

    古都北京

    北京，在战国时期为燕国都城，称为蓟城。辽代改称为燕京。金朝（1115—1234）自金世宗起至1214年为中都。元朝定都于此，称为大都。1421年，明成祖迁都于此，改北平为北京。清兵入关后，清王朝建立，把北京作为国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北京，北伐成功后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作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

    战国贵族服饰

    根据出土的战国白玉人像，战国贵族头戴冠，两侧有组缨下垂系于颌下，脑后辫发上挽，包入冠内；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鞋。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深衣”，它是一种上下相连的服装，当时无论贵、贱，男、女，文、武等，都可以穿着深衣。“深衣”后来逐渐演化成袍。唐宋的袍服，元代的质孙服，明代的曳，清代的马褂与旗袍，都与深衣有承继关系。

    战国胡服

    春秋战国时期胡服也很流行。胡服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胡服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根据胡服骑射的故事，赵武灵王是历史上首先提倡这种服装的，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装束。

    楚国妇女服饰

    楚国地处南方，与中原各地风俗及衣饰有较大的区别。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也有穿曲裾袍的。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象征着长寿吉利。

    “十二章”

    纹样是中国服饰文化体系中极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十二章”就是一种纹样等级制度，这十二章分别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上可以兼下，下绝不可僭上。后来十二章纹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的专用纹饰，成为中国古代王权的标志。如天子的服装十二章纹，诸侯只能使用龙以下八种纹样，大夫用藻、火、粉米纹样，士用藻、火纹样。普通百姓服饰上不准有纹饰，称为“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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