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领导者的才能则表现为如何统御手下的人才。识大体、弃细务，就是“君道”的精髓。
【原文】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有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紏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
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
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
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
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
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
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
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
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
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
公刻之政，宜于紏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
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
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
【译文】
有人说：能力大的人只能干大事，而不能去做小事，像能容牛的鼎不能煮鸡一样。我认为这不合名分。就像以人的才能而言，早已有确定的名称，哪有只能干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所谓能力强的人只能干大事而不能干小事，这种说法是以人的性格宽宏与急躁而言。人的性格有宽宏与急躁，所以，人就应当有干大事与做小事之分。宽宏大度的人，适宜治理郡国，能让下属施展其功业，群策群力成就事业。性格急躁气度狭小的人适宜管理百里之县，使其亲自处理各种庶事。然而，郡与县，有地域大小的不同。用实际的道理如宽宏急躁来讨论，就应该说，人的才能有大小不同，各自相称，而不应该说，能干大事、治大郡的人就不能做小事、治小县。至于鸡与牛，也是躯体大小的不同。所以，鼎也应当有大小之分。假如能煮牛犊，难道就不能煮鸡吗？所以，能治理大郡的，同样也可以管理小郡。由此推论，人才都各有适宜他们的事任，并非仅仅是才能大与小这种说法。
人才不同，能力各有差异。有洁身修己之能力；有建立法制，使人遵从之能力；有斟酌管理，监治得宜的能力；有以道德教化众人的能力；有巡使一方督责办事之能力；有督察揭发是非的能力；有计谋奇妙的能力；有勇猛雄悍，威镇敌国的能力。
人的能力出于本身的素质，素质不等同，才能就有差异，担任的职务也会各异。因此，具有修己洁身的才能，是清节家的人才。在朝廷，可担任冢宰职位，治理国家能推行矫正邪僻之政。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
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
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堕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
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
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残暴了。
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来说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一、才能无大小，须量才使用
——或曰：人才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智解】
身体禀赋不同，气质偏向阴阳，这就是人的“才”，由于才质不同，比如偏阳的人外向，适合交流，偏阴的人内敛，适合研究，这种具备了胜任某些工作，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这就是“能”。“才”、“能”既紧密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才”为“源”，“能”为流；“才”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才，“才”又须通过能来表达。
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中为我们开了一张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知识结构简表：
1．文学知识——无。
2．哲学知识——无。
3．天文学知识——无。
4．政治学知识——浅薄。
5．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茛蓿剂和鸦片却知之甚详。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
6．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也有限。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在散步回来后，曾把溅在他的裤子上的泥点给我看，并且能根据泥点的颜色和坚实程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
7．化学知识——精深。
8．解剖学知识——准确，但不系统。
9．惊险文学——很广博，他似乎对近一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深知底细。
10．提琴拉得很好。
11．善使棍棒，也精于刀剑拳术。
12．关于英国法律方面，他具有充分实用的知识。
显然，福尔摩斯的知识是特定结构，也就是所谓“侦探人才”的知识结构。但若是让他去学院里做语文老师，无疑他将十分不称职。可见衡量一个人有无才能，不能简单地以“大小”来做标准。
人的才能大小不同，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造成浪费。硬是把能力不够的人推上高位，或用了不该用的人自然有危险。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稷而前功尽弃。许多企业用人不当导致倒闭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般说来，能大者自然能小。只是，大器小用是不宜的。比如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去街头卦摊当铁嘴先生；让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的萧何去街道办事处当居委会主任；让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的韩信去幼儿园训练童子军，以三人的才干，谅亦可胜任。只是可惜了三位人中之精英，浪费了一笔夺取天下的资本。
用人之道在于量才录用，什么人就该去办什么事，以合适为最好。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背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诸葛亮也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急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清代诗人顾嗣也有诗曰：“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马、牛、车、舟四种事物不同功能的比喻，说明了量才使用的重要性，只有人事相宜，才能人尽其用。
【事篇】
儒生戍边
曹玮在秦州任职很久，累次上书，请求另外派人接替。宋真宗询问王旦：“谁可以代替曹玮呢？”王旦就推荐李及，真宗同意了。众人都十分怀疑，李及虽然谨慎、忠厚、行为检点，但不是驻守边疆的将才。韩亿将大家的意见告诉王旦，王旦笑而不答。
等到李及到了秦州，将士们也看不起他。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屯戍禁军中有个士兵大白天在街上抢夺妇女的银钗，官吏们抓住他，将他带到李及那里。当时，李及正在那里看书，将那人叫到跟前，略略加以审问，那人服罪。李及也不再与下面的官吏商量，马上命令将他斩首，又像刚才那样看起书来。将士们都惊叹佩服。
不久，李及的声誉就传到了京师，韩亿听到后，又去见王旦，将李及的事讲给王旦听，并且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笑着说：“戍边的士卒干偷盗的事，主将将他斩首，这是一般的事，有什么值得惊异的？我之所以使用李及，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曹玮出任秦州七年，羌人都畏惧、佩服他。曹玮处理边疆事宜，已经做到尽善。假使派其他人去，必然会自以为聪明，大大地改变曹玮的治理措施，败坏曹玮的政绩。之所以要派李及去，只是因为他稳重忠厚，一定会谨守曹玮的事业罢了。”
二、八种才能与通才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
【智解】
人的才能都不同，因此，要“任有所宜”，让才能与所担负的责任相匹配。
傅玄的九品观人法认为，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面临的难题，采用不同的人才发挥政治效能。具体来说，在进行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时，战略必须宏观，大而化之，但这种战略却不能用来处理具体事情；当事情迫在眉睫或危如累卵时，就必须讲究权变，而在安定时期，需要稳扎稳打的时局下就没有太大的功效。
这些手段，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来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方略，需要灵活去应用。
因此，一切战略策略，必须以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当，一旦过时了就应该放弃。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办法，不一定适合彼时，反过来也一样。刻舟求剑者的最大错误在于不识时务，以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不断变化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
【事篇】
王佐之才
荀彧出生在颍川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不仅父辈皆名震当世，时人号为八龙，众位兄弟亦个个气宇不凡，知名当时。荀彧的风采雅量，大概弱冠时即已名播遐迩，当时知名的人物鉴赏家何颙，很早就对荀彧下了“王佐才”的评价。曹操见了荀彧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此吾之子房也。”子房，就是张良。话语隐约中，曹操已将自己未来的帝国大业，托付在荀彧的肩上。
儒雅俊美的荀彧，虽小曹操九岁，种种迹象显示，心高气傲的曹操长时期来一直将他视为畏友，对他敬重有加。他被曹操委以重任时年仅二十九岁，没过多久，他就以自己处变不惊、智勇双全的才能，挽救了曹操。
当时曹操合家老小被徐州牧陶谦新近收罗的一名黄巾降将张闿尽数杀害。曹操痛苦万分，立即率领大军报仇雪恨，杀向徐州。孰料陈宫、张邈恰在此时陡然翻脸，联络了吕布，欲在曹操背后捅上一刀。由于陈宫、张邈在兖州极有势力，吕布的虎狼之师又勇冠三军，所以短短数天之内，曹操赖以自立的根据地便落入敌手。
正在这时，负责镇守兖州的荀彧，虽兵微将寡，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却处变不惊，指挥若定。他眼洞悉战局走向：何处宜弃，何处宜保，何人可寻求相助，何人可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借助程昱之力，荀彧为曹操确保了三座县城。一天，豫州刺史郭贡又统帅数万大军兵临城下。郭贡在城下高声叫荀彧答话，约荀彧当晚赴郭贡营帐一晤。所有人都断言郭贡乃吕布同谋，士兵皆惴惴不安。
人约黄昏，荀彧穿戴齐整，决定出城。协助荀彧留守的曹操心腹爱将夏侯惇大惊，“先生乃一州之主，去了一定会有危险，断断不可。”荀彧淡笑曰：“将军不必介意，郭贡与张邈等人，本来就貌合心不合，他这么快就到我城下，肯定还没来得及与张邈、陈宫、吕布等人勾结上。我估计他是来试我斤两的，我如果怕他，只会促使他倒向张邈，这叫‘因怒成计’。相反，如果我今晚就对他晓以利害，劝他眼光放长远点，即使他暂时不向我投降，至少也能确保中立。”
“这样的话，“夏侯惇说，“我带兵为先生保驾。”荀彧连连摆手，“我正要让郭贡知道，荀彧纵无一兵一卒，也根本不惧他。”
最后，荀先生单刀赴会，郭贡为之折服，曹操的地盘得到了保全。曹操回到兖州后，还没来得及当面对荀彧表示感谢，便先洗耳恭听了荀彧下面一番教诲：
“当年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为君临天下都是先力求深根固本，以便进能够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即使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仍然能够成就大业。将军本以兖州创业，今天虽然有些残坏了，其实仍然不难自保，这便正好像将军的关东与河内，务必先求安定。将军若先分兵东击陈宫，陈宫必不敢西顾，我们正好乘这段空闲时间把麦子收了，待到粮草丰足，吕布便可一举而破。破吕布之后，将军再与南面的扬州结好，共讨袁术，届时将军兵临淮、泗河上，大业可传檄而定。倘若将军暂时放下吕布，先去征讨陶谦、袁术，多留兵守备则将军难免兵员不足，少留兵则大家先去保城，无法收麦。吕布必乘虚而入，大肆掠夺，民心难免有变，虽然鄄城和范、卫三县仍然可以保全，其余诸县自将改弦易帜，不复为将军所有了，到那时，将军又何去何从呢？”
曹操二话不说，照单办理，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转眼间已从东郡太守，成长为一个偌大军事集团的霸主。
被曹操由衷地赞许为“略不世出”的荀彧，这时又以自己独具的战略眼光，向曹操奉献了一个更加卓越的建议：打皇帝牌。
汉朝三百多年的基业，本身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皇帝，就是金盆，再怎么破烂，也还是金子锻成，分量不减分毫。一张皇帝招牌潜在的精神号召力，仍是不可估量的。
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曹操的招牌手段。他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的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从此也有了一个堂而皇之、足可压得死对手的借口。
荀彧除了出众的管理才能，卓越的大局观之外，在识拔人才上，也显示了高出群侪的眼光。曹操手下不少著名谋士，是由荀彧举荐而来，包括郭嘉、钟繇、司马懿。荀彧赖以威服众人的，还有自己风高亮节的道德风范。他为人谦和，居高不傲，为官不贪，一心为公，散尽家财。不仅曹操对他充满敬仰，同事下僚也多对他崇敬有加。司马懿就认为：无论在书籍中还是自己“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可见，他得了众人之心。
曹操在他死后，是这样评价的：“侍中守尚书令荀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与举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三、君才在“用”，臣才在“行”
——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
【智解】
我国五千年历史孕育出的“帝王学”充分地阐明了这个道理。用人，是君道；行事，是臣道。
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政府官员则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识大体，弃细务，方是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莫不如此。
作为一个全面的主管，应该是全才或兼才，是无味而全味。百官各管一面，应该是偏才。君臣能力各自不同，做君主的“以能用人为能”，“以能听为能”，“以能赏罚为能”，做臣子的“以自任为能”、“以能言为能”、“以能行为能”，只有以这个原则用人，才能发挥人才的整体和谐的功能，才符合“以无味和五味”的原则。
一次，汉文帝问当时的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的刑狱有多少？”周勃说不知道，问他“全国一年的钱粮收入支出有多少”？周勃也不知道，显得很窘迫。
汉文帝又问当时的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自有主者”。汉文帝说：“主者何人？”陈平说：“问刑狱有廷尉（汉朝管理刑狱的官员）负责，问钱粮则有治粟内史（汉朝管理钱粮的官员）负责”。汉文帝不解地问：“既然这些事各有负责的人，那么你的职责是什么呢？”陈平说：“宰相的职责在于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协调阴阳，理顺四时，使百姓亲附、士大夫各尽其责。”汉文帝听后深以为然。
有名的英国大出版家诺可慈可里夫一生所做的事业极为繁多。一般人根本无法应付，但他却很轻松地周旋于每项事业，不能不令人惊奇，有的朋友问他是如何处理这么多事时，他大笑：“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我只是负责指挥工作。具体的机械式的工作我都交给那些可以干好的人去做，而且他们都干得很好。我深刻体会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最为关键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创新的计划，而并非动手去做那些助手们完全能办理很好的细致工作。”
诺可慈可里夫的话，表达了作为领导者成功的诀窍，正如计算机公司经理派特生所说：“不要去做可以交给别人去做的事情。”
作为领导者要学会“偷懒”，但这种“放”是合理的，是适当的“放”而并非放任自流。正像派特生所得出的结论，一个领导型的人物，最主要的是将其智慧和精力用于设计出卓越超人的思想计划，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要去机械地做一些其他人也可以做的琐事。一个真正能站住脚跟的为职者，永远是机器的制造者，而不是机器上的某个部件。
派特生做过一次实验证明自己的想法，他将写字间和工厂的重要主任职员调开十多人，最终发现组织运转正常，根本不影响工作，这实验正是说明了为职者该放就放、不夺人志的道理。
【事篇】
刘备军事集团的“君用臣行”
实际上，刘备的一大作用，便是以其人格魅力聚集人气，招纳各种人才，接下来便好办了，人才们结成队伍，人事班子会自然运作。
诸葛亮、庞统、法正就是刘备集团的战略人才，五虎上将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则是其执行人才。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乃“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著见成败，有奇谋画策”；“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
臣……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马超“信著北土，威武并昭”。
刘备在没得到诸葛亮等人之前，投公孙瓒、依陶谦、附曹操、奔袁绍、寄刘表，惶惶如丧家之犬，极其狼狈，被人们称为“孤穷刘备”。但刘备起初并未意识到是自己身边缺乏战略人才所致，而是认为是自己命不好。水镜先生则认为这时刘备身边的关、张、赵都是绝佳的执行人才，但却没有真正出色的管理人才，所以他们的作用并未发挥充分，刘备也就只能处处碰壁了。果如其言。刘备在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之后，局面就慢慢打开了，最终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基业。
诸葛亮在《隆中对》首先分析了天下大势“计国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诚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随后替刘备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军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一策略由关、张、赵等实施，先取得了荆州。
在那之后凤雏先生也加入进来。庞统极力劝说刘备“逆取而顺守”，占领益州，还提出了攻打刘璋的上、中、下三计：“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守住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刘备得益州，虽赖张飞、魏延等人死战，亦赖庞统谋略之高明。
最后是法正。法正在刘备取汉中之前，对刘备等人说了一番极有见地的话。他说：“今策渊、颌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疆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正是因为有了法正的筹划，加上黄忠、赵云等人的冲锋陷阵，刘备才终于占有两川之地。
从此，刘备军事集团站稳了脚跟，俨然成为三国中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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