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清节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雠。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着，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沉微而不章。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蔽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谞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蔽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蔽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译文】
大概人们从事的事业所分的类别，各有利益和祸害。那节操高洁可为典范的清节家的事业，表现于仪表容貌，发自于品德品行，尚未施用就自然显赫。它的治理方法是顺应天性而有所化育，所以当它没有发达的时候，被众人所利用；等到发达以后，被上下所敬重。它的功业足以斥退恶人、奖励善人，成为同僚朋友学习的典范。它作为一种事业，没有弊端而永远显赫，所以被世人所重视。
法家的事业，起源于制定法度，等待成功后才能奏效，它的治理方法是前面辛苦而后面安定，虽然严厉但是为了民众。所以它没有成功的时候，被众人所猜忌；等到已经试用以后，又被上上下下的人所畏惧。它的功业足以建立法制、安定国家，它的弊端在于被众多邪恶曲解的人所仇视。它作为一项事业，有弊端而不经常受到利用，所以功劳虽然很大但往往不得善终。
术家的事业，出自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实现后方才彰显，它的治理方法是先隐微然后再显著，精深而且幽远。当它没有实现的时候，被英明的君主所珍视。它的功业足以运筹帷幄、随宜变通。当它引退不进的时候，往往深藏在隐微的地方。它作为一种事业，神奇而很少被利用，所以有时沉没因而不彰显。
智谋权谋的事业，起源于推源测度，它的治理方法是顺遂而不违忤。所以它未显达的时候，被众人所容纳；等到已经显达以后，又被宠爱它的人所推崇。它的功业足以辅助英明的君主计划思虑，它的弊端在于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隐退，有时违背正道来自我保全。它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而难以维持，所以有时先前获得利益而后来招致祸害。
褒贬好坏的事业，起源于是非对错，它的治理方法是清廉而且针砭时政。所以它未成功的时候，被众人所认识；等到已经成功之后，又被众人所称道。它的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它的弊端是被讥毁非难的人所怨恨。它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被众人赞同然后又被人所疏远。
讲求技能本领的事业，起源于做事的能力，它的治理方法是聪慧而且迅速。它未显达的时候，被众人视为异端；已经显达以后，被官府有司所利用。它的功业足以治理繁琐、纠正邪恶，它的弊端在于百姓辛苦劳作而地位低下、困顿。它作为一种事业，细致而不安定，因此是治理方法最次的一等。
一、用品行感化的清节家
——夫清节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智解】
清节家的事业，本于品行，未发达的时候，人们就遵从；发达后，人们就敬重。利处是用模范的力量鼓励人们向善远恶，弊端则无。
清节家是这六家中唯一有利无弊的，近乎理想的“圣人化育”的境界，他们的想法与德行，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其中奥妙无穷。在上古传说中，帝王们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这种说法太过美妙，不知是否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有一种叫“王道”的手段，与此很相像。
历史中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
“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有个说法：“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说“仁”这个名义，如果用暴力去运用，让人不敢不服，就叫“霸”道；若用德行去化育，让人心悦诚服，才叫“王”道。
照孟子所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做牺牲，他不忍看牛害怕的样子，就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就又说，人人好货、好色，君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出发，进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就是“王道”。
王道的核心是儒家的“仁”，就是“将心比心”，由自己的欲望去了解他人的欲望，推己及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迫他人去做。孟子对宣王所说的，就是传说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将个人自我修养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通过“向内”——明了自心，以“向外”——了解天下之人心，进而得人心得天下。
不过，这种“仁”并非谁都可以用的，需要有手腕有气魄的有“德”之人才可驭使，普通人用来，很容易变成迂腐。
战国时，子产曾对子大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来收服别人。其次不如严厉些。大家都知道烈火危险，所以看见就避之不及，因而很少有人被烧死；而水看上去清净喜人，人们就跳到其中游玩，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因而被淹死的就很多。所以一味以宽待人，示之以小惠，反而是害了他们。”
【事篇】
鸣琴而治
宓子贱，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他在鲁哀公时出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
宓子贱来单父上任前，先拜访了孔子，孔子告诉他：“不要因别人的意见与己相反而拒绝，随便拒绝就要出现蔽闻塞听，也不要轻率许人，轻率许了容易丧失操守。”他又到渔者阳昼那里请教：“你有送我的话吗？”阳昼稍思道：“有两点钓鱼的体会，送给你吧。见到钓饵就咬的是阳鲛，这种鱼肉薄味淡，见到鱼饵，像看到又像没看到，想吃又不贪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肉厚味美。”宓子贱记下了忠告。
他来到单父上任，车子离城还很远，一些官绅大户就竞相迎接，宓子贱便催促手下：“车子赶快过去，阳昼说的阳鲛到了。”
宓子贱来单父时，有意请求鲁公派两个近史一起赴任。到任后，地方官都来拜见。宓子贱叫近史作记录，近史写字时，宓子贱不断扯其臂肘，字写不好，宓子贱就大加训斥，两个近史一怒之下回去报告鲁公。鲁公百思不得其解，就请教孔子，孔子说：“宓不齐雄才大略，能够辅佐霸主。您用他做个单父还不放心，他扯肘的用意是向您进谏。”鲁公恍然大悟，马上派人飞马到单父，对宓子贱说：“从现在起，单父就不用我去管了，那里的事，完全由你处理。”于是，宓子贱得到了施政的自主大权。
宓子贱治单三年，经常身不下堂，鸣琴唱和，就把单父治理得相当不错，史称“鸣琴而治”。
孔子问宓子贱：“你治理单父，百姓都很高兴，你是怎样做的？”宓子贱说：“我以对待父亲之礼对待老人，以对待子女的心肠看待单父的孩子，抚恤孤寡，哀悼丧纪……我把他们当父亲看待的有三个人，当兄弟看待的有五个人，当朋友看待的有十一人，有五个比我贤能的人，我尊他们为师。”孔子高兴地说：“你有尧舜治理天下之风……可惜治理的是个小城。”
孔子又问宓子贱：“你做了官，有什么得失？”宓子贱说：“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三种东西，以前学过的现在能实行了，学问更加长进了；薪奉虽不多，亦可照顾亲友，亲友间更密切了；公事虽多，但也能挤时间走亲看友，吊丧看病，朋友之情更深了。”孔子连叹高明。
宓子贱从单父离任后，也是孔子弟子的巫马施继任，他早晨星星未落就出门，晚上星星出来才回署，栉风沐雨，日夜劳苦，事必躬亲，把单父治理得也很好。后来，巫马施与宓子贱交流行政心得，宓子贱说：“我能用人，你能用力，能用人的安闲，能用力的劳苦。”巫马施叹服。
二、用“刑”与“赏”约束世人的法家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雠。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智解】
法家的事业，本于立国的“法”，在成功之前，被众人所猜忌；在确立后，又被人所畏惧。利处在于足以立法安国，弊端在于被心怀不轨之人所仇视。立法之人功劳很大，但难得善终。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己，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作出大奸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
《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说：“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辨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
法家为治理天下开的药方，就是“刑”与“赏”（也可说是“威”与“福”），运用这“二柄”，就可以控制天下人的趋向，这种手段能有效实行，靠的是人的欲望与功利心。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慑、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邀功请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事篇】
变法维新
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商鞅便是一个。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最终一统天下。
推行变法自然不容易。为了确保新法顺利出炉，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他初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不感兴趣；复见，说以“王道”，孝公昏昏欲睡；再见，说以“霸道”，孝公立刻来了精神，点头称是，奉为上宾。
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变法也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瓜分，改革自然触犯了贵族们，因而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兴风作浪，公开唱起对台戏。但是商鞅也并非省油的灯，他先下手惩办了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杀鸡给猴看”，人们晓得了利害。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不过，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做法多少过于粗暴了，他的新法是相当严厉的，号称“轻罪重罚”。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规者对自身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规。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刑及无辜，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成为法律允许的可能。
这些种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据说，他本人就是死在自己一手创出的严刑峻法上。太子治商鞅的罪时，他逃跑了。跑到客店，人家不敢收留，说根据商君法令，不能留没有证件的人住宿。最后他被秦王抓住，死在他本人设计的刑法——车裂（五马分尸）上，连他的家人，也根据“连坐”制度，被全部处死。可以说，他掉到了自己挖成的坑里，再没翻身的机会。
效“仓中鼠”行帝王术
李斯本是布衣出身，起初只做了个郡中的小吏。不过，他胸有大志，根本不曾想过在这芝麻大的职位上老死终身。有一次，他看见宫舍厕所中的老鼠偷食污秽之物，一遇“风吹草动”，立刻惊恐万状，仓皇逃窜；又见粮仓中的大老鼠肆无忌惮地啮食积粟，坦然自若。于是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就像老鼠一样，全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他决心改变环境，像粮仓中的大老鼠一样，谋求更高更好的地位。
于是，李斯辞去小吏职务。来到了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拜荀况为师，同韩非一齐学习“帝王之术”。学业完成后，想到西方秦国去，就向荀子辞别，说：“我听说一个人要是遇到时机，千万不可怠惰。现在各国诸侯都正在争取时机，希望成大事，立大业，所以有谋略的游说之士都容易掌握实权，尤其秦王更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天下，治理万方，这正是以游说为事业的布衣之士奔走四方、猎取富贵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动身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来到秦国后，当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吕不韦很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李斯因此得到机会，游说秦王羸政暗地派遣有谋略的游说之士，带着金玉宝物去游说诸侯。诸侯国家内的知名之士，凡可以用财货收买过来归附秦国的，就以礼收之；至于不肯被收买的人，就用剑封喉。秦王利用李斯所献的离间计，破坏诸侯各国君臣间的团结，终于吞并了天下。
李斯辅佐秦始皇羸政成就了帝王的大事业。自己也做了三公。始皇死后，他为了一已私利，听从了赵高的邪说，废弃嫡子扶苏，立了庶子胡亥。终使秦国丧失了天下，自己也未得好死。
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样也死在自己的“法”上，被施以五刑，先是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是秦朝的一种侮辱刑），然后劓（即割鼻子，也是秦的一种酷刑），砍断左右趾（即砍掉左右脚），又腰斩（拦腰斩断），最后是醢（音海，即剁成肉酱），并且祸及父母、兄弟、妻子三个家族。
他的下场很像商鞅，让人一叹历史的轮回，何乃相似。
宋太宗诫吏
宋代兴平年间，京都汴梁街头有许多乞丐，他们往往肆意胡为，成了民间的祸患。一次，一名恶丐到一家大户门前，索要赏钱，态度十分强横。由于要求未能满足，便开始大吵大嚷，骂不绝口，围观的人很多，大家都有些愤愤不平。因为怕恶丐邀集同伙进行报复，众人都敢怒不敢言。就在这时，从人群后面走过来一名军官，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从人丛中跳出来，抽出佩刀，挥手将恶丐刺死。杀人之后，军官便将刀放在地上，若无其事地走了。在场的众人见此人这样凶猛，谁也不敢上前捉拿。
街上巡逻的士卒将此事报告官府，官府没法抓到杀人凶手，就判定大户犯了杀人罪，将军官留下的那把刀作为赃物，连同人犯的口供收录在案。后来，这件案子被报到朝廷，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审理，问罪犯说：“你服罪吗？”罪犯说：“我服罪。”宋太宗要来杀人凶刀，拿到办案的官吏面前，对官吏说：“这是我的刀，那人也是我杀的，你为什么冤枉好人呢？由此可知，重刑之下，哪有不屈打成招的？看来制造冤狱，不一定在大乱之世啊。”于是下令释放那个大户，并告谕执法衙门：“从今天起，再审案子，务必慎重，切不可乱来。”
三、用谋略调控事态的术家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着，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沉微而不章。
【智解】
头脑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入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这些人眼观天下，思入风云，作出的策略往往极为隐晦，为人所不识，一旦发生效力，人们才突然醒悟。因而，他们的计谋通常被称为“阴”谋，“阴”者，深藏不露也，在暗中起作用。所以，这种事业的弊端就是过于隐晦，人们难以理解。而怀“术”之人又往往由于看的太透而明哲保身，不入世，不作为。
有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君主常常找这些人出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往往就成为君主相信的顾问。有时候竟成为首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
有人认为，上古三代也是用“术”来治国。夏代用“忠”字作号召，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于是，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走了一个圆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君主依此行事，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在法家而言，君主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事。
其“术”的具体做法是由“名”而求“实”。
“实”。法家是指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担任各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所以由“名求”“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奖赏他；否则惩罚他。一切如此而己。
【事篇】
练兵之法
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国，下决心洗雪被俘之耻，马上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有一天他来到校军场，问文种：“我想攻打吴国，可以吗？”
文种回答说：“可以！我平常训练时，奖赏丰厚，刑罚严厉，而且令出必行，大王如想了解情况，不妨试一试。”
勾践于是点着了宫室，集合三军前来救火，下令说：“因救火而死者，比照阵亡抚恤；救火而没有死的，比照杀敌奖赏；不救火的，比照降敌刑罚。”
手下人马上披上湿衣服，冲上去救火，以迅雷之势将火灭掉了。勾践从中看到越军的气势，马上出兵，终于打败了吴国。
阴谋论调
在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位主张政治阴谋，主张“狮子般雄心、狐狸般狡猾”的马基雅弗利。
早年在政治上翻过筋斗、经过风浪后，马基雅弗利恢复一介村夫的身份，回乡下发愤写作，用他的笔为近代西方政治学奠下了基石。
马基雅弗利把生活分为两截：白天在农民当中劳动和生活，夜晚单独与古人晤对，探索治国之道。“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几乎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尽管马基雅弗利撰写了为后世称为“阴谋术”和“反道德”的各种著作，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品格方正之人，他的儿子也为保卫国家而英勇战死。
同样深谙现实政治的规律的尼克松称赞说：马基雅弗利了解世界的真相。他写作《君主论》的时间是16世纪初，但从那时以来，政治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变。运动员当然都换了，游戏规则却仍然一模一样。
哲学家黑格尔非常推崇近代政治中的两个英雄人物，一个是马基雅弗利，一个是法国统一的捍卫者黎塞留——都是为国鞠躬尽瘁的“阴谋家”。如果现在黑格尔仍在的话，名单上或许会增添两个人：一个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一个是1974年之后的尼克松，他们都够得上入选资格。
刘秀的“柔术”
刘秀小时喜欢务农，处事谨慎，乐于助人。新朝王莽统治末期，刘縯、刘秀兄弟打着皇族刘玄为“更始帝”的旗号，起兵争天下。最终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
刘秀生性温和，做了皇帝以后也难改本性。一天，他宴请族人，说说笑笑，几杯醇酒下肚，谈起了往事。一位老太太说：“文叔小时很谨慎，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这么厚道竟做了皇帝！”刘秀笑着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光武帝安民治国之时用的正是“柔术”，以柔克刚，以弱制强，与民休息，劝退功臣。
他平时像个儒生，但在关键时期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决断力。当初，哥哥刘縯被更始帝杀害，他没有怒发冲冠，也不为哥哥哭丧，反而亲自跪拜在仇人膝下，大呼“杀得好矣”，不但不让家人带孝发丧，自己也夜夜笙歌，沉湎酒色，仅在裸胸上裹以白绫……表现得百依百顺，因而免去了杀头之祸。
他夺取天下后不言兵事，皇太子问他攻伐之策，他不予理会；有人建议趁匈奴内乱，出兵一举消灭匈奴国，他坚决予以否定。他采取的是立足国内、怀柔四方的国策，结果东汉国家富强，异邦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来到京都，朝见大汉天子。
刘秀当初争天下时就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对于投降者遣散回家，拆散营垒即可。一次，他查获官吏与谋反的王郎勾结的材料数千份，但他一律不看，付之一炬，称这是为了让三心二意的人放心。
他下令大赦天下，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为奴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
他实行精兵简政，将大约一千个县裁减了四百多，将县级以及县以下官吏，精简了百分之九十。
他摒弃豪奢，崇尚节俭。他不饮酒，不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后宫的排场也简单得很。他在世时建造陵墓，就要求不起高坟，死后不随葬金玉珠宝。
他为人谦和大度，有高祖刘邦之遗风。割据一方的隗嚣派将军马援分别去见公孙述和刘秀，前者接见时戒备森严，而刘秀仅穿便衣便服，甚至连侍卫也没带。马援问道：“陛下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这样的人，决不屑当刺客，而是个说客。”马援为其恢宏平和的魅力而心折，毅然归附了。
他对隐士、逸民等不驯服的人才亦予以成全。名士周党不愿做官，见刘秀时也不通报姓名，有人提议应治“大不敬”罪，可刘秀说：“明王圣君皆有不归顺之臣，自古而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的周党不受俸禄，也是应该的。”著名隐士严子陵曾为刘秀的同窗，亦不愿为官。刘秀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与他同床而眠，他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
光武帝的上述柔道政治，使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繁荣起来，政局保持了稳定局面。
四、“富贵险中求”的智囊人士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蔽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谞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智解】
有“术家”气质，谋略和智慧有余，但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意，也就是智囊人士。
这种事业，起源于对人与事的揣摩，利处在于帮助君主考虑周全，弊端在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见效虽快却容易招致祸害。
用奇计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陈平，就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好阴谋，是道家的大忌。我之后的子孙必定不能复起，都是因为我的阴祸。”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事篇】
智能角力
樊举人是寿宁侯的门客。寿宁侯以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权势，名震天下。
樊举人倚仗权势，结交勋戚贵臣，府中一切给君主的奏章，都出自他笔下。然而因一些奏章没有事实根据，招致人们的怨恨，他被告发了，朝廷将事情交由刑部处理。刑部郎中韩绍宗了解樊举人的全部情况，准备把他抓起来。当时樊正躲在寿宁侯府中，虽然藏得很隐秘，韩绍宗还是千方百计把他挖出来了。
樊举人下狱几天后，一天早上韩绍宗出门，见地上有卷纸，拾起一看，上面详细罗列了樊举人的条条罪状，而且说他罪大恶极，必须把他处死，决不宽恕。
韩绍宗看后，笑着说：“樊举人为人聪明机变，何人能有本事把他隐秘的事情都写得如此清楚，一定是樊举人自己所写的。”经审问，他果然承认是自己写的。
樊举人的狱友听说此事，感到很纳闷，就问樊为什么要这样做，樊回答说：“韩公这个人，是不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更不可能用权势使他改变主意的。向他祈求生路，则必定让你死；现在别人一味说该死，则有可能得到生路。这只是我的一种计策，想碰碰运气。”
韩绍宗则对他说：“不必这样做，你的罪行原来就不至于处死。”于是，把樊举人发配到辽地戍边去了。
樊举人和韩绍宗都是聪明人，所以能够由此激化出令人击节赞赏的智能角力。
以暴制暴
后汉邓骘在朝廷中，不满虞诩的作为，被调任为朝歌主管，他的一些老朋友都为他难过。
邓骘笑着说：“做事不怕难，是人臣的本分；刀子砍不断盘根错节的木材，就无法分辨出是否锐利，所以这正是我建立功业的大好时机。”
他一上任，便分三个等级征求壮士，其中曾犯袭击、抢劫罪的是第一等；曾犯伤人、偷盗罪的是第二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是第三等。总共招募了一百余人，都赦免他们的刑罚，然后派他们混入盗贼集团当中。这些人就怂恿盗贼抢劫、作乱，而邓骘则早已设下埋伏，前后逮捕数百名盗贼。
邓骘又暗中派人混入盗贼集团，帮盗贼做衣服，在衣襟上缝上彩线做记号，这些盗贼一旦出现在市集，就被官府的人抓走。
于是盗贼惊慌失措，仓皇逃散，大家都称许邓骘贤明，县城也因此太平无事。
五、掌握着舆论双刃剑的臧否人士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蔽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智解】
舆论事业，起源于是非对错，它的应用方法是造势以引导人心所向，针砭时政。所以它未成功的时候，被众人所认识；等到已经成功之后，又被众人所称道。它的利处在于明辨是非，弊端是受到被贬之人所怨恨。过于严厉而不宽容，容易失去众人之心，没人拥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有一些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里，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为了表明自己的才干，就轻率地说长道短，乱出主意。这些人仅凭了一张嘴，却可能带来极大的损失。
【事篇】
言官制度
清朝洋务运动时，清议弹劾之风盛极一时。
当时向西洋学习技术，但李鸿章领导的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等行动却都被清议派大加弹劾。
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以掩饰。
但是这样也没有躲过清议派们的口舌，反对派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理由都摆了出来：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而且只能依照当初申报的，只准用马来拉！
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大骂这种言官制度最能败事，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锐气，想法偏激，根本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逮到个题目，就会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只为了自己能说出妙语奇言，以哗众取宠，而受损失的，则是国家。
六、绍兴师爷的伎俩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蔽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智解】
并不能作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有伎俩，就是有手腕的意思。
绍兴师爷就是极好的例子。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集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延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抵为家道中落，无缘取仕之士。一般师爷至少须读三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计谋的心机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虽非幕府职官，但各级军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约，多有左右首脑的能力。
其实幕友所从事的工作，无非也是刀笔簿书而已，这种专门技巧的掌握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在元、明时期，这种技巧称为“吏学”，到了清代，就纳入“幕学”的范畴。既然元明时绍兴人就已经以吏学见长，那么传到清代，此一地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培养大批“师爷”的动力。所以绍兴不能完成功名举业的读书人，也就很自然地改从幕学，形成绍兴师爷遍及全国的局面。据说清代绍兴做师爷的不下万家，各省幕友新年团拜以及幕友之间的联谊活动亦大多在浙会馆或宁绍、仁钱会馆举行。这样一来，“师爷”也就成为绍兴人的一项专利了。
【事篇】
幕后之人
西汉成帝时的朱博本来是个武官，没有做文官的经历，不大熟悉法律条文等规定。后来他做了冀州刺史，上任后，他例行到所属各郡去巡视，一天忽然有几百个官吏、百姓站在大街上要告状，连官衙中也挤满了人。
朱博的一个佐吏向他报告并请求说：“请暂且留在这个县里，接见所有告状的人，事情处理完后，再出发。”
这人想以此来看看朱博的本事如何。朱博心里知道此人的用意，便催外面的随从快点儿准备车马。随从说车马已经准备停当，朱博出门坐到车上，让佐吏给这些人讲：“要告县丞、县尉的，本刺史不受理控告这些佩黄绶级别的官员，让他们到各自郡衙去告；要告那些二千石傣禄佩黑绶级别官员的，等刺史巡视各郡回去后，到刺史衙门中去告；百姓中有被吏员们冤枉，以及控告抢劫杀人、民事纠纷的，由各被告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去受理。”
朱博停下车来差遣决定，不一会儿，四五百人各领命而去，真可谓神速。官吏和百姓们都大为惊奇，想不到朱博应付事变竟如此决断。
事后朱博慢慢查访这次事件是谁操纵的，果然得知是那个老佐吏唆使人们聚众闹事，朱博使把这个佐吏杀掉了。
水滴石穿
张咏在崇阳时，有一个小吏从官府的仓库中出来，张咏看到他的鬓发下藏着一个铜钱，追问他以后，才知道是府库中的钱。张咏命令对他用杖刑，那小吏勃然大怒说：“一个小钱哪里值得一提，竟然要对我用刑吗？你也只能对我施杖刑，总不能砍了我的脑袋吧。”
张咏提笔判决：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写完后，亲自提剑走下台阶斩了那小吏的脑袋，同时向州府禀报了此事，弹劾自己。崇阳人久久传诵着这件事。
张咏任益州知州时，有个小吏得罪了张咏，张咏在他的脖子上戴上了木枷。小吏不服，生气地说：“这木枷你戴上容易，摘下就难了。”张咏说：“要摘下又有什么困难呢？”说完就斩了小吏的头，木枷也就随之落下来了。其他小吏都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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