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何以论其然？
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故能识较方直之量，而不贵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护为度，故能识方略之规，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故能识韬谞之权，而不贵法教之常。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趣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故能识诃砭之明，而不畅倜傥之异。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
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取同体也，则接诒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
凡此之类，皆谓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随其所兼，以及异数。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异则相反，反则相非。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见美；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抗为高谈，则以为不逊；逊让不尽，则以为浅陋；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先意而言，则以为分美；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论以同体，然后乃悦；于是乎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此偏材之常失。
【译文】
人最初是很难互相了解的，但士人无论才能是多是少，都认为自己能了解别人。所以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别人，就以为自己可以了解别人了；看到别人在观察人，就认为他不会了解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能识别和自己同一类型人的长处，但有时却不能了解和自己不同类型人的优点。
清廉有节操的人把正直当做衡量人物的标准，因此，他们在观察不同才智的人时，能够赏识性情品行有常规的人，却不能理解法术的诡辩狡诈。
重视法律制度的人，把守规矩、本分的程度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识别出方正率直的人，却不会看重变通、演化的方法。
讲求权术谋略的人，把善于思虑谋划做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注重有奇谋异策的人才，却认识不到遵守法律的好处。
有才能的人，把能够精于处理事务当作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赏识方术策略的作用，却不知道制度的根本作用。
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把推究思想的根本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故而他们能够认识到韬略机谋所造成的变化，却不注意法规教化的基础作用。
善使花招的人，把能够邀功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所以他们能够赏识急功近利之徒，却不懂得道德的教化作用。
喜欢品评人物的人，把善于侦伺观察他人当做标准，因而他们能够赏识指斥规谏之人，却不能欣赏洒脱不羁之人的与众不同。
能言善辩的人，把善于辨别分析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因而他们能赏识言辞便捷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才识深藏不露的美德。
凡是属于以上这样的人才，都可以称做是具有一种才能的人。如果具备了两种以上的才能，就随着他所兼具的才能的增多，而达到相应的不同的程度。所以说，掌握单方面才能的人，只能欣赏同一类别的人的好处；掌握了两种才能的人，就能识别具有两种才能的人才；完全具备了各种才能，就能够识别各种类型的人才。因而兼有各种才能的人和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属于同一类型。
想要观察一个人的某一个方面的才能，那么一会儿就可以做到了。如果想要探究起详细的内容，那么就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用。为什么说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够用呢？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才能，因而不和他交谈三天不足以完全了解他：第一天用来谈论道德，第二天用来谈论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论策略权术。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了解他所具备的才能。在举荐他时，才能够做到没有疑惑。
然而怎样才能知道他是兼才还是偏才，从而和他交流呢？如果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发挥他人的特长，并且品评推荐，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兼才；如果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喜欢展示自己的长处，并且希望别人称赞自己，不愿意了解别人所具备的长处，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偏才。不愿意了解别人的长处，那么和他交谈时，他没有不持怀疑态度的。因此，学识高深的人和见识浅薄的人交谈，谈论的问题越深入就越有分歧，意见越分歧就会越相互对立，越相互对立就会更加相互非难。
因此，在偏才的眼里，听人多次谈到处世要正直，就以为别人是故作姿态；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听而不说话，就以为他没有真才实学；别人高谈阔论，就认为他不够谦逊；别人谦逊退让，就以为他见识狭隘；别人言谈中称许一种美德，就认为他见识不够广博；别人遍举事例阐释一事，就认为他不够精专；别人先于自己发表意见，就认为他是想要去分自己的好处；别人想要补救自己的缺失，就认为他是与自己过不去；别人与自己意见不合，就认为他是在与自己较量；别人见多识广，就认为他庞杂而没有专长。只有和与自己同类型的人谈话，才会感到心情舒畅和悦，并因此产生亲密无间的情感，因而高度赞美他，极力推荐他，这是偏才经常会犯的错误。
一、“以己度人”有偏差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何以论其然？
【智解】
大凡待人接物都有个原则——以己度人。这个原则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人类当然不会“心灵感应”，所以只能从自身的心思出发，以此来忖度他人的心思，待人行事。
不过，这就容易有偏差了，好比五代时的李载仁的想法。他视吃猪肉为最恐怖的事情。按照“由己推人”的原理，他自然认为世间人都把吃猪肉当做最恶毒的刑罚。后来两个部下忽然打起架来，他勃然大怒，就决定用最狠的手段严惩以绝后患，派人拿来烧饼和红烧猪肉，命令两个部下坐下来全部吃掉。旁观者已然是憋不住了，李载仁又训斥说：“假如你们还敢再犯，下次猪肉中还要放糖！”
人都喜欢识“同体之善”，用自己的眼光淘尽整个世间人物，合眼的留下为师为友，甚至甘为“门下走狗”；否则就嗤之笑之，贬为仇敌蟊贼。
因此，具有不同类型才能的人互相辩驳，都不肯承认对方的正确之处。而与自己同一类型人才的交往，就会接触和谐而且互有所得；与自己不同类型人才的交往，即使经历了很长时间也互相不了解。
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哀。
【事篇】
孔明与曹操、孙权识人的风格
孔明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准则，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姜维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御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十分之一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十分之七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四十一年。
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儿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儿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
曹操则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司马懿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技，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伤。
孙权则“善用众智”。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报。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出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敌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己用，必须充分信任他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三十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纮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杜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所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耿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来，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二、人才须有识者赏识
——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
【智解】
开明的管理者，不仅要有慧眼识才的本领，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敢于接受毛遂自荐者。而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还是能慧眼识才。不能辨识人才的领导者，即使送上门来的人才都无法辨识，使用人才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识人首先要克服“罗兰夫人的错觉”。什么叫罗兰夫人的错觉呢？列宁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中谈到，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兰夫人写道：“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列宁不同意罗兰夫人的观点，并结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实际情况说：“人才既多又缺……这个矛盾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到处都在呼求新生力量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正在成长。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夫人所陷入的同样的错觉之中。”
类似罗兰夫人的错觉，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资治通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举贤，封德彝不慌不忙地阐述道：“并非臣不尽心，只是在于今世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唐太宗听了这样的回答心中十分不快地对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好像用不同的器具，各取所长。古时候那些把国家治理得好的君主，难道是从别人的时代借人才吗？你应该清楚，症结在于你不能知人，怎么能诬蔑一世之人呢！”古人说得好：“何世无才，患不能识也。”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意思是讲，能不能发现人才，发现什么层次的人才，与人才发现者本身所具备的素质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历史上，杰出人物之所以得行其志，或因得遇机缘，或因得遇明主。韩信在楚，不被知名；后归刘邦，始得施其才。同样，鲁肃如不遇孙权，“榻上策”将不会诞生，鲁肃也将默默无闻。故有伯乐才识千里马，善用才者才识大才。所以说有大才的固然了不起，善用才的也了不起，孙权有见识，听了鲁肃的“榻上策”才大为赞赏；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才认为“正与吾见相同”。君臣相得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反之，纵有大才也会被湮灭。
人识“同体之善”，导致了一种“共生效应”现象的产生。
“共生效应”是指在一个较小空间和同一段时间里，人才成团出现的现象。其特征是：高能为核，人才团聚。人才团现象减少了奋斗的阻力，人才的相互推荐，为成批发现人才创造了条件。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主要将领大都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人才团现象极为明显。
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授奖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三位获奖者中，有两位是美国纽约布郎克斯高级理科中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同班同学。一位叫格拉肖，一位叫温伯格。消息传来，一些昔日同窗不禁欢呼雀跃，发起组织了1950年级的校友团聚会，以示庆祝。当这些阔别32年的同窗欢聚一堂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除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同学外，还有许多人也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当同学们一起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发现这条成才之路的起点便是布郎克斯中学。温伯格满怀激情地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多少有些取决于你与谁一起上学，这里有一种共生效应。”
古人云：“智能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能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儿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人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只用奴隶来辅佐自己。”
你走多远，取决于你与谁同行。
【事篇】
日荐七贤
齐国大夫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齐宣王。
齐宣王说：“我听说：‘千里之内要是有一位贤士，距离就算很近了；百年之间要是出一位圣人，时间就算很短了。’而你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我，那贤士未免太多了吧。”
淳于髡说：“鸟吗，羽翼相同的就住在一起；兽吗，脚相同的就住在一块儿，一起行动，如果要到沼泽去找柴胡、桔梗（中药），几辈子也找不到；但要是去黍、梁交等山的南边坡地去找，随随便便也可以车载而归。事物都各有同伴，像我淳于髡，就是贤士的同伴。大王若是从我这儿征求贤士，如河边汲水，火石取火一般容易。”
人才相亲
怎么知道谁是人才？说来复杂，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是：人才推荐的人，通常就是人才。有些人虽然才气很高，但是善妒，他不见得甘于推举其他人才，但只要肯推荐，英雄识英雄，推荐来的必然不差。
三国时代，诸葛亮、庞统等谋士，都是获推荐而来。孙权的重要谋士鲁肃，也是这样得来的。
推荐鲁肃这位人才给孙权的，是另一位人才周瑜。劝鲁肃到孙权麾下“应征”的，也是周瑜。周瑜在千里马和伯乐之间，成功地扮演了一次人才供需的中介角色。
鲁肃，字子敬，临淮郡东城人（今安徽），体格魁梧，好使奇计，学过击剑、骑射，还招聚一批年轻人在山里讲武习兵。身处三国乱世，鲁肃却将金钱周济穷人，颇受赞誉。
周瑜当居巢县长时，久闻鲁肃大名，某日，带着数百人去拜访他，顺便求助一些兵粮。鲁肃家里有两仓的米，慷慨地让给周瑜一仓，周瑜非常感动，更加肯定鲁肃决非等闲之辈，两人结为好友。
鲁肃声名远播，袁术听说了，也来延揽他，但鲁肃发现袁术治理无方，不是个人才，便带领一百多人，去居巢县找周瑜。
周瑜当时其实也在袁术手下任职，但以周瑜的本事怎不知袁术不堪扶持？原来袁术想任用周瑜为将军，周瑜认为袁术不是打天下的料，拒绝了，只要求当个小小的县长。
周瑜心中另有明主，那就是孙策。孙策和周瑜同年，私交很好，亲如兄弟。周瑜窝在居巢县，时机成熟了后，便渡江去和孙策会合。鲁肃于是跟着周瑜过江。
不料，没多久鲁肃的祖母过世，鲁肃回老家办丧事，朋友写信给他，劝他投靠一位叫郑宝的人，此人以土地肥沃的巢湖为据点，招兵买马，已有一万多人跟随。鲁肃答应了。
但周瑜力劝鲁肃不要投靠郑宝，他引用汉朝马援对汉光帝的一句话来劝鲁肃：“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当时，孙策已经过世，孙权刚刚继承他哥哥孙策的事业，正在广招贤士，周瑜同时告诉鲁肃：“我听前代贤哲秘论说，未来承受天命，代替刘家（汉朝皇帝姓刘）的，一定在东南方。”因此，到东南发展，投靠孙权是正确的决定。“这是攀龙附凤，大展才华的好机会。”周瑜总结说。
周瑜分析事理一向有条有理，加上周瑜先前已把鲁肃的母亲接到吴地安居，鲁肃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听从了周瑜的话。这一年，鲁肃29岁。
周瑜在孙权面前，特别推举鲁肃，认为鲁肃的才能最符合时代需要，正应该重用。
于是，孙权在接见众宾客时，特别留意到鲁肃。宾客告退后，孙权请鲁肃单独留下来，两人一番密谈，鲁肃提出孙权未来发展的对策：“鼎足江东……铲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听了大为高兴。
鲁肃从此成为江东的脊梁。
三、识别兼才和偏才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
【智解】
怎么识别兼才和偏才呢？
古人说了，可以听他的言谈，而且最少也要三天：第一天用来谈论道德，第二天用来谈论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论策略权术。这才能对他这个人有个全面的了解。
也就是说，同时具有道德、战略眼光、权术这样“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才是兼才。
言谈的态度也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性情。
兼才喜欢推崇他人，利用各种机会让他人展露特长。
偏才只喜欢自己拔尖，只希望听到别人的称赞，却往往不愿听到他人的长处。
所以，在偏才的口中，处世正直，就是故作姿态；沉默是金，就是空虚无物；高谈阔论，就是夜郎自大；谦逊退让，就是小家子气；有所坚持，就是见识浅陋；广征博引，就是泛泛而谈；先于自己发表意见，就是有所图谋；指出自己缺失，就是故意找碴；意见不合，就是存心较劲；见多识广，就是无所专长。
【事篇】
培养大师的大师
一位外国学者说过：“世界上大学校长很多，但没有一个校长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蔡元培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
1916年9月，北洋政府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去北大，但蔡元培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他决定要把北大整出个样子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当天，北大师生照例列队相迎。像住常一样，工友们向新来的校长鞠躬，出乎人们的意料，蔡元培立即给工友鞠躬还礼。这么一个名人、大校长给工友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认同，再没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便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此种精神，蔡元培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能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和先进思想的传播地。同时，他也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净化心灵的地方，所以也便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路。
蔡元培在延聘教员时，不完全依据资历，而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没有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请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的梁来北大讲印度哲学。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
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而开一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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