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声隆隆、敌机常来袭扰的前线，胡兰畦和团员们一起，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抬伤兵、送弹药、送给养、抢收庄稼、为官兵们演出节目……支前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前线官兵纷纷夸赞这支勇敢非凡的娘子军。
东林寺，是敌我双方拼力争夺的一个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日军的轮番进攻下，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了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当一群敌人叫嚷着冲进庙里时，打光了子弹的胡玉政勇敢地抄起一把铁锹，出其不意劈在一个敌军官的脑袋上，潘玉林则趁机向狼狈逃窜的敌人连发数枪，打死子几个鬼子，最终守住了阵地。
这个创作素材真是太棒了！胡兰畦灵感突至，立即据此编写出了一出小京剧《大战东林寺》。
就在发生这个故事的11师演出，没想到一开场就大受欢迎。
当扮演胡玉政和潘玉林的演员亮相出场时，台下又响起了急风暴雨般的掌声。随后，一群士兵从队列中把正在看戏的真的胡玉政和潘玉林拥到了前面，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如惊蛰的春雷滚过夜空。
“胡玉政，潘玉林，好样的！”
“向抗日英雄致敬！”
口号声，掌声，此起彼伏，场上荡漾着激动人心的气氛，以至连戏也暂时演不下去了。坐在前排的师长彭善见状，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或许，官兵们没有想到自己弟兄们的事迹这么快就被编成了戏文，大加赞颂。自己的部队里出现这样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谁不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戏一演完，高高瘦瘦、举止儒雅的彭师长兴奋异常地走上台来，向服务团员们连声说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即向她们赠送了缴获的一柄日本军官的战刀和一件日本军大衣。
一个小小的作品，竟能激励起官兵们如此高昂的斗志，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种成功的喜悦呢？
这两年，她成了一个大忙人。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李济深先生的特使，她风尘仆仆地从广西赶到上海，将李先生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封信，分别转交给了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国民党要人张群、吴稚晖；留在上海后，她担任由何香凝女士倡议成立的上海妇女慰劳会执行委员，通过各种形式慰劳前线将士，创办了向普通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通俗刊物《小把戏》，并曾同胡愈之一起，去苏州探望被国民党当局无端逮捕的爱国“七君子”……
忙里偷闲，她还了却了久存胸间的一桩心愿。
自从回到国内，女牢中异国革命同志的音容笑貌和斗争精神，时时萦绕在她的胸间。如果能把牢中的所见所闻详尽地写出来，不也可以让国内的人民认识法西斯瘟疫的危险，从而进一步激发起抗日的热情吗？于是，她见缝插针，将发表在法国《世界报》上的连载文章进一步整理、充实，使《在德国女牢中》不仅达到了10余万字，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随后，她把稿子交给了沈兹九先生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
很快，连载这篇长文的《妇女生活》杂志，飞向了大江南北。之后，生活书店出版的单行本，也出现在各个书店的柜架上。
华夏大地上，又刮起了一股争读《在德国女牢中》的旋风，以至单行本出版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连着再版了4次。
1939年除夕的下午，服务团接到命令，到张公渡前线慰劳在除夕前夜出击的将士。于是，胡兰畦和团员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大口袋里塞满了江西名产南丰桔子。传统的团圆之夜，将士们却要用生命和鲜血去浇灌一朵胜利的鲜花，献给新春。这圆圆的充满蜜汁的桔子，且当后方军民为勇士们送上的团圆的饺子吧。
黄昏时分，胡兰畦和团员们在部队周营长的带领下，跨过一座用小船搭起的浮桥，绕过丘陵地带长长的交通壕，来到了设在前线的营部，静静地等待着。
晚上8点，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茫茫夜空，颗颗寒星似乎也受到战争气氛的感染，亢奋地抖动着微亮的身躯。
很快，枪声越来越远。老练的周营长侧耳细听，随之兴奋地说：“肯定是冲上去啦！”胡兰畦和团员们心头既有些紧张，也带着几分兴奋。服务团成立一年多来，象今晚这样深入到最前沿，还是头一回哩。大伙儿巴不得马上奔向战壕，向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表示自己由衷的敬意。
大约ll点钟，枪声渐渐平静下来。周营长抬腕看子看表，然后果断地说：“我们可以上去了。”于是，便领着服务团，沿着弯弯曲曲的交通壕，摸黑向战壕里走去。到了战壕里，嗅到空气里尚未散尽的火药味儿，见到披着一身征尘的将士，胡兰畦和团员们忙不迭地摸出衣袋里的桔子，热情地塞进他们的手中：“弟兄们，辛苦了！”“祝贺你们，又打了一个胜仗！”
穿行在硝烟中的女人宛若天使，常常魔术般地将黑色的死亡与恐怖变得五彩斑斓。面对这些冒着寒风、不辞辛劳地摸黑到前沿慰劳的妇女，士兵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表态：“姐妹们，你们放心吧，我们拼死拼活，也妻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有你们的支援，我们一定多打几个胜仗！”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绩卓著，名闻遐迩。重庆之行，胡兰畦万没想到自己会获得少将军衔。
外面的闲话，她根本没有在意。服务团的成绩，恐怕说闲话者也无法否认。
但捧着红印黑字的委任状，胡兰畦却又象捧着一把带刺的板栗，为该吃还是该扔而左右为难，惶惶不安。自己压根儿就不是国民党圈子里的人，而是按党的指示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呀。当上国民党的少将，真好比穿西服却强差人意地被扣上了一顶精致的瓜皮帽，实在有些滑稽。
那回，服务团撤到南昌，她意外地碰到了相识多年的陈毅。倾心交谈中。她顺便讲到了自己的党籍问题。没想到，相知如兄长的陈毅竟一直把这事记挂在心。那次，在皖南前线，率部驻在19集团军总司令部附近的陈毅，偶然闻知胡兰畦要去武汉招收新团员，便特意给在武汉的邓颖超、蔡畅写了一封信，请她们帮助胡兰畦接转党的组织关系。然后，想法找来了胡兰畦，亲子把信交给了她。
赶到武汉，胡兰畦便抽空去找到了正在武汉的邓颖超，递上了陈毅的亲笔信。大概由于当时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而且又正在武汉，邓颖超便将信转给了王明。过了一天，王明的爱人盂庆树便找到胡兰畦，带她去见到了王明。
听了胡兰畦的汇报，王明当即不冷不热地说：“陈毅的信我看过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
胡兰畦忙急切地问：“那我的党籍问题……”
王明随口回答：“中国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的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
从王明夫妇的住处出来，胡兰畦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啊，回国这么久，终于接上厂党的关系，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就可以找党组织获取指示了。
现在，出乎意料地被授予国民党的少将军衔，还是去向党组织请示一下该怎么办吧。或许，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能给自己一些具体的指示。于是，胡兰畦便悄悄地走进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可事不凑巧，周恩来这段时间偏偏不在重庆。当听说此时王明正在重庆，她又寻访到王明的住所。不知什么缘故，王明没有出面，却让她的妻子孟庆树接待了胡兰畦。
“你可以接受这一委任。”孟庆树听了胡兰畦的汇报，当下表态，思虑片刻又很认真地叮嘱道，“一定不要暴露身分，要尽力利用这种身分，多争取一些朋友，把工作于好。”
胡兰畦心里踏实了。于是，这年10月，她带领3今女视察员，奔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和军队领导一起，巡视各个防区，了解战地情况，救济和安抚战争难民。之后，她又回到了心中常常牵挂着的战地服务团。
时光的河流，转瞬间就将3个春夏秋冬甩在了身后。尽管胡兰畦和团员们用自己的双脚，在烽火前线踏出了新女性的骄傲，但由于团员中有不少是共青团员（有的是未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或思想十分进步，19集团军便总是对她们拉着一张戒备的暗网。有时，派人悄悄地调查团员们的政治面貌，有时，让人暗中监视她们。因此，屡屡发生矛盾，不断加深了双方之间的裂痕。
其中有一件事，深深地刺伤了胡兰畦的心。
她带领团员们跋山涉水到预备第9师慰劳，正巧碰到了当年在武汉军校的老同学、现任该师政治部主任的蒋铭和副主任符浩。战场相逢，大家好不高兴，兴味盎然地遥忆起当年风华正茂同窗共读、挥师西征的情景……
可是，送胡兰畦回驻地时，符浩突然悄悄地问道：“是咋个搞起的啊？大姐，你们还未到来，你们那里的电报就来了。”
“当然电报比我们先到罗！叫你们好好办招待嘛。”胡兰畦哈哈一乐，很随便地和老同学开着玩笑。
“招待？他们来电报说，要注意你们的言论行动！”旁边的蒋铭赶忙提醒一句。
胡兰畦倏然收敛了笑容，心口象有人突然塞进了一包钉子一样，被扎得万分难受。这是哪些家伙干的缺德事儿呢？他们既然给预备第9师打了电报，难道就不会给其他师打电报吗？她阴沉着脸追问蒋铭：“这电报是什么人拍的？”
“是特派员办公室。特派员就是负责整个集团军政治工作的，也等于是我们的上级。”
无聊，实在无聊！千辛万苦地为抗日官兵服务，竟得到这样的回报。“不愁江底暗礁险，最苦船上人心恶。”如此刀；去？还讲什么同心同德，团结抗日！
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胡兰畦常常有一种压抑感，一次次为此窝火生气。而许多团员，也早就有了离开19集团军投向新四军之意。当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发生之后，胡兰畦终于下定了离开19集团军的决心。
恰巧，结束巡视，她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好，瘸子拜年，借势一躬，她立即向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递交了请假报告，得到批准后，就乘车赶到衡阳就医去了。
啊，战地服务三年，非同寻常的三年！尽管19集团军的某些作法导致了一个令人并不愉快的结局，但胡兰畦却从不为这三年中真诚且巨大的付出有丝毫的后悔。
正义的事业，从不因党派之间的恩恩怨怨而失却它耀眼的光辉。将整个身心投入正义事业的人，其词典上从来就没有后悔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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