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竞选国会议员

    林肯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如常人一样的欢乐与喜庆。婚后的林肯越来越像头牛了，他的前面有条绳索牵着他，他的后面有条鞭子赶着他，他只得马不停蹄朝前走。

    牵着他的那条绳索是他的上进之心。先是他的合伙人斯图尔特1838年击败道格拉斯而当选为国会议员。尔后林肯与S·洛根法官合伙。接着1843年道格拉斯被选入国会。眼看着那些他所熟知的人一个个飞黄腾达，林肯心中实在不是滋味，特别是那个“小巨人”道格拉斯现在已是如日中天，他比林肯晚两年才进入州议会，而现在比林肯年轻的他却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赶着他的那条鞭子握在他的新婚妻子手中。她现在终于成为林肯太太，她要夺回她的尊严，她高举起鞭子，这条鞭子由几股绳索织成。

    其一是她想方设法找他的茬，她不停地唠叨他的衣冠不整、仪容欠佳，他的手太大，他的腿太长，尤其令她怒不可遏的是他有时竟然一条裤管扎在靴内，而另一条则套着靴子。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火，有点像苏格拉底的妻子，一次大怒之下，就将一杯咖啡浇在了林肯脸上，林肯当然知道雷鸣之后是倾盆大雨，他一声不响，发扬东方唾面自干的精神坐在那一动不动。他最害怕的事果然没法逃避，他常常怕回家，不敢回家。

    其二是她怪他太穷。她要住好房子，她的姐夫就拥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房。她看中了一位牧师的房子，要价1500美元。而他处理案件总是收费很低，她时常抱怨他不会理财。

    其三是她自己的虚荣心。她是玛丽·托德，生来是做总统夫人的。她必须要在上层社交圈中引人注目，她不能受冷落，过冷清的无人理睬的日子。

    而现在，那个可恨的道格拉斯去了国会，而她的丈夫却仍地处边疆，她是多么气不能平啊！

    有了这许多因素，婚后不久，他就说，如果有人说林肯不想做国会议员，那他一定是搞错了。

    他打算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的合伙人洛根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使得他们的合作难以为继。

    1844年12月，26岁的比尔·赫恩登获得从事律师事务许可之后不久，林肯找着他，请他作自己的合伙人，赫恩登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了。赫恩登相当激进并且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他从内心深处感到要铲除奴隶制。他是林肯的崇拜者，总是给《桑加芒报》写文章赞扬林肯。

    1846年5月1日在彼得斯堡召开大会，辉格党人提名林肯候选国会议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彼得·卡特莱特牧师，民主党人，曾在1832年击败林肯而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这次他们又狭路相逢，卡特莱特脾气暴躁依旧，而林肯却已不再是昔日的平底船工，不再是一只雏鹰，他早已振翅飞过了许多山头。

    竞争是激烈的。卡特莱特的手下散布流言，大造舆论，说林肯是基督教的公开嘲笑者，甚至讲过“耶稣是私生子”，指责他信仰异端。为此，林肯在一份传单中说，“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来不否认《圣经》的真理，在我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有意亵渎宗教的地方，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在这份传单中，林肯还说，“我只感到任何人都无权去伤害他可能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站在大众一边，尊重他们，至少不冒犯他们，可以说，林肯一贯奉之为信条，除非不得已。

    卡特莱特牧师的布道颇有意思，林肯一次专程前去洗耳恭听。一会儿只听牧师叫道：“那些愿把心献给上帝的人，那些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

    但见一些人站了起来。接着牧师又叫道：“所有那些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这次只见除了林肯，全体起立。于是卡特莱特牧师发话了：“林肯先生对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没有作出反应，那么请问，林肯先生你想到哪儿去呢？”

    林肯没料到会被点名，这次他站了起来，说：“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严肃。对于卡特莱特牧师所提问题我承认都很重要，但我感到我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回答问题。卡特莱特牧师很关切地问我要到哪儿去，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林肯要到国会去，而国会却正在因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大伤脑筋。

    5月11日，波尔克宣布，墨西哥人“跨过美国边界、侵入美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因此，“虽然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战争还是因“墨西哥自己的行动”而“爆发了”。

    墨西哥有些什么行动使得波尔克总统这般装腔作势、咄咄逼人呢？那是因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问题。

    1821年，墨西哥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赢得独立。当时得克萨斯土地辽阔，居民稀少。美国曾两次试图购买，都遭拒绝，美国对这片“美洲大沙漠”也并非很有兴趣，就不再理它。不料墨西哥政府却欢迎美国人前去定居，不久，移民大批涌进。

    墨西哥政府很快就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文化习惯的美国移民无意效忠自己。到1836年3月，得克萨斯居民宣布独立成立孤星共和国。这年4月21日，他们打败了前往镇压的墨西哥领导人德·桑塔·安纳的庞大军队，并使桑塔·安纳将军本人也成为阶下囚，不得不加盟。然后得克萨斯人通过新宪法，宣布奴隶制为合法，并请求加入美国。

    南部立即对合并这个拥护奴隶制的州大造舆论，极力赞成。废奴主义者则大肆斥责这个为人肉贩子开辟的市场。辉格党人也大张旗鼓，指责南部民主党人策动得克萨斯居民造反并申请并入美国是为了扩张蓄奴制的势力范围。而即使是对印第安人大动干戈的勇敢刚毅的杰克逊总统这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越得克萨斯一步，直到1837年3月即将离任之际才承认其独立。随后范布伦总统亦拒不提议合并。

    得克萨斯转而寻求欧洲的支持，英国这时明显地表露了对得克萨斯的兴趣。而同时约翰·泰勒总统亦欲有所建树，授命约翰·卡尔霍恩与得克萨斯签订了合并条约。卡尔霍恩得意忘形，画蛇添足，之后公开照会英国公使，说蓄奴制关系到美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而合并则有助于这种制度。这就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使该条约没能通过。

    1844年的总统大选就围绕领土扩张问题展开了。林肯心目中完美无缺的亨利·克莱模棱两可，说如果合并必须打仗，他就反对，而如果能不失面子，不导致战争，并得到联邦共和国的一致赞同，那他是很乐意看到合并的。他因此而栽了跟斗。反对合并的前总统范布伦为卡尔霍恩派民主党人击败。最后冒出的是来自田纳西的黑马大奴隶主詹姆斯·波尔克，他当然是主张合并的，他以38，000微弱多数普选票和170对105选举人票获胜。

    正像卡尔霍恩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一样，合并是一个南部问题，不是辉格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这次选举就大致上将美国的政党按南北切开。主张扩张领土取得了胜利，因为“向外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是美国的“显然天命”。扩张就是扩大自由领域，使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

    林肯注视着美国，他无疑发现美国就像一条具有血盆大嘴的大鳄鱼，而其嘴巴一旦张开，不吞噬大片土地是不能满足其欲望的。自其独立以来便不断向西挺进，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林肯知道，他自己一家就是这样一个西迁的典型，从他的祖父老亚伯拉罕·林肯起就从弗吉尼亚搬至肯塔基，他就在那块野牛成群的土地上诞生，然后他的父母带着他一会儿去印第安纳，一会儿去伊利诺伊，使他们的足迹总是印在美国的边疆上。哦，对了，他的那个继弟约翰·迪，现在正计划着迁至密苏里呢！鳄鱼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

    几乎在得克萨斯问题同时，美国还虎视眈眈，盯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吃着碗里，盯着锅里。俄勒冈当时有55万平方英里土地，美国的巨嘴在那儿碰到了英国的大喙，狼贪虎毒，互不相让，这块地方从19世纪20年代起便属两国共管。那个地方一直只能吸引商人、猎人和传教士，他们在那多年，踩出了一条冷清的俄勒冈小道。

    忽然有一天，这条小道上人叫马嘶热闹起来，原来俄勒冈的威拉米特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是个新伊甸园。好动的美国人闻知后立即收拾行装，扬鞭催马而去。

    这块新伊甸园之南便是加利福尼亚，乃是墨西哥的一个边远省份。这个地方被渲染成“世界上最富饶、最美丽和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使得许多美国人心痒难搔。而那个旧金山港呢？那可是个宽广得足以容纳全世界海军的良港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岂容英国人置喙。于是从杰克逊总统起，就一直试探购买该地的可能性，墨西哥政府拒绝了。

    现在波尔克当选了，在任总统泰勒离职前夕确信合并得克萨斯符合民意，他签署了众议院120对98票、参议院27对25票简单多数通过的合并议案。

    波尔克总统于是就得面对与墨西哥交战的危险。他痛感一张嘴不能同时吞下两块肥肉，那就与英国妥协解决俄勒冈吧，最终沿北纬49°线划分俄勒冈，以南属美国。

    1846年，波尔克希望墨西哥政府能够识相，和平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他希望墨西哥接受以格兰德河为边界，希望其出卖新墨西哥在格兰德河以西的部分及加利福尼亚。然而带着他的希望前往墨西哥的使节却受到冷遇，他因此而起草了战争咨文。正在这时，传来4月25日墨西哥军队越过格兰德河打死美军3人、打伤数人、余者多人被俘的消息，波尔克急忙修改咨文，声称已忍无可忍。5月11日，他的咨文提交给国会，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伊利诺伊州很快激起了好战情绪，其国会议员贝克试图离开国会去组建一个团，他最终没有辞职却如愿以偿领导队伍去打仗。该州前去参战的还有国会议员J·哈定，他在1844年秋季当选，而后，他在一次战役中殉职。

    密西西比州新当选国会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在战争进行之际无心谋取公职，他前去打仗并且极为出色。U·格兰特、R·李也都在这次战争中抱经风雨。

    但是好战情绪主要出现在南部，东部和北部则相当冷淡，大多数辉格党人感到应当支持有关军事措施，除此之外别无良法。林肯正是这种态度。

    他没去应征，但作过一次演讲。战争之初，他和其他人的演讲被认为是“热烈、震动而成效昭彰的，他号召人们应当站在国旗一边，至少在伊利诺伊大众看来，这是饱含爱国之心的，他不想冒犯大众，他现在是在和卡特莱特竞争，假使有些言论伤害了大众的爱国之心，那无疑会被大众愤怒之波涛所淹没。但林肯显然并不喜欢这次战争，他小心翼翼地绕险而过，他当选了。

    2. 在第八巡回审判区

    林肯要到1847年12月才到华盛顿就职，这一个间歇期他继续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奔忙，而且他颇有些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只要在家里时间呆得稍长，他知道不愉快就会莫名其妙地找上他，出外巡回审判正好是躲避妻子的最好借口。一旦出外，他就颇有些如鱼得水。春秋两季他很少回家。

    第八巡回审判区先只辖9县，后扩大到15县，整个区约长150英里，宽100英里。林肯就这样从斯普林菲尔德至彼得斯堡，跟着去哈瓦那，再去皮奥里亚、马塔莫拉、布卢明顿，然后东至丹维尔，再折回至查尔斯顿，回到斯普林菲尔德。这条线他走了多年，熟悉这里的许多人和小酒店。

    在小酒店里，他和同行律师讲笑话，有时甚至戴维·戴维斯法官也会放声大笑。他的笑话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时候极为有名，以至后来南北战争爆发时，有两个妇女讨论是林肯得胜还是杰弗逊·戴维斯打赢的问题。

    其中一个说：“我想肯定戴维斯会取胜，因为他常常祈祷。”另一个反驳道：“可是林肯总统也祈祷呀。”“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妇女回答说，“上帝以为他在开玩笑。”

    通常对第八巡回审判区的案子，林肯都能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即使眼看着要输掉官司，他也会急中生智，挽回败局。

    一次他与一个有名的代理人相遇，他的对手说得头头是道，陪审团明显已倾向于他。这时只见林肯颇有些局促不安，换腿频频，随后他从审判桌上抢过一张报纸就急冲而出审判室，好像有某种万分紧急之事非做不可。他的举动立即引起朗朗笑声，法官也乐了。当然，他对手的辩说效果也减弱了。

    然而就在他即将去华盛顿前不久，他却吃了一次瘪。

    在林肯的父亲托马斯居住的柯尔斯县也住着一位来自肯塔基的名叫罗伯特·马森的人，他拥有一些奴隶，在农忙的时候带他们到柯尔斯县，忙完之后带他们回肯塔基。其中有一个黑白混血女奴名叫简·布里扬，是安东尼·布里扬的妻子。

    1847年秋天某日，简与马森的管家大吵大闹了一回，管家威胁说要将她和她的丈夫、孩子立即遣回肯塔基，然后将她们卖至下南部，那是奴隶制猖獗之乡。安东尼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匆忙跑到附近的一个乡村酒店，酒店老板和拉瑟福医生听完了他的叙述。拉瑟福医生告诉安东尼回去将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带来。事情发生后马森匆匆赶至酒店，而那时那里反奴隶制的人们聚集一堂、群情激奋，他们拒绝了马森带回他的奴隶的请求。然后马森将他的奴隶送进了牢房。治安法官O·菲克林进行了一次审讯。

    当时，伊利诺伊州法有一条允许将不服管教的黑人售卖的规定。他于是说自己在此案中没有审判权，然后追溯到这条法律说这使他有权将这些黑人交执法官扣留，直到登广告卖掉，得来的钱抵付坐牢的开支。这些黑人被关押了两个月，这期间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寻找法律根据等用于营救他们。最后马森起诉拉瑟福，告他引诱他的奴隶由此而造成了2500美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正在这时，林肯巡回至查尔斯顿，马森立即找着他要他帮忙。拉瑟福知道林肯是“诚实的老亚伯”，曾说过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的基础上等之类的话，他也找着林肯让他全权代表自己打赢这场官司。只见林肯摇了摇头，告诉拉瑟福他现在受聘于马森，除非解聘。拉瑟福一听火冒三丈。林肯看着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才想到自己的行为，然后他试着并终于与马森解约，一路直奔拉瑟福，兴冲冲地告诉他，可以受命于他，拉瑟福说他已找到康斯坦布尔律师。林肯只好出面替马森诉讼。

    经过这番折腾，林肯神不守舍。在辩论中，他的幽默、他的雄辩才华、他的机智都没有了，他极为虚弱无力。争辩直指人身保护法令，林肯听着他的对手引述有关条文，显得极为痛苦，他退让了，他失掉了诉讼。

    他的灵魂为此而大受震动，他为马森辩护之初似乎没有想得更多，马森有了法律上的纠纷，自己帮他寻求法律上的解决，而受到忽视的是马森是个奴隶主，而且是他的奴隶出了麻烦。他是有意忽视吗？可能不是。那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自己是个律师而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家身份，他是巡回至此。

    当他看到拉瑟福一怒而去才使他反省自己，而这就使得他在法庭上缚手缚脚，不能放开喉咙，慷慨激昂。

    他差不多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罗伯特·托德（爱称鲍勃）生于1843年8月1日，老二爱德华·贝克（埃迪）生于1846年3月10日。鲍勃是个小矮子，但口齿清晰，且十分机灵。林肯对他的儿子聪明活泼感到极其满意，与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会忘了许多烦恼。

    他很少严厉管教儿子，玛丽则不然，有一次他告诉其好友斯皮德，“有人来告诉我鲍勃不见了，可是等我回到家里，他母亲已经找到了他并打了他一顿，现在他很可能又跑掉了。”

    他有些羡慕他的儿子，鲍勃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可以一走了之，而自己却不能逃避。特别是他的妻子热切地企盼他能出人头地，他下决心满足他们的愿望。实际他对政治已有些厌倦。他像一只高飞的鹰，当掠过一个更高的山峰之际，却发现眼下仍然是同样的景色。只不过在斯普林菲尔德，他脚下的河叫做桑加芒，而在华盛顿却叫波托马克，名字不同罢了。因此他觉得进入国会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高兴。

    3. “政治自杀”

    他带着妻小于1847年12月2日抵达华盛顿，不久将家小安顿于斯普里格夫人的公寓，它位于绿叶街，提供膳宿。公寓后有一间菜园，菜园常受邻家之猪的侵扰，林肯太太不时听到吆喝猪的声音。而大街上也鸡行鹅步，她不免对华盛顿颇为失望。

    林肯则对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再也不愿沉默。他在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后不久，就对这个已经进行了20个月的战争起因向总统表示了他的质疑。

    对墨西哥的战争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斯科特于1847年9月14日攻入墨西哥城，墨西哥很快就投降了。而“这个胜利是从倾盆的鲜血中出现的美丽彩虹”，林肯认为，“是用魔法来毁坏一切的毒蛇之眼”，因此，他要总统“能证明洒上战争的第一滴血的那块土地本来是我们的，证明它不是处于一个有居民的国家之内，或者说，如果是处于这样一个国家之内，它的居民已服从得克萨斯或美国的行政权力，而布朗要塞的位置情况也是如此。”在林肯看来，美国军队开往格兰德河时，是开进了一个和平的墨西哥新拓居地，而且把居民们从他们的家里和正在生长的谷物地里吓跑了。

    布朗要塞呢？是美军在一块墨西哥棉田里构筑的，当军队到达时，棉花幼苗正在生长，却给毁了。墨西哥人断言那不是得克萨斯的领土，因而越过格兰德河出兵攻打，这才导致总统宣战，而这个边界问题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真的是墨西哥人使美国人的血洒在了美国的土地上了吗？林肯从战争起因上予以质问，他觉得这涉及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谁都不应该对此沉默”，他拍案而起，明确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违反宪法的”。

    战争在1848年2月2日签订《瓜达鲁普·希达尔戈条约》后结束了，这场战争使墨西哥丧失了55％的领土。参议院在对该条约投票表决时结果为38对14票通过。14枚反对票当中，有7票来自辉格党，他们不希望占领墨西哥领土。另外7票则出自民主党，他们叫嚷要夺取整个墨西哥，并问为什么要把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给在过去25年中统治着它的那些无知的懦夫和放纵的流氓来管理呢？

    林肯对这场如格兰特后来所说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战争进行了谴责，他称总统侵略了墨西哥，发动了一场抢掠谋杀的战争，一场强夺的不正义的战争，他的讲话尽管在国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震动，却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激起了巨大震荡。卑鄙、怯懦、无耻、叛徒等等恶意称呼被加在林肯头上，令他高达7英寸的帽子也有些装不下。

    伊利诺伊州觉得林肯给予了它的人民严重的耻辱，他们为此愤怒不已。赫恩登也对林肯的做法大惑不解，因为林肯不久前还给他写信决心做到出人头地，而现在这样做却无异于政治自杀。

    这是他自1837年1月以来再一次引起众怒。那一次，他就密西西比州把一些十足的赌徒吊死和圣路易斯纵火烧死一个黑白混血儿等问题作了《永葆我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讲，而那时在这样一个大题目下使他与一些粗暴对待废奴主义者的人的分歧不致太显眼。现在他冒犯的却是伊利诺伊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使他有些不敢回去，他就在华盛顿钻营，试图弄个州长什么之类的一官半职，惜乎未果。

    不过这两次逆流而动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那就是保持法律的尊严。他极力主张严格遵守一切法律。当一些人“成百成千地结伙成帮，烧教堂，抢粮仓，将印刷机扔进河里，枪杀编辑，任意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吊死和烧死，自己却逍遥法外”，林肯认为“这样的政府必定不会长久”，他要求每一个人记住，“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

    他竭力宣扬一种法律意识。现在总统发动的战争是违宪的，他对赫恩登说，“如果无论何时总统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就允许他侵略邻国，那也就是允许他随时可找到某个借口这样做，那也就是允许他随意发动战争。如果今天他借口为防止英国侵略我们，他认为有必要入侵加拿大，你如何制止他？”

    发动战争的权利宪法规定归于国会而不是总统，而这场战争对墨西哥构成了侵略，事实俱在，林肯指陈事实，然后对一位为战争起因辩护的牧师发问，“如果你承认它们是事实，那我请你指出哪一种语言的法律、州的法律、国家的法律、道德的法律、宗教的法律，任何人间的或天上的法律，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权威，说那些事实‘没有构成侵略’？”

    林肯现在谴责战争是求心之所安，他的宗教信条（尽管他不属于任何教派）就是一个印第安纳老人说过的“我做好事时心中快乐，我做坏事时内心难过”，他肯定记得不久前为马森辩护内心的痛苦，现在可不想同样痛苦。

    他感到“非说话不可”，但他选择了说“老实话”，而不是“假话”。

    4. 奴隶制争端日趋激烈

    本来就千头万绪的美国因美墨战争现在更加复杂化了。

    1846年8月8日，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在众议院举行的一次审议总统提出的关于拨款200万以便谈判成功签订和约后购买墨西哥领土的议案的会议中，提出了一项修正条款，即“作为割取墨西哥共和国领土的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条件”，应规定“在该领土的任何部分永远禁止实行蓄奴制或强迫劳役”。这个“威尔莫特附件”一提出就得到了北方的民主党和辉格党的支持，林肯在众议院的每次表决中都投了赞成票。

    1847年2月该附件在参议院的表决中没能通过，但其影响却极其巨大，它使得奴隶制扩展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主题。北部各州议会除一州外基本上都通过了这个附件，南部则保证不惜代价抵制到底，如果新得领土成为自由州的话，那么南北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的均势就会被打破，从此在南部蓄奴州满目青翠的原野周围会开遍自由的鲜花，而南部的眼睛习惯了青草的绿色却不习惯花的鲜艳。他们感到从此就要受非蓄奴州任意摆布、搓圆搓扁了。

    卡尔霍恩说，“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就完了。”他甚至寻求宪法的支持，宣称领地是各州的共同财产，国会无权剥夺任何一州的公民带着他的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向领土迁徙的权利；只有在一个领地快要建州时，国会禁止其实行奴隶制方才合乎宪法。

    在南北双方对峙之际，一部分人记起了密苏里妥协案，那主要是亨利·克莱的努力于1820年达成的一次妥协，其主要内容是密苏里州和缅因州分别作为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另外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其余领土上以北纬36°30＇为分界线，在其以北禁止实行奴隶制。

    现在波尔克总统及辉格党和民主党双方温和派抓住这根线为救命稻草，建议将这条妥协线向西延伸至太平洋沿岸。但双方强硬派将这根稻草按入水中。

    在吵吵闹闹之中，大选又临近了，各方势力便以领地问题为道具粉墨登场。林肯又忙碌起来。辉格党有三个候选人等待提名竞选总统，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后者似乎刚刚发现自己是个辉格党人。克莱在林肯的心目中已是垂垂老矣，林肯感到他根本没有当选的希望，他既不能在纽约获胜，也不能再次赢得田纳西，而且佛罗里达、得克萨斯、艾奥瓦和威斯康星等地的新的15票他也不可能得到。

    林肯感到只有寄希望于泰勒将军，尽管他是个奴隶主，又出生于弗吉尼亚，但他却可以击败民主党，帮助辉格党取得胜利。他终于在6月辉格党费城会议上以171票被提名，克莱获32票；韦伯斯特14票。林肯认为这将使辉格党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是：一切剩下来的人都站在我们一边”，这“说明了风往哪个方向吹。”

    民主党没有提名波尔克总统，他们提到了刘易斯·卡斯，他曾在1812年战争中任准将，现在他反对威尔莫特附件，转而同道格拉斯倡导了一个“人民主权论”，即所谓“新领土的事务将由新领土的人民自己去解决”。然而这个含糊的理论使得范布伦的焚烧谷仓派和拥护威尔莫特附件的人退出大会。

    1848年7月27日，林肯在国会众议院强调泰勒如当选就不会否决威尔莫特附件，而“卡斯的当选肯定会使奴隶制进入我们现有的领土”，他针对几天前佐治亚一位众议员的发言对民主党的这位候选总统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那位议员说辉格党人抛弃了其原则，而躲到泰勒将军的后摆下面，“他似乎认为这是极其卑鄙的”，“不过，他难道忘了另外某一个党在另外一件军服后摆下面已经躲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吗？难道他对杰克逊将军的后摆不了解么？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党曾经在那件军服后摆下进行过前五次总统竞选，现在又在同一庇护下进行第六次么？”

    杰克逊是“老山核桃木”，波尔克是“小山核桃木”，而现在卡斯先生又被称为真正的“山核桃木型”，林肯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家伙曾经夸口有一个发明，能够从一个旧人身上变出一个新人，还有足够的余料可以做一只小黄狗”，林肯揶揄道，“杰克逊将军的名望对你们来说正是这样一种发明。你们不但两次利用它使他成了总统，而且还有足够的余料使后来几个相当渺小的人也成了总统，现在你们还主要依靠它再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总统。”林肯紧抓住对方所说的“后摆”做文章，让对方有什么花样都翻出来，有什么老马尾巴就都翘起来。

    “不过”，林肯说，“我希望对方的先生们懂得，使用下流的比喻是一场赌博，他们在这场赌博中未必能把所有的钱都赢去。”然后他继续把这个后摆不依不饶地安到卡斯将军身上，正像民主党人也忙着的那样，林肯嘲弄道，“所有他的传记都抓住他，把他系在军服后摆上，就像许多顽皮的孩子把一袋豆子系在狗身上。他们的材料确实有限，但是却竭力这样做。”

    针对卡斯是个军事英雄，林肯“同意一个朋友的说法，卡斯将军是一个冲锋陷阵、百战百胜的将军”，他话锋接着一转，“冲锋倒是真的，但不是向公众的敌人冲锋，而是向公众的钱库冲锋。”然后他一本正经、一点一滴、一条一款地揭露卡斯经济上的不清不楚之处，接着说，“我们都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讲故事，拿故事作比喻原是林肯的拿手好戏，“一头牲口站在两垛干草当中，无法决定吃哪一垛好，结果活活饿死。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在卡斯将军身上。把两垛干草放在相隔一千英里的两个地方，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两地之间，同时吃掉两垛干草，就连沿途的青草恐怕也会遭殃。”

    末了，林肯正话反说，呼吁道，“先生们，一定让他当总统吧。他会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如果，”林肯停顿一下，“如果他大嚼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剩下的话。”

    这一次总统选举竞争极为激烈，林肯似乎很少有这般痛快尽情抒发的时候，他暗中相当感激那个佐治亚州议员，他在送给林肯一根棒子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候选人推下了水，使林肯能毫不费力地痛打落水狗一顿。

    这年8月，民主党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的范布伦领导的“焚烧谷仓派”、辉格党以查尔斯·F.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为首的“良心派”、提名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的自由党齐集布法罗，组织了自由土地党。在此之前，萨姆纳意气高昂，他对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说，“看来全国终于觉醒。自由精神像早年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遍布了整个马塞诸塞州。”

    萨姆纳反对提名泰勒，蔡斯则采取强硬的废奴主义立场，他是自由党人，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废除各州的蓄奴制度。他们看到的自由精神在全国如何呢？以范布伦和亚当斯配对的竞选获得了291263张普选票，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党来说可谓旗开得胜。

    早在1821年杰弗逊就忧心忡忡地预言过：“我担心，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们地平线上出现的那个暗点，它迟早会像龙卷风一样向我们猛扑过来。”那个暗点显然愈来愈大，它像一团火在一块木头中间燃烧，注定要翻腾起熊熊火焰，直至烧断、烧烂。那是“倾全部大洋之水都难以熄灭的大火，这火只有血海才能扑灭”。

    自由土地党以“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动和自由之人”为口号，它的出现迫使辉格党和民主党面对奴隶制问题。林肯对激进的纽约州州长威廉·H·西沃德说，“我认为你是正确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奴隶制问题，今后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多加注意。”

    辉格党提名泰勒果然如林肯所分析成功地赢得了竞选，尽管只是微弱多数取胜。

    林肯于1848年12月抵华盛顿参加了众议院的会议。

    在这第十三届国会中，林肯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仍与他1837年在伊利诺伊与丹·斯通提出抗议时一样。他投票赞成威尔莫特附件、投票赞成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自由政府的措施，但对于在哥伦比亚特区立即和无条件地禁止奴隶制则表示异议，投反对票。他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除了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可携带“必须的仆人”暂住以外，不得再把新的奴隶带进。

    他试图采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使奴隶制自然消亡而非强硬取消或暴力废除，即从1850年1月1日起特区奴隶所生的孩子都应获得自由。他重申，国会不得以其意志强加于特区之上。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指出应授权并要求华盛顿当局逮捕“所有逃到该特区的逃亡奴隶”并送还给奴隶主。

    我们不难发现，林肯是相当强调用法律解决争端的，他主张严格遵守法律，而法律也要尊重民众意志。因此，对于国会立即取消特区奴隶制，他觉得没有尊重特区人民的意志，11年前他就说过应由特区人民主动要求，国会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而奴隶逃往特区显然是不合法的，所以他表示应逮捕他们并送回。也许他真的就此询问过哥伦比亚特区15个重要市民，他们同意他的提案，或者他没有询问，但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些都表明了他依法解决奴隶制的企图。

    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能通融、变通的冷酷之人，他很小心谨慎，然而却能灵活机动地看待问题。在总统选举中，林肯放弃了他一直所崇拜的亨利·克莱，而赞同取胜把握大的泰勒，表明了这点。但是这种灵活却是为了一种整体大利益，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他就把辉格党的利益看得很重，他谴责美墨战争也有这个因素。在一种整体大利益下急事从权是林肯对待重大事情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他日后内战初起，宣召征兵备战时即起了作用。

    林肯曾声明，一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还在大选期间，他就曾回斯普林菲尔德活动，但他显然受到了冷遇。他的前合伙人洛根法官竞选参议员落选了，这并不是因为林肯坐视不救，恰恰是因为他帮了忙，但帮了倒忙，那里的人们在他出现于公众场合总给他以嘘声。

    泰勒也没在这一州取胜，这一州是民主党的天下，那个道格拉斯早已是国会参议员，而那个差点与他决斗的谢尔兹也进了国会。林肯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回来重操旧业做律师，除此之外他似乎也并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他于1849年春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事务，重新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巡回。他在几年前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买了一辆马车，现在债务也基本还清，他总算松了口气。然而不久，1850年2月1日他的才4岁的儿子爱德华·贝克病死，不到一年，1851年1月17日，他的父亲老托马斯也去世了，终年73岁。

    他似乎不断地经受着周期性的打击，9岁的时候，母亲辞世，19岁之际，姐姐去世，7年之后恋人病逝，再过6年，因婚姻而大受折磨，此后9年之中，基本平静，而现在当他从国会回来颇有些心灰意懒之际，他的亲人却接连离世，他很有些舍不得他的儿子，他没有功夫去查尔斯顿送别他的老父亲，他极为痛苦。

    他的国家现在也处于一种周期性痛苦中，那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

    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在萨特矿发现黄金，随即移民们潮水般涌至，1849年一年即达8万之众。新上任的泰勒总统为了避免领地问题恶化，派密使到旧金山和圣菲，鼓励当地人制定宪法并立即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很快就做到了这点，他们10月份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申请获得州的地位。这引起了南部的抵抗，因为如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州，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人许多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卡尔霍恩的追随者更是发誓宁可使合众国分裂，也不愿看到奴隶制被排斥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之外。他们还要求制定一部更为有效的逃亡奴隶法。

    在这南北对抗之际，三位老政治家被推向前台，使他们的晚年像一颗颗在大气层燃烧的星星放射夺目的光华。亨利·克莱首先站出来，以他伟大的妥协者身份最后一次提出一妥协案。

    1850年1月29日，克莱建议：

    （1）立即接纳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

    （2）得自墨西哥的其余割让领地组织领地政府，而对奴隶制不加任何限制；

    （3）得克萨斯放弃其对新墨西哥东部土地的要求；

    （4）联邦政府承担得克萨斯合并前的公共债务作为补偿；

    （5）禁止把哥伦比亚特区作为州际奴隶贸易的场所；

    （6）只能在征得特区居民和马里兰州的同意，并对奴隶主实行赔偿之后，才能在特区废除奴隶制。

    这六项提案每两项为一组，对南部和北部各打五十大板，再各给一杯糖水。但整个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领土（它有一半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新墨西哥则由于气候原因不适宜奴隶主种植园制，极可能成为自由州，而适于蓄奴的得克萨斯则被缩小，南部原指望可将其一分为二，甚或分成更多的蓄奴州，现在也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耳光打得显然较重，但亨利·克莱给南部喝的糖水也较甜，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美国的象征允许保留蓄奴制，那个恼人的威尔莫特附件在此也基本遭否定。而最后，克莱还给予了两项议案，即：

    （7）通过一项更为强硬的逃亡奴隶法，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我们不难发现林肯与克莱的相似）；

    （8）国会应宣布其无权干预州际奴隶贸易。

    亨利·克莱为他的提案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辩护达两天之久，他敦促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而后垂死的卡尔霍恩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代他宣读讲话稿。他认为要拯救合众国，就必须停止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必须忠实履行逃亡奴隶法，特别是在各领地要给予南部以平等权利。

    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卡尔霍恩此后不久去世，有人评论说，“他是错误的，但他是一个比许多曾经是正确的人们更为伟大的人和参议员。”

    三天后即3月7日，丹尼尔·韦伯斯特既不是作为马塞诸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站了起来，为了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他支持克莱，驳斥了卡尔霍恩对北部的指责，同时也谴责了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他呼吁不要再抵制逃亡奴隶法，不要坚持威尔莫特附文，这样他就放弃了他的自由土地党思想。

    5. 等待高飞的鹰

    林肯在伊利诺伊看到这些政治巨星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之旅放出的夺目光华，不禁有些眼花缭乱，他大量地读着有关报纸，特别是《国会环球报》，感受着他的时代的强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他还特别注意到那个纽约州的西沃德亮出的兵器最为犀利有力，西沃德谴责妥协方案极端错误并且充满罪恶，他认为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而要使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停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解放的进程让路。

    西沃德说，不仅宪法证明在领地上禁止蓄奴是正确的，而且他还说“有一种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即上帝的法律，他求助于这个法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自由平等。

    围绕克莱的妥协案，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甚至拳打脚踢，最后妥协占了上风。泰勒总统病逝后，道格拉斯担任了妥协派的领袖，而菲尔莫尔总统也为妥协尽了最大努力，1850年9月，最后的妥协达成，基本上与克莱年初提案一致。

    林肯躺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家里的地板上，头后斜放着个枕头，枕头放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舒展着四肢，看着报纸或书，他知道这一年底，新的“逃亡奴隶法”生效了。它包括：

    （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

    （2）奴隶追索者只要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则被剥夺为其辩护的权利；

    （3）专员如果每次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判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

    （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

    他听到拉尔夫·W·爱默生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然而他错了，这种失去自尊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人，大量自由黑人惨遭绑架并被卖往南方。

    林肯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有个女人收到了她嫂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哈蒂，我要是像你有那份写作天赋，我就会拿起笔杆，让国人都明白，奴隶制又有多么的可恶。”

    他不知道哈丽特·比彻·斯陀看完后捏紧了拳头，这个女人的手这时捏得像男人一般有力，然后她就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她看到一幅幅画面几乎伸手可及，它们犹如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水向她迎面扑来。她将这些画面拿过展开在读者面前，立即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至少使30万美国人臣服。

    《汤姆大叔的小屋》1851年6月起先在华盛顿一家反奴周刊上连载，1852年5月出单行本，销量惊人，将南方和北方同时震惊得目瞪口呆。十年后，林肯认识了这位促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林肯懒洋洋地躺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一有所得他就会抓过纸笔将它写下。他现在似乎一心一意地要做个好律师，他觉得做律师必须劝阻人家打官司，要尽量和解，打官司往往只能讨得个说法，却在聘金、费用及时间等方面遭受严重的损失。他觉得再没有比挑拨人家打官司的人更恶劣的了，应当在行业中发扬道德风气，以便把这种人清除出去。

    他觉得做人一定得诚实，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他希望别人也如此，特别是做律师之人，如果“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预先就同意作一个恶棍，那你还是宁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为好。”他对聘金问题也有一番特别的考虑，“这远远不止是一个牵涉面包与白脱油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律师和当事人就两得其利。索费决不可过高。”林肯到目前为止尽管摆脱了债务，但仍很穷，他办案子收费却仍很低，1853年他办了四个案件总共只收了30美元。

    有一次一个当事人送他25美元，他说他太慷慨了而退回了10美元。林肯还反对预收全部聘金，如果一个人预收了全部聘金，林肯1850年7月写道，而他还照样一如既往对案子感兴趣，那他就是真正了不起了。

    林肯后来写给费尔的自传说，“从1849年到1854年，首尾两年包括在内，我以空前的刻苦精神从事律师工作。”那个时候，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或在法院，常可看见林肯与一些农民、城镇居民在一起，他们常常就其农作物被盗、栅栏边界，或者牛、马之类的事情向他咨询，他也不厌其烦地解答而不收费，他耐心地促使他们和解，当不得已打官司，他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免于昂贵的诉讼费用，这些费用林肯是知道其昂贵的，而他的当事人就不太清楚了。

    他从不向他的当事人收取过高费用，他的表现也总是公正而诚实，他也不欺蒙法庭，但他善用事实与法律，甚至不惜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取胜，他会动情地陈述事实而使法官也不知不觉受到感动。

    这段时期，勤奋的林肯似乎对游手好闲特别反感，尽管他常常被人看作是懒散的，但他一直在努力奋斗，而终于有了一定地位。1851年他的继弟向他借钱，他觉得约翰·迪并不懒，只是觉得干活挣不了钱就不想干，因而游手好闲。林肯因此建议他的继弟全力以赴给一个愿意出钱雇他的人干活。“为了使你的劳动获得相当好的报酬，我答应你。”林肯1月2日写道，“从现在起到5月1日止，你劳动每挣一美元，无论是现金还是抵还你的债务，我就另外再给你一美元。”他觉得这是医治他继弟游手好闲毛病的良方，“你只要听从我的劝告，就会发现它对你的价值比80美元的80倍还要高。”

    林肯曾经很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样一个任何贤明的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必须尽量消灭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

    什么是无益劳动呢？他举了铁和棉花的例子。如果美国生产铁和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那么，将铁和铁制品从国外运往美国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益劳动。而棉花就应当在产地和消费地纺成纱或织成布，因为从一地运往一地就是无益劳动。至于游手好闲，他说，假如在任何时候，一切劳动都停止，一切现有的储备都在人民当中平均分配掉，那么很快所有的人都会饿死。无疑，整个社会的游手好闲将迅速造成整个社会的毁灭。

    林肯思考着，有史以来，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劳动，而偏偏是那些不劳动的人享受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林肯这样想着的时候似乎没有把它与奴隶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他把心思放在了保护关税上，他说，放弃保护关税必然会导致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增加。

    但另一次（约在1854年）他对南部的奴隶比北部的雇佣劳动生活富裕的说法作了批判，他以自己为例写道，“我们当中没有永久的雇工阶级。25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雇工。昨天的雇工今天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明天还会雇佣别人为他工作。”他认为，“进步——改善条件——是平等社会的规律”，而“社会平等战胜不平等”。

    林肯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共同负担，有些人想把他们的一份负担转嫁到别人肩上，这就成了人类巨大而持久的被诅咒的事物。本来是对全人类的罪恶的诅咒，而在奴隶制的情况下只集中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就成为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倍加精练的诅咒。”

    他认为，“自由劳动有鼓舞人心的希望”，而“十足的奴隶制则没有希望。”他比喻道，“一个奴隶，你不能用鞭子强迫他一天割75磅大麻，但是，如果派他割100磅，并答应超额完成部分给他报酬，他就会替你割150磅。”林肯由此总结道，“你用希望代替了棍棒。然而，就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来说，你恐怕没有想到你已经放弃奴隶制度，采取自由劳动制度了。”

    林肯驾车在第八审判巡回区巡回，巡回法庭的路线长达四百多英里，道路坎坷，尘土飞扬。林肯与赫恩登同行，赫恩登常向他推荐一些书读，林肯有时会感兴趣地看上一眼，但很快就会放开，他对那些枯燥的历史似乎没有兴趣，他更多地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彭斯、拜伦及密尔顿等人的诗，他有一种多愁善感的天性，使他看起来一个人好象独霸了全世界的忧郁，他喜欢那些哀伤的甚或是病态的诗，自己也写点诗。

    1844年他曾去过印第安纳他母亲和姐姐埋葬的地方，他那时离开那里已有15年，“那个地方就其本身来说，一点都没有诗意，”林肯说，“尽管如此，看到了它，看到了那里的景物和居民，就激起了我的感情，”他颇有些激动，接着道，“这肯定就是诗。”这个诗人同时还读另一些东西，那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在巡回线上的小酒店，他晚上常常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点一枝蜡烛，将他的长长的脚搁在床脚板上，就这样躺着读到夜深。这段时间他饶有兴趣地啃着欧几里得，直到他能清晰地证明六册中的一切定理，然后接着攻读代数、天文学。

    他这样做是为了训练自己的严密，他从推证定理当中体会到一种推理的乐趣，使他感到自己似乎获得了某种力量，因为那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不容辩驳的，就像将对手紧紧地按在了地上，使他丝毫没有翻身的余地。

    他将奴隶问题引入这种思路：不管甲怎样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严密、紧凑、层层剥析、步步紧靠，令人很难断章取义，就像几何或代数题解，抽出其中一段会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林肯无疑是在寻找一种积蓄力量的方法，他在收回自己的拳头，等待时机更有力地打出。他像一只准备高飞的鹰，在悬岩上孤独地梳理翎毛，等待着急风猛雨的到来。奴隶制，他已经感到命运之拳的劲力有些松懈，而他逐渐有了力量，他要打出他的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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