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再换统帅

    战争是极为残酷的，南北双方一交火，伤亡数字便会急剧上升。交战双方士兵的鲜血洒在了这年轻国度的土地上。

    在田纳西州，邦联军在布莱格率领下试图夺取肯塔基州，尽管他只有不到4万人，但他进军路易斯维尔的意图极明显，联邦军在比尔将军的指挥下尾随追击。双方在1862年的秋冬似乎就这么耗着，不愿真正打仗。不久，林肯让威廉·罗斯克兰斯将军接替比尔。

    12月31日，两军交战，直到新年1月2日，战斗才结束，叛军损失近12000人，撤回其冬季营地。联邦军多损失了1000多人，但他们胜了。

    战争也越来越奇怪。一方面是战场上，双方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必欲拼个你死我活而后快。一方面，当战事稍息，双方士兵却在私下友好来往。北军缺少烟草而南军缺少咖啡，因而他们瞅着机会就互相交换。

    1862年在莫尔文山国庆节对两军来说是过得极为有趣的，双方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定，于是都从各自的阵地走出，仅留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他们在一片草莓地里采摘草莓，交换烟草和咖啡，交谈战事，友好而亲切，似乎战争是官员们的事，浑忘了两天以前才刚刚结束“7天”血战。

    而这个冬天在拉帕汉诺克河，独木舟将对垒的两军暂时亲切地联系了起来，彼此交换对方所缺的东西。

    当然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伯恩赛德为上次的失败感到羞辱，他急于挣回面子，时刻谋划着再打一仗。不过这次他不打算正面交锋，而是试图突然袭击，且定于晚上。然而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动似乎不为上天所庇佑，1月20日，正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先是下起小雨，接着狂风怒吼，再后雪花飘了下来。出师不利，只得草草收兵。

    总统适时免去了伯恩赛德的职务，不仅仅是由于这次无功而返，主要是因为士兵们不相信他们的司令，他们认为他指挥不当，使他们不能有与敌人胜负相等的机会，这样让他们打必败无疑之仗很使他们不满，遂成群结队当逃兵。

    1月25日，胡克被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司令，他果然与麦克莱伦大不一样，“让上帝可怜李吧，因为我不会宽恕他的。”他的绰号叫“好战乔”，极富闯劲，操联邦精锐之师，有直捣黄龙之心。

    走马上任不久，胡克的部队便都像他一样斗志昂扬。但是，仅有斗志是不够的，就像仅具野性不能使一条狗变为一只狼一样。麦克莱伦守在家门口，不敢跨出大门，是典型的“看家狗”。

    伯恩赛德呢？有勇无谋，冲倒是冲出了家门，然而却是冲到敌人的棍棒底下。胡克有了这两个作先例，是不是会好些呢？

    林肯对这位新任命的司令官是相当了解的，他在授命胡克的第二天即写信给胡克，告诉这位将军，“我已经任命你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当然，我这样做自以为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对你是不大满意的。”

    坦诚相见，这是林肯的一贯作风，或者说是他的天性，而这不仅为他赢得了“诚实的亚伯”的美称，更使他赢得了大量朋友。很难相信一位总统会写这样的信，但它却像灵丹妙药一般，屡试屡应。

    他后来写给新当选的纽约州长西摩尔的信更使他赢得了这位典型的民主党人对总统及政府的“效忠和支持”。他写道，“我和你素不相识，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相互了解。眼前，我是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国家的首脑，而你是这个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州的首脑”，极明白平易，且直白心意，丝毫不转弯抹角，“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正如我需要其他州的合作一样，我也需要你的州的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西摩尔本来在就职时便声称《解放宣言》是违反宪法的，他甚至要求在华盛顿身处高位救国无策的“无能之辈”下台。

    林肯告诉胡克，“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而有才能的军人，这我当然是喜欢的。我同样也相信你并不把政治和你的职业混同起来，你这样做是对的。”

    麦克莱伦、弗里芒特、亨特等人有这类毛病，林肯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你自信心强，这即使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你富有野心，这在合理范围内与其说有坏处，不如说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伯恩赛德将军统帅军团的时候，你曾经在你的野心唆使下尽量和他作梗，你这样做，对于国家、对于一个功勋卓著和可敬的兄弟军官，都是极其不应该的。”

    一种毫不保留的语气，一种长者口吻。“我十分担心你过去努力在军队里灌输的那种批评司令官和对司令官不信任的风气现在将会对你起作用。我将努力帮助你制止这种风气。当这种风气在军队里流行的时候，无论是你，还是拿破仑再生，都别想从这支军队得到好处。”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非常时期，更应该避免不一致，林肯尽管当兵的时间颇短，但这点还是清楚的，因为他甚至感到，在非常时期，他的国家也不能放任了。言人人殊，各持己见，极易造成纷争，因奴隶制问题已经造成了南北分裂，又因对战争及有关政策的态度，使本来统一起来对付南部的北部又起了党争。

    民主党害怕解放黑奴、终止实施人身保护法会导致军事独裁，他们的确是该担心，因为总统已逐步将各种权力抓在了手上，他频繁地更换军团司令已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

    总统自己也表示要冒险尝试进行独裁，他在给胡克的信中说，“我曾经听说，而且不由不信以为真，即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个独裁者。我让你当司令当然不是因为你说了这番话，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你当了司令。只有那些打胜仗的将军才能扶植起独裁者。我现在要求你的是在军事上打胜仗，至于独裁政权就由我来冒一下险吧。”

    尽管这话颇有些玩笑成分，但仍部分地表露了林肯的内心。然而即便林肯做了独裁者，那也是宪法规定的，战时总统为使敌人屈服，有采取任何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从事战争的权力，林肯“冒险”做独裁者实际上是为了打胜仗，赢得战争的胜利。

    林肯把对胡克最担心的问题放在最后，“你要提防轻率。要提防轻率，要斗志昂扬、百倍警惕地前进”，当然，要“给我们打胜仗。”结果，总统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胡克被打败了。

    4月份，当胡克准备发动攻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作战计划，那时波托马克军团已达13万之众，而李则只有6万人。胡克指挥大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行动迟缓，花了几天时间，到月底才有4个联队准备在钱瑟勒斯维尔打击敌人的殿后部队。

    那是一个小地方，在弗吉尼亚州，离伯恩赛德被打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不远。当胡克发动攻击时为时已晚，李从容地调来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兵力，严阵以待。同时，“石墙”杰克逊悄无声息地抄到联邦军的右翼。

    胡克的作战计划可没料到这一点，他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在5月的开头几天，胡克缩手缩脚，看着李将军、“石墙”杰克逊及其部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只得后撤。

    这一仗胡克的部队伤亡惨重，达17200多人，连胡克本人也被一发炮弹震晕。

    胡克不听林肯的劝告轻率进军，使林肯感到事态严重。他在4月中旬曾对胡克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不利条件下去攻打设防坚固的敌人，但我们应该不断扰乱和威胁敌人，使他们不能从容地或安全地把部队派遣出去。如果敌人的兵力削弱了，那就应该向他们发动猛攻。”

    胡克置之不理，轻率进攻，终遭败北。在白宫，那几天由于丝毫得不到任何前线可靠消息，林肯预感到败了，不停地走来走去，并喃喃而语，“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后果实际上并不太严重，因为李军伤亡也达12400多人，而他的部队兵源不足，就像老年人的牙齿，掉了就难指望重新长好。更令南部悲痛的是，“石墙”杰克逊殉了职，他是在战斗的第二天被他的部下打死的，因为他在月光下察看形势，而一个士兵误以为他是北方佬便瞄准他打了一枪，那一枪把整个南部都打痛了。

    杰克逊是一个渴望并善于打胜仗的将军，他通常沉默寡言，使士兵看他时既尊敬又害怕，他也不太在意士兵的爱戴，只要他们听指挥打胜仗就行。他信奉上帝，每次打胜了他都会归功于上帝。现在他死了，死在“他光辉的顶峰”，死“在南部日落西山之前，在失败、苦难和自私的利爪攫住他之前。”他的一个下属军官如此说道。

    的确，自杰克逊死后，南部便每况愈下，再没有打过大胜仗。

    2. 开发战争资源

    林肯在1863年春还很难预料南部到底会坚持多久，他有信心打赢，但已逐渐相信决不会在短期内打赢。

    在《最后解放宣言》里，林肯正式宣布被解放的黑奴可以参军。尽管林肯内心深处是希望解放黑人的，但为着自由的联邦起见，他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慎重考虑，因为极易引起边界州的脱离。

    由于逃兵越来越多，部队兵源已成问题。

    1862年8月4日，林肯发出征兵令，这是北部实行“征兵制”的开始，义务兵役取代了志愿，每个适龄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但征兵容易引起反感，因而逃兵很多。在兵源不够的时候，亨特将军在1862年5月招募黑人志愿军，出乎意料的是，黑人十分踊跃，亨特组建了一支实验性的黑人联队，不久因国会的反对而遣散。

    林肯害怕边界州的反对，同时他认为黑人打仗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不得不武装他们的话，那么，几个星期后，武器就会落到叛乱者手中。”尽管如此，自1862年7月国会第二没收法案通过后，武装黑人问题还是逐步开展起来了。

    托马斯·希金森上校训练指挥的第一南卡罗来纳州志愿团即是斯坦顿命令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州长鲁弗斯·萨克斯顿召募并武装起来的黑人联队。

    林肯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当然也与形势的逼迫分不开。组建黑人军队，肯定会使一部分人不愿打仗，同时也会吸引另一部分人前来参军。他对田纳西州军管州长安德鲁·约翰逊说：“为了恢复联邦，有色人口是巨大的可用的然而尚未加以利用的力量。”而且，林肯相信，“只要5万名经过武装和训练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出现，就会立刻平息这场战争。”

    黑人事实上很早就开始同叛军作战，不过真正同敌人作战的黑人联队当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黑人团的士兵，他们在1863年5月27日的进攻维克斯堡南之赫德森港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攻入叛军阵地，虽因缺乏后继力量被迫撤出，但这一仗打出了黑人的威风。

    组建黑人团队主要是以从南方逃来的刚刚解放的黑人为主，在北部自由黑人中，适龄青年不多。

    使用黑人当兵，正是北方人开始拒绝打仗的时候。林肯采取了种种方式扩大部队，1863年3月3日，旧国会在换届之前通过了一项征兵法，使义务兵役制合法化。

    尽管如此，也没有武装黑人收效快，因为黑人来自南部，这样既壮大了自己，同时又削弱了敌人，而黑人在为叛军修筑工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林肯为兵源问题头疼的时候，在南部邦联，戴维斯已经差不多是焦头烂额了。南部脱离联邦的理由是要保护个人及各州的权益，但脱离必须以一定的力量作后盾。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为一种理想激动起了好战情绪，而当鲜血流出，那种粉红的理想就为鲜红的血所掩盖，热度立即消退。因此，当战争开始的当年秋天，邦联的征兵工作明显就赶不上北部了。

    在罗伯特·E.李的极力推动下，戴维斯总统开始考虑通过一项征兵法。李当时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他觉得只有征兵法才能解决兵源问题。因此，1862年4月，邦联议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它比北部早了近一年。

    这项法案规定，从18岁到35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应入伍服役3年。不过后来补充规定允许入伍的人雇佣他人代替服役，而且，种植园主如果拥有20名以上的奴隶，可以免于服兵役。因此，富裕白人可以有种种方式逃脱兵役，而他们挑起的战争最后就由穷人去打。这使得穷白人对“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极为不满，逃兵甚至比北部还多。

    有几个州的州长尊崇州权，抵制征兵法。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甚至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

    戴维斯在行使权力方面不像林肯那样自由，并且掣肘重重。林肯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征兵，而中止人身保护法，如此等等，这使他赢得“暴君”之称，但这种中央集权制使他大权在握，相对来说，就可较如意地采取有力措施从事战争。

    戴维斯呢？议院对他的很多措施总是避而不谈，或仅仅勉强同意。而后，在实施时，各州会搬出州权论，使得戴维斯不可能采取什么得力的集权措施，或即使采取了亦得不到贯彻。当戴维斯首先实施征兵法，并仿效林肯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时，他同样被认为试图做一个独裁者，一个像林肯一样的暴君。

    戴维斯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不如林肯老到，林肯以其诚实和好脾气使得经验丰富如西沃德、才干出众如蔡斯、桀骜不驯如斯坦顿等都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他，但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反对他；戴维斯则不善表达自己，他的内阁虽走马灯式的换人，但并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在故意妨碍议事方面极拿手，他本来就才华过人，当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使他气闷，他“终生的秘密就是报复”，那是“战胜命运的一种决心”，他“公然蔑视世界”。

    他本来是一个联邦主义者，现在成了分离主义者。分离主义者信奉的就是州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反对戴维斯总统政策、措施的强有力武器，可以说整个南部搬起了州权这块石头，砸在了戴维斯这个最大的分离主义者的脚上。

    斯蒂芬斯关于奴隶制和南北关系的态度可以从他在南部投降而被捕入狱后的一段狱中记载看出：“自从我上次跟臭虫大打出手后，每天或每隔一天我总要仔细搜查，把它们弄死。我刚开始这项自卫工作。至于那老鼠，自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仍把面包屑扔在地上。我外出或不注意时，那些面包屑就不见了。我想那可怜的东西仍在附近，但很警觉。它不知道我并没有伤害它的意图。或许它从藏身之处看到我消灭臭虫的情况，得出结论还是别让我逮住为宜。对这些害虫这么处置，我常感到不安。如果它们不来打扰我，我很乐意与它们和平共处，但它们偏偏要来侵扰，所以在它们和我之间就有了‘无法避免的冲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成了我们固定的自然法则。我的血本来就不多，更别提他们吸血时所给我的苦难了。假如它们不来侵犯，我不会去惹它们。我甚至还会资助他们活下去。”

    斯蒂芬斯隐喻是北部干扰了南部，所以引起了冲突。

    然而北部可不是几只臭虫可比。戴维斯越来越感到北部力量的强大。海岸线被封锁了，棉花卖不出去，弹药等必须品运不进来。原来指望欧洲国家会来干预，他们也确实打算进行干预，但种种原因使得戴维斯失望了。

    南部经济开始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它的税收少得可怜，还极不公平，1863年3月4日制定的征税法规定农民交什一税，即粮食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而所得税则只征百分之二。有钱人反而少交钱，自然引起人民不满，这也是战争热情下降的一个原因。另一项财政收入是发行公债，但公债券却不如北部发行好，很多卖不掉。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邦联政府横下一条心，大量发行纸币。然而，由于不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法币，便引起了极为危险的通货膨胀，而且各州政府、市政当局也发行纸币，使得纸币贬值极快。这实际上是一种挖肉补疮的做法，其结果自然是体无完肤、疮痍满目了。

    罗伯特·E.李作为一个清醒的将领，无疑清楚地知道邦联所面临的困难，因为邦联政府甚至已开始直接征购物资，而不再是那不值钱的纸币了。

    1862年冬，李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士兵在寒冷的日子里甚至没有鞋穿。军无粮而营养不良，马无草而瘦骨嶙峋。

    3. 葛底斯堡：新统帅米德的成就与遗憾

    很难再对耗下去了。李知道这一点，戴维斯知道这一点，林肯同样知道这一点。耗下去只有对南部更不利。而且在西部，维克斯堡吃紧，已被格兰特团团围住。李于是策划再来一次入侵行动。这是极不明智的，然而也是不得已的。

    南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打防御战，这样北部要取胜就得花极大的代价。如果反过来，作为叛军反而入侵合众国的领土，那是北部的情感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如果这种入侵是在战争刚开始之际，趁着南部热情高涨，或者能够得手，而到了北部战争机器已完全开动，再这么做就只能是以卵击石。

    但李别无他法，1862年安提滩的失败在他看来是部队协作不力，是不听指挥所致，他感到那次功亏一篑，本来可以打垮麦克莱伦。如果那样，南部就早得到了欧洲的承认。

    李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后不久，就准备挥师北上。林肯得知这一点很是兴奋，如果李敢于领兵北上，比如其先头部队在马里兰境，其根据地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在这么长的阵线上，“那么，这条蛇身的某一部分势必拉得非常脆弱”，林肯问胡克道，“你不能把它砍断吗？”

    胡克却变得像麦克莱伦一样畏缩不前，林肯再次走马换将，让乔治·米德统帅波托马克军，6月28日，米德就职。第二天，李军穿过马里兰州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

    李率众75000人，士气高昂，携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余勇，丝毫不把北军放在眼里，一路扬长而来，李为粮食、弹药、欧洲各国的承认，减轻西线压力等一系列的想法所激动，挺兵直向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而这里毕竟是北军地界，米德很快就在李的身后出现，以切断其退路。李当然知道交通线对于一支深入的孤军意味着什么，遂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立即，两军在一个叫葛底斯堡的地方遭遇了。

    米德似乎没料到李会回头，因而一开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先头部队四处逃散。李似乎也没料到会这么快就遭遇敌军，摸不清敌人情况，遂下令停下。那时是7月1日傍晚，这给了米德时间，到了晚间，米德已调集其所有军队开赴前线，在每处险要制高点安排好了兵力。

    7月2日的战斗在下午2时打响，朗斯特里特率众猛攻联邦军左翼。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300门大炮在各个方向上开火，隆隆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爆炸后的浓烟在战场翻滚。叛军略占优势。

    7月3日，李为两番小胜所动，因而小瞧了北军，认为他们不堪重击，遂决定直击北军中央。然而，那里有一块开阔地，米德的炮火对准着那里，工事后还有步枪时刻准备开火。李不为所动，说道：“以前军队中从未有这么勇敢的士兵，如果领导有方，那他们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事情。”

    他们的确能做很多事情。在乔治·皮克特的率领下，穿过半英里长的弹雨，叛军攻进了阵地，开始肉搏。皮克特披着一头披肩长发，手拿闪闪发亮的指挥刀，指引着攻向北军要害。极有意思的是，这个人曾是林肯的朋友，是在林肯的帮助下才读了西点军校的。当他向北军猛冲的时候，他的伤亡太大，逐渐抵挡不住北军。

    北军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感到好像在自己的手臂上悬着国家的命运似的，他们打得极为勇猛，叛军败下阵来。

    李错了，他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以血肉之躯去阻挡炮火，以步兵去对付炮兵，使得李损失惨重，伤亡达36000人，北军相对较轻，但也达23000人。

    不过，李虽败而不乱。7月4日，退回第一天开战时的阵地据守，米德也无意进攻，而他的反攻正是李所害怕的。趁着晚间的大雨，李退回波托马克河。令李叫苦不迭的是，河水陡涨，无法渡河。李进退两难，看来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

    米德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而试图攻击李军。他把时间定在7月13日，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却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征求各军意见。

    发扬民主的结果是，只有两个军长愿意作战，这使得米德进退两难。总统一再敦促他进攻，他也试图如此，然奈何六军不动！如果他不召集作战会议，直接发号施令，就不存在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既然知道了他们不愿进攻，而逼迫他们进攻，那就显得太专断。

    林肯似乎预感到米德会召集作战会议，他让总司令哈勒克电告米德一条格言，“开作战会议就打不成仗。”仗果然没打起来，就在米德犹豫不决的时候，李的部队正忙碌过河，如果此时发动进攻，击之渡河未半，可操必胜，米德错过了机会，至14日中午，李的败军全部安然而退。

    林肯大怒，高声叫道：“天啦，这是什么意思？敌人已为我掌握，只要举手之劳即可擒之而归。可是不论我怎么说怎么做，就是不能推动那支军队。在那种情况下，差不多任何将军都可打败李了。即使是我，也能打败他的。”

    说到后来，他实在是痛惜的成分居多。在痛惜之际，不由自主坐于桌前，提笔即写信给米德：“对于葛底斯堡大捷你给国家作出的贡献，我是非常、非常感激的。你在葛底斯堡和敌人打了一仗，把敌人打败了，当然，至少可以这样说，敌人的损失和你的损失一样重。敌人撤退了，而你呢？我看似乎并没有对敌人穷追不舍。但这时河里涨洪水，把敌人阻住了，这样你慢慢地又追上了敌人。你身边至少有20000老兵，在驰援距离内的新兵也有此数，另外还有在葛底斯堡和你并肩作战的部队，而敌人却不可能获得一个兵源的补充。可是你却按兵不动，让洪水退尽，让桥搭起来，眼看敌人从容不迫地跑掉而不去追击。”

    另外，“亲爱的将军，我认为你对李的逃跑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没有充分认识。他当时就在你的掌握之中，只要跟踪合围，再加上我们新近获得的其他胜利，战争就可以结束了。而现在，战争将无限期拖下去。要是你上周一不能有把握地攻击李，现在你在河南，兵力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又怎么能向他进攻呢？”

    林肯越写越恼，“现在要指望你有多大成就是不合理的，我也不指望了。你已经错过了大好时机，这使我感到无限烦恼。”

    写至此，林肯停了一下，怒气一经写出，心里就好受了些，他觉察到语气过于严厉，便又补充了一段：“请不要认为我的这番话是要指控你，或存心和你为难。正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不满，我才觉得最好还是诚恳地把不满的原因同你讲清楚。”

    经过这一番解释，林肯不禁设身处地想起米德，米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而且战场显得那么悲壮，那么惨不忍睹，“如果我是米德”，林肯想，“或许也会放过李吧。”

    到此，林肯怒气全消，遂将这一封信搁置起来，没有发出。

    不过，林肯心中的那份遗憾、痛惜实在很难摆脱，他找到机会总要说它一番方感后快。21日，在给霍华德将军的信中，林肯写道：“李渡过波托马克河逃跑使我万分痛心，因为彻底击溃他的军队本来就可使战争结束，也因为我认为要击溃他是极其容易的，我认为米德将军和他的杰出的军队施展了全部技能，耗尽了全部劳动和鲜血，但到了丰收在望的时候，却把收成白白地浪费了。”

    4. 维克斯堡：格兰特的辉煌

    似乎只有格兰特懂得如何将网收紧而不让鱼儿跑掉，在东部葛底斯堡大捷的同时，格兰特在西部攻下了维克斯堡。

    这是一个防守极其坚固的城市。“维克斯堡附近的地方非常利于防守”，格兰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北部的最高点约高出密西西比河两百英尺，并因雨水冲刷而凹凸不平。沟壑纵横、荆棘遍布，边上和顶上树高林密。南面远方是耕地，地势因而平坦，但即使这里也同样沟壑密布。敌人的防线沿山顶从城北的河边向东延展，然后在城后足三英里处往南绕过杰克逊公路，再向西南直达河边。一般说来，或者说在许多地方，他们的防线几乎是从一条沟的尽头附近一直通到另一条沟的尽头。前沿工事建筑在突出地位，成三角形向后敞开。在前沿工事中只用不多几人就可以完全控制住通向主要防线的道路。”

    格兰特认为，“维克斯堡对敌人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是在孟菲斯下游挨近河流的第一个高地”，而且还是“连接被密西西比河分开的邦联的各个部分的唯一要地。”格兰特认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敌人“会作出最狂热的努力来解围，甚至甘冒失去其他地方的危险。”

    维克斯堡由约翰·彭伯顿奉命坚守，尽管他的军队只有35000人，但却因有良好的地理优势和一颗坚定的守城之心而使得维克斯堡固若金汤。

    离维克斯堡不远是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西线军司令约瑟夫·约翰斯顿在那里也有35000人。格兰特曾多次尝试攻克这一要地，得到的却只是失败。这一次，当格兰特大军4月底在布鲁因斯伯格渡河以来，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并成功地拿下了杰克逊城，约翰斯顿被迫撤退。

    至5月19日，格兰特完成了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攻城战却打得极为不易，两次正面进攻均告失败。格兰特于是一边监视退走的约翰斯顿，防止他前来解围，一边围攻维克斯堡。

    他的炮兵日夜不停地轰击，而其工兵也忙碌着在邦联军防线下挖掘坑道。同时，波特的炮艇也在密西西比河上瞄准城里开炮。彭伯顿龟缩城内，尽管粮食逐渐耗光，而且外援无望，却仍在拼命抵抗。

    6月25日，工兵将坑道挖进城内，并安置地雷，成功地实施了爆破，但地面进攻却未奏效。

    格兰特镇定地指挥着战斗，他知道维克斯堡也许弹还未尽，但粮已将绝，遂决定适时于7月6日发起进攻。坑道已挖好，地雷已安置，命令已下达。然而，出乎格兰特意外，还不到那时，久攻不下的维克斯堡却不攻自破了，因为没有粮食，士兵们不愿再打下去。

    7月3日，维克斯堡城内竖起降幡，4日，守军在指定的时间内走出工事，交出武器。

    在格兰特包围维克斯堡的同时，班克斯将军与法拉格特的舰队包围了赫德森港。在两次进攻付出惨重代价后，班克斯决定围而不攻。守军最终因饥饿不得不于7月8日投降，因为那时维克斯堡已被接收，约翰斯顿为谢尔曼紧紧尾随，赫德森港不可能得到外援。

    对于南部来说，1863年的国庆是过得极为暗淡的，而且与不久前李将军挺兵北进，直指哈里斯堡的光荣业绩相比，这种暗淡感就更加强烈，杰弗逊·戴维斯深为忧伤，认为南部已处在政治生存最黑暗的时刻。

    相反，林肯此时却至为高兴，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守军的投降使得密西西比河全部为联邦控制，林肯不由自主地赞叹道：“百流之父重又畅通无阻的流入大海了！”他的内心也像密西西比河般舒畅。

    格兰特夺取维克斯堡给林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被指控酗酒，特别是在夏洛之战中，因损失惨重而群情汹涌，只有林肯相信他，他能打仗，因而当一次有人说格兰特喝威士忌过多时，林肯却道：“是什么牌子的？我正想送几桶给我另外的几个将军呢。”特别是当米德放跑了李时，林肯心中自然而然地将他们两人做了一番对比，一个被迫应战，取得胜利，然而最终错失良机，功亏一篑；一个主动出击，起初出师不利，损失惨重，却不屈不挠，最终获致全胜。

    同一时期两场胜仗，两个人物，就此分出了高下。

    5. 查塔努加大决战

    北部在7月还取得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这就是罗斯克兰斯将布莱格赶至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自上年底的战斗后，差不多一直小心翼翼，按兵不动。到了6月底，准备充分的罗斯克兰斯趁着连日阴雨，布置好军队，并在敌阵之间快速穿插，或攻或绕，令布莱格不知所措，被迫撤退，一直退到查塔努加。

    罗斯克兰斯差不多将对手完全赶出田纳西，而伤亡仅仅是560人，几乎可以说是兵不血刃。罗斯克兰斯也希望华盛顿不要因为他写下的不是血书，就忽视他的成就。

    查塔努加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和战略中心，它是沟通田纳西和佐治亚的门户，因而林肯希望罗斯克兰斯鼓勇追敌，特别是当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但罗斯克兰斯与林肯的想法不一样，林肯希望在格兰特围攻维克斯堡吃紧的时候，罗斯克兰斯进兵田纳西东部以牵制布莱格和约翰斯顿。但罗斯克兰斯认为进攻布莱格的正确时机是在维克斯堡陷落之后。

    罗斯克兰斯在某些方面与麦克莱伦极为相像，即为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找理由推脱，那种由头是极多的，罗斯克兰斯不想出击。理由是铁路和桥梁没有修复，而没有良好的物资供应线是不能向前推进的。

    直到9月初，在罗斯克兰斯的要求下，伯恩赛德新组建的俄亥俄军团攻占了诺克斯维尔，罗斯克兰斯才重新活跃起来。他活跃起来的时候则与麦克莱伦极为不同，麦克莱伦总是极不情愿，好像受着极大委屈似的行动，而且主张步步为营；罗斯克兰斯率部朝查特努加前进的时候，则灵活机动，部队在他的调动下，如掌使指，得心应手，因而很快穿过南部山区，直指查特努加通往大西洋的铁路，布莱格不得不撤离查特努加。

    罗斯克兰斯在9月9日占领该城，又一次兵不血刃。

    但是，罗斯克兰斯的辉煌至此为止，他在随后受了布莱格之骗。布莱格在一路撤离查塔努加时制造急欲撤退假象，事实上却在查塔努加东南集结兵力，而且约翰斯顿派来增援的两个密西西比师已到，朗斯特里特也正率20000北弗吉尼亚军团赶来。

    随着18日朗斯特里特援军的到来，19日在奇卡莫加战斗全面展开，紧接着叛军于20日突破了罗斯克兰斯的战线，北军开始溃退，所幸托马斯将军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率所部坚守阵地，又得两个旅增援，才使北军不致全面崩溃。

    托马斯将军由此赢得“奇卡莫加岩石”美称。晚上，北军退至查塔努加坚守。

    通常在夏天，林肯都住在华盛顿郊外的“士兵之家”。当20日罗斯克兰斯溃退的时候，林肯被从床上喊起去华盛顿参加斯坦顿召集的会议，林肯随后留在华盛顿静观罗斯克兰斯所说并正经历的这场“严重的灾难”深重到什么程度。

    在这场战斗中，最令林肯迷惑难解的大概要算伯恩赛德。从林肯在罗斯克兰斯占领查塔努加并得知他的危险处境后，即令伯恩赛德火速前往增援。

    在林肯写给伯恩赛德的一封信中，林肯说他十天来一直致力于让伯恩赛德增援罗斯克兰斯，首先是通过哈勒克，然后是自己直接指令，“而你也反复表示你会这样帮助他”，但是，在收悉伯恩赛德23日来电后，林肯“怀疑我究竟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因为“你却仍然坚定地向相反的方向前进”。

    林肯举例道，“19日你曾从诺克斯维尔发来一次电报，从格林维尔发来两次电报，承认你接到了命令，并表示你将立即援助罗斯克兰斯。20日你又从诺克斯维尔打来电报，说你将尽你所能，火速驰援罗斯克兰斯。21日你从莫里斯顿发来电报，说你将飞速援助罗斯克兰斯。而现在你23日从卡特车站发来的电报，仍远离罗斯克兰斯，却仍旧说你将援助他，然而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你在援助他的方面有何进展。”

    林肯一般不会大发雷霆，即便在他最为恼火的时候，他也能尽量做得温文尔雅，这使得他发脾气的方式极为特别。伯恩赛德的行为无疑激怒了林肯，而林肯仅仅只是轻描淡写了几句。不过，虽然只是这么几句，如果让伯恩赛德看到，那也一定会有一种剥皮之痛。故像那封写给米德的信一样，这封信也未发出。

    伯恩赛德那时正忙着追赶一支游击队，正好与奇卡莫加反向而行。林肯耐心地再去一电：“请带兵去援助罗斯克兰斯，片刻也不要耽搁。”

    随后胡克奉命带领30000人从弗吉尼亚赶往查塔努加。这次增援，东西距离1200英里，人数几万，不过却只用了十来天时间。但是，布莱格在罗斯克兰斯躲进查塔努加后，占领了传教士岭和了望山，大炮在山顶瞄准着通往西面和南面的全部道路。

    到10月中旬，查塔努加得不到给养补充，已遭饥饿之灾。正在此时，林肯告诉罗斯克兰斯：“我现在认为敌军不会进攻查塔努加，而且我认为你必须警惕，它可能集中兵力对伯恩赛德发起一次强击。你和伯恩赛德现在正扼住了敌人的咽喉，它势必要挣脱你们的控制，否则只能灭亡。”林肯还告诉罗斯克兰斯，谢尔曼与胡克“将在西面和西北面给你以援助，使你有余力顾及东面和东北面。”

    林肯之所以提醒罗斯克兰斯警惕敌人强攻伯恩赛德，是因为南部的戴维斯总统在那时视察了布莱格的军队，戴维斯安抚了布莱格手下吵吵闹闹、相互攻讦的将军们，然后提出派朗斯特里特前往消灭伯恩赛德。那时罗斯克兰斯已如林肯所说像一只被打中了脑袋的鸭子，惊慌失措，晕头转向，这一来将必然减轻他的压力。

    林肯并适时于10月17日任命格兰特新组建密西西比大军区，并为该大军区司令。这样，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联邦所有军区尽成格兰特麾下。

    这项任命是由斯坦顿带去的，他们的火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相遇了，斯坦顿走进格兰特的车厢，对着格兰特身旁的参谋部军医基托博士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格兰特将军。”

    格兰特似乎并不怎么惹眼，他的外貌像他的衣着一般平常，他通常满不在乎，这使他能处险不惊，当炮弹在他身旁爆炸的时候，其他人一般都会本能地退缩，他却行若无事。

    据跟随他三年的记者卡德瓦拉德所述，在围攻维克斯堡的时候，格兰特一次走进一所狭窄且无掩蔽的据点察看军情，“他看到士兵们很不愿意就位到露天的射击孔，于是他便特意攀登到围墙的顶上，指挥士兵们移动武器和安置火力，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方狙击手的面前。几十颗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颗子弹打到他身上或碰到他的衣服，对别人的请求或劝告他毫不在意，就像没听见似的，始终悠然地抽他的烟，只是要同在干活的士兵讲话时，才从嘴里拿掉雪茄。

    他的表率作用使士兵们感到难为情，只好装样子拿出勇气，但格兰特离开时已有几个人受了伤。”格兰特也没有什么骄人的天资，但是见过他的人通常都会为他的健壮、果断和干练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当他一受命，便即刻致电乔治·托马斯，令其接替罗斯克兰斯，指挥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守城。同时，格兰特迅即赶往查塔努加。21日，火车停在亚拉巴马州的布里奇波特，格兰特得从这里骑行55英里至目的地。

    山谷小道非常难行，尽管多次枪林弹雨中他都吉人天相，这次他却不再履险如夷，他从马背上摔下受了伤，不得不一瘸一拐步行。关于他骑马摔伤之事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他在新奥尔良的阅兵式上因醉酒而落马，后一种说法强化了格兰特嗜酒贪杯、满不在乎的个性。

    两天后，格兰特抵达查塔努加并迅即采取措施突破封锁，建立一条新给养供应线，确保联邦军口腹无虞。同时集结大军，当时联邦军中的三大主力，即托马斯率领的坎伯兰军团、谢尔曼率领的田纳西军团和胡克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分别部署在查塔努加周围，统由格兰特指挥。

    11月下旬，三支大军分别展开攻势，胡克首先拿下了望山，而曾在奇卡莫加溃败的坎伯兰军，为报仇雪耻，人人奋勇，猛攻传教士岭，通过一段类似皮克特猛攻葛底斯堡的地段，打破了布莱格阵地坚不可摧的神话。布莱格大军幸有帕特里克·克利伯恩殿后，才不致全线溃败。正是克利伯恩的加强师，顶住了谢尔曼的攻势。

    而当克利伯恩退至佐治亚州的多尔顿，谢尔曼即刻挥师东北，驱走朗斯特里特，解救出困在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这次行动则几乎毫无阻碍，大军所向披靡。

    6. 针对铜头蛇的言论与行动

    1863年对林肯来说是极为不平静的一年，当他颁布《最后解放宣言》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不可避免地面对那些站出来对此加以反对的人们，这些人不同于拿起枪反叛联邦的南部各州民众，但他们对国家造成的威胁甚至要比反叛各州来得大。

    这些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什么“众人党”、“美国骑士团”、“金圈骑士”等等之类，他们的一个通俗名称为“铜头蛇”，铜头蛇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克莱门特·伐兰迪加姆。

    伐兰迪加姆身高体大，须髯修长，外表颇为不俗。他曾竞选过法官、副州长、国会议员，但多次遭到失败。特别是在他谋求连选国会议员中，因选区划分的不公道而败给了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更使这个牢骚满腹而器量短浅的人气愤填膺，他为此愤愤不平，却不知道林肯曾因同样的原因败给道格拉斯。

    伐兰迪加姆对政府横加指责，他认为政府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而因为政府专制同时也就使白人成为奴隶，也就是说，政府已不再是为联邦而从事战争，而是已开始为奴隶而战。特别是当北部为失败阴影笼罩之际，伐兰迪加姆的言论极富煽动性。

    他的逻辑颇为特别，一再失败的战争为解放奴隶的战争，使白人成为奴隶的战争，而且是被迫应征而从事的战争。因此，自由人若是容忍征兵制，那他们理应失去自己的自由。伐兰迪加姆如一堆散发异味之物，引得铜头蛇如苍蝇云集。伯恩赛德不察，当他来到俄亥俄将俄亥俄军区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时，不慎一脚踩了上去。

    伯恩赛德于1863年4月19日发布第38号令，禁止俄亥俄军区顽固地表示的同情敌人的行为，而且决不容许任何叛国行为。

    伐兰迪加姆有意藐视这一命令，号召人们将之踩在脚下。他特别重申，征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是违反宪法的，北部应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复联邦。伐兰迪加姆情绪激昂地指称总统为“林肯王”，鼓动人们用选票将这个暴君撵下宝座。他忘了如果真是暴君，光靠选票是撵不走的。

    伯恩赛德于5月5日逮捕了伐兰迪加姆，军事法庭判决将其监禁，直至战争结束。

    伯恩赛德的这一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主党顽固派暴跳如雷。在报纸上一致声讨这一专制事件，众议院议长也就此谴责总统。伯恩赛德自感不妙，决定脱掉他沾上污秽的鞋子，遂电告总统，愿意辞职。

    林肯对这一事件处理得极为慎重，也极为巧妙，他既不愿铜头蛇利用它兴风作浪，也不愿对伐兰迪加姆之流的行为不加限制，特别是木已成舟，因而在5月26日将对伐兰迪加姆的监禁改为放逐，将他赶至联邦军防线之外。

    不过伯恩赛德很能给林肯添乱，林肯需要一个安定的内在环境，因而只要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发生，就尽量视而不见，对于言论则常听而不闻。

    伯恩赛德难以忍受《芝加哥时报》的聒噪，6月1日，以该报“反复表现出不忠和煽动性情绪”而将其查禁。

    铜头蛇立即组织了20000人的大会加以抗议，并威胁要烧毁共和党的《芝加哥论坛报》作为报复。

    林肯极为头疼。自5月初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败绩以来，没有一件事是值得高兴的。林肯对已配发新造连发卡宾枪的胡克大军寄予厚望，但胡克却大败而归。

    伯恩赛德不考虑行动的后果，总制造难题，他蹚了污，总统得将他的鞋擦干净。6月4日，林肯致电斯坦顿撤销对《芝加哥时报》的禁令。

    林肯心事重重。5月16日，在纽约的奥尔巴尼民主党召开了一个公众集会，通过了一份决议书。该决议书一方面表示支持联邦的事业，同时对政府的违宪行为，如军事逮捕进行指责，林肯收到该决议书后一直考虑作回答。

    在一种紧张情绪下总统恶梦不断，甚至梦见他的小儿子出了事，因而特意叮嘱远在费城的总统夫人将塔德的手枪放好。

    他的紧张情绪一直持续到6月12日。他对奥尔巴尼民主党的回答差不多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笔势如虹，对军事逮捕、人身保护法、征兵等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相关联的思考。

    林肯写道，在他就任总统之前，“有人拼命灌输一种思想，即任何州都有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而且无论何时若此原则的笃信者们没能选出他们自己喜爱的总统，就可以立刻行使这种权利”，这样一帮人策划叛乱，“为此筹划了三十几年”，并最终在“我当选为总统”时脱离了联邦，而其间政府对他们却未曾采取任何行动加以抵制。这样一帮人，“他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肆意践踏联邦、宪法、法律、一切的一切，而联邦政府在制止他们的行为时却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宪法的制约。”

    林肯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宗叛乱罪”，“是一宗一目了然的、臭名昭著的、规模巨大的叛乱罪案”。然而，由于自己完全沉浸于对应保障的个人权利的崇敬之中，林肯说，甚至对敌人的一些不需特别的洞察力就可发现的伎俩，也“迟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林肯特别强调，“依照法庭程序捕人与在叛乱情况下捕人并不是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的。前者是针对着少量的普通而持续发生的犯罪，后者的矛头是指向突发的大规模的反政府起事，这种起事至多是在短时间内得逞或失败。在后一种情况下，逮捕行为更多的并不是针对已经造成的后果，而是针对某种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预防性而不是报复性。”

    在处于叛乱的情况下，公共安全需要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如果直到犯下了明文规定的罪行才可以实施逮捕”，那么宪法关于“人身保护法的特权，除了在叛乱或受到侵略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安全确属必要不得中止”的条文，“又有何价值可言”！

    像李、约翰斯顿等人，“现在都在叛乱战争活动中居于高官显职，而在叛乱开始之时都是在政府的权力管辖下，他们那时几乎是和现在一样以叛国者为人所知。如果我们那时就逮捕或囚禁他们，叛乱活动无疑会遭到很大的削弱。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那时触犯了法律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林肯不禁调侃道：“我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因为对逮捕得过少而不是过多而受到责难的。”

    因此，在叛乱或入侵的情况下，对于逮捕，“无论是哪里的公共安全需要它们”，它们就都是“符合宪法的”。林肯发挥其律师的特长，对各种可能情况都作了说明：“而且无论是在这种逮捕可以阻止叛乱蔓延的地方，还是在叛乱已经蔓延开来的那些地方；也无论是在逮捕可以防止别有用心者对招募更多的军队去镇压叛乱进行干扰的地方，还是在叛乱确实存在的地方；也无论是在这种逮捕可以减少因利诱而开小差者的地方，还是在逮捕将会阻止部队发生兵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一切对公共安全有益而对叛乱或入侵的危险有所抵制的地方，逮捕行动都同样是符合宪法的。”

    不过，对伐兰迪加姆的逮捕是另外一回事，“他之所以被逮捕就是因为他阻挠召募兵员，鼓励开小差的行为，使得我们无法拥有一支充足的武装去镇压叛乱。他之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本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总司令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给军队造成了损害，而我们国家的命运恰恰是以军队的存在和活力为靠山的。”

    林肯认为，“一个劝阻志愿应征入伍或者是劝诱士兵开小差人，给联邦事业造成的削弱，同他在战场上杀死一名士兵并无多大区别”，因为，“长期的经验已经表明，除非对逃兵处以极刑，军队将无法维持下去”，但是，“难道容许我枪毙一个头脑简单、年纪轻轻的逃兵，却不容许我对那个恶意唆使他开小差的人触动分毫吗？”

    林肯主张对唆使、蛊惑者实施制裁，让其伏法，并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符合宪法的，而且也是一种伟大的仁慈之举”。

    奥尔巴尼决议案还带着不同政党的意气用事，他们宁愿标榜为“民主党人”而不是“美国公民”。林肯因而指出，他愿意在比任何政党的党纲都高一层的水准上与他们相聚，而且指明，对伐兰迪加姆实施逮捕和审判的是民主党人，拒绝依照人身保护法释放伐兰迪加姆的那位法官也是民主党人，而且所有那些在战场上流血捐躯的高尚的民主党人都赞同对伐兰迪加姆的判决，“至少我尚未听到有一人是对此表示反对的。”

    林肯关于“宪法在其应用过程中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的观点招致了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士的误解。他们通过了一个与奥尔巴尼决议持有同样立场和观点的决议，而且他们强调，他们不能同意总统关于“宪法在叛乱或入侵之时与和平及公共安全无虞之时是不相同的”之观点。

    事实上，林肯表述的观点是宪法的应用，林肯解释道，“已经采取的军事逮捕和拘留，包括对伐先生的逮捕和拘留，与其他的逮捕和拘留在原则上并无区别，它自始至终是为了预防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惩罚。”

    但是，伐兰迪加姆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候选人，林肯不得不费一番笔墨，“我在伐先生一案中看不出有辱俄亥俄州的地方，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侮辱根本就不曾存在也不会存在。我完全不知道伐先生在他被捕时是民主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直到读了你们给我的大会决议之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要求林肯释放伐先生，理由是他并没有通过煽动应征入伍者和鼓动开小差以及其他的行为来损害联邦的军队。

    然而铜头蛇不断抵制征兵，甚至枪杀征兵工作者，林肯“出于一种比任何仅仅具有官方意义更沉重而持久的责任感”而“庄严宣布，我坚信这种包括残害和谋杀行为在内的对军事的妨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伐先生所致力的所谓事业造成的，其妨害程度比其他任何事业所造成的都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他个人造成的妨害，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造成的妨害都大。”

    对于伐兰迪加姆这样一个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竟提名他为候选州长，林肯颇有些义愤填膺，直欲揭穿其嘴脸而后快。

    林肯指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宣布过要通过一切符合宪法的手段支持全国联邦的宗旨，而军队是一种确保联邦镇压叛乱的合法手段，现存的叛乱正致力于其公开宣称的摧毁本联邦的目标。然而，“在你们的观点中”，却对此“略而不谈或不加暗示”，甚至“没有暗示”，你们只知为自己保留“决定何谓符合宪法的手段的权力”。“与此同时，你们所提名作州长并以其名义申诉的这个人，是公开宣称反对使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的人，这一点是你们也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因而你们自己的态度鼓励了开小差行为，鼓励了抵制征兵以及类似事件的行为，因为这种态度无疑是要那些倾向于开小差或逃避服兵役的人们相信，你们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并希望你们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

    林肯最后坚定地申明，“对伐先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我必须做公共安全可能需要的一切。”

    铜头蛇主要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3州活动，不过发生在纽约的铜头蛇暴乱无疑是他们的一次狂热表现。它最初是由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征兵法规定可以花钱买替身参军。铜头蛇利用这一不公平条款大作文章，攻击兵役制度本身，从而达致其反对战争的目的。

    7月13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纽约铜头蛇行动起来，驱逐征兵人员、砸毁征兵用的抽签转盘，扯毁征兵文件，然后放火焚烧征兵建筑。一开始，他们的目标还只是针对征兵。随后，暴徒们烧杀抢掠，残忍地对待黑人。

    暴乱持续了3天，而在后来的两天参加暴乱的人达5万以上。在这个时候，西摩尔州长纵容了这场暴乱，他在14日下午的演讲中称这伙每天至少吊死3名黑人的暴徒为“我的朋友”，并告诉他们已派人去华盛顿要求停止征兵。

    其他如伊利诺伊、俄亥俄、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密苏里、肯塔基等地，到处都有人反对征兵。在波士顿、特洛伊和纽瓦克等城市也发生了暴乱，不过很快被镇压下去。

    而纽约市的警察却对暴徒无能为力，最后联邦政府调动波托马克军团的正规军，帮助警察平息了这场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00人被杀死。

    西摩尔事后被指责为铜头蛇分子，他声称自己是忠于联邦政府的，而反对的只是总统攫取了不符合宪法的权力，特别是征兵，它不符合宪法，且不公平和不必要。

    林肯相信西摩尔的表白，不过在8月7日回复西摩尔3日的信时，说：“我不能按你的要求同意中止在纽约征兵。”因为“我们正在与敌人竞争，在我看来，敌人正把每一个他们能搞到手的身体够格的人补充入军队，正如一个屠夫将小公牛驱赶到屠刀之下。”

    林肯在这里感觉到时间的宝贵，他说：“如果我们首先浪费时间去重新检验已被国会视为不合适的而且事实上到现在已明显变得有气无力的志愿兵制度；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得到一个法院关于此法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因为它要求一部分未服役的人去援助已在服役的人；之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绝对精确查明，我们所要征召的人数是否和那些不能征召的人数有一个精确的合法比例。这样一来，敌方就会趁机组建起一支军队，其速度之快远非我方所能比拟。”

    林肯最后简明扼要地告知西摩尔：“我的宗旨是，在完成我所担负的重大使命、在维持我们共同的国家的自由原则时，使我的行动公正、符合宪法而且切实可行。”

    7. 一封公开信

    林肯从忧烦中解脱出来是在国庆节之后。7月7日，一群乐手至白宫演奏小夜曲，林肯极为兴奋地提到在国庆节，我们攻占了敌人最坚固的阵地，使敌人最强大的部队缴械投降；而且那些反对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的人的同伙“夹着尾巴”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在一连串的战事中，“涌现出了不少光荣的名字，而且是特别杰出的人物。”

    尽管有反征兵暴乱以及放跑李等事，特别是后者，令总统至为惋惜，但总的说来，林肯是愉快的。

    给西摩尔回信后，林肯随后又给妻子写信，称“一切如常，总之没有特别麻烦的事”，又道：“我已把钱存入财政部，年息百分之五，享有提前三十天通知可随时支取的优惠。我想你知道了一定非常高兴。请告诉亲爱的塔德，可怜的‘南妮山羊’不见了，这使卡思伯特太太和我都感到很难过。你走的那天，还有人看见南妮在塔德的床中央休息，咀嚼她的那点反刍的食物。可是现在她却不见了！花匠总是抱怨她把花踩坏了，直到最后决定把她送到白宫来，于是把她送来了。可是到白宫的第二天她就不见了，从此就再无音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得知可怜的南妮的消息。”

    唠唠叨叨，巨细无遗，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好心绪。

    1863年的秋季选举也与林肯的快乐相呼应。俄亥俄州是至关重要的一州，在选举前，据海军部长韦尔斯的记载，总统对这一次选举结果比他1860年那次当选还要担忧。

    10月14日，总统关切地询问结果，凌晨5点，电话传来由共和党和主战的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全国联邦党候选人约翰·布拉夫战胜了伐兰迪加姆时，林肯不禁大声叫道：“荣耀归于上帝。俄亥俄拯救了国家。”

    宾夕法尼亚的结果同样令林肯高兴。林肯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在伊利诺伊，林肯8月26日致康克林的信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伊利诺伊全国联邦党邀请林肯出席该州9月3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但因抽不出时间，故他写下此信，表明自己的观点。

    针对很多人渴望和平，林肯认为要达致和平有三个可行的办法，其一为武力平乱，其二为解散联邦，其三为妥协。

    总统表示他正努力进行第一种办法，反对第二种办法，至于第三种办法，在目前情形下，如欲以保全联邦为条件，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叛乱的力量在于它的军事力量”即“它的军队”。

    林肯坦率地承认，“你们在黑人问题上是对我不满的”，但是，“我既没有采取也没有提出任何哪怕与你们的观点不同的措施，只要你们赞成联邦就可以。”

    林肯力求解放黑人与保全联邦两全其美，他开始越来越坚定地申述自己的解放奴隶的立场，在8月5日致班克斯将军的信中，林肯表白：“作为一名反奴隶制的战士，我有一种解放奴隶的动机，这种动机是拥护奴隶制的人不会有的。”

    特别是《解放宣言》，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责难，林肯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人希望将它取消，“但是”，林肯说，“宣言作为法律，要么是有效的，要么是无效的。如果它是无效的，那就用不着撤销；如果是有效的，它就不能够撤销，正像死不能复生一样。”

    林肯的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这番话里得到了体现。他尽管时常犹豫不决，但已经决定的事就像他已经迈出的腿，从不后退，他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迈进，对于途中的障碍和困难，则尽量轻描淡写，而且他也能做到举重若轻。

    《解放宣言》是绝不能撤销的，林肯“完全知道我们部队中有些曾在战场上为我们取得最重大胜利的司令官认为，解放黑人的政策以及使用黑人军队构成了迄今为止对叛乱者的最沉重打击；而且要是没有黑人士兵助战，至少其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无法取得的。”

    林肯清楚地知道黑人在赫德森港和米利肯斯本德之战斗中的英勇顽强，以及他们报名参军时的踊跃，因此他说：“你们说你们不愿意为解放黑人而战，有些黑人却似乎愿意为你们而战。”

    但是，林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挤兑那些民主党人，因此他接着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注重的是拯救联邦，故“你们就权为拯救联邦而战吧。”

    在这封信中，林肯注目现在：“情况看起来并不坏。百流之父重又畅通无阻地流入大海了。”更放眼未来：“和平看起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遥远了。我希望它很快到来，来了就不再离去，并且值得在未来世世代代永远保持下去。”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对迅速取得最后胜利过于乐观。让我们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孜孜不倦地运用种种方法，永远不怀疑公正的上帝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给予我们应得的结果。”

    这封信一公开，就被认为是一篇杰作，尽管铜头蛇对它实施攻击，但“就像毒蛇咬锉刀一样徒劳”。人们极为关注总统在信中对黑人成就的肯定，他提到当和平最终取得时，“到那时，会有一些黑人记得，他们曾默不作声、咬紧牙关、端稳刺刀、凝神注视，为人类取得这一伟大成就作出了贡献”，总统写到这里对一些白人顺带刺了一枪：“我担心有些白人将无法忘记，他们心怀叵测、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总统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非分明的爱憎是前所未有的，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前，那些对奴隶问题持激进态度的人们很少这般扬眉吐气，即使是在1863年2月，民主党所叫嚣的“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更能让那些缺少见识的白人怦然心动。现在，林肯在黑人问题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而他这一次的迈进得到的肯定远比奚落的声音响亮，甚至有报纸称之为“共和国内最受欢迎的人”。

    秋季选举，在北部各州，除新泽西外，联邦党皆大获全胜。

    8. 演说葛底斯堡

    武装起来的黑人以及他们作战时的英勇顽强表明黑人并不比白人逊色，这显然坚定了林肯对于这个国家并非白人所独有的信念。因此，当他受邀于葛底斯堡新公墓落成仪式上讲几句话时，便欣然同意了。

    实际上这次公墓落成仪式并没指望总统能来，公墓委员会主席给社会各界发出邀请，其中给总统、内阁的请柬更多地带有礼节性。

    公墓落成仪式定于11月19日举行，已安排好由著名演说家E.埃弗雷特在那天发表演说，这是主戏，其他都是配戏。

    而总统却出人意料地答应前来，这其间可能是约翰·福布斯9月给总统的一封信起了作用。

    福布斯建议总统“及早地抓住机会，也抓住往后出现的任何机会”去告知人们“这场战争并不是北方反对南方，而是人民反对贵族”。林肯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之初就表明过类似的观点，不过，福布斯说：“如果你能像对待黑人问题那样也同样地强调这一方面，那么你就会同样地使人们把这方面的论点牢牢地铭记在心上。”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

    然而林肯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加以准备。两周时间，他不仅要准备好发言稿，同时还得考虑太平洋铁路工程问题，因为该工程马上就得正式开始，他更须花时间准备致国会的年度咨文，像通常一样，那必须是长篇大论。

    林肯几乎利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闲暇时间来思考发言稿，甚至穿衣、剃须之时也在思考，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总算存了份初稿。

    好事多磨。18日，当他准备前往葛底斯堡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病了，这使得总统夫人如惊弓之鸟，因紧张而颇有些歇斯底里。总统这时似乎也有些神思不属。

    10月下旬，他曾在巴尔的摩长老会会议上说过“有时，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孤注一掷的说法仍然是：上帝是我唯一的希望”之类的话，现在，据总统夫人事后谈及，总统在去葛底斯堡的时候，似乎越发想到宗教方面的事情。

    林肯觉得必须去葛底斯堡，遂决然上了火车，随行的有西沃德及拉蒙等人。到达后，斯坦顿来电，塔德感觉好多了，而各战场亦平安无事。林肯放了心，同时安心修改讲稿。

    第二天，高瘦的总统骑着一匹小马从葛底斯堡出发，前往公墓岭。至少有15000人参加了典礼，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因没有住处而唱着闹着过了一夜，其中《约翰·布朗之歌》唱得最为响亮：约翰·布朗的身体在墓中腐烂，但他的灵魂一直向前，连天空的星星都发了爱心，望着老约翰的坟。这首歌也是驰骋疆场的士兵们爱唱的。

    E.埃弗雷特迟到了一会，但他仍然自信地面对听众，发挥了一个演说家的雄辩特长，口若悬河，一气讲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

    然后由拉蒙请林肯上台，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底稿，戴上眼镜，略一扫视，便开始讲话。这讲话并不完全根据底稿，但两者差别亦不太大。林肯讲得较慢：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缔造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如此孕育于自由并奉行平等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聚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惜捐躯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鏖战于此的勇士们，无论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全世界将不大会留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却绝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

    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这里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那般崇高地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对于我们，在这里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烈士们身上，我们应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鞠躬尽瘁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决心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从地球上消逝。

    与埃弗雷特的演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林肯的演讲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以致一个摄影记者甚至没来得及调整好三脚架，而那些等着听总统演讲的人们也才刚刚伸长脖子。当林肯演讲结束的时候，人们以为那不过是个序言，等到林肯坐回到椅子上之后，才开始慢慢地有了掌声。林肯极为失望。

    对这篇演说的嘲讽来自民主党的报纸，其中《芝加哥时报》的评论典型性地体现了美国人的刻薄：“任何美国人只要读到那个人的愚蠢的、平淡的和乏味的讲话，肯定会感到面孔发烧。而对于聪明的外国人，还必须提醒，那个人就是美国总统。”

    对于这些，林肯并非十分在意，但也绝非毫无芥蒂，“我曾经忍受过大量不怀多大恶意的奚落，同时也受到过大量颇带奚落的亲切关怀。”林肯曾经这么说，不过现在，奚落已带上了某种恶意，而同时关怀也少了很多奚落。

    共和党的报纸几乎一致颂扬总统的演讲，《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认为：“总统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一篇完美的佳作，感情深厚，思想缜密，措辞精练，字字句句都很朴实、优雅，行文完美无疵，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芝加哥论坛报》简单而肯定地预言“林肯总统的献词将永垂青史。”林肯为这篇演说投入了不少精力，为此当演讲完后一种失败感笼罩着他时，他感到极为疲惫，回华盛顿不久即生了病，医生确诊为假性天花。

    真正让林肯觉得快乐的是埃弗雷特，他于次日即写信告知总统“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所讲的东西，能像你在两分钟内所讲的那样触及这个集会的中心思想的话，那我就十分高兴了。”

    林肯一看精神大振，随即回信说：“昨天，从我们各自的身份而言，你不得不做长篇演讲，而我又不得不做短篇的讲话。我感到高兴的是，按你的判断，我的微不足道的讲话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一般说来，对于不重要的信，林肯很少及时答复。埃弗雷特的这封信并非有关国计民生而引致总统即刻作答，但他即刻回复此信，可见其高兴程度。

    9. 《大赦与重建宣言》

    回到华盛顿不久，林肯躺在病床上收读了格兰特在查塔努加获胜的捷报，“叛方的边界在不断被迫后退。由于密西西比河的全面通航，被叛军占领的土地已被分割成了不同的部分，它们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

    林肯思考着，“田纳西和阿肯色州实质上已经完全扫清并摆脱了叛乱者的控制。在叛乱初期，两州受其影响的公民、奴隶主、奴隶制的鼓吹者，现在都公开宣布解放他们各自所处州的奴隶。”而“对于解放宣言中不包括的那些州，马里兰和密苏里，其中任何一州三年前也不会忍受对不许奴隶制向新的准州扩张的任何限制。现在不过是就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对奴隶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方式进行争辩而已。”

    林肯更欣喜地看到，“在叛乱开始时做奴隶的那些人当中，目前已足有10万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务，其中约有半数已拿起武器服役”，而“解放黑奴和武装黑奴的措施，并未引起奴隶造反或使用暴力或进行残酷行为的倾向。”

    林肯将他的种种思考写成文字，当作该年度致国会的咨文，他由此对参众两院说：“现在，展望现实和未来，考虑到在各州曾被中止的国家权威如今又重新恢复了，我认为发布一个宣言是适当的。”

    这个宣言就是《大赦与重建宣言》。林肯把它附在年度咨文之后印送给国会，他宣布，除少数主犯外，所有曾参加现行叛乱的人们都“由此得到了完全的赦免”，而且除了奴隶外，“恢复他们的一切财产”。

    赦免的条件是那些将被赦免者得自愿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和忠于联邦政府，而且还得忠诚地遵守并支持国会在叛乱发生期间通过的有关奴隶的一切法令，以及拥护总统有关奴隶的宣言。

    林肯并进一步宣布，反叛各州中任何一州只要该州公民人数达到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投票数的十分之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其宣誓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的州政府。这些州政府就各州获得自由者可能通过的法律条文，都不会遭到国家行政当局的反对。

    林肯是极为宽宏大量的，他不会在将别人打翻在地的时候再踏上一只脚，赶尽杀绝绝不是他的个性，自从射杀一只锦鸡之后，他内心深处的慈悲就被引发出来了，因而总能够慈悲为怀，即使对那些犯了军纪必须加以正法的士兵也时时网开一面，特别是征兵法颁布后，被迫应征打仗的人往往临阵胆怯，“如果上帝给一个人生了一双怯懦的腿”，林肯为那些逃兵辩解，“那它们要带了他逃，他又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他以仁者之心待人，即使叛乱各州给联邦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他也愿意不计前嫌，宽恕他们，他不是不计较斯坦顿对他的侮辱而起用他为陆军部长么？或者宽恕叛乱者也是林肯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他曾经说，“最好把路让给一条咬人的狗，这比去和它抢道而被咬一口要强得多。因为即使杀了它，也不会使伤口痊愈”。

    因此，他不能同意萨姆纳关于各州一旦脱离联邦即等于自杀的说法，如果按萨姆纳的观点，把反叛各州当作准州，作为受审讯和受管制的被征服地区来治理，至少会使林肯在三个方面觉得不妥：一来良心欠安，因为这不合他的秉性；二来林肯深知困兽犹斗，而他所希望的是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和平，他不希望因对曾反叛的各州施加重罚而延长战争，甚或导致另一次战争；三则如果对各脱离州实施重惩，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脱离行为，也就是说承认叛方为独立的国家，这样根据国际法就可对其作为“被征服区域”来对待，然而，林肯认为，根据宪法，反叛各州并不能合法地脱离。

    因此，它们也就仍留在联邦内，其目前的行为则是叛乱，叛乱平定后重要的任务当是恢复忠诚的公民对其所在州的控制。

    林肯绝不是那种滥施仁义、讨好卖乖之辈，因而他恢复的是被赦免者的除奴隶之外的财产，也就是说，奴隶作为人，绝不能再成为财产。

    在年度咨文中，林肯明确表示，有关奴隶的法律和宣言决不会被撤销。“这些法律和宣言是为着帮助镇压叛乱的目的而制订和提出的。要使它们充分地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保证它们的继续存在”，林肯说，“在我看来，它们曾帮助过并将继续帮助那个需要它们帮助的事业。现在放弃它们将不仅仅是放弃了一种权力杠杆，而且也是一种残忍的、骇人听闻的背信弃义”。

    关于这点，林肯并补充说道，“当我还留任现职的时候，我将不会撤回或修改解放宣言，也不会使由于解放宣言的条文或者国会的法律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

    林肯坚持《解放宣言》的做法赢得了温德尔·菲利浦斯及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激进派的赞许，不过，他们对总统也相当不满，因为总统将土地归还给叛乱者，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性质是由土地占有者来决定的，这样的重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而由于土地问题，黑人将不叫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但林肯是谨慎的，他宁可小心行事，而不愿大刀阔斧冒风险。他特别关心军事力量，他知道如果不建设好陆海军，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在反叛各州的任何地方进行所谓的政府重建都将是徒劳的。因此，在年度咨文末尾，林肯强调，“不论要办的别的事情多么重要，我们都不能忽视军事力量仍然是我们主要的依靠这一事实。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只能期望这种力量会给予交战地区人民以信心，让他们相信反叛势力不可能重新统治他们。”

    10. 任命格兰特

    林肯出于对军事力量的关注，决定3年内征兵50万，1864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同时，由于格兰特的连续胜利，特别是最近在查塔努加的胜利，林肯决定启用这只塞子来塞联邦这条破船之漏。

    1864年2月22日，众议院通过沃什伯恩所提恢复中将军衔议案，并授权总统择人而授。中将军衔在美国内战前只有两个人得过，其一为华盛顿，另一为斯科特，而后者晋升到这一级是属于名誉性质。林肯签署了众议院的这项议案，并毫不犹豫任命了格兰特，参议院批准了该任命。格兰特在林肯的要求下于3月8日晚来到华盛顿。

    这两个人在以前从未见过面，而对于这第一次见面，格兰特却并不怎样感到高兴，因为他来得不巧，刚好遇上总统每周一次例行接见的日子。

    白宫会客厅挤满了人，格兰特不喜欢这种热闹场面，他甚至觉得他所历经的战争也没有哪一次能与这种热烈相比。因而当他进入客厅，林肯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习惯，而且看起来没精打采。特别是当人们争相前来同他握手的时候，他完全不知该怎样应付，被动地伸出手与人们一一相握，脸则羞得通红，并因紧张和用力而流淌着汗水。西沃德及时走过去，老练地让他暂时脱了困，他们一齐走向林肯夫人。

    但人们高声要求格兰特让他们好好看一看，格兰特只好挽着林肯夫人的手臂绕行一圈，但当他走动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兴致勃勃的总统无疑注意到了格兰特前后摇摆的脚步，似乎随时都会在下一步倒下。

    人群散尽后，林肯和格兰特才在一个小房间里坐了下来，主要由林肯谈些关于次日的活动安排。

    3月9日的活动主要为授予格兰特新的军职委任状。下午1点，内阁全体成员们、哈勒克将军等人及格兰特参谋部的军官们来到白宫，林肯以他特有的带点尖利的嗓音念道：“格兰特将军，国家对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赞赏以及还需你在目前的伟大斗争中去做的一切的信任，现在都将体现在这一任命中，现任命你为合众国陆军中将，这一崇高的荣誉同时也给你带来相应的责任，国家这样信任你，遵从上帝的旨意，国家也会支持你。我几乎不必再补充这一句：我在这里代表国家所说的话也是我本人的由衷之言。”

    根据事先的安排，格兰特得答词致谢。他把要讲的话匆匆用铅笔记在一张随手而得的便条纸上，总共只有三句，字迹却潦草难辨。格兰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那张已弄得皱巴巴的纸条上前讲话，但却怎么也禁不住手脚的抖动。

    于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捏紧纸条，然后读道：“总统先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项有着崇高荣誉的任命。在这么多战场上有这么一支卓越的军队为我们的祖国而战，我将竭尽所能以不使您感到失望。我深切地感到现在托付给我的责任的重大，同时也知道如果我完成了这些任务，那将归功于那些军队，尤其要感谢指引各民族及每个人的上帝的恩惠。”

    格兰特于3月12日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原先任此职的哈勒克改任参谋长。不习惯应酬的格兰特决定当晚即回西线，而这时总统夫人却已安排了晚宴，一曲戏即将开场而主角却不能出台，故而林肯前往劝格兰特留下。

    格兰特的回答则使林肯深为感动：“我吃一顿晚饭，说起来就等于使国家一天损失了一百万美元。”当然，令格兰特不愿留下的原因还有他差不多已受够了那些排场。

    林肯深切感到格兰特是个果断、干练之人，同时更是一个勇于负责、埋头苦干之人，而且朴实无华。他欣喜地了解到格兰特作为联邦军总司令，在去西线前迅即任命了谢尔曼接替自己原来的位置，而由麦克弗森接替谢尔曼。

    林肯感到他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他让格兰特放心去干。他将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只要不是贪得无厌。

    据格兰特回忆，林肯某次曾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动物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交战的一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有充分自信的指挥官。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只名叫乔科的猴子，他说他能统率他们的军队，只要把他的尾巴加长一点就行。所以他们就弄来一根尾巴，接在他的尾巴上。他向它赞赏地看看，心想应该再加长一点。于是又加了一条尾巴，可他还不满足。尾巴一接再接，直到最后，乔科的尾巴盘起来把整个房间都塞满了。他还是一个劲地要更多的尾巴，由于没有地方可盘，他们就把尾巴绕在他肩上。他不断地要，他们就不断地绕，最后，尾巴的重量终于把他压垮了。”

    格兰特清楚地知道林肯指的是什么，所以他回答道：“总统先生，除非我发现我手头有的东西没法解决，我决不会要求更多的援助。”

    与麦克莱伦相比，格兰特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他身材矮胖，初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与他在一起的人却不难发现他精力充沛。

    格兰特与麦克莱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格兰特从不畏缩，他有一种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有点迷信相关。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决不沿原路折返，即便要去一所房子而走过了头，他也不会返回，而是继续朝前走，直到来到一个岔路口，再沿着一条未走过的路折回到他要去的地方。

    因而当他任部队指挥官时，他同样反对部队后撤。格兰特毕业于西点军校，但是他从未读过一本有关军事策略的书籍，按照他后来在德国对俾斯麦所说，他实在对军事没有什么兴趣。就是这么一个人，凭着其一往无前的勇气，挥师勇猛地冲向敌人，最终克敌制胜。

    格兰特在4月底前，时常返回华盛顿，并最终在总统的影响下，制定了其作战计划。总统像他一贯坚持的那样，希望格兰特把重点放在消灭叛军实力上。

    总统很清楚，自李葛底斯堡折戟，布莱格查塔努加败绩，叛军已是元气大伤，他们已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而且已经消耗不起。而照格兰特原来的想法，应当从北卡罗来纳海岸直取里士满。而在总统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实际，因为攻克了里士满，叛军可以异地再战，而如其实力受损，则自然会鸣金收兵。

    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既具有格兰特直截了当的特征，也符合总统全线出击打击敌人的想法，即在西线，由谢尔曼攻打约瑟夫·约翰斯顿，班克斯则被要求先廓清路易斯安那，然后向莫比尔进发；东线由米德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詹姆斯军团司令巴特勒要以进逼里士满与彼得斯堡为目标。

    弗朗兹·西格尔新任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他将分兵两路，一路进驻谢南多亚河谷，一路进抵里士满西南面的铁路。格兰特清楚地知道作战的主战场是在东线，因而他决定由他咬住李的部队，不管是穷追猛打，还是死缠烂打，总之当全线出击，步步紧逼。

    关于作战计划的细节，格兰特受到警告，不要随便告知总统，因为总统可能因难以拒绝别人的请求而透露出去。实际上，人们担心的是总统夫人。

    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玛丽是邦联政府的间谍，以致于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参议员们在某天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专门审议林肯夫人不忠于联邦的一些报告。林肯夫人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夫，其中一个是邦联的陆军将军。另外，林肯夫人还有三个表兄弟在叛军中任职。因而人们认为玛丽具有通敌之嫌。

    当这次会议刚开始之际，林肯悄然进入会场，并以总统身份声明，关于其家庭成员有叛国通敌行为的消息是不真实的。一位参议员注意到总统当时的眼神“像死人般悲惨，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完全孤立之感”。

    总统的到来使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会议不了了之。

    但总统1863年12月的年度咨文的主要内容却事先被登载于《纽约先驱报》，据认为这件事情与玛丽有极大干系，是她将内容透露给了一个名叫怀科夫的记者。但怀科夫却拒绝交待消息来源。后来一个自称名叫瓦特的白宫园丁发誓是他在总统书桌上看到了那份咨文，记住了大部分内容，并告诉了怀科夫。

    调查此事的司法委员会到此亦草草收兵。多年后，这件事情真相大白，因怀科夫其人善于奉承总统夫人，曾献媚地报导有关总统夫人的情况，玛丽得意忘形而提供其人各种秘密消息。

    格兰特并不曾遇到非告诉总统作战细节不可的时候，林肯也并不想去了解那些细节，他让格兰特放手去干，格兰特也就毫不客气，甚至将留守华盛顿的卫戍部队也大批调出，这让斯坦顿感到紧张，两人各持己见，相争不下，最后一起面见总统。

    总统对斯坦顿说：“部长先生，我们从千山万水之外把格兰特先生调来帮助我们指挥这支军队，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格兰特先生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去干。”

    格兰特忙于调兵遣将，到3月底，他将司令部设到库尔佩珀县城。林肯欣喜地看到军队在格兰特调动下不再如一盘散沙，而且他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与在麦克莱伦指挥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总统踌躇满志，看着即将全线出击的队伍说：“那些没有参加剥敌人皮的也可以帮着抓住一条腿。”

    到4月底，格兰特将军离开华盛顿，去实施其春季作战计划，林肯对自己所了解到的关于格兰特目前所做的一切表示完全满意。但当林肯写信向格兰特告别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担心部队的伤亡与被俘问题，因此他提醒格兰特，“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的，请务必告诉我”。

    格兰特对总统也极为满意，他告知总统：“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一件事使我抱怨。我随便要什么东西总是立刻答应，甚至不需要做任何说明，这一直使我惊讶不已。我的成功如果小于我的期望，那我至少可以说，这并不是你的过错。”

    带着总统的信任，格兰特就这样领着他的人马，跨过拉皮丹河，寻找他的敌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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