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从县知青安置办拿到通知时，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有了工作，也就有了固定收入，十年一梦啊！如果当初不是下放农村，有了工作，早就和建国结婚了，一家人团团圆圆，也就没了那么多是是非非，坎坎坷坷。
陶器厂坐落在城外的山脚下，她兴冲冲地走了几里地，进大门一看，一阵心寒。煤灰漫天，刚走了几步，干净的鞋子就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厂里到处是泥堆和缸缸甏甏，工人身上不是一层泥就是一身灰。
本该是件开心的事，可是她高兴不起来，这里的工作比种地还累。她被分到车间里做黄酒甏。一上班，许多人投来赞叹的目光。
“这是谁？好白好嫩！像是个电影演员！”
在这些一年到头浑身是泥、满脸皱纹的工人眼里，她不该来这种地方，凭她的美貌应该是个官太太。
麻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养得白白胖胖的，挺着啤酒肚，把她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捏住她的手，抚摸着感叹道：“哎呀，方贵珍，你到我们这里做工人，真是太委屈你了！”
阿珍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像这种男人，她见得多了，好不容易有个工作，总不能一来就得罪领导。她抽出手礼貌地说：“请厂长多关照！”
“只要我当一天厂长，就不会亏待你，不过你心里要有数啊！”说罢色迷迷地笑了。
厂长几次想吃阿珍的豆腐，都被她找借口，巧妙地躲开。厂长自知很难吃到这块天鹅肉，一见她心里就不舒服，板着个脸。阿珍心里明白，反正我也不想巴结你，我是靠一双手做工吃饭，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见到他，要么赶紧避开，要么装傻没看见。
然而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你越是不想求的人，偏偏有事逼着你去求他！
那年，学校里组织学生上山秋游，12岁的苦儿不小心从山上滚下受了重伤，昏迷不醒，送进医院抢救，交了二百多块钱很快就用完了，医生催着还要交500元钱，并说现在看病赖账的人太多，再不交钱就停药。
阿珍急得团团转，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了，在当时这五百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啊，上哪去借？她找到财务科，会计说借钱得厂长签字，这么大一笔钱，厂长同不同意还是个问题，你去找他商量商量。
阿珍硬着头皮，走进厂长办公室。厂长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见阿珍进来，就板着脸，一听借钱，使劲摇头：“不行不行！厂里又不是信用社！”
阿珍心里很清楚，他在刁难自己，忍着眼泪说：“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厂长除下眼镜，将信将疑地看了她半晌：“你不会再骗我吧！”
阿珍凄然地摇摇头。
厂长眉开眼笑：“你晚上八点钟来这里拿钱，我等你！”说着有意推开房门，里面有张床，“我可是讲信用的啊！”
阿珍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阿珍回到病房里，苦儿刚从昏迷中醒来，还没脱离危险，看着头上缠满绷带的女儿，阿珍一阵心酸。
阿宝出去转了一圈，一分钱也没借到，正蹲在门外闷头抽烟，见了阿珍忙问：
“钱借到了吗？”
“晚上去拿！”
阿珍呆呆地坐在一边，想起许多往事。在别人眼里，她名声不好，只有自己最清楚，除了周土根和阿宝，没有第三个男人碰过自己，如今为了女儿，却要送上门去，陪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厂长睡觉，心里说不出的苦楚。她真想大哭一场，但又不敢流露，生怕阿宝疑心，看看离八点钟越来越近，心乱了起来。
她给苦儿塞好被子：“苦儿乖，妈妈出去一会就回来。”
苦儿拉着母亲的手不肯放：“妈妈你别走，我害怕。”
阿宝说：“要不我去拿！”
“我的同事你又不认识！”
“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听这话，阿珍几乎要跳了起来，眼里顿时涌起泪水，气吼吼地叫道：“是男的！想跟去看看吗？”
阿宝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
阿珍气极了，嫁了这么个窝囊男人，一点用都没有，只会疑神疑鬼！要不是为了女儿，杀了她她也不会去求人！阿珍哄了一会苦儿，匆匆出了医院朝厂里走去。
阿珍躲在办公室门外的黑暗里，含着眼泪犹豫着，心里涌起说不出的苦涩，她真不想跨进这扇门，但一想到女儿，无奈地拭净泪水，抬起冰凉的手敲响了门。
屋子里，厂长等得不耐烦，狠狠地揿灭烟头，正想回家，阿珍来了。他那张胖脸上漾出得意的笑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殷勤地说：“你看，钱都帮你领出来了。”
阿珍毫无表情地将钱塞进口袋。
灯灭了，房间里陷入一片黑暗……
苦儿刚痊愈不久，阿珍接到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通知，叫她回上海去领回文革中被抄家抄走的东西。她问解放初被没收的财产呢，答复却说，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原始凭证。她在一个破箱子里找到一本相册，有父母的照片，她哭了，什么也没要，只拿了相册。
她十分想念建国，来到祥和里，看到熟悉的一切，想起外婆，不免一阵心酸。几经打听才找到建国，他在街道煤球店里打工。
建国见到阿珍又惊又喜，把她带到家里。她看到墙上建国父母的遗像，哭了。他是独子，判刑后，父母受了刺激，郁闷得病，最后相继病故。
阿珍问，你为什么还不成家呢？
建国两眼红红地说，都怪自己没头脑，当初没问清楚你的事，回兵团后，又在气头上打了那个混蛋连长，谁知竟会弄出一连串的麻烦。等到再去找你，你又嫁人了，想起来就后悔！劳改后，被兵团开除了，连户口都是朋友帮忙挂在乡下。如今别人现行反革命都平反摘帽了，却轮不到他。他四处申诉，法院说他的性质不属于政治犯，是刑事犯，别说当时没判错，就是现在也会判故意伤害罪。
他十分失望和无奈，仍不死心，还想去上访。
他说劳改犯的帽子摘不了，就无法和别的知青一样分配工作，腿又残疾，要钱没钱，谁肯嫁他。
阿珍当然明白，他嘴上找各种理由，其实心里不想成家，还想着自己。她伤心地哭道：“是我害了你！欠你的情，只能下辈子还你了！”
建国说：“唉，那年头的事，谁能说得清呢，这怎么能怪你，你比我还苦！”
临别时，两人泪眼相对，凄然笑道：“都好好活着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阿珍回家后铁下心，对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苦儿说，妈从小在上海长大，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妈这一辈子无所求，只希望你好好读书，争口气，将来考大学考回上海去。
苦儿睁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看着母亲，懂事地点点头。她年龄虽小，却很懂事，知道妈上班很累，放学回家，就帮妈扫地，洗碗，洗衣服。有时阿珍急着赶回来烧晚饭，到家一看，苦儿已经做好了，心里热乎乎的。阿宝做人这点倒不错，虽然苦儿不是亲生的，但从没把她当外人看待。
苦儿性格内向，很少出去玩，默默地做完功课，就静静地趴在窗台上，望着天空出神。她成绩出奇地好，是年级里的优秀生，家里墙上贴满了奖状。
阿珍这辈子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苦儿，心想即使自己苦死累死，也要供苦儿上大学。
阿珍的工作是做黄酒甏，四个女工一组，先把缸泥放到一只凹形的电动模子里，车出下半个甏，半干后再接上上半个甏，然后做圆口，最后用拍子打上条纹。一天到晚弯着腰，围着甏坯转圈，到了晚上头晕目眩，腰疼得直不起来。围裙上的泥，像老松树皮似的厚厚积起一层。厂里实行计件制，每人完成20只定额后，超产一只，可以多拿一角钱奖金。
厂长把她叫到一边：“车间里太苦，我想把你调到图书室去，只要你肯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
别的女人，巴结领导都来不及，可是阿珍却害怕他缠着自己，冷冷地拒绝道：“算了吧，我还是在车间里做，心里踏实。”
厂长见她很倔，摇摇头走了，过了不久生产科通知她去做花盆，这比做酒甏轻松多了，至少可以坐着干活，而且不必和别人合作，阿珍为了能多赚几个钱，好供苦儿念大学，起早贪黑，连上厕所都跑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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