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惠宗—明宣宗）

    永乐一朝，朱棣发行了太多大明宝钞，平均下来，每年大明宝钞都要贬值一倍以上。新皇朱高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但大明宝钞怕是流通不下去了，大明帝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必须收回一部分纸钞、提高纸钞购买力！

    货币战争之靖难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临终长叹：少年贫贱兮壮志扬，此生足矣！

    不过，我想朱元璋还是有遗憾的，太子朱标死在他前面。史载，当时朱元璋曾经当着群臣的面痛哭失声，原来动辄就可以杀掉几万人的魔王也有感情。可能为了弥补这种感情上的遗憾，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这绝对是一招臭棋！

    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不仅是一片锦绣江山，还有守卫边陲的一员猛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在一次谈话中，他曾跟朱允炆提起：有叔叔们替你守卫北疆，你可以安心在京城做皇帝了。没想到，朱允炆却反问了这样一句话：外敌入侵，叔叔们可以去抵挡；如果叔叔们反叛，又有谁能抵挡他呢？

    这个问题，朱元璋无法回答，心机算尽，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后来，正是这位猛将叔叔朱棣把朱允炆拉下皇帝宝座，史称“靖难之役”。

    提起靖难之役，人们往往认为朱允炆性格过于软弱，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其实，靖难之役带着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朱元璋之前的安排全部落实，大明皇室也许不会沦落到同室操戈的地步。

    事情还要从朱元璋说起。为了“藩屏帝室，永膺多福”，洪武三年、十一年朱元璋分两次把二十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分封为王。鉴于汉代七王之乱，这次分封还是比较谨慎的，藩王不能过问地方行政，护卫不过三千多人。

    也就是说，除了在王府里吃喝玩乐，这批藩王在地方上并没有更多权力。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事情肯定有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要靠朝廷拨款！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没钱，怎么跟皇帝斗？

    很多事情坏就坏在“特殊”二字身上！

    二十五位藩王中，有三位比较特殊，他们分别是秦王、晋王和燕王，是朱元璋家的老二、老三和老四，封地分别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和北京。这里是与北元战斗的第一线，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三位王爷把自己的护卫军扩充到五千人左右，顺便统辖了十余万边防军，就连傅友德、冯胜这样的大将都是他们的下属。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朱元璋把宿将杀了个干净，北方的军权自然完全落到三位王爷手中。

    即便如此，朱元璋也一定认为三位王爷对新皇帝是没有威胁的，因为，三王中秦王、晋王与太子朱标关系最好。秦王、晋王曾经被朱元璋召回京城受罚，还是朱标求情才能再次出藩（现在分析，应该是有意为之，让秦王、晋王狠狠买太子一个人情）。从三王与太子交情看，秦王、晋王根本不可能反叛，有他们两个在朱棣身边，朱棣就是有反叛之心，也没有这个本事。

    朱元璋实在是一个不幸的父亲！太子死掉之后，洪武二十八年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也病死了。

    那些年，除了丧子的心痛，朱元璋一定还很着急，他甚至要把为晋王治病的所有医生都杀掉！因为，秦王、晋王死掉之后，北方边陲已经无人可以制约燕王朱棣，而此时的燕王已经全盘接收北方的军队（请注意，不是护卫）。更离谱的是，晋王死后不足数月，朱元璋本人也病死了，没有时间对可能发生的反叛做任何准备，朱允炆只有独自面对可怕的朱棣！

    朱允炆在皇帝宝座上只待了四年，《国榷》对他的评价是“宽、仁、厚、慈”，如果不是后来被“猛将叔叔”拉下来，他的表现也许不会太差。朱允炆即位后，立即下令减免江浙一带田赋，每亩收租不得过斗；放开江浙、江西一带读书人入朝为官的限制；为胡惟庸、蓝玉案中的幸存者平反……

    朱允炆确实废黜了朱元璋很多苛政，也确实以一副“仁政”的面貌君临天下，但是，他惟一没有改变的就是货币制度：继续滥发纸币，以铁腕继续禁止铜钱、金银流通！建文帝统治期间，整个大明帝国承认的官方货币就只有大明宝钞。朱元璋好歹还发行过一点洪武通宝，建文帝却从来没有发行过任何金属货币，哪怕是铁钱。

    他的爷爷朱元璋如此强悍，对货币经济规律都一筹莫展，何况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他虽然免除了江浙一带部分田赋，人们却照样因为新钞、昏钞的兑换比例被封建官吏敲骨吸髓（详情请见上章相关内容）。

    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允炆感觉正好，是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何况他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削藩！为了达到目的，朱允炆还创立了一个新罪名——扰乱金融秩序罪，犯罪嫌疑人则是那些不怎么猛的叔叔们。

    据当时的一部笔记小说《革除逸史》记载，湘王朱柏（朱元璋第十一子）未经朝廷允许擅自印刷了一些货币。其实，这在明太祖、明成祖时代并不是什么大事，各地藩王经常自行印刷纸币，在自己地盘上流通。

    很快，朱允炆听到了这个消息，只有皇帝才能发行钞票，你一个藩王就敢印刷纸币？朱柏被自己的侄子按上了“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并派兵前往湘王府围捕。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恐怖了：面对围捕的士兵，朱柏把王府的人集合起来，他自己则身着朝服、骑上了一匹白马——没有造反，而是紧闭宫门，然后一把火烧掉了王府，阖家自杀了；临死前朱柏还说：我是太祖皇帝的儿子，怎么能为求得活路受狱吏的侮辱！

    朱柏大概忘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流民出身，少年时代也没少受气，不照样活得龙精虎猛？现在，你连狱吏侮辱都受不了，还敢自称“太祖子孙”？朱柏曾经修道多年，还自号“紫薇子”（紫薇是皇帝上天后的专用住处），难道不知道自杀是一大罪孽，世人不能自我结束生命，这是在逃避上天安排好的因果！

    大概朱柏之死过于惨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坏的反响，朝臣对此也多有微词。在众多不满的朝臣中有两个人，他们是后来朱允炆对抗朱棣的主要将领——李景隆、耿炳文。这两人手握军权，不仅是发发牢骚，还把这种不满灌输于靖难整个军事行动：李景隆不但在战争期间与朱棣眉来眼去，还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打开了应天金川门迎敌；耿炳文则一边打仗、一边公开上疏指责皇帝背弃人伦、悍然对自己叔叔动武，最后耿炳文也投降了朱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朱棣。

    我们说过，朱棣原本只是一个没有地方治权的藩王，就连他居住的北平城也在朱允炆的控制之下——北平防卫最高长官都指挥使均由朝廷直接任命。这些人可不会听朱棣的，所以，听到湘王朱柏自杀的消息，堂堂燕王、后来的明成祖居然使出了装疯之类的把戏。

    在建文帝一系列昏招之后，朱棣成功从王府里跑出来、杀掉了北平行政长官、聚拢了边疆军队，从此，朱棣走上了造反之路！然而，造反之路注定是坎坷的，且不说朱允炆是帝国公认的皇帝，就是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来看，朱棣造反也基本类似于自寻死路。

    ——朱允炆控制着富庶的江浙，有荆襄一带作为战略腹地；朝廷全部岁入都在朱允炆手中，大把大把的税收；论军事力量，朱允炆手中有一百多万军队！

    ——再看看朱棣，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造反的王爷，地盘只有今山西东部、河北西部一带，当地文官随时有可能归顺朝廷；即使军事力量，朱棣起兵时也只有十万，其他都是后来胡乱拼凑出来的，还得防着某位将领突然投入建文帝怀抱。

    朱棣没有地盘、没有士兵，甚至没有庶民为他当炮灰！然而，朱棣有着朱允炆无可比拟的优势——金属货币。

    北平是元朝故都，这里历来都以铜钱、白银作为主要交易媒介，元顺帝逃跑后鞑靼人还常来做生意，在这里，大家只认识铜钱、白银，不认识不值钱的大明宝钞。好笑的是，朱棣拥有这项优势，并不是因为他背着朝廷铸造了多少铜币、银锭，而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算是边疆了，朝廷的重点在防卫，根本无心管束货币流通之类的小事。朱棣取得北平治权后，也根本没有实力发行纸钞，只能对货币流通完全放任自流，并未取缔铜钱和白银。

    在任何时代，商人都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哪里管制松散、哪里能赚到真金白银、哪里就能成为商品集散地！相对宽松的货币流通环境迅速使得北平一带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中心，这也实在是没法子，只有在这里才能赚到真实的财富。

    朱允炆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盘，全国的大部分商品却在北平一带流通、全国的商人却都在朱棣地盘上做生意、全国大部分真金白银也就自然集中到了朱棣的地盘。朱棣和他的军队确实曾经缺吃少穿，但是，不知有多少商人日夜川流不息地把物资运输到北方！

    最后，让我们看看战争的实况，当然，我们不懂军事，只能为您分析一下货币制度给双方带来的影响。

    刚才说过，朱允炆一方用大明宝钞、朱棣一方用铜钱和白银，战端一起，双方也就自然按照各自货币体系付款给各自的军队。朝廷有百万大军，很多都是军屯中的“军户”，一旦主要劳动力在战争中死掉，全家生计又将如何托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军户拿到大明宝钞的感觉：明天也许就要战死了，现在还拿这些纸币来忽悠我？又有哪个士兵心甘情愿为皇帝拼命？

    所以，大家在靖难中看到占着绝对优势的南军（皇帝一方）经常未接一战就直接拔腿逃跑，从将领到士兵，无一例外！

    不跑，留在这里送死，家人怎么办？

    非但如此，朱允炆还忽视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间谍与反间谍。由于双方货币政策的区别，朱允炆虽然也付大明宝钞给间谍，但更多还是靠那些虚无缥缈的君臣大义，整个靖难不过也就策反了燕王府长史葛诚等个把人。

    朱棣一方就完全不一样了，鉴于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帮书呆子根本就不会被金银收买，他选择了一群毫不起眼的人——宦官！朱元璋曾下令内侍不得干政，这些人在朱允炆手底下混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个个地位极低又极其辛劳，其实内侍虽然身体残缺，却也有自己的亲人，也有自己一摊子事要摆平——那些都需要钱的！

    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救世主燕王出现了，他不断给这些宫中的“贱役”们送礼，让这些人看到了一线希望。靖难开始后，朱棣不再给这些人送什么礼，反而变本加厉给他们送黄金、白银，让他们的下半生有了真实的依靠！

    太监为钱而死，哪怕是追随燕王造反！

    大明宝钞VS.黄金、白银，双方未战，胜负已分！

    朱棣反用“量化宽松”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危机过后，为了挽救国内经济美国挑头弄出来一个“量化宽松政策”，此后各国竞相景从，货币也竞相贬值。所谓“量化宽松”，顾名思义就是“按照一个宽松的量发行货币”，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以增发货币刺激经济。

    量化宽松推出之前美联储已经明确声明，这些货币是增发的，并没有对应的商品。既然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增发货币仍然能刺激经济吗？

    答：能。

    货币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人们拿到纸币的一瞬间，仍旧从心底里认可自己拿到了财富。这种虚幻的财富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财富幻觉”或者“货币幻觉”，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虚无缥缈的幻觉也能办成大事！

    多印美元，人们自然也就觉得钱好赚了，就业也就增加了、经济也就好转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躲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也许又能出现重大创新，很快市场有了、消费有了、就业有了、税收也有了，一切又都恢复正规了！

    所以，增发货币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能“以时间换空间”，甚至不失为一件救市的利器。

    少量的吗啡可以镇痛，过量摄入就会染上毒瘾了！“货币幻觉”就是这样一种毒品式的药剂，短时间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如果长时间使用则贻害无穷，“量化宽松”政策决不能无限制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知道：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松后紧。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永乐年间朱棣的所作所为。

    据《明史》记载，永乐初年“宇内富庶，朝廷府库里的钱多的数不过来，很多州县官仓中的粮食都已经腐烂了”。

    帝国刚刚经历了靖难之役，天下有这样富庶吗？

    《明史》修订于清朝，修撰者张廷玉等人的倾向性固不必提，就连《明史》大部分原始资料也不靠谱。《明史》相关记述大多来源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而这两部实录是解缙（被朱棣埋在雪中闷死）按明成祖本人意愿修改而成，篡改是一定的！

    官修正史中，抄袭《史记》描述文景之治的片段颇多，比如李世民的《太宗实录》。《明史》中永乐元年这段描述也是这个样子，仔细推敲一下这段内容你会发现就连遣词造句都与《史记》中的描述相当类似，比如“宇内富庶”、“腐不可食”。

    有了一卷史书就能掩住天下悠悠之口？

    ——据松江、苏州、常州一带地方志记载，永乐二年，江南富庶之地发生洪灾“大雨，田禾尽没”。水灾的结果非常严重，人们在一片汪洋中踏木而行、眼望天哭；年幼的孩子哭啼着向父母索要食品，也只能以“糠杂菱、荬、藻”而食；壮年者四处行乞，很多人就这样“投于河”。

    ——同年，朱棣的老巢北平一带发生蝗灾，地方志记载，这一年人们比靖难的时候还“困益甚”，就连富裕之家也“家无宿储”。

    有这样一个开局，正好是“货币幻觉”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帝国刚刚经历了四年的战乱，多发一些大明宝钞不一定有害处，只要能解燃眉之急，也许后面朱棣就不打仗了，万方黎庶可以安宁度日，这个时候就可以收缩大明宝钞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明成祖的方法，恰恰与正确的做法完全相反。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前朱允炆削藩、朱棣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了，同样也要削藩！

    至于手段，朱棣本人就是藩王造反起家，自然不好意思对兄弟们再动刀动枪，否则合法性何存？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货币紧缩，先从货币入手，彻底剥夺众位兄弟的财富！

    藩王有能力造反可不仅是靠几千护卫，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钱，可以随时招募一批亡命之徒！朱棣认为，藩王造反所依仗的无非是金银财宝，只要金银不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藩王造反的能力。

    登基之后，朱棣全然忘却正是当年北平的黄金、白银、铜钱才让他取得这么多战略物资。永乐元年，明成祖宣布自己要严格恢复老爹朱元璋的一切命令，其中一条就是严格禁止金银交易。

    禁绝金银当然会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对本就凋敝的经济形成打击。更离谱的是，朱棣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以强制力回收大明宝钞、限制大明宝钞发行数量！大明宝钞的发行权在朱棣手里，只有天下人把大明宝钞视为真正的货币，才能从根子上革除藩王手中的金银优势！

    如何才能让人们把大明宝钞视为真正的货币？

    答：收回多发的大明宝钞，让流通中的大明宝钞升值！看起来，朱棣不仅是一员猛将，更是在权谋之术中把货币金融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

    永乐元年，朱棣立即停止对藩王赏赐纸钞，并以强制性回收流通中的大明宝钞：全国所有罚款一律以大明宝钞缴纳、部分盐税以大明宝钞缴纳，当年即收回面值4.8亿贯的纸钞。

    战乱刚刚停止、百废待兴，大家手里有钱才好办事。您不但禁绝了金银，还收缩了大明宝钞！您把所有货币都收走了，大明宝钞购买力是上升了，天下之财的流通也就此停滞了！不过，朱棣是不会考虑这些的，他只看到一个结果：现在我彻底掌握了货币发行权，所有的钱都在我手中。

    没钱，看你怎么造反！

    ——永乐元年，削去宁王护卫，迁宁王于南昌，之前朱棣曾与宁王立誓“事成与之共分天下”；

    ——永乐四年，削去齐王官署、护卫；齐王当面质问明成祖：你想学建文旧事吗？结果，齐王因为这句话被废为庶人！

    ——永乐六年削去岷王官署、护卫；永乐十年，削辽王官署、护卫；

    藩王消失了、大明宝钞购买力也恢复了，下面的事情就是谋发展、搞建设了吧！

    朱棣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削藩之后，他搞了很多只符合自己心意的“建设”，至于手段则与立朝之初相反——“量化宽松”货币增发。比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迁都北京就是这样干出来的！

    在中国史卷中，历代昏君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修建宫殿、花园，比如宋徽宗建“艮岳”。

    宋徽宗修个园子都能搞得鸡飞狗跳，迁都北京可是重建一个都城！

    重建北京的工程从永乐四年开始动工，直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死去也没完工，每年都要征发徭役百万之众。百万苍苍蒸民终年必须在北京劳动、无法在自己田地里躬耕。除此之外，数十万江西一带农夫被官军赶入大山伐木，还得负责把这些木材运到北京。由于粉刷宫殿所需要太多油漆，当时一斤靛青色染料居然能值一个农夫一年的收入，而一斤靛青色居然连一个柱子都不能刷完！

    后世史家很多人将迁都北京看成一件大好事，说这是为阻挡北方鞑靼，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所谓“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的道理或许没错，只针对猛将叔叔朱棣本人。朱棣行伍出身、喜欢在前线亲自砍人，可是，大明帝国后世皇帝还能都是猛将吗？一旦山海关被异族突破，山海关向东可是冀东平原，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可以一马平川冲进来！

    何况，永乐年间的北京可不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华北地区多为盐碱地，所以《水浒传》才有“林冲发配沧州”一说，沧州距离北京只有二百公里。在荒芜的边疆建设一个新都城，华美的宫殿可以修造，空旷的马路可以修建，可是，居民呢？

    答：移民，强迫富户进北京。

    永乐十六年至二十二年，迁应天、松江、苏州、常州十五万富户到北京，应天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强行迁徙到北京（附带产品是这些富户的土地归了朱棣，因为迁徙的时候土地是带不走的，一律充公）。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太子朱高炽应诏由南京迁往新都北京，《明仁宗实录》记载了他路上的见闻：随时可见辗转于沟壑的流民，人们拿着箩筐在野地里挖野菜，我下马问他们用途的时候，皆跪对说是为了“岁荒以为食”；我顺便走进了这些人的家中，发现无论男女皆“衣百结而不掩体”，就连家中的灶台也早已倒塌！

    朱棣迁都北京，比桀纣之酒池肉林、秦嬴政之阿房宫如何？莫非，只要不是亡国之君，无论如何消耗民力，都值得被人歌颂吗？在歌功颂德者的眼中，数百万苍苍蒸民的生命就真的那么一文不值吗？

    朱棣曾吹嘘，造北京城自己“不损民之分毫”！朱棣确实没增加名义上的田赋，却增发了无数大明宝钞、毫无准备的大明宝钞！

    永乐一朝中后期是大明宝钞滥发最为严重的时代，据彭信威先生估计，永乐四年至二十二年粮价大概上升了三十倍有余，平均每年上涨一倍半。洪熙元年（1425年）的物价已经比洪武朝“率增数十倍”，当时，大明宝钞在市面上几乎已经不能使用。

    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当然，朱棣也铸造了很多铜钱——永乐通宝。

    一般情况下，历朝历代在铸造铜钱的时候都会铸行几个版本，比如小平钱、折二、折三、折五。朱棣的永乐通宝不一样，永乐朝二十二年只铸造过一种永乐通宝小平钱，就连小平钱的版本都很少：所有永乐通宝都是光背钱、精整划一，无论京师所铸还是行省铸造看起来都差不多。当代也有人自称收藏了永乐折二、折三钱，不过，我们也没有见过实物，无法仅从拓片上辨别真伪。

    为什么永乐通宝只有一个版本？

    答：永乐通宝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货币，它的用途只是向海外购买商品，国内根本不允许流通。所以才只有小平钱一个版本，就算铸造大钱，估计外国人也不认识，还得一枚一枚数，就别费这事儿了吧？

    在当代钱币收藏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部分永乐通宝出土于日本、东南亚各国，日本经常有很多出土上万枚永乐通宝的记录；就连南海海底都曾出土过几千枚永乐通宝，发现的时候这些铜钱已经和海底珊瑚礁结在一起（如果您有兴趣，这批铜钱现在正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以去看一看）。至于中国本土，只有郑州、许昌等地有过零星出土。

    隋、唐、宋、元，周边国家已经理所当然地把中国的铜钱作为国际货币，要去海外购买商品就必须拿铜钱来！出于这个原因，朱棣才下令铸造永乐通宝，所有永乐通宝的用途只有一个——海外贸易，确切地说是他个人用来购买海外商品。加之当时大明王朝生产力确实高出周边国家很多，永乐通宝的购买力在国内远不如国外，所以，也别指望这些铜钱能大批回流到中国。

    永乐通宝，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国内货币。

    每当提到朱棣，很多人都引用《明史·成祖本纪》的开篇，朱棣之雄武不下朱元璋之下。其实《明史·成祖本纪》的结尾是这样的：就算有这么多成绩，又岂能掩盖住那些倒行逆施？

    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学解释

    如果麦哲伦的航程早上一百年，他也许会遇到一批比自己大数倍的海船——大明帝国郑和的舰队。“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一段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比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1481年）早八十二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远航印度（1498年）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远航菲律宾（1521年）早一百一十六年……

    据《明史》记载，郑和所率船队由六十二艘海船组成，海船长一百五十米、宽六十一米，最大的战舰排水量约在三万吨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万吨巨轮，直至1949年建国前我们仍没有能力再次建造这样吨位的巨舰！凭着这些万吨巨轮，郑和的船队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到达了占城（今越南南部）、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一度到达非洲赤道。

    在开始这段内容之前，我想告诉大家，“郑和下西洋”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古代航海记录，甚至不是最远的航程。

    ——赚钱最多的时代当然是宋代，南宋鼎盛时期每年从海外贸易中取得的关税就有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约占全年朝廷总收入的10%；元代如此经济如此凋敝，鼎盛时期从海外贸易获得的收入也接近六十万两黄金。

    ——蒙元帝国虽然对汉人、南人盘剥，却从来不禁止蒙古人、回回人去海外做生意——只要有钱赚，蒙元帝国从来不反对任何事情！中国古代最远的航海记录就发生在元代，有一个叫汪大渊的商人曾经两次横穿印度洋，船队到达的最远处是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岛，并著有《岛夷志略》。而《明史》记载，郑和船队到达的最远处是比刺、孙刺二国，也就是今天的莫桑比克港、索法拉港，还比不上汪大渊。

    那么，为什么偏偏“郑和下西洋”这么如雷贯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大明帝国海外贸易发展史。

    明太祖朱元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想法也很简单，帝国即我家，我只要为子孙守住这片国土，子子孙孙都能成为这片土地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就可以了，至于赚钱不赚钱、经济发达不发达，不是我的职责。海外贸易确实能赚很多钱，但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有了钱就会有很多想法、有了钱就能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不去造反、起码也不好管理！

    所以，洪武年间任何人下海都要有朝廷颁发的特许经营牌照——“票号文引”，否则，私自出海贸易与贪污六十两白银以上的贪官同罪——枭首示众、全家充军；即使获得了“票号文引”，也不许使用三桅以上大船，违者同前罪；非但如此，买船、造船卖给外国人也不行，也要枭首示众。

    明成祖从建文帝手中夺得天下，朱允炆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他要寻找建文帝，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他。当时，有传闻建文帝已经“行遁海外”，郑和下西洋目标应该就是寻找建文帝（关于这一点历代史家已经有了很多论证，又以当代吴晗为代表）。

    建文帝虽然没找到，郑和却做了很多大事、给大明帝国赚足了面子：击溃海上巨寇陈祖义、活捉锡兰王亚烈苦奈儿、以武力平息苏门答腊内乱并生擒苏干刺（本次行动由朱棣本人亲自策划，郑和不过是执行者），还带来三十多个国家的朝贡使臣。

    对朱棣来说，有了万国来朝的荣耀，能否找到建文帝已经不重要了：我不但在自己地盘上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能“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朱棣本人语录）！在一次朝廷的庆功宴上，有大臣现场做了一首打油诗，怎么看都像《天龙八部》里的“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

    当然，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富强的中国，朱棣还颁布了一项“通四夷”的政策。所谓“通四夷”顾名思义应该是与四夷通商，朱棣是要打破太祖成规，让大明帝国那些有胆识、有眼光的人远航海外做生意吗？

    答：当然不是，“通四夷”是鼓励诸藩来大明帝国赚钱，至于大明帝国能否赚到他们的钱，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对《明史》、《明实录》中郑和在海外做生意的内容进行了统计，在不考虑两者存在重复的情况下，一共找到十一句。就这十一句，所涉物品全部都是皇帝享用的专供产品，即吴晗先生讲到的香料、染料、珠宝、珍禽异兽。

    ——但凡来大明帝国做生意的人必须厚待，为“不使远人有触望之心”，衣食住行全由大明帝国包了，贩卖来的商品也由大明帝国官府全包了，跋山涉水后再也不用去摆地摊！什么，关税？外夷来我大明是冲着我们的名声来的，你却要收人家税，蚊子腿上刮油能有多少，却“亏辱大体万万矣”！

    ——凡我大明子民，一律不准私自去海外做生意，除了皇帝和皇帝的使者，谁也不能下海！朱棣海禁的政策甚至远比朱元璋严酷，除了砍头、枭首一类的威慑性政策，更阴损的是下令把所有民间船只都改为平头，于是，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古代舰船的头很宽，这样的船绝对无法穿破海上风浪！

    ——最无厘头的是华侨政策。郑和下西洋的目标可能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没找到，却找到很多华侨。于是明成祖下令：但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皇帝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哪怕是元朝时祖先就逃亡海外、也无论出门做生意还是海盗，都必须立即回国（永为良民）！否则，如果被郑和抓回来，那就要杀头（悉行剿戮）！

    除了朱棣特别值钱的面子，“郑和下西洋”还有其他价值吗？

    答：有，而且价值不菲。

    第一，很高的花费。郑和的船队最多时有二万七千人，这样一个规模应该说是一支海军了，维持其运转的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成化年间吏部官员刘大夏估计，为维持郑和船队，当时大约每年要支出上百万银子。

    第二，维持郑和船队的费用虽然可观，但还是要分跟谁比，跟明成祖对番邦的“赐予”比简直就是一个零头。永乐九年，明成祖赐予满刺加国王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请注意，这只是对国王一人、一次朝会的赏赐。

    第三，外国商人来华，官府要全额收购货物。为了厚待这些海外友人，收购价格大约为市价的三至五倍。最后，就连明成祖本人也承认，所谓朝贡者不过是一群趋利之徒，名为朝贡、实为慕利，“远方之人，求利而已”！

    第四，引狼入室。所谓番邦使臣，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明宣宗实录》记载了他对这些番邦使臣的回忆：某地使者二百余人大概觉得中国这地方还不错，就在福州驿站住了下来，半年后这些人花掉了“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使用铜钱是番邦使节的专利），地方官不胜其扰，坚决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国的奏折数不胜数。

    以上几项合计，使得大明帝国的臣子们对“下西洋”抱有彻骨的仇恨，人们甚至把郑和下西洋与宋徽宗的艮岳相提并论。朱棣死后第三天，明仁宗朱高炽就在即位诏书中颁布了三十五条大赦令，其中，涉及停止下西洋的赦令占三条：立即把诸国使臣送回去；立即停止制造、维修下西洋宝船；下西洋的费用，立即转拨用于赈济灾民。

    三十年后的成化九年，为了阻止明宪宗朱见深再次下西洋，户部官员刘大夏藏匿了郑和留下的航海图，面对前来兴师问罪的皇帝，这位颇有骨气的官员理直气壮地反问：马三保（明成祖赐名为“郑和”，也称“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所费钱粮无数，军民死者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别说你没有找到航海资料，就算找到了我也会派人立即毁掉，以彻底绝了你的念头！你现在还有脸来向我兴师问罪？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世界性航海事业的先导者，显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无畏的气概，让我们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留下了颇为自豪的篇章。很多人扼腕叹息，六百年前，曾经有一次机会，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能率先成长为第一世界性大国！

    郑和下西洋，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吗？

    答：不是。郑和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遵循着迥然相异的经济学逻辑，经济学内涵已然如此，注定我们与机会擦肩而过。

    如果用恩格斯的话来解释，西方人航海的目标“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1）。

    当然，西方海外贸易（抢劫）历程也绝对不是什么他们鼓吹的“世界文明之源”，人类没有这么野蛮的文明之源。这些所谓的“西方航海家”不过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海盗，商船里藏着海盗旗，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名鼎鼎的哥伦布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哥伦布的海图里，从葡萄牙到日本只有二千四百海里，整个世界只有1/6是海洋；真实情况是两地的空中直线距离已经超过一万海里；靠这样的海图扬帆，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不会再回来。

    即使有以上瑕疵，西方航海却有着最为珍贵的动力：钱、赚最多的钱。

    扬帆远航、发现新航路，是改变世界的创新，必然有着极高的利润，就如同后来的蒸汽机、电能、信息技术！就是这种可以统治世界的利润才激发了无数人去试错、去创新，在千万次试错中，成功就会成为必然。在这种经济理性支持下，会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去海洋探险，绝大部分会葬身浩瀚无边的波涛，但是，总会有人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反过来看郑和下西洋，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也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朝贡贸易”。与正常商人做生意不同，朝贡贸易不考虑盈亏，所有贸易来的商品只供一个人消费，只为满足皇帝私欲！普通人绝不能涉足朝贡贸易，哪怕有勇气经历海洋的风暴，到头来也难逃杀头之罪！

    皇帝需要的贸易，就是把帝国家底赔干净也得干！

    郑和有整个帝国作为强大的经济后盾，成功的概率比单打独斗的西方航海家不知要强多少倍。

    可是，这种航海有连续性吗？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力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那是一种加之于天下人头上的宿命！

    大明帝国能支持郑和七下西洋，还能支持大明帝国所有具备航海梦想的人去乘风破浪吗？让所有人有动力去追寻这个目标，惟一的方法，就是让创新者赚到钱、赚到比别人更多的钱！

    在所有人对利益的向往中，改变世界的创新最终一定能够实现！

    有人会问：“朝贡贸易”不能与“经济理性”兼容，毕竟两者都是出海远航，总会为后来人留下航海技术吧？

    答：所有科技的最终目标都是转化为利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然在经济学逻辑上不能兼容，没有利润支撑的技术也注定无法传承。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罢黜下西洋，郑和被放在南京混日子。两万多久历风浪的水手则承担了一项新的光荣任务——背砖头，在南京修城墙！至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鉴于维修费用实在太高（每年的维修费用相当于新造一艘的一半），被全部毁掉！数十年人才、数十年积累，可以真正统治世界的秘籍，就这么毁于一旦！

    很久之前，在对比了中西古代航海史后，一册非常流行的历史教科书这样解释郑和下西洋的结局：我们至少查明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

    查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又能如何？由封建权力主导的行为，衡量成败的结果断然不会是利润，而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是号令四夷的威风，这种封建统治者一个人享用的“效用”与创新带来的经济利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梁启超曾经慨叹：悠悠中华，郑和之后却再无郑和，此岂郑君之罪？

    宝钞终结者：仁宣之治

    朱棣一生干了很多大事：靖难之役、五征漠北、四征安南、七下西洋、营建北京……《剑桥中国明代史》估算，永乐年间朱棣每年花销都已经超过帝国正常收入三倍以上，只得以发行大明宝钞来弥补亏空。永乐二十二年，一生醉心于武功的朱棣死掉了，堂堂大明帝国早就是“国之所储、十之九空”，“戎马资储十丧八九”。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尝言：大明王朝，国威最盛者非永乐朝莫属！在这位今人称道的明史学家眼中，莫非只有开疆拓土、四夷宾服才是国威，万方黎庶的生命又放在何方？如此观点居然能推而广之，真让人不寒而栗。

    朱棣的继承者是自己的儿子朱高炽，朝政在他手里有了些许改变。洪熙元年（1424年），朱高炽在登基诏书中发布了若干命令，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停止下西洋，其余，停止远征北元、罢安南之兵、追封建文帝朱允炆为建文君、赦免靖难中罹难大臣的后人……

    更令人称道的是，朱高炽公开承认了朱棣的一项错误——迁都北京。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以北京为首都，宫廷用度以及大量封建官僚消费不得不从南方运至北京，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朱高炽决定还都南京。可惜，朱高炽只当了九个月皇帝就病死了，这一条命令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否则，二百年后大明帝国最后的命运也许会改观。

    朱高炽的继承者是明宣宗朱瞻基，他统治了大明帝国十年，加上前朝的九个月，这十一年是大明帝国少有的繁荣时期，合称“仁宣之治”。《明史》记载：明代仁宣之治就如同周代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可追三代遗风！

    ——有人说，明宣宗朱瞻基有乃父之风，放着皇帝不干却跑到京城东郊（今昌平一带）田间地头去看望农人。他拿起农人用的“耒”（犁）耕了几下地，大概是由于常年缺乏体力劳动的原因，朱瞻基感觉很累并由此感叹：我推犁三次就已经累的不行了，何况每天干这事儿的农人。人们都说“劳苦莫如农”，今天我真信了。临走，朱瞻基还没忘记赏赐这家农人六十锭大明宝钞。

    ——有人说，明宣宗崇尚节俭，经常以汉文帝、汉景帝作为榜样。他这样教训臣下：汉文帝的日用衣服、御帷都无文绣，我也要节俭治国，因此，他自己的皇陵——献陵仅三个月就告竣工。

    ——有人说，明宣宗免掉了很多田赋：宣德四年（1429年）京城大旱，宣宗免畿内税粮十七万石；宣德七年山西旱灾，免税粮二十四万石。

    ——有人说，明宣宗开垦屯田、劝课农桑：宣德元年，规定废除开荒田道税；宣德二年，下诏重申军队必须严格执行屯田法，除边界军队外，其余都被赶去种田；宣德五年，户部尚书要亲自挂帅推进淮北、河南、山东民屯工作……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假设以上《明史》记载皆为真！明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始终把天下最值钱的东西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土地，没有“耕者有其田”的大明帝国，仁宣之治真的能与成康、文景相比吗？

    我们还是以货币为引，透过古朴的钱眼，看穿迷雾般的历史。

    永乐一朝，朱棣发行了太多大明宝钞，平均下来，每年大明宝钞都要贬值一倍以上。新皇朱高炽明白，再这样下去，不但大明宝钞怕是流通不下去了，大明帝国也将岌岌可危。所以，必须收回一部分纸钞、提高纸钞购买力！

    ——永乐二十二年，朱高炽以太子监国期间就已经动手回收大明宝钞了，方法则是对罪犯加罚纸钞，如果不交钱就加倍打板子。

    ——洪熙元年，朱高炽登基后立即对户部尚书夏原吉下令：钞法之所以不能在天下通行，无非是钞票太多了，只要“民间钞少”，也就“将自通矣”！

    可惜，朱高炽死掉的时候夏原吉还没有拿出货币改革方案，否则，以他的仁厚或许不至于推行如此苛政。

    洪武以来，商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日子。朱高炽死后，夏原吉的货币改革方案让商人知道：在大明帝国混商业，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宣德四年（1429年），夏原吉告诉大家，从此以后，顺天、应天、苏松等“商贾云集之地”的商人，不但要按原来的数额上缴实物商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曾经把全国商税都改为实物），还要上缴大明宝钞，至于数额，看清楚，按官定价格的四十倍征收（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四十倍）！

    就算大明宝钞不值钱，您也不能这么坑人吧？

    为了争取绝大多数农人的支持，夏原吉还给天下商户安了一个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天下钞法不行，全都是因为一小撮商户不遵守秩序，不用大明宝钞、恶意压低纸钞价格、爆炒金银。

    所以，要狠狠向他们收税！

    此外，为了给一小撮商户一点希望，夏原吉还同时宣布：这项税收只是临时项目，待钞法畅行无阻后自可“悉复旧”。

    把税收提高四十倍，您当大明帝国的商人是自动提款机啊？最后，就连皇帝朱瞻基都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离谱了，在朝议的时候亲自将之改为五倍。即使五倍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了，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方设法逃税——不是不缴、实在是缴不起啊！

    今天的税法，税基一般是营业额、利润额，大明帝国没有那么多会计制度，税基计算方法简单易行，看你柜面上有多少存货，就要缴纳多少税收，才不管你能不能卖出去！

    为了逃避税收，大部分商铺把存货转移到自己家中，而夏原吉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由此，夏原吉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核算税基：商人一般居住在市镇，越有钱的商人营业额越大、住的房子也就越气派；从现在起，除按存货收税，还要清查商户个人住房，一间房每月纳税五百贯！此外，征税范围扩大到菜地、果林、塌坊、库房、店舍、驴骡车辆、船只……只要跟商品有关的地方，都要按时缴纳大明宝钞！

    夏原吉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当年，不但使得整个大明帝国商人都关门歇业（商贾不通），还使得广大商人卖儿卖女（有鬻子女），有人甚至直接把所有产业捐献给朝廷了（产业输官）。

    比这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使得大明宝钞基本从市面上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银（要买东西只能去黑市，黑市只收金银）。宣德九年，大明帝国黄金产量达到三百三十五刃、白银产量达到三十二万七千六百零八刃，相当于永乐元年的七倍。自此，白银开始登上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舞台，直至万历朝推行“一条鞭法”后完全取代秦汉以来的铜钱、北宋以来的纸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货币。

    也是在朱瞻基的宣德朝，大明帝国停止了大规模发行大明宝钞。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大明宝钞从此就没有用处了。此后明代帝王经常会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比如，明太祖、明成祖的生日）宣布当年必须以大明宝钞缴纳一部分税收。于是，也就催生了明代一种特殊的货币生意：有人专门囤积大明宝钞，一旦碰到机会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最后要说的事儿跟金融关系不大，却不得不提。

    宦官干政，无论从程度还是结果的恶劣性，大明帝国都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这批宦官，就是明宣宗年间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出现将在后来的历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权力欲极其旺盛的朱元璋废黜了宰相制度，把所有权力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整个大明帝国就剩下皇帝一个有脑子的人。非法继承者朱棣虽然贵为皇子，朱元璋对他的要求却是抡刀砍人，文化课程几乎是一片空白。看过朱棣批文原件就会发现，不但书法惨不忍睹，连语法也颇为生疏。为了解决文牍处理问题，朱棣特意建立了文渊阁，解缙等一批学士负责为帝王起草或润色诏书。

    朱高炽即位后，立即把当年太子东宫的三位旧臣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他们分别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即明中期大名鼎鼎的“三杨”。自此，明代重新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宰相的首辅制，文渊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即在六部、地方送来的奏折上贴上条子、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转由皇帝批阅。

    被贴了条子的奏折会送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做出最终批复，这道手续叫做“批红”。由于全国每天往来的文牍实在太多，皇帝经常会对此颇感厌烦，于是，某天皇帝心烦的时候就会只看几本奏折意思一下，其他的就交给宫内宦官分批。

    理论上，这些宦官只能照本宣科写上“依照阁中”字样；实际上，他们经常会把自己当做皇帝，在批示中夹带私货，至于皇帝最后能看到哪本奏折、亲自批阅哪本奏折，几乎完全决定于皇帝身边的宦官。

    也就是说，自宣宗朝起大明帝国政务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内阁或首辅手中，甚至不在皇帝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太监手里。难怪明末黄宗羲这样评价明代的内阁制度：那不过是一个文案记录员罢了，而真正有宰相实权的人不过是一批宫奴，他们有了对天下生杀予夺的权力，阁臣中的贤者不过也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卖给他们、不贤者就成了他们的帮凶！

    有了这项权力，明代中后期很多太监才权势熏天，究其根本正是明宣宗朱瞻基定下的“票拟”和“批红”。明宣宗死后仅九年，大明帝国第一位神奸巨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即将成为舞台主角，这个太监的出现，将在瞬间就把整个帝国的财富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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