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明朝允许娼妓制度存在，但朝廷明令禁止官吏狎妓。可是大小官吏充耳不闻，不但高级官吏狎妓，到了后来，连宰相也沉迷于狎妓，禁令形同虚设。
官娼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初年，朝廷取消了历代相传的教坊司，妓女由官方管理转而由私人经营为主。清代前期虽然对开设妓院，诱骗妇女的人定有重典，然而妓院并未绝迹。
清代北京内城娼妓多集中在东城的本司胡同、内务部街、演乐胡同附近。《析津志》记述：“京师皇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相近后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迷楼曲巷，盖直至总铺胡同。出城则有南院，皆旧日之北里也。”
咸丰、同治年间，北京城市的妓院渐渐被移到城外。光绪初年，又移至西城砖塔胡同（俗称口袋底）。光绪中叶，妓院全部被驱逐到城外。
当年，王公显贵们不便到外城寻欢作乐，就常到这里觅花问柳。据说集中在砖塔胡同口袋底的妓女，都受过一定的礼节训练，可以说是“知书达礼”。因此，不少豪门的妾室多是从这里的妓女中选去的。
清朝末年，北京设立了巡警厅，有了中国警察。巡警厅命令内城的妓院全部迁到外城，同时发给妓院执照，准许公开营业，并按期收取捐税。至此，清朝禁止娼妓的禁令，连形式都不复存在了。
清代北京的妓女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身”妓女，她们的收入与老鸨按照比例分取，这种妓女数量很少。另一种就是卖身老鸨。这类妓女占多数，完全没有自由，卖身的钱全部归老鸨拥有。一个为妓十年的妓女，绝不知道自己每月收入的数目，完全是老鸨的赚钱机器。平素她们跟随客人外出，有老鸨派的人跟着，留客也有人暗中监视，以掌握客人付费情况。
北京的妓女在“戊戌变法”前，多为北方人，南方妓女很少。据说仅在砖塔胡同的口袋底有一个湖北广陵妓女，名字叫东兰，当时颇有名气，不少名宦子弟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光绪二十四年后，“南班子”（又称金花班）北上，立即占据了北京妓女的大部江山。“南班子”的始作俑者就是“庚子事件”中扮演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羊脂球”角色的京城名妓赛金花。
甲午战争后，江南名妓赛金花潜入京城，住在刑部的后面，招引嫖客。当时的工部尚书陆润庠是江苏人，他痛恨江苏人当妓女，命人将赛金花赶出京城。庚子年间，赛金花又白天津返京重操此业，在“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当妓女，不久便成了在京的南妓班头。那时，“几乎没人不知道‘赛金花’、‘赛二爷’”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得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们府里。这样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甚至是庄王府，只有我一个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许进入。”（《赛金花其人》）
继赛金花之后，知名的南方妓女如谢姗姗、苏宝宝相继北上，落脚于八大胡同。因此，八大胡同一时便成了苏州、扬州、杭州来京妓女的集中之所。“南班子”这名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当时知名的南班子有长林、富贵、松瀛墅等。
经营南班子的妓院主，教授从小就买来或拐骗来的幼女琴、棋、书、画。因此来自苏杭一带的妓女不仅容貌美丽，体态婀娜，还善于笙、管、丝、弦，能唱出委婉动听的词曲，还能提笔作画，而且略谙诗词。故此，南班子又叫做“清吟小班”。
当时北京外城的知名妓院多集中在前门外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一带，有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纱帽胡同、陕西巷、皮条胡同、朱茅胡同、小李纱帽胡同、博兴胡同等。被统称为“八大胡同”。“八大胡同”也成了北京妓院的代名词。
民国成立以后，政局不稳，社会动乱。直隶、山西两省沦为妓女的人数增加，于是，八大胡同内相继又出现了“北班”。然而不久，南、北两班便合二为一了。
清末民初时，八大胡同的妓院以“清吟小班”和“茶室”为主。清吟小班是一等妓院，茶室是二等妓院。一、二等妓院多数在二进、三进的四合院或两层中式楼房里，中式楼房建在院子里。院落在门首上方左右悬挂着带有铜饰的镂空玻璃油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京成立电灯公司后，这种油灯就改换成电灯了。乳白色的灯罩上，用红漆写着妓院字号，如翠芳、长林、春华、富贵等。入夜时分，这些灯看上去分外醒目。大门的上门框还挂着红绿颜色的彩绸。大门两边各挂着一块方形黄铜牌，牌上绣有“一等”和“清吟小班”的字样。
清吟小班的妓女，一般每人占有两明一暗或三明两暗的房舍，也有一人独占一个小跨院或一层五七间中式楼的。她们姿色佳，名声响。房间里的陈设也比较华丽，明间一般摆有茶几、条案、八仙桌、靠背椅、帽筒、掸瓶、茶具等物。墙上有挂钟，卧室有带绣花幔帐的铜床，桃红水绿的锦缎被褥摆放得整整齐齐，衣架，盆架，梳妆台样样具备。妓女的玉照镶在镜框里，有社会知名人士的题字和画卷垂挂在墙上。一等小班的妓女都有老妈子侍候，一般不干杂务。
二等妓院茶室与小班的主要不同，在于妓女本身，小班的妓女一般在年龄、姿色、身段、弹唱方面都优于茶室的妓女。所以茶室的，妓女在古房、陈设方面都要逊于小班妓女，就连茶室大门的装饰点缀也自然不如头等小班的华丽。茶室大门内站着伙计，门外站着打手。每家妓院里都砌有一个大炉灶，炉灶上有两三个大火口，火口上烧着六七把大提梁的铁水壶。平日里，妓院里沏茶续水、洗洗涮涮韵都用这水。有专门的伙计提壶给各屋送水，壶小了，水不够送一遍的。因此，妓院专管送水的伙计被称为“大茶壶”。
民国初年，八大胡同所处的大栅栏商业区兴盛一时，“茅楼酒肆近倡寮，”都在繁华巷几条。车马如云人似海，果真夜夜是元宵。”是形象的写照。这里的兴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朝不可避免的覆亡现实，使得不少满族权贵的子弟悲观失望，又无重建眼看要失去的天堂之力。于是，他们不是借酒浇愁，就是寻花问柳，以此消磨时光。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八大胡同客尚醒，醉生梦死任人评。谁家狎客常居此，公子王孙属满清。”
其次，是一批新登上政治舞台的达官显贵们的恣意享乐。这些人在政治上得了志，生活上又优越无比，于是大胡同的妓院就成了他们彰显荣华富贵的场所。当地也有人为他们做诗：“龙旗落下五色飘，总长议员尽风骚。官衙公馆常不在，若寻需过五牌楼”五牌楼在前门外，这里暗指他们常常沉迷于八大胡同酌妓院之中。
三等妓院称“下处”，分布在珠市大街南北和朝阳门外等处。除了房屋状况不大好外、三等妓院妓女的年龄也稍大，且容貌平平。
虽然八大胡同的妓女多属头等小班和二等茶室，比起三等以下舶妓女在物质待遇上要好一些，但是她们受蹂躏和折磨的命运是一样的。开妓院的老板都与管界的军警关系密切，狼狈为奸。比如，民国初年，警察局颁布的规定是：午夜12点，八大胡同的妓院都得闭户安歇。然而，妓院为了多赚钱，螵客午夜后照常出入烟花柳巷，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跟，警察局的规定如同空文。妓碗的老板多是地痞无赖，与鸨母长期姘居，充当鸨母的后台。所以老板又有“叉杆儿”的称呼。鸨母也叫鸨儿，她们有的是人口贩子出身，也有的是老妓女，她们对待妓女们和老板一样心黑手狠。在经营妓院当中，老板和鸨母的分工不同，一般来说，鸨母管理妓院的内部事务，老板则专管对外事务。
四等妓院又叫窑，意思大概取自“寒窑破炕”。多分布在前门外的四圣庙、后营、花枝胡同、莲花河、小观胡同、宣武门乐培园（俗称胳膊园）、崇文门外磁器口东的黄花苑（俗称黄鹤楼），西直门外的黄土坑（俗称白房子）等处。四等妓院的状况最差，如黄花苑内的妓院，房屋低矮，陈设简单，门前挂着写有妓院名称的彩灯。妓女年龄也大（故又称这类妓院为“老妈堂”），长相不好，身价低廉。如老舍在《骆驼样子》里所述西门“白房子”的情况：“一出了关厢，马上觉出空旷，树木削瘦的立在路旁，枝上连只鸟儿也没有。灰色树木，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房屋，都静静地立在灰黄色的天下；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看见那荒寒的西山。铁道北，一片树林，林外几间矮屋……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和炕上砖一样，都油裹油亮的。妇人40来岁，蓬着头，还没有洗脸，她下边穿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纽扣。”
嫖客到八大胡同的妓院里过夜，被称之为“住局”。一般来讲，住局嫖客必须有与妓女结识一段时间的资格才能这样做。住局的嫖客除了要付给妓院茶资（门票钱）外，还要给“炕钱”。
嫖客也可以在妓院里请客，叫“摆酒”。所谓摆酒，不过是桌上放上4盘干鲜果品、两碟瓜子、一壶酒而已。妓女陪伴宾主谈笑打趣一段时间后就散了。如果主人在妓院外的饭庄、酒楼请客，想让妓女相陪，就在一张红色的便笺写上妓女的名字，交给伙计。伙计就会到妓院把要找的妓女叫来，这称为“叫条子”。被点名的妓女按约而至，则称为“赶条子”。
把妓女叫出妓院去陪客，流行于清末以后。在这以前，“叫条子”的对象不是妓女，而是“像姑”（男妓）。请客的都是男人，如果唤妓女出来陪客被视为下贱的事，叫男妓就不同了。据说，清末庆王奕劻的儿子载振，请客时偷偷地把名妓谢姗姗叫到东城某处陪酒，被人告发，御史张元奇特此奏了庆王奕劻一本。庆王一气之下，下令把南城妓院封了一段时间了事。到了民国时节，妓女被叫出来陪客，就不再被视为不光彩的事了。
每逢三节（阴历年、端午节、中秋节）前后，嫖客们都要为自己“相好”的妓女捧场。节前的捧场称为“上车”，节后的捧场称为“下车”，“上车”和“下车”时，不仅要多付给妓院茶资，还由于嫖客约来朋友到妓院赌博，妓院还可抽头。因此，每逢三节前后，妓院老板又可以从妓女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此时，那些没有捧场的妓女，不但备受冷落，还要遭老板和鸨母的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毒打。
虽然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属于公开合法，妓女也为中上等，然而妓女仍然摆脱不了年老色衰等级下降，直至染上性病无力医治而丧命的结局。至于有愿付高价，为妓女赎身从良的嫖客，简直太少了。
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的妓院有391家，有妓女3500人。民国七年，增加到406家，妓女达到3880人。这只是官方根据在册的妓女人数得出的统计数字，而一名叫甘都的外国人所做的调查中反映，当年北京的私娼不下7000人。1922年，北师大教授张辉翔先生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第8题是：“北京地区亟待取缔什么？”在931份答卷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亟当取缔娟妓和欺压平民的警察。”可见当时娼妓问题的突出。
民国时期虽然在个别地区采取了禁娼措施，但正如邹韬奋先生所言：“‘禁娼’在制度不改前，根本是梦呓。”当年，北平未被国民党政府列入禁娼地区范围，虽然民国十七午后，北平的一些国民党机构迁往首都南京，但北平的娟妓业并未因此衰落，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里依然车水马龙。
日本侵华期间，北平在日寇铁蹄践踏下，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娼妓数量增加。据燕京大学外籍教授培克调查，由于生计所迫，北平每250人，就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数目仅次于当时妓女数量最多的上海。
妓女的成分很复杂。1949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搞了一次妓女成分调查统计，从妓原因多种多样，人员成分很杂，几乎每个阶级、阶层，每种职业的女性都可能成为妓女。当然比重上的很大差别，高阶层的数量最小，游民的比例最大，占78％。
不少妓女是背着家人到妓院卖淫的。1949年北京封闭妓院后，有一名妓女是大学生，因为父亲破产去世，给家庭留下一大堆债务，母亲也病倒了，弟弟妹妹年幼，家庭的重担落到她的肩上。刚强的她不甘心给有钱人当小老婆，瞒着家里悄悄进了妓院，用卖身的钱给母亲治病，抚养弟妹。这名妓女被解救时对公安人员说，等自己尽了养家的义务和责任后，就一死了之。
建国初期，北平解救的1287名妓女中，一等妓院妓女为130人，占总数的10.1％；二等妓院的妓女219，占总数的17.2％；三等妓院妓女763，占59.2％；四等妓院妓女134，占10.3％；自混及野妓41，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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