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妓院封闭第二天，近邻北京的天津就知道了些消息，妓院里虽然照常营业。但却显得与往常不同了，老板和妓女，特别是老板，心里有些开始不安了。
天津对妓院采取的是寓禁于限的政策。
天津的娼妓业并不比北京逊色，妓女数量也很庞大，光是下等妓院就有200多家，可谓娼业兴盛，特别是民国时期更为发达。著名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就是从天津“起家”的，一年后，她带着她的“金花班”移师北平，以她为代表的“南班子”很快拥有了北平娼妓业的“半壁江山”。
与北京一样，天津的妓院也分等级，一、二等妓院都紧邻租界，设施讲究，妓女年轻漂亮，有一定的学识和修养，光临这里的人物也大多是有身份的。下等妓院集中在南市区，条件自然不及上等妓院，妓女的价格便宜。土娼则集中在落马湖（今红桥区）一代。
与北京的措施不同的是，天津人民政府对妓院采取的是寓禁于限的政策，没有马上采取封闭的方式，而是从严管理、鼓励妓院主和妓女从自动转业开始，直至所有妓女离开妓院，所有妓院才关闭，妓女从此绝迹。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根据妓女们的控诉和揭发，天津的李万有、潘翠玉等一批臭名昭著的恶霸窑主被人民政府镇压。
上海封闭妓院比北京晚两年。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上海，娼妓业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会乐里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现在，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提起会乐里，会自然联想起当年云集于此的妓院。
上海的高等妓女被称为“长三”，价格稍微低一些的妓女称为“幺二”。这些称谓很有地域特色，也十分形象。自古烟、赌、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三”的名称来自于赌博中的一种牌法。赌博中有一种牌叫“牌九牌”，是由两个三点连起来，赌徒们习惯于叫“长三”。而妓女随嫖客离开妓院“出局”，规定白天出去一次三块钱，晚上出去一次也是三块钱，所以妓女白天、晚上的“两个三块钱”就被“牌九牌”中的“长三”代称。“长三”如果在外过夜，其价钱再另算。
比“长三”档次低的妓女称为“幺二”。这个称谓也来自于收费数额。“幺二”不比“长三”，白天“出局”只有一块钱，夜晚“出局”两块钱。白天一块钱，夜晚两块钱，由此得名“幺二”。“长三”和“幺二”都属于上等妓女，所在的妓院都较奢华、讲究，不少妓院里安装有电风扇。
上海的暗娼大多云集在福州路一带，现在的福州路已经成了上海市有名的文化街，大约从清朝初年起，朝廷取消了历代相传的教坊司，从此，妓女由官方管理转而由私人经营为主。但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重又实行了公娼制度，使娟妓制度再次红火起来。一时间，上海登记营业的娱乐业户、妓女、舞女排成了长队。
重设公娼制度的直接后果就是妓女的人数骤增。1947年，上海的妓女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配合公娼制度，国民党政府也出台了一些行业管理规定。妓女们不仅要登记造册，照章纳税，按照规定，还要定期检查身体。如果检查出性病等，不得营业，外籍妓女也要按照这个规定营业。
上海封闭妓院比北京晚了整整两年，但妓女问题的提出却不比北京晚。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上海。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在一次大会上，就提起了解放上海妓女的问题，大家听后一时不知所措。对于绝大多数出身贫寒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来说，妓女问题不仅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更是一个令人不齿的问题。陈毅市长说，妓女是受苦人，我们就是花多少钱也要解放她们。哪怕花一百万元，解放一个妓女，帮助她们从良，重新做人，也值得！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51年11月25日，从下午到第二天清晨，上海市仅存的72家妓院全部被封闭，一些罪大恶极的老鸨被逮捕，妓女们被收容。经过学习劳动后，妓女们开始了她们的新生活。
与天津相同，南京取缔妓院也是采取寓禁于限的措施，妓院于1953年绝迹。解放初期，夫子庙地区尚有妓女近千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了4名罪大恶极的妓主，镇压了2名。这一举动对绝大多数妓主震动很大，纷纷洗手敛迹关门，妓女们大多另谋出路。到1951年11月份，妓女已从千人减至300人，到1953年又减至百余人。
1953年4月，南京人民政府正式做出“取缔妓院，解放妓女”的决定。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以钓鱼巷、夫子庙、石坝街为重点，采取行动，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对百余名残存的妓女，因为95％都患有性病，并缺乏劳动技能，政府首先为她们免费治疗疾病，待恢复健康后，帮助她们转业从良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
对于个别罪恶较大、公开顽抗、为妓女们所痛恨的妓主、妓媒等，分别予以判刑、拘押或管制处理。昔日的秦淮妓女，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大多数走上了生产工作岗位，并成了家，有子后代，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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