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红军说：“头天保证是播出了，你爸爸和你妈能做同一个梦吗？第二天是停播了，明白不明白？”
冯都点了点头：“演演车匪路霸又怎么啦？”
肖红军嘿嘿了两声：“如果继续演下去就说明没什么事了，收拾得差不多了。没让演，嘿嘿，这里的事就多了！”
冯都实在想不明白，肖红军也懒得向他解释了。
后来冯都再次向他问起内蒙的生活，肖红军说：“其实内蒙挺不错的，只要有点手艺就能过日子，比北京强多了。”冯都不知道他掌握了哪门子手艺，肖红军眉飞色舞地说：“我有个大牧场，还有一大群羊呢，卖羊就是一笔钱，羊肉羊毛都能卖钱。嘿嘿，另外二叔我还会点豆腐呢，我点的豆腐是我们旗里最出名的，那帮老蒙，就是牧民，他们骑几十里的马找我买豆腐去。”
冯都惊奇地问：“点豆腐？豆腐不是磨出来的吗？”
肖红军哈哈笑道：“豆浆是磨出来的，豆腐是点出来，你没听说过卤水点豆腐吗？”
这一来冯都忽然想起来了，早年他在肖从家的第一台苏联电视上就看过《白毛女》，估计杨白劳也是个点豆腐的。
车窗外逐渐暗淡了，太阳如挂在树梢上的一个鸡蛋壳，逐渐破碎，逐渐惨淡。不一会儿车里就亮灯了，于是每张乘客的脸都铺上了一层蓝青色。当时的枕木是木头的，铁轨质量也不好，列车开起来是叮叮当当的乱响，就跟催眠似的。有好几次冯都眼看就要睡过去了，但一睁开眼就能看到肖红军豹子一样的眼神，这家伙四下搜索着，极其精神。时间一久，连冯都也不困了。
前面就是黄河了，冯都只看到了一片土黄色的浅滩，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与他的想象差得太远了。从此冯都便熟知了一句老话，听景不如看景。过了黄河，窗外的景致便有些不同，到处是灰蒙蒙的屎黄色的村庄。可能是水泥预制板的价格比较便宜吧，河南大部分民居的屋顶是平的。远远望去，平缓的村庄上空竟布满了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电视天线，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如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蜘蛛网。
冯都把脸贴在窗户上，仔细地欣赏着。嘿嘿，现在的电视天线已经进化出了不少版本了，有用易拉罐做的，有用铝条做的，还有用漆包线织成的丝网形状的。他们高高矮矮，你争我抢的占据了村庄的制高点。
肖红军指着外面道：“看见漆包线做的天线没有？那东西最好使了。我们前些年在内蒙的时候，连广播都听不着。后来就有人想出这个办法，用漆包线做成天线，捆在收音机的天线上。”
冯都兴致颇浓：“能听到广播啦？”
肖红军笑道：“连敌台都听着了。我们连有个家伙，就因为做了个天线，让人家当特务审查了半年多，差点折腾死。”
冯都哈哈一笑，当年肖从也险一险地成了苏修特务，那时候的特务也太多了！真快呀，这一晃就是十多年了。冯都毫无理由地油生出一股沧桑感来。十年前，肖红军刚回北京的时候，曾经率先发起了北京的天线运动，如今电视天线已经遍及全国了。而他冯都和肖红军正琢磨着如何倒卖彩电呢，看来他们再一次走到了时代前沿。十拉年了，诸多变化仿佛都是一夜间的事，这就叫恍如隔世吧！
冯都不敢往下想了，主要是担心自己骤然间就变成老头了。他收回视线，问道：“二叔，听说你在内蒙都有孩子了？”
肖红军哈哈笑道：“都七岁了，再过十年就是小老爷们儿了。”
冯都忽然想起了真优美，想起那个事。他已经弄清楚了，孩子绝不是垃圾堆里捡的，更不是电视里抱出来的，是老婆生的。女人生孩子的前提是性交，这么说肖红军早干过那种事了！想起性交来，冯都脑子里立刻反应出录象里那些肮脏龌龊的场面了，他顿时有点恶心了。高大勇武的肖红军，居然也与女人一起干那么脏的事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肖红军的裤裆，却不敢挑明着了说。
肖红军不知道他琢磨什么呢，哈哈笑道：“你是想问问你二婶的事吧？”见冯都不说话，肖红军便自顾自地宣扬起来。“嘿嘿，你二婶是大连人，当年一心想回大连的。可我不愿意让她走啊，就干脆让她怀孕了。后来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人家不答应啊，一家子都要跟我拼命。”
冯都兴致大增，赶紧问：“你把他们地打啦？”
“那是我丈母娘，我敢打吗？”肖红军点着冯都的小脑袋说：“你该学的东西太多了。碰上事，不能上来就动手，那得想办法，咱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嘿嘿，我找了个大连的战友一打听，原来他们家人正准备买电视呢，可他们家没有门路也没有钱，正发愁呢。嘿嘿，我就跑到呼和浩特去了，托了十几个朋友，总算是弄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你猜怎么着？我背着电视，一路从呼和浩特坐火车，两天一夜，我硬是把电视给背到大连去了。”
冯都自然不清楚从呼和浩特到大连的距离有多远，但电视机的分量他是清楚的，早期的电视机都跟铁疙瘩似的。“那后来呢？”
肖红军把衬衣的领子拉开了，让冯都往里他肩膀上看，只见他肩胛下有一道紫红的黑印，足有两寸多长。肖红军整理了衣服，自豪地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当初背电视磨出来的，当时都磨出血了。伤是好了，可这道黑印怎么洗也下不去了。我老丈人看我这人不仅人挺实在的，还有买电视的能耐呢，二话没说，就把闺女许给我了。嘿嘿，一台电视机我换了个媳妇，值啦！”
冯都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好象传说中的二婶是他买来的一样。
肖红军继续炫耀着：“其实啊，人家不是冲着电视机，是冲我这个人。那些年里能搞到电视机的，那绝不是一般人。”
冯都小声道：“干坏事的照样能搞来电视。”
肖红军笑了笑：“坏事还是少干的好！小子，你要记住，老天爷睁着眼呢，谁干了什么他都知道，千万别干坏事。”
冯都嘿嘿笑了几声，冯家人与老天爷向来没什么交情，他也不大信服肖红军的推断。
车过郑州就入夜了。二人不敢，冯都努力想长窗外找些景致。但车窗就如一片漆黑的墨片，黑得极其纯粹。后半夜，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动之后，肖红军说：咱们应该是过了武汉长江大桥了。在冯都的想象中，长江是一个颇为浪漫的字眼。他趴在窗户上，使劲往外看，可除了几片粼粼的水光外，什么也没有看到。
去广州的一夜，两个人都没敢睡觉。肖红军是担心钱财被人偷走，冯都是浑身上下都洋溢着兴奋。
天空刚刚有了一丝光亮，冯都就迫不及待地擦干玻璃上的水气，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南方到底是个什么样。
现在列车正行进在湘江两岸，扑面而来的南国水乡让冯都好一阵的狂喜。碧水涟涟，田野葱葱，一群花花绿绿的小姑娘正在站在路口向列车招手。冯都从她们的口型上能看出来，小姑娘们嚷嚷的是“北京”两个字。他也很高兴，自己就从北京来的，此刻的冯都竟凭空多了几丝优越感。远处，水牛三三两两地卧在大树下，尾巴在潮湿的空气中悠闲地抽打着，有一头水牛的褐色犄角上，居然还挂着一只小花环。再远处则是无数盆景般精致的小丘陵，一片片樟树林枝繁叶贸，树林上幻化出一层层淡淡的水气，地平线在水气变化成无数个轮廓。冯都向东方看了一眼，太阳如一颗大水球，似乎随时会落到河里。
车到长沙时，肖红军下去转了一圈。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冯都，有几个军人端着冲锋枪上来了。冯都探出脑袋，果然见几个小兵提着冲锋枪钻进了卧铺车厢。
从长沙开出后，车厢里出奇地安静起来，所有的旅客都痴痴地瞪着两侧的车厢门，似乎厉鬼随时都会闯进来。肖红军觉得路数有点不对了，便拉着旁边的旅客询问原因。旅客有点忧心冲冲：“河南那一段路啊是小偷多，过了长沙就是土匪多了，钻上几个来，就够咱们喝一壶的。”
肖红军拍着大腿说：“我明白了，怪不得端着枪的上来了呢，是防土匪的吧？”
旅客斜了他一眼：“那你没看见人家进卧车车厢了？”
肖红军有点急了：“咱们的车厢进了土匪，他们就不管啦？”
旅客冷笑了一声：“干部分级别，火车也分级别，坐卧铺车厢才有人管呢。咱们是硬座，就盼着老天爷开眼吧。”肖红军和冯都惊愕得无话可说了。旅客也看出来了，这二位是没怎么出过门的，于是苦口婆心地解释道：“湖南这一段路的确有当兵的保护，可人家保护的是卧铺车厢里卧这的同志。你想啊，坐卧铺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国家干部，听说外国人也喜欢坐卧铺呢。可硬座车厢里的人太多了，谁管？想管也管不过来呀。”
肖红军点着头说：“真是真是，也难为这些当兵的了，哪有那么多人手啊？”
旅客说：“是啊。”
冯都抱着皮包，接过话头：“万一土匪上了车，咱们怎么办？”
旅客说：“就应该盼着他们别上来呀。好在，咱们坐的是特快，站大。土匪喜欢抢慢车，估计咱们没什么问题。”
列车过株州、走衡阳、好歹是开到了彬州。旅客说：进了广东就应该没事了。冯都心急，他趴在窗玻璃上数路桩子，原来路桩上都是写着里程的。下午，火车总算进了广东，爷俩个终于出了一口气。
当时的广州是一座混乱得有些破败的城市，到处是工地和大泥坑。在冯都的印象中，广州的大街上除了叫花子就像小偷。当然了，冯都的年岁还小呢，对妓女并不敏感。但他的确看见过打扮妖艳的女人向肖红军吐舌头，当然他认为那些女人是闹着玩呢。
冯都本来想去黄花岗看一看，肖红军惊奇地说：“那是什么地方？和尚庙？”
冯都说：“是黄花岗起义的烈士墓。”
听了冯都的解释，肖红军的眼睛瞪得跟馒头似的，据说他是头一次听到孙中山这个名字。他吃惊地问：“那不是国民党的人吗？他们也有烈士？”
冯都说：“人家为了提倡民主自由，和清朝拼了命了。”
“我还以为清朝是红卫兵推翻的呢。”肖红军冷笑了一声：“怪不得那帮家伙让人家打跑了呢。咱中国人才不信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只要你喊一声：我有馒头。他们就全跟着你走啦。嘿嘿。”
冯都不爱听这话，但又没心思和他争辩，便放弃了去黄花岗的想法。
爷俩个只在广州呆了半天，然后就马不停蹄地钻进了去湛江的火车。广东太热了，冯都后来把车窗全关上了，因为外面吹进来的全是热风。
冯都终归是岁数小，抵达湛江时他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肖红军做事非常恨，他从车站出来，就拉着冯都上了去海口的船。轮船开出港口时，冯都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肖红军居然说：“多吃点儿苦有好处，今天晚上咱们能见到我那南方朋友了。”
路过琼州海峡时，冯都第一次见识了几米高的巨浪，也第一次体会到了晕船的痛苦。他们乘坐的是一条客货混装船，甲板上摆几十排塑料座椅，是乘客休息的地方，舱里则是几十辆卡车。冯都以为进了船舱，晕船的滋味就会好受些，他跑到船舱里探路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整个船舱里都是骚烘烘的味道，和公厕的味道有一拼。无奈他们只得在甲板上站了一天。
二人是早上7点多上的船，到了下午五点多钟，终于看到了海口的码头。十几年后，冯都再去海口时，几乎已经不认得那座城市了。实际上他第一次到海口，看到的全是工地，几乎就找不到几座完工的楼房。
肖红军的朋友很有信用，正在码头等着他们呢。肖红军激动得虎目含泪，拍打着朋友的肩膀，一个劲地叫兄弟。
肖红军的朋友是个福建人，在海南经商，经常往返于内蒙和海南。据说那家伙做的是水货买卖，当时冯都认为水货就是海鲜，后来才知道所谓水货不过是走私货的学名。朋友在港口迎接他们，还热情地找了辆出租车，要为二人找家象样的饭店，肖红军自然是千恩万谢。
冯都坐在车里四下张望个没完，他是头一次来南方，一切都是新奇而怪诞的。海口虽然没什么象样的建筑，但到处都是椰子树。在冯都眼里，那些椰子树就如倒插在地上的一棵巨大的男人阳具。蓬松的树冠就是阴毛，挺直的树干就是那个玩意，而且阴毛中隐隐约约的还有几颗卵子。看着看着，冯都忽然哈哈笑了起来，他终于找出不同来了，男人一般只有两个卵子，而椰子树却有七八个，看来这东西比一般的男人厉害多了。
当天晚上，朋友号称要给肖红军接风，于是在大排挡里请他们吃了一顿著名的南海花蟹。朋友担心他们北方人吃坏了肚子，所以只要了一只花蟹，其他的菜都是些猪肚、花生之类的。事后，冯都在当地人嘴里问出来了，原来一只螃蟹就是八十多块呢，怪不得那家伙有点儿抠门呢。
好在肖红军的心思并不在螃蟹上，两杯啤酒下了肚，他就拉着朋友询问彩电的事。朋友笑着说：“好说，好说。”然后又给肖红军倒酒。
在大排挡里，肖红军大约有四次提到了彩电的问题，但朋友永远是那句话：好说。最后肖红军都喝多了，朋友也没有说出了甲乙丙丁来。
肖红军喝多了，进了饭店就呼呼大睡。冯都担心钱丢了，只得把皮包放在自己的被卧里，惟恐一不留神，这六万块钱插上六万只绚丽的翅膀。
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机警的，天没亮肖红军就起来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冯都一睁眼，他就大声问道：“我那个朋友没有提电视的事吧？是不是我喝多了，给忘了？”
冯都说：“他一直说，好说好说。”
肖红军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好说？什么意思？在内蒙的时候那孙子说，一切他都包了。怎么我到了海南，这小子开始往后退了？”
冯都更是想不出其中原委。没办法，爷俩个只好起床吃早点，然后专等朋友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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