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经济上，一战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自己的严惩和限制，依靠美国的扶植，经济再度超越英法；意大利在一战后经济衰落；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同时，美英等国禁止向日本输送石油等战略物资，导致日本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美国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出现抛售股票的狂潮，随之而来的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银行的挤兑风潮，美国经济陷入绝境（史称“黑暗的十月”），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社会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它导致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它来势凶猛并持续了四年时间，随即从美国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常常用“大萧条”、“大恐慌”来形容这场危机。1929年到1933年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德国和日本建立了法西斯专政，而英、法、美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帝国主义战争，第二个阶段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1940年5月，希特勒德国进攻西欧，英法被迫抗击，战争性质改变；1941年6月，苏联的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发迹
阿道夫·希特勒，是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头目，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政府总理和军队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父亲是个海关公务员。
1895年，希特勒6岁的时候，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从海关退休，他就进了林嗣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的公立学校。在此后四五年中，希特勒一家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等到希特勒15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所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附近买了一块田地。希特勒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希特勒一家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来。
11岁时，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或许是不适应林嗣中学的学习生活，希特勒在林嗣中学里成绩坏得异乎寻常，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离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希特勒快满16岁时得了肺病，不得不停学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姨母家里休养一段时间。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酒。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师，但是在16岁的时候他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它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日耳曼的一切，则都有着强烈的热爱。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维也纳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一生最惨淡的岁月中所停留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希特勒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希特勒
有一天，希特勒看到维也纳工人在大街上举行群众示威。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衡量它的成绩。最后他总结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的价值。
第三个原因引起了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也掺杂着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便充分利用这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只有一个政治领袖——这个除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同样了解“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的价值的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尽管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都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
尽管年轻的希特勒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但他已经开始在维也纳街头巷尾练习他的演讲术了。他的演讲技巧后来发展成为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及的才能，并对他的成功起了惊人的作用。
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有一次，当希特勒在内城漫步时，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
希特勒偷偷并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久久地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逐一研究这个人的每一个特点，他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他的疑惑。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街头非常畅销。然后他就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他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接着，他发现“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牵涉不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的事情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希特勒后来回忆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在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慢慢地，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者。”
希特勒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甚至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不忘对犹太人作最后一次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它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情绪后来竟会影响到那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一场景象那么可怕、规模那么庞大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前往德国慕尼黑，在他心中始终藏着一样东西，即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像千百万人一样被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在前线，希特勒当上了一名通信兵，他表现尚属勇敢，先后得到两枚铁十字勋章，并由列兵升为下士。1918年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这对希特勒刺激很大。从此，他决心投身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实现的个人野心。
1919年9月，希特勒奉陆军的指派，去了解慕尼黑的一个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情况。9月12日，希特勒在该党的集会上即兴发言，引起了其领导人的注意，于是受邀加入该党，并成为该党的领导者之一，负责宣传工作。此时，他在维也纳锻炼的巧舌如簧的口才得到了充分发挥。
1920年2月，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二十五点纲领》，反映了其民族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同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此后，希特勒离开了军队，专门从事党务工作。他为纳粹党组建了纠察队，1921年10月5日又将纠察队改为冲锋队。希特勒采用黑卐字的党旗。
1921年7月，在纳粹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迫使其他委员接受他的要求，修改了党章，推选他为主席，并拥有独裁权力。从此，希特勒就成为纳粹党的“元首”，开始了他的罪恶人生。
国会纵火案
1929年，德国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经济急剧衰退，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希特勒趁此机会展开了疯狂的竞选活动。他向人民许愿，如果他上台，就会使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将单方面废除《凡尔赛和约》，拒绝赔款，重整军备，允许私人企业自由发展，消灭失业现象，使每一个德国人都有面包、工作、房子、车子、票子。结果，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获得107个席位，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竟获得1 370万张选票，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希特勒的同党戈林也被推举为国会议长。
竞选胜利后，希特勒加强了与德国资本家的勾结，不断获得他们的资助。1932年11月，西门子、梯森、沙赫特等大资本家联名上书，要求总统兴登堡“委托”民族运动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组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召见希特勒，请他出任德国总理并组织政府。
希特勒上台后，首先对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柏林朝向国王广场的国会大厦后门附近的国会食堂突然蹿出了火苗，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间、议会厅纷纷起火。
国会失火的最先目击者是排字工维尔纳·塔拉。他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于是，他马上向一名正朝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对方没有理睬他。塔拉继续向北跑，终于碰上了一名警察和一名目击者，随即他们向警局报了火警。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21时15分就接到了一名民间人士的失火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但半途这名人士溜掉了。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接到火警报告，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
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向起火处跑去。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一块火石，在断定是有人故意纵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边察看火势边扑火，走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厅里面一人看到警察转身便走，但被警察抓了回来。
“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向那个男人问道。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一名警察上前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是德国共产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荷兰莱登。逮捕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议会厅仍是一片火海。21时30分到21时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十千米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23时，火才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工作。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道：“晚上10点。”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是忙乱。”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时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赶来了。听取汇报和采取初步措施后，10时30分，希特勒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召开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接着，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说明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些情况，紧接着他拿出了一份逮捕名单。然后，警务局长路德维希·格劳埃尔特提出一项旨在扩大侦查权限的法案。
大逮捕全面开始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逮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1933年9月21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终于在莱比锡开庭了。德国最高检察厅在长达235页的起诉书中以五人为被告，他们分别是范·德·卢贝、德国共产党议员团长托格勒、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该起诉书认为纵火是五名被告秉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旨意共同策划的结果，虽然执行者只有卢贝一个人而已。
在法庭上，以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为首的被告同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武器，尽力在法律范围内为自己辩护。
卢贝在法庭上表现得目光呆滞，面无表情，而且头发蓬乱，回答问题不是沉默，就是结巴，常常矛盾百出。对此，季米特洛夫提出怀疑，认为他是一个痴呆症患者，然而法庭审议认为卢贝并非精神病患者，具备作证能力。
在庭审过程中，季米特洛夫反问法庭是否调查过那位不知姓名、最早报警的民间人士，因为派出所并未按照规定进行登记，但庭长布恩格却因此强令季米特洛夫退庭，对此问题避而不理。
随后，国会大厦的守卫温特出庭作证时说，托格勒和凯念是在20时30分走出五号便门的，22时出去的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纳粹议员。这样，法庭减少了对托格勒的怀疑，但并未追究这名纳粹议员。
季米特洛夫仔细研究了起诉书关于卢贝的纵火顺序，认为卢贝在国会大厦里的行踪混乱不堪、不合逻辑。卢贝从纵火到被捕，前后只有20分钟时间，他却在宽阔的国会大厦里来回奔跑，放了二十多处火，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卢贝在议会厅放火到被逮捕只有短短的三四分钟，却造成了大火灾。显然，只假定是一个犯人所为，这些疑问便不能得到解答。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经查，在议会厅纵火的犯人使用了燃料，而且一个人向那么多地方纵火，时间是不够的。那么，其他犯人是如何逃出国会大厦的呢？共产党议员由于受到严格的监视和跟踪，把燃料带进国会大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法庭调查中一直是个谜。随着法庭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所谓被告在案发的当天曾经在共产党议员室里开会的证言也变得不可信，这一证据也被否定了。
通过与纳粹头目戈林和戈培尔的交锋，季米特洛夫又从政治角度指出，纵火行为是同当时党的纲领相违背的，不符合党的利益，从而粉碎了纳粹党嫁祸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企图。这样，由于被告人，尤其是季米特洛夫的据理辩驳，再加上世界救援运动的巨大压力，法庭最终只得判决除将卢贝处以绞刑外，四名共产党员被告无罪释放。
尽管案件已经了结，但是，判决书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案件真相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澄清。
德国国会纵火案主犯虽未被抓获，但希特勒诬陷是德国共产党所为，对德国共产党员横加逮捕和镇压，并宣布其为非法组织。随后，其他政党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到1933年10月，希特勒又下令解散国会，重新改选，使新“国会”的议员几乎由清一色的纳粹党员及其信徒组成。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在正常人的思维中，把劳动者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拿来烧毁或者投入大海，把大批牲畜白白杀掉，似乎只有最野蛮的强盗才干得出来。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这样的事情却时有发生。干这种事的恰恰是这些财富的“所有者”——资本家。
从1929年秋天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随后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席卷而来。这场危机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欧美等国家的经济瘫痪了，生产倒退了二十多年。这场危机持续了4年之久，大批企业倒闭，3 000多万工人失业。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总计约2 500亿美元。
所谓经济危机，简单说来，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消费者又没有购买能力，结果造成了大量产品积压。资本家赚不了钱，宁肯把产品扔掉也不肯去救济穷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前面说的那些怪现象。资本家为了使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得到缓和，除了毁掉商品以外，还大批解雇工人，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停工停产。这样，经济危机的直接受害者还是广大人民。
到1932年止，由于缺乏经费，美国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在许多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达到90％以上。为了让孩子能吃上饭，大人更是忍饥挨饿，穷人被活活饿死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1932年，大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至少有25万以上是16～21岁的青年人。他们中间有两手空空的佃农，也有因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背井离乡的农场主，甚至还有一大批是刚从中学毕业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
再看看那些退伍军人的遭遇吧。1932年，从5月份起，在华盛顿陆续聚集了大约2.5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们身无分文，携家带口，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破货栈、倒闭的店铺里“安营扎寨”。他们有时候练军操，有时候唱起当年的战歌，有一次还由一位挂着勋章的老兵带头，打着褪色的国旗，沿着大街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地看着他们游行。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等待，在发愁，因为他们是来请求政府救济的。
这些退伍军人要求政府立即发给他们“退伍军人补偿金”。这笔钱是1924年许诺要发的，不过得等到1945年才到期。现在他们饿得等不到1945年了，如果现在就发，他们每人大约可以拿到500美元。他们自称是“补偿金远征军”。可是这支“远征军”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他们向总统胡佛呼吁，可没人理睬。到了7月底，美国军队竟对手无寸铁的退伍军人动手了，骑兵的马刀向他们砍了过来，接着美国军队架起了机关枪，投放毒气弹，最后还动用了六辆坦克。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就在美国国会旁边进行。退伍军人节节败退，最后陆军参谋长指挥部队，在退伍军人的“大本营”窝棚上点着汽油，火焰高达50英尺（约15米），照得华盛顿夜空通红。当这些退伍军人的窝棚火光冲天，他们在熊熊烈火中挣扎逃生时，华盛顿一些有钱人还驾着游艇，在安纳斯夏河岸近处看热闹呢！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但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还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剧。这些矛盾发展的结果，在各国又不尽相同。在美国，由于新任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采取了改良措施，渡过了这个难关。而德国和日本则实行了独裁统治和战争政策，企图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其他国家，因而它们又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罗斯福新政
1932年，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为第32届美国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此时，美国已遭受四年的经济危机，国家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摆脱危机，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广泛而有力的措施，历史上称为“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罗斯福就职当天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许诺将迅速采取措施扭转局面，他断言美国经济一定能复兴，号召人民以毫无畏惧的精神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他给这个人心沮丧的国家带来了希望。
罗斯福善于用人，能接受各种新的建议。在他周围，除了内阁成员，还有许多专家教授等智囊人物，帮助他实施竞选时向选民承诺的旨在恢复经济、实行改革的新政。
混乱的经济秩序迫使罗斯福必须快刀斩乱麻，立刻采取对策，实施新政。确切地说，罗斯福从3月上旬到6月中旬的“百日新政”，就是“百日立法”。他向国会连续提交了15篇咨文，15项重要法案得到了通过。在这100个日日夜夜里，罗斯福新政的设计师们都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点灯熬夜，起草各种法案、条例和备忘录，处处都提到救济、复苏和改革。尽管罗斯福并没有一整套理论作为指南，所采取的措施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从整体上看来杂乱无章，但当时同样混乱的局势帮助罗斯福获得了成功。美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没有别处可去，因此只能往上攀登。
罗斯福
美国人对新政都寄以厚望，不仅民主党全力支持，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也希望新政能给国家带来希望。罗斯福向国会所提交的法案都一一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医治蔓延到全世界的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稳住失业大军。罗斯福最得意的一项措施，是成立一支民间护林工作队，将50万失业人员安排到国有林区工作，这项举措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还被准予拨付5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罗斯福一生对保护森林和自然有很大的兴趣，现在终于通过法律如愿以偿，同时也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罗斯福上台的头几个星期，几乎没有考虑如何才能促进工业回升，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样一项广泛的计划。但国会几次催促总统采取行动，罗斯福召集有关的团体在白宫开会，会上争吵不断，毫无进展。盛怒之下，罗斯福指定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命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关起门来工作，不拿出一项满意的法案，不准出来。就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下，《工业复兴法》诞生了。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休·斯·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这项法律的全国复兴管理局局长。
“百日新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切都不受传统制约。这倒符合罗斯福的性格，因为他从来就不愿意循规蹈矩。西方世界这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各种灵丹妙药都不见效，与其在旧框框中苦心寻觅，反倒不如尝试一下看似“离经叛道”的新方法。
《工业复兴法》实行行业计划，政府干预经济，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不再含黄金，这把全世界保守的银行家都吓得目瞪口呆。美国预算局的局长惊呼道：“西方文明完蛋了！”然而，上帝却愿意帮助罗斯福，这些“离经叛道”的新法发挥了神奇的作用，衰落了整整四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了，工业的轮子转起来了。《纽约时报》每周商业指数在罗斯福就职时为52.3，6月中旬达到87.1，这是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工厂的烟囱又冒烟了，农场主的产品又开始运到市场出售，而不再是毁掉。人民对前途满怀希望，萧条虽然并没有结束，但人们对萧条的担心已经解除。
“百日新政”为罗斯福执政定下了基调，在这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对新政长期效果的评价，罗斯福交给选民去表决。在新政出台一年之后，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向公民提问：“你们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你们的债务负担减小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了吗？你们的工作条件好些了没有？你们对自己的前途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多数选民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这一年夏天乘船旅行，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这一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大获全胜，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新政和罗斯福政策的支持，他的助手威廉·艾伦·怀特宣称：“人民几乎把他立为国王。”“百日新政”帮助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初步复苏。罗斯福进一步促使国会制定一项新的立法纲领——《社会保险》，征收更多的所得税，加强对银行和公共事业的控制，还制订了一个针对失业者的庞大救济计划，设立了养老金、失业保险、孤儿救济金机构和一些卫生机构等等。
1936年，罗斯福以98.49％的选票击败对手，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慕尼黑阴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曾利用英法美的“不干涉政策”和“祸水东引”的外交阴谋，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战争行为，施展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在吞并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侵略魔爪又伸向了临近的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拒绝了前苏联关于英法苏举行三国会谈，讨论如何履行苏捷、苏法条约，共同对付德国威胁的建议。
4月底，张伯伦邀请法国总理达拉第到伦敦商谈，劝达拉第向德国屈服，并明确告知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
5月，希特勒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酿成所谓“五月危机”。同时希特勒又伪善地对张伯伦宣称，如果英国政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德国愿同英国达成广泛协议。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场演说中，他猛烈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张伯伦飞抵德国，与希特勒会谈。希特勒提出了“英国是否愿意割让苏台德区”的问题。
9月18日，英法两国首脑及外长在伦敦商定，“凡是苏台德日耳曼族居民占50％以上的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英法会谈后，张伯伦对记者说：“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不能按目前的样子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让苏台德区‘自治’。”张伯伦无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强烈反对，带着英法方案于9月22日再次飞抵德国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然而，这次会晤，希特勒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几天内由德国对苏台德区实行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使用德语的地区归德国，并把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割让给英国。希特勒限定张伯伦在10月1日以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张伯伦带着一份开列德国各项要求的“备忘录”和一张标有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的地图飞回伦敦。这时英国国内广泛开展要求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抗议运动。9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于是，英、法两国只得再次秘密商讨对策。
9月26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里疯狂地叫嚣：“如果10月1日苏台德区还没有交给德国，我希特勒就是打进捷克去的第一个士兵。”同时他命令德国军队必须在9月30日作好行动准备，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9月27日晚，希特勒拍给张伯伦一封急电，吁请他继续努力，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行谈判。热衷于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把希特勒的这封电报视为救命稻草，立即给希特勒复信并建议邀请法、意代表参加拟议的国际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搭救张伯伦、达拉第，分别给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写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呼吁他们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和平、公正和建设性地解决争论问题”。罗斯福在给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的一份密件中，请他“帮助继续努力，以求用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就争论问题达成协议，而不要诉诸武力”。
9月28日清晨，法国驻德大使按照本国政府指示约见希特勒，献计说：“当你的主要要求能不需要战争而得到满足时，为什么还要冒那种风险呢？”这正合希特勒之意。当天下午希特勒即决定向英法意三国发出请帖，要他们第二天到慕尼黑开会，协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9月29日12时45分，慕尼黑会议正式举行，“意大利建议”成为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
9月30日凌晨1时30分，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达拉第依次在协定上签字。
干完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之后，张伯伦迫不及待地从衣袋里掏出在伦敦拟好的《英德宣言》，要希特勒同他一起签字发表。希特勒如此慷慨地给予廉价的保证，其目的无非是要麻痹住英国。就在前一天，希特勒在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时还对他说：“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尔虞我诈，毫无信义外交可言。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张伯伦陶醉在“和平”的幻觉之中。他回到伦敦，一下飞机就宣称：“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我相信我们时代的和平。”
然而，《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希特勒又命令德军进行战争准备，要“清算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因此，“在犯下战争罪行的历史中，慕尼黑插曲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因素”。
慕尼黑会议不仅没有消除战争的隐患，相反，它激起了希特勒更大的胃口，因此，此次会议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
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利入侵卢西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只是重获日耳曼人居住地的幻想。
希特勒突袭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为了实施他的“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战略计划，决定先拿波兰开刀，把占领波兰作为实施战略计划的突破口。
为了保证迅速吞灭波兰，希特勒大放和平烟幕，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波兰的手段。但泽市及但泽走廊一直是波、德双方有争议的地方，大战在即，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大度和宽容，他宣称：“德国方面可以保证不会因为但泽地区问题而同别国发生冲突。但泽问题的解决，可以延长到明年甚至以后更长的时间。”同时希特勒还向英国政府表示，但泽问题只是地方性问题，德国政府愿意接受英国政府的调停，可立即请波兰方面派全权代表迅速来柏林谈判。希特勒还命令但泽的纳粹头目向波兰驻但泽高级官员表示：“德国真诚地希望和平解决但泽地区问题，波方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可以尽快撤消。”一直到临战前的几个小时，德国外长还接见了波兰驻柏林大使，双方在“诚挚而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之后，柏林电台立即广播了德国的和谈提案。
在希特勒大肆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同时，德军的战争准备也在暗中加紧进行。德军向波兰边境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和作战物资。一部分德军装扮成但泽军队的模样，从东普鲁士开往但泽。德国还积极窃取波兰军队的情报，并在波兰境内利用德意志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分子，组织起了纳粹组织，以便来日作为内应。为了加强对“第五纵队”活动的指导，希特勒还指示德国特务机关派遣大批间谍，乔装成商贾、记者、牧师、工程技术人员等，潜入波兰境内。这些间谍把波兰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
波兰当局被希特勒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他们错误地认为，由于英、法两国的制约，德军主力决没有东调进攻波兰的可能，而且，德国的确想同波兰保持并发展友好近邻关系，它的一系列亲善活动无不表明了这种诚意。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波兰政府松懈了曾一度严密进行的防御行动，而是积极准备同德方坐下来谈判。直到波兰发现德军的坦克、大炮已经开到波德边境，才紧张起来，仓促开展局部动员，部署抵抗措施。
然而，波兰当局的醒悟实在太晚了。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法西斯撕毁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兵突然进攻波兰，波兰全国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德国方面准备充分，而波兰当局疏于防备，仅仅一周时间，德军的闪电行动便奏效了，波兰全境失陷，国家灭亡。
希特勒袭击英伦三岛
1939年，德军进攻西欧各国的消息传到英国首都伦敦时，人们立刻紧张起来。议员们齐声谴责首相张伯伦，正是由于他的亲德政策使德国得以为所欲为，张伯伦被迫引咎辞职。
接替张伯伦担任首相的是原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组成了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说中说：“除了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外，我无可奉献……具有雄师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和种族，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深感荣幸……我们的政策就是全力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我们的目的，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但是，当时欧洲的局势非常严峻，德军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只剩下一个隔海相望的英国了。
希特勒本想渡海进攻英国本土，但他自知德国的海军不是英国的对手，于是决定依靠空军发动空中的闪电战，想先夺取制空权，来为德军登陆英伦三岛扫清道路。这个任务落到了掌握空军大权的帝国元帅戈林的身上。他为此制订了“鹰计划”，从8月12日开始，就有计划地袭击英国空军的雷达站和机场。但遭到英国空军的奋力反击，德国空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于是戈林决定集中摧毁英国的战斗机群。
从8月24日到9月6日，戈林每天派出一千多架飞机，以数量的绝对优势在英国上空与英国空军进行空战，并轰炸它的基地和指挥系统。英国空军作战英勇，但驾驶员一月内每天要起飞好几次，非常疲劳。英国空军一时损失巨大，南部的五个战斗机场遭到巨大的破坏。七个关键性的地下指挥系统有六个受到猛烈的轰炸。446架战斗机被打毁打伤，四分之一的驾驶员牺牲或受重伤。正如丘吉尔后来说的：“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几个星期，英国在空中就会失去有组织的防御力量。德国人的入侵几乎肯定是会成功的。”不过，戈林指挥的空军，从9月7日起突然将袭击目标改为大规模夜袭伦敦等城市了。这使得英国空军大大地缓了一口气。
德国空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和改变呢？原来在8月23日晚上，有12名德国轰炸机驾驶员奉命对伦敦郊外的飞机工场和油库进行轰炸，但由于航向错误，把炸弹扔到了伦敦市中心去，炸毁了很多住房，炸死了很多老百姓。为了报复，英国空军第二天晚上也派了81架飞机轰炸了柏林。那天晚上，柏林上空浓云密布，英国空军只有半数找到了目标，柏林的损失并不大。但这件事对德国的士气影响却很大，因为这是柏林第一次受到轰炸，也是战争开始以后，第一次在德国首都死了德国人。早在大战之前，戈林就曾经吹嘘德国的防空能力，说：“一颗炸弹也扔不到鲁尔（德国的工业区）来。要是有一架敌机到达鲁尔的话，我的名字就不叫赫尔曼·戈林，你们叫我什么都行。”现在英国的炸弹竟落到首都柏林来了，英国空军还撒下了许多传单，上面写着：“希特勒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而德军居然连一架英军飞机也没打下来。戈林的牛皮吹破了！
于是，希特勒和戈林改变了对英空袭的目标。从9月7日到11月3日，伦敦连续57个夜晚遭到德国空军的恐怖袭击，每天平均有200架轰炸机狂轰滥炸。先是重磅炸弹和燃烧弹，炸得伦敦市区到处起火，硝烟弥漫。接着是延时炸弹，大段大段的铁路线、交通枢纽和重要道路多次中断。在头三个月的空袭里，德国空军一共投下了一万多吨炸弹，炸死居民1.26万人，受伤和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但是英国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吓倒，他们仇恨法西斯暴政，沉着应战。起初，人们遇到空袭就进入防空壕、地下铁道。后来，到了大轰炸的严重阶段，他们反而都不害怕了，不再躲到地下，而是登上屋顶，手拿望远镜和步话机，组织对空监视网，他们有的报告敌机的动向，配合飞行员作战；有的报告着火的所在；有的组织抢救火灾；有的组成拆卸延时炸弹信管的小组。
为了对付德军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英国有200万人手中配备了步枪和刺刀，他们大都编入正规军中。庞大的国民警卫军战士有的手持步枪，有的拿着棍棒，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与此同时，英国空军还不断袭击大陆沿海准备入侵的德国军舰。希特勒妄图利用残酷的空袭击垮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而战争却恰恰锻炼了英国人民。
在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入侵英国的计划破产了。德军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英国保住了，成为后来盟军重新反攻欧洲大陆的基地。
丘吉尔拯救英国
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后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纽约时报》前业主的女儿珍妮·杰罗姆的儿子，一个天生的战士和坚持己见者。丘吉尔早年曾经就读于皇家军事学院，并在古巴、印度和南非战争中担任过随军记者。1900年，丘吉尔步入政坛，进入下院任议员。开始他加入保守党，后转入自由党，1924年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陆军、空军、财政和国防大臣。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丘吉尔坚决反对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大战中，他作为英国首相，出色地领导战时内阁击败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
1953年底的一天，在伦敦白金汉宫大厅内，年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把一枚英国最高勋章别在丘吉尔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胸前，授予他英国最高勋位——嘉德勋位，以此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随着张伯伦内阁推行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张伯伦被迫辞职。1940年5月10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紧急召丘吉尔入宫觐见。丘吉尔入宫后，乔治六世问道：“你知不知道我要召见你的原因？”丘吉尔此时虽已知道了大概，仍故意说：“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国王便严肃地对他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国难当头，丘吉尔当即欣然承命。
5月11日英国战时内阁宣告成立。在战时内阁的五位成员中，有两位是工党领导人。英国工党正式成立于1900年，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的大党。工党以工会为基础，成员大多是工会会员。长期以来，工党一直是保守党的政治对手。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议员，历来就非常敌视工党的政策纲领，他常常在下院的辩论中对工党领导人发起攻击和责难。但当德国大举进攻西欧，英国危在旦夕时，丘吉尔毅然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不计前嫌，联合政治上的对手一致对外。
保守党的另一个政治对手自由党也有一批人士进入了内阁。丘吉尔不仅与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团结御敌，就是对保守党前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没有以个人恩怨为标准去进行处理。张伯伦下台之后，政界以及公众不少人要求对那些制定与推行绥靖政策的人进行惩处，那些人同样是丘吉尔曾经的政治对手。然而此时大权在握的丘吉尔却以国内的团结一致为大局，及时出面驳回了许多对他们进行追究和整肃的要求。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
在国际关系方面，丘吉尔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的敌对立场，在历史的危急关头，积极主张联苏抗德。丘吉尔曾经是一名极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干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庆祝世界重新恢复和平的欢呼背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却表现出对新的世界秩序的深深的忧虑。不久，一场以武力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而丘吉尔正是在这一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1918年底，丘吉尔在丹迪市选区发表演说，攻击布尔什维克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他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并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因此他竭力进行武装干涉，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丘吉尔曾先后担任英国军需大臣和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为实施英国政府干涉苏俄内外政的一系列政策出过不少力。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丘吉尔就发表过数百篇文章并进行了无数次演说，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内部政策进行攻击。列宁生前曾生气地说丘吉尔是“苏俄最大的仇敌”。
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希特勒的巨大侵略野心面前，丘吉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逐渐领悟到希特勒所要吞并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而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丘吉尔就分析说，如果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其目的之一一定是为了在击败苏联之后倾其全力进攻英伦三岛。在这种战争狂人面前，如果继续固守过去的偏见，而放弃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机会，是极不明智的。1941年7月12日，即苏德战争爆发后第20天，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了《英苏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英苏两国政府在对希特勒德国的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1942年5月，在苏联红军胜利完成了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英苏两国政府又在伦敦签署了《英苏条约》。条约中重申了协定的主要原则，同时也载明了战后合作与互助等问题。
丘吉尔是一位颇富天才的政治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酷的现实才使他更为充分地发挥了聪明才智，在最艰苦的关头挑起了带领英国赢得战争胜利的重担。大战期间，丘吉尔每天只休息很少时间。在敦刻尔克大溃退的日子里，他几乎天天彻夜不眠，倾注极大的精力亲自指挥这一震惊全世界的军事救援行动。敦刻尔克的成功突围不仅挽救了英国军队，也挽救了反法西斯的主力。当大家沉浸在兴奋和庆幸之中时，头脑异常冷静的丘吉尔却在下院提醒议员们说：“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
就在法国向德国法西斯作最后挣扎时，丘吉尔不顾个人安危，两度亲赴法国，说服法国领导人与英国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对抗德国法西斯。丘吉尔不仅领导着全局，在局部工作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的指示下，英国迅速扩大了反坦克炮和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丘吉尔以他特有的坚韧终于说服美国罗斯福政府以《租借法案》所规定的内容对英国给予大规模援助。他还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一系列重大战役的重要决策和战后政治经济秩序初步确立的准备工作。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战争期间这样评论他：“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病逝，享年91岁。
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
1897年12月21日，斯大林出生在俄国库拉河畔一个古老的集镇上，他的父亲是一个穷鞋匠。作为一个相继夭折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斯大林的出生令她备感欣慰。
母亲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牧区神甫，9岁时母亲就把他送进哥里的教会小学读书。教士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贫家孩子比那些富家子弟能更轻松地朗读课文。他不仅大胆、敏捷，而且具有非凡的意志力和可贵的进取精神，贪婪地阅读各类书籍。在校长和本地一个神甫的帮助下，他还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从此他就成了东正教徒学府的一名学员。
斯大林
斯大林十分厌恶那座由修道士看管的兵营一般的学校。整天的课程除了经院神学的说教以外，就是无休止的祈祷，他喜欢看的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却统统被视为触犯沙皇和神学教条的禁书而不允许接触。
小时候的斯大林仿佛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他自己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想办法得到，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一次，他在宿舍阅读雨果的《九三年》，不料一个学监闯了进来，没收了书不说，还到校长那儿告了一状。他因此受到了警告。但是，斯大林压根儿没把校规和警告放在眼里，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读起更多犯禁的书籍来。当斯大林第13次在教堂楼梯上被发现时，校长发火了，罚他长期禁闭，并给予严重警告。后来，斯大林参加了学校中一个秘密辩论团体和城里一个名叫“麦撤墨达西”的社会主义组织，学校因此以“欠缴学费”和“无故旷课”为借口，将他开除了。
失学后，靠朋友的介绍，斯大林在梯比利斯地球物理观察站谋得了一个测量员的工作。工作之余，他一面埋头攻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一面组织工人们学习，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1900年，为了声援欧洲的工人运动，斯大林负责筹备了高加索第一次五一节的示威游行。那天一清早，一群群工人向郊外的盐湖集中，人们手擎横幅，上面用俄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书写着革命标语，两面旗帜上还贴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在《马赛曲》的乐声中，斯大林向五百多名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他表示，为了让暴君知道工人阶级的力量，明年的游行要把红旗插向市中心。
1901年五一节前夕，斯大林的秘密活动和行动计划被敌人侦破了，警察奉暗探局之命包围了观察站，他已经不能回去了。于是，他搞了一张假护照转入地下工作，过起了职业革命家紧张而危险的生活。
位于黑海岸上的大港口巴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以领导工人开展斗争。斯大林奉命到那里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巴统社会民主党几星期后在一位工人家里举行的“新年晚会”上宣告成立。
为了迅速发展革命组织，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斯大林用梯比利斯带来的设备搞了一个简易的印刷所，亲自起草传单和宣言书，然后由工人把印刷品取走，散发到附近的炼油厂、货运码头和铁路。工潮很快闹起来了，短短五天的时间，斯大林就亲自组织并指挥罢工工人进行了三次群众性的政治示威。面对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他没有退缩过一步。工人们的奋起反抗，接踵而来的流血事件，使巴统的骚乱达到了沸点，斯大林对这一局势深感欣慰。
沙皇政府为巴统这座城市的苏醒深感不安，派出密探四处寻找“罪魁祸首”。1902年4月，在一次巴统委员会的会议上，斯大林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在高加索度过一年半的监狱生活以后，斯大林又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东部伊尔库茨克州的新乌达村三年。他不能容忍与政治隔绝三年之久，一到目的地就开始筹划逃跑的路线。当时日俄战争迫近，满洲边界防范也处于混乱之中，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坐上一辆农民的大车，横渡雪原，向乌拉尔西行，终于重新踏上了梯比利斯的土地。
1905年底，斯大林以南高加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芬兰坦墨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里，他与列宁首次见了面，并加入了俄国革命运动的主流。会后，他重新回到了高加索，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斗争策略，出色地领导了这一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使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成为列宁党的坚强堡垒。
后来列宁交给斯大林一个任务，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心——首都彼得堡——直接领导《真理报》的创刊，斯大林欣然前往。
为了给报纸筹集经费，当时他们组织了一场音乐晚会。斯大林对他本人是否参加晚会拿不定主意，临行以前，他向一位中央委员询问了那里的安全情况，不料那人是个内奸，他用花言巧语诱骗斯大林放心前去，暗地里却去密报暗探局。音乐会开幕不久，有人就觉察到了危险的迹象，连忙让斯大林穿上女人的大衣逃出这个陷阱，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又一次落入了沙皇政府的魔掌，被关进彼得堡监狱。五个月后，斯大林被押送到气候严寒、荒无人烟的莫纳斯蒂尔斯科耶流放地。沙皇政府为防止他再次逃跑，不久又把他押解到北极圈以北的库卡村流放地，将他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从1902年到1913年11个年头中，斯大林前后被捕7次，流放6次，出逃5次，争取到10年的秘密工作时间。这一次，由于沙皇政府的严密防范，他不得不忍受四年流放生活的煎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终于得以回到彼得堡，担任了列宁党起义总部的成员，积极参加和协助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接到叛徒的密报，决定攻打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查封《工人之路报》编辑部。斯大林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刻集合部队向司令部靠拢。漆黑的夜晚，沙沙的脚步声和铮铮的武器撞击声刺破了四周的宁静。没过多久，斯莫尔尼宫的大门口已经架起了四挺机关枪，由革命士兵组成的巡逻队正把守着附近的每个要塞和街道，武装的赤卫队员赶到了《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即刻撕去了临时政府的火漆封条……在列宁身边，在无产阶级大搏斗的风暴中，斯大林成了革命事业中一个坚定、沉着的指挥员。
1922年4月，鉴于列宁身患重病离开第一线工作，斯大林被选举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列宁曾经担心过斯大林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重要位置上，他确实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正当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继续迈进的时候，德国法西斯公然撕毁刚签署不久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了190个师的兵力，妄图用“闪电战”在三个月内征服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场更为严重的挑战。斯大林英勇地领导苏联人民投入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来。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军民为捍卫每一寸土地献出最后一滴血。几个月后，当德军先遣部队推进到离莫斯科二十多英里（约32千米）的地方，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门和政府各部门都撤到古比雪夫时，斯大林仍坚持留在莫斯科，在大炮的隆隆轰鸣中检阅了红场上的军队。红场阅兵式向全世界宣告，苏联人民必胜的意志没有动摇。
在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苏军挫败了德国法西斯35个师对莫斯科的进攻，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的计划。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倒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与世长辞。斯大林的一生功勋卓著，虽然他的缺点和错误也很突出，但其功绩将永载史册。
莫斯科红场阅兵式
希特勒对苏联的战争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战略，他一方面派兵入侵斯大林格勒，一方面希望及早占领莫斯科，消灭苏联红军，结束苏德战争。
1941年9月30日，德国中央集团军从南翼向莫斯科发起了代号为“台风”的进攻，并于10月2日突破了莫斯科的苏军外围防线。战争进行到10月中旬，已有大量红军将士为国捐躯，数十万苏联人成了德军的俘虏，苏军未能有效地挡住德国从西、北、南三面对莫斯科进行的包围，莫斯科命悬一线。
值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调兵遣将，任命朱可夫将军为改组后的方面军司令员，负责组织几个最紧要地段的防御作战。同时迅速将苏联政府的部分机构和外国使节迁往距莫斯科800千米外的古比雪夫。而斯大林本人则拒绝离开，他要留在莫斯科，誓与莫斯科共存亡。
斯大林及其最高统帅部定下了在莫斯科近郊大量歼灭德军，坚决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方针。为了确保这一战略能够顺利实现，斯大林下令苏联红军依托各种防御工事，大量消耗德军的力量，以抗击敌人的进攻。这种作战策略为苏方迅速组建、调集强大的后备力量进行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斯大林还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改变当前这种不利态势，除了军事上的因素之外，还要促成首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浴血抗战。这样才能保住莫斯科，保卫全国。
为此，苏联国防委员会于10月19日宣布莫斯科戒严，并号召莫斯科全体公民“不惜一切，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次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又以《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为题发表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时，用生命保卫莫斯科，保卫国家。莫斯科人民热烈响应斯大林的号召，他们临危不惧，奋勇抗战，纷纷表示要在红场为列宁战斗。正是有了莫斯科乃至全国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前方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抵抗，终于挫败了希特勒在10月中旬占领莫斯科的企图。
时间进入11月以后，莫斯科的天气更加寒冷，保卫莫斯科的作战也进入了转折关头。苏联红军虽然已将德军顽强地阻滞在外线，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莫斯科被敌人包围的险恶处境。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24周年的纪念日已经临近，值此苏联人民的重大节日到来之际，人们最为关注的是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能否安全度过24岁的生日，也有不少群众既为斯大林这位伟大统帅自身的安全担忧，又把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看成是一种安全和希望的象征与保证。鉴于国家、军队和人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需要，斯大林决计采取措施，进一步激励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更加充满信心，直至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尽管敌人的飞机在盘旋，前方将士在拼杀，但11月6日这一天，苏联领导人依然在莫斯科地下铁道“马雅柯夫斯基”车站的月台上隆重举行了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斯大林专门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的报告。
11月7日清晨，莫斯科红场上人群如潮，照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阅兵活动。这次传统的阅兵式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并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敌空袭措施。庆祝活动开始后，莫斯科红场上革命歌声响彻云霄。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直接指挥阅兵式，同时负责整个莫斯科防区的工作。
当《斯拉夫告别曲》奏响时，斯大林庄严地站在列宁墓前，检阅了斗志昂扬的红军队伍，向受阅官兵郑重致意，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肩上，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参加阅兵的全副武装的红军官兵，迈着雄伟、整齐的步伐在列宁墓前通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随后则以莫斯科红场为起点，直接开赴各个战火纷飞的前线，参加对法西斯德国的战斗。
在敌军围困的战场上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阅兵活动，不仅鼓舞了民心士气，同时也震慑了敌军。
莫斯科保卫战
1941年9月初，希特勒急不可待地要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了。他命令中路必须在八天到十天之内开始行动，“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
10月2日，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进攻的代号是“台风”，意思是他的进攻像台风似的猛袭苏联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苏联人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打垮。
但是，独裁者希特勒又一次犯了自大的毛病。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苏联首都莫斯科，他认为还不够，又下令北路的陆军元帅冯·李勃同时占领列宁格勒，在北面与芬兰军队会师，并继续向前推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他又下令伦斯德同时清扫黑海沿岸，拿下罗斯托夫，夺取迈高普油田，向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进军，以切断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地区的最后联系。伦斯德向希特勒解释，这样做意味着要越过第聂伯河作四百多英里（约640千米）的跋涉，队伍的左翼将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希特勒对他说，南路的苏军现在已没有多大抵抗能力了。伦斯德对于这个荒谬可笑的命令只好报以假笑，果然，他以后碰到的是与希特勒的估计截然相反的情况。
德军沿着当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一直向前推进。10月上旬时，德军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包围了在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之间苏联的两支部队，据称此段俘虏了65万人，还有5 000门大炮和1 200辆坦克。到了10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距离莫斯科仅40英里（约64千米）的地方。这时，的确让人品到希特勒发动的“闪电战”的滋味了。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向后撤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
这时，就连头脑清醒的哈尔德也相信，凭着希特勒大胆的领导和有利天时，在苏联的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老天爷帮了苏联人大忙：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都得用许多马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到几天，一大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
当攻打莫斯科似乎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德军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变化：苏联的抵抗变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而己方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数量远远不够。从这时候起，曾经在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惨象，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德国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高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1812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这一年冬天，俄国变得异常寒冷。11月3日，第一次寒潮到来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到11月7日，古德里安报告说，部队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13日，气温降到-8℃，德军“越来越觉得”缺少冬衣了。枪炮和人一样受到了严寒的影响。
由于供坦克履带防滑用的尖铁没有运到，路上的冰带来了不少困难。天冷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也失去了效用。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烤一阵。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得黏糊糊的……
冰天雪地，无处避寒，又无衣御寒，人员装备受到严重损失，燃料供应也糟糕透顶。结果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方博哥罗次克。
到了风雪交加、气温持续在零下的11月底，德军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离目标20～30英里的地方。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股掌之中了。
希特勒远在后方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500英里（约800千米），他们只要再走20～30英里（约32~48千米）就可以了。他在11月中旬对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
陆军元帅冯·包克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对莫斯科进行最后进攻。他在11月22日打电话给哈尔德，将马恩河战役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他说：“那次战斗中，投入最后一个营就决定了战役的胜利。”包克对参谋总长说，他相信一切都已不成问题。到11月的最后一天，他果然投进了他的最后一个营。对苏联心脏的最后总攻定在第二天，即1941年12月1日。
最后的总攻意外地遇到顽强抵抗。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的最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霍普纳将军的第四坦克集团军和霍特将军的第三坦克集团军向南进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土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四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希特勒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了。
到12月2日，第258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突入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已明晰可见，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被几辆苏联坦克和从市内工厂紧急动员起来的工人队伍击退。这是德国军队所达到距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
因为碰上的是苏联人，再加上那样的鬼天气，12月4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被制止。第二天，温度又下降了5℃，德军的坦克差不多都动弹不得了。同时，侧翼和土拉北面的后卫都受到了威胁。
12月5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200英里（约320千米）的半圆形阵地上，进攻被全线制止住了。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天。希特勒试图在1941年彻底打败苏联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12月6日，苏联中路战线司令朱可夫将军，发动了反攻攻势。在莫斯科前沿200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的七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100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都得到很好的装备和训练，能适应在严寒深雪中作战。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率领着由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空军组成的强大兵力，是希特勒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使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遭到永远不能完全恢复过来的重创。在严寒的12月和1月上旬的几个星期中，遭到打击而正在撤退的德军防线被苏军不断突破，正如13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一样，看来就要被瓦解和消灭在苏联的冰天雪地中了。在好几次紧急关头，德军真的差一点就要重蹈这一噩运。
苏联红军力量虽然遭受了些损失，但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莫斯科也没有被占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的油田都没有失陷；苏联通往英、美，通往南面北面的生命线仍然畅通无阻。希特勒的部队两年多来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现在第一次在大踏步后撤。
不仅如此，还有比这更大的精神上的失败。德国陆军常胜不败的神话已经破灭了。第二年夏天，德国军队在苏联继续取得了较多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再也不能恢复这个神话了。
1941年12月6日，这一天成了第三帝国短暂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最致命的转折点之一。希特勒的力量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要走下坡路了。遭到侵略战争祸害的那些国家正在恢复抵抗，而这也造成了他力量的削弱。
莫斯科保卫战最后以德国军队溃败告终。而经过这一战之后，苏联红军越战越勇，不仅将德军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将苏联的国旗插到了德国的土地上。
莫斯科保卫战是苏联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纳粹法西斯命运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从此以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战争刚开始，德军来势凶猛，很快占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苏联广大地区。但是在苏联军队的英勇反击下，他们进攻的势头逐渐减弱。希特勒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苏联的计划破产了，于是他又决定重点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下，莫斯科的军民经过40天的浴血奋战，歼灭了大批德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摧毁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苏军开始了反攻，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而德军却节节败退，只能实行防御。
希特勒气急败坏，决心孤注一掷，全力进攻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企图反败为胜。他哪里清楚，进攻斯大林格勒，就是让自己走进了死亡的深渊。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原名察里津，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铁路交通的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战前城内居民约60万人。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地区是苏联粮食、石油和煤炭的重要产区，这是德国当时急于得到的重要物资供应地。对苏联来说，在乌克兰被德军占领以后，斯大林格勒就是中央地区通往南方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关系到莫斯科的安全。斯大林格勒对交战双方都至关重要，这场战役有多么残酷就可想而知了。
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德军相继投入了150万大军，集中了将近40个师的精锐部队，每天出动上千架飞机，把一百多万颗炸弹投向这座城市，城市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但是，在斯大林“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用一切力量消灭敌人”的号召下，苏联军民誓死抵抗，人人手执武器在废墟中与冲进市区的德军展开搏斗。为了打败法西斯，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在残酷战斗的日日夜夜，这里没有前线和后方的界线。在这里作战的部队中有16万名党员和24万名共青团员。在78名共青团区委书记中，有47名成为前线的战士。共青团培训了7.5万名姑娘，使她们成为高射炮手、无线电兵、卫生员和护士。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其外围防御战，到近郊的防御战，最后到市区的争夺战，尽管德军以优势的兵力和陆空强大的攻势步步进逼，但是苏联军民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始终没有让德国法西斯得逞。相反，德军因久战不胜，已经士气低落。再加上严寒和饥饿的威胁，很多人被冻死，战斗力大为减弱。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1月19日，苏联红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们对德军展开了大反攻。
而就在此时此刻，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竟带着他的高级将领们到阿尔卑斯山观赏雪景去了。等他与随行人员于11月22日回到大本营时，已是苏联红军发动进攻的第四天，前方传来的消息很坏。南北两面的苏联红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西面40英里（约64千米）的顿河河曲上的卡拉赫会师。当晚，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发来一份无线电报，证实他的部队已被苏联红军包围。希特勒立即回电，指示保罗斯把他的司令部迁入城内，布置防守，部队解围前的给养将由空运解决。
希特勒的回电成了一纸空文。因为，此时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切断退路的德军共有20个师，还有罗马尼亚两个师。按照保罗斯将军来电要求，每天空运的军需物资至少需要750吨。然而德国空军缺少足够的运输机，远不能满足要求。即使有足够的运输机，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天气下，在苏联战斗机已占空中优势的地区，也不可能完成任务。虽然如此，戈林仍对希特勒保证，空军可以担任这项工作，可是实际上这项工作根本没有开始过。
当然，为第六军团解围是比空投更为切实可行和有希望的办法。这一点，希特勒十分清楚。11月25日，希特勒把最富天才的战地指挥官冯·曼施坦因元帅从列宁格勒前线调回来，委派他担任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司令。他的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向前推进，为第六军团解围。但是现在对这位新任司令官来说，简直就办不到。曼施坦因竭力解释，唯一的成功机会在于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向西突围，同时曼施坦因自己的部队以第四装甲军团为前锋，向东北进攻，夹击处于这两支德军之间的苏联红军。但是希特勒不同意这么做。正如曼施坦因跟希特勒争辩时所说，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俄国人的力量实在太强了。尽管如此，曼施坦因还是怀着无奈的心情，在12月12日发动了进攻。
这次进攻称做“冬风计划”。反攻起初颇为得手，霍特将军所率的第四装甲军团，沿科切耳尼科夫斯基到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两旁，向东北推进到离斯大林格勒约有75英里（约123千米）的地方。到12月19日，该军离斯大林格勒南郊已不到40英里（约64千米）。到21日，该军离城已不到30英里（约48千米）。夜晚时分，被围的第六军团部队已能看到在大雪覆盖的草原那一边的援兵所发的信号弹了。
第六军团这时如果从斯大林格勒向第四装甲军团的前进阵地突围，肯定会获得成功。可是希特勒又一次禁止第六军团突围，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肯让步。此时士兵们既饥饿又沮丧，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的照顾而危在旦夕，还有成千上万人被冻死。
霍特将军正面和两翼遭到苏联人日益顽强的抵抗，再也无力越过这最后30英里打到斯大林格勒。第二天，新命令下达，要求霍特立即停止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派遣他所率的三个装甲师中的一个师到北面的顿河前线，他自己则率其余部队就地死守。德军为斯大林格勒解围的努力失败了。
1943年1月8日早晨，三名红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德军防线，把苏军顿河前线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一份最后通牒送交保罗斯将军。最后通牒提醒保罗斯，他的部队已被切断，解围无望，连空中接济也不能维持了。最后通牒称：“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才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毫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通牒要求保罗斯于24小时之内答复。
保罗斯将军立即将最后通牒的全文电报发给希特勒，并要求准予便宜行事，但最高统帅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在红军要求保罗斯将军投降的期限之后，又过了24小时，即1月10日早晨，苏军以5 000门大炮向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展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进攻。
这一仗打得甚为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上，双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进行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六天之内，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15英里（约24千米）长、9英里（约14.4千米）宽的一块地方。1月24日，德军阵地又被苏联红军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型的临时跑道也失守了。过去，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特别是治疗伤病员的药品），并运走了2.9万名伤病员，现在，飞机再也不能降落了。
苏联方面再一次给他们这些勇敢的敌人投降的机会。1月24日，苏联的使者带着一份新的建议来到德军阵地。保罗斯又一次陷入两难境地：是向疯狂的元首尽服从的天责，还是尽责挽救残部使之免于灭亡？于是他又向希特勒请示。希特勒的答复仍然是不许投降，第六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他们的英勇坚持对建立一条防线和拯救西方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
此时继续抵抗已毫无意义。1943年1月底，这一场史诗性的战役接近尾声。1月28日，这支曾经显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被分割在三小块袋形阵地之中，保罗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一间地下室里，总司令保罗斯将军颓丧地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
1月30日19 时45分，第六军团司令部的发报员自作决定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俄国人已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口，我们正在捣毁器材。最后写上“CL”——这是国际无线电码，表示“本台停止发报”。
第六军团司令部并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保罗斯和他的参谋部并没有按希特勒的命令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总司令黑黝黝的地下室的洞口，站着一名苏军下级军官以及他率领的一班士兵。苏联人叫里面的人投降，第六军团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接受了要求。保罗斯瘫软无力地坐在行军床上，施密特问他：“请问陆军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保罗斯连吭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北面的一个德军袋形阵地中是两个装甲师和四个步兵师的全部残兵，他们坚守在一座拖拉机工厂的废墟中。2月1日夜间，部队接到希特勒总部发来的一个电报：德国人民期望你们与守卫南面堡垒的部队一样履行你们的职责，你们继续多坚持一天、一小时，都有利于建立一条新的战线。
2月2日快到中午时分，这支部队因为支持不住而终于投降了。
血肉模糊的战地最终沉寂下来了。2月2日14 时46分，一架德国侦察机在城市高空飞过，发回电报：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而此时，9.1万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途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这批战俘都是饥肠辘辘，身患冻伤，大部分还负了弹伤，人人迷茫颓丧。他们抓紧裹在头上那满是血污的毛毯，以抵御零下24℃的严寒。两个月以前，这一支远征部队共有28.5万人，可是现在除了2万名左右罗马尼亚部队和2.9万伤员空运回国外，只残存了这些人，剩余人员已全部战死。而这年冬天向战俘营艰苦行军的这9.1万人中，也只有5 000人有幸能活着回到德国。
这时，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暖气烧得热乎乎的大本营里，正在大声责骂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将领们不懂得如何和何时杀身成仁。接着希特勒和蔡茨勒将军就如何向德国人民公布投降消息的问题简单地交换了意见。2月3日，即保罗斯等投降后的第三天，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项特别公报：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军团在保罗斯陆军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德国广播电台在宣读这项公报时，先放送低沉的鼓声，宣读之后放送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接着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四天，四天之内各地所有的剧院、电影院和其他一切娱乐场所全都停止营业。
纳粹分子狂妄可怕的美梦，终于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破灭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转折。从此，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陆续收复了失地，并最先攻入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则步步后退，开始走下坡路。苏联红军是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一支主力军。
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导致了美国直接参战。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
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凌晨4时。北太平洋海面上波涛汹涌，苍苍茫茫。隐隐约约地，一支由六艘航空母舰、两艘重巡洋舰、两艘高速战列舰、九艘驱逐舰和一艘轻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在海雾中出现了，它正全速向南行驶。这是一支日本海军舰队，它担负着一项秘密的使命——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日军舰队此番偷袭势在必得，他们派了五艘袖珍潜艇潜入珍珠港打前哨。12月7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官兵都上岸度假去了。他们万万没料到，珍珠港同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已大难临头。
12月6日，也就是前一天，日本还在同美国大谈和平，提出要与美国共商解决冲突的良策。而美国也刚刚由驻日大使格鲁向东乡外务大臣递交了一封美国总统罗斯福致日本天皇亲启的电报。在他们眼里，战争的阴影即将消失，太平气氛将布满太平洋上空，今天将和昨天一样，在平安无事中度过。因此，美军放心地将珍珠港内的舰艇和机场上的飞机都停靠一处。罗斯福总统前不久曾接到日本准备突袭美军舰队的情报，但经过最高司令部的分析研究后，该情报被置之脑后，也没有人通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提高警觉。
美国海军的巡逻艇发现了日军的袖珍潜艇，“华特号”巡逻艇立即开火，只有两艘日军潜艇得以潜入港内。但美军指挥部对此却不太在意，认为这些潜艇的到来只是小骚扰而已。
悄悄逼近珍珠港的日军舰队里，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起飞了，不一会儿，183架飞机编队完毕，凶神恶煞地向夏威夷群岛扑了过去。这个由49架水平轰炸机、40架鱼雷机、51架俯冲轰炸机及43架制空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群，紧紧跟随着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的座机，爬上了3 000米的云层，很快隐没于云层中。
设置于瓦胡岛周围的欧柏那美军雷达基地中，两名值班士兵率先从雷达屏幕上发现北方有大编队的飞行物体，他们立即报告给空袭警报中心。但值日军官却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从美军希康机场起飞的侦察机，或是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空中堡垒”飞机。日本的庞大机群渐渐飞临珍珠港上空，美军留守在舰上的官兵竟认为这是自己的空军在进行特殊演习。
7时50分，渊田一声令下：“攻击！”震惊世界的偷袭开始了。轰炸机群开始对机场上的美国进行狂轰滥炸，顷刻间，238架美军飞机化作一堆废钢铁。鱼雷机群也不甘落后，它们冲向美军战列舰，当即击沉了5艘。制空战斗机群和水平轰炸机群也分别按预先设置好的目标，顺利完成了任务。美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有几架美军战斗机在滚滚浓烟中急忙升空，却寡不敌众，根本无法同日军战机较量。一小时后，日军第二批共171架战机又一次光临珍珠港进行轰炸，直到9时45分才离开已是一片火海的珍珠港。
在日军两次约两个小时的袭击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灭。美军官兵共计伤亡3 615人，失踪961人。珍珠港除三艘航空母舰外出执行任务外，其余留在港内的舰艇几乎全数被击沉或遭重创。另有三百余架飞机被炸毁于机场上。而日军的代价仅仅是28架飞机和5艘潜艇，人员伤亡不足百人。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约两小时后，日本驻美大使馆的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前往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美国朝野震惊了，世界震惊了。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向世界宣布，美国对日本宣战。
中途岛大海战
1942年5月5日，日本城乡到处都在庆祝一年一度的“男孩节”。东京帝国参谋本部选择这个吉日，批准了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
中途岛是太平洋中一个环状的珊瑚岛，距东京2 500英里（约4 023千米），距美国夏威夷群岛不到1 000英里（约1 609千米），是美国重要的航空基地。对美军来说，中途岛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它是美军的海上补给线，也是太平洋上的前哨阵地。山本五十六主张进攻并占领中途岛，是想把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残存的太平洋舰队引到中途岛，然后一举将其歼灭。这样，太平洋势必落入日军手中。
日本联合舰队有近200艘舰只，其中战列舰11艘，航空母舰8艘，航空母舰上载有700架飞机。而美国太平洋舰队由于五个月前在珍珠港战役中受到重创，只能集中3艘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和17艘驱逐舰。但是，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显然也有些得意忘形，在这次进攻中途岛战役部署中，忘记了海军应集中力量的原则，竟把他的舰队分成了六个小舰队，这就在无形之中削弱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作战情报处事先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对日本这次进攻的目标、时间、战斗部署的细节，早已了如指掌。
山本五十六还决定在进攻中途岛的同时进攻阿留申群岛，以便转移美军视线，但这个策略被美国海军军官尼米兹识破，因此他根本没有理会日军对阿留申群岛的进攻。
尼米兹非常重视侦破敌军的密码，目的是通过破译密码来掌握敌军真正的作战意图和行动。他还专门成立了由约瑟夫·J.小罗彻福特负责的密码破译小组。5月24日，在尼米兹召集的作战会议上，罗彻福特向尼米兹报告：6月4日，日本舰载机攻击部队将袭击中途岛；他们将从西北方向来，方位325°；在离中途岛175英里（约281.6千米）外，他们将被我方发现，时间是中途岛时间6时。
1942年6月1日，日本联合舰队的近200艘战舰全部出动了。从塞班岛起航的士兵深信他们一定会占领中途岛，他们嘱咐留在岛上的人，如果收到他们的家信，就请转寄“日出之岛”——这是日本为即将占领的中途岛起的新名字。山本五十六在出发前，曾经写信给他的情妇说：“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至于他一手策划的这场决战，他在信中却泄气地说：“我对它并不抱多大的期望。”这与他在部下面前那股信心十足的劲头形成鲜明对比。
山本的决战计划从一开始就乱了套。前往珍珠港拦截美国舰队的13艘潜艇晚到了一天，而两支美国特快舰队，根据日方密电中进攻的时间表，早已从珍珠港出动，正悄悄驶往中途岛海域，停到有利的位置。早在战前，尼米兹就分析，日军的最大可能是占领中途岛，并以美军航空母舰为主要攻击目标。于是他将计就计，令弗莱切尔和斯普劳恩斯两位将军把舰队埋伏于中途岛东北200海里（约370千米）的海面上，停在日军空中攻击航程之外。
选择在中途岛东北方向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的将领不相信日军会进攻中途岛。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埋伏在这一方向的航空母舰即可转而保卫夏威夷或美国西海岸。尼米兹决定用两支舰队同庞大的日军舰队作战，一支是斯普劳恩斯指挥的第16特混舰队，一支是由弗莱切尔指挥的第17特混舰队。两支舰队分别于5月28日和5月30日驶离珍珠港，6月3日同油船会合加油，然后，弗莱切尔的第17特混舰队在中途岛东北海面列阵，以伺伏击日军南来的舰队。
6月3日，日本各舰队进入进攻位置，山本等人这时所得到的情报是，在这个海域里没有美国航空母舰，它们都远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其实，这是美国人在发布假情报引诱他上钩。
4日清晨，负责主攻的日本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命令“赤诚”、“加贺”、“飞龙”、“苍龙”四艘航空母舰上的108架飞机立即出动，俯冲轰炸机、水平轰炸机及零式战斗机相继起飞，去袭击中途岛上的美军机场。这时岛上的119架美国飞机由于事先得到了情报，也都升空迎战和躲避轰炸。
在第一批飞机离开母舰后，南云忠一又命令第二批飞机升到甲板，装上鱼雷，准备去袭击美军军舰。这时候，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日机指挥官返航，报告要求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轰炸。于是，南云忠一又命令士兵卸下鱼雷，换上炸弹。顿时，甲板上忙得不可开交。就在此刻，日本侦察机报告，发现十艘美舰正位于东北200海里处。这个消息使南云忠一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这么大的舰队至少拥有一艘航空母舰。于是南云忠一又命令甲板上的飞机改去袭击美舰。这样又要卸下炸弹，装上鱼雷。第一批轰炸中途岛的飞机归来，而第二批飞机仍停在甲板上，使它们无处降落。南云忠一下令把飞行甲板腾出，让返航的飞机降落。
战机贻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美国企业号、约克顿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批又一批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直扑赤诚号、加贺号和苍龙号，炸弹呼啸而下。这三艘大型航空母舰中弹后，立即引起舰上飞机起火和堆在甲板上的炸弹连续爆炸。霎时间，弹片横飞，穿过甲板，又在舰体深处引起爆炸，机舱破坏，舰舵失灵。甲板上许多飞机不是烧毁，就是落海。不久，这三只庞然大物就沉入了太平洋底。
南云忠一正在旗舰赤诚号上指挥，眼前这一切使他呆住了。在部下的再三催促下，他离开正在燃烧的旗舰，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向山本五十六报告。这时候，山本正坐在他的旗舰大和号上，惨败的消息使他的胃剧烈地疼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命令所有的舰队向他集中，企图诱使美国舰队继续西进，他便可用舰队猛烈的炮火摧毁美国舰队。但是美舰指挥官识破了山本的计划，并没有上当。
6月4日中午，幸存的飞龙号航空母舰派出飞机，把美国航空母舰约克顿号炸成重伤，而美国舰队飞机很快又报了仇，把飞龙号炸沉。
日方败局已定。5日凌晨，山本痛苦地发出命令：“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的惨败，使它丧失了4艘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234架飞机、几百名海军飞行员和2 200名水兵。日本海军从此一蹶不振，被迫转入守势。
中途岛大海战中，美国海军只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147架飞机。在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庆祝会上，尼米兹海军上将派车去作战情报处接来罗彻福特海军中校，他当着全体部下的面夸奖罗彻福特说：“中途岛的胜利主要功劳应归于这位军官。”
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海军总司令金梅尔上将说：“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350年以来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它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
中途岛海战扭转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日本则丧失了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事每况愈下。
沙漠之狐
1942年8月，在北非战场上连连获胜的德军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元帅开始计划他下个阶段对英军的攻势行动了。
德军非洲军团的主要任务是征服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并进而控制红海和西非航路，为德军与日本会师于印度洋创造条件。
现在，隆美尔已经打到埃及首都开罗的大门口了，只要继续努力一下，将溃退到阿拉曼一线组织防御的英国第8集团军消灭，埃及便唾手可得。
因此，隆美尔计划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把他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防线的北端转到南端，从南端发起攻击，突破英军防线，然后向北发动进攻，这样就可以把英军装入阿拉曼“口袋”加以歼灭。歼灭第8集团军以后，向东推至尼罗河三角洲。这个计划干脆利落而又简单明了。因为隆美尔根据他掌握的情报，知道在阿拉曼防线的南端，英军兵力最为薄弱。
隆美尔
为严守机密，防止英军发现德军的行动企图，隆美尔下令，部队向南端的转移一律在夜间行动，而且必须在原地留下模拟的坦克、卡车等。部队完全不发无线电报，以防止英军无线电情报窃察部门窃听到部队的南下行动。
然而，隆美尔万万没有想到，尽管他为了防止暴露这个计划而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英军还是及时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泄露了他的行动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
原来，为了顺利实施这一作战计划，隆美尔的地面行动必须得到空军最大限度的支援和大量的汽车、弹药及其他补给品。因此，隆美尔用无线电报将他的计划通知了德国空军和罗马、柏林总部。在他的电报发出后，英军情报部门就利用已掌握的德军通信密码，也得到了这份计划。
尽管英军掌握了隆美尔的行动计划，但要阻挡隆美尔的进攻也相当艰难。因为英国第8集团军刚刚退到阿拉曼一线组织防御，兵员、弹药等正在补充、调整之中，而且新任司令官蒙哥马利才刚刚到任几天，很多准备根本来不及进行，那么如何才能阻挡住隆美尔的进攻呢？
在埃及首都开罗，截获了德军计划的英军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与他的上司——英国中东战区新任司令亚历山大等人，开始了紧急的讨论。
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将军从以前战斗中缴获来的一套德军作战地图中发现，隆美尔对阿拉曼防线南端的拉吉尔地区的地形几乎全不了解。在这个地区，沙漠很深，且流动性极大，变幻莫测，极不适合德军坦克部队行动。正为阻挡隆美尔的进攻而绞尽脑汁的蒙哥马利等人，猛然间找到了阻挡隆美尔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阻止他发动攻势，而是鼓励他发动攻势，但要设法使他的攻势行动在阿拉姆哈勒法山岭前的拉吉尔地区进行。
为了将隆美尔的进攻引诱到拉吉尔地区，英军决定利用不久前刚刚破获的隆美尔的情报网——康多尔小组。康多尔小组是一个德国情报机关派驻开罗的间谍组织，这个间谍组织曾多次成功获取大量的英国情报，并将这些情报提供给隆美尔，为隆美尔在北非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情报机关在破获了这个间谍网后，立即模拟这个间谍组织继续向隆美尔提供“情报”，保持着与隆美尔的密切“联系”。而隆美尔此时也丝毫没有对康多尔小组产生过怀疑。因此，利用康多尔小组，确实是使隆美尔上当最好的手段。
就这样，在8月下旬，隆美尔接到了康多尔小组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康多尔开始发报。据最可靠的消息证实，第8集团军准备在阿拉姆哈勒法进行最后的抵抗以保卫埃及。他们仍在等待援军，充其量只能勉强抵挡一阵。”
几天之后，隆美尔又收到了康多尔小组发来的另一份电报，此次电报的情报资料，竟是一份完整的英国沿阿拉姆哈勒法山岭作战的命令。隆美尔接到这份报告，高兴地拍着他的大腿说：“我们在开罗的密探乃是最伟大的英雄，最高统帅部应奖给他们铁十字勋章。”
为了使隆美尔坚定他的进攻计划，英军情报机关又设计了另一个行动。德甘冈将军命令他的绘图员画了一张特殊的拉吉尔地区地图，并标明这个地区是“硬地”，是适于德国装甲、坦克部队行动的地形。然后，将已被逮捕关押的康多尔小组成员、英军驻开罗总部的史密斯少校从监狱中提出来，强迫他带着这张假地图，开着侦察车冲向德军防线。不知底细的史密斯还以为是逃跑的机会到了，便拼命开车向德军防线冲击。然而就在他冲到德军防线附近时，侦察车爆炸了。德军派出的巡逻队找到了这位史密斯少校的尸体和他身上的地图。这一条条不同来源的情报，都印证着同一个事实，即拉吉尔地区适合装甲、坦克部队行动。隆美尔终于在他的作战地图上注明了拉吉尔地区的“硬地”符号，并将此地区选定为主攻路线。
1942年9月1日，隆美尔的进攻开始了。这次，等待隆美尔的已不再是胜利，而是失败。在德军进攻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新布设的地雷。当德国工兵进入雷区扫雷，为装甲部队扫清道路时，英国空军又飞来了。一颗接一颗的照明弹，将隆美尔一长串装甲部队所过之处照得通明，紧接着，大批轰炸机向德军坦克部队投下了雨点般的高爆炸弹。
但是，倔强的隆美尔决定不顾损失，继续向前推进。这样，他的庞大的非洲军团进入了蒙哥马利早就准备好的陷阱——拉吉尔地区。近百辆坦克及卡车在英国假地图上标明为“硬地”的沙漠中东倒西歪地挣扎着前进。当人们走下车来试图去推动车辆时，英国皇家空军再次光顾了他们。没有出路，也没有藏身之地，夜幕降临时，沙漠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德军车辆。精疲力竭的隆美尔只得下令，全军实施总撤退。
这次作战，英军只动用了一小部分装甲部队，而英国步兵则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尽管如此，却让德国非洲军团损失了4 800人、50辆坦克和近百门大炮。对无法得到补充的非洲军团来讲，这样的损失是致命的。隆美尔试图夺取开罗、征服埃及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沙漠之狐”在这里遇到了比他更为强大的猎手。从此，非洲军团开始在北非战场上走下坡路。
德黑兰会议
在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以后，英美两国同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对德国作战。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要全力对抗德、意、日法西斯。这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称“国际同盟”）形成了。
在苏联战场上，当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如何协调行动，共同作战就成了迫切的问题。1943年11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都来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共同商量对德作战的军事问题。这是三国领导人之间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晤。
1943年11月28日下午3时，正式开会前一小时，斯大林身着苏联大元帅的咔叽制服，胸前佩戴列宁勋章，从苏联人的住地走到美国人住的别墅来拜会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穿了一套蓝色便服坐在轮椅上对斯大林说：“见到你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斯大林也微笑着回答说：“我也很希望会见你。”下午4时，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会议正式开始。
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他首先致词说：“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就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希望大家自由讨论，畅所欲言。”
丘吉尔接着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的空前大聚会，人类的幸福及命运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也说：“苏美英三大国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在第二次会议举行以前，丘吉尔奉英国国王之命，向斯大林赠送了为纪念光荣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特别设计铸造的宝剑。斯大林把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把宝剑交给身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再由他交给苏联的仪仗队捧将出去。这些言辞和举动都为会议创造了友好的气氛。但是，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分歧。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打败德国法西斯，早日结束战争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当时，苏军是抗击德军的主要力量，为了减轻苏军的压力，迫切需要美英在欧洲西部开辟另一条战线，牵制德军，缩短战争时间。斯大林早在1941年就几次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却遭到了丘吉尔的婉言拒绝。后来，美国和英国国内也掀起了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声浪，美英两国才制订了代号为“霸王”的战役计划，准备在1944年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现在，德黑兰会议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丘吉尔却又把他早就提出的“地中海战略”拿出来，主张英美从地中海进攻意大利，再往巴尔干进军。
面对丘吉尔的建议，斯大林反驳道：“进行地中海战役对打败德军意义不大，巴尔干离德国心脏太远。所以，还是尽快进行‘霸王’战役好。”丘吉尔思索了一阵，又提出两路并进的办法，实际上还是要把巴尔干作为主要战场。
斯大林再也忍耐不住了。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猛地敲了一下桌子，怒声道：“我们的人民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我们的孩子由于没有面包充饥而正在挨饿！而有的人在这时却只顾抢夺中欧的地盘，置人民的牺牲于不顾！我待在这里简直是浪费时间！”说完，斯大林挪开椅子，就要离开会场。
罗斯福这时也觉察出了丘吉尔的用心。他知道丘吉尔是想从巴尔干打进中欧，不让苏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罗斯福并不同意丘吉尔的意见。他说：“如果在地中海登陆作战，就会把战役推迟两三个月，我是不想推迟‘霸王’战役的。”
经过反复磋商、争论，最后美英苏三国达成了一致协议，决定在1944年5月，英美实行“霸王”战役并进攻法国的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斯大林也答应同时发动攻势，阻止东线德军西调。苏联还答应在打败德军后，对日本宣战。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协议上签了字。德黑兰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协议以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互相祝贺。罗斯福在庆贺丘吉尔69岁生日的宴会上说：“彩虹有很多颜色，各不相同，但它们能构成一条灿烂夺目的彩练。我们各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有不同的习惯、哲学和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按本国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来拟订我们处理各种事情的计划。可是，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证明，各国不同的理想可以汇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团结一致地为我们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所以，当我们离开这次历史性的聚会时，我们会在天空第一次看见希望的象征——彩虹。”
德黑兰会议为国际联盟接下来对德宣战起了重大作用，它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诺曼底登陆
德黑兰会议一个月后，即1944年6月6日凌晨，美英盟军的2 390架运输机和846架滑翔机从英国南部20个机场起飞，载着三个伞兵空降师向南疾飞，准备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着陆，从而拉开了“诺曼底登陆”的序幕。
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 136架飞机对事先选定的德军海岸的10个炮垒，投下了5 853吨炸弹。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又出动了1 083架轰炸机，在部队登陆的前半个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下了1 763吨炸弹。接着，盟军各种飞机同时出动，轰炸德军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5时50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盟军的海军战舰又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诺曼底海滩成了一片火海，地动山摇。
登陆部队由运输舰送到离岸7~11英里（约11~18千米）的海面上，然后改乘大小登陆艇按时到达预定要攻击的滩头。跟在登陆部队后面的是运载重武器和装备的大型登陆艇。
美英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诺曼底海滩，位于法国的西北部，从东到西共有五个滩头——剑滩、朱诺滩、金滩、奥马哈滩和犹他滩，全长约有50英里（约80千米）。登陆计划的第一批进攻部队是五个师，每个师占领一个滩头。
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滩和犹他滩登陆。美军第七军第四师在犹他滩没费多大劲就登上海岸了，只遇到断断续续的炮击。三个小时内，他们就肃清了守卫这个地区的德军，后续部队和装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岸上。但在奥马哈滩，美军第七军第一师的情况并不太妙。大浪、晨雾，加上硝烟弥漫和侧面的气流，把部队折腾得筋疲力尽，登陆时又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袭击，一时间，死伤的士兵布满了海滩。而下一批进攻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不幸。在这危急关头，美军两个突击营用绳梯爬上了海岸上的悬崖峭壁，夺取并摧毁了敌人的一座炮台。但是敌人继续猛烈射击，把美军阻挡在海滩边上。美军第一步兵师师长许布纳当机立断，要求海上的驱逐舰冒着可能杀伤自己人的危险，向德军炮群和火力点进行近距离的轰击。驱逐舰的大炮果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一会儿，工事里的德军就举手投降了。经过美军第一师的艰苦血战，虽然美军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但终于占领了一条纵深不到2英里（约3千米）的滩头阵地。
英国的第二军团第五十师于7 时20分开始在金滩登陆。他们开始时也遇到一些困难，但逐渐摧毁了德军的抵抗。到黄昏时分，他们终于深入了内地5英里（约8千米）。
在朱诺滩，加拿大的第三师在肃清滩头的德军之后，进展最快，当晚就到达了冈城——贝叶公路。
英国第三师在剑滩上也遇到德军的激烈抵抗。但到黄昏时，他们就已经同空降的第六伞兵师会合。
当天傍晚，盟军已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伤亡人数比预计的要少。有将近10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都上了岸，后续部队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成功了。
希特勒吹嘘的长达2 500英里（约4 623千米）的“大西洋壁垒”防御工事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原来，每年6月，英吉利海峡总是狂风大作，恶浪滔天，船只行驶艰难。德军在西线的大部分将军都认为在这个气候恶劣的6月里，盟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6日凌晨2 时左右，驻守在巴黎的德军总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美英空降师着陆，看来像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但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却认为这只是盟军声东击西的惯用手法，并不十分在意。接着，西线德国海军部队又向总司令报告说，据海岸雷达报告，荧光屏上有大量黑点，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向诺曼底海岸进发。对此德国西线的参谋长却回答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后来，当他终于察觉形势不好，请求希特勒出动两个装甲师去对付盟军空降师时，希特勒却禁止动用他的这支战略预备队。希特勒还是坚持认为这只是盟军牵制性的佯攻，认为盟军一定会在加来地区登陆。
希特勒中了盟军总部的疑兵之计。早在诺曼底登陆以前，美英盟军伪装集结了一支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好像盟军总部设在英国的肯特郡，又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巴顿将军在肯特郡街头散步，而德国情报人员断定他正是盟国总司令。而且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的海岸雷达上显示好像盟军的一支舰队正向东驶去，开往加来。
为了严格保密，整个英国南部已同英国其他地区断绝了一切交通，俨然成了一个大兵营，盟军在这里为“霸王”行动塞满了堆积如山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为了防止泄密，英国政府还中止了英国同外国的一切外交关系，撤销了沿岸的正常航道运输，把所有船只用于“霸王”行动的运输，使得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调动集结军队问题上没有任何妨碍。英国政府在这个地区设置了警戒线，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得穿过警戒线。每一座帐篷、兵营、停车场和每一支部队，都仔细地标志在行动的指示图上。每一支部队的预定行动都作了准确的安排。这支在诺曼底登陆的军队非常庞大，拥有盟军陆海空三军287万人，战舰6 000艘，飞机1.3万架。美英盟军这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德军竟然丝毫不知，盟军的保密工作也真是做到了家。
为诺曼底登陆进行的准备工作是庞大而复杂的。盟军改进了许许多多的装甲车，有供清理海滩的压路机，有在布雷区开道的装有扫雷器的装甲车，有供跨过沟渠的装甲便桥等。盟军甚至还制造了两座人工港口，以便登陆部队卸下装备物资之用。关于进攻目标的地形侦察，盟军早在一年之前就开始用飞机拍摄从荷兰到西班牙的海岸线，特别是从1944年4月6日，共出动飞机侦察4 500架次。此外，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情报。这样，德军在欧洲大陆沿海的防御工事、桥梁、机场、沼泽地区、仓库、公路、火车站等等，都被盟军弄得一清二楚。每一个登陆部队负责人带着的作战计划上，连树木都标了出来。
到6月12日，盟军在诺曼底的几个滩头已经连成一条阵线，后续部队源源而来，军需物资不断增加，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到8月19日，盟军占领了塞纳河西岸的芒特。这一天，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自己的首都。8月25日，戴高乐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从巴黎南门和西门进入市中心。当天下午，法国勒克莱将军奉命接受德军投降。
巴黎的解放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的结束。经此一战，德军有四十多万人伤亡和被俘。德国再次被迫进行两线作战，陷入了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东西夹击的铁钳之中，德国法西斯灭亡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屠杀犹太人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德国法西斯在占领区实行残酷镇压、野蛮掠夺的政策，并对犹太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消灭。
在希特勒眼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是劣等民族，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上。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或许还有点用处，而东方几个大城市，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等，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在欧洲的占领区内，当地的犹太人首先被法西斯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做苦力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壮的犹太人则被处死。至于原本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250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250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但是在这个时候，纳粹头子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的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194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刚开始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纳粹德国设立的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好几百万囚徒在这里挨饿受刑，最后死在这里。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死亡了35 318人。直到1942年底，他们感到对奴隶劳工有迫切的需要时，希姆莱才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从1942年6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万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万人，处决者9 267人，“转移”者2.78万人。所谓“转移”其实就是送到毒气室。这样，可以当劳工的人也就所剩无几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四个大毒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这些灭绝营都设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几个大的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送往毒气室去的死者是被“挑选”出来的。之所以要挑选，是由于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被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其中一些人要被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有时候，他们对少数“特别囚犯”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集中营纳粹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就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时长达一星期。
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有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对此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德国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何况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呢。
此时演奏的是轻音乐。德国人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她们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发给他们毛巾。然而等他们一走进“淋浴间”，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的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厚重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蘑菇形通气孔，它们被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时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氰化物或称“齐克隆B”的结晶药物投下去，并封上气孔。
有一个时期，指挥勤务兵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名叫莫尔的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后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这时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彼此之间互相抓着掐着想要爬过去，直到死也不松开手。
大约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些人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特别队员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他们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当时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造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与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埃尔福特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
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在德国也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莱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另外一家经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自己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四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五座，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1944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每天焚毁6 000具尸体，仅在1944年夏天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25万～30万人。甚至毒气杀人室也供不应求，不得不用特别的行动队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抱怨焚尸炉不够用，而且在经济上也划不来。
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B”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2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0.75吨。
在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集中营里，罪恶的纳粹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至今无法知道确切数字。但在整个欧洲被虐杀的犹太人，据不完全统计，人数高达570万。
柏林战役外围战
1945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的强大攻势下陷入绝境，只剩下法西斯魔窟——德国首都柏林这道最后的防线。苏军统帅部决定一举攻克柏林，与美英盟军会师，迫使法西斯德国最后投降。希特勒的末日就要到来了。
苏军动用了十分庞大的兵力参加柏林战役，其中包括四个方面军和十支舰队。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由科涅夫元帅指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共同完成包围、攻入柏林以及围歼德军残余力量的艰巨任务。
1945年4月14日，对法西斯德国的最后一战终于打响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首先迅速挺进到奥得河畔。奥得河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堪称扼守柏林的咽喉，德军在此修筑了两道坚固的防线。为了突破德军的防线，朱可夫元帅一方面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和火力，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巧妙的战术，以便更有效地摧毁德军的抵抗。
在进攻奥得河之前，苏军首先派出先头部队穿越敌军雷区，侦察了敌军的主防部位、火力点等部署，然后制定出进攻的具体方略。到4月16日凌晨，进攻正式开始，苏军从空中和地面同时猛烈轰击敌军阵地。但20分钟后，进攻突然停了下来。
炮声刚落，苏军阵地上突然打开了150台大功率的探照灯，强烈的光束齐刷刷地射向德军，敌军阵地顿时亮如白昼。德军被这刺眼的强烈灯光吓住了，这种“灯光战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根本弄不清楚苏军是用了什么新式武器，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强烈的灯光还刺得德军睁不开双眼，对面苏军的情形根本无法看清楚，更无从开枪开炮予以还击。德军甚至看不清楚自己阵地上的情况，指挥官找不到手下的士兵，士兵也看不见指挥官在哪里，炮兵连大炮结构上的位置都只能靠手摸索。
就在德军混乱不堪时，苏军不失时机地猛扑过去，步兵和坦克同时出击，十分顺利地突入德军阵地两千米。与此同时，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在尼斯河畔向德军发起了猛攻。德军在尼斯河沿岸也构筑了两道防线。
4月16日凌晨，科涅夫派先头部队渡过尼斯河，查明了敌军阵地上的兵力部署。拂晓时分，苏军阵地上突然浓烟滚滚，浓烟的烟雾慢慢飘向德军阵地。德军阵地很快笼罩了呛人的浓烟，使德军看不清对岸苏军的动静，也看不清自己阵地上的一切，苏军趁此良机迅速渡过尼斯河。德军虽然明知苏联红军正在抢渡尼斯河，却苦于无法判断苏军渡河的具体地点，只好胡乱开炮轰击，这些炮弹自然通通落入尼斯河中，而对苏军几乎没有构成什么威胁。苏联红军渡过尼斯河后，就很快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并突入第二道防线纵深约两千米。
两路苏联红军分别成功地扫清柏林外围德国守军后，希特勒便只剩下柏林这座最后的孤城了。
墨索里尼暴尸街头
1883年7月29日，贝尼托·墨索里尼生于意大利埃米利亚一个小村庄普雷达皮奥，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员。
墨索里尼早年曾加入过社会党，但不久被开除。1919年，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法西斯组织——“战斗团”，接着，在1921年成立了法西斯党。1922年10月，发动“进军罗马”的军事政变，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统治。1926年11月，墨索里尼下令颁布《紧急法》，除法西斯党团外，所有政党和团体都被禁止活动，意大利完成了法西斯化。
1929年，由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冲击到意大利，墨索里尼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他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入侵埃塞俄比亚，出兵武装干涉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变，并与德日结成《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三国轴心同盟。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老奸巨猾的墨索里尼坐山观虎斗。局势未明，他还不敢向英法宣战。德国迅速取得胜利，占领法国，墨索里尼才于1940年6月10日对法宣战。这一战，他成了希特勒的铁杆帮凶与忠实走狗。
墨索里尼追随希特勒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局没有按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1943年7月，墨索里尼因意军一连串军事失利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高涨而垮台。9月，他在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国占领区傀儡政权头子。1945年，他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并处死，在米兰的广场陈尸示众。
当初（1943年5月），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国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英美盟军下一步目标显然就是意大利本土了。这场噩梦吓得墨索里尼心力交瘁，幻想破灭。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威信扫地的腐败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之中。
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以及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军队。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能够挺起腰杆来。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发生的连续事件，并未作好准备。
5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7月10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岛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意大利军队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希特勒只好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情况同不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洗耳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纳粹法西斯头子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精神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
希特勒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因为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而且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虽然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会议的气氛依然压抑、低沉至极。墨索里尼太累了，他对希特勒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的绝望心情加深了。
此时的墨索里尼还不到60岁，却已显得非常疲惫而衰老。他曾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昂首阔步了20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不堪设想。他面临着法西斯党内部他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都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迪、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1943年7月24日夜间，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召开了自该党1939年12月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大家猛烈抨击的目标。最后，委员会以19票对7票、2票弃权的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否决了墨索里尼的专制独裁地位，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并且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7月25日夜晚，墨索里尼被捕。
几天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轻易地就被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销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得以释放。
1943年9月，意大利新政府和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退出法西斯同盟，并对德宣战。希特勒震惊了。他连夜召开纳粹头目会议，决定采取措施营救墨索里尼，挽救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法西斯统治。1943年9月12日下午2时，墨索里尼在布拉齐亚诺湖畔的皇家旅馆被希特勒派来的飞机救走，带到德国。在希特勒的劝说以及帮助下，9月23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组建了“萨罗共和国”，墨索里尼担任领导人。
1945年4月，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意大利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配合英美盟军作战。躲在北部的墨索里尼乔装打扮成德军的一个司务长，混在德国的汽车队中，企图逃往德国。半路上，他被游击队截住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终于落到了人民手中。4月28日，意大利人民举国欢庆祖国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根据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号令，墨索里尼在科莫湖边的科莫村外被枪决了。
第二天上午9 时30分，墨索里尼的尸体被拉到法西斯诞生地——米兰，放在最热闹的洛莱特市场。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观看这个大战犯的可耻下场。两个愤怒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用脚踢墨索里尼的脑袋和下巴，使他生前趾高气扬的脸完全扭曲，变得更丑恶了。墨索里尼生前拍照片爱把下巴挺出，以显示作为领袖的威风。这一次，人们只好用枪托顶着他的下巴，好让两名盟军摄影师给他的尸体拍照。
10时刚过，人们就用电线把墨索里尼的脚捆绑结实，拉到几码以外一个废弃不用的加油站，把他倒吊在一根钢梁上示众。
墨索里尼这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终于落得个暴尸街头的结局。
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德国在欧洲各条战线上均处于溃败之势，为了迅速而沉重地打击敌人，以及商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了他们二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盟军三巨头在就日本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被日本抢走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根据罗斯福的提议，德国被划分成四个占领区，由苏军占领德国东部，法国占领西部，英军占领西北部，美军占领西南部。不过，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大柏林”由四国共同占领。同时，在柏林设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以协调管理德国事务，比如解决战后的德国必须解除武装以及惩办战争罪犯等问题。然而，会议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这个遗憾导致二战后盟国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利益冲突。
在会议上，美英同意苏联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定的，但一直被忽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一大块的领土。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的组成，斯大林同意由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经过讨论，三国代表达成一项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它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临时政府机构”。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还讨论了苏
雅尔塔会议
联对日本作战的条件。早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44年12月，斯大林就向美国驻苏大使说明了这些条件。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当面协商，最后达成协议。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共同在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因为是秘密签订的，因此又叫《雅尔塔秘密协定》。该协定的要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内，苏联将对日本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千岛群岛必须交给苏联。
二、维持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三、恢复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权益，包括将库页岛南部及周围岛屿归还苏联；大连港须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恢复苏联对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设立一家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
这个协定改善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使美国也达到了讨好苏联的目的。然而，这个协定是瞒着中国签订的，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如此，雅尔塔会议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它调整了盟国内部的矛盾，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希特勒之死
1944年6月，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希特勒及其帝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就在此时，纳粹德国内部爆发了一次严重危机，希特勒和陆军军官团长期以来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极为尖锐的程度。1944年7月20日，史陶芬贝格上校在腊斯登堡用炸弹炸伤了希特勒，这次事件直接导致希特勒对陆军军官的大清洗，德国法西斯内部的团结受到损害，大批有才能的德军将领受到株连。此后，希特勒更加不信任别人，猜疑心更重，时时处于歇斯底里的狂暴幻想之中。
1945年4月底，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希特勒的忠实盟友墨索里尼被处决后暴尸街头的结局，令希特勒看到，死亡已在向他招手。
为了不落入苏联红军的手中，希特勒在进行着他死亡前的最后准备。他首先毒死了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接着，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并对她们说，当野蛮的苏联人打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又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1945年4月29日，夜色已经降临，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专制的恶魔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毁档案中残余的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不准入睡。4月30日凌晨2时30分，希特勒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候他的约有20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眼里含着泪水，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作着最后的告别。
在希特勒退回私室以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可怕的、窒息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但是由于希特勒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倒也想寻欢作乐一番。
鲍曼却不是这样，这位阴险人物还有事情要处理，他逃命的概率似乎很小了。从希特勒自杀到苏军到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太短，很难逃到邓尼茨那里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还能假借名义发号施令，至少可以进一步拿“卖国者”来报仇雪恨。
无论如何，柏林实在是保不住了。苏军几乎占领了整个城市，现在仅仅剩下总理府这弹丸之地了。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和鲍曼在4月30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谈到这一点。苏联人已经打到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阿道夫·希特勒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与心爱的女人结婚，然后共赴黄泉。
显然，希特勒的新娘爱娃·勃劳恩这一天都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厨一道进餐，也许这位女厨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2时30分，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200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弄这么多汽油是困难的，但肯普卡还是设法搞到大约180升，找了三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
为火葬收集汽油的工作还在进行时，希特勒用过了他最后的晚餐。他把爱娃·勃劳恩叫来，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觉得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六个年轻的孩子，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孩子们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希特勒和爱娃与大家告别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却没有声音。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的是毒药，毒发身亡。此刻时间是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10天，自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至此已整整12年零3个月。
接着就进行维金式火葬。地下室里静得可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地面上苏军的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和元首夫人的尸体抬了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两具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勤务兵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了汽油。随着一股焦味的飘散，第三帝国元首的幽灵也烟消云散了。
德意志第三帝国仅比它的元首多活了7天。1945年5月8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德国代表邓尼茨海军上将宣布无条件投降。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在平静中度过。在这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中，在一百多个战场、一千多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死亡人数为2 000万，波兰为580万，法国为60万，德国为800万，犹太人为570万。而那个自吹是“千秋帝国”的法西斯德国，在暮色中结束了生命。欧洲大陆重归和平。
希特勒，这个20世纪最大的专制恶魔和战争罪犯，被永远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阻拦。日军便向中国守军开枪，随之炮轰宛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同时，卢沟桥事变也是中国开辟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的开始。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将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率先在世界东方引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一带进行演习。紧接着，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 “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
日军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交涉。日方声称，日军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他们怀疑放枪者是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而中方以枪声非本国守军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日军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7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守军奋起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不仅威胁到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日军。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中提出了“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和“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的方针，并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作出了回应。
在日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从沿海到内地，从都市到乡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敌后根据地广泛建立，一场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展开。
中日军队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场重大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六十余万人，伤亡达十五余万人。
1937年，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的两人乘车闯入虹桥国民党军用飞机场，遭到国民党守卫士兵的阻拦，结果日军开枪打死了一名机场卫兵。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二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便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上海，派飞机在淞沪杭上空侦察。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事变。事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8月14日，日军开始总攻。15日，日本正式宣布组建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张治中率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此后，日军多次在长江口登陆，攻击中国守军左翼，随后逐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
9月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11月，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合围上海。中国守军被迫撤退，上海市区陷落。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此外，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也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方面先后投入师、旅、海军舰队等兵力达75万人以上。到战役结束，中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伤亡达十五余万人。
淞沪会战虽然以国民党战败而结束，但它证明了中国决不会向日本投降的民族精神，日本“三月亡华”的企图彻底破产，中国则下定决心，以更大的规模进行更持久的战斗。
中国军队平型关大捷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中国军队屡屡后撤，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而日军士气高涨。南口会战后，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规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自作主张向绥远（当时的塞北四省，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及内蒙古南部等地）发起追击，把战场扩大到山西。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展开机械化部队，发挥其优势，必然把锋芒指向大同。据此，他部署了大同会战计划，即置重兵于大同南北，坐等日军进攻。
9月上旬，东条纵队和伪蒙军沿平绥线直抵阳高城下。如果日军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一发不可收拾。至此，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虽多而无用，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阎锡山被迫立即着手部署平型关会战。
1937年8月28日，阎锡山把行营设于雁门关下的岭口村一所窑洞，并同周恩来会商，制订了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计划。
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边境，邻接灵丘县，西去雁门关115千米，南近河北平县界，地势险要。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预判日军进军路线及视察相关地形后，指挥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千米处设伏，并分出两部阻援，采取了“避强击弱”的战法。
9月24日，国民党的第6集团军送来“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以八个团兵力，西北出击，诱引日军第5师团主力从正面进攻，中国军队从两翼包围。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
由于平型关道路狭窄，当时又逢雨后路面泥泞，中国军队抓住战机猛烈进攻。日军用车辆辎重作掩体进行反击，派出一部分军队企图抢占公路西侧的“老爷庙”以掩护突围。不料中国军队迅速越过公路，抢先占领了“老爷庙”，与伏击部队两面攻击日军。被围日军向“老爷庙”反复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最终歼灭进入伏击圈的全部日军。
平型关战役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此次战役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却歼灭日军达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战车等数千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在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已经有了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日本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走上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物资供应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然而距离其最终目的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了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日本武装入侵东南亚
日本在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也不得不依靠暴力才能对其进行统治。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机构，日本成立了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各国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东南亚，日本让自己扮演了“亚洲人的解放者”的角色，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实际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着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被处死。“缅甸独立军”被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 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的系统。
在马来西亚，日本基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三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西亚人惨遭杀害。
在新加坡，日本于1942年2月进行的“大验证”中，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新加坡还被日本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军政中心。日军侵略者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大肆屠杀当地华人，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惨案，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 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做练刺杀的活靶子。
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血腥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为惩罚。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三部分：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一切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了2万人。
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摧残各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它较之于法西斯的恐怖专政似乎温和一些，其实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在泰国首都曼谷，日本于1943年开办了日本文化学院。为使它“不仅是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在泰国普及日语的机构”，日本政府不惜血本，拨款280万日元。日本还主张把泰国变成世界佛教的中心，并以沙拉武里为宗教中心。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联合改造成“国际宗教集团”，令该教奉日本天皇为最高领袖，为日本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到1943年底，开办的日语学校已有25所，在校学生数千人。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在荷属东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兰语和英语，甚至将历法也改为日本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建立宗教事务部。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恐怖统治外，还对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军每到一地立即无偿地占有该地区的财富、资源和劳动力。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将日本、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为“帝国资源圈”，将澳洲和印度等地划为“补给圈”，要求在15年内资源圈的年生产能力扩大到钢铁3 000万吨、煤2亿吨、铝60万吨、石油2 000万吨、船舶2 000万吨，力求在“大东亚”实现对上述物资以及粮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产自给。其实，这是日本在“共荣圈”内不择手段掠夺各国资源财富的计划。
日本在东南亚普遍建立“劳动营”，强迫东南亚各国人民去修建道路和军事战略工程。在菲律宾，日军驱赶成千上万名劳工去“工人营”服役，并且规定16~60岁者每周必须无偿为占领者劳动一天。日军强迫荷属东印度人民为日军筑路、修工事、伐木、装卸与运输货物，把20~50万的荷属东印度民夫送到缅甸、马来亚各地前线为日军筑路做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客死异国，到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仅有7万人。
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的一年间，日本强迫战俘及东南亚、中国等地劳工约40万人修筑泰缅铁路。该铁路全长约400千米，40万劳工和战俘在日军的刺刀和皮鞭下筑路，劳动强度非常大，供应却十分低劣，大部分人被摧残致死。等到铁路竣工时，各国四万多名战俘死亡1.2万人以上，劳工死亡约25万人。平均每修筑1千米铁路，就有650人死亡，每十米就埋着六个半死尸。这条泰缅铁路被后人称为“死亡之路”。
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掠夺，给被占领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共荣圈”内，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瘟疫流行，民不聊生。“共荣圈”非但未能共荣，反而成为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共穷圈”和“共亡圈”。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重大胜利，由民族英雄李宗仁、孙连仲、张自忠、仵德厚、田镇南、关麟征、池峰城、王铭章等抗日名将指挥。在此次战役中，日寇大量有生力量被消灭。
台儿庄位于山东枣庄南部，地处徐州东北30千米的大运河北岸，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西面毗邻南四湖，是徐州的门户，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夺取徐州、占领武汉的战略目标，调集军队分别由津浦线南段、北段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欲速取台儿庄以图徐州贯通津浦。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侦察到日军的战略意图后，立即实施台儿庄作战计划，在以台儿庄为重心的鲁南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3月22日，为保卫徐州，李宗仁在日军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之下，命令孙连仲部进驻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决战。台儿庄之战极其惨烈，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 500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4月3日，国民党军队指挥汤恩伯率军由东向西、孙桐萱率军由北向南，形成对台儿庄内外夹攻之势，发起全线进攻。随即台儿庄守军与外围部队齐头并进，日军大败。
1938年4月7日，由国民党著名将领李宗仁等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第五战区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战役持续半个月之余，共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我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抗战时期，缅甸战场是东南亚的主战场，又是中国和太平洋两大抗日主战场的结合点。中国军队曾两次进入缅甸对日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为支援英国军队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以及保卫中国西南补给线的安全，组建了出国作战部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远征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陷于欧洲战场，在远东地区极力保卫输出最多资源的殖民地——印度。对于中国，为保卫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极力争取与英国结成军事同盟。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同年12月23日，两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这标志着中英军事同盟的形成。
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后，开始入侵缅甸。日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占领了缅甸首都仰光。随后，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此时，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结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
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可以说，缅甸对于中英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也不想让中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就一再拖延和阻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直到1942年，日本展开进攻，英缅军溃败，中国远征军才入缅参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结果造成了缅甸保卫战的失利。
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3月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 500余千米，不仅取得了同古保卫战等多次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也给英缅军提供了多次有力的支援。
缅甸的失守虽然给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但是也为保卫印度保存了力量，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
1942年后，中国远征军改称为中国驻印军。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新38师以及胡康河谷的新22师近3 000人退入英属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的基本力量。
1943年，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订了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铺设输油管。中国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攻取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4年3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和第38师占领孟关，先消灭了日本最精锐的主力，然后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了缅北重镇孟拱。随后，新38师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密支那被攻克。
中国驻印军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后，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新1军、新6军分左右两路发动进攻，所向披靡，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随即南下，攻克腊戍后，与英军会师，至此缅北反攻战结束。
与此同时，日军在与菲律宾的战争中遭遇失败，不得不收缩战线，将兵力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
中缅印大战历时三年零三个月，中国远征军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飞虎队志愿援华
飞虎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成立的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用于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1937年7月初， 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抵达，考察中国空军。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
在飞虎队建立时，陈纳德将队伍编成了三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第二中队由杰克·纽柯克指挥；第三中队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10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13航空队，由陈纳德任少将。
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该航线全长800多千米，横跨喜马拉雅山脉，路线起伏如驼峰，因此得名。在“驼峰航线”上，中美双方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急需物资80万吨，人员3万余人。
第14航空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至抗日战争结束，第14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 600余架，击沉商船、军舰和内河船只共计万余只，击毙日军官兵6万余名。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纳德被迫辞职，飞虎队的大多数队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中美关系逐步改善后，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幸存的原飞虎队员也回到中国。
1942年7月4日，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这天，美国飞虎队在午夜12 时宣布解散。
除了美国“飞虎队”外，苏联飞虎队在抗战期间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也立下了不朽战功。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年10月，第一批苏联飞虎队先后到中国，分别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组成。
1938年2月，苏联飞虎队轰炸台湾。日军没有料到会遭空袭，因而毫无戒备。苏联飞虎队机群投下炸弹，霎时间，松山机场浓烟滚滚，机场上的几十架日机被炸，十几座油库和机库陷入一片火海，松山机场完全瘫痪。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中。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不能继续飞行。库里申科大队长因驾驶飞机突围而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打捞出他的轰炸机，发现了他的遗体。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中国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飞虎队也陆续回国。
广岛遭原子弹轰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以希特勒之死、纳粹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在亚洲战场上，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前景也黯淡起来。到1944年年中时，他们的本土诸岛已陆续遭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美国B－29轰炸机的狂轰滥炸。1944年底，美军在菲律宾登陆，第二年2月底，他们已迫使日本驻军投降。
对日本人打击更为沉重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三个师于1945年3月攻占了硫黄岛，在这场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三万人中有两万人死伤，日本兵死亡两万人，二百多人被俘。硫黄岛离日本本土只有350英里（约563千米），而冲绳岛也被占领，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做基地，昼夜不停地对日本人口拥挤的城市进行暴雨般的轰炸。
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的近十个月时间里，美军B－29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了32 000架次的轰炸，平均每天一百多架次，1945年8月6日这一天，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市上空扔下一颗原子弹，让日本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大灾难”。
1945年7月16日5时30分，美国制造的第一颗试验性的原子弹“瘦子”在新墨西哥爆炸成功。此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原子弹试验成功，非常高兴。对他来说，原子弹既是一种军事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日本，同时也是一种外交武器，可以用来抑制苏联。在8月2日从波茨坦回国途中，杜鲁门决定立即对日本投掷原子弹。
关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问题，美国朝野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物理学家西拉德首先提出反对。他说：“我期望的是美国先于德国拥有原子弹，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希特勒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已经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我们决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武器，因为它的杀伤力太大。”主持原子弹实验的科学家也说，即使不依靠原子弹，对日战争显然也即将结束。而他们需要考虑的是，原子弹在未来的文明中将意味着什么。
但是，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想尽早迫使日本投降，也想以此来抑制苏联。于是，他们决定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等四个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8时刚过，三架美军B－29轰炸机进入广岛上空。在这三架飞机中，有一架已经装上了一颗名叫“胖子”的五吨重的原子弹。9时14分，这架轰炸机上的自动装置被打开，1分钟后，原子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中。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顷刻之间，广岛市沦为一片火海。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十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多，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共死亡7.9万余人，负伤和失踪人数为5.1万人；全市76 000幢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50 000幢，严重毁坏的有22 000幢。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电台中向日本广播，他在电台讲话中宣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军重要基地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比20 000吨TNT炸药的威力还大。它的爆炸力相当于英国‘大满贯’爆炸力的2 000多倍，是世界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最大的炸弹。”杜鲁门还说：“如果他们（日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无条件投降），他们的毁灭将从天而降。”
杜鲁门发表讲话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组成了以原子能权威人士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赴广岛，证实美国确实投放了原子弹，于是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天皇。
但是，广岛的悲剧并未使日本当局醒悟过来，他们仍打算作垂死挣扎。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男孩”。结果，这座城市遭到了同广岛一样的破坏。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也在8月8日出兵对日作战，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日军全线崩溃。日本政府终于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投掷的原子弹对促使日本投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绝非决定性因素。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全力抗击下，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早已是注定了的，这点连美国战略轰炸团也在报告中予以承认。丘吉尔曾说：“如果认为原子弹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那将是一个错误。”由于原子弹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核武器和核战争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俯首签字。
日本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美国宪兵去抓捕他的时候，曾试图开枪自杀以逃避责任，但是子弹却没打中心脏，终于被抢救活了下来。不久，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他受到审判，被送上了绞刑台，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爱好和平的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的企图，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在战争中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献身的人们。
东京大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同年9月2日，日本天皇发表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世界的和平降临了。
为了惩罚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拉开了审判战犯的序幕。
1946年5月3日上午东京时间11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开庭前，全体法官一致宣誓：
“我们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秉公执行我们的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私爱。”
“静！”随着法庭内一声威严的喊声，全体肃然。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院长）、本次审判庭的庭长韦勃爵士率十国法官刚一露面，法庭内又一声高喊：“全体起立！”顿时，摄影机、照相机的闪光灯一片闪烁，法官们依次登上了审判台。
审判庭是按中、美、英、苏等国的次序排列的，坐在庭长韦勃左边的是中国大法官，坐在庭长右边的是前美国陆军军部少将检察长克莱麦尔法官，其他8位法官分别是：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派特立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法官扎里亚诺夫，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麦克杜格尔，法国一级检察官柏纳特，荷兰乌得勒支市法院法官、乌得勒支（市）大学教授洛林，新西兰最高法院法官诺斯克洛夫特，印度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大学教授帕尔，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加拉尼拉。
法庭内除了上述11名法官外，还有相关国家的11名检察官和庞大的律师辩护团。
法庭内气氛庄严。随着“带被告”一声传号，在法庭上的人，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员、翻译人员，还是旁听者，其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被告身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的披着和服，有的穿着军装，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强作镇静又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各自的被告席。
甲级战犯，又称A级战犯，是指犯有共谋侵略他国，以战争破坏或威胁世界和平，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违反人道等行为的战争罪犯。甲级战犯大多是握有重权的战争狂人。日本战败投降后，到1945年12月中旬，被盟军最高统帅部指定的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共有110名之多，其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战犯受到了公开审判。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桥本欣五郎、俊六、梅津美治郎、荒木贞夫、平诏淇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宜、小矶国昭、松冈详右、永野修身、南次郎、武藤章、大以周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重光葵、白鸟敏夫、东乡茂德、铃木贞一。前八人都是侵略中国的元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如东条英机接任首相的当天，就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公然宣布：侵占整个中国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既定之国策”。土肥原贤二是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松井石根1937年任日本侵略上海之派遣军司令官，曾先后指挥侵略上海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梅津美治郎是分割中国华北的《何梅协定》的制订者。坂垣征四郎则是“平型关大战”和“台儿庄大战”的日军指挥官……
审判开始了，检察长美国人季南首先起诉，他说：“根据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本法庭的宪章，经由下面署名的、代表其各自政府参加对首要战犯进行侦查和起诉的全权代表，现在对上述全体人犯，就下列所指范围，即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就参与实现经法庭宪章加以定义的各种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提起控诉……”
紧接着，各国检察官开展分阶段举证。
首先是中国阶段的举证。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列举了大量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直接的物质损失难以计数，约有二千多万中国同胞惨死在侵略者的刀枪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他们砍头、劈脑、切腹、水溺、火烧、挖心、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令人震惊……
在国际法庭调查期间，许多中国证人以亲身经历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任长德用身上的刀伤证实了他所亲眼见到的日军用四挺重机枪扫射二千多名中国难民的暴行，他的回忆使法庭官员和旁听者都深为震动。对“南京大屠杀”最后的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计算在内。”实际上，总数达30万之多。中国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的日本傀儡溥仪也被传唤到庭，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
但是在铁证面前，这些一贯狡猾、阴险毒辣的战争狂人，在口供中仍竭力抵赖，掩盖事实，试图混淆视听。尽管如此，审判基本上还是在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法庭出示了4 336件文件证据，先后共有109名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前后历时31个月，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审判期之所以拖得这么长，一是案情本身庞大复杂；二是被告百般抵赖，不配合法庭；三是语言翻译困难；更重要的则是辩护律师故意节外生枝、拖延时间。每一位被告都有美日律师各一名，他们十分嚣张，究其原因，一则是当时美苏两国为柏林封锁危机而对峙，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被告和律师当时都抱有幻想，以为一旦国际阵营发生变化，日本势必能得到美国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是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的“国家律师制”，使律师在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故此，战胜国美国的律师有恃无恐，东拖西扯，不着边际地询问证人，使得证人无法向法庭正常提供证言，一直到1948年11月4日法庭才开始宣判。判决书长达1 800页，庭长宣读了8天才结束。28名被告中，有三人生病，另有三人或因精神病或因死亡而未出庭，因此只有22名被告默坐在被告席上，听取韦勃大法官宣读判决书。
1948年11月12日下午1时30分，法庭宣告判决结果。
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绞刑处死。
判处荒木贞夫、桥木欣五郎、俊六、平诏淇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宜、佐藤贤了、铃木贞一、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16人无期徒刑。
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徒刑12年。
判处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
松冈详右和永野修身在审判期间死亡，因而“免予起诉”，大以周明因精神病而中止审判。
判决书正式宣告后，战犯们仍旧贼心不死，企图抓住救命稻草，在辩护律师授意下，正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遭驳回。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在日本巢鸭监狱被绞刑处死，行刑过程仅用了35分钟。盟军总部对这次行刑发表了如下公告：
“在开始绞刑前20分钟，四个被处死的日本战犯由卫队保护自监狱中引入一层楼上附设的秘密的小佛堂中，由和尚（为他们）作最后的祈祷后，即在保护下（走入刑室）走至刑台上。在各战犯走入刑室时，一一验明正身。刑室的入口处在证人席的前面，证人在战犯进入之前莅临。各战犯验明正身后，即步上13级刑台，面对着各证人。各战犯站在刑台之上，即被蒙上黑罩，接着又被套上绳子。总行刑向监刑官敬礼及报告执行死刑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号执行。此时为午夜12时1分30秒，也就是各战犯进入刑室后1分钟。土肥原贤二于12 时7分30秒死去，东条英机于12时10分 30秒死去，武藤章于12时11分30秒死去，松井于12时13分死去。第二批于12时15分进入刑场，一切程序如前，在12时26分执行。坂垣于12时32分30秒死去，广田于12时34分30秒死去，木村于12时35分死去。”
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这些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严惩。
东京大审判绝非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简单报复，更不同于私人间的复仇，它是正义的人民对邪恶的法西斯的审判，是世界爱好和平者对战争狂人的回击，是一次正义的审判。东京大审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联合国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爱好和平的人士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和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维护世界和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为协调各个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政策和行动，在苏联支持下，共同草拟了一个各国应该遵守的宣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参战国在美国白宫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该宣言宣布：“各签字国保证运用本国的全部军事、经济及其他资源的力量与法西斯国家作战到底，各签字国互相援助，不得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当时，《联合国家宣言》虽是战时针对法西斯国家的，但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3年10月19日到30日期间，美、英、苏三国外长以及一些高级参谋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期间，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四国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基本想法和原则，即“他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大小，均可加入为成员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中、苏、美、英也就成了建立联合国的发起国。
1944年8月到10月期间，中苏美英四国代表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根据莫斯科宣言的精神，讨论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会议建议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家”，对这一组织的机构，建议：一、建立全体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国代表组成；二、设立安全理事会，由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大会选出的六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三、秘书处为联合国的常设机构，秘书长为秘书处的领导人；四、国际法院为联合国司法机构。
1945年2月，在苏联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权问题上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在常任理事国表决时，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该表决就是无效的建议。会后，三方约定同年4月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国家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国事宜。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大厅开幕，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大会历时两个月，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6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在印有中、俄、英、法、西五种文字的宪章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首先签字。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宪章日”，简称“联合国日”。
建立联合国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联合国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联合国的第一个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队”。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个理事会制订了种种计划，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1岁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天，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依然做得十分成功。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联合国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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